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美國與台灣安全關係中的角色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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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日本在美國與台灣安全關係中的角色與影響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計畫編號： NSC92-2414-H-002-007- 執行期間： 92 年 08 月 01 日至 93 年 07 月 31 日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計畫主持人：楊永明報告類型：精簡報告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3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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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美台安全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

楊永明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台灣大學台灣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本篇論文討論一個鮮少被探討到、但越來越重要的主題 — 日本在美台安全關係中的角色。一般在談論到日台安全關係時，總是針對日本安全政策中的台灣因素，或是美日安保是否涵蓋台灣等問題，但日本在兩岸關係和美台安全議題中所扮演的角色卻很少被深入檢驗。雖然北京承認且利用各種機會提醒美國政府，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及最敏感的議題，北京卻不允許任何台灣因素介入或存在於中日的雙邊關係中。因此傳統上在面對兩岸關係議題和美台安全關係時，日本政府保持被動，且盡量不表明其立場。然而，隨著區域安全環境的發展和改變，日本在美台安全關係上的角色也逐漸擴展。文章主要可分為有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有關日本在美台安全關係中的角色的歷史發展。第二個部分則著重在探討近年來的新架構和環境，讓日本在美台安全關係中扮演更主動積極的角色。這兩個部分皆將強調在相關主要議題上，日本對台海安全情勢和美台安全關係上的態度。

日本在美台安全關係上的角色的歷史發展

1．美日安保條約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連結 在 1950 年代中期，美國連續和南亞及北亞各國簽定了多邊及雙邊相互防禦條約，如美菲共同防禦條約(1951 年 8 月 30 日)、美澳紐軍事聯盟條約 ANZUS(1951 年 9 月 1 日)、美日安保條約(1951 年 9 月 8 日)、美韓共同防禦條約(1953 年 10 月 1 日)和東南亞條約組織 (1951 年 9 月 8 日)(澳洲、法國、紐西蘭、巴基斯坦、菲律賓、泰國、英國及美國於 1954 年 9 月 8 日簽署)。美日安保條約與舊金山和平條約同時簽署，並在 1952 年 4 月 28 日生效。同時，日本和中華民國在 1952 年 4 月 28 日簽署了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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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定1_{。至於有關美台雙邊關係條約的談判，則是肇始於 1952 年 9} 月 3 日人民解放軍對金門的全面攻擊，這項攻擊行動導致了第一次台灣危機。同年 11 月 2 日，美台開始條約的談判，並在 1954 年 12 月 2 日正式簽定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因此在美國的遠東戰略之下，由於美日安保條約和美國對台灣的防衛允諾的連結，日本安全政策議題中的「台灣因素」由然而生。其中一個清楚的例子為美日安保條約中的「遠東條款」。美日安保條約的第一條解釋了美國在日本在遠東的軍事基地的功能為「和平條約和此條約生效後，在日本授權且美國接受的情況下，美國有權利部署陸海空軍力到日本國內及其附近區域。這些軍力將運用在致力於維持遠東地區的國際和平和安全。並且致力於幫助日本對抗外來的武力攻擊，包括當日本國內發生由一個或二個國外強權所教唆或干預的大規模暴動和內亂時，在日本政府的明確要求下，可以提供協助平定亂事。」此即所謂的「遠東條款」。既然遠東的範圍並無明確的定義，這個條款爾後成為討論的中心議題，爭論的中心在於到底當美國決定在台灣海峽行動時，日本是否會涉入。由美國的觀點看來，美日安保體制的重要性在於維持在日本的美國軍事力，這在美國遠東戰略上為相當重要的元素。根據美日安保條約，美國被要求防衛日本。對日本而言，日本取得美國的防衛承諾，且藉由定義「對抗相互危險行動」區域為日本領土的海、陸、空地理範圍，解決集體自衛權問題2_。一九六０年修正的美日安保條約3_{第六條指出：「為保障日本安} 全，以及遠東地區的國際和平與安全，美國得使用其在日本境內的陸、海、空軍設施與基地」日本被要求提供基地給美軍，然後美國運用日本的基地做為其遠東戰略之重要基礎。結果，只要台灣因素仍被重視，即使在美日安全條約重新定義的 1960 年美日安保條約和美台相互防禦條約互為連結的基本架構仍然沒有改變。 1

