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機構典藏 NTUR:Item 246246/4438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四庫全書總目》與漢宋之學的關係

中 華 民 國 93 年 10 月 11 日

《四庫全書總目》與漢宋之學的關係（精簡版） 2003 年國科會研究計畫 台灣大學中文系 夏長樸 壹、 中英文摘要 漢宋之爭是清代中期學術的重要問題。目前，絕大多數的學者都同意，乾隆 時配合《四庫全書》的修撰而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在漢宋之學的爭執中， 其基本態度是支持漢學，並且對宋學採取貶抑的傾向。 但是，較少為人注意的是，乾隆皇帝在乾隆三十七年下詔編輯《四庫全書》 時，其實關心的並非漢學而是宋學。詔書中要求蒐集的書籍，以闡明心性之學、 有關治道人心的宋學著作為重點；其次纔是發揮傳注、考覈典章的漢學專著以及 諸子百家之言。這些宋學以外的著作，必須合乎實用原則，纔考慮收入。就此而 言，乾隆帝原本要求的是宋學，注重的是實用價值。然而《四庫全書》館開館後， 館臣「稟承上意」所編寫出來的《四庫全書總目》，卻成為批判宋學、標榜漢學 考證的著作。這與乾隆皇帝的本意明顯不同。箇中原因究竟何在？乾隆皇帝何以 又能接受這種轉變？這的確耐人尋味。本文之作，用意有二，一方面嘗試就現存 可靠的文獻資料中，尋找合理的解釋，以解決這個問題。另一方面則探討《四庫 全書總目》在漢宋之學消長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關鍵詞：《四庫全書總目》、漢學、宋學、漢宋之爭 英文摘要

The Annotated Catalog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四 庫全書總目》) in Relationship to Han and Song Learning

Abstract

The debate between Han Learning and Song Learning was an important scholarly issue in the mid-Qing Dynasty. Currently most scholars concur that the Annotated Catalog, which was compiled and edited in the Qianlong Period to accompany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basically supported the position of Han Learning in that debate, even taking the direction of repressing Song Learning.

However, what has been less noticed is that, when the Qianlong emperor decreed the editing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in the thirty-seventh year of his reign (1772), what mattered was not Han, but Song Learning. The works which were decreed to be collected were to be centered around the Song Learning works of the study of mind and nature,

as well as on government and humanity; and in addition there were to be Han Learning works of annotations and evidential scholarship on

regulations and edicts, together with works of philosophers. These works outside of Song Learning had to be in accord with useful purposes in order to be considered for inclusion. From this standpoint, the Qianlong emperor’s original request was for Song Learning, and most importantly for something of practical value. Despite this, after the opening of the office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the Annotated Catalog as produced by its officials “in accord with the wishes of the emperor,” instead criticized Song Learning and promoted the works of evidential scholarship according to Han Learning. This clearly differed from the original intent of the emperor. Why was this; and how would the emperor have been able to accept this kind of change? This is definitely a problem worth serious consideration. The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find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which might resolve this problem using reliable literary materials. At the same time, this study will discuss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itself, and how it stands in the process of the ebb and flow of Han and Song Learning.

Keywords: The Annotated Catalog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Han Learning, Song Learning, The debate between Han Learning and Song Learning.

貳、報告內容 一、前言、 漢宋之爭是清代中期學術的重要問題，乾隆時配合《四庫全書》的修撰而編 纂的《四庫全書總目》，由於代表著官方的學術態度，因此在漢、宋學的爭議中， 究竟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始終是《四庫全書》成書以來，學者們所關心的問題。 目前，幾乎絕大多數的學者都同意，《四庫全書總目》的基本態度是支持漢學， 並且對宋學採取貶抑的傾向，這種說法迄今並沒有什麼爭議，也廣為學界所接受。 但是，比較為人忽略的是，乾隆皇帝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下詔編輯 《四庫全書》時，他所關心的是「其歷代流傳舊書，有闡明性學治法，關繫（係） 世道人心者，自當優先購覓。至若發揮傳注，考覈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 裨實用者，亦應備為甄擇。」1 換言之，乾隆帝提出的蒐書原則雖是漢、宋兼採， 1 _{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諭內閣} 著直省督撫學政購訪遺書〉（（軍機處上諭檔）），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頁 1-2。案：《清實

