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杜甫與易卜生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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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杜甫與易卜生的家庭生活

嚴睿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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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盛唐詩人杜甫（西元 712-770 年）的一生顛沛流離，坎坷的生活際遇、親情的分離、才能理想無法實現等所引起的痛苦、焦慮，種種缺憾給詩人無窮的創作力量。杜甫的親情詩，不僅純然地描摹家庭生活、離家之思念情懷，而是把家庭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結合在一起，不致使家庭親情詩流於庸俗，反而更彰顯出其高絕獨妙之處，反映時代真實面貌，成為宏偉的「詩史」。在最窮困的時候，使杜甫更加能體恤「老妻」，杜甫以能與家人一起生活為樂，且儘可能的教育子女，古代封建社會的杜甫，有跨越性的觀念，表現出對人的關懷點是其作品偉大之處。

傑出的挪威戲劇家亨利克•約翰•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西元

1828-1906 年），也是經過一番寒徹骨才有豐碩的成果，為追求戲劇的成就與妻子蘇珊娜．多蘿森（Suzannah Thoresen）、兒子西格爾（Sigurd）居住在國外二十七年，易卜生為十九世紀歐洲的女性塑造一個新女性形象，造就現代戲劇輝煌成就。易卜生和杜甫一樣尊重妻子，對妻子的愛情都是站在平等的角度，是愛情的最高境界，兩人以尊重、關心與互信教育其子。愛情與親情是沒有國界的，也沒有時空的限制，易卜生和杜甫的家庭做了最佳印證。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窮困都能琢磨出偉大成功的人物，無論時代、民族、地域，親情之愛皆出自心頭。關鍵詞：杜甫、易卜生、家庭、東西文化 *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挪威籍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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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杜甫與易卜生的家庭生活

嚴睿哲

一、前言

人與人之間的感情關係，向來是各國文化格外看重的，愛情與親情是人類最原始的感情，因此遂成詩人吟詠不絕的最佳題材。愛情於民歌中的表現熱情而大膽，文人的抒寫含蓄而蘊藉，本文比較東方的杜甫與西方的易卜生在家庭生活上的不同表現與看法：杜甫（西元 712-770 年）非常重視倫理親情，深重的情意在戰亂時節更加煥發出動人的光采。有「現代戲劇之父」1 之稱亨利克•

約翰•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西元 1828-1906 年），是劇壇公認為現代

戲劇開山祖師的挪威劇作家，以《玩偶家族》（A Doll’s House, 1879）和《復甦》（When We Dead Awaken, 1899）為名2

，與家人的互動間接地表現在朋友往來的書信中。親子倫常乃是詩歌體裁中鮮少開墾之荒漠，但杜甫的詩歌中開始大量浮現對日常生活與親子倫常的描寫3 ，其份量多於當時其他詩人，獨樹一格；而筆者以本身挪威人的身份重新思考中西的差異，挑選在西方同為社會運動發聲者也皆對後世有顯著的影響且與杜甫齊名的易卜生。胡適說：「凡世界有永久價值之文學，皆常有大影響於世道人心者也。（此說宜從其極廣義言之，… …如李白、杜甫、白居易，如今之易卜生（Ibsen）、蕭伯納（Shaw）、梅脫林（ Maeterlink），皆吾所謂「有功世道人心」之文學也）。」4 他們的作品反映社會與真實的人生，呈現寫實風格，可以作為筆者描述中西方差異的典範。秉持著名門望族之風，杜甫當然也希望一展長才，施展抱負與理想，更渴

1_{Esslin, M., (1980). Ibsen and Modern Drama. Ibsen and the Theatre: The Dramatist in Produc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71; Templeton, J., (1997) Ibsen ‘s Wom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23.

2_{Beyer, E.著、杜若洲譯（1997）。易卜生傳：Henrik Ibsen Biography。臺北：中華日報社。} 3_{歐麗娟（2003）。〈杜甫詩中的親子關係與家庭教育觀——兼論詩史之開拓與創新〉，台大文史}

哲學報，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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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自己的後代能夠傳承優良的傳統，繼續延綿下去，所以在杜詩中，我們可以從中窺見他對子女期許的蛛絲馬跡，以及他對家庭的情感。密切的家庭關係詩人而言算不算是一種負擔？筆者將從一個西方人的角度試論杜甫與易卜生的家庭與親子關係，當他們的經濟情況陷入膏肓，窮困潦倒時對他們所扮演的角色 ——丈夫、父親影響為何？家庭的影響又是什麼？就此更進一步探討中西文化、家庭教育觀。

二、杜甫之家庭生活

中國的「家」是依同心圓似的差序格局展開，可分家庭和家族。奧爾加．蘭（Olga Lang）指出中國家族是由血緣、婚姻、收養、共同支出或共有財產等因素構成之單位，5 範圍甚廣有恐篇章不足以凡載，本文將以杜甫的核心家庭作為研究範圍。杜甫晚婚，開元二十九年（西元 741 年）三十歲娶妻楊氏，元稹〈杜工部墓誌銘〉說：「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6 根據杜甫〈祭遠祖當陽君文〉7 中所述：「小子築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龔嘉英認為杜甫是奉父命築室而婚的8 。楊夫人系出名門，勤儉有淑德夫婦，始終感情彌篤。從杜甫度隴入蜀，旅居夔府，以致漂泊湖湘，楊夫人始終在身旁，不離不棄，都有杜詩可印證。楊夫人生了三男三女，長子宗文，小名熊兒，天寶九載生（西元 750 年）。次子宗武，小名驥子，天寶十二年（西元 753 年）生。另一幼子於天寶十四載（西元 755 年）在奉先因斷乳而餓死。杜甫在朝任左拾遺，由鳳翔往鄜州省家時，已有兩小女。在湘湖又生一女，未周歲即夭折。

5_{Lang, O., (1974). 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臺北：天書居有限公司，13。}

6_{元稹（1968）}_。_{〈杜工部墓誌銘〉收編於華文軒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杜甫卷•上編•}

唐宋之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5。

7_{杜甫著，楊倫箋注（1990）。杜詩鏡銓。臺北：華正出版社，頁 1105。本文中所引杜甫詩皆據}

此一版本，各處不另一一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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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經濟