Thomas Christensen, “US-Japan Relations and China’s Strategic Thinking 1948-51,” http://www.fas.harvard.edu/~asiactr/archive/TR_Christensen.htm 2 然而，另一個爭議點在於當美國駐軍被攻擊時，日本是否能在『日本領土的海、陸、空地理範圍』內防衛美國。內閣法制局林修三在 1960 年 2 月 13 日的預算委員會中回答了這個問題：「如果『日本領土的海、陸、空地理範圍』沒有被攻擊的情況，是不可能攻擊美國駐日軍力的。所以當『日本領土的海、陸、空地理範圍』被攻擊時，日本的行動可以視為是實行個別自衛權。」即指，防衛美國駐軍只是實行個別自衛權。田中明彥『安全保障—五十年來的軌跡』 讀賣新聞，1997，p.178. 3_{為了改正美日安保條約的缺陷，修改後的部分如下：} 第一條：締約國，依據聯合國憲章，兩者可以用和平手段，即不危及國際和平、安全及正義的方式，解決和兩者有關的國際紛爭。而兩者在其國際關係中，不得對任何國家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進行武力威嚇及武力行使，且不可使用違反聯合國目的的方法。第十條：當這個條約已經生效十年後，任一締約國都可以對另一締約國告知其終止此條約的意願，在此情況下，於告知的一年後，此條約正式終止。另外，在此次修訂中，條約原有的平定日本國內「內亂」的條文內容被刪去。全文請見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docs/19600119.T1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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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日安保條約和美台共同防禦中的台灣因素 「台灣因素」是由美日安保條約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相互連結而成，這可見於日本政府在 1960 年 2 月 26 日表達有關「遠東的範圍」的「政府統一見解」4_{。依據該統一見解，遠東並「不是地理} 學上固定的概念」，而是「美日兩國基於條約，共同關心遠東的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但是該見解接著指出，「一般而言，該區域包括菲律賓以北和日本及其周邊地區，韓國及中華民國所轄區域也包含在內」，並且在之後註解「中華民國所轄區域」就是「台灣區域」5_。然而，當 1970 年代日本試著和中國關係正常化時，由美日安保條約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相互連結而成的「台灣因素」，成為很大的負擔。另一方面，日本為了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不得不冒險挑戰美日安保體制。於是，日本政府發展一個很模糊卻明確的概念，也就是希望台灣海峽不會發生衝突；日本首相們如田中角榮和大平正芳，甚至鷹派的佐藤榮作，從來都不希望再次和中國為敵。然而，如果美國願意防衛台灣，日本沒辦法說『我們沒辦法在台海衝突中提供協助』，所以他們採取此戰略的目的為指出『這樣的情勢不會發生』6_」日本對「台灣因素」一直維持著這樣模稜兩可的態度，且強調這種態度對其戰略利益是有必要的。當新的國家防衛計畫大綱7_提及「日本周邊區域」時，到底「日本周邊區域」包不包括台灣這個爭議又再度被提起，尤其中國相當關心這個議題。有關這個問題，日本政府重複其模稜兩可的解釋說，大綱並無意改變有關遠東定義的政府統一見解8_{。由日本看來，「遠東條款」是為了得到美國防衛承} 諾的代價，換句話說，源於「遠東條款」的「台灣因素」並不是日本的戰略選擇，而僅是非源於戰略考量的產物。 3．美日安保新指針 美國在台灣海峽的軍事行動是否應該屬於 1960 年的美日安保條約第六條的「事先諮商」（ prior consultation ）範圍中，一直是日 4 『防衛白書 2001』，朝雲出版，2001 年，619-620 頁。 5_{楊永明「美日安全和亞太安全」，政治科學論叢，19 期，1998 年 6 月，291 頁。} 6_{朝日新聞，1998 年 6 月 14 日。田中角榮首相在 1972 年 9 月 30 日的由中國回來的記者會中做} 了以下發言：「美國預測中國不會對台灣動武，台灣也不會對中國大陸動武…我想這樣情勢是可以被避免且不可能會發生的。」田中角榮記者會，1972 年 9 月 30 日。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JPCH/19720930.O1J.html 7_{國家防衛計畫大綱在 1995 年 11 月被採用。原文請見：} http://www.jda.go.jp/e/policy/f_work/taikou/index_e.htm 8_{內閣官房長官談話於 1996 年 11 月 28 日的記者會} http://www.jda.go.jp/j/defense/policy/taikou/naika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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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內官方和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同時，在美日安保條約規範下，美國第三海軍陸戰隊（ U.S. Third Marine Expeditionar y Forces ）可駐紮在沖繩縣的日本基地，相當接近中國大陸區域，亦即沖繩群島的戰略範圍可能擴至台灣東南方，使得日本可能會遇到的夾在未來中美衝突中的兩難情況。