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博物」論述中的《花鏡》 - 政大學術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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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大中文學報第二十八期 2017 年 12 月 141-164 頁. 周作人「博物」論述中的《花鏡》黃莘瑜. 摘要本文探討明清之際文人譜錄《花鏡》，在周作人「博物」論述中的意義。《花鏡》不僅較西方博物學或生物學，更早為周氏感知外物與思維世界的方式，帶來潛移默化的啟迪；且博物學或生物學，也相對調整其解讀視野。《花鏡》既對周氏探索「自然」「如何」可能脫離「經學」脈絡，成為實地「觀察」對象，進而「書寫」成文的可能啟發；另一方面，也觸及他「為何」要拿「譜錄」與「經學家」書齋之「考名物」作對比─這就與《花鏡》在周氏闡發「思想問題」上的「應用」有關。而周氏「博物」論述中的《花鏡》，在人生問題與書寫方式的重疊觀照下，遂與現代知識、文學運動與「新道德」產生交集。關鍵詞：明清之際、現代、博物、《花鏡》、周作人. . 2016/8/23 收稿，2017/5/22 審查通過，2017/6/23 修訂稿收件。黃莘瑜現職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2) 142.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八期. Hua Jing (Floral Mirror) as discussed in Zhou Zuo-ren’s “Naturalist Discourses” Huang Sin-yu.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Hua Jing, literati “Pulu” (a way of registering/compiling document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on the “naturalist discourses” written by Zhou Zuo-ren. Hua Jing has inspired and influenced Zhou in his perception of the external things and his outlook on the world long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estern natural history or biology which later also modify his way of thought. Hua Jing helps Zhou in his exploration of nature, inspiring him how to think outside the paradigm of classics about the objects of actual observation and how those things can be put down in writing. Moreover, this paper also touches on why Zhou compares “Pulu” with “the textual researches on names of things” kept on bookcases of the so called classicists – this involves Hua Jing in the application of his expounding ideological issues. Hua Jing as discussed in Zhou’s naturalist discourses in light of life issues as well as writing modes is thus linked up to new paradigm of morality, modern knowledge, and literary movements. Keywords: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odern, naturalist (as a modifier), Hua Jing, Zhou Zuo-ren.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3) 周作人「博物」論述中的《花鏡》. 143. 一、引言相較於 18 世紀以降《花鏡》在日本的出版、流傳，與學界賦予的重 1. 視，其於中國極少引起討論。正因如此，20 世紀前葉周作人（1885-1967）對《花鏡》的關注，就格外引人好奇。周氏與魯迅（1881-1936）、胡適（1891-1962），夏志清（1921-2013）嘗稱為「從文學革命到抗戰前……最能表現獨特思想的三位文化界巨人」。2其中周作人、胡適雖與前輩清季學人，同樣抱持立足當世回眸「晚明」，但焦點已不在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三大家」，3而在借晚明散文、小說鋪陳「現代性話語」的「進步」策略；4尤其要為「新文學運動」追溯源頭時，周作人更「不同於胡適的貪多求全─從漢魏樂府一直說到明清小說，周作人牢牢鎖定在『晚明小品』這一特定朝代的特定文類」。5就探討 1930 年代現代散文小品所以蓬勃興盛與「文學史」重構的角度，周氏追躡「公安」一脈的言說，既持續得到學界矚目；然而，亦令其玩味再三，明清之際文人撰寫的草木類譜錄《花鏡》，卻仍深埋礦層等待掘發。《花鏡》或名《秘傳花鏡》、《園林花鏡》、《百花栽培秘訣》、《繪圖園林花鏡》、《群芳花鏡》，為明萬曆年間出生，曾遊歷南京，最終隱居杭州西泠的文人陳淏子（1612-?，字扶搖，號西湖花隱翁），在清康熙 27 年（1688）纂成的一部「譜錄」。6若將周作人閱讀《花鏡》的興味，置諸其「博物」論述來考量，那麼對「傳統」如何參與現代學術與文學觀點的構作，應能. 1. 2. 3 4. 5. 6. 〔日〕塚本洋太郎：〈秘伝花鏡小考〉，收於〔日〕山田慶兒編：《東アジアの本草と博物の世界》（京都：思文閣，1995 年），頁 233-272。夏志清：〈人的文學〉，收於夏志清：《人的文學》（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77 年），頁 226。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1 章，頁 31-99。譚佳：《敘事的神話：晚明敘事的現代性話語建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頁 7-121。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 年），頁 342。另有關周作人與胡適觀點的歧異，可參陳岸峰：〈追源溯流，旁敲側擊：論周作人的《新文學的源流》〉，《中國學術年刊》第 36 期（2014 年 3 月），頁 117-141。〔清〕陳淏子：《秘傳花鏡六卷圖一卷•序》，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 111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241-242。閔宗殿：〈花鏡提要〉，收於任繼愈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農學卷》（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頁 37-38。.

(4) 144.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八期. 提供更開闊的認識。對照陳平原所指出，胡適使用「有機體」來比擬「文學」，是受其學生傅斯年（1896-1950）關於「有機生命」、「生物史」等譬喻的啟發；7周作人的視域、經驗，則應與包括《花鏡》在內，具有「博物」特徵的傳統文獻有關。「自然」何以可能脫離「經學」考據脈絡，成為實地「觀察」對象，進而「愛好」並「書寫」成文？甚至促成「人」對自身建立之道德倫理的反省？未及束髮即已接觸的譜錄《花鏡》，應為周氏思考相關問題，埋下重要而深刻的伏線。尤其不可忽視，從「博物」視角看待《花鏡》，甚至賞玩《花鏡》書寫的「文學性」，當還涉及周作人身處時代，中、西世界暗相呼應，對「文學」連結「博物學」的關懷。底下即將由寫作年份相近，周作人之〈《塞耳彭自然史》〉與紀德（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1869-1951）相關《日記》，作為討論的開端。. 二、周作人的「博物」論述 20 世紀 30 年代，中、西兩位文學巨擘，周作人和紀德不約而同對「博物」展現了濃厚興趣。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根據紀德寫於 1938 年之日記「我錯過了自己的天職。我曾想作一名博物學家，而且應當成為一名博物學家」，作出以下評論：「《日記》將使未來的批評家注意紀德對自然科學的愛好……這種愛好使他能非常細心地注意形式世界。在描繪一位詩人時，你總會發現一位博物學家。」8較紀德日記稍早，周作人在 1932 年一篇名為〈關於文學之諸問題〉的講稿，聲稱「生物學」與「文學」同「是以人生為對象」，故將前者視為「研究文學的預備知識」；9而在 7 8. 9. 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頁 204。此處大致採用李幼蒸的翻譯。見〔法〕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著，李幼蒸譯：〈論紀德和他的日記〉，收於〔法〕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著，李幼蒸譯：《寫作的零度》（臺北：時報文化，1991 年），頁 151-152。但參考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導讀、選錄之英譯本，「vocation」在上下文中，以「天職」譯之，或許較原中譯之「事業」更能傳神，故略為改動。英譯本相關原文如右：The Journal will lead the future critic to consider Gide’s affection for the Natural Sciences. “…I missed my vocation; I wanted to be a naturalist, and should have been one.” (Journal, 1938) This affection has permitted him to regard the formal world most attentively. Scratch a poet and you will always find a naturalist. Roland Barthes, “On Gide and His Journal,” in A BARTHES READER, ed. Susan Sontag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2), p. 15. 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6 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50-61、 333-340、258-262。.