杜甫的家庭經濟，大多是貧窮困窘的，因宦場失意，失去經濟來源，又逢戰亂顛沛流離，時代由盛而衰，使生活趨於貧困。從天寶五年到十四年（西元 746—755 年），杜甫客居長安十載，多數時間都是在客舍裡度過的。年輕氣盛的杜甫熱烈的追求成功，他在長安投詩干謁，為擠身仕途而積極奔走卻都無功而返9 。這時杜甫的父親在奉天縣令任上逝世了，杜甫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艱難，「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承丈二十二韻〉，卷 1，頁 24）幾句詩詞就道盡他在繁華京城的旅客生涯多麼狼狽不堪，十數年騎著一頭瘦驢，他沒能買馬，僅能騎驢奔波在熱鬧的大街小巷。早上去扣敲富貴人家的大門，晚上尾隨著肥馬的後塵，喝一杯剩酒，吃一碗人家吃剩的飯菜，只為了一餐剩菜剩飯，成年在權貴們的殘杯冷炙中討生活，杜甫寫此詩時，窮途末路，心情低落到極點，就決心離開長安。天寶十年（西元 751 年），「賣藥郊市，寄食友朋」（〈進三大禮賦表〉，卷 1 ，頁 1045）。杜甫實在貧困得無法生活了，只好在長安街頭擺個藥攤，賣藥維生，收入不夠時，就寄居在朋友家中度日10 。天寶十四年（西元 755 年）十一月，杜甫回奉先，一踏進家門，發現「幼子餓已卒」，而痛徹心扉，滿心悲痛與愧疚，因家貧無法全家共同生活的無奈，沒能盡到為人父為人夫的責任照顧家庭。因此詩中寫出自己的懷抱，深刻地反映旅途見聞以及家中的窮苦：〈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老妻寄異縣，十口隔風雪。誰能不久顧？庶往共饑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吾寧舍一哀？里巷猶嗚咽。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豈知秋禾登，貧簍有倉卒。（節錄，卷 3 頁 108）天寶十五年（西元 756 年）六月，叛軍攻下潼關以後，杜甫攜眷自白水縣 9_{李志慧（1989）。唐代文苑風尚。臺北：文津出版社，134。} 10_{蕭麗華（1988）。杜甫──古今詩史第一人。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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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北走，狼狽困頓，餐風露宿、衣食不飽，女兒因饑腸轆轆號啕大哭，小兒自作聰明，要苦李充饑：「癡女饑咬我，啼畏虎狠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彭衙行〉，卷 3，頁 165）。「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覩我顏色同。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百憂集行〉，卷 8，頁 366）此時已五十歲的杜甫依舊是家徒四壁，全家窮困饑餓，大人尚能強忍饑餓，但孩子天性純摯不會掩飾，最基本生理需求都不得滿足，哪還能記得禮教，所以才會「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厚祿故人書斷絕，恒幼稚子色淒涼」（〈狂夫〉，卷 7，頁 319）雖然有一官半職的俸祿，但杜甫的收入並不足以讓家人有更好的生活，直至晚年杜甫多半是靠著朋友的支助，「技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客夜〉，卷 9，頁 415），再加上賣藥賺取微薄的收入，來渡過生活。乾元二年（西元 759 年），杜甫棄官西去，開始了「因人作遠遊」的漫長漂泊生涯。他自華州度隴至秦州，置草堂未成，十月即離秦州赴同谷，居同谷不盈月，又於十二月入蜀至成都11 。對杜甫來說，失去職位和固定的奉錢，又攜家帶口，家累頗重，生存和相對安定是選擇去向的第一考慮。寓居成都草堂是杜甫一生中的重要時期，這裡是他除了長安外住得最久的地方，比他一生中任何時期安定12 。在數位好友協助下，於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築草堂，隨著草堂的築成，杜甫耕種、摘蔬、種藥、蓄養雞犬等等農事，此時家庭的經濟漸入佳境，村居生活安穩13 ，「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做釣鉤」（〈江村〉，卷 7，頁 320）沒有達官貴族的優渥的生活環境，卻甘之如飴，一家人能夠生活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進艇〉，卷 8，頁 357）多麼恬然自怡的畫面，一家老小和樂融融的景象，真令人稱羨，「有客過茅宇，呼兒正葛巾。自鋤稀菜甲，小摘為情親。」（〈有客〉，卷 7，頁 318）描寫下田耕種，一種靜恬真率之趣的田園生活。永泰元年（西元 765 年）五月，杜甫離開卜居數年的浣花草堂，攜妻將子 11_{許總（1997）。杜詩學總論。桃園：聖環圖書股份有限公司，頁 272。} 12_{李誼（1982）。杜甫草堂詩注》。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頁 1。} 13_{詳見廖美玉（2003）}_{。杜甫「歸田意識」的形成與實踐——兼論越界的身分認同與創作視域，} 杜甫與唐宋詩學。台北：里仁書局，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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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舟南下，歷經榮州、渝洲、忠州，九月至雲安。途中受到風寒所侵，多年肺疾轉劇，不良於行，風痹發作，遂居雲安嚴明府的水閣養病。次年，（大曆元年，西元 766 年）春末，又繼續泛舟之行，初夏到了夔州。在此地居住兩年，時間不算長，但是作品數量卻相當多，占全詩集四分之一。

