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眠獅」到「睡獅」—梁啟超睡獅說淵源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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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眠獅」到「睡獅」──梁啟超睡獅說淵源新論

摘要

楊瑞松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有關於近代中國的「睡獅」意象的歷史探討分析研究工作，迄今為止的主要中英日文著作，均認為在近代中國的語境中，「睡獅」符號應是最早出現於梁啟超在 1899 年間所撰寫的〈動物談〉和〈瓜分危言〉之中。這樣的研究結論基本上推翻了長期以來坊間所流行的「拿破崙睡獅說」，將睡獅作為中國國族符號的淵源從傳言中的西方論述脈絡轉移到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但有關梁啟超何以會運用「獅子」符號來對應所謂佛蘭金仙（怪物）的原因，迄今為止仍是令學者百思不得其解的謎題。針對此謎題，本研究認為在刊行於 1898 年 5 月 1 日的《知新報》上的翻譯文〈日人大澤龍論中國情勢〉（其中包含「往者曾紀澤嘗比支那於眠獅」行文），應被視為是應被視為在中文的語境中，第一篇出現以睡獅符號來代表中國的文本，同時也是梁啟超睡獅符號的靈感來源。此外，此一新發現也表示明治日本時期的中國觀和國家動物符號想像，以及關於曾紀澤論述的種種相關評論，均和「中國為眠獅/睡獅」論述的出現有密切關連性。本文也試圖以「知識倉庫」和「跨語境/跨文化傳播」研究角度，對於此一符號為何在明治日本出現提出一些初步的觀察和分析，從而對此議題的後續探索提供若干可能的新方向和研究視角。關鍵詞：梁啟超，曾紀澤，眠獅/睡獅，大澤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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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Meishi” to “Shuishi”:

On the Origin of Liang Qichao’s “Sleeping Lion” Discourse

Abstract

Jui-sung Yang

History Department , NCCU

By far the studies on the “Sleeping lion” metaphor have reached a consensus that it was Liang Qichao, rather than Napoleon, who truly utilized the “Sleeping lion” as a metaphor for China in his works published in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However, the question of why Liang came to choose the image of lion to symbolize China, and also described it as a counter image of Frankenstein, remains to be unanswered. In this study, I have argued that a Japanese article on China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n 1898 should be the key factor inspiring Liang’ use of the “Sleeping lion” metaphor. This article by the Japanese author, Osawa Ryo, clearly contained the passage that Marquis Zeng has ever depicted China as a sleeping lion. This new discovery shows that sleeping lion discourse was actually initiated in Meiji Japan and later elaborated by Liang Qichao. Furthermore, by examining a number of key discourses on China during the Meiji period, this study also tried to make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how the “China as a sleeping lion” image was first emerged in Japan and then became enormously popular in China. My arguments will shed new light on this very

significant transcultural and trans-lingual development in the moder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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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眠獅」到「睡獅」──梁啟超睡獅說淵源新論*

楊瑞松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一、問題的緣起有關於近代中國的「睡獅」意象的歷史探討分析研究工作，迄今為止的主要中英日文著作，均認為在近代中國的語境中，「睡獅」符號應是最早出現於梁啟超在 1899 年間所撰寫的〈動物談〉和〈瓜分危言〉之中。1_{這樣的研究結論基本上推翻了長期以來坊間所流行的} 「拿破崙睡獅說」，將睡獅作為中國國族符號的淵源從傳言中的西方論述脈絡轉移到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此舉可謂重新導向有關「睡獅」符號追本溯源的研究方向，就此面向而言，此研究結論本身已具有極重大意義和成果。然而，將研究的目光聚焦於梁啟超的論述上，卻也因而衍生出新的課題有待進一步的釐清。誠如石川禎浩教授在其論文的結論所言： *本論文為科技部計畫(#102-2420-H-004 -057 -MY2)的研究成果。在本文撰寫期間，在日文資料蒐集和解讀方面，曾獲李侑儒、朱紹聖和平賀匡同學的協助，以及林愷哲和曹依婷同學幫忙校訂文字和格式；文成之後，兩位匿名論文審查者提供了若干中肯寶貴修改意見，我謹在此向他們一併表達誠摯謝意。此外，本文的立論是建立在許多先行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尤其是京都大學石川禎浩教授的相關研究，更是對本文的論證有莫大的啟迪作用，我謹以本文的些許研究成果，向對此課題的諸位先行研究者致上最高敬意。 1_{單正平，〈近代思想文化語境中的醒獅形象〉，《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_》， 4（天津，2006.07）：頁 29-36；及其專著《晚清民族主義與文學轉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 113-145。石川禎浩，〈晚清「睡獅」形象探源〉，《中山大學報社科版》，5：49，（廣州，2009），頁 87-96，和日文原作，〈眠れる獅子(睡獅)と梁啓超〉，東方學報 (2010)，85: 479-509。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臺北：政大出版社，2010），頁 109-137。