從前美國期望日本提供可操作的基地和必要的設備及經費，但是無須參與決策過程，如果有危機發生時，由美國來決定日本是否有必要介入在亞洲區域發生的事。然而，波斯灣戰爭証明了這種雙邊合作的不足性，亦即日本如果無法參與平時或危機發生時的決策過程的話，可能不會十分樂意地接受美國的要求介入區域衝突9_。在波斯灣戰爭發生後，美日兩國內要求日本負擔更多防衛日本的責任及支持美國的區域安全行動的呼聲愈高，已經成為美日同盟新指針的新主題。到了九一一事件之後，日本小泉政府更是積極通過相關法案協助美國反恐與國際安全事務，同時北韓事件的六方會談讓日本得以參與，都擴大了日本在國際與區域安全事務的角色。日本的角色在新的美日安保指南下有顯著的改變。之前，日本只單純提供基地給美軍部隊；現在日本也對美國軍事行動進行援助。兩國都了解在後冷戰時期，在東亞地區，最主要的威脅和最大的軍事熱點是韓半島和台灣海峽，而不是日本。然而，次級區域軍事衝突會影響到整個區域的安全和穩定，基於這個理由，在新的同盟部署下，日本同意提供必要的支援，且提供美國部隊基地，讓美國在面對潛在的軍事衝突時，能得到更多彈性和協助。於是，美日同盟的新指針為基於集體自衛的概念10_{，結合亞太地區兩大強權的力} 量和決心去保障此區域的和平與安全的戰略計畫。重新定義後的美日同盟的目標為保障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因此有益於此區域內的所有國家。北京政府對美日安保條約的主要疑慮在於美日兩國干涉台灣問題的可能性。中國堅決反對所有想把台灣海峽列入美日安全合作關係範圍內的直接或間接的行動。中國抱持著清楚且一致的立場，即美日安全合作是基於特定歷史背景而形成的雙邊協定，而且應該被嚴格地限制在雙邊關係範圍，否則會使亞洲國家感到失望，且會形成影響到此區域安全情勢的複雜性11_。北京另一個疑慮則是所謂日本周邊的定義，日本不斷地表示周邊區域不是針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特定國家，而且這個概念並不是地 9 James Morley「日本の安全保障問題における地域協力の役割」(日本在安全保障區域合作中的角色)，宮里政玄編『アジア．太平洋における国際協力』（亞太地區內的國際合作：日本的角色）三嶺書房，1998 年 1 月。 10_{雖然美日安保可謂是單邊集體自衛概念，亦即如果日本本土遭受軍事攻擊，美國承諾協助日} 本自衛，但是反之日本則由於其憲法之限制，必無協助美國自衛的法律義務。 11_{「美日安全轉向不能涉足台灣海峽」中國政府聲明，1998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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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上的而是依據「事態」而定的12_{。然而，日本政府的基本立場是不} 給予明確的定義，美國對此議題也維持著模稜兩可的政策。而且由於日本一直未能解決歷史問題，導致日本難以在亞太地區扮演主導的角色，所以日本只能讓美國主導這個區域的安全議題13_{。另一方} 面，由於經濟和安全因素，日本必須避免和中國產生嚴重的衝突14_。結果，正如當時的日本自民黨政策研究委員會主席山崎所指出的「如果美國試著保護台灣，有關美國是否應優先和日本商量的問題就會產生。如果日本在事先商量的時候表示同意，日本就不得不介入這個衝突。然而，如果日本向美國說不的話，對美日關係就會會有所傷害。15_{」因此，日本政府特意保持模糊態度是比較符合日本的} 利益與政策。事實上，多數日本觀察家對此議題有一致的看法，他們認識到如果美國在重要危機中防衛台灣，這個新指針將規定日本有協助美軍的義務。這不是日本會喜好的情況或選擇，且在這個情況下，日本會採取的角色也未明。由於和美國對於台灣的臨場反應方案有極端敏感的相關性，日本無法有其主導權是可以理解的16_。雖然美日同盟的主要目的在於維持區域穩定，但無論是在新指針是否適用於台灣的問題上，或者是在美國是否需要日本的後勤補給問題上，美國才是擁有最終的決定權。美日同盟不只是個雙邊協定，也是個區域均衡架構。事實上，日本只要和美國維持這個特殊的同盟關係，和提供基地給部署於東亞的美軍，日本就等於間接地介入到兩岸安全議題中。在事先協議機制和周邊地區概念之下，日本可以在兩岸議題和美台安全議題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4．1996 年的飛彈試射危機 1996 年台灣海峽飛彈危機時，大概是日本政府第一次理解到介入中美在台灣海峽的衝突是無法避免的。1996 年飛彈試射危機發生時，美日關係正值轉型期，為了處理這個危機，美日試著維持緊密的互動，且基於美日安保條約的定義，在台灣議題上保持其曖昧的 12 「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中的地理區域」日本外務省發言人記者會，1997 年 6 月 13 日 http://www.mofa.go.jp/announce/press/1997/6/613.html#5 13_{朱建榮「アジアにおける日本の政治的安保的役割について：中国の視点」（日本在亞太地} 區的政治安全角色）菅英輝．グレン・フック(Glenn Hook)、ステファニー・ウエストン (Stephanie A. Weston)編『アジア太平洋の地域秩序と安全保障』（亞太地區的區域秩序和安全）ミネルヴァ書房，1999 年，192 頁。 14_{Barry Buzan,「21 世紀における東アジアの国際安全保障」（21 世紀的東亞國際安全保障）} 宮里政玄編『アジア太平洋における国際協力』pp.246-247 15_{朝日新聞，1997 年 6 月 11 日。}