(二)與妻子兒女的感情

杜甫婚後的作品少直接提及妻兒，然而在四十五歲至四十七歲戰亂分離的時期，妻兒較常出現在親情詩中，但是多間接吟詠妻子的作品。「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謁真諦寺禪師〉卷 17，頁 869）杜甫愛家愛妻愛子，家庭對他何等重要，如何能割捨，為了國家可暫時與家人分離，但為自己而自私的拋棄家庭，他萬萬做不到。杜甫是個家庭責任感極重的人，從〈北征〉可略知一二：「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爺背面啼，垢膩腳不襪。床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卷 5，頁 395 ）通過對「妻子衣百結」妻子的衣服佈滿補丁、「垢膩腳不襪」嬌兒沒有襪穿以及他的兩個小女「補綻才過膝」衣裳破裂、用杜甫舊的刺繡官服布剪下來打補釘的服飾描寫，可見杜甫對於缺衣少食的家人表露出愛莫能助、力不從心的辛酸與無奈。「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杜甫一般多用「老妻」稱呼妻子楊氏14 ，一個「老」字代表無限意涵，顯示出他內心對妻子的深情、至高無上的敬意與感激15 ，同時也感念吃苦受罪、經歷風霜的妻子，但在此用「瘦妻」稱之，表達自己的愧疚之意，兩人一生互相扶持、同甘共苦，但在此時因為經濟情況的改變使得杜甫無法讓家人溫飽，因此用體態的改變表達對妻子的虧欠，讓人聞之鼻酸。肅宗至德元年（西元 756 年）安史之亂爆發，杜甫將妻小安頓在鄜州，他企圖趕到靈武，途中被叛軍俘虜，送往淪陷區長安，對月思家作出〈月夜〉更能得知在杜甫心中，對小兒女的遙憐以及運用反照長安獨看的妻子，正是思想感情骨肉連心之作： 14_{見於在（〈自閬州領妻子卻赴蜀山行三首〉，卷 11，頁 509）：「何日干戈盡，飄飄愧老妻。」、} （〈百憂集行〉，卷8，頁 366）：「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覩我顏色同。」、（〈客夜卷〉，卷 9，頁415）「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 15_{東萊（1978）。我要認識中國字。臺北：名人出版社，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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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憐小兒女，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淚痕乾？﹙卷 3，頁 126﹚ 至德二年（西元 757 年），杜甫為房管被罷相而辯，觸怒肅宗，下獄查問，幸得新宰相張鎬營救，得以免罪。被當朝皇帝嫌惡，命他離開朝廷，回鄜州探家，杜甫的心境有何其沉重，憔悴而落魄，可想而知。見〈羌村三首〉：「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嬌兒不離膝，畏我復欲去。」（卷 4，頁 158）帶著落寞的心情，一入家門，見到離別一年多的妻子兒女，滿腹辛酸與委屈全在這一刻得到安慰，妻兒悲喜交織的情景。連鄰人都倚滿牆頭，感歎悲泣。孩子圍繞在父親身邊，深怕他再度離去，這般團聚天倫之樂在亂世更是令人渴望奢求。杜甫對兒子的憐愛，可以透過詩中一再出現的「嬌兒」一詞傳達出來，如〈羌村三首〉之二的「嬌兒不離膝，畏我復欲去」〈北征〉的「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卷 4，頁 159）與〈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裹裂」（卷 8，頁 364）。杜甫親子的作品多數寫給兒子，卻不見專為女兒所寫之詩，在杜甫心中女兒的地位遠不及兒子嗎？其實並不儘然，「女病妻憂歸意速，秋花錦石誰復數？」（〈發閬中〉，卷 10，頁 476）杜甫說妻子擔憂女兒的病，而自己呢？心急如焚的他，歸心似箭，返家途中再美麗的風景也無法使他的腳步停留片刻，杜甫一顆心只有惦念著女兒，急著回家探望生病的女兒。這就是與生俱來的父愛。中國人向來在情感上的表達上較含蓄，尤其是扮演父親的角色，不及母親與孩子之親昵，但這並非父親的愛少於母親，是囿於中國傳統「嚴父慈母」的角色。而〈北征〉是杜甫寫女兒最為詳盡的一篇，「床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拆波濤，舊袖移曲折。」（卷 4，頁 159）兩個女兒都長高了，沒有新衣，而穿著用舊衣剪裁，縫縫補補的，因此衣服上的圖案顛倒扭曲變形。杜甫筆下的女兒，鬼靈精怪，活潑又可愛。他沒有說兒子的衣服太小太短，而是藉由女兒，來說出經濟拮据讓家人吃不飽穿不暖的情況。他細心地觀察到女兒的成長，衣著已小到衣不蔽體。可見他對女兒的疼愛不少於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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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兒女的家庭教育

杜甫的家世顯赫，有儒家傳統及詩學淵源，世代書香。生長在書卷環境裡的杜甫，自然也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在詩作〈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中「女長裁褐穩，男大卷書勻」（卷 13，頁 1123）在早期杜甫旅居異鄉的歲月，他的糟糠之妻，獨自背負養兒育女的重責大任，〈遣興〉詩云：「世亂憐渠小，家貧養慈母」（卷 3，頁 131）。在中國，父親的角色多扮演具威嚴與神秘性的形象，而使孩童達到勤於向學的目的，但是在〈百憂集行〉：「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杜甫的小孩因為飢餓而哭鬧卻未受到父親的責備，反倒是自己內心感到慚愧，沒有盡到養育的責任，感到無能為力的缺憾。因故離家的杜甫仍然牽掛在家鄉中的幼子的學習狀況：「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日生。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知文選理，休覓彩衣輕。」（〈宗武生日〉，卷 9，頁 413 ）杜甫的幼子似乎較長子聰慧，而得到杜甫的偏愛。他在許多詩中提及幼子讀書的情況，頗有沾沾得意之態。「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之客人姓，詠得老夫詩。」（〈遣興〉，卷 3，頁 131）杜甫不僅以儒自守，而且以儒勉勵兒子：「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又示宗武〉，卷 18 ，頁 896）因戰亂而四處遷徙導致兒子失學，杜甫迫於無奈，語帶感慨，只好順任著兒子。「失學從兒懶」（〈屏跡三首之二〉，卷 9，頁 388）、「失學從愚子」（〈不離西閣二首〉，卷 15，頁 725），杜甫對兒子飲酒採較放任的態度，「為客裁烏帽，從兒具綠樽。」（〈九日五首〉，卷 17，頁 840）、「教兒且覆掌中杯」（〈小至〉，卷 18，頁 885）但僅止於節日，平常未見杜甫讓孩子喝酒的紀錄。兩首詩都是在節日（重陽節及小至）所做。可見嗜酒縱飲的杜甫，並不喜歡兒子常喝酒16 。杜甫言及兒子的詩多於女兒，對子的期許更甚於女，注重訓練兒子，並非表示偏愛兒子，對兒子比女兒好。杜甫教養女兒是想法「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新婚別〉，卷 5，頁 222）女子長大成人以後，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在原生家庭中，父母能做的僅有竭盡所能地疼愛 16_{簡明勇（1984）。杜甫詩研究。臺北：學海出版社，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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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護女兒，尤其在封建社會，父親能給女兒的更是少之又少，杜甫有著傳統的儒家思想，卻沒有傳統重男輕女的觀念︰「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兵車行〉，卷 1，頁 33）〈北征〉中提及女兒「學母無不為」，唐代教養女兒是母親的職責：「學母無不為，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卷 4，頁 159）所以杜甫自然未寫教育女兒之詩。在杜詩中表現出來的對性別差異，歐麗娟在〈杜甫詩中的女兒形象與女性教育觀〉說這種現象似乎是中國傳統性別文化的當然結果17 。傻女兒自己梳頭打扮，處處學著母親，晨起梳妝時隨手塗抹。一會兒塗胭脂一會兒擦粉，亂七八糟的把眉毛塗的闊闊的，畫出了一張大花臉。讓杜甫啼笑皆非。戰亂的年代，男子十五歲就要從軍報國，在邊地打戰。生女兒反而好，至少還可以嫁到鄰近的人家；生了兒子，等他長大，到遠地當兵或服勞役，只有白白送死，埋沒在百草裏。做父母的如何忍心，讓孩子去送死，無論生活過的好壞，只希望子女能好好的延續生命。