施愛東，〈拿破崙睡獅論：一則層累造成的民族寓言〉，《民族藝術》， 3（廣西，2010），頁 8-16。Rudolf G. Wagner, “China 'Asleep' and 'Awakening'. A Study in Conceptualizing Asymmetry and Coping with It”, Transcultural Studies, 1 (march, 2011), 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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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他（梁啟超）留下一篇《醒獅有感》之類的文章，我們也就可以瞭解「睡獅」形象出現在中國的來龍去脈，特別是本文未能解明的梁的想像由怪物弗蘭肯斯坦（佛蘭金仙）到獅子的飛躍過程。但遺憾的是，梁啟超沒有為我們留下這樣的文章。如此，來歷依然不明的「睡獅」、「醒獅」的形象後來不斷被放大和強化，直至現在。2 簡言之，有關梁啟超何以會運用「獅子」符號來對應佛蘭金仙（怪物）的原因，迄今為止仍是令學者百思不得其解的謎題──究竟是梁啟超自己的神來之筆，憑空想像（思想飛躍的結果）？或是梁啟超有來自其他來源的靈感或依據？關於此重要課題，拙作先前對於「睡獅」議題的探討，也沒有超越前人的看法。但是，藉由發現若干具有重大關聯性的相關文獻資料，並結合對於梁啟超「睡獅」相關論述的再一次重新仔細解讀，本文將試圖對上述長期未能解決的課題，提出一些突破性看法，從而激發其他先進對此課題有更進一步的探討。二、梁啟超「睡獅」說的演變：曾紀澤到底說了什麼？首先我將先從重新檢視分析梁啟超睡獅相關論述入手。為便於後續的分析，我將條列出和梁啟超「睡獅論」的最重要相關的三個文本中幾段關鍵陳述： A. 〈保國會演說〉（1898 年 4 月 21 日）3_： 1. 嗟乎，昔曾惠敏作〈中國先睡後醒論〉，英人烏理西(英之子爵，今任全國陸軍統帥）謂中國如佛蘭金仙之怪物，縱之臥則安寢無為，警之覺則奮牙張爪，蓋皆於吾中國有餘望也。 2. 思之思之，鬼神通之，鍥而不舍，金石鏤之，群之習之，摩之厲之，盪之決之，策之鞭之，意者佛蘭金仙，其猶有將醒之時，而曾惠敏烏西里之言，不終不騐耶？則啟超馨香而祝之，跪膜而禮之。 2 石川禎浩，〈晚清「睡獅」形象探源〉，頁 87-96。引文見頁 96。 3_{《知新報》}_{（上海：新華，1996），第 55 冊（1898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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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動物談〉（1899年4月30日）4_：吾昔遊倫敦博物院，有人制之怪物焉，狀若獅子，然偃臥無生動氣。或語餘曰：子無輕視此物，其內有機焉，一撥捩之，則張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敵也。余詢其名，其人曰：英語謂之佛蘭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紀澤，譯其名謂之睡獅，又謂之先睡後醒之巨物。余試撥其機，則動力未發而機忽坼，螫吾手焉。蓋其機廢置已久，既就銹蝕，而又有他物梗之者。非更易新機，則此佛蘭金仙者，將長睡不醒矣。惜哉!” C. 〈瓜分危言〉（1899 年 5~8 月）： 5 1. 其故皆坐未深知中國腐敗之內情，以為此龐大之睡獅，終有蹶起之一日也。而不知其一挫再挫，以至於今日，維新之望幾絶，魚爛之形久成朽木糞墻，終難扶掖。（1899 年 5 月 20 日） 2. 中國之所以弱者，不變法也。然昔者不知變而不變，則猶有望焉。今也知變而不變，變而中止，則無望焉矣。曾惠敏曾對英人大言曰：中國先睡，後醒之巨物也。故英人亦有佛蘭金仙之喻，無如沈沈華胥，年復一年，磨牙之倫，已饞涎不能復忍。去歲偶一蹶起，旋復昏睡，更蒙以迷藥，尚寐無訛，即使旁觀有愛我者，欲扶而掖之，翼而行之，其奈之何？其奈之何？(1899 年 8 月 6 日) 關於這三項論述，有以下幾點必需先加以釐清： (一）就文本出現的歷史時空脈絡而言，Ａ和Ｂ、Ｃ出現相隔的時間有一年之久，而且這一年間正是梁啟超經歷他人生中最重大政治事件衝擊（百日維新失敗）之時期。Ａ是在百日維新前，梁啟超對於 4_{《清議報》}_{（北京：中華書局，1991），第 13 冊，（1899 年 4 月 30 日）。引文} 見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一冊，頁 361。 5_{《清議報》，第 15 冊，（1899 年 5 月 20 日）}_{，第 16 冊，（1899 年 5 月 30 日），} 第 17 冊，（1899 年 6 月 8 日），第 23 冊，（1899 年 8 月 6 日）。引文見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一冊，頁 289 和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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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國會的有智之士的精神喊話，號召他們團結合作積極投身即將到來的政治改革，演說內容充滿對於改革運動的積極期待情緒。相對地，Ｂ和Ｃ則是梁啟超在戊戌政變後被迫流亡日本，在失望悲觀的情緒下，重新評估了當時清帝國的處境。換言之，Ａ的基調是樂觀期待，Ｂ和Ｃ則是悲觀失落。這兩種不同的基調深深影響了梁啟超關於睡獅相關陳述的旨趣差異性。換言之，儘管若干表面上相同的符號同樣出現在Ａ、Ｂ和C，但其意涵卻因上述不同的論述基調而產生差異。 (二）就文本本身所運用的符號和意象而言，如果我們從上述ＡＢＣ的文句中滙整出睡獅符號其他相關重要符號的出現點，則有以下諸項特別值得注意 (括號內標示它出現的文本）：1、曾紀澤／曾惠敏（A、B、C） 2、佛蘭金仙（A、B、C）3、先睡後醒的意象(B 和 C） 4、巨物 (B 和 C）。 5、睡獅（B 和 C）。6、曾所撰寫的〈中國先睡後醒論〉。這些重要符號在ＡＢＣ文本中的不同的組合和交互指射的方式，以及它們出現的時間點，可謂是理解梁啟超睡獅說的重要線索（三）承續上述兩項觀察基礎，如果就ＡＢＣ三個文本的表述方式而言，以文本交叉比對分析的研究方法分析，則可發現有幾項重大差異性： 1、在Ａ的文本中，是以「昔曾惠敏作〈中國先睡後醒論〉」的行文，平鋪直敘式地將其單純和「英人烏理西（英之子爵，今任全國陸軍統帥）謂中國如佛蘭金仙之怪物……」的文句並陳，梁啟超的論述策略是藉由引用兩位中外名人對於中國「皆抱有餘望」的看法，來向其聴眾證明中國有其復興的巨大潛力。正因為如此，梁啟超在其演講的結論中，才再度以「佛蘭金仙，其猶有將醒之時，而曾惠敏烏西里之言，不終不騐耶？」，作為保國會成員投入政治改革終將成功的預言。曾紀澤本人，或是曾紀澤的〈先睡後醒論〉均和佛蘭金仙沒有相關連。 2、相對於上述Ａ中以「先睡後醒」和「佛蘭金仙」（縱之臥則安寢無為，警之覺則奮牙張爪）說明中國是具有巨大潛力的本質，ＢＣ則是強調中國徒有強大的外表，可是其本質腐敗之內情（魚爛之形久成朽木糞墻，終難扶掖）實遠超一般人之想像的困境。也因為如此，梁啟超在ＢＣ關於「佛蘭金仙」的描述上，特別增添Ａ在中沒有出現的許多負面的描述（其機廢置已久，既就銹蝕，而又有他物梗之者。非更易新機，則此佛蘭金仙者，將長睡不醒矣）來表達其失落之情。同樣地，曾紀澤的「先睡後醒」說在流亡日本的梁啟超眼中，也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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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治改革的樂觀預言。對經歷過戊戌政變沈重打擊的梁啟超而言，曾紀澤的說法變成是一種自我膨脹，大言不慚的空言「中國之所以弱者，不變法也。然昔者不知變而不變，則猶有望焉。今也知變而不變，變而中止，則無望焉矣。曾惠敏曾對英人大言曰：中國先睡，後醒之巨物也」。