16_{Jonathan D. Pollack, “Appendix A: THE CHANGING POLITICAL-MILITARY}

ENVIRONMENT: NORTHEAST ASIA,” Zalmay Khalilzad, David Orletsky, Jonathan Pollack, Kevin Pollpeter, Angel Rabasa, David Shlapak, Abram Shulsky, Ashley Tell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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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飛彈危機的經驗間接地促使兩國修改防衛指針，而且強化美日同盟。 1996 年 3 月，當中國在台灣舉行第一次全民總統直選時，中國發射彈道飛彈到台灣鄰近區域。對此，日本和美國共同譴責中國的飛彈試射。船橋洋一指出 1996 年飛彈危機是東京當局在 1990 年初期所遇到的主要安全衝擊之一，東京當局了解到台灣海峽的軍事衝突是對於日本所扮演角色和政策的重大挑戰，船橋指出這個事件「鼓勵日本加入西方國家，共同批評中國的飛彈強制外交，且強化日本想重新修改美日防衛指針的動機。17_」在飛彈危機中，橋本首相的主要考量在於當軍事衝突發生時，如何救援在台灣的日本僑民，其他問題還有難民問題、海岸線安全問題、反恐問題及如何支援在這區域的美軍18_{。但是，東京當局發現} 他們沒有足夠的情報來源，去評估台灣海峽緊張情勢的發展。有關人民解放軍的佈署和行動，華盛頓基於其戰略考量，只能提供相當有限的情報給日本政府19_。當美國在 3 月 3 日決定派遣獨立號航空母艦到台海區域時，華盛頓當局的確有事先通知日本，然而並不是以「事先諮商」的方式；1979 年美日安全防衛指針條約中規定，當駐日美軍要改變其佈署時，其先決條件是必須和日本進行「事先諮商」。當派遣尼米茲號航空母艦時，由於美國大使夢戴爾（W. Mondale）的延遲通報，所以東京沒有事先得到到有關 3 月 11 日派遣尼米茲號的任何通知。然而，自衛隊透過其他的美國私下管道，掌握到某些有關美國決定和戰略的情報。這個情況讓許多日本政治家和官員感到驚訝，原來美日在情報交換上是如此地缺乏連繫。這個飛彈危機証明了冷戰後亞洲還是有可能會發生危機，且這些危機可能會破壞這個區域的經濟上與政治上的穩定。日本從這個經驗了解到所有此區域的軍事衝突都會嚴重損害到日本的國益和穩定。所以，如何在複雜的兩岸和美台安全議題上表達其立場和態度，成為許多日本政治家和學者的主要關注點。 5．飛彈防衛系統和日本：對美台關係的影響 日本決定參與和美國在彈道飛彈防衛研究的決定，對台灣有關飛彈防禦決策有其間接影響。首先，對台灣而言，被列入彈道飛彈防禦體系下和美國合作，意味著必須和日本一樣投入相同程度的努

17_{Yoichi Funabashi, “Tokyo Temperanc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3:3, Summer 2000, pp.135-136.} 18_{參見船橋洋一，『同盟漂流』，岩波書店，1997 年。}

19_{某台灣地方週刊甚至報導說，1996 年飛彈危機時，日本在說服美國派遣航空母艦來台上，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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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美國承諾增加在日軍事佈署的作為、日本分析家對中國飛彈威脅的認知與警告、以及日本政府即使明知中共會反對卻仍維持加入飛彈防禦計畫的意願，這些因素與訊息全都間接地鼓勵台灣加入與美國合作的飛彈防禦體系20_{。再者，日本參與反飛彈防禦的決策也提} 供一些經驗和參考給台灣，因為日本與台灣「面臨相似的軍事威脅（地對地彈道飛彈的攻擊），因此日台雙方有相似的安全防衛情況（島嶼防衛）和相似的戰略限制（自衛性戰略取向）。21_」美國其實希望建構一個包括日本與南韓在內的區域反彈道飛彈防衛系統，而且已經和這兩個同盟商量許久；但直到在 1998 年 12 月日本才決定美日共同研究戰區飛彈防禦體系（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TMD）。美國從 1993 年就開始催促日本加入 TMD，但是日本一直猶豫直到 1998 年 8 月北韓大浦洞飛彈試射越過日本上空之後，才決定參與 TMD 的研究。簡言之，藉由加入 TMD 發展計畫，日本的外外務省和防衛廳試著達到 (1) 建立日本自己的飛彈防衛系統，(2)加強和美國的相互信任關係。此外，日本也試著藉由「表現日本對飛彈防衛議題的認真態度與決策」達到嚇阻飛彈攻擊的預防性效果22_。北京政府對於美日在東亞發展 TMD 感到相當程度的疑慮，因為這個系統似乎會擴展到台灣，可能會使得針對台灣布署的 M-9 和 M-11 短程飛彈失去效用。中國擔心當台海之間發生軍事衝突時， TMD 會提供日本足夠的能力，保護台灣免於中國的彈道飛彈，因此增強美國的軍事干涉的可行性23_。美國了解中國的戰略利益和關心所在，但仍把飛彈防禦視為其主要戰略政策。 2001 年 9 月美國發表的四年期國防總檢報告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24_{中強調了中國軍事威脅的}

升高，強調應和同盟及朋友合作，且重視事先布署美軍於東亞以處理偶發事件。即使北京反對，美國還是想繼續推動在東亞的 TMD 計畫，讓中國領導者感到困擾。於是，中國試著增加其直接針對台灣的短程飛彈數目，顯示中國擔憂日本和及台灣參加飛彈防衛會成為美國領導的反中軍事同盟。然而，部分日本評論家也擔心參加飛彈防衛可能會加速東亞的軍事競賽，且會鼓勵中國建立其兵工廠，有些評論家甚至認為擴張 TMD 範圍到台灣，可能會迫使中國以武力統一台灣25_。

20_{Michael Swaine and James Mulvenon, Taiwan's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ies: Features and}

Determinants, RAND, 2001, p.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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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註。

22_{每日新聞，1999 年 11 月 21 日。}

23 _{Michael Swaine, Rachel Swanger, and Takashi Kawakami, Japan and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RAND, 2001, p.79.