三、易卜生與十九世紀歐洲的現代

十八世紀末，英國開始工業發展，除了工業化外，家庭工業也有重大的改變，越來越多女性跟男性一起工作18 。在英國和法國，人民結婚、性行為的年齡降低，而且男性和女性的行為模式變得越來越類似了19 。大部分工人，包涵女生，比以前領更高的薪水，這樣的改變使女性的地位提高了，也因此產生了全新的教育觀念20 。至 1870 年，兒童教育已經很普遍，女生同男生一樣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找到工作的機會增加了，例如老師，護士等等。收入的增加，讓年輕的男性和女性比過去更獨立自主，可以比較自由地選配偶，而且配偶不一定是一個終身21 。西元 1880 年～1920 年在瑞典的中產階級有一個新的家庭觀念「Home 17_{歐麗娟（2004）。杜甫詩中的女兒形象與女性教育觀。漢學研究，90。}

18_{Goody, J. (2000), The European Family: an historico-anthropological essa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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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et home」，家庭是很私人的，婚姻是愛情的結合與養育孩子，男性的角色轉變了，較多參與家庭活動，使家庭更和睦融洽。十九世紀初，這種新的文化，

在英國和北歐最為風行22

。

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 年 3 月 20 日出生於挪威南部的小鎮西恩（Skien

），易卜生的父親肯努特（Knut Ibsen）並不是很信守承諾的人，在易卜生的記憶中，父親沒有遵守約定給與小孩家庭工作的酬勞23 ，父親原是成功的生意人，也過著優渥的生活，但是生意失敗卻不願改變生活形態，也不願低頭做粗重的工作，1828 年開始借錢維生，終至 1835 年宣告破產24 ，易卜生《培爾•金特（ Peer Gynt）》在戲劇寫了一句台詞：「讓他們盡情奢侈揮霍吧！那有什麼要緊？媽媽，安靜下來。闊佬約翰•金特正在款待賓友。金特家族萬歲！」25 諷刺父親的浪費行為，之後八年全家過著貧窮的生活。童年時期的易卜生在自己的畫上題幾句短詩，由此開始步上文學之路的里程。生活淒涼困苦但是他努力地邊工作邊自習讀書，在繁忙的工作之餘，拼命讀書、繪畫、寫詩。費時三個月在 1849 年他 21 歲寫出生平第一部劇作《卡特琳納》（Catilina），卻被劇院退回。1850 年在朋友的資助下才如願以償出版了。這是七年來挪威第一次出版劇本，雖未獲好評，早期易卜生劇作家之路走得並不順遂，卻始終未曾放棄。在易卜生接近十六歲應該出外謀生時，家庭環境不甚愉快，因為父親的破產，家中食物長長短缺、父母親也時常吵架，整體挪威經濟不佳導致許多人紛紛移民到美國，家中不愉快的氣氛使得易卜生亟欲外出工作，再加上透過父親的朋友找到一份在挪威南部的小鎮格林斯塔（Grimstad ）藥局助理的工作機會，1843 年 12 月 27 日易卜生搭上離開西恩的船前往格林 Publishers Ltd., 136.

22_{Segalen, M. (1996),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from Proleriat to Bourgeoisi, A history of the famil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400.

23_{原文為：”Men i det store og hele var forholdet mellom far og soenn ikke godt, og et av Henriks}

varige minner var av en anledning da faren hadde lovet aa betale ham for aa sette noen poteter, bare for aa gaa tilbake paa sitt ord straks jobben var gjort og potetene spirte.” Ferguson, R., Translated by Herrman B. A. (2006), Henrik Ibsen: Mellom evne og higen. Oslo: J.W. Cappelens Forlag AS, 23.

24_{Ferguson, R., Translated by Herrman B. A. (2006), Henrik Ibsen: Mellom evne og higen. Oslo: J.W.}

Cappelens Forlag AS,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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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但是從七歲到十五歲痛苦的童年記憶卻始終難以回復，甚至一輩子不敢回到出生地26 。在格林斯塔（Grimstad）期間，1849 年易卜生出版第一本的戲劇（Catilina），在 4 月 12 日正式上架，也被當時平面媒體注意，這樣的殊榮讓父親很驕傲，四處向人炫耀27 。易卜生與惟一的妹妹海德崴（Hedvig）感情很好，兩人相差四歲，易卜生在格林斯塔（Grimstad）工作與自修時定期與妹妹通信，與妹妹分享自己的人生計畫，聽從妹妹的建議。1850 年易卜生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回西恩省親，而妹妹海德崴是晚年的易卜生惟一定期聯絡的親人28 。易卜生的父親愛喝酒，甚至影響父母親的感情，如 1865 年母親瑪莉懇奧汀堡（Marichen Altenburg）因為父親喝酒問題決定離開，與易卜生的妹妹一家人同住。1865 年聖誕節，易卜生寫信給岳母瑪格連納﹙Magdalene Thoresen﹚提到西格爾學會念書，而且熱愛童話故事與北歐神話傳說，使得易卜生也重新燃起對神話故事的喜愛，如公主、侏儒、巨人等角色29 。 1869 年 6 月 3 日七十歲的母親生病過世，妹妹寫信告訴易卜生這個壞消息，但是易卜生卻遲遲沒有回應，直到四個月後才回了一封深情的信給妹妹30 ：收到你的信已經幾個月了卻現在才回信，我和家庭（父母親）之間發生很多事，距離很遙遠，希望妳能體會我並非不在意，我不擅長寫信，妳比較接近他們也比較懂他們，我內心深處有難以描述的掙扎，很難在信中表達我的感情；親愛的媽媽過世了，謝謝妳負責許多後事，妳是最棒的妹妹，有可能下個夏天我會再回去西恩（出生地），希望妳能了解我的心情再跟爸爸解釋，雖然他可能不了解！

26_{Meyer, M. (1992), Ibsen, London: Sphere Books Ltd., 40-41.}

Cappelens Forlag AS, 43 .

Cappelens Forlag AS, 43-44 .

Cappelens Forlag AS, 142 .

