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社會中主權國家的角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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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社會中主權國家的角色發展

謝豫立何錦昌

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研究所摘要在資訊社會已隱然成形的廿一世紀裡，資訊技術革命與全球化經濟整合究竟會給主權國家帶來什麼樣的衝擊與挑戰？主權國家是否仍能在全球化知識經濟與國際勞動分工體系中扮演主要的合法權力行使的政治決策角色？本研究針對世界銀行之統計數據進行次級資料分析。研究發現在全球化經濟趨勢中，主權國家之政治能力未曾嚴重衰退，但會因其發展程度不同而在賦稅結構上有所差異，同時也會傾向不同的方式展現其社會福利能力。先進國家的稅基主要來自於社會個人財富，而以社會安全捐的型態展現其承擔社會風險的能力；至於發展中國家則是國際貿易稅收為其賦稅結構中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它們也大多以擴張公共部門的方式來展現其保障社會安全的能力。 關鍵字：資訊社會、全球化、主權國家、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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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資訊技術革命與經濟全球化可說是在九十年代以後最常被闡論與觀察得見的時代特徵。誠然，若從社會發展的歷史軌跡來看，雖然人類文明活動並非時至今日方拓展至全球規模下運作，但現今的經濟生產模式與社會生活型態的確有別於百年以來的傳統工業化社會。由於資訊科技的急速發展、網際網路的日益普及，促使並助長經濟活動能夠在全球規模之下即時運作與整合，生產過程因而迥異於以往，同時使得商品、服務、資金、人員、資訊乃至於道德規範及行為模式等均得以跨國界流動和交互作用（Rosenau，1997）。論者並認為在此影響深遠的變遷過程中已形成一種新資訊技術經濟範型（informational technoecomonic paradigm）（Castells，1996；Henten，1999），這也正是資訊社會中的主要生產方式。由於此一資訊技術經濟範型的轉移，不僅造成經濟活動以及勞動工作型態產生結構性的變化，同時也帶來更嚴重的環保、生態及犯罪等全球性社會問題，造成了新型態的社會風險。主權國家一方面必須面對來自國際組織或其他國家在處理全球性社會問題時的決策干預，同時也逐漸失去其管控金融活動以及徵收稅賦的能力；另一方面更直接面對社會成本惡性競爭循環的衝擊，進而愈來愈難以實現為人民提供社會福利的承諾（Castells，1997）。主權國家的權力不斷受到侵蝕及干預，因而再次形成一種結構性及合法性的挑戰（Rosanvallon ，1995； Esping-Andersen，1999；Giddens，1998）。然而，亦有論者指出目前所見之資訊技術革命乃至於經濟活動全球整合的發展趨勢，其實反倒像是國際政治力量居間運作形塑而成。而且面對全球化經濟所帶來的衝擊時更促使主權國家必須採取更積極的作為（Weiss，1998；Turner& Corbacho，2000）。也就是說，主權國家不但仍能保有其合法性地位，還可能更加的強盛，以能有效消弭因資訊社會中所產生的新型態社會風險（Rodrik，2000）。因此在廿一世紀的資訊社會裡，究竟全球化經濟會給主權國家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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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什麼樣的衝擊？主權國家是否仍為主要的合法權力行使的角色？是否有能力一方面在全球化知識經濟與國際勞動分工體系中蓄積經濟競爭力，一方面能同時排除隨之而日益倍增的社會風險，繼續扮演提供個人生存保障的社會安全角色？便成為非常值得深究的議題。本文試圖就九十年代全球各國的政治經濟發展情勢進行分析，探討全球化與資訊科技革命的社會變遷對主權國家的衝擊。

貳、文獻回顧

綜觀當代有關資訊社會變遷的論述，儘管各方採取的立場有所不同，對於資訊技術革命及全球化經濟活動對於主權國家的影響與衝突來看，這些不同的論述上大致可分成兩種互相對立的觀點：一方指稱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之下，主權國家其政治角色將逐漸衰弱式微，另一方則指稱為了因應經濟全球化所帶來的社會風險和競爭壓力，主權國家在未來的發展舞台上，仍將扮演相當重要且關鍵的政治角色。 一、資訊社會中的主權國家終將衰弱式微？ （一）資訊社會之經濟層面影響力 從經濟層面而論，由於在全球化資訊經濟體系裡，資本的積累不再限於單一國家領土內的勞動生產，生產過程的全球化使得資本隨市場競爭機制流動。國家、資本與勞工之間的關係也已改變。Castells 即指出在資訊技術經濟範型的轉移過程中，將會出現工作的個人化（ individualization of work）與社會的片段化（fragmentation of society ）的情形；Esping-Andersen（1990；1999）亦指出資訊社會中這種以服務產業為主的就業結構，其實已經產生如「成本弊病」（cost-disease ）及生產力差距（productivity gap）等兩難困境。就先進OECD國家來看，一方面飽受失業問題困擾，1998 年OECD國家平均失業率仍達 6.7%，長期失業人口之比例亦居高不下，目前佔總失業人口比例已達 33.3%（OECD，2000）；另一方面社會貧富差距自八Ｏ年代以後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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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逐漸擴大1_{，這些社會極化排除的現象，對於主權國家來說仍然}