簡言之，無論是曾紀澤的話，或是佛蘭金仙都不再具有正面的激發人心的意義，反而是代表和現實脫節的空話或是虛有其表的象徵。 3、特別值得注意是，在 1898 年的這一篇演說稿（Ａ）中，當梁啟超提到曾紀澤的「先睡後醒」說，僅僅提到曾紀澤曾寫作〈中國先睡後醒論〉，來表達曾紀澤「先睡後醒」來形容中國的情境。除此之外，梁啟超關於曾文的內容並未有任何著墨，也沒有任何進一步的詮釋。然而，在 1899 年的兩篇文章中（B 和 C），在梁啟超筆下的曾紀澤則轉變為是曾經稱「中國為先睡後醒之巨物」（「又謂之先睡後醒之巨物」），同時在Ｂ中又宣稱曾紀澤將此「先睡後醒之巨物」譯名為「睡獅」（而這一段話也正是學界目前公認在中國語境中，「睡獅」作為中國的代號的首次登場）。由此可見，在 1899 年的 BC 中，梁啟超藉由曾紀澤口中的「巨物」符號來連結「佛蘭金仙怪物」，進而引進曾紀澤所翻譯之「睡獅」符號，這和梁啟超在Ａ中關於曾紀澤的相關描述有明顯的差異性。換言之，在ＢＣ中，曾紀澤和新出現的「巨物」和「睡獅」符號產生直接關係，並因此再和「佛蘭金仙」符號連結。由於曾紀澤的原文，原本即是僅以「先睡後醒」來描述中國當時的處境，其內文的論述中從未有以任何具體之物（巨物、獅子和佛蘭金仙）的指稱方式來形容中國，職是之故，梁啟超何以在ＢＣ中，以言之鑿鑿的方式，直指曾紀澤以「巨物」「獅子／睡獅」來形容中國，迄今仍是讓學界百思不得其解的懸案。誠如前文的分析所示，梁啟超在 1898 年和 1899 年關於睡獅相關的論述，雖然兩者表面上運用了不少相同的符號（曾紀澤、先睡後醒和佛蘭金仙），但是在 1899 年時不僅增加了所謂「巨物」和「睡獅」來描述曾紀澤筆下的中國，同時許多符號的意涵旨趣也由正面趨向負面，由樂觀轉向悲觀。其論述旨趣的變化的原因，當然從戊戌政變的衝擊可以得到理解，但此項外在政治衝擊卻無法解釋梁啟超筆下的「巨物」，尤其是具體的「獅子」形象究竟從何而來。如果我們排除這些新符號純粹是出於梁啟超神來之筆的可能性，那麼到底在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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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是什麼樣的因素促成梁啟超以「睡獅」來理解曾紀澤筆下的「先睡未醒」的中國呢？過往的研究幾乎主要是側重從中外相關文獻中，對「佛蘭金仙」演變為「獅子」形象的各種可能性來加以探討，企圖從此演變脈絡，找到梁啟超以獅子來比附佛蘭金仙的可能思想來源。相形之下，在上述文本分析中，所呈現的梁啟超筆下 ABC 文本中，有關曾紀澤角色變化和睡獅符號出現的關係性之重大演變，尤其是曾紀澤從原本 A 文本和「巨物／佛蘭金仙／睡獅」完全無涉的情形下，卻在ＢＣ中卻成為聯結這三個符號的核心人物的角色演化的情節，卻一直為學界所忽略。因此，如果我們重新以曾紀澤角色的變化為思考睡獅符號淵源的重要切入點，那麼梁啟超關於睡獅符號的思考模式，可能不是他從佛蘭金仙聯想到睡獅，而反而是他從其他對於曾紀澤「先睡後醒」的相關論述中，獲得了「睡獅」符號，再將此符號對應回到佛蘭金仙之上。針對這一項新的假設，一條被學界從未關注過的史料，可能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對後續的研究指引的新方向，來探討此一長期以來懸而未決的課題。 1898 年 5 月 1 日（閏 3 月 11 日），在澳門發行並且和康梁關係密切的《知新報》的第 51 冊出刊，其中包含了一篇標題為〈日人大澤龍論中國情勢〉的翻譯時論。持平而論，當時在日本思想文化界中，類似這種主題的論述（〈支那論〉等），尤其是在甲午戰後相當普遍，然而，這篇文章對於本研究的重要意義，卻是其中的這一段論述：往者曾紀澤嘗比支那於眠獅，當時泰西諸國，未究其實，咸謂為然，洎乎甲午之役，連戰連敗，支那之真面目暴露於中外，於是曩之畏而逡巡者，遂爭先脅之，如英俄法德是也。6 這一段對於中國在十九世紀末之處境的評語，其實質內容並無特別新穎之處，尤其是甲午之役一敗再敗的結果，因而暴露出中國的「病根之深」的看法，也是當時中日西洋等知識人（包含梁啟超本人，如上述Ｃ1 的陳述）的普遍看法。但是其中「往者曾紀澤嘗比支那於眠獅」的表述，卻是目前所見的中文文獻中，首次將曾紀澤和「睡獅／眠獅」 6 〈日人大澤龍論中國情勢〉，《知新報》，第 51 冊，（1898 年 5 月 1 日），頁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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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結合的陳述方式。而且它出現的時機（1898 年 5 月 1 日）是在梁啟超口頭發表〈保國會演說〉(1898 年 4 月 21 日）約 10 日之後，而且遠早於梁啟超的〈動物談〉(1899 年 4 月 30 日）之前。換言之，「眠獅」的出現比起〈動物談〉中的「睡獅」幾乎是早了一整年。不僅如此，此譯文中的「眠獅」字眼本身也透露出重大的訊息：由於此文是譯自日文，因此日文的原表述方式，無疑大大影響譯文的走向。此論文的原文是發表於 1898 年 2 月 10 日的日本雜誌《中外時論》第二號（遠早於梁啟超的發表保國會演說的日期），但有趣的是，原文全文是以漢字書寫，因此在中文翻譯上並無太多變動，在關鍵字眼上也無異動。上述段落的原文為：往年曾紀澤嘗論支那比之於眠獅，當時泰西諸國，未詳其事情，以曾氏之論為真，然而及於甲午之役，連戰連敗。支那之真面目，始暴露於中外，於是乎曩之畏而逡巡者，爭先脅之，如英俄法德是也。7 從原文和譯文的兩相比較下，我們可以看出，中文譯文幾乎可謂是原文照抄，包含「眠獅」字眼亦然。以音讀方式所表述的「眠獅」字眼，亦即是日文中慣用的「眠れる獅子」的言說方式來形容睡著的獅子狀態。而中文翻譯者對於這個字眼，並未以我們目前習以為常的「睡獅」字眼來取代「眠獅」的現象，也正顯示了當時在中文的語境中，「睡獅」符號字眼尚未出現，翻譯者也因而不會有想以「睡獅」來翻譯「眠獅」的想法；而另一方面就中文語意表述而言，「眠獅」的表述方式雖然也有些新穎奇怪，但是中文的讀者應該還是能望文生義，通曉其義，譯者可能也因為如此就將原文「眠獅」字眼保留在中文的譯文中。綜合以上分析觀察，此文獻的重要歷史意義有以下三點： 1. 從同義詞的角度而言，這一篇翻譯自日本作者大澤龍所撰寫的〈支那論〉（1898 年 5 月 1 日刊出），應被視為在中文的語境中，第一篇出現以睡獅符號來代表中國的文本，因為它比梁啟超的〈動物談〉出現的時間（1899 年 4 月 30 日）幾乎整整早了一年。 7 大澤龍，〈支那論〉，《中外時論》（東京：精神社）第二號，1898 年 2 月 10 日，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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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鑑於這篇〈支那論〉日文原文是刊行於 1898 年 2 月，在日本東京發行的《中外時論》的歷史事實，以及根據目前為止的研究成果，在此之前在中國語境內並未出現有所謂「中國是睡獅」，或是「曾紀澤將中國比喻為睡獅」的說法之現象，日後有關於睡獅說淵源的探究的方向，恐怕得進一步轉向聚焦於明治日本時期的思想文化論述。有關這一個新探索工程，在本文下一節的討論，我將會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 3. 由於〈支那論〉表述的方式──「往者曾紀澤嘗比支那於眠獅」──也是和梁啟超一樣，將睡獅作為中國的代表符號的說法歸諸於曾紀澤，我們很難不將它和梁啟超對於睡獅論述加以連結。我們甚至可以合理推斷它正是梁啟超睡獅說的底本，基於以下的分析判斷。這篇譯文正式刊出時，是在梁啟超發表〈保國會演說〉之後。從前文的論述可知，梁啟超在其演說中，對於曾紀澤並未有任何和「睡獅」關連的論述（也有沒提到睡獅或巨物），因此梁啟超很有可能是在日後閱讀此文後，才得到了「曾紀澤嘗比支那於眠獅」說法的印象，然後在日後撰寫〈動物談〉和〈瓜分危言〉中，根據此印象為基礎，一方面將「眠獅」修改為在中文語意表述上顯得較為自然的「睡獅」；另一方面則因此認定曾紀澤的確曾以具體的動物形象（獅子）來論述中國先睡後醒之現象，因而將此「睡獅」意象比附到他先前已知曉的「佛蘭金仙」巨怪的形象。