30_{翻譯自 Ferguson, R., Translated by Herrman B. A. (2006), Henrik Ibsen: Mellom evne og hi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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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在斯德哥爾摩（瑞典），……之後要到德國、法國與埃及，妳應該有看到報紙上說埃及國王找我的消息，我最後會回德國找我的太太與唯一的孩子，……我們希望能有妳的照片，也希望妳能夠認識我的太太，她很適合我，……紙短情長，或有缺漏，我的熱情存在在心中……。作為一個哥哥，易卜生特地在信中提到埃及國王的事情，應該是希望自己在戲劇的成就能夠彌補家庭角色的不足。1877 年 10 月 4 日八十歲父親過世，易卜生 30 日才在報紙上讀到此則消息，之後在劇院寫信給叔叔，希望能讓親人體諒，也報告自己的近況31 ：你應該知道我為什麼寫信給你吧！從報紙、妹妹的口中，我知道父親過世了，很感謝你們這麼多年都替我幫助父親，一直以來，我都無法作到，從我十四歲開始，我就自己獨立自主也走出自己的一條路，……那麼久沒有寫信給你們，是因為我還沒有經濟能力幫忙，……父母親都過世了，謝謝你們在人生路中給我的幫忙，反而我只追求我的理想，……一年後我的兒子會變成這邊（德國慕尼黑）的學生，我們應該也可以選擇居住的環境了，……很多感情我不會表達，謝謝你們的照顧。易卜生自責自己的不負責任，或許也將許多不容易表達的情感表現在戲劇當中；在挪威首都奧斯陸32 ，他結識了一些著名文人，也參與新聞工作。同年在伯根創立一個國家劇院，易卜生被請去當劇作家兼舞臺經理。之後的六年他得到不少戲劇業務方面實際經驗。二十八歲時他在柏根（Bergen）遇見了蘇珊娜．多蘿森（Suzannah Thoresen ），1857 年兩人訂婚、隔年結婚，在一封給彼得．韓生（Peter Hansen）的書信裡，易卜生認為蘇珊娜就是他需要的女人：「她沒有邏輯的頭腦，但是有一種強烈的詩的本能，有一種心意高遠的思想，而且幾乎仇視一切瑣碎的考慮」33 。婚後易卜生的經濟漸感拮据，於是他再轉換工作到奧斯陸的劇院擔任戲劇指導

31_{翻譯自 Ferguson, R., Translated by Herrman B. A. (2006), Henrik Ibsen: Mellom evne og higen.}

Oslo: J.W. Cappelens Forlag AS,.243-244.

32_{挪威首都舊名「克麗斯蒂安娜（Christiana）」。}

(13)

。1859 年蘇珊娜產下一子，名叫西格爾（Sigurd）。雖然他的薪水比在伯根多出一倍，可是 1862 年劇院破產，易卜生也失去了工作。次年他不得不向政府申請研究補助金34 。有了這筆收入，他得以在 1864 年前往羅馬，居住了四年。雖然補助金只是區區少數，卻使這個大劇作家得以有發展的機會。成為十九世紀傑出的挪威劇作家、詩人。

四、當古老的東方遇見現代的西方

(一)社會男女關係

乾元二年（西元 759 年）杜甫自東都歸華州，作「三別」中的（〈新婚別〉卷 7，頁 530）描述一位溫柔體貼的少婦，用獨白「結髮為君妻，席不暖君床。」埋怨自己還沒有時間作人妻，又後悔「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腸。」來不及跟你一起前往，最後轉而勉勵丈夫，向丈夫表示自己的忠貞「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當時戰亂使老百姓被迫從軍產生許多家庭訣別的悲劇，詩人借用新娘子的角度悲訴回應丈夫的臨別，運用浪漫的私房話模仿新娘對新郎的話語，實際上卻是杜甫設身處地為女孩著想，通過曲折的內心掙扎，生動逼真地像女孩的性格特徵，那般心如刀割的矛盾，也是當時時代女性的深刻無奈。大歷元年（西元 766 年）杜甫住在夔州時，當地的奇風異俗，讓他印象深刻，（〈負薪行〉卷 12，頁 601）中寫到：「土風坐男使女立，應當門戶女出入。十猶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供給。」杜甫以一個漢族大男人的觀念去看少數民族母系社會，為夔州婦女的命運悲慘感到不公平：因戰亂，男丁減少之故，女人年老還嫁不出去。其風俗極端重男輕女，女人擔任勞役，男子卻閒居家中。為什麼這麼壓迫婦女呢？是因為巫山女子生來就如此粗俗醜陋嗎？杜甫回答並不是，是因為男女不平等的關係，否則此地為何有個昭君村，這是封建家庭制度，一種半奴隸性的壓迫制度，杜甫對它進行了有利的揭露，這樣的風俗在當地是天經地義，人們習以為常，如此日復一日快活生存，但在杜甫眼中，女人不該是承擔家庭經濟的一方，女性應該是在家操持家務，被丈夫疼愛憐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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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重、農忙該由身強力壯的男人來做。杜甫將日常生活化為詩歌題材，呂正惠云：「日常生活的詩是杜甫開拓出來的。」35 這正是盛唐詩人所缺乏的，也就是杜甫被稱為「詩史」的由來。十三歲時易卜生想要進入大學研讀醫學，因此必須要在當地的拉丁學校預讀基礎科目，但是受到父親的反對，認為易卜生應該提早就業，因此易卜生只好在 1841 年就讀（Scheelgaarden）神學學校，學習德文、拉丁文、歷史與宗教等科目，兩年後因為父親破產而全家搬到西恩（Skien），易卜生因此輟學；同年當十月一號易卜生滿十五歲要接受堅信禮（Confirmation）的時候，父親認為當地神父接受賄賂使得易卜生較晚才能受洗，不公平的待遇讓父親排斥宗教，在當時與以宗教為尊的家族、社會格格不入，但是這種反對宗教的態度也影響往後易卜生的作品與人生態度36 。

1879 年 12 月，易卜生的代表作《玩偶之家Et dukkehjem》（A Doll’s House ）劇本的出現，顛覆傳統，使世界戲劇文學向前躍進一大步。當時的社會，男女不平等，易卜生首屈一指提出女性的自覺自主，劇中女主角娜拉•海默（Nora Helmer）是一位剛強而獨立的女生，在當時的觀念她是一個理想妻子，是丈夫的「一隻雲雀」，也是兒女的慈母，然而被世俗對妻子的刻版印象一再綁住，終於「新的娜拉」完全成熟的站出來。走出家門以前，《玩偶之家Et dukkehjem》：「娜拉對先生說：『我聽人說，要是一個女人像我這樣從丈夫家裡走出去，按法律說，他就解除了丈夫對他的一切義務。不管法律是不是這樣，我現在把你對我的義務全部解除。你不受我拘束，我也不受你拘束。雙方都有絕對的自由。拿去，這是你的戒指。把我的也還我。』」37 劇中的對白以一種日常語彙貼近自然的社會，報紙、期刊、書籍不停地譴責與討論它，教會與律師憤慨娜拉遺棄她的丈夫與小孩，然而這種男女平等的觀念十分受到易卜生的推崇，成為十八世紀的創舉。娜拉離開家門，當門闔上的剎那，關門聲響傳到了全世界，向 35 呂正惠（1989）。杜甫與六朝詩人。臺北：大安出版社，201。 36

