入乎歷史、出乎社群：讀《在傳播的迷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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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廣播與電視‧ 民97年12月. 第二十九期. 頁165-168. 入乎歷史、出乎社群：讀《在傳播的迷霧中》唐士哲*. 書. 名：在傳播的迷霧中：二二八事件的媒體印象與社會記憶. 作. 者：夏春祥. 出版日期：2007 年出版社：韋伯文化. 就當社會中的各種力量醞釀出民族的狂熱現身與保持距離之間，大眾傳媒的新聞論述是有選擇拒絕的空間，以確保「旁觀者」對整體社會的永恆意義（p. 304）。夏春祥的近作《在傳播的迷霧中》，可說是對後二二八的社會記憶建構的一次總體檢。對於一個近年來被圖騰化，甚至被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結綁架的政治事件，夏在這本書中以「傳播事件」的角度將其再顯影，意在呈現不同的歷史時期中，二二八事件不同的意義脈絡，並藉此思索事件意義的關鍵承載者──新聞媒體報導的公共論述角色。一如本書在開頭所標榜的，作者書寫的立場是從「後二二八」出發的，有著歷史視野的傳播研究。作者意圖彰顯的，不是二二八的事實，而是與事實的詮釋有關的權力問題（pp. 48-50）。拋開傳統歷史書寫的單線敘事，作者顯然更關注二二八. *. 作者唐士哲為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副教授，e-mail: [email protected]。 ‧165‧.

(2) ‧廣播與電視‧. 第二十九期. 民97年12月. 事件「為何成史」以及「如何成史」的問題。因此整本書的佈局也著重後設拆解：將構成事件事實的史料與社會脈絡分開處理，並且將「歷史真相」視為多種詮釋交互衝突、協調下的產物。由此，歷史書寫有一較為開放的格局，一如作者引用印裔美籍的中國史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多樣歷史」（bifurcated history）概念，強調歷史的可選擇性，也就是歷史應該尊重多元、動態與爭議性的多種聲音。書中接著以三條主軸鋪陳二二八事件作為歷史∕傳播事件的特殊性：第一條主軸（第三章）可說是傳統史籍的主軸。作者在此檢視了二二八事件的多種歷史研究，包括不同時期的官方調查報告、回憶錄，以及學者研究等。在眾多二二八的歷史研究中，作者著重以時間與空間的維度來檢視這些文獻。除了主張應該對二二八事件涵蓋的時間範圍有所釐清外，也藉由文獻檢視，比較了不同社會空間裡，對於二二八事件詮釋的不同史觀。這一條主軸大致以後設分析的語調，由文獻檢視比較中導引出歷史事實與詮釋間必然的距離。第二條主軸則是以新聞為史的主軸，這部份涵蓋了書的第四、五、六章。作者以「媒體事件」為出發點，分別呈現了新聞報導裡，二二八事件的議題生命史、社會記憶，以及將議題奇觀化的媒體再現的策略。這一部份的各章中，作者以議題報導的四個歷史分期（議題出現、議題沒落、議題復興，以及議題翻轉）為架構，剖析各個歷史階段中，二二八事件的媒體印象建構。這一部份的討論，可以視為作者「以傳播寫史」的嘗試。作者以口語傳播的分析取徑，在各個時期不同的新聞文本片斷中，探索有關二二八的集體社會記憶，如何在不同歷史時期中被傳播媒體呈現。第三條主軸則是探索二二八新聞論述的社會公共性意涵，這一部份也是我認為書中值得再細推敲的部份。在第七章裡，夏探討了在後二二八時期裡，新聞媒體的「專業主義」在面對已逐漸中立化的二二八記憶，所扮演以及「應該」扮演的角色。就作者的觀察，二二八議題在一九九○年代後，較頻繁地為台灣的主流媒體所報導。但是，議題的反轉並非導因於當時的大報勇於衝撞禁忌的政治膽識，而是在二二八已經形成一種打破社會禁忌的言論氛圍後，傳播媒體因經濟因素使然，繼而建構的「應景論述」（pp. 313-316）。它的好處是事件透過新聞報導，逐漸褪掉長期禁忌下的污名外衣；然而更需進一步檢視的，卻是媒體大量的人情故事報導後， ‧166‧.