(5) 周作人「博物」論述中的《花鏡》. 145. 1934 年為《塞耳彭自然史》所作之介紹文，亦留意於赫特孫（W. H. Hudson， 1841-1922）和懷德（Gilbert White，1720-1793）「文人兼博物學家」的身分。10 更精確地說，周作人對「文人兼博物學家」的矚目，尚可前溯 1920 年代；並牽涉「科學小品」這種新文類的概念。11此文類顯然源自西洋，尤其關涉英國「essay」（周氏翻譯為「論文」）寫作的背景；12如藹理斯（Havelock Ellis，1859-1939）等深具科學素養的 essay 作者，且對周氏帶來重大啟發。13 而魯迅翻譯廚川白村（1880-1923）之《出了象牙之塔》，恰巧亦於 1925 年初版，其中「essay」一節提及「人格的調子」（personal note），14正與周作人 1930 年所謂「小品文是文學發達的極致，它的興盛必須在王綱解鈕的時代」，15在推崇個性、自由之文類精神的認知上互通聲氣，縱使兩人已於 1923 年決裂。換言之，其引介 essay 乃至倡導散文，本可視為價值理念的抉擇；而文學結合博物議題，則無疑為其 1932 年所聲稱「以科學常識為本，加上明淨的感情與清澈的智理，調和成功的一種人生觀」，16覓得一種理想的創作實踐途徑。若進而探問「博物」的「科學常識」，何須與「感情」、「智理」相調和？除文體因素，更關係周氏如何看待「博物」或「生物學／比阿洛支（按： biology）」，17以及與「感情」、「智理」密切相關之「倫理」的議題。他在 1944 年題為「博物」的文章，指出生物學的知識「未始不可以為整個的人生問題研究之參考資料」，甚至表示「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經典可以千百年來.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周作人：〈《塞耳彭自然史》〉，收於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6 卷，頁 337。參莊萱：〈科學小品：詩與科學的融合─周作人散文文類「新變」之一〉，《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總第 160 期（2010 年 1 月），頁 116-121、143。由 1935 年周氏在〈《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導言〉，引述自己發表於 1921 年之〈美文〉與 1928 年之〈《燕知草》跋〉，即可見「中國新散文」與「essay」的淵源。見周作人：〈《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導言〉，收於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6 卷，頁 715-734。蘇雪林甚至稱周作人為「中國藹理斯」，見蘇雪林：〈周作人先生研究〉，收於徐從輝編：《周作人研究資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年），頁 253；另參錢理群：《周作人研究 21 講》（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17-20。〔日〕廚川白村著，魯迅譯：《出了象牙之塔•Essay》，收於魯迅：《魯迅全集》第 13 卷（上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年），頁 163-167。周作人：〈《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導言〉，頁 715-734，引述其發表於 1930 年之〈《近代散文抄》序〉。周作人：〈《雜拌兒之二》序〉，收於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6 卷，頁 122-123。「博物」與「生物學／比阿洛支」，就周作人用法往往互通指涉。.

(6) 146.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八期. 當做人類教訓的，只有記載生物的生活現象的比阿洛支，才可供我們參考，定人類行為的標準」。18而此行為標準和傳統倫理有無關聯？其答案無疑是肯定的。周氏指出：「中國國民的中心思想之最高點是仁，即是此原始的生存道德所發達而成，如不從生物學的立腳地來看，不能了解其意義之深厚」。19由此可知，他希望藉生物學的知識，重新界定倫理學的適用範圍，或說「去糾正從前流傳下來的倫理化的自然觀」。這種新的倫理學或自然觀，人並不占有主導地位，甚至禽獸等「異物」的行為理則，也可以作為人類反照自身是否「違反自然」、「虛飾無實」的鏡子。20此一理解道德問題的角度，不但為當時中國學界所罕見，21且暗合於 17、18 世紀西歐學者將道德特性賦予動物視作荒誕，或 19 世紀作家哈特利•柯勒律治（Hartley Coleridge， 1796-1849）「應該仔細觀察動物真正習性，而不應該以人的行為方式描述它們」的觀點。22回到周氏的散文實踐，亦可見其批判「倫理化的自然觀」，往往是藉由「科學小品」的引介，與評論相類性質（或潛質）的明清文本來表述。 1935 年周氏在〈科學小品〉再次提及《塞耳彭自然史》，稱其與法布耳（Jean-Henri Casimir Fabre，1823-1915）《昆蟲記》，都是「很好的科學小品」，換言之，是「內容說科學而有文章之美者」。23而早在 1923 年發表〈法布耳《昆蟲記》〉，周氏即反覆表達憧憬於「科學的詩人」、「詩與科學兩相調和的文章」，並援引 18、19 世紀法國及比利時作家羅斯丹（Edmond Rostand， 1868-1918）、默忒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的說法，來加強. 18 19. 20 21. 22. 23. 周作人：〈博物〉，收於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9 卷，頁 399-400。這段話之前，周氏先引其著〈談中國的思想問題〉：「飲食以求個體之生存，男女以求種族之生存，這本是一切生物的本能，進化論者所謂求生意志，人也是生物，所以這本能自然也是有的。不過一般生物的求生是單純的，只要達到生存的目的便不問手段，只要自己能夠生存，便不惜危害別人的生存，人則不然，他與生物同樣的要求生存，但最初覺得單獨不能達到目的，須得與別個聯絡，互相扶助，才能好好的生存，隨後又感到別人與自己同樣的有好惡，設法圓滿的相處。」見同上註，頁 400。同上註，頁 400-401。參周昌龍：〈五四時期知識份子對個人主義的詮釋〉，收於周昌龍：《新思潮與傳統：五四思想史論集》（臺北：時報文化，1995 年），頁 23-27。參〔英〕基思•托馬斯（Keith Thomas）著，宋麗麗譯：《人類與自然世界：1500-1800 年間英國觀念的變化》（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 年），頁 59-60。周作人：〈科學小品〉，收於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6 卷，頁 573、574。.