Ferguson, R., Translated by Herrman B. A. (2006), Henrik Ibsen: Mellom evne og higen. Oslo: J.W. Cappelens Forlag AS, 23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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漣漪般擴散出去38 。杜甫在許多詩中頻頻提及老妻，是一種尊重與體認女性的角度，不僅關心自己的妻子，〈新婚別〉表現也關懷時代的社會女性，與易卜生的《玩偶之家Et dukkehjem》相比，兩人都同樣尊重女性，由作品當中表現出他們獨到的見解，杜甫筆下的東方女性雖然相對保守，但是也歷經掙扎的思考，而易卜生筆下的娜拉是戲劇界女性自主的顯例，使女性崛起在西方文化重新定位。

(二)對妻子孩子的感情

天寶十三年（西元754年）長安一連下了六十多天的雨，使秋收大受影響，物價飛漲，杜甫也不得不將妻兒們送到長安東北的奉先縣就食，天寶十四年（西元755年）卻在抵達家門發覺「幼子餓已卒」，滿心悲痛與愧疚，杜甫愧對兒子使他夭折，寧可捨棄禮節放聲哀哭，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卷3，頁108）字字血淚，感人肺腑，因為風雪的關係老小十口人分隔兩地，但是總希望能在家裡共同生活。若非全然的相信妻子支持他，怎會捨得下，放得開呢？天寶十五年（西元 756 年）六月，杜甫帶著妻小逃到鄜州，寄居羌村，杜甫望月寫下〈月夜〉（卷 3，頁 126）曰：「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杜甫設想妻子在家中思念著自己，描寫的手法多樣由杜詩中許多篇章能夠解讀到杜甫對太太是充滿愧疚之心與無限憐惜。同理，杜甫的太太也是百分之百的信任丈夫，支持丈夫，他們之間的愛情不因距離而淡化，反而更加堅定。寶應元年（西元 762 年）杜甫自錦州至梓州，而家小在成都，某天收到妻子的來信，百感交集作〈客夜〉（卷 11，頁 931）：「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說明自己不善謀生，只好靠朋友客夜，老妻卻寄來長長的信埋怨詩人不回家。其實杜甫何嘗不想回家，只是經濟不佳才離家背景，妻子難道不懂嗎？怎麼還寫信責備呢？想必是兩人的感情十分深厚，即使不得已分開還是忍不住寫信埋怨，讓讀者讀出兩人濃厚的情誼。「互動（interaction）」與「關係（relation ）」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核心，「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指個人與個人

38_{Shafer, Y. (1985). Approaches to Teaching Ibsen’s A Doll House.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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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規範約束下的交互反應來往，又可分為工具性導向（instrumental oriented）與情感性導向（expressive oriented），後者如丈夫、母親、女兒等充滿關懷與社會道德的情感行為，建立在相對角色上（expectations and obligations）39 。而易卜生與妻子的情感從西元 1870 年寫給挪威朋友彼得•韓生的信中可看見：「結婚（1858 年）以後我的生活變更具意義，而且我的詩〈On the moors 〉是我第一個收穫。」由此可知婚姻生活帶給易卜生是嶄新快樂的人生，在寫作生涯上也創造另一個高峰。這是易卜生寫給妻子的詩：「穿著亞麻紗白色的衣裳，陪伴我身旁，美麗的情人啊！她像山上盛放的花兒般嬌豔。」40 1866 年易卜生全家住在德瑞士登（德國中東部城市），易卜生隻身拜訪丹麥童話大師安徒生（H.C. Andersen），旅途中共收到太太蘇珊娜寫給他的兩封信：「親愛的易卜生：我們上個禮拜四回到家看到你寄來的信，我很開心，我等待你的消息等了很久…親愛的易卜生，你的信很長，讓我很快樂，我時常深深的想念你，但我知道現在那對你非常重要。」41 信中看到蘇珊娜對易卜生的愛，也看到夫妻倆感情彌堅。 1871 年易卜生與妻小居住在德國德瑞士登（Dresden），欲與好友也是挪威最大的出版商黑格爾（Frederik V. Hegel）出版作品，寫下詩作〈Thanks〉送給他的太太蘇珊娜：「我沿途的悲傷是因為她的難過，而她的歡樂使我精神昇華度過危機，她就住在自由的海洋讓詩人的船找到歸宿，我們的孩子成為旅途中揮舞旗子、鼓舞我們前進的新角色，……，因為她的無怨無求，所以我想在這首歌裡感謝她。」42 此詩在同年 5 月 3 日被出版且在挪威、丹麥大量銷售出四千

39_{Goffman,E. (1959) , Presentation of the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12.}

40_{筆者自行翻譯，英文為：}_{「Whiteclad in linen, she stood there and gave me time of day；as comely}

was she and as fair, as mountain-flowers gay.」Ibsen, H., (1986). Ibsen’s Poems, Oslo: Norwegian University Press, 79.