是種嚴峻的挑戰。

首先由於勞動力就業的結構性問題係肇因於各國勞動成本的差異，而這又可能是取決各國社會福利制度的歧異，使得國家相對競爭力竟然可能是來自於較低的勞工社會福利成本。在這種 Castells（1997 ）所指稱的「社會成本的惡性競爭循環」（downward spiral of social costs competition）影響下，國家與人民的社會契約也就可能愈來愈難以實現。其次，在全球化經濟體系中，由於競爭力（competitiveness ）與獲利力（profitability）成為影響技術革新與經濟活動的決定性要素（Castells，1996）。因此，國家應當把焦點集中於提昇自身的全球競爭力與相對的技術優勢；促進轄內生產要素的品質提昇。國家具備相對的全球競爭力，才能使轄內的商業公司能夠在全球版圖內，拓展其市場，以追求更大的獲利能力表現，以彌補勞工所面臨的結構性就業困境所造成的經濟發展隱憂。主權國家應該成為因應全球化市場的輔佐性角色，為維持國家的競爭力而採取解除市場管制、公共服務民營化等施政作為（Dominelli & Hoogvelt，1996）。即便如發展程度最為落後的非洲第四世界國家，亦可發現出口導向的貿易政策能為他們帶來些許競爭優勢，而能帶動國內的經濟發展（Onafowora & Owoye ，1998）。 （二）資訊社會之政治層面影響力 再就政治層面來看，Sassen（1995）指出，由於資訊科技的急速發展使得地理空間與國界疆域的限制日趨模糊，這樣的跨國性經濟活動空間其實和過去由地理疆界構成的實際空間及政治活動空間是有所差異的。因此，當一國領域內的經濟活動也已與全球各地構連且互 1

根據聯合國大學（United Nation University）所建立的世界收入不平等資料庫（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set，WIID）之資料顯示，雖然OECD國家於 1995 年的Gini指數確實仍較 1960 年代時要低，但自 1980 年以來OECD國家的Gini指數表現卻也正在逐漸上昇當中。亦即儘管 1995 年時OECD國家內的社會貧富差距仍可能比 1960 年時來得稍微輕微，但自 80 年代後的貧富差距擴大趨勢卻更不容忽視。（www.wider.unu.edu/wiid/wii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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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程度日益加深之時，主權國家的政治決策地位也就深受全球化的影響而產生改變，與過去的形態也大相逕庭。的確，在 WTO 等國際性或是區域性經濟組織的影響下，各國對於國際貿易金融活動也逐漸自由開放及去管制化，以使資本以及商品能夠更迅速的流通於世界各地，主權國家逐漸失去其管控經濟發展、金融活動以及針對跨國企業或是轄內商業公司徵收稅賦的能力，同時也由於稅基的流失而形成財政負擔與執政能力的衰弱。另外不可諱言地，目前有越來越多的環保問題以及國際組織犯罪等社會問題不斷發生，且其影響與衝擊也是不分國界的。很明顯地，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置身於臭氧層破洞、溫室效應以及毒品流竄等問題外，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獨力解決這些全球性的問題。因此，相關的國際性或區域性的政治性組織以及非營利組織對於個別國家的影響力也就逐漸升高，以期共同合作處理全球性的問題。 Rosenau（1997）更指出，相對於日益彰顯的全球化影響力量而言，另一方面的在地與本土影響力量其實是與全球化的驅力同時並存的，二股影響力量的互動可能是抗衡的關係、也可能是協調的關係。而在這樣的互動關係所形成的權力騷動（turbulence）場域內，權力中心遂日趨多元，不再僅以國家為中心。Leibfried（2000）在論述歐盟與歐洲各國目前對於經濟全球化之回應時也強調，由於全球化引發了諸多超越國界的社會問題，相對應的歐洲區域層次的社會福利思考將會逐漸成形，歐盟作為區域整合的力量也就會逐漸增強，儘管就歐洲各個單獨的國家而言，其社會政策似乎不會退縮反而會更加強盛，但事實上其政治決策過程已由單元模式轉變成一個多層次的決策系統。 Giddens（1998）也認為在資訊社會裡，主權國家並非唯一的社會行動者，所以國家的角色亦無須像傳統社會主義般必須負起所有的社會責任。而是透過與公民組織（civil organization）的共同合作，國家可以與市民社會共同分擔福利提供之責任，並能疏解廿一世紀所面臨的社會極化危機。透過與國際間其它目標宗旨相似的社會運動團體的互動連繫，在地的社會運動者也就能夠獲得更多的資源以影響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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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決策，來自市民社會的政治影響力也會因而日益增加。總而言之，無論是來自於新自由主義的意識型態或是來自社會極化現象的挑戰，泰半認為國家在資訊時代中的政治決策能力會深受全球化經濟的影響而大幅鬆動，國家必須與來自於全球性組織、跨國企業及在地本土的各方社會力量，共同競逐其政治權力之合法性。 二、主權國家在資訊社會中仍將舉足輕重？ 反過來說，亦有相當多的學者在論述主權國家與全球化經濟活動的衝突時，並不認為主權國家會一蹶不振，更有學者指出當代的全球化經濟整合趨勢其背後主要的推手，並非來自於資訊技術經濟範型的轉移，事實上是受到政治力量的主導的發展結果。質言之，Harvey （2000）便指稱由於資訊、傳播、通訊及運輸等技術革命所造就的經濟全球化，可以說是一種有限度的質變（a limited qualitative shift）。就資本積累的運作邏輯而言，全球化事實上與過去所謂的國際化在本質上並沒有太大的差異，早在十八世紀的殖民主義時期便已經可以觀察得到國際經濟活動的規模及其深刻的影響力。而且更重要的是， Harvey（2000）認為目前所謂的全球化實際是一種貫時連續的社會變遷，並且一直以來都受到複雜的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而形成是一種不平均的地理區域發展過程（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意即全球化實際上受到西方先進國家的強大政治力量所推動，開發中國家同時也在合縱連橫的地緣政治考量之下配合發展，再加上各重要國際組織的積極唱和所致，並非僅僅全然因為生產模式的改變以及經濟活動的擴張所造成的。 Amin（2000）也指出形塑當今全球化樣貌的其實是眾多政治、經濟及社會力量激盪的結果，其具體表現在五項社會發展因素的獨佔上：科技的獨佔、世界金融控制權的獨佔、天然資源的獨佔、傳播媒體的獨佔以及毀滅性武器的獨佔。正是因為透過這五項社會發展因素的獨佔，使得居於核心地位的先進國家對於邊陲國家能擁有強大的政治力量去推銷此一包含新自由主義觀點的經濟全球化。儘管新自由主義觀的全球化希望能夠藉由解除主權國家的政治干預力量，以建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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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全球性的自由經濟市場，但吊詭的是全球化所帶來社會極化問題卻也同時令人感到不安，使得主權國家的社會安全保障功能反而在資訊社會中愈形重要。Rodrik（1998）在其研究中便發現，對於個別國家而言，經濟自由開放程度愈高，政府規模及能力反而愈形強大。他認為這其實正是代表主權國家為了因應經濟全球化所帶來的外部風險的結果。的確，在全球化經濟之整合發展趨勢下，對於在地的政府而言，如何提昇全球競爭力，而讓領域內的生產條件能夠符合全球性資本投資的要求，似乎是其首要之務。但是若從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發展經驗來看，主權國家並不是只能夠被動地因應並退居次要地位（Weiss ，1998）。Turner&Corbacho（2000）也同樣認為在資訊社會裡，主權國家作為社會貧窮的對抗者仍有其合法性地位，面對全球化經濟時仍有其積極作為的空間。這樣的積極性也正意味著主權國家的角色地位並不會就此衰弱不振，反而是必須提昇其應變能力，並且轉而扮演一種促進者（catlytic state）或是推手的角色（Weiss，1998；Clarke & Gaile ，1999），方能消弭境內人民所遭遇到的社會極化問題。換言之，主權國家其決策權力的展現並不在於傳統的財富重分配與社會服務能力，而是具體地展現在協調整合國內資源以因應經濟風險及政治壓力的轉型應變能力之上。亦即國家必須能夠策略性地在面對國際性、區域性以及在地本土等各方影響力量之間仲介斡旋，以提升領域內的經濟社會條件，以「創造財富」的積極思考來因應為新型態的社會風險。Weiss（1998）並進一步指出這種轉型應變能力的運作機制：一方面「向上」透過與區域性及國際性組織策略協商、另一方面「向下」透過與國內企業或組織等私部門的聯盟合作而能重新建構其合法性主權。總之，在資訊社會及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之下，主權國家應該仍有其重要的存在價值。唯國家必須面對來自全球性、區域性的或是在地本土的經濟、政治、市民社會等不同性質的行動者對於國家的政治決策的影響及挑戰，以有效因應此一發展趨勢所帶來的社會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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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問題