24_{全文請見：}_{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qdr20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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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角色的新架構和環境

1.美國對日本角色的態度和政策 在小布希內閣中，有許多專精於日本和東亞安全事務的著名學者和專家。他們當中和日本有良好的合作關係，且曾幫助美日安保順利地在反蘇戰略架構中發揮效用26_{。產經新聞指出這些官員「主要} 是知日派，且對於台灣有善意27_{」，他們的政策與態度自然地從重視} 日本順帶偏好台灣。對於這些官員和學者，坎伯爾（ Kurt Campbell ）幫他們取了一個綽號叫「 Japan Bubbas 」，其中

「 Bubbas 」是個南美俚語，意指「好心人」28_{。「 Japan Bubbas 」}

常公開強調日本在亞太地區的角色，且促使日本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即使在台灣問題上。例如：國務副卿理查阿米特基（Richard Armitage）就以他和日本的關係著名，他還曾堅持美日安保應該是美國亞洲政策的基礎。有關 1996 年的台灣海峽危機，阿米特基評論說「美國不是站在台灣這邊，而是站在維持和平的立場。如果中國攻擊台灣，美國會採取必要的 ( 果決的 ) 行動，而且會要求日本儘量提供除了軍事作戰以外的援助。」他強調根據美日安保條約，日本應該隨時準備好援助美國29_。阿米特基一直主張日本應該實行集體自衛權（ collective self-defense ）30，阿米特基更常鼓勵日本在區域紛爭上扮演更主動的角色。在 911 事件發生幾天後，阿米特基在談及日本和美軍的合作，他提及他希望日本能派遣自衛隊支持，雖然他也強調這應由日本自行決定，並強調美國不會指派日本的援助項目。然而，他也建議一個可能的行動，就是「運輸是很有效的」，並表達他期望自衛隊海軍能負責運送燃料和其他物體。在 911 事件之後，日本政府開始研究對美軍可能的援助。因此，阿米特基的發言，推動日本政府和自衛隊採取更積極的行動31_。其實在 2000 年 10 月發表的「阿米特基報告」（ Armitage report），就明確地表現了阿米特基對集體自衛問題的觀點。報告中指出「日本的對集體自衛的限制是種對於同盟合作的限制，削弱這個限制能讓美日進行更緊密有效率的安全合作。這個決定只有日本人能決定，美國向來尊重日本國內有關日本安全政策的決定，而往 26 產經新聞，1996 年 9 月 1 日。 27_{產經新聞，2001 年 1 月 29 日。} 28_{產經新聞，1996 年 9 月 1 日。} 29_{產經新聞，1996 年 3 月 17 日。} 30_{產經新聞，2001 年 1 月 29 日。} 31_{共同通信，2001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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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也會如此。但是華盛頓當局也清楚地表示美國歡迎日本有更大的貢獻，成為更平等的同盟夥伴。32_」有關集體自衛的問題，另一位知日的國家安全會議官員葛林（Michael Green）評論說：「雖然美國期待日本合作，然而只要日本維持其曖昧的態度，美國必須確認其軍事力能獨自作戰。因為日本國內對集體自衛會導致『被連累的恐懼』理論已行之數十年，美國不得不質疑和日本建立同盟軍力的可能性。除非日本明確指出日本能貢獻什麼，否則日本會在決定行動的過程中被忽略。33_」此外，台灣記者詢問主管軍備管制和國際安全事務助理國務卿布頓（John R. Bolton），華盛頓當局是否願意考慮陳總統的觀點的可行性，即有關美國、日本和台灣共同發展飛彈防衛系統，作為制衡北京的飛彈威脅的努力的一部分？同樣也是與日本各界有密切關係的布頓回應說：「我想小布希總統已經在他之前的發言中清楚指出，防衛台灣是我們覺得很重要的，且飛彈防衛將成為防衛台灣的要素之一。」34_{因此，小布希政府對於亞太地區的新防衛戰略正在展} 開，這個戰略期待日本能在來自美國的期待與壓力下，和美國共同分享同盟的責務。美國極有可能會要求日本在未來更明顯地實行其集體自衛權35_{，這些「Japan Bubbas」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所謂} 的區域安全事務自然包括兩岸安全問題。 2. 台灣政府的作法及對日本的期待 台灣政府瞭解美日安保的東亞戰略意涵，因此一直試著提高其和日本的關係，以確保日本支持台灣的安全環境和區域參與。陳水扁總統和日本政治家和政黨之間，雖然缺乏傳統的聯繫，仍然試著強調日台共同利益和建立美日台三邊合作網絡的重要性，而這個連結的目的意在增加台灣的區域參與及安全相互連結。陳水扁總統指出他重視美日台三邊關係的重要性，三國間的溝通管道已經在過去兩年中順利打開。台日關係在這兩年的進展及美日台安全對話的進展，的確是比過去的接觸更為頻繁36_{。台北政府認為台灣、東京和華} 盛頓當局分享其在亞太地區安全、穩定及和平上的共同利益，因此加強美、日、台三邊互動合作是台北政府希望透過區域與日本的互動增強，以提升台北與美日安保和區域安全利益相連結掛鉤，進而影響華盛頓與東京的東亞安全政策。