41_{翻譯自 Michael Meyer, Ibsen, (London: Sphere Books Ltd, 1992), pp. 339–340.}

42_{筆者自行翻譯，英文為：}_{「Her grief was the sorrows That cobbled my path. Her joy the spirits That}

lifted me o’er them….Her home lies here On Freedom’s sea Where the poet’s ship Finds its mirror. Her children are The shifting figures Who glide, waving Flags in my song….And because she asks And excepts no thanks, I give her now Thanks in a song.」Ibsen, H., (1986). Ibsen’s Poems, Oslo: Norwegian University Press,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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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Thanks〉描寫得是蘇珊娜在易卜生心中的地位，兩人共度一生，即便在易卜生年老（西元 1900 年）受心臟病所苦時，蘇珊娜前往義大利探望西格爾，易卜生仍在寫給蘇珊娜的信中報告著自己的健康狀況希望蘇珊娜不要擔心，並且告訴蘇珊娜會靜靜地慶祝兩人的結婚紀念日（6 月 18 日）與蘇珊娜的生日（6 月 26 日）43 ；易卜生是這樣地隨著蘇珊娜的心情起伏而起舞，妻子的無欲無求給詩人最寬闊的避風港，讓詩人找到休息的地方。西格爾是兩人的愛情結晶，1859 年 12 月在挪威首都奧斯陸出生，名字取自於易卜生 1857 年的作品〈The Vikings at Helgeland〉當中重要的海洋霸主的名字44 ，西格爾成為兩個人的新生力軍，彷彿啦啦隊般協助度過路途上的困難，西格爾是個有稚嫩肌膚的可愛小孩，四歲時就會念書，六歲時還愛上歷史小說，易卜生常常喜歡用娃娃音逗西格爾玩，在義大利的時候易卜生還會稱呼自己是義大利的壯漢（Capellone）、稱西格爾是義大利的可愛小男孩（picerillo），有的時候會配合情境稱呼太太是貓或老鷹，每年蘇珊那的生日，易卜生還會親手做卡片給蘇珊娜，簽下可愛名字的署名45 。1863 年西格爾四歲時，易卜生特別寫了一首〈搖籃曲〉，詩中對兒子的愛表露無遺，希望上帝能夠細細呵護他，詩中表現夫妻倆對西格爾的滿心祝福與期望46 。

(三)家庭教育

杜甫的家世顯赫，有儒家傳統及詩學淵源，世代書香。生長在書卷環境裡的杜甫，自然也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在中國，父親的角色多扮演具威嚴與神秘性的形象，而使孩童達到勤於向學的目的，反倒是自己內心感到慚愧，沒有

43_{筆者自行翻譯，英文為：「Well, I wish you with all my heart a good and successful trip. I shall at}

least celebrate the red-letter days 18 and 26 June quietly here.」Ibsen, H., (1986). Ibsen’s Poems, Oslo: Norwegian University Press, 838.

44_{Ibsen, H., (1986). Ibsen’s Poems, Oslo: Norwegian University Press, 180。}

Cappelens Forlag AS,141 .

46_{筆者自行翻譯，英文為：}_{〈CRADLE SONG〉:「Now rises roof and rafter to starry vaults of blue；}

now flies my little Håkon on wings of dreaming too. There climbs a ladder leading from earth to heaven on high; now climbs my little Håkon with angel-spirits nigh. God’s cherubims are watching that babes may slumber true; God bless you, little Håkon, your mother watches too.」 Ibsen, H., (1986). Ibsen’s Poems, Oslo: Norwegian University Press,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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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到養育的責任，感到無能為力的缺憾。杜甫在〈進鵰賦表〉中說：「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墬素業矣。亡祖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於中宗之廟，高視於藏書之府，固天下學士到於今而師之。」（卷 1，頁 1040）其先祖杜預卓越的成就讓杜甫身以為傲，成為杜甫學習效仿的楷模。杜甫更以「詩事吾家事」期許兒子，反映出中國重血緣，父子相承的關係。杜甫在〈北征〉詩中也說到以苦為樂：「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饑渴。問事竟挽須，誰能即瞋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卷 5，頁 395）能活著返家與孩子相聚，孩子們的吵雜之聲也變成是一種樂趣。心甘情願在家裏被孩子吵著鬧著。兩位父親都不會因為孩子的懵懂無知而憤怒，相反的，孩子給他們帶來了樂趣。寶應元年（西元 762 年）杜甫聽聞官軍收復洛陽，欣喜若狂寫下〈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卷 11，頁 968）回頭看妻子兒女的愁容都消失，收復國土是詩人的願望，同時也教育家庭使得全家聞訊後都顯得喜悅異常。杜甫言及兒子的詩多於女兒，對子的期許更甚於女，注重訓練兒子，並非表示偏愛兒子，對兒子比女兒好。唐代教養女兒是母親的職責，所以杜甫自然未寫教育女兒之詩。 1868 年西格爾八歲時全家住在義大利羅馬（Roma），但是因為西格爾不流利的義大利語，無法進入當地地區的一般學校，而且易卜生不願意自己的孩子被教育為外國人一般，完全不懂自己的母語，因此特地寫信給黑格爾，信中寫到：「我要一些適合八歲男孩的地理、歷史、算數、宗教等書籍，雖然西格爾念了很多一般性的歷史書，但是都是沒有組織性的，我不希望他再這樣下去。」47 易卜生擔心西格爾的教育問題，害怕他因為身在國外沒有辦法得到應得的教育，因此特地寫信給國內的好友求書，希望藉由自學讓西格爾進行系統性的學習。 1882 年 6 月 22 日他寫信給也是挪威的作家朋友約納斯•李（Jonas Lie）曰：「昨日，西格爾參加第二階段的律師考試，每科成績都很理想，兩個禮拜後，有最後一個筆試，之後要發表博士論文，這個論文要超過一百頁，完成後，我們要離開羅馬，去提洛爾（奧地利西部近阿爾卑斯山脈）渡過夏天。本來的計畫是回挪威，因西格爾的考試，所以時間不允許，只好等到明年再回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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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致上最深的祝福給你們賢伉儷和孩子們。」48 他們的家庭計畫中把兒子擺在第一位，而這個夏天最重要的就是兒子的考試，易卜生甚至瞭解兒子的論文多達一百多頁，不是只有表淺的關心。自從西格爾懂事以後，易卜生給兒子很多自由。1895 年易卜生寫信給妻子：「在畫展我買了很有價值的畫，是 Chr.Krohg 所畫的斯特林堡〈Strindberg〉的素描肖像；但是西格爾給這幅畫命名：『革命』……是西格爾要我買的。」49 在這可看到爸爸尊重孩子的選擇。 1897 年，西格爾回到挪威至奧斯陸大學任教，但是因為他在報紙上發表很多個人言論，被學校認為不適合學校政策，在 4 月 29 日被解雇。易卜生 6 月 3 日寫信給朋友，發出他為兒子抱不平的憤怒：「如果西格爾在挪威的工作路程一直不順遂，那我為什麼要繼續住在這裡，我有別的地方可去。」50 無論發生什麼事，做父親易卜生始終支持兒子，給他最堅強的後盾，希望能夠保護自己的愛子，就如同在 1903 年西格爾的外交官工作因政治因素遇到很大的困難，易卜生深切的關心兒子的工作，全盤瞭解之後，易卜生也鼓勵西格爾順從自己的意願、放棄政治工作，不要被暴力威脅51 。雖然易卜生要求兒子放棄工作，其實是出自於愛與關心，為兒子前途著想之故。

伍、結論

(一)透過本文比較，可以發現儘管杜甫與易卜生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兩人展現相同濃厚家庭情感，雖然看不到杜夫人寫給杜甫的信，但是我們麼彷佛從蘇珊娜的信看見杜夫人的影子一般，她們的共同點是傾盡全力去成全丈夫，讓丈夫無後顧之憂去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守在家中照顧孩子，等待丈夫歸來。杜甫寫〈月夜〉時用妻子的角度，思念在外的自己，雖然時代不

48_{翻譯自 Ibsen, H., (1972). Speeches and new letters, New York: Haskell House Publishers Ltd.,}

98–99.