更值得注意的是，〈支那論〉中「往年曾紀澤嘗論支那比之於眠獅，當時泰西諸國，未詳其事情，以曾氏之論為真，然而及於甲午之役，連戰連敗。支那之真面目，始暴露於中外」的論述旨趣──將曾紀澤的睡獅之喻視是一種缺乏自知之明虛張聲勢的空話──也和梁啟超在〈動物談〉和〈瓜分危言〉中，形容曾紀澤的睡獅說為大言的想法並無二致。兩者之間的高度相似性，更足以佐證梁啟超「曾紀澤中國睡獅論」的底本是〈支那論〉的「曾紀澤支那眠獅論」之可能性。此外，我們之所以可以較大膽地推估梁啟超曾經閱讀過《知新報》上的這篇提及「曾紀澤嘗比支那於眠獅」的譯文，原因在於《知新報》乃是維新派人士的重要刊物。梁啟超雖然因為本身主持《時務報》而分身乏術無法親自再主持《知新報》，但是和《知新報》一直保持密切關係，不僅於其中發表多篇論文（例如上述〈保國會演說〉即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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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方式刊登於其第 55 冊中），也非常關注於各項社務，並且和多位撰稿人來往密切。8_{我們甚至可以推斷，相對於上述的可能性，梁啟} 超卻極有可能從未詳閱過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的文章內容，因為在梁啟超提及曾紀澤的這篇名作時，他從未具體引用其中的任何論點。這也可以解釋為何他會輕易採信「曾紀澤嘗比支那於眠獅」說法，因為曾紀澤的原文（甚至包含當時曾經大力批評曾紀澤「先睡後醒論」的何啟、胡禮垣的反駁文章中），均未曾出現任何將曾紀澤的「先睡後醒」和「獅子」聯結的論述。9_{簡言之，梁啟超訴諸於曾紀} 澤的「睡獅說」可謂是道聽塗說的結果，而其來源極有可能是一篇來自日本思想界有關中國評論的中文譯文。事實上，梁啟超的「睡獅說」原本即是建立在來自各種其他論述的靈感和符號，以及他對於這些符號之間的比附和拼貼的論述方式之上。10_{坊間目前的研究成果（單正平、石川禎浩和 Wagner 等），對} 8_{有關梁啟超和《知新報》的密切關係，見余杰的分析於其《徬徨英雄路：轉型時} 代知識份子的心靈史》（臺北：聯經，2009），頁 341-396，尤其是 376-396。 9_{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的英文原稿發表於 1887 年 2 月，而最早的中文的} 翻譯本則刊出在 1887 年 6 月 14-15 日的《申報》。但該文被收錄於書刊中正式發行，則是 1901 年之後的事。在 1887 年時，梁啟超只是年約五六歲的孩童，幾乎不可能去閱讀《申報》，而他有關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之論述又早於 1901 年。由此觀之，在他論述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時，很有可能並未曾閱讀過其內容。有關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刊行時間點的詳細討論，參閱石川禎浩，〈晚清「睡獅」形象探源〉，頁 93-94。 10_{事實上，梁啟超在〈保國會演說〉中，所謂「英人烏理西（英之子爵，今任全國} 陸軍統帥）謂中國如佛蘭金仙之怪物」的說法也是一種拼貼的論述，因為在梁啟超所依據的〈如後患何〉文章的論述中，所指稱的英國統帥烏理西（Lord Worseley）對於中國的相關評論，並沒有稱中國為佛蘭金仙，而僅是讚揚中國軍人素質優良，若能有如拿破崙之英明領導者，必定成為西方的巨大威脅。至於佛蘭金仙則是在另一段文句中，〈如後患何〉的原作者對於中國為具有強大潛力的比諭，和 Lord Worseley 並無關連。但在梁啟超演說中，佛蘭金仙卻成為 Lord Worseley 口中所講出的對中國的比諭。梁啟超後來在〈動物談〉和〈瓜分危言〉中，在提及佛蘭金仙時，則都不再提及 Lord Worseley，可能是他後來意識到他之前的錯誤解讀。但相對地，他對於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時，卻是進一步地「加油添醋」，將「巨物」、「獅子／睡獅」加諸其上。見〈如後患何〉全文於《國聞報》，(天津)1898 年 3 月 22 日。在此文末附有嚴復的〈按語〉對此文章內容作進一步解釋，例如註解「佛蘭金仙」的原始意涵並指出「論者以此方中國」，以及說明文中的「現任大元帥者」乃是 Lord Worseley（「蓋烏理西子爵」）。值得注意的是，嚴復在此〈按語〉中雖有「論者以此方中國」之語，但並未將佛蘭金仙和 Lord Worseley 加以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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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梁啟超所運用拼貼的這些符號，無論是對「先睡後醒」或是「佛蘭金仙」等相關符號的歷史淵源基本上都已釐清地相當明確。然而唯獨對於關鍵的「睡獅」符號，仍停留在種種揣測之上。例如單正平有如下的推測：眾所周知，晚清的西學很大程度上是「自東方湧來」，梁啟超啟蒙思想當然也多來自日本，因此，他也有可能是在日本閱讀介紹西洋文明的日文報章雜誌，得到有關間接知識，再與曾紀澤提供的意見結合起來，據此而假託夢境，撰成《動物談》一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10 年第一部根據 Frankenstein 改編的電影問世，故在此前後數年該小說影響廣大當屬正常，而崇拜歐洲文化的日本人關注此事，寫文章報導，為梁啟超所見，應在情理之中。11 單正平的推測可以說是依據梁啟超拼貼想像的模式為基礎，猜想 Frankenstein 變成所謂「睡獅」的「加工」過程中，日本的思想文化可能佔有一席之地，而梁啟超即是從中得到其創作「睡獅」的思想資源或靈感。然而，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研究，尤其是石川禎浩的研究，認為日本思想文化曾有將 Frankenstein 和獅子形象結合的說法。事實上，即以上述大澤龍的文章為例，其中完全沒有提到任何和 Frankenstein 相關的論述，但卻是將曾紀澤和睡獅／眠獅意象直接聯結。如此一來，我們或許可以說，梁啟超的「睡獅說」的確和日本思想文化界有密切關連性，但其關連性，卻不是如單正平所想像的和 Frankenstein 有關。換言之，長期以來令人費解的梁啟超「睡獅說」的歷史淵源，恐怕正是明治日本思想文化界的一項產物，而這項新發現或許正是後續研究所應注目的新方向。三、「睡獅／眠れる獅子」的日本思想淵源結。由此可見，梁啟超是在嚴復「按語」的解釋基礎上，自行將解讀 Lord Worseley 曾以佛蘭金仙來形容中國。 11_{單正平，《晚清民族主義與文學轉型》}_{（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 130。單} 正平此段論述中，援引鄭匡民的研究《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註解梁啟超在這方面可能受日本思想的啟迪，但是鄭匡民書中完全沒有論及和「睡獅」或「佛蘭金仙」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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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追本溯源的歷史探究工作，一如探究宇宙起源的探索工程一樣，都是在現有基礎上，往前一步一步的摸索，任何新的發現並不意味探索工程的終結，而是往前探索的新里程碑。同樣地，關於「睡獅」符號的探究亦是如此。12_{由於上述關鍵文獻的日本論文〈支那論〉的} 作者大澤龍並非名人，依筆者管見，也未見到和他個人或是著作的相關文獻資料，因此很難就其作者背景來理解何以他會有「往者曾紀澤嘗比支那於眠獅」的錯誤訊息（儘管此錯誤訊息的後半段「支那＝眠獅」，經由梁啟超的大力宣揚後，成為百年來中國國族的代表象徴）。