32_{“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dvancing Toward a Mature Partnership,” INSS Special Report, Oct.}

11, 2000. http://www.ndu.edu/ndu/SR_JAPAN.HTM

33_{產經新聞，1998 年 1 月 4 日。} 34_{China Post, July 27, 2001.} 35_{每日新聞，2001 年 6 月 22 日} 36_{Taiwan News, Aug. 20,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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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謂的「日本牌」是以民進黨和日本政黨的遞增的雙邊互動為特徵，提倡自由貿易區、進行第二軌安全對話、及強調民主同盟和美日台共同飛彈防衛的重要性。但是，這種作法的有效性則是很難評估，因為日本政府決策受傳統官僚影響甚鉅，加上近十年來日本經濟不振以及中國大陸的經濟與區域崛起，所以日本在台海衝突問題上能夠給予美國多少合理支持尚屬未知之數，不過至少日本對於美日安保的維護仍視為主要戰略利益，所以台灣政府加強與日本進行安全聯繫工作仍然是正確方向。。在 2001 年 7 月在華盛頓時報的專訪中，陳水扁總統提倡美日台共同發展飛彈防衛系統。他在專訪中提及：「我相信台灣海峽的和平是亞太地區整體穩定的關鍵。所以維持台灣海峽的和平，及避免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威脅是美國、日本及台灣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37_{」不久之後，國防部長發言人黃穗生回應說，台灣一直以來希} 望強化和美國的軍事交流，且不排除共同軍事演習的可能性，黃穗生還指出，國防部會評估台灣是否能和美日一起研究發展飛彈防衛計劃38_{。的確，中共在飛彈部署上的不對稱優勢，台北政府現在相當} 願意投資在飛彈防衛上，由於日本決定與美國合作研究 TMD，陳水扁總統希望和日美共同發展飛彈防衛研究，提供這三國在其他方面的安全連結。 3．日本在美台安全關係上的利益 有關日本在兩岸問題上的角色和定位，由於日本國內的疑慮和中國大陸的壓力，日本政府對此相當被動，且提及相關政策時十分謹慎。然而，隨著區域安全環境和日本安全姿勢已有所改變，東京當局逐漸了解到必須面對在兩岸安全議題上的新挑戰。日本在兩岸安全議題上扮演角色的兩個理由為經濟利益和區域穩定。日本在此區的經濟及貿易利益，全倚賴和平的兩岸情勢，且平衡及穩定的美台安全關係有助於維持區域穩定。但是，中國在新世紀正以區域政治行為者和國際經濟力角色重新崛起，日本當然也不願意危及對日本很重要的和中國的經濟及地緣關係。然而，日本在美台安全關係中扮演角色有三個新的因素。第一，許多在情感上偏好台灣的日本各界人士在日本為台灣發聲。第二，日本如果能在美台安全關係上扮演相當角色，則能夠支持美國區域政策及強化美日安全同盟。第三，在九一一事件之後，日本逐漸在其新的國際及區域安全政策與態度變得更有自信。 37

Washington Times, July 17,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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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台日之間的官方關係受到外交與中日關係的影響，隨著台灣在經濟、意識形態、文化上的發展趨向和日本同質化，日本也越來越同情台灣。台灣的經濟發展、快速的民主化和對日本流行文化著迷的趨勢，讓大多的日本人認為台灣是此區域中最緊密的朋友。日本國內對台灣的公開支持來自許多原因，由民主穩定到文化共鳴。因此，謝夫（ Benjamin Self）主張：「日本和台灣社會間遞增的連結無法避免地影響日本的兩岸關係政策，也可能影響中國對日本的態度。39_{」美日安全同盟是維持亞太地區和平現況的基石，其雙} 邊安全布署連繫了在此區域的兩個主要國家的力量及決心。因此，為了顯露日本對其美國的區域及全球領導權的支持，日本在兩岸安全議題上的新角色和姿態指日可待。的確，日本政府不會在聯繫美日安保和維持與中國的友好關係上作出選擇。然而，如果情勢逼迫日本作出決定的話，這個決定昭然若揭40_。同樣也，日本人對於參加國際事務和區域安全議題上越來越有自信。事實上，在 1996 年日本和美國一同譴責中國在台灣海峽的飛彈試射。小淵首相當時一改日本以往對兩岸議題的被動角色，要求中台應循和平途徑解決主權紛爭。他對議會清楚地表達：「我強烈地希望黨際間能對台灣問題進行對話，並希望能有達到一個和平的結果。41_{」此外，小淵首相也拒絕了北京要日本重覆柯林頓在 1998} 年訪中時所提出的「三不」的要求。但是，許多因素仍然限制了日本在台海問題與美國對台政策上的角色。一位日本資深外務省官員指出，日本早在 1972 年中日共同公報和 1978 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清楚表達了日本政府的一中政策與其對台灣的立場。這位官員也說日本不應該涉入他所謂的「賽局」，也就是中台爭相爭取東京支持，或拒絕華盛頓當局對台灣的立場42_{。還有其他因素會限制日本在美台安全關係和兩岸議題上} 扮演更積極的角色，這些包括國內法律限制及和平主義、國內政治考量及中國因素等。雖然日本政府已經通過法律在區域衝突中協助美軍，然而對日本政府而言，協助美軍涉入台灣海峽，由於日本的憲法限制、國內政治及和平主義，仍然是很困難且模糊不清的。有些人主張日本能成為北京和華盛頓間的橋樑，讓東京在日漸重要的三角關係中擔任樞紐。然而，這種角色需要北京、東京和華