(7) 周作人「博物」論述中的《花鏡》. 147. 自己的主張；除此之外，他還在文章接近結尾時，提及幼時翻閱《花鏡》等書「找尋故事」的記憶。24 值得注意的是，周氏雖認為中國直至 1930 年代，仍未出現真正的「科學小品」；25卻無礙追索內容關涉「博物」，且兼具文采的傳統文獻。他在〈《塞耳彭自然史》〉，先稱此書是「18 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一異彩」，既「用的是尺牘體，所說的卻是草木蟲魚」；繼而引用晚清學者李慈銘（字. 伯，. 1830-1895）詩句「何當南戒栽花暇，細校蟲魚過一生」（〈燈下讀《爾雅》偶題〉三絕句之一）作為對照，認為其「意境尚佳，可是目的在於說經便是大誤，至於講風雅還在其次，若對於這事物有興趣，能客觀的去觀察者，已絕無僅有了」，26此處顯然要突顯文獻考訂之乾嘉遺緒與「客觀觀察」截然異趣，雖則稍晚亦有學者將「雅學」視為「中國科學的通稱」。27不過，周氏所以歎賞那種「彷彿透過窗子凝視，確信觀察對象居於另一個領域，不發出任何預兆與信號，沒有人性涵義」，西方自 17 世紀末以來發展出的研究路徑，28並非針對「經學」是否為「科學」的問題，而是企圖透過脫離「經學」考據脈絡的「自然」，或者自「人」之倫理世界逸離而出的「異物」，去重新思考「道德」的內涵與界限。需得釐清的是，周作人雖企圖讓「自然」脫離「經學」脈絡，揭示「異物」豐繁的生存現象，並不代表其觀點全然接軌西學，甚至「經學」或「名物考據」在其論述也有不同層次。他既說過「讀一本《昆蟲記》，勝過一堆. 24 25 26. 27. 28. 周作人：〈法布耳《昆蟲記》〉，收於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3 卷，頁 27-29。周作人：〈科學小品〉，頁 576。周作人：〈《塞耳彭自然史》〉，頁 333、337-338。此外，周氏在〈生物學〉一篇也提及《塞耳彭自然史》（或譯為《色耳彭的自然史》）在中國的流傳：「此書初次出版還在清乾隆五十四年，至今重印不絕，成為英國古典中唯一的一冊博物書。」見周作人：〈生物學〉，收於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9 卷，頁 209。出生於 1920 年代，曾與李約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合撰《中國古代動物學史》的生物學者郭郛即認為「《爾雅》出現後，中國學者將中國科學稱為雅學，自漢魏時代張揖《廣雅》直至清代方以智《通雅》，雅學一直是中國科學的通稱。漢代張華（按：應為西晉之誤植）寫了《博物志》後，清末學者又稱自然科學為『博物學』……《大學》一書，其中有一句『致知在格物』的名言，後人又將科學稱為『格物學』，近現代才稱為『科學』」。郭郛：〈前言〉，收於郭郛：《爾雅注證：中國科學技術文化的歷史紀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年），頁 xi。參〔英〕基思•托馬斯（Keith Thomas）著，宋麗麗譯：《人類與自然世界：1500-1800 年間英國觀念的變化》，頁 80-83，引文見頁 81。.

(8) 148.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八期. 聖經賢傳遠矣」；也曾將乾嘉士人姚元之對貓頭鷹的記載，與同時期《色耳邦自然史》（按：或譯《塞耳彭自然史》）作對比，批評前者「格物」的因循失真；甚至對遠離實際的傳統注疏諷刺道「我們只好離開經師，再去請教醫師」29─但其反對的僅是「借題發揮，不脫文人舊習」的虛浮藻飾，或如「辨證名物，別有意思」之徐昆（字後山，號嘯仙，1715-?）所指陳，在箋注上「泥於章句」、「妄逞臆說」的「世儒」通病。30 事實上，周氏不止批判傳統，猶試圖自傳統學術及文學脈絡，提掇如李贄（字宏甫，號卓吾，1527-1602）所象徵「不承認權威，疾虛妄，重情理」之「現代精神」。31易言之，他既自承是「屬於儒家思想的」，32且要賦予其「現代精神」的詮釋。周昌龍認為周作人所以「變成三十年代激進學生心目中『陶淵明式的隱士』」，乃因選擇了視「拯救民族」與「文化啟蒙」為「有機結合」的非主流路線。相對於林毓生所稱，五四知識分子往往具有「整體性反傳統主義」的傾向；周氏則藉「閉門讀書」，去沉思傳統文化如何應對新時代的問題。胡適既致力探討文字形式問題，周氏則更關注「思想革命」；但要破除的，不僅是陳獨秀、吳虞想要連根拔起的禮教層級性，益是禮教「違反情理自然的部分」。33換句話說，周氏對固有文化的滌蕩，恰恰是為了汰選傳統思想中符合「情理自然」的成分。例如唐代以前「自由」與「節制」達成平衡之「禮」，其便肯定為「生活之藝術」。34 周作人對李贄的推崇，亦在其「懂得物理人情，對於一切都要張眼看過，用心想過，不肯隨便跟了人家的腳跟走，所得的結果正是極平常實在（或稱「近代散文」），的道理」。35連帶的，主張新文學應當承接「明末散文」. 29. 30. 31 32. 33. 34. 35. 周作人：〈《蠕範》〉（1933 年）、〈貓頭鷹〉（1935 年）、〈歌謠與名物〉（1937 年），收於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6 卷，頁 185、744-745；第 7 卷，頁 617。周作人：〈讀李氏《見物》〉、〈讀《柳崖外編》〉，收於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8 卷，頁 93、54。周作人：〈關於近代散文〉，收於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9 卷，頁 589。周作人：〈我的雜學（四）古典文學〉，收於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9 卷，頁 195。周昌龍：〈傳統禮制秩序與五四反禮教思潮〉，收於周昌龍：《新思潮與傳統：五四思想史論集》，頁 163-202。周昌龍：〈傳統禮制秩序與五四反禮教思潮〉、〈周作人與《新青年》〉，收於周昌龍：《新思潮與傳統：五四思想史論集》，頁 163-202、205-233。周作人：〈談文字獄〉，收於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7 卷，頁 674。.