49_{翻譯自 Meyer, M. (1992), Ibsen, London: Sphere Books Ltd.,769.} 50_{翻譯自 Meyer, M. (1992), Ibsen, London: Sphere Books Ltd., 339.} 51_{Meyer, M. (1992), Ibsen, London: Sphere Books Ltd., 853–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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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地點不同，重點在於夫妻間的愛情昇華，能穿越時空，也能從易卜生寫給彼得的信中得到最佳的印證。 (二)杜甫與易卜生的家庭經濟大多是貧窮困窘的，杜甫是因宦場失意，失去經濟來源，又逢戰亂顛沛流離，時代由盛而衰，使生活趨於貧困，一代詩人在街頭賣藥維生，離開家園後又得知「幼子餓已卒」、「癡女饑咬我」，沒能盡到為人父為人夫的責任，但是老妻依舊無怨無悔地支持「老妻覩我顏色同」，人生末年隨著草堂的築成，才讓家庭的經濟漸入佳境「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做釣鉤」；易卜生幼時父親經商失敗破產後便陷於窮困，在朋友的資助下如願以償出版劇本，雖未獲好評，卻始終未曾放棄，劇院破產失業的易卜生不得不向政府申請研究補助金，帶領妻子前往羅馬，居住四年把握機會成為優秀的劇作家，最後改變家庭的經濟狀況，與妻兒共度良好的生活環境。 (三)杜甫的家世顯赫，有儒家傳統及詩學淵源，世代書香自然也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反倒是自己內心感到慚愧沒有盡到養育的責任，在戰亂中能活著返家與孩子相聚也都心滿意足；在家裡被孩子吵鬧著的兩位父親都不會因為孩子的懵懂無知而憤怒，相反的認為孩子給他們帶來了樂趣。表面地看杜甫言及兒子的詩多於女兒，對子的期許更甚於女，但並非表示偏愛兒子，而是唐代教養女兒是母親的職責，所以杜甫自然未寫教育女兒之詩。相對地，作為新一帶移民的易卜生擔心兒子的教育問題，向好友求書希望西格爾能進行系統性的學習，家庭計畫中也把兒子擺在第一位，不是只有表淺的關心，給予兒子很多自由與尊重，無論發生什麼事，父親始終支持兒子，給他最堅強的後盾，顯示出一位西方的父親盡一己所能地支持與關愛孩子，而東方的杜甫對孩子顯現較多的期許與擔憂。 (四)兩位詩人對社會上的性別角色想法也都分別透露在作品中，杜甫的〈新婚別〉用新娘子的角度悲訴回應丈夫的臨別，實際上卻是為女孩著想，深入當時時代女性的深刻無奈。〈負薪行〉以一個漢族大男人的觀念去看少數民族母系社會，為夔州婦女的命運悲慘感到不公平，當地天經地義的風俗在杜甫眼中是不正確的；易卜生的《玩偶之家Et dukkehjem》顛覆傳統，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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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一指提出女性的自覺自主，「新的娜拉」站出來關門聲響傳到了全世界，也表現出易卜生的性別角色看法。兩人都同樣尊重女性，由作品當中表現出他們獨到的見解，杜甫筆下的東方女性雖然相對保守，而易卜生筆下的娜拉使女性在西方文化重新定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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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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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fer, Y. (1985). Approaches to Teaching Ibsen’s A Doll House.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23)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u Fu and Ibsen’s

Family Life

Jan Erik Christensen

*

Abstract

The Tang Dynasty poet, Tu Fu (712-770), lived a life of poverty filled with frustrations. His career failed and he was also separated from his family for long periods of time. Due to a life of misfortune and failure in achieving other people’s expectations, he felt miserable, worried and anxious. The depth of these emotional experiences gave the poet an unlimited creative power. In his poetry one can see his strong belief in family values and naturally his desire for the reunification of his country. The poems reflect the values of that period, therefore, he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Poet-Historian”. Despite of Tu Fu’s hardships in life his relationship with his wife remained strong. One of his nicknames for her, “my old wife”, exemplified his sympathy for her. His highest priority was to the welfare of his wife and children. Regardless of the difficulties in his life he always kept up with his responsibilities and duties as a father. At this time in Chinese history, society was governed by the ancient feudal system. Tu Fu however had a more progressive way of thinking which in many ways was ahead of his time. Tu Fu expressed his love and passion for people in his poetry in a very innovative and unique way, which led to the popularity of his poems.

Like Tu Fu, the famous Norwegian dramatist Henrik Johan Ibsen (1828-1906) also went through difficult times before bearing the fruits of his labor. Through his dramas, Ibsen raised his voice on behalf of modern European women and influenced both the world of theatre and society more broadly. Both Ibsen and Tu Fu re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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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oved their wives. They showed this by attempting to write from both the male and female perspective. Ibsen and his wife had one son, Sigurd. He played an influential role in Sigurd’s life by providing a solid education. The lives of Ibsen and Tu Fu show that love and affection to the family do not have any limitations based on nationality or time. Both in the Western and the Eastern world, poverty can be a significant creative source. No matter what time, race or place, love to ones relatives always comes directly from the heart.

Key words: Tu Fu, Ibsen, Family,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試論杜甫與易卜生的家庭生活

試論杜甫與易卜生的家庭生活

嚴睿哲

摘 要

試論杜甫與易卜生的家庭生活

嚴睿哲

一、前言

二、杜甫之家庭生活

(一)家庭經濟

(二)與妻子兒女的感情

(三)對兒女的家庭教育

三、易卜生與十九世紀歐洲的現代

四、當古老的東方遇見現代的西方

(一)社會男女關係

(二)對妻子孩子的感情

(三)家庭教育

伍、結論

參考文獻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u Fu and Ibsen’s

Family Life

Jan Erik Christensen

Abstract

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