首先，綜觀前述各項有關資訊技術範型的轉移對於主權國家造成政治衝擊的分析與批評，吾人可以發現當新自由主義論者宣稱主權國家必須放棄某種程度上的政治自主能力，方能有效整合進入一全球化的經濟運作體系，進而促進其領域內的經濟發展的同時，另一方面亦可發現國家領域內的經濟發展現況，實際上多半是由於其政府在政治決策上的積極因應，進而能在全球市場內獲得相對競爭優勢所致。本研究將進一步探究經濟全球化趨勢對於主權國家的影響，並試圖釐清，主權國家的政治角色在資訊社會中究竟會逐漸式微，還是反趨重要？社會安全的保障可謂當代主權國家的重要合法性來源之一，不同發展程度的國家在此方面之政治力量的展現與策略是否也會有所不同？

肆、研究方法

一、資料來源 首先，本研究採用次級資料研究法，並以世界銀行（World Bank ）的世界發展報告2_{所提供的調查數據做為研究分析資料。由於全球} 性統計資料的收集限制，九十年代中各別年度之調查數據的均有相當程度之遺漏。在描述性分析部分，有效的本研究受限於研究資料的不足，無法進行完整的歷時性分析。因此本研究選取 1992 年與 1998 年 之調查數據做為實際之研究分析資料。 二、變項定義 首先本研究針對地理區位及經濟發展程度的概念，將全球各國重新歸納成為十四類發展區位3 2

World Bank (2000)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World Bank (1999)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0. 3