39_{Benjamin Self, “China and Japan: A Facade of Friendshi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6:1, Winter}

2002, pp. 77-88.

40_{例如，美國專家認為日本不會允許從日本領土攻擊中國，但會允許其設備被用於兩岸軍事衝}

突中，只要台灣沒有做任何不理性的煽動行為。Zalmay Khalilzad, David Orletsky, Jonathan Pollack, Kevin Pollpeter, Angel Rabasa, David Shlapak, Abram Shulsky, Ashley Tell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Toward a New U.S. Strategy and Force Posture, RAND, 2001, p.70.

41_{“Japanese Premier Calls for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aiwan Issue,” Agence France-Presse, Aug. 10,}

1998.

42

“Japan reluctant to state "three no's" policy against Taiwan: report,” Agence France Presse, Aug. 19,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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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頓的同意和相互理解。即使中日間競爭未深化，目前中日間在許多方面的雙邊關係仍然是鬆散的。例如，日本外務大臣川口順子在 2002 年 9 月 9 日催促中國應該將軍事支出和援助其他國家的經費透明化，以抵消日本國內日漸嚴重的批評，這些批評質疑日本是否有需要對北京提供發展援助。 4．小泉和日本的新安全態勢 911 事件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小泉純一郎首相推動國會修法，擴大日本自衛隊的角色，此為日本安全外交政策上的主要轉捩點，紐約時報報導指出美國的反恐戰爭在三週內造成日本國內有關其軍事角色與政策有個戲劇性的轉變與發展43_{。當然，從忽略日本的} 柯林頓政權到重視日本的布希政權，美國在尋求其國家利益，東京需要承認和分辨究竟其是否和美國政策分享了相同的利益和態度。小淵拒絕重覆「三不」就是很清楚的例子，即對美國表明及強調了日本會維持其政策態度的平衡。美國也逐漸默認華盛頓和東京間對未來有不同的遠景44_{。然而，小泉在反恐行動上的合作行為，則表現} 出日本在參加國際及區域安全議題上的政策變化。為了回應反恐，小泉政府採用了一些新的法律架構去執行其新安全政策和姿態。第一，「反恐怖特別措施法」45_{試著讓日本主動地} 努力在國際社會去避免和根除國際恐怖主義，進而確保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和平及安全。透過以下這些活動： (1)對美軍和其他國家的合作和支持行動，其針對根除恐怖份子攻擊的威脅；(2)對其他外國軍隊的搜尋和解救行動； (3)對難民的救援行動。第二，對自衛隊法的修正案46_{，讓軍力能保護在日本的美軍設備，而海上保安廳} 法的修正案允許沿岸警備隊對在日本海域的不明船隻使用武器。其主張如果日本越變成為正常國家，日本會變得越有影響力，小泉越有能力以一個果敢領袖形象，帶領日本到新紀元。的確小泉政權在安全政策及戰略的改變，就作為一個正常國家而言，在有關兩岸議題和美台安全議題上，日本將會更願意去表達其態度和政策。小泉首相在第一時間做出決定積極協助美國反恐戰爭，可謂是一反過去日本外交與安全決策的傳統與習性，短時間內對外表示日本的態度與具體作為，並請成立專責機構負責決策與協調，外交、財務與軍事協助三管齊下，所有相關決策與執行均十分迅速與有效，而且並未直接挑動憲法限制問題，但卻點燃將來鬆動與討論日

43_{New York Times, Oct. 3, 2002.} 44

Kurt M. Campbell, “Energizing the U.S.-Japan Security Partnershi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3:4, Autumn 2000, p.128.