2 然而其中仍有明顯的區別：闡明心性之學、有關治道人心的宋學著作為重點， 應優先購覓；其次纔是發揮傳注、考覈典章的漢學專著以及諸子百家之言，這些 著作要合乎實用原則，纔考慮收入。就此而言，乾隆帝雖未明言漢、宋學書籍孰 輕孰重，而要求的優先本為宋學著作，注重的也是實用價值，但編寫《四庫全書 總目》的館臣，竟然編寫出違逆帝意的著作來，皇帝卻並無不悅的表示，這豈不 是一個奇異的現象？其中透露出的訊息，也頗耐人尋味。本文之作，用意不僅在 提出這個問題，也嘗試就可靠的文獻資料中，尋找合理的解答。 二、研究目的 民國以來學界研究清代學術時，多將關注焦點集中在明末清初的經世致用 之學、乾嘉的考證學以及晚清的今文經學復興三個重點之上，研究成果也斐然 成章，做出不少足資肯定的具體成果來，如梁啟超、錢穆的兩部《中國近三百 年學術史》、余英時的《論戴震與章學誠》等，都是學界早有定評的論著。但 是，清朝前期儒學如何由重視經世致用轉成乾嘉漢學，乾嘉漢學又如何發展為 晚清今文經學，這些有關清代學術發展轉換的問題，相關的論著則頗為稀少， 這是亟待彌補的一個研究領域。 多年來本人都在台大開設「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門課程，也曾零星發 表幾篇論文，目前則聚焦在討論康雍乾三朝的儒學，探討方向主要在檢討清朝 前期儒學如何由宋學當令，強調經世致用，進而發展成乾嘉漢學。這個主題， 除了美國學者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的《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 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一書以清初理 學如何發展成乾嘉樸學為探討對象之外，一般研究者較少注意。其實這是探討 清代學術演變的一個關鍵性問題，相當值得注意。本次申請所提研究計畫—— 「《四庫全書總目》與漢宋之學的關係」，即是「清代康雍乾時期儒學發展」 研究計畫中的一個研究子題。 三、文獻探討 民國以來，有關《四庫全書總目》研究的論著雖不在少數，僅專書部份就 有：吳哲夫的《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 79 年） 、黃愛平的《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年）、 余嘉錫的《四庫提要辯證》（北京：中華書局）、胡玉縉撰王欣夫輯的《四庫 全書總目提要補正》（上海：上海書店，1998 年）、崔富章的《四庫提要補正 》（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0 年）、李裕民的《四庫提要訂誤》（北京： 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 年）、楊武泉的《四庫全書總目辨誤》（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1 年）等。這些著作有的是在研究《四庫全書》的纂修工作下， 同時進行《四庫全書總目》纂修的研究；有的是對《四庫全書總目》進行補正 工作。雖各有所成，研究也有相當的貢獻，但重點畢竟不在學術思想，也沒有 就學術史的觀點對《四庫全書總目》進行探討。至於周積明的《文化視野下的 字，見是書卷 900，總頁 4-5。 2 _{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即曾說：「性理、考據} 並重為徵書的主要原則，然後兼及九流百家與歷代至當朝名人詩文集等書籍。」見是書頁 65。