依據聯合國對於發展程度，將全世界分成四類，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低度開發國家與經濟轉型國家。配合聯合國對於全球地理區域的分類：非洲區域、美洲區域、歐洲區域、地中海東岸區域、東南亞區域與環太平洋區域。消去不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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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中國家、西歐-先進開發國家、北歐-先進開發國家、中歐東歐-經濟轉型國家、中亞-蘇俄解體國家、中東半島國家、亞太-先進開發國家、亞太-準已開發國家、亞太-開發中國家、亞太-其餘國家、北非 -開發中國家、南非-開發中國家、中非東非-低度開發國家。以便能夠更細緻地分析不同地理發展區位上的主權國家其經濟發展程度的差異。再者，就 Rodrik（1998）之研究發現指出，在貿易開放程度愈高的國家中，其政府規模反而愈形龐大，無論是就租稅收入或是公共支出二方面來觀察均是如此，其原因在於政府試圖降低貿易開放所帶來的外部風險有關。具體而言，其研究變項是以一國進出口貿易總值佔國內生產毛額（The Share of Trade in GDP）之比例來代表一國的經濟開放程度，其次再以一國貿易出口價值與進口價值的比例、貿易成長率和出口商品種類的集中程度等三者做為外部風險指標，同時以政府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例（The share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來代表政府規模，並據以進行分析。本研究在研究變項設計上，主要參考 Rodrik 之研究設計，同樣選取與經濟開放程度及政府規模相關之研究變項並界定其意義。以下分別敘述之。

首先，就全球化經濟的開放程度而言，本研究參考 Rodrik（1998 ）之研究，以「商品及勞務貿易總值佔國內生產毛額比例」（The Share of Trade on goods and services in GDP）做為研究變項。然而除了國際貿易活動之外，其它如資金流動等各項於全球體系內交互作用的重要經濟活動亦應予以探討。因此，本研究另外再加入一個「境外直接投資總額佔國內生產毛額比例」（The Share of Gros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GDP）的研究變項，以期能更精確地反映出全球化經濟的開放程度以及受到全球化經濟影響的程度。

其次，由於世界銀行在國家賦稅結構方面等相關資料較為齊全，因此本研究以「賦稅收入佔國內生產毛額比例」（The Share of Tax Revenue in GDP）來代表政府能力規模；同時亦用「國際貿易稅收佔

在的分類後，同時考量發展與地理因素，將全世界分為 14 個發展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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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稅收入比例」（The Share of Taxe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urrent Revenue）4來區分國家的稅賦結構。換言之，國際貿易稅收佔賦稅收入比例高的國家，其稅基則較為倚賴其境內之國際貿易活動，反之則是租稅結構會以個人企業所得稅、營業消費稅等其它稅賦為主，對於貿易活動之依賴程度相對也較低。再者，本研究以「社會安全捐佔賦稅收入比例」（The Share of Social Security Taxes in Current Revenue）以及「人事薪資佔政府支出比例」（ The Share of Wages and Salaries in Tot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二個變項分別代表不同的社會福利服務模式，亦即不同的國家福利能力之展現方式。前者代表政府是以向人民課徵稅賦的方式來照顧人民自己之福利需求，後者則是依靠政府部門本身的人事擴張以提高服務能量；或是採取擴大內需的方式而創造更多公部門的就業機會，進而剌激經濟發展，因應全球化整合趨勢。綜上所述，本研究之研究分析變項可整理如表 1。 三、研究分析 本研究首先就不同發展區位國家的全球化程度與政府賦稅結構現況進行描述性分析；其次透過線性迴歸模型分析，檢證並全球化程度與政府賦稅結構、社會福利因應方式等三者彼此之間可能的因果關係。

4_{世界銀行針對國家收入結構相關統計指標共分六類：(I)Tax on income, profit and}

capital gains（個人收入所得稅、土地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等）、(II)Social security taxes（與社會安全相關的保險及稅捐等專用稅捐）、(III)Tax on good and services （國內商品及勞務之營業稅）、(IV)Tax on international trade（關稅等國際貿易活動稅收）和(V)Other taxes and (VI) non tax revenues（其它稅收與罰鍰等收入）。在此六項收入結構指標中，首先由於世界銀行將個人所得、企業所得以及其它資本收益之稅合併統計，因此無法有效分析賦稅結構的變化，以印證有關對於企業課徵稅賦能力下降之假設，但仍可從國際貿易稅收之比例去分析全球化經濟的影響。再者，由於社會安全捐係專用性質，並且也不如其它五項收入般，係世界各國普遍之課稅方式，故本研究在分析上將其定義為不同之社會福利展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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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發現與分析