(3) 入乎歷史、出乎社群：讀《在傳播的迷霧中》. 二二八議題逐漸世俗化的問題。對作者而言，這種世俗化的結果，並無助於二二八歷史意義的深化。甚且，它在傳播媒體中發展成為優勢的敘事模式後，變成特定政治勢力藉由軟性的操控，進而收編市民社會價值的假公共議題。這也凸顯了傳播事件作為歷史建構過程中，媒體機構如何善盡其公共領域的角色。如果說，新聞媒體對於二二八歷史的再現，結果是抑制了多元聲音，甚至成為詮釋的霸權，則新聞的大眾性不僅沒有釋放多元的歷史詮釋可能，反而可能淪為特定政經勢力的奴僕。就這點，作者也討論了新聞媒介在建構公共論述過程中，與權勢階級間該有的距離問題。如何維持新聞機構與政經結構間的距離，維護旁觀者的自主性，對作者而言，不僅是在媒介經營權上限縮商業媒體發展；如何在既有商業媒體的環境下，建立新聞機構內的專業機制，使其超脫消極被動的客觀，達到具包容多元主觀聲音的專業意識，至關重要。本書對於歷史的立場，在「真實」與「詮釋」之間，頗有一些論證上的轉折。當代的歷史研究，受到詮釋學與後現代思潮的影響，多將史實性視為一個內在論述（intra-discursive）的產物，也就是說，「真正的過去」並不可及，而歷史書寫能處理的，僅是將「歷史的過去」以現在特定的修辭方式予以重構，因之，歷史書寫有了虛構的特質。這個出發點，顯然在歷史研究中保留了一個傳播文本能擅場的空間。當歷史研究退去嚴謹的科學外衣後，歷史的內容能夠更廣泛地包括常民社群的種種敘事，而新聞與社群生活的親密性，往往使其成為產生多樣歷史意義的素材。雖說作者藉由詮釋史觀帶出傳播文本對歷史研究的重要性，但在關鍵論點上，作者顯然並未對詮釋史觀完全買帳。一如作者在問題意識中仍舊關切二二八的真實為何，並且也關切二二八史料是否被過度詮釋，「真正的過去」在書中仍是一個可及的標的，但達到的方式並非精進探究歷史事實的技巧，而在於保障獨立論辯權力得以行使的社會空間。作者期待的是啟蒙而來的理性個人，可以在不同領域裡建立起組織性的群體來保障獨立權力的行使。「獨立權力應該是思考而非立場」（p. 168）。至於理性個人如何超越環境限制，以及思考與思辯的嚴謹性如何超脫詮釋與權力陷阱，則在書中較少著墨。本書有對歷史批判的態度，也有對傳播媒體的期待，書寫的策略可說是新聞作史的兩面刃：如果說歷史書寫是千秋志業，筆重如山，而新聞報導是信手拈來的輕薄訊息，過目即忘，則本書提出的傳播史格局，顯然在試探並促使兩條看似平行的 ‧167‧.

(4) ‧廣播與電視‧. 第二十九期. 民97年12月. 線能夠交會。作者一方面希望由新聞中析瀝出多種聲音並存的歷史格局，戳破單線歷史的偉岸，將二二八事件史的風貌世俗化；另一方面也由歷史的進程看傳播媒體，藉媒體機構在各個歷史分期與社經脈絡的互動關係，點醒新聞專業的歷史責任。二二八事件可以是創傷的沈重包袱，也可以是開展更多深化的民主論述的文化資產，孰好孰壞顯然取決於對二二八事件歷史的當代認知。顯然驅散歷史迷霧之道，在於抗拒歷史書寫中詮釋的權力支配誘惑，並悉心傾聽不同意見的寬容心態。.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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