除非我們認定大澤龍是自創此說，否則我們又面臨一項新的挑戰，亦即，這樣的誤解究竟何以會在明治日本產生？是哪些相關的論述，使得「往者曾紀澤嘗比支那於眠獅」這樣的理解（錯解）在明治日本出現成能可能？儘管我們大概可以認定，這樣的錯解在十九世紀末並非廣為流行13。另一方面，在明治日本時期，公共論述中以「獅子」來 12_{以註 1 中提及的坊間的代表性著作而言，Wagner 的論文重點在於探討「睡」和} 「醒」的觀念和隱喻在跨語際和跨文化情境下的視覺表達形式。他運用了相當豐富的視覺史料，但是對於梁啟超何以會選擇獅子形象來形容晚清中國，卻沒有多所著墨。我本人先前關於「睡獅」作為國族符號的探討，說明了此國族符號的多種運用和其反對意見，也未能對於梁啟超的獅子符號有深入的探討。單正平和石川禎浩對於獅子符號的探源用力最深。單正平為了找到梁啟超睡獅說可能淵源，他甚至臆測曾紀澤的確曾經將大英博物館的機器人命名為獅子，而此說又輾轉從英國傳至日本，而梁超超最後從閱讀日文報刊而得此訊息，終而創造出睡獅符號。然而，單正平自己也隨即承認這樣的臆斷，完全沒有事實的根據。石川禎浩對於梁啟超的睡獅論述，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言論的流傳，以及佛蘭金仙作為中國的比喻的情況，都有相當深入的分析，但是誠如其文末的結論所言，他仍然認為無法對梁啟超的睡獅符號的淵源有令人滿意合理的解釋。至於施愛東的論文，關於梁啟超的睡獅說淵源基本上是承繼上述諸研究的成果，並末提出進一步的解釋。綜而言之，雖然迄今為此的所有相關研究，有關睡獅符號的探討均止於梁啟超，而無法有突破性的看法，但是它們的種種努力（尤其是單正平和石川禎浩的研究），對於本研究仍具有相當重要的方向指引和啟發性。 13_{例如在 1899 年 4 月 25 日出刊的《東亞時論》的卷首時論〈支那の錯覚と吾人の} 責務〉（支那的醒覺和吾人的職責），作者開宗明義即提及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警語，曾經一度騷動歐洲政治家來破題。但是全篇論述完全沒有提到曾紀澤有運用過任何動物符號來形容中國，反而是作者本身在行文中以「黔驢」比喻中國，列強為「群虎」環伺，起初還因中國形體龐大而有所忌憚，但等到甲午戰爭時看到中國醜態百出為日本打敗後，紛紛起而爭食中國。（然るに甲午の戦役に於て、支那の覆面は剥奪せられ醜態百出勢拙し、情露はるるや列強は玆に始めて其食指の動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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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比喻中國的說法雖然並非完全沒有（詳以下分析），但也決非是主流的。事實上，如果以原始文獻為判準的話，「往者曾紀澤嘗比支那於眠獅」陳述，無疑是一段無中生有的錯誤陳述。但探究此錯解課題最弔詭之處在於下述的兩種可能性：（一）如果這項誤解實際上是一種有意的假託，言說者特意借曾紀澤之口來傳達出言說者本身希望以特定動物形象來比喻中國。若是如此，那麼對於言說者本身所處的思想文化圈如何以動物形象來比喻中國的研究探討，就極有助於我們瞭解這位言說者何以運用特定的動物符號來形容中國。（二）此說法是被言說者視為是一項歷史真實之轉述，也就是說，言說者在引述這一段話時，的確相信清中國大臣曾紀澤曾經說過中國為睡獅的話。若是如此，任何一位作者使用「往者曾紀澤嘗比支那於眠獅」的陳述，並不意味他自己本身也是以「獅子」的形象來理解中國，或是可能對中國抱有任何動物意象。在此情況下，對於作者本身所處的思想文化圏的動物意象（包含任何對中國的動物比喻）的探討，就未必能幫助我們理解「睡獅」的符號何以會產生。具體而言之，在第二種情況下，儘管「曾紀澤的睡獅說」是最早出現在日本的文獻中，但是卻可能和日本思想界關於以動物符號來比喻國家的思想型式的動向（或至少是主流的動向），無甚關連。如此一來，研究的重點可能必需細究日本學界在有關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的相關論述的發展上，是否有出現哪些因素促成如「曾紀澤嘗比支那於眠獅」這樣錯誤理解的誕生。由於目前能掌握到的關鍵文獻〈支那論〉的作者（大澤龍）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人物，因此我們很難判定上述的哪一種可能性較符合歷史事實。因此，以下的分析，也將從多重面向切入，試圖理解明治思想文化界，尤其是和動物形象比喻和曾紀澤論點的討論等相關議を自ら禁ずる能はざるに至れり。餐へば支那は所謂駄之驑の如し、列強は霸は群虎の如し、其鎛嚇を敢へてせざりし其形の大を盈見せしが故なり。而して我日本が敢て一撃を試るに及んで、列強皆其畏るに足らざるを知れり。夫れ既に一度之を知る、彼等が争ふて其美肉に飽かんとするは、勢いの免れさる所なり）。見〈支那の錯覚と吾人の責務〉，《東亞時論》，第二卷（東京：株式会社ゆまに書房，2010），頁 7-13。由此可見，所謂「曾紀澤嘗比支那於眠獅」在十九世紀未的明治日本並未成為定論，即使在日後「睡獅」漸漸流行後，在 1906 年 2 月 12 日的《東京日日新聞》，仍然有「曾紀澤說中國是睡象」的表述，其中的「象」即是沿用了明治日本時期對於中國形象的常用比喻（詳下文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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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提供了哪些可能的思想資源或是論述策略，或者是說創造了哪些思想文化條件，使得「曾紀澤嘗比支那於眠獅」這樣的錯解得以誕生於明治日本。誠如石川禎浩的研究指出，在日本的輿論界中，早在 1880 年即有以「睡象」來形容清中國的說法。當時的比喻即是以中國乃是有巨大潛力之意涵。例如著名的記者岸田吟香在評論中國的情況時，即認為：如果李鴻章等人的意見得到實現，開始架設電報、構築鐵道、發掘礦山、製造器械，全土凡百之物，悉採用西洋之民法，可說是大象突然從睡夢中覺醒的話，也會讓一旁的老虎捲起尾巴、四處奔竄吧。14 換言之，以「象」和「眠りを醒し／從睡夢中覺醒」的意象來形容具有潛在力量的清中國，早在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發表（1887 年）之前，在明治日本的思想文化界已有先例。日本知識界以陸地上擁有最龐大身軀的動物（大象）來形容中國的現象，並非難以理解。儘管清帝國在十九世紀中屢敗於西方列強，但清帝國的龐大土地和人口，的確長期以來構成對日本人的心理壓力。雖然在甲午戰爭前，日本知識界對於清帝國的實力的評估仍莫衷一是，但是以巨大的大象（未必是兇猛的野獸）來作為中國的象徵，似乎在明治日本具有相當高度的共識性。即使是在日本取得甲午戰爭的勝利，所謂「豚尾兵」、「豚尾漢」等等和豬相關對於中國的蔑稱大行其道時，「象」作為中國的代表形象依然有相當大的流通性。例如在甲午戰爭期間，一篇針對兒童的宣傳演說，即對日清兩國有如下的生動對比描述：如果將其用動物比喻的話，則日本是獅子，清國是象。無論象是如何地膨脹壯大，一旦觸怒了獅子，便會被立刻撕裂。又將其用海洋動物來比喻的話，則日本是鯱，清國是 14_{見岸田吟香，〈吟香翁書牘之續〉，《朝野新聞》，1880 年 5 月 23 日。原文為} 「李鴻章党の説益す行はれ遂に電信を架し鉄道を築き、鉱山を発掘し、器械を製造し、全土凡百の物、西洋の民法を悉く採用し、俄に大象の眠りを醒し候はば、是れ迄傍に戯れ居たる虎も俄かに尾を巻て奔竄せるを得ざるに至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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鯨。無論鯨的身軀是如何巨大，一旦遭到鯱的突擊，腹部便會被立刻劈開。15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演說中作為兇猛野獸代表的獅子乃是用來比喻日本，而清國則以慣用的象來比喻，表達出大象即使擁有巨大的身軀，依然不是兇猛的獅子（日本）的對手，書中生動的插畫充分地表達此種「日本獅 vs. 