一、各國之經濟全球化整合程度、稅收規模及社會福利能力展現之現況 （一）經濟全球化整合程度分析 如表 2 所示，若就商品及勞務貿易總值佔國內生產毛額比例來看世界各國的經濟全球化整合程度，我們可以發現無論是在 1992 年或是 1998 年，商品及勞務貿易總值佔國內生產毛額比例最高的國家均是亞太地區準已開發國家，亦即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其平均值分別為 92 年之 208.90%和 98 年之 185.92%。其次則為亞太開發中國家與中歐東歐經濟轉型國家，1998 年之次高者為亞太開發中國家（ 130.38%），第三高者則是中、東歐經濟轉型國家，平均值為 92.94% 。唯二者的排序恰與 92 年相反。同樣於 1992 及 1998 年間，第四高者均為中非東非低度開發國家（73.95%與 74.73%）。另外在 1992 年至 1998 年間，在貿易總值佔國內生產毛額比例的成長率表現上，亞太開發中國家（50%）、南非開發中國家（30%）與亞太其餘國家（26% ）以及拉丁美洲開發中國家（15%）的貿易成長則是可以媲美北美（ 37%）、北歐（21%）與西歐（15%）等先進開發國家。就貿易活動的發展變化來看，除了北非開發中國家及亞太準已開發國家之貿易活動小幅衰退外，全球各地的貿易活動可說都在成長。其中亞太準已開發國家之衰退可能是因金融風暴所致，但其貿易活動的產值仍遠高於其它先進國家。就先進國家來說，儘管貿易活動持續成長，但相較之下其佔國內生產毛額總值則普遍較低。因此，我們的確可以發現，經濟發展程度較為落後的國家對於國際貿易活動的依賴程度是比較高的，而先進國家其經濟發展對於貿易活動的依賴則是日漸降低。若再就 1998 年的境外直接投資總額佔國內生產毛額比例來觀察，境外直接投資一直以來均較集中於北歐先進開發（15.68%）、西歐先進開發（7.68%）、亞太先進開發（7.56%）與北美先進開發（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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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這些先進開發程度較高的國家，1992 年的狀況亦是如此。然而有趣的是從 1992 年至 1998 年的成長率來看，儘管在歐美先進國家仍明顯成長，但是除了亞太先進國家、南非、北非及中東半島等地區之國家呈現小幅衰退外，其餘如中歐東歐經濟轉型國家（325%）、拉丁美洲國家（303%）、亞太準已開發國家（87%）、亞太其餘國家（77% ）、中非東非低度開發國家（35%）均呈現顯著成長趨勢。換言之，雖然資本的流動仍然較為集中於先進國家之間，但是不僅早期的拉丁美洲或亞太準已開發國家，國際金融資本也開始會流向其它發展較落後的國家，亦即這些發展國家似乎都在追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軌跡而被積極整合進入全球市場之中。 （二）國家稅收規模現況 其次就國家稅收規模來看，如表 3 所示，整體而言，先進國家之賦稅收入普遍較高，而且 92 年和 98 年二個時間點所呈現的情況大致相同。以 1998 年為例，如西歐先進開發國家（31.17%）、北歐先進開發國家（30.82%）及亞太先進國家（27.41%）等國均佔其國內生產毛額比例之三成上下，即便是稅收較低的北美先進國家亦佔二成左右。相較而言，除了受到過去制度影響的中歐東歐經濟轉型國家（30.02% ）以外，其它如亞太準已開發國家（16.71%）、拉丁美洲開發中國家（16.41%）、亞太開發中國家（16.52%）、中非東非低度開發國家（ 16.18%）或亞太其餘國家（9.72%）等地區，其賦稅收入佔其國內生產毛額比例均未達二成。顯見先進國家其社會個人財富較為富裕，賦稅收入佔國內生產毛額比例也就均高於其它發展中國家甚多。若就賦稅收入的變化來看，基本上先進國家的稅收規模在九十年代幾乎只有微幅的變動。而在 92 到 98 年之間有較為明顯成長的國家僅為北美先進國家（16%）。反觀除了南非（13%）、拉丁美洲（6%）與中東半島（13%）以外的發展中國家則反倒是呈現些微下降的趨勢，其中又以中東非低度開發國家減少了 11%、北非開發中國家下降了 9%，二者在賦稅收入之下降趨勢較為明顯。其次就國際貿易稅收佔賦稅收入的比例來看，就區域差異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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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以 1998 年為例，我們則是可以明顯看出像是中非東非低度開發國家（33.81%）、北非開發中國家（19.13%）、亞太其餘國家（13.29% ）、亞太開發中國家（11.67%）與拉丁美洲開發中國家（10.47%）等發展程度較落後的發展中國家，其國際貿易稅收佔其賦稅收入比例是遠高於先進國家，就先進國家而言，其國際貿易稅收佔賦稅收入比例則均少於 3%。另外從整體趨勢變化來看，全球大多數的國家之國際貿易稅收佔賦稅收入比例均呈現下降趨勢，其中又以先進國家最為明顯，如北歐先進國家大幅下降 83%，西歐國家亦下降達 57%，另外南非也下降達 90%。而且相較於 1992 年，區域間的差距也呈現擴大的趨勢。綜合上述發現可知，整體賦稅收入確與經濟發展程度有關，主權國家的經濟發展程度不同，其賦稅結構也隨之有所不同。經濟發展程度較高，其人民也就擁有較多的個人財富，因而其稅收基礎主要來自於個人收入所得。另外，儘管就其賦稅結構來看仍可能不是比例最高的部分，但相較於先進國家而言，課徵自國際貿易活動的稅收對發展中國家來說也確實是非常重要的賦稅基礎。 （三）社會福利能力展現情況 再就社會福利能力展現模式的差異來看，雖然並非是截然二分的差異，但在九Ｏ年代裡主權國家的社會福利能力展現模式上，確實會因經濟發展程度的不同而有所偏重。