(9) 周作人「博物」論述中的《花鏡》. 149. 並由於「雖然已是三百年前，其思想精神卻是新的，這就是李卓吾的一點非聖無法氣之留遺」。36「非聖無法」相對於「君師的正統思想」，他指出前者之「說真話」、「疾虛妄」才是推進學術思想前進的力量，卻也慨歎歷史罕有，漢代以降、李贄之前，僅見王充。王、李皆是受「正統」排擠的邊緣人物，而周氏卻有意藉「邊緣」立場的反轉，揭示如何「適當的做人」，或者說「儒家思想」的「核心真義」。37 周氏還將清代學者俞正燮（字理初，1775-1840），與王充、李贄並列為「中國思想界之三盞燈火」，標誌「疾虛妄」為後人「引路」。38縱使周氏一方面認為部分經學家之名物考據，與博物學或生物學家的「客觀觀察」截然異趣；但另一方面，其由「自然」之合宜性界定「倫理」的看法，正如周昌龍所言，卻「與清代戴震、凌廷堪、焦循、阮元一系理合乎欲，以禮節性的理論，尤能互相發明」。39近年王家平、段凌宇亦梳理出，周氏曾多處正面徵引乾嘉學者之話語─這就顯現出周氏論述中「經學」或「名物考據」的差異層次，以及其間的張力。40 換言之，其「博物」論述，雖未直接言及明代中葉以降考證風氣漸興，自「道問學」角度討論「博」、「約」的儒學議題；41但通過博物洽聞探究倫理、道德的路徑，洵頗與清儒相通。參照周昌龍與張壽安、林啟屏等學者對乾嘉義理學的研究，則周氏縱與乾嘉諸子「治經求道」之立場互異，認為「道德」不必然聯繫「聖經賢傳」；42但從生物學之立腳地論「仁」，則與戴震（字慎修，號東原，1724-1777）、凌廷堪（字次仲，號仲子先生， 1757-1809）、阮元（字伯元，號芸臺，1764-1849）、焦循（字理堂、里堂， 1763-1820）一脈，肯定「理」客觀存在於具體事物、重視存在情境與經驗實踐、反對理欲嚴格對立、主張「達情遂欲」與「仁」的連結等觀點，43非.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周作人：〈關於近代散文〉，頁 589。周作人：〈我的雜學（四）古典文學〉，頁 195。同上註。周昌龍：〈周作人與《新青年》〉，頁 205-233。王家平、段凌宇：〈周作人與清末民初學術轉型〉，《魯迅研究月刊》總第 348 期（2011 年 5 月），頁 46-55。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收於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 年），頁 441-456。周作人：〈論做雞蛋糕〉，收於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4 卷，頁 674-677。參張壽安：《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10) 150.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八期. 但不見圓鑿方枘，甚且可以說，周作人倡言之「現代精神」，在相當程度上，乃中國近代思潮發展之賡續。因此，前述李慈銘所承接的考據傳統，周氏並非一概否定，而是有所揀擇：「清朝後半的學者中間，我最佩服俞理初與郝蘭皋（按：郝懿行，號蘭皋，1757-1825），思想通達，又頗有風趣……但是在此二人之外，還可以加上一個，這便是焦里堂（按：焦循，字里堂，1763-1820）。」44這三位乾、嘉時期之博雅學者，郝氏又特以《爾雅義疏》留名。此處需得辨明的是，周氏對這些清代學者的肯定，與其說是針對他們訓詁考據之精審，45毋寧說更關注「生生之理」的新詮，46以及文獻爬梳外，對於實物的確認觀察，還有相應具備精細描摹的書寫技能。郝氏在〈與孫淵如觀察書〉所稱「孔門多識之學」，周作人便理解為「講蟲魚多依據耳聞目驗」；而對其考辨山東沿海生物的專著《記海錯》，復述其特色是「見聞真，刻畫肖」。47進而言之，周氏觀點雖非全然接軌西學，但專業化後的自然科學，的確構成其對勘傳統相關學問的參照。當他提及王士禛（字貽上，號阮亭、漁洋山人，1634-1711）《分甘餘「郭璞著《爾雅》，陸佃作話》卷 4 所錄明萬曆時人鄭簡庵〈新城舊事序〉《埤雅》，釋魚釋鳥，讀之令人作濠濮間想」，48既連繫於自身對「紀風物」的興趣，又區別了經學、本草，或「格物」之學與專門動植物學的差異：「小時候讀《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與《花鏡》等，所以後來成為一種習氣，喜歡這類的東西。可是中國學者雖然常說格物，動植物終於沒有成為一門學問，直到二十世紀這還是附屬於經學，即《詩經》與《爾雅》的一部分，. 44 45. 46. 47 48. 究所，1994 年），頁 1-35、84-121；周昌龍：〈戴震義理學中情欲之社會基礎與驗證〉、林啟屏：〈乾嘉義理學的一個側面思考─論具體實踐的重要性〉，收於林慶彰、張壽安主編：《乾嘉學者的義理學》（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 年），頁 41-102、 339-364。周作人：〈焦里堂的筆記〉，收於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9 卷，頁 48。「郝懿行為乾嘉後期學者，所注《爾雅》其精審在邢、邵之上」。周作人：〈《記海錯》〉，收於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7 卷，頁 57。「我們聽法勃耳（按：Jean-Henri Casimir Fabre，1823-1915）講昆蟲的本能之奇異，不禁感到驚奇，但亦由此可知焦理堂言生與生生之理，聖人不易，而人道最高的仁亦即從此出」。周作人：〈生物學〉，頁 209。周作人：〈《記海錯》〉，頁 57-59。〔清〕王士禛：《分甘餘話》（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卷 4，頁 83-84，「鄭獨復新城舊事」條。.

(11) 周作人「博物」論述中的《花鏡》. 151. 其次是醫家類的《本草》，地志上的物產亦是其一。」49周氏將傳統學問與專業化的動植物學對勘，但未分辨「紀風物」之書寫型態與科研記錄；對於文學興趣與自然探究的關係，亦彷彿是不言自明、匯通無間的。雖則如此，其所指涉之「自然」，主要趨近西學語境下，各有本性、獨立存在的「自然物」，50而與中國傳統山水、田園文學中的物象呈顯，已相去不啻千里。再者，周作人將〈新城舊事序〉所記視為「風物」，乃以「地方」、「鄉土」連結於「世界」（相對於當時流行「褊隘的國家主義」）的脈絡為前提；51而對生物學或動植物學的推崇，也可看出其力圖以「自然物」的「差異現象」取代「千百年來當做人類教訓」的不易軌範。這些周氏有關「博物」的意見，不僅透露近現代的知識痕跡，同時保留了「仁」的終極關懷。究其取徑，「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既對人生問題的瞭解大有裨益，並且還「與讀詩有關」。52總之，「真能使學術與藝文接觸」的「博雅之士」，正是周氏所追慕的知識人理想。53 又，晚明鄭簡庵和清初王士禛，均對《爾雅》、《埤雅》等「雅學」之作，投注了經學以外的隱逸興致；而周作人將《爾雅》同時列入其搜書、看書八大準則之「小學類」和「博物書類」，同樣基於「非正宗的別擇法」。54底下將聚焦《花鏡》相關論述，彰顯周氏區別「閒書」與「經書」的時代意義。. 49 50. 51 52 53 54. 周作人：〈《記海錯》〉，頁 56-57。吳國盛考察了「自然」一詞在西方的轉義過程，而稱「按照我們前面對於『自然的發現』的闡釋，這個命題實際上包含兩個方面，一是以追究『本性』、『本質』、『根據』的方式對存在者的存在進行把握；二是開闢出一個特定的存在者領域即『自然界』（自然物的世界）。中國古代在這兩個方面均未作為『自然的發現』……自然作為一個存在者領域被開闢出來，與『自然』被等同於『本質』、『根據』直接相關。中國古人的『自然』始終保持著『自主、自持、自立』而未跌落，因而不可能借此開闢一個建立在差異之上的特定存在者領域。即使魏晉時期『自然』已有『自然物』之意，一個獨立的、區別於製作物的自然物世界，對古代中國人而言，也是聞所未聞。中國古代沒有孕育出自然科學，不是錯失，而是不同的存在命運」。吳國盛：〈自然的發現〉，《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5 卷第 2 期（2008 年 3 月），頁 57-65。另外，趙志軍亦指出「在中國古代文獻的絕大多數語境中，自然都不具有現代漢語中的『自然』的『自然界』這一義項。現代漢語中的『自然』的『自然界』這一義項在中國古代由天、地、萬物等概念來分別承擔」。趙志軍：《作為中國古代審美範疇的自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6 年），頁 6。參周作人：〈舊夢〉，收於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3 卷，頁 54-56。參周作人：〈博物〉，頁 400。周作人：〈讀《柳崖外編》〉，頁 54。周作人：〈我的雜學（三）小說與讀書〉，收於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9 卷，.