中國象」之意象（參見附圖）。上述例子顯示出在明治日本時期，以動物比喻國家的論述模式有其普遍性，而以「象」來形容中國也有其流通性。但是這些現象充其量僅能提供線索說明在這樣的思考模式下，在明治日本以動物形象比喻中國確有其事，但仍無法確切解釋何以會有「曾紀澤嘗比支那於眠獅」的說法出現。為了進一步的探索，我們將研究的焦點先轉向和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相關的論述上。在尾崎行雄於 1895 年出版的《支那處分案》中，他提到曾紀澤在清法戰爭後，曾大言「中國先睡後醒」，然而現實的情況是十幾年過後，中國仍是處於睡夢之中。對於尾崎而言，曾紀澤的話不過是自我膨脹的大話，禁不起現實情況的檢驗。他更斷言期待清國會覺醒乃是無稽的空望。但是除此之外，尾崎並未對曾紀澤的話多所著墨，也沒有以任何動物形象附會曾紀澤的論述。16_{對照之下，同樣是在甲午} 期間出版且流通甚廣的《支那論》，則是對於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有相當深入的評論，並且對於中國未來發展有相當不同之評斷。作者竹越與三郎在以「變成最危險者乃是清國自覺其巨大之日（最も危險なるは清國其大を自覺するの日也）」為題的第三章中，明確 指出曾紀澤在 1887 年離歐之際，曾投書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宣稱 中國並非垂死，而是處於先睡後醒的狀態。竹越援引曾紀澤有關火燒 15_{身輪鐵太郎，}_{〈日清戰爭の譬喻〉，}_{《子供新演說》}_{（東京：近園書店，1895），明} 治 28 年 1 月 2 日，頁 46-47。原文為：「今之を動物に譬（たと）へて申しませうなら、日本は獅子で清国は象であります。象は如何にその体がデクデク大きくありましても一たび獅子の激怒（いかり）に触れますれば、倏（たちま）ち引き裂れてしまふことであります。更らに又これを産海動物に喩（たと）へて申せば、日本は鯱（しゃちほこ）でも、清国は鯨であります。鯨は如何にその体（なり）が巨大で、一びた（原文有誤，應為たび）鯱の突貫を受けては、忽（たちま）ちその胴腹を劈（つんざか）れてしまふことであります。」 16_{尾崎行雄，《支那處分案》}_{（東京：博文館，1895），頁 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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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明園的論述後，有以下重要的評論：有曰（指曾紀澤曰）清國非死物，只是睡著爾。而此一睡眠將因燒毀皇帝熱愛的北京宮殿的兵光所照醒。吾人不把清國視為死物。亦不視之為睡眠之物。因此，也不將其視為大夢將醒之物。他就像是象一般的大動物。其生長並非日進月步，故雖不惹人注目，即使在內亂、外患、苛政、酷刑與收斂之中，生長卻未曾停過。吾人言其只有生長，而不說其進步。何以如是說，則其只有擴大支那之形體爾。其在分量上有所增加，但在性質上卻不能稱之為進步。然而雖不能說是進步，但其確實是在生長之中。世界見到生長中的大動物無不為之驚駭，清國的將來會是如何呢？17 竹越在問了上述問題後，隨即以自問自答的方式，宣稱根據中國的歷史經驗法則，強大的中國必然會是一股對外侵略的威脅力量，同時再度反駁曾紀澤宣示覺醒的中國將會和世界各國和平相處的說法。事實上在論及中國的潛在威脅力量時，他也特別援引了 Lord Worseley 關於中國人會是將來向世界擴張的種族，成為歐美各國威脅力量的說法，來強化他自己認為支那龐大的人口必將成為入侵世界各地的威脅力量之論述。18_{在竹越眼中，現在的清國並未從火燒圓明園的教訓中覺} 醒，三十餘年來其文明、心靈和迷信依然，但是卻有山賊般的冷酷士兵，和學習自西洋的先進兵器，成為擁有文明利器的野蠻人。但也正 17_{竹越與三郎，《支那論》}_{（東京：民友社，1894），明治 27 年 8 月 27 日，頁 40。} 原文為「曰く、清国は死せんとせるにあらず、眠れるなり。睡眠は皇帝の切愛せる北京宮殿の焼打せられたる兵火の光に照らされて覚めたりと。吾人は清国を以って死せんとするものなりとも為さず。また眠れるものなりとも為さず。故にまた睡眠より醒めつつあるものとも為さず。彼は象種の如き大動物也。其生長は、日進月歩ならざるが故に、人の注目を惹くほどにあらずと雖も、確かに内乱、外患、苛政、酷刑、収歛の中に於ても、其生長を廃せざりし也。吾人は唯だ生長と云ふ、進歩と云はず。何となれば彼は唯だ支那的形躰を大ならしむるのみ。その分量に於てこそ、増加したれ、其性質に於ては、敢て進歩と稱ずべきものなければ也。然り進歩にあらずと雖も、彼は確かに生長せり。世界は生長する大動物を見て驚駭して曰く、清国の将来は如何と。」 18_{竹越與三郎，《支那論》，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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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如此，為了文明、為了日本的未來，日本必須和中國開戰，以兵火覺醒處於惰眠的中國。換言之，雖然他意識到戰爭會激發中國的覺醒，但是作為文明國的成員之一的日本，為了教訓野蠻的力量，使日本成為東亞真正的霸主，又不得不對中國開戰。19 但是就本研究探討的主題而言，竹越對於崛起後之中國的評斷，遠不如他如何運用象的符號意象來回應曾紀澤的先睡後醒論來得重要。此處膨脹的巨大動物（象），成為竹越回應曾紀澤論述的最顯明意象。儘管他不同意曾紀澤對中國的觀點，但是在他的回應中，他一再以各種狀態的「物」（もの）來論述中國的性質，最後再以公共慣用的「象」之形象來界定中國為不斷膨大的大動物。在他論述中，作為大象的中國，並非像尾崎行雄所認定處於睡夢且即將亡國的狀態之中；而是無論中國覺醒與否，因為其所擁有的不斷膨脹之人口數，都是具有威脅世界的兇猛力量之「大動物」。竹越與三郎的《支那論》是在明治日本時期，明確地援引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來進行他個人對於中國未來發展的評價的一項代表作。雖然竹越對於曾紀澤論點的討論，可謂是一篇辯駁的評述。但是在行文的效果上，卻可謂是將曾紀澤的「先睡後醒之中國」和「大象」的動物掛勾的非常醒目的論述。而且他對於不斷膨脹的大象具有的巨大威脅力量的描述，也和日後流行的「睡獅」說之旨趣相差不遠。基於它流傳非常廣泛的事實，它引用動物圖像（大象）來討論曾紀澤的「先睡後醒論」的論述方式，極有可能對於當時的日本閱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將曾紀澤的原先的說法和竹越的大動物比喻（象）合而為一，也就是在閱讀傳播閱讀的過程中，有可能解讀成為「曾紀澤把支那比喻為睡象」的說法。事實上，這樣的解讀的確出現過，在 1906 年 2 月 12 日的《東京日日新聞》中的一篇評論文〈歐美と清國〉中，就出現如下的敍述：前年，清國公使曾侯說過，支那是一頭睡著的大象，雖然遲遲未醒，一旦醒來之時，必會震驚四鄰。這樣的警語竟已被世間所遺忘了。20 19_{竹越與三郎，《支那論》，頁 96-97。} 20_{〈歐美と清國〉}_，_{《東京日日新聞》}_{，1906 年 2 月 12 日。原文為：}_{「前年、清国公} 使曾候が支那は眠れる一大象なり、其醒むると遅くが如きも、一たび醒むる日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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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地在上述的行文中，長期以來由日本人筆下用來比喻中國的動物形象（象），居然轉而成為一位中國名人（曾紀澤）自己用來來形容中國的動物比喻。由此可見，在思想論述在傳播過程中，是極有可能出現各種創造轉化和對符號重新排列組合的現象。對於廣大的閲聽者而言，當他們在解讀或傳播像竹越這樣將曾紀澤的「先睡後醒論」和他自己的「中國為大象」並陳的論述，不無可能在日後產生所謂「曾紀澤嘗比支那於眠象」的錯解。