如表 4 所示，我們可以發現先進國家幾乎均採用社會安全捐的方式來提供社會福利，社會安全捐佔這些國家的賦稅收入比例均相當的高。像是北美先進開發國家於 1992 年時為 35.54%，1998 年則為 31.58%；西歐先進開發國家在 92 年及 98 年亦約為三成左右（30.96%與 31.45%）；北歐先進開發國家則於 92 年時為 19.98%，在 98 年時為 18.80%。同時，中歐東歐經濟轉型國家（31.55%和 29.75%）及南非開發中國家（21.71%和 24.60%）亦傾向採用這樣的社會福利展現方式。同時就成長率來看，除了亞太開發中國家、亞太其餘國家和中東半島國家以外等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在社會安全捐佔賦稅收入比例呈現緩慢下滑的情況以外，其它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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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比例在 92 至 98 年間則多半維持和緩的變動，但其中北美先進國家卻是呈現 11%的衰退較為明顯。此外，在九十年代裡，人事薪資佔政府支出比例較高的國家則剛好是完全相反的狀況，都是屬於發展程度較為落後的國家。以 98 年為例，如中東非低度開發國家之人事薪資佔政府支出比例即為 36.35%；其次是中東半島國家的 29.99%，亞太開發中國家的 29.52% ；再次則是北非開發中國家（25.66%）以及拉丁美洲開發中國家（ 23.45%）。但先進國家之政府人事薪資則大多僅佔其政府支出的 15% 以下。換句話說，除了受到制度層面影響的中、東歐經濟轉型國家以外，其它大部分後段發展中國家在面對全球化趨勢下所採用的社會福利展現方式，多半都是透過擴張公共部門的就業機會及服務能量而為因應。在這當中值得注意的是，南非開發中國家的社會安全捐佔賦稅收入比例和政府人事薪資佔政府支出比例二者之成長率均同時呈現大幅衰退，分別下降了 19%和 57%，而拉丁美洲開發中國家的情況亦呈現下降趨勢（-15%、-10%）。顯示在南非和拉丁美洲的開發中國家可能在社會福利的展現能力上都有衰退情形。 二、線性迴歸模型檢證 依據研究假設，本研究企圖建立二個線性迴歸模型，第一個模型檢證發展區位和經濟全球化整合程度對於政府稅收規模的影響；第二個模型則是檢證發展區位、經濟全球化整合程度及政府稅收規模對於福利國家展現模式的影響，結果詳如表 5。首先就第一個模型而言，在控制所有的發展區位變項之後，我們發現越是屬於開發中國家，如拉丁美洲開發中國家（beta=.168）、中東半島國家（beta=.107）、亞太開發中國家（beta=.130）、亞太其餘國家（beta=.249，p<.05），北非開發中國家（beta=.202，p<.05）與中非東非低度開發國家（beta=.653，p<.001）等，其國際貿易稅收佔其稅基之比重越高。也就是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政府的施政基礎倚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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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易稅收的程度也就越高。特別在亞太其餘國家、北非開發中國家與中非東非這些低度開發國家上達到顯著水準。而發展程度越高的先進國家，像是西歐先進開發國家（beta=-.037）、北美先進開發國家（beta=-.150），其政府的賦稅收入越不依賴國際貿易稅收的部份，也就是來自於其人民之個人所得稅收。即使是位處不同的發展區位國家，也是呈現此種關係。再就第二個模型進行檢證，賦稅收入比例越高的國家（beta=.297 ，p<.05）在支出社會安全捐的比例越高。這可能表示越是以個人所得為稅基的國家，越會採用社會安全捐的形式來提供社會福利。反觀國際貿易稅收佔賦稅比例越高的國家（beta=.303，p<.05）會在政府人事薪資支出的比例越高。因此，越是倚賴國際貿易稅收的國家，越是會以擴張政府公共部門之就業機會與服務能量的方式來提供社會福利。易言之，當不同發展類型的國家擁有不同比重的稅收結構時，國家在展現其社會福利部份就有明顯的區別。越是以個人收入為主要稅基的先進國家，越是以社會安全捐的稅收方式達成國家照顧人民的任務。越是以促進自由貿易以獲得稅基的開發中國家，則是選擇提高政府公共部門的就業能量與機會的方式，達到國家照顧人民的目標。兩者相比，可以發現開發中國家選擇擴大政府規模與能力的姿態，以因應經濟全球化所帶來的外部風險。相較之下，先進開發國家呈現選擇縮小國家規模與能力，以因應全球化可能帶來的風險。另外一點值得探討的地方在於境外直接投資總額此因素所呈現的影響力是一個負向的關係，並且達到顯著水準（beta=-.293，p<.05）；倚賴國際貿易稅收程度很深的國家，雖然促進商品與勞務貿易活動（beta=.291，p<.05）可以增加其國際貿易的稅收，進而能使這些國家能夠以擴張公共部門的方式提供社會福利服務，但是境外直接投資的比例增加卻又會減弱這些國家在社會福利方面的展現。換言之，對於採取這些福利國家展現方式的發展中國家來說，在整合進入全球化經濟體的同時，必須要對境外直接投資施以必要且有效的管制手段，以避免國際資金快速流動時所帶來的風險及對於社會福利機制所可能造成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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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研究結論