(12) 152.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八期. 三、周作人與《花鏡》清季以來的「讀經」爭議，延續至 1920 年代後期、尤以 918 事變發生後的 1930 年代臻至高峰。國民政府與東北滿洲國、左派與右派……，縱使立場紛沓、針鋒相對，但都在民族情緒高漲的態勢下開展各項文化，561935 年運動。551934 年北平《清華週刊》甫推出「尊孔與復古特輯」上海商務印書館《教育雜誌》再集結超過 72 位專家意見，刊出「讀經問題專號」。57而周作人稱「民國以來實在不讀經的日子沒有多少」，既指向「讀經、讀古文」的「正宗派」勢力，所謂「經」更泛指一切強加於人的「教訓」、「主義」。58因此周氏論述《花鏡》以「讀經」為反襯，應非偶然之筆。 1934 年周作人既推介《塞耳彭自然史》，且撰有〈《花鏡》〉一文。首段「開宗明義」道「我在書房裡念了多年的經書一點都沒有影響」，59雖說沒影響，其實不脫樸學手法，將自己閱讀 18 世紀日人岡元鳳所著《毛詩品物圖考》、三國吳陸璣著《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及《秘傳花鏡》等「閒書」之諸多版本，著實考掘了一番。60縱使如此，「閒書」在知識的維度，如何不同於「經書」？從《花鏡》書籍性質的說明，即可見其區畛：講起《花鏡》自然讓人想起湖上笠翁的《閒情偶寄》……文字思想均極清新，如竹、柳諸篇都是很可喜的小品，其餘的讀下去也總必有一二妙語散見篇中，可以解頤。這是關於花木的小論. 55. 56. 57. 58. 59 60. 頁 193。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 年），頁 190-197；林麗容：《民國讀經問題研究（1912-1937）》（新北：花木蘭文化，2010 年），頁 49-80；智利疆：〈偽滿州國的「國家祭祀」及其日本化〉，《抗日戰爭研究》總第 75 期（2010 年 2 月），頁 77-92。清華週刊社編輯部：《尊孔與復古特輯》，《清華週刊》第 42 卷第 3、4 期（1934 年 11 月），參見：http://qhzk.lib.tsinghua.edu.cn:8080/Tsinghua_Journal/turnPage?totalvolume=592593&pageno=0，瀏覽日期：2017 年 1 月 20 日。《教育雜誌》第 25 卷第 5 號（1935 年 10 月）初版；今見影印版，蔡元培等：《讀經問題》（香港：龍門書店，1966 年），頁 1-133。周作人：〈《楊柳風》〉（1930 年）、〈安徒生的四篇童話〉（1936 年），收於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5 卷，頁 689；第 7 卷，頁 104-111。周作人：〈《花鏡》〉，收於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6 卷，頁 258。「閒書」為周氏文中用語。參同上註，頁 260。.

(13) 周作人「博物」論述中的《花鏡》. 153. 文，有對於自然與人事的巧妙的觀察，有平明而新穎的表現……清新，如竹、柳諸篇都是很可喜的小品，其餘的讀下去也總必有一趣大約因為時地的關係罷，與李笠翁也頗相像，但這是另外的一種書，勉強的舉一個比喻，可以說是《齊民要術》之流罷？本來也可說是《本草綱目》之流，不過此乃講園圃的，所以還以農家為近。他不像經學家的考名物，專坐在書齋裡翻書，徵引了一大堆到底仍舊不知道原物是什麼，他把這些木本、藤本、草本的東西一一加以考察，疏狀其形色，說明其喜惡宜忌，指點培植之法，我們讀了未必足為寫文字的幫助，但是會得種花木，他給我們以對於自然的愛好。61 此一區畛，無關「經」、「史」、「子」、「集」的學術分類，倒是呼應他對李慈銘詩句的評論，只是在此說得更加直白。換言之，「閒書」讓人「會得種花木」；而「經學家的考名物」，卻是窮極文獻搜羅之功，「到底仍舊不知道原物是什麼」。就此來說，「原物」與「實務」無疑是周氏用以針砭的尺繩。觀《花鏡》全書結構，始之以圖鑑，續接正文 6 卷。前 2 卷為「花歷新栽」（其中「十二月事宜」，包括「分栽」、「移植」「扦插」、「接換」、「壓條」、「下種」、「收種」、「澆灌」、「培壅」、「整頓」）和「課花十八法」；3、 4、5 卷分別為「花木類考」、「藤蔓類考」、「花草類考」，終卷則「附禽獸鱗蟲考」。陳淏子於〈自序〉，亦稱此書乃「種植之方」。62 雖為「種植之方」，然而周作人〈《花鏡》〉卻大費篇幅，著墨與「實務」無關卻饒富「文章」趣味的因素。63周氏不僅拿康熙初年頗多「妙語」、「小品」的《閒情偶寄》與《花鏡》相比，且謂後者「文章也並不壞，如自序. 61 62 63. 周作人：〈《花鏡》〉，頁 260。〔清〕陳淏子：《秘傳花鏡六卷圖一卷•序》，頁 242。 1926 年魯迅於〈阿長與《山海經》〉一文，回憶幼時於聚族而居的宅子，親近一位愛種花木的遠房叔祖，在其書齋見過陸璣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還有繪圖的《山海經》和《花鏡》，並表示「我那時最愛看的是《花鏡》」，原因是「上面有許多圖」，日後且養成了「搜集繪圖的書」的習慣，頗與周作人此處閱讀《花鏡》的興味相映成趣。又，周氏兄弟童年嬉戲的「百草園」，在魯迅筆下，亦呈現為一草木扶疏、生機盎然的「樂園」。參魯迅（周樹人）：〈阿長與山海經〉、〈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收於魯迅：《朝花夕拾》（上海：魯迅全集出版社，1947 年），頁 18-25、50-56。.

(14) 154.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八期. 就寫得頗有風致」；64事實上，周氏 14、15 歲時，就曾摹仿《花鏡》的文體書寫日記：午至烏石墓所，拔老勿大約三四十株。此越中俗名也，即平地木，以其不長故名。高僅二三寸，葉如栗，子鮮紅可愛，過冬不調，烏石極多，他處亦有之。性喜陰，不宜肥，種之牆陰背日處則明歲極茂，或天竹下亦佳，須不見日而有雨露處為妙。65 〈《花鏡》〉載入這篇作於光緒己亥（1899）10 月 16 日的少年日記後，復摘錄《花鏡》卷 3「花木類考」之「平地木」的內容：平地木高不盈尺，葉似桂，深綠色，夏初開粉紅細花，結實似南天竹子，至冬大紅，子下綴可觀。其托根多在甌蘭之傍、虎茨之下，及巖壑幽深處。二三月分栽，乃點綴盆景必需之物也。66 並留下評語：「寥寥數行，卻亦有致。」「即以此文論，何遽不及《南方草木狀》（按：舊題西晉稽含作）或《北戶錄》（按：唐段公錄著）耶？」67其中《南方草木狀》和《北戶錄》，《四庫》雖著錄於史部地理類雜記之屬，但如《南方草木狀》之〈提要〉即云「其書凡分草、木、果、竹四類，共八十種。敘述典雅，非唐以後人所能偽……蓋宋以後花譜、地誌援引者多」，68可見「譜錄」類著述與之頗有淵源。而「敘述典雅」與周氏之讚「有致」，易言之，具有情韻、趣味，同樣攸關文字書寫之體式風格。69 需要說明的是，《花鏡》作為周作人數十年反覆玩味的愛書，足茲吸引之處還不止於「文章」的因素。他刻意並列兩段文字，既收筆法參照之效，更像今昔對映下，細細摩娑與「老朋友」的記憶。周氏自述初遇《花鏡》僅 12、13 歲，即使已屆中年，尚購此書之「原刻本」視如珍版收藏；70至. 64 65 66 67 68 69. 70. 周作人：〈《花鏡》〉，頁 260。同上註，頁 260-261。同上註，頁 261。同上註。〔清〕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 年），卷 70，頁 1472。西方博物學不僅重視觀察、分類，亦重「描述」的手法。「在現在，通俗點講，博物學是與數理科學、還原論科學不大一樣的一種在自然條件下宏觀把握世界的方式，它最看重觀察、描述和分類」。劉華傑：《博物學文化與編史•序》（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2014 年），頁 1。「我從十二三歲時見到《花鏡》，到現在還很喜歡他，去年買了一部原刻本，雖然是極平.