而這樣的錯解又為後續的傳播提供了一種論述上的藍圖。在這種藍圖的基礎上，大象的符號如何轉換為獅子符號，而最終產生有所謂「眠獅／眠れる獅」符號的過程，無疑仍有待各進一步的文獻考證工作。但是，有兩項相關的論述，或許也對上述創造轉化的過程曾經發揮其影響力。以下我將試圖加以分析。如上述諸例所示，明治時期的思想文化以「大象」來比喻中國相當普遍。相對地，以「獅子」來比喻兇猛的力量的思維也非常流行。例如源自佛教經典的「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即使是如同獅子那麼兇猛的野獸，也難敵其內部微小敵人的破壞）說法，即是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被引用的道德告誡。相形之下，「大象」雖然身軀龐大，但畢竟是草食動物，並不必然代表具有兇猛的力量。例如上述〈日清戰爭の譬喻〉的演說中，以日本獅痛擊中國象的比喻，即是符合這兩種動物力量的象徵性質的表述。但有趣的是，在實際運用這兩種動物意象時，也會出現錯置的情況。明治思想代表人物福澤諭吉於 1882 年所著的《兵論》中，他曾語重心長地警告日本人不可輕忽清中國的軍事潛力：中國人有著不輸給日本人的體力，但為何軍人卻是如此怯懦？如前所述，這並非人的怯懦而是兵制不全的緣は、必ず四驎を驚かさん、と言ひし。警語も竟に世間より忘遺せら了れり。」。有趣是在《外交報》，138 期所刊行的此文章之中譯版〈論歐美之對待中國〉中，卻將原日文中的「眠れる一大象」直接翻譯為「睡獅」。石川禎浩認為由此可反應出當時「睡獅」形象已在中國流通的情況。見石川的看法於其日文原作〈眠れる獅子(睡獅)と梁啓超〉，註 21，頁 507。從另一角度而言，這種有意或無意的「誤譯」，也正好顯示出在文本的傳播和解讀（尤其是跨文化和跨語境的交流）過程中，在文意或符號上所產生的「扭曲或錯解」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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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要譬喻的話，今日支那國的兵制未整頓，就如同獅子而缺其爪牙。一旦生出而磨其爪銳其牙，東洋諸國則沒有可以抵擋者。也可以說是大象而具有獅子的爪牙。現在，已經它磨利了部分的爪牙。我士人尚可視之為怯弱而加以懦且輕侮嗎，吾輩與士人皆不可高枕無憂呀。21 有趣的是，福澤諭吉在這一段中分別用了「缺了爪牙的獅子」和「具有獅子爪牙的大象」來形容兵制改善前和改善後的中國。換言之，現狀的中國有可能是一頭獅子，但是是一隻缺了爪牙的獅子。另一方面，明治時期的暢銷小說《佳人之奇遇》（柴四郎著），在其卷 10（明治 24 年底出刊）中描述了清國在 1880 年代期間成功干預朝鮮政爭，以及在越南和法國分庭抗禮的局勢。對於這種似乎是國勢復興的局面下，柴四郎有以下描述：先是，法之騎兵敗於諒山之戰，沿岸虛擊皆不奏効，懸軍萬裏，遂知志望之不達，與清國媾（講）和。清人驕傲之氣益長，乃大言曰：「鏖戰而敗歐洲雄邦法國，再戰而勝東洋強國日本，恢復朝鮮舊權。宇內又無足恐者。」，勇氣百倍病獅再有嘯風之態。22 21 福澤諭吉，《兵論》（東京：飯田平作，1882），頁 29-31。原文為「支那人の体力は、日本人に劣る者に非ず。斯る体力を有しながら、尚其軍人の怯懦なるが如くに見ゆるは何ぞや。即ち前にも云へる如く、人の怯懦なるに非ず、唯兵制の不完全なるが為に、然るのみ。之を譬へば、今の支那国に兵制の整頓せざるは、獅子にして爪牙を欠く者の如し。一旦これを生じて、其爪を磨きその牙を鋭くしたらんには、東洋諸国よく之に当るものはなかる可し。或は、大象にして獅子の爪牙を具る者と云ふも可ならん。今日、既に其爪牙の一部分を磨きたり。我士人は尚これを怯懦なりとし軽侮し了らんと欲するか。吾輩は士人と共に枕を高するを得さる者なり。」 22_{東海散士，《佳人之奇遇》}_{（東京：岩波書店，2006），卷 10，頁 505。原文為：} 「是より先き、佛の騎兵諒山の戰いに破れ、沿岸の虛擊皆功を奏せず懸軍萬里、遂に志望の達せざるを知り、淸國と和す。淸人、平生驕傲の氣盆々長じ、大言して曰く、鏖戰して歐の雄邦佛國を破り、東洋の強邦日本に勝ち、朝鮮に於ける舊權を恢復せり。宇内又恐るに足るものなしと。勇氣百倍、病獅再び風に嘯くの態あ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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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所謂「清人驕傲之氣益長，乃大言曰」的行文看來，作者柴四郎對於清人感到自負的情況並不以為然。更重要的是，由於（1）文中所謂「清人大言」的內容，和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的一些內容若符合情節（例如曾紀澤特別以清國並未因為打敗法國而驕傲來證明清將會是「和平覺醒」，以及重申清國享有統屬朝鮮等藩國的應有權利，並有和世界重修平等之約的決心等），以及（2）柴四郎在文中他處也提到過曾紀澤為清國人豪（駐於歐土，能觀法國勢人情）23_，所以我們或許可推斷柴四郎有可能讀過〈中國先睡後醒論〉，且對曾紀澤的看法並不認同，再藉由小說家妙筆生花的本領誇大其內容，以所謂清人的「大言」來加以批評清人趾高氣揚的態勢。當然，對於本研究的主要關懷而言，柴四郎筆下的清人大言的這一段話，最有意義者莫過於作者本身在描述清人的大言後，所下的諷刺評論「病獅再有嘯風之態」的這一句話。24_{柴四郎筆下的這一句話，} 可謂是在明治時期大為流通的文獻中，以病獅指稱中國的最明白顯著例證。我們無從考據何以柴四郎會會以「病獅」復振雄風來描述清人的大言，但就《佳人之奇遇》廣受歡迎情況而言，柴四郎以病獅重振的來形容清國的自我膨脹的形象，很有可能因而廣泛流行，或至少在其廣大讀者心中留下一定程的印象。就語意的效果而言，「病獅再有嘯風之態」，和「曾紀澤嘗比支那於眠獅」的旨趣是一致的，它們均是在嘲諷中國的自大和自我膨脹。更值得注意是，柴四郎筆下「病獅」形象和福澤諭吉的「缺了爪牙的獅子」，儘管都是可謂是「有問題」的獅子形象，但是福澤諭吉和柴四郎的例證也正顯示，在明治時期以「獅」來取代「象」來形容中國確有其事，更何況由於兩者的著作都具有廣大的流通性，他們以「獅」來比喻中國的論述方式，對於後續相關論述之可能潛在影響力自然不容忽視。雖然「病獅」符號作為中國代稱，遠遠不及「睡獅」的流行程度。 25_{，但是柴四郎的「中國病獅」論，卻幾乎可謂百分之百在十九世紀} 23_{東海散士，《佳人之奇遇》卷 10，頁 485-486。} 24 在現代版加註的《佳人之奇遇》版本中，注譯者即是以「高談空虛大話」（むなしく大言を吐く）來註解文中的「嘯風之態」（風に嘯くの態あり）。 25_{比較明顯的一項資料是出現在《湖北學生界》的一篇〈學生之競爭〉論說，其中} 有如下論述：「今日之中國非世界競爭風潮最劇烈之漩渦哉，俄虎英豹德熊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張牙環何於四千餘年病獅之旁。」，〈學生之競爭〉，《湖北學生界》，第二期（1903 年 2 月 27 日），（台北市 :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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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時為梁啟超所知悉。如眾所知，戊戌政變後，梁啟超在逃亡日本的途中，因緣際會下，仔細地閱讀了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梁啟超深為所動並在不久之後將其翻譯刊行於《清議報》上。26_簡言之，就本文的主旨關懷而言，我們應可大膽推定在 1898 年年底前，梁啟超應該已經知悉「病獅」作為中國形象的說法。然而，雖然在《佳人奇遇》（《佳人之奇遇》的中譯書名），梁啟超以「勇氣百倍，病獅再有嘯風之態」的文句忠實地翻譯原文，但他並未在其他文章中以「病獅」符號再作任何論述。