總體而言，就貿易活動與境外直接投資二者來看，在九Ｏ年代裡世界各國的國際經濟活動均趨於頻繁，也就是說經濟全球化的整合趨勢是日漸明顯的。但我們同時也能從國際貿易活動及境外直接投資二者所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情況發現，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全球化經濟所帶來的外部風險實比先進國家來得大。其次，總體看來無論國家的發展程度為何，就其賦稅規模來說似乎並沒有隨全球經濟活動的整合而有所嚴重衰退。但由於研究資料之限制，無法更深入探究對於企業或是資本投資或增值等商業活動與利益之課稅能力變化。而國家的稅收結構主要仍與該國經濟發展程度有關，發展程度越高，經濟生產條件也越好，社會個人財富也就越多，其稅基進而可以健全，反之若發展程度越低，則其稅基便會偏重於國際貿易方面之稅收，從而使得主權國家更容易受到全球化經濟活動的影響甚至是牽制。再者若就主權國家之社會福利提供能力來看，我們也能清楚觀察到兩種不同偏重的展現方式。除了北美先進國家、拉丁美洲國家及南非開發中國家三者無論展現方式之偏重為何，在社會安全捐以及政府人事薪資上均呈現萎縮趨勢外，其它各國家在成長趨勢上都會看到一種微幅的此消彼長的變化。由本研究之發現看來，大體而言，主權國家的政治角色與能力並沒有隨著新自由主義及超全球化論調的風行，以及全球化經濟活動的整合而有所嚴重衰退。同樣地，不管是賦稅規模或是在社會福利能力展現上，各國在九Ｏ年代裡的變化也是非常地和緩，而多半顯示出正向的成長態勢。這現象不僅符合並再度印證 Rodrik 的研究發現，尤其是就外部風險較高的發展中國家，其國際貿易稅收比重較高，其社會福利能力的展現上也較傾向採取萬能政府的思考。這現象同時也呼應 Amin 等學者批評新自由主義論者的看法，由先進資訊科技和運輸技術所造就的經濟活動全球化，儘管已儼然整合出一個全球市場體系，但在這樣的單一市場競爭環境之下，其實更會突顯主權國家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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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扮演角色的必要性。再者，就主權國家的政治角色而言，在全球化經濟體系內，不同發展程度的國家在其政府稅賦規模以及社會福利的提供上確實存在二種不同的展現模式。我們或可說先進國家泰半受到新自由主義對於萬能政府與福利國家的批評及影響，因此較傾向減緩政府人事薪資支出。但是先進國家另外也以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社會安全捐的方式來履行提供社會安全保障的責任。反觀發展程度較落後之國家在人民財富不若先進國家富裕的情況下，則又以類似集中資源、擴張公部門的方式來實踐社會福利的承諾。質言之，國家在面對經濟全球化所帶來的衝擊時，並非只能宿命地被迫限縮或放棄國家的政治角色，而似乎是能夠會有所主動回應，而能有所不同的展現。在這全球化經濟的整合過程中，確實可以觀察到在發展較為落後的國家之中，由於所屬地理區位的不同，其經濟發展及全球化的整合程度也有所差異。例如就拉丁美洲開發國家而言，儘管其社會福利展現方式是以擴張公共部門為主，但就其九Ｏ年代之變化來看，無論是在社會安全捐或是政府人事薪資支出等二者均呈現明顯衰退，這趨勢也與北美先進國家之趨勢完全一致，可見其複雜的地緣政治力量以及其它社會驅力的影響。這也同時呼應 Harvey 所謂一種不平均的地理區域發展過程的看法，不同的地區和不同的主權國家的全球化經濟活動樣貌實際上是政治經濟等多方角力的結果。總而言之，在資訊社會內，主權國家仍具十分重要的政治地位。唯其政治能力的展現上會有所變化。主權國家在面對新的資訊技術經濟生產方式時，雖然仍保有主動性，但主權國家必須勇於接受有別於過去的主權概念，與全球性組織、市民社會等不同的私部門行動者相互合作，使得國家機器在全球化經濟體系中不失去應有政治運作機制，如此才能有效充分展現國家的能力，並能提供社會安全保障，以積極的態勢去處理國內社會極化現象所帶來的問題。另外一個值得深思的地方則是，就亞太先進開家和亞太準已開發國家所呈現的趨勢來說，似乎並不能歸納進入上述先進開發國家與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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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中國家兩種展現模式之中。此一有趣的研究結果與 Weiss 對於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看法有所出入，東亞新興開發國家政府其促進推手角色的展現，並無法從本研究中獲得佐證或否證。再者，這是否可能顯示亞太地區內發展程度較高的國家其主要決策施政能力正在衰退當中，而無法有效提供社會福利的保障？抑或實際上另外還有第三種不同的福利國家展現模式？這些問題均有待未來後續研究方能加以釐清。