(15) 周作人「博物」論述中的《花鏡》. 155. 撰〈生物學〉又年屆耳順，述及新添「日本翻本」，對《花鏡》的傾悅更是歷時彌堅：照時代來說，除《毛詩》、《爾雅》諸圖外最早看見的是《花鏡》，距今已將五十年了，愛好之心卻始終未變，在康熙原刊之外還買了一部日本翻本，至今也仍時時拿出來看。看《花鏡》的趣味，既不為的種花，也不足為作文的參考，在現今說與人聽，是不容易領解，更不必說同感的了。因為最終有這種興趣，後來所以牽連開去，應用在思想問題上面。71 其稱「既不為的種花，也不足為作文的參考」，換言之，閱讀《花鏡》的「趣味」，不必基於對栽種或作文有用的目的─這與他 1932 年便已宣稱「文學是無用的東西」，72可謂一貫呼應。然而，對於《花鏡》的「趣味」或「興趣」，卻又牽連「應用在思想問題上面」，則可見所謂「無用」，是具有辯證意涵的。 1932 年周氏出版《看雲集》，收錄以「草木蟲魚」為主題，密集寫作於 1930 年 3 月到 1931 年 10 月的 8 篇文章，73可視為〈《花鏡》〉一文的前奏。其於〈草木蟲魚小引〉，解釋自己為何選擇此一主題：「第一，這是我所喜歡，第二，他們也是生物，與我們很有關係，但又到底是異類，由得我們說話。」74並在 1945 年作〈兩個鬼的文章〉，不僅自白「對於名物很有興趣」，更揭露「草木蟲魚」的書寫，其實「鑑賞裡混有批判」。75止庵（王進文）進而指出這組文章不僅「偏於『知識』」，是周氏散文的重要開拓；並引用前述說法，認為其晚年主張已在此萌芽：雖然說的是物，要害卻還在人……「草木蟲魚」統可納入文化批判的範疇之中。過去他在〈雨天的書自序二〉中曾說「非意識地. 71 72 73. 74 75. 常的書，我卻很珍重他不下於現今所寶貴的明板禁書，因為這是我老朋友之一」。周作人：〈《花鏡》〉，頁 260-261。周作人：〈生物學〉，頁 208-209。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 年），第 1 講，頁 14。包括〈草木蟲魚小引〉、〈金魚〉、〈蝨子〉、〈兩株樹〉、〈莧菜梗〉、〈水裡的東西〉、〈案山子〉、〈關於蝙蝠〉。見周作人：《看雲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 年），「目錄」。周作人：〈草木蟲魚小引〉，收於周作人：《看雲集》，頁 18。周作人：〈兩個鬼的文章〉，收於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9 卷，頁 646。.

(16) 156.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八期. 想建設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來」，在這類文章中表現地更是充分，大約後來總結的「倫理的自然化」，已經在這裡萌芽了。76 所謂「要害卻還在人」，意指「草木蟲魚」乃是寓「人」於「物」的寫法。周氏亦自稱筆下種種「蟲魚風月」，非關「文人」之舞文弄墨，卻契合於顧炎武（1613-1682）對「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的探求。77 具體而言，此既關聯周氏當時動輒得咎、「無一可言」的現實處境，78更涉及其「道德觀」之延續與發展。令周氏感到為難之現實處境，蘇文瑜（Susan Daruvala，1949-）將矛頭具體指向 1930 年代成立的「左翼作家聯盟」；79倘使能夠銜接錢理群對 1928 至 1930 年間周氏陷入「三重幻滅」的觀點，80則、〈《談虎集》理解應更為全面。事實上，1928 年周氏發表〈科學的人生觀〉後記〉，就已疾呼「思想無罪」，恐懼無論「北方的『討赤』」、南方的「清黨」，都代表「統一思想的棒喝主義」已漸次逼近。81至 1932 年引述吳稚暉、「黨八股」、1936 年發表〈遵命文學〉，益（1865-1953）語批判「洋八股」見其對思想、話語空間壓縮的焦慮與抗議。82身處動亂時代的逆風面，周作人自是倍感孤獨；而知音杳無的目下寂寥，也見諸〈《花鏡》〉之中。面對國民黨之專制與左翼思想界的討伐，黃開發指出 1928 年之後的周作人，「進一步躲進了他的苦雨齋」。83然而，同時不容忽略的是，儘管外界視其作品「平淡」、「閑適」，周作人卻自剖「文章底下的焦躁總要露出頭來」；並自評其文章若有一點好處，「我想只可以說在於未能平淡閑適處，即其文字多是道德的」。84是故周氏對透過書寫建構「新道德觀」的意圖，甚為自.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止庵：〈關於《看雲集》〉，收於周作人：《看雲集》，頁 I-IV。周作人：〈《苦口甘口》自序〉，收於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9 卷，頁 357-359。周作人：〈草木蟲魚小引〉，頁 15-18。〔英〕蘇文瑜著，陳思齊、凌曼苹譯：《周作人：自己的園地》（臺北：麥田出版社，2011 年），頁 180-186。錢理群：《周作人正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 年），頁 63-69。周作人：〈科學的人生觀〉、〈《談虎集》後記〉，收於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5 卷，頁 376、433-435。周作人：〈清代文學的反動上─八股文〉、〈遵命文學〉，收於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6 卷，頁 73-83；第 7 卷，頁 379-381。黃開發：《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年），頁 50。周作人：〈自己的文章〉，收於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7 卷，頁 351。.