四庫全書總目》（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1 年）一書，是第一部從文化學的角度作研究的專著，曾引起大陸學界的極 大注意，但由於作者將全書定位在「文化視野」上，分別從價值觀、審美觀、 學術文化觀、批評觀的角度探討《四庫全書總目》，雖有新意，卻沒有深入檢 討《四庫全書總目》在清代學術史上的學術價值，殊為可惜。在單篇論文方面 ，自錢穆〈《四庫提要》與漢宋門戶〉（天津《益世報．讀書週刊》24 期，民 國 24 年 11 月 14 日）首開從學術思想角度討論《四庫全書總目》之後，繼踵的 論文也不多，個人涉獵所及較具份量的論文如：劉漢屏〈略論《四庫提要》與 四庫分纂稿的異同和清代漢宋學之爭〉（《歷史教學》，1979 年第 7 期）論述 了《四庫提要》與清代漢宋學之爭，但重點置於《四庫提要》與四庫分纂稿的 異同比較上，有關漢宋學之爭中，《四庫提要》的角色問題並未涉及。黃愛平 〈《四庫全書總目》的經學觀與清中葉的學術思想走向〉（《兩岸四庫學—— 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8 年），則 不僅凸顯《四庫全書總目》重視經世、尊漢批宋的觀點，更強調該書「力求消 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的寬容境界」，「無疑為清中葉以後出現的漢宋合流趨 勢開啟了先河。」這是深具創意的觀察，可惜的是在論述上仍擺脫不了既有的 某些政治框架，無法以客觀的立場探討學術問題。就此而言，從清代學術發展 的觀點，在不預設立場的基礎上，透過資料的分析，對《四庫全書總目》的內 容作較客觀深入的探討，仍然有其必要。 本計畫的提出，主要目的在探討由清初儒學發展為乾嘉考證之學的過程中 ，作為官學的主要代表作品——《四庫全書總目》，這部書究竟扮演了什麼樣 的角色？從開始編輯《四庫全書》時的宋學為主，何以到刊刻《四庫全書總目 》時，卻成了崇漢抑宋的作品？原因出在哪裡？何以乾綱獨斷的乾隆皇帝能接 受這樣明顯違反他編書初衷的改變？這些都是進行本研究計畫時，所要處理的 問題。 四、研究方法與進行步驟 本計畫在研究方法上採取分析文本、詮釋資料的研究方式，並配合筆者開 設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課程，同時進行。在研究步驟上，儘可能蒐集相 關資料，包括現存的《四庫全書總目》各種版本，目前殘存的各種提要初稿（ 包括翁方綱、戴震、邵晉涵及姚鼐等）、《纂修四庫全書檔案》、《清實錄》 、《清史稿》、《乾隆起居注》、《清朝碑傳全集》、《清史列傳》及清史相 關資料、清人筆記小說以及近人相關論著（包括中、英、日文）都在搜求之列 ，資料務求可能齊備。其次閱讀資料，選取與本計畫相關的資料。分析解讀資 料，過程中並參酌近人的研究論文，比較是否有所差異；若有不同，則同時嘗 試解釋差異產生的原因所在。積累既多，具體觀點形成後，進行論文主體結構 的架設；結構完成後，開始論文的撰寫。 五、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以一年為期，目前已完成論文〈《四庫全書總目》與漢宋之學的關 係〉一篇。 《四庫全書》的纂修不僅是乾隆文治事業的具體成就，同時也是清代學術發

展過程中的一個關鍵，在清代學術史上有其特殊的意義。 本文以《四庫全書總目》為討論對象，這是筆者探討清代中期學術發展的初 步嘗試。透過上述的討論，對《四庫全書總目》在基本上有了若干理解。以往前 人將研究重點集中在編纂《四庫全書》的政治意義上，不能說方向不對，至少是 對問題的掌握不夠全面，使得《四庫全書》本身的學術意義沒有完全發掘出來， 這是相當令人惋惜的。事實上，《四庫全書總目》不僅是《四庫全書》所收書籍 的提要的彙整，同時也保留了數量加倍的存目書籍提要，如果對兩者加以比較研 究，不僅能知道應收、應刪書籍的衡量標準究竟何在，同時可以得知當時學術衡 量的尺度。要清楚了解這個問題，則有賴於未來持續的探討。 在檢討近人相關研究文獻時，可以發現《四庫全書總目》的學術價值過去有 被低估的現象。從本文的探討過程中，我們理解到《四庫全書總目》應該被視為 研究清代中期學術思想發展的重要著作，因為這部書雖是清朝官方學術著作，其 編纂時間正是清朝學術由宋學為主發展成漢學當令的關鍵時刻。透過對《四庫全 書總目》的研究，可以知道所謂的漢學、宋學之間的問題，其實早在這部書編輯 之先就已經存在。《四庫全書總目》的〈經部總敘〉將漢學、宋學對峙的事實清 楚的標舉出來，雖然刻意保持低調，標榜漢宋兼採的原則，但明顯的揚漢抑宋態 度，卻使其成為崇尚漢學的代表性著作。此一作法影響之深遠，可能是當初四庫 館臣始料所未及的。許多學者認為清代學術的代表就是乾嘉漢學，這一看法當然 有其道理。但這一學術思潮從何而來？又如何達成？應該是研究清代學術思想時 不能不涉及的論題，由於過去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夠，有待努力的地方還很多， 值得做進一步的探討。就此而言，針對《四庫全書總目》做規模較大、範圍較廣 的深入的研究工作，的確有事實上的需要。 參、參考文獻 （1）朱熹：《詩集傳》，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1 年。 （2）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台北：大安出版社影印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6 年。 （3）班固：《漢書》，台北：世界書局影印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2 年。 （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 年。 （5）馬齊、張廷玉、蔣廷錫等編：《清實錄．聖祖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6）慶桂等編：《清實錄．高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7）王先謙編：《東華續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四庫全書》本，1995 年。 （8）文海出版社輯：《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皇帝聖訓》，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 年。 （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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