(19)

柒、附表

表 1：研究變項與實際觀察資料對照表

研究變項實際觀察資料

經濟全球化整合程度商品及勞務貿易總值佔國內生產毛額比例 The Share of Trade on goods and services in GDP 境外直接投資總額佔國內生產毛額比例

The Share of Gros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GDP 政府稅收規模與結構賦稅收入佔國內生產毛額比例

The Share of Tax Revenue in GDP 國際貿易稅收佔賦稅收入比例

The Share of Taxe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urrent Revenue

福利國家展現模式社會安全捐佔賦稅收入比例

The Share of Social Security Taxes in Current Revenue

人事薪資佔政府支出比例

The Share of Wages and Salaries in Tot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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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0 年代各發展區位國家之經濟全球化整合程度及趨勢變化表（92-98）經濟全球化整合程度平均值（%）商品及勞務貿易總值佔國內生產毛額比例（%）境外直接投資總額佔國內生產毛額比例（%） 1992 1998 92-98 1992 1998 92-98 北美-先進開發(2) 38.43 52.63 37 2.51 5.46 118 拉丁美洲-開發中(21) 54.94 62.98 15 0.77 3.10 303 西歐-先進開發(11) 62.13 71.22 15 3.25 7.68 136 北歐-先進開發(5) 60.74 73.52 21 3.27 15.68 380 中歐東歐-經濟轉型(8) 95.80 92.94 -3 0.52 2.21 325 中亞-蘇俄解體(0) - - - - 中東半島(7) 67.68 71.33 5 1.39 1.26 -9 亞太-先進開發(3) 38.91 40.10 3 4.09 3.16 -23 亞太-準已開發(2) 208.90 185.92 -11 4.05 7.56 87 亞太-開發中(4) 86.81 130.38 50 1.41 1.58 12 亞太-其餘(10) 47.60 59.79 26 0.30 0.53 77 北非-開發中(3) 63.94 57.42 -10 0.79 0.75 -5 南非-開發中(1) 38.63 50.29 30 0.69 0.61 -12 中非東非-低度開發(22) 73.95 74.73 1 0.75 1.01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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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0 年代各發展區位國家之國家稅收規模及趨勢變化（92-98）國家稅收規模平均值賦稅收入佔國內生產毛額比例（%）國際貿易稅收佔賦稅收入比例（%） 1992 1998 92-98 1992 1998 92-98 北美-先進開發(1) 17.58 20.47 16 1.55 1.09 -30 拉丁美洲-開發中(10) 15.44 16.41 6 13.04 10.47 -20 西歐-先進開發(7) 30.01 31.17 4 0.53 0.23 -57 北歐-先進開發(4) 30.68 30.82 0 2.68 0.45 -83 中歐東歐-經濟轉型(7) 30.32 30.02 -1 5.11 4.54 -11 中亞-蘇俄解體(0) - - - - 中東半島(7) 16.57 17.79 7 13.63 8.64 -37 亞太-先進開發(2) 26.16 27.41 5 2.83 2.53 -11 亞太-準已開發(2) 16.26 16.71 3 4.67 3.84 -18 亞太-開發中(4) 16.95 16.52 -3 16.35 11.67 -29 亞太-其餘(7) 10.18 9.72 -5 22.17 14.50 -35 北非-開發中(2) 22.83 20.70 -9 20.07 19.13 -5 南非-開發中(1) 21.71 24.60 13 2.36 0.24 -90 中非東非 - 低度開發 (12) 18.27 16.18 -11 31.25 33.8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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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0 年代各發展區位國家之福利國家展現模式及趨勢變化表（92-98）福利國家展現模式平均值社會安全捐佔賦稅收入比例（%）人事薪資佔政府支出比例（%） 1992 1998 92-98 1992 1998 92-98 北美-先進開發(1) 35.54 31.58 -11 9.68 8.41 -13 拉丁美洲-開發中(10) 17.26 14.72 -15 26.14 23.45 -10 西歐-先進開發(13) 30.96 31.45 2 14.23 13.84 -3 北歐-先進開發(4) 19.98 18.80 -6 12.14 12.17 0 中歐東歐-經濟轉型 (7) 31.55 29.75 -6 8.61 12.59 46 中亞-蘇俄解體(0) - - - - 中東半島(3) 5.63 7.61 35 27.71 29.99 8 亞太-先進開發(2) - - - 6.40 6.50 1 亞太-準已開發(1) 5.64 9.37 66 13.18 12.77 -3 亞太-開發中(2) 0.95 1.40 47 30.67 29.52 -4 亞太-其餘(1) 13.56 22.80 68 7.16 10.05 40 北非-開發中(2) 10.80 8.46 -22 22.66 25.66 13 南非-開發中(1) 1.91 1.54 -19 39.70 16.90 -57 中非東非-低度開發 (4) 5.11 4.74 -7 25.63 36.35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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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經濟全球化程度、國家稅收規模與福利國家展現模式線性迴歸模型分析表 (Beta) 1998 年賦稅收入佔國內生產毛額比例 1998 國際貿易稅收佔賦稅收入比例 1998 年社會安全捐佔賦稅收入比例 1998 年人事薪資佔政府支出比例北美-先進開發 -.070 -.037 .044 -.045 拉丁美洲-開發中 -.403** .168 -.208△ _.151 西歐-先進開發 .129 -.150 - - 北歐-先進開發 -.006 -.097 -.204* .076 中歐東歐-經濟轉型 - - .026 -.265△ 中東半島 _{-.231** .107} _{-.370** .345**} 亞太-先進開發 .007 -.032 -.320*** -.134 亞太-準已開發 -.310** -.023 -.207* -.011 亞太-開發中 _{-.340** .130} _{-.310** .044} 亞太-其餘 _{-.478*** .249*} _-.258* _-.119 北非-開發中 _{-.112 .202* -.147 .083} 南非-開發中 _{-.021 -.045 -.206* .018} 中非東非-低度開發 -.351** .653*** -.333* .079 商品及勞務貿易總值佔國內生產毛額比例 1998 .221△ _{.014 -.007 .291*} 境外直接投資總額佔國內生產毛額比例 1998 .139 .018 .033 -.293* 賦稅收入佔國內生產毛額比例 1998 - - .297*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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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易稅收佔賦稅收入比例 1998 - - -.171 .303* Adj R2 .516 .426 .622 .464 N 68 67 67 63 △ P<.1 * P<.05 ** P<.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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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參考文獻

中文部分： 謝豫立（2000），〈舊瓶裝新酒：福利國家於資訊社會的角色轉變─ 以新加坡為例〉，《新世紀‧新社會科技、勞動與福利研討會》，台北，2000.12.21-22。 英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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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 State

in Information Society

Yu-Li Hsieh,Chin-Chang Ho

Graduate School of Social Informatics, Yuan Ze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new technoeconomic paradigm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ere is a debate on the role of nation states.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amine the roles of nation states facing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competition in global economy.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World Bank Development Indicator,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nation states in 1990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authority of nation states never fades away; however, it reveal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patterns among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tus.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structure of tax revenue is well organized, and nation states prefer to collect social security taxes to enhance the social security net and alleviate the pressure of global competition.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taxe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re the major sources of tax revenue.They tend to favor the big government and broaden the range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to increase social security protection.

Keyword: information society, globalization, nation states, social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