27_{儘管如此，我們或許可以推論，柴四郎的} 「病獅」說，基於它同樣是作為形容清中國為虛有其表的樣態，並且明確地以獅子符號來比喻中國，可謂強化了梁啟超在此時心中已有的來自於大澤龍文章中「曾紀澤嘗比支那於眠獅」的印象。再者，從梁啟超以所謂「大言」形容曾紀澤的說法，而柴四郎也以「大言」批評清人的態度，兩者的表述態度也是如出一轍的情況看來，梁啟超在之後 1899 間的〈動物談〉和〈瓜分危言〉中，運用「睡獅」符號大力批判中國的論述旨趣，也不無可能是受到柴四郎「病獅」說的啟發和影響，儘管他可能因為基於配合曾紀澤的「先睡後醒」論述邏輯，終究還是採用「眠獅/睡獅」符號，從而開啟了百年來各類「中國睡獅」形象論述的歷史發展現象。四、知識倉庫／跨語際交流與「眠獅／睡獅」的誕生潘光哲在有關晚清知識變遷的課題時，曾以「知識倉庫」（stock of knowledge）和「思想資源」(intellectual resource）如何構成晚清知識人的知識基礎，來分析它們如如成為晚清思概念變遷的動力來源。28_本文的分析，也試圖釐清究竟明治日本的思想文化界，在其有關中國的纂委員會發行 : 中央文物供應社經銷，1983），頁 175。但是除此之外，幾乎沒有看到「病獅」符號的流通。 26_{梁啟超的年譜長編初稿有如下的記載：}_{「戊戌八月先生脫險赴日本，在彼國軍艦中} 一身以外無文物，艦長以《佳人的奇遇》一書俾先生遣悶，先生隨閱隨譯，其後登諸《清議報》，翻譯之始，即在艦中也。」。見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上冊，台北，世界書局，1959，頁 80-81。 27_{見其譯文於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_{（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第十冊，頁 5567。 28 潘光哲，〈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知識倉庫」、「思想資源」與「概念變遷」〉，《新史學》，16：3（台北，2005.9），頁 137-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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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的「知識倉庫」中，有哪些思想資源和符號，能夠造成中國是「眠獅」的意象之誕生。如果我們把柴四郎和前述從岸田吟香、福澤諭吉、竹越與三郎和尾崎行雄等其他人在談論有關中國的動物形象，以及曾紀澤的觀點時所運用的種種符號，視為是十九世紀末之前，明治日本思想文化界的思想資料庫中所存有的關於日本中國觀的各類「彈藥」，那麼後續的相關論述，就極有可能基於其本身的論述策略，將這些符號／彈藥加以挪用重編，將符號從它們原先的論述脈絡中抽離，重新加以排列組合，從而打造建構出不同的符號組合，創造出新的論述。另一方面，晚清中國的知識界，本來就充滿著來自日本和西洋的各類新知識，新名詞，新符號。尤其是中文和日文文字符號上複雜關連，許多日語借詞或是符號，更是經由各類翻譯傳播的途徑，成為中文思想文化中重的符號。而本文所探討的「睡獅」符號的可能淵源和傳播面向，也可謂替此一複雜文化流現象寫下另一個最佳註腳，如眾所知，明治時期日本知識人關於中國的論述，尤其是甲午戰爭之後，有許多是傾向批判中國乃是驕傲自大，沒有自知之明的老大帝國的論述。對於這樣主旨的論述，所謂「曾紀澤嘗比支那於眠獅」的表述，亦即以一位中國名人自吹自擂的講法，正足以用來證明中國人的確自大無知，居然以具有潛力的猛獅自居的驕傲心態。換言之，在十九世紀末期的明治日本，某些力圖強調清國自大無知的批判，正極有可能是藉由上述符號／彈藥挪用重編工程，打造出「曾紀澤嘗比支那於眠獅」的表述，成為日後「睡獅」論的基礎。然而，雖然我們可以確認這項說法（「曾紀澤嘗比支那於眠獅」）極有可能是形成於甲午戰後的日本思想文化圈中，但是在二十世紀之前，它的流通性仍有相當地有限；是在梁啟超的宣揚下，以及其他日本著名人物的跟進使用，29_{才使得曾紀澤的睡獅說以及中國是睡獅的} 29_{明治時期著名人物中，大隈重信極有可能是第一位明確地指稱曾紀澤以睡獅比喻} 中國，在其 1900~1901 年間所撰寫的〈論支那局事〉中，他明言：「曾紀澤謂今日中國猶睡獅，列國識者以為知言。竊謂支那猶難謀也。甲午一役，敗於我國黔驢之技畢露。」，其中文譯文收入於 1901 年 6 月 7 日出刊之《清議報》，見《清議報全編(第 18 卷)》，頁 112。大隈發表此文時，梁啟超的睡獅說已在 1899 年刊行，而且梁啟超流亡日本期間也和大隈重信過從甚密，因此大隈極可能是援引梁啟超的說法。此外，在此之前大隈重信曾在 1898 年 10 月 19 日發表過著名的「支那保全論」演說，但其中卻完全沒有提及任何有關曾紀澤或睡獅的說法。大澤龍的〈支那論〉在 1898 年 2 月間即已刊行，但其中「曾紀澤嘗比支那於眠獅」卻在兩三年後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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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法開始廣泛地在中日思想文化圈中流行，並且成為許多中國人至今仍引以為傲的國族符號。只不過很反諷的是，這一國族符號的最初來源並非來自西方名人拿破崙，而是明治日本思想文化圈。事實上，梁啟超本身關於睡獅的論述（包含他「錯將」烏理西（Lord Worseley）視為是以 Frankenstein 比喻中國的說法），30也正是他對於他所接納的各類符碼的挪用重編再建過程的結果。同樣地，在 1898 年 2 月刊行於《中外時論》的〈支那論〉文中，所出現的「往年曾紀澤嘗論支那比之於眠獅」的表述，或許也正是類以上述這種思想觀念在明治日本思想文化圈中，所曾經出現過的挪用重編再建過程之結果。我們目前無從判定作者大澤龍在這個過程中是居於何種順位，他的表述也有可能只是道聽塗說的結果。但無論如何，作為「睡獅」雛型的「眠獅」的確是誕生於十九世紀末期的明治日本，之後再經由梁啟超之手重編再建，因而廣為流行。儘管從文獻依據的標準而言，這種重編再建可謂是一種扭曲變造，然而，許多在歷史上影響深遠的符號，也正是在這樣扭曲的戲劇性過程中誕生。無論如何，如何進一步地探討「眠獅」誕生過程中複雜的符號挪用重編再建工程，以及從「眠獅／眠れる獅」到「睡獅」過程中所牽涉的跨語境和跨文化的現象，無疑是另一項更大的挑戰。現在大隈的著作，而中間已經過了梁啟超重要的推波助瀾作用。從大隈重信以上轉變之例證，以及註 12 中所提及的 1899 年 4 月出刊的《東亞時論》的卷首時論〈支那の錯覚と吾人の責務〉中，也皆未提及「眠獅／睡獅」之現象，我們也可看出在十九世紀末之前，所謂「曾紀澤以眠獅喻中國」的說法在日本思想文化界並未廣為流通。 30_{誠如前註（註 10）所指出，梁啟超在〈保國會演說〉中，所謂「英人烏理西(英} 之子爵，今任全國陸軍統帥）謂中國如佛蘭金仙之怪物」說法，究其實也是他對於他所讀到的〈如後患何〉的譯文內容資訊和其中符號的重新組合排列的結果。試想任何一位在當場聴此演說的聽眾，或是任何日後閱讀此演講文稿的讀者，都有可能轉手傳播這樣的訊息。如此一來，在歐洲文獻中從未出現過的 Lord Worseley 話語，卻變成在中國由一位名思想家(梁啟超)所宣揚流傳的現象。所謂「「往者曾紀澤嘗比支那於眠獅」在明治日本出現流通，或許也是歷經類似模式的「加工」過程。所不同的是，這一句話從日本傳到到中國後，經由梁啟超之手，其中的「中國是睡獅」說法對於日後公共論述的影響力，則遠遠超越了同樣是由梁啟超所創造之烏理西口中的「中國是佛蘭金仙」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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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日清戰爭の譬喻〉，《子供新演說》（東京：近園書店， 1895），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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