(17) 周作人「博物」論述中的《花鏡》. 157. 覺且持續發展。就此可以說，1930 年代的「草木蟲魚」主題與〈《花鏡》〉等作品，其深層關懷實具延續性。再看 1936 年周氏對過往自我的回顧：我平素最討厭的是道學家……豈知這正因爲自己是一個道德家的緣故；我想破壞他們的僞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實卻同時非意識地想建設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來。85 甚麼是「新的道德」？在此僅解釋為基本是「儒家」的，但又加入「現代科學常識」。86至 1944、1945 年，周作人終於鎔裁、提煉成「倫理之自然化」、「道義之事功化」，作為救己、救人、救國的綱領要務。87 循此「新道德觀」逐漸成熟的線索，則〈《花鏡》〉與其前奏「草木蟲魚」主題的寫作，應可視為「倫理之自然化」的芽櫱初萌。王汎森將此與「道義之事功化」，併置於新文化運動之「新道德觀」如何形成的架構來討論，並著重其與晚清理學復興的承續關係。其一方面如同周昌龍，亦肯定周作人與戴震等清儒在思想上的連結，並留意當時淪陷區的尷尬處境；88另一方面，有關「新道德觀」的探索，就本文前論，或許尚可略加補充─至少就周氏而言，其取資於傳統者，應當還包括具有「博物」特徵的傳統文獻，例如《花鏡》。至此可以更加追問：周作人何時開始致意道德問題？其「新道德觀」又與具「博物」特徵的傳統文獻（比方《花鏡》）有何關聯？據周氏多次自述，「由文學而轉向思想道德問題」的改變，乃具體發生於文學革命風潮勃興的 1919 年。而所謂「思想道德問題」，簡言之，就是要參考「生物學」，來訂定人類的行為標準；換句話說，如其徵引「西儒」之言「要想成為健全的人必須先成健全的動物」。89與〈《花鏡》〉、〈《塞耳彭自然史》〉同作於. 85 86 87. 88. 89. 周作人：〈自己的文章〉，頁 351-352，所引述為《雨天的書•自序二》。同上註。參周作人：〈夢想之一〉、〈結論〉、〈過去的工作〉、〈道義之事功化〉，收於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9 卷，頁 105-110、239-241、622-626、627-637。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中的傳統因素─兼論思想的本質與思想的功能〉，收於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 年），頁 133-145 的部分。引文分別出自周作人：〈過去的工作〉、〈《蠕範》〉。參周作人：〈《蠕範》〉（1933 年）、〈生物學〉（1944 年）、〈兩個鬼的文章〉（1945 年）、〈《每週評論》上〉（1961 年），收於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6 卷，頁 184-185；第 9 卷，頁 209、644-645；第 13 卷，頁 556-557。.

(18) 158.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八期. 1934 年的〈《百廿蟲吟》〉，文中更藉錢步曾（1779-1850）刊於道光甲申年（1824）的詠物詩及小記，抒發他對「格物」的新看法：「其一是生物的生態之記錄，於學術不無小補，其次是從這些記錄裡看出生物生活的原本，可以做人生問題的參考」。90並接著申論「格物」和「修身工夫」、「道德意義」的關聯：我們觀察生物的生活，拿來與人生比勘，有幾分與生物相同，是必要而健全的，有幾分能夠超出一點，有幾分卻是墮落到禽獸以下去了：這樣的時常想想，實在是比講道學還要切實的修身工夫，是有新的道德的意義的事。91 此一基於「生物學」的「倫理」解說立場，周作人自稱「不管它的好壞得失如何，的確跟了我一輩子，做了我一切意見的根柢」，92故可謂其進行文化詮釋活動的主要基礎。在此基礎上，「異類」、「異物」的價值得到突顯。自 1930 年〈草木蟲魚小引〉使用「異類」一詞，至 1944 年〈博物〉中「異物」論述的發展，「異類」、「異物」顯然為周作人重新論述「道德」內涵、界限的重要媒介；且觀察、描摹「異類」、「異物」的書寫技能，亦對周氏所謂受經學傳統籠罩之「倫理化的自然」，帶來意義更新的積極作用。因此可以說，正由於對「新道德」取徑於「博物／生物」與「文學」的主張，再加上面對現實的孤寂與惘惘，於是周作人頻頻向二、三百年前的《花鏡》致意，並藉其發出「現今說與人聽，是不容易領解，更不必說同感」的慨嘆。至於將《花鏡》「應用在思想問題上面」，綰合周氏「博物」論述來理解，則無疑與其否定動植物附屬於經學傳統，甚至對「仁」、「生生之理」的新詮密切相關。. 四、結論本文以「文學」連結「博物學」的關懷為開端，探討明清之際文人譜錄《花鏡》，在周作人「博物」論述中的意義。《花鏡》不僅較西方博物學. 90 91 92. 周作人：〈《百廿蟲吟》〉，收於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6 卷，頁 354。同上註。周作人：〈《每週評論》上〉，頁 557。.

(19) 周作人「博物」論述中的《花鏡》. 159. 或生物學，更早為周氏感知外物與思維世界的方式，帶來潛移默化的啟迪；且西方博物學或生物學，相對地，也重新調整其看待這部著作的視野。周作人既聲稱「生物學」是「研究文學的預備知識」；也留意西方世界「文人兼博物學家」的身分。不論稱之「博物學」或「生物學」，均意圖藉其批判傳統「倫理」對「自然」的桎梏。換言之，他認為「自然」若能擺脫既存「倫理」的干涉，讓「異類」、「異物」豐繁的生存現象得以揭示、突顯，將有助於反思「人」之社會中，「道德」的內涵與界限。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的部分言論，雖呼應西方 17 世紀末以來的科學研究路徑，並暗合於 17、18 世紀以降西歐學者的某些觀點，但不代表全然接軌西學。或者更明確地說，其既批判傳統，但批判的憑藉，卻也有取資於傳統者。對於周氏與「傳統」關係的相關討論，學界已累積可觀成果，尤其是「新文化運動」所溯源之「公安」一脈；本文則著眼譜錄《花鏡》與周氏的因緣。一方面討論其對周氏探索「自然」「如何」可能脫離「經學」脈絡，成為實地「觀察」對象，進而「愛好」並「書寫」成文的可能啟發；另一方面，也觸及他「為何」要拿「譜錄」與「經學家」書齋之「考名物」作對比，雖然強調「實務」、「原物」，卻終究不必基於「栽植」的目的─ 這就與《花鏡》在周氏闡發「思想問題」上的「應用」有關。簡而言之，「思想問題」要由「博物」與「文學」相互挹注的徑路開展。周作人既肯定「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的詩學傳統，對瞭解人生問題大有裨益；且重視以「物」為對象之「考察」、「疏狀」、「說明」，能夠「典雅」、「有致」的書寫方式。而周氏「博物」論述中的《花鏡》，即在人生問題與書寫方式的重疊觀照下，遂與現代知識與文學運動產生交集；另一方面，「仁」或「生生之理」的詮釋，也蛻化為立基「生物學」之「新道德」的展現。【責任編校：范寧鷳、黃璿璋】. 徵引文獻專著〔清〕王士禛 Wang Shizhen：《分甘餘話》Fengan yuhua，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9 年。〔清〕紀昀 Ji Yun：《欽定四庫全書總目》Qinding siku quanshu zongm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97 年。.

(20) 160.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八期. 〔清〕陳淏子 Chen Haozi：《秘傳花鏡六卷圖一卷》Michuan huajing liujuan tu yijuan，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xiu siku quanshu bianzuan 《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第 1117 冊，上海 weiyuanhui 編：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2 年。王汎森 Wang Fansen：《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Zhongguo jindai sixiang yu xueshu de xipu，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Lianjing chuban shiye gongsi，2003 年。任繼愈 Ren Jiyu 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農學卷》Zhongguo kexue jishu dianji tonghui, nongxue juan，鄭州 Zhengzhou：河南教育出版社 Henan jiaoyu chubanshe，1994 年。余英時 Yu Yingshi：《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Zhongguo sixiang chuantong de xiandai quanshi，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Lianjing chuban shiye gongsi，1987 年。周作人 Zhou Zuoren：《中國新文學的源流》Zhongguo xin wenxue de yuanliu，上海 Shanghai：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1995 年。 ───：《看雲集》Kanyun ji，北京 Beijing：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Beijing shiyue wenyi chubanshe，2011 年。周昌龍 Zhou Changlong：《新思潮與傳統：五四思想史論集》Xin sichao yu chuantong: wusi sixiangshi lunji，臺北 Taipei：時報文化 Shibao wenhua， 1995 年。林志宏 Lin Zhihong：《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Minguo nai diguo ye: zhengzhi wenhua zhuanxing xia de qing yimin，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Lianjing chuban shiye gongsi，2009 年。林慶彰 Lin Qingzhang、張壽安 Zhang Shouan 主編：《乾嘉學者的義理學》 Qianjia xuezhe de yilixue，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zhongguo wenzhe yanjiusuo，2003 年。林麗容 Lin Lirong：《民國讀經問題研究（1912-1937）》Minguo dujing wenti yanjiu (1912-1937)，新北 New Taipei：花木蘭文化 Huamulan wenhua， 2010 年。夏志清 Xia Zhiqing：《人的文學》Ren de wenxue，臺北 Taipei：純文學出版社 Chun wenxue chubanshe，1977 年。.

(21) 周作人「博物」論述中的《花鏡》. 161. 徐從輝 Xu Conghui 編：《周作人研究資料》Zhou Zuoren yanjiu ziliao，天津 Tianjin：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2014 年。秦燕春 Qin Yanchun：《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Qingmo minchu de wanming xiangxiang，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08 年。張壽安 Zhang Shouan：《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 Yi li dai li: Ling Tingkan yu qing zhongye ruxue sixiang zhi zhuanbian，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jindaishi yanjiusuo， 1994 年。郭郛 Guo Fu：《爾雅注證：中國科學技術文化的歷史紀錄》Erya zhuzheng: zhongguo kexue jishu wenhua de lishi jilu，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2013 年。陳平原 Chen Pingyuan：《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 Zhongguo xiandai xueshu zhi jianli: yi Zhang Taiyan, Hu Shizhi wei zhongxin，臺北 Taipei：麥田出版社 Maitian chubanshe，2000 年。黃開發 Huang Kaifa：《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體》Ren zai lütu: Zhou Zuoren de sixiang han wenti，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1999 年。趙志軍 Zhao Zhijun：《作為中國古代審美範疇的自然》Zuowei zhongguo gudai shenmei fanchou de ziran，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2006 年。劉華傑 Liu Huajie：《博物學文化與編史》Bowuxue wenhua yu bianshi，上海 Shanghai：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tong daxue chubanshe， 2014 年。蔡元培 Cai Yuanpei 等：《讀經問題》Dujing wenti，香港 Hong Kong：龍門書店 Longmen shudian，1966 年。魯迅 Lu Xun：《朝花夕拾》Chaohua xishi，上海 Shanghai：魯迅全集出版社 Lu Xun quanji chubanshe，1947 年。錢理群 Qian Liqun：《周作人研究 21 講》Zhou Zuoren yanjiu 21 jiang，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4 年。 ──：《周作人正傳》Zhou Zuoren zhengzhuan，南京 Nanjing：江蘇文藝出版社 Jiangsu wenyi chubanshe，2010 年。.

(22) 162.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八期. 鍾叔河 Zhong Shuhe 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Zhou Zuoren sanwen quanji 第 3-9 卷，桂林 Guilin：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2009 年。譚佳 Tan Jia：《敘事的神話：晚明敘事的現代性話語建構》Xushi de shenhua: wanming xushi de xiandaixing huayu jiangou，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2009 年。〔日〕山田慶兒 Yamada Keiji 編：《東アジアの本草と博物. の世界》. Higashiajia no honzou to hakubutsugaku no sekai，京都 Kyoto：思文閣 Shibunkaku，1995 年。〔日〕廚川白村 Kuriyagawa Hakuson 著，魯迅 Lu Xun 譯：《出了象牙之塔• Essay》chu le xiangya zhi ta, Essay，收入魯迅 Lu Xun：《魯迅全集》Lu Xun quanji 第 13 卷，上海 Shanghai：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1973 年。〔法〕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 著，李幼蒸 Li Youzheng 譯：《寫作的零度》Xiezuo de lingdu (Writing degree zero)，臺北 Taipei：時報文化 Shibao wenhua，1991 年。〔英〕基思•托馬斯 Keith Thomas 著，宋麗麗 Song Lili 譯：《人類與自然世界：1500-1800 年間英國觀念的變化》Renlei yu ziran shijie: 1500-1800 nianjian yingguo guannian de bianhua (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changing attitudes in England :1500-1800)，南京 Nanjing：譯林出版社 Yilin chubanshe，2008 年。〔英〕蘇文瑜 Susan Daruvala 著，陳思齊 Chen Siqi、凌曼苹 Ling Manping 譯：《周作人：自己的園地》Zhou Zuoren: ziji de yuandi (Zhou Zuo-ren and an alternative Chinese response to modernity)，臺北 Taipei：麥田出版社 Maitian chubanshe，2011 年。期刊與專書論文王家平 Wang Jiaping、段凌宇 Duan Lingyu：〈周作人與清末民初學術轉型〉 “Zhou Zuoren yu qingmo minchu xueshu zhuanxing”，《魯迅研究月刊》 Lu Xun yanjiu yuekan 總第 348 期，2011 年 5 月。吳國盛 Wu Guosheng：〈自然的發現〉“Ziran de faxian”，《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Beijing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第 45 卷第 2 期，2008 年 3 月。.

(23) 周作人「博物」論述中的《花鏡》. 163. 莊萱 Zhuang Xuan：〈科學小品：詩與科學的融合─周作人散文文類「新變」之一〉“Kexue xiaopin: shi yu kexue de ronghe: Zhou Zuoren sanwen wenlei 《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Fujian shifan ‘xinbian’ zhi yi”，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總第 160 期，2010 年 1 月。陳岸峰 Chen Anfeng：〈追源溯流，旁敲側擊：論周作人的《新文學的源流》〉 “Zhuiyuan suliu, pangqiao ceji: lun Zhou Zuoren de Xin wenxue de 《中國學術年刊》Zhongguo xueshu niankan 第 36 期，2014 yuanliu”，年 3 月。智利疆 Zhi Lijiang：〈偽滿州國的「國家祭祀」及其日本化〉“Wei manzhouguo 《抗日戰爭研究》Kangri zhanzheng yanjiu de ‘guojia jisi’ ji qi ribenhua”，總第 75 期，2010 年 2 月。 Roland Barthes, “On Gide and His Journal,” in A BARTHES READER, ed. Susan Sontag,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2. 網站資料清華週刊社編輯部 Qinghua zhoukanshe bianjibu：《尊孔與復古特輯》Zun 《清華週刊》Qinghua zhoukan 第 42 卷第 3、4 期， Kong yu fugu teji， 1934 年 11 月，參見：http://qhzk.lib.tsinghua.edu.cn:8080/Tsinghua_Journal/ turnPage?totalvolume=592-593&pageno=0，瀏覽日期：2017 年 1 月 20 日。.

(24) 164.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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