45 _{日文全文請見於}_{http://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01/1102teroho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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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安全政策的導火線。其實越來越多的日本政界人士開始支持擴大自衛隊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與其他國際安全活動時的範圍與角色，但是由於顧及日本國內反戰思想主流民意，以及受到吉田原則主導下經濟優先外交政策傳統的影響，日本國內對於較為積極的外交與安全政策，如果缺乏危機與壓力的刺激，多半仍然會採取較為謹慎保留的態度，不願引起國內議論和國外質疑，這也是日本政界面對改革與壓力的一貫作法。美國學者葛林稱此種態度為「勉強現實主義」（ reluctant realism）47_{，亦即以現實主義思維方式衡量外交與} 安全事務的成本效益，因此較不情願積極地投入國際安全事務，以免引起國內民意與鄰近國家的反彈與質疑，反而影響日本的國家經濟利益。但是在經歷九０年代許多影響日本安全環境的事件與議題後，日本國內其實已經瞭解到重新界定日本安全政策已經是箭在弦上，但是傳統上對於政黨與政治人物的不信任仍然存在，所以修改憲法或大幅擴張軍事角色仍然感到不安，因此小泉政府以不修改憲法和不更正政府解釋方式，而以國會訂定兩年期限的新法措施，獲得了多數民意的瞭解與支持。作者認為日本自衛隊參與國際安全事務的角色調整是不可避免的。自衛隊從冷戰初期成立做為護衛國內秩序的警察角色，到冷戰中期美日安保條約修正後，成為保障日本本土安全的主要防衛武力，角色的轉變一直是隨著國際與區域安全環境改變；冷戰結束之後，國際安全事務轉為以美國及其盟邦透過聯合國體制，積極介入國家內戰與執行維和行動，因此做為國際經濟大國的日本，尤其在波灣戰爭經驗之後，日本國內開始廣泛討論日本參與國際安全事務的角色，並且美國也逐漸不滿日本僅是以經濟援助方式參與，所以透過此次危機事件，小泉首相才能順利的擴張自衛隊參與國際安全事務的範圍與角色。日本因應九一一事件之作為，除了是小泉首相個人領導風格展現與藉機帶領日本走向正常大國之外，也是一九九七美日安保新指南簽訂之後，日本首次因應安保新體制的具體作為，亦即美日安保條約雖然是不對稱的由美國提供日本安全保障，但是美國與日本一直有主張要求日本扮演更為平等與積極的角色，並積極參與國際安全事務。美日安保條約簽訂之初其實是為結束美國軍事佔領日本以及確保美國在東亞軍事前進部署以圍堵蘇聯的安排，條約內容除了確認美軍協防日本本土安全之外，相當程度還是延續美國軍事佔領的本質與精神。一九六０年一月簽署修正的美日安保條約，重新界定兩國軍事與安全聯盟關係，提升日本在美日安保體制地位，賦予日本自衛隊在遭受外來攻擊時擔任第一線防衛。一九七八年的美日安保指南則進一步確認日本在美日安保中的重要地位，至於一九九

47_{有關日本國內辯論日本安全政策的討論，請參閱 Michael J. Green, Japan’s Reluctant Re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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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的新指南更是讓日本扮演協助美國東亞安全政策的角色48_。但是日本也一直遭受美國批評與壓力，認為日本外交安全政策的機會主義濃厚，不願擔負更多國際與區域安全責任與義務。九一一事件正是美國再次檢驗日本對於美日安保體制的態度，也是日本政府向美國表態的良機，小泉的作為將鞏固美日安保體制，並將日本推向更為平等伙伴角色的方向發展。至於在日本與中國雙邊關係方面，其實從政經角度而言，日中關係惡化不符合日本利益，無論是短期或是中長期而言，日本對於即將崛起的中國，有著重要的經濟利益和地緣政治關係。但是，作者認為日本與中國的主要癥結仍然是在「制度、美國、安全、歷史」四個層面有著明顯或潛在的結構性衝突： • 制度方面是指中日兩國在政治制度與人權法治的基本差異，此項差異影響著雙方政治領袖與民眾的互不信任。 • 美國方面是指日中兩國與美國的關係，在可能的美中對抗下，作為美國的東亞最重要盟國的日本，自然與中共有著潛在的對立面。 • 安全方面則是一方面解放軍現代化對於東亞安全的威脅，另一方面則是中共擔心日本自衛隊的走向。 • 歷史方面則是中共不滿日本政府對於二次大戰的歷史問題的態度與政策，而日本保守人士也不滿中共的持續性批判。這四個層面代表著日中關係的癥結，各個層面的改善或惡化均將影響兩國關係走向。

結論

日本在冷戰之後繼續保有和美國的緊密軍事同盟關係的意願，源自於東亞區域安全環境日趨複雜，即使不是針對軍事威脅，日本也想在國際和區域事務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然而，有關日本在兩岸關係和美台安全關係上的角色，由於讓美軍駐紮在此區域，且和台灣維持非正式關係，日本傳統上被視為一個幕後的隱形參與者。如蘭德公司在 2001 年 9 月的報告中指出的，如果中台之間有衝突，美國決定援助台灣的話，美國在沖繩的基地在會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所以日本本身的地理位置很重要。這個報告中甚至提議美國空軍需要在沖繩群島其他東南方島嶼建新的基地(報告中提議下 48_{參閱楊永明，「美日安保與亞太安全」，政治科學論叢，第九期，1998 年 6 月，頁} 275-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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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島)，且進行事先安排，如移除或減少在其他島嶼上的美軍，對於在環繞台灣海峽附近的重要區域獲得據點有其需要49_。台灣試圖提高其和區域防衛架構的連結，尤其是和美日安保同盟的連結，主要是透過雙邊關係、提倡 FTA、民主聯盟、和共同飛彈防衛。而打日本牌，和日本政治家和美國官方的親台態度相配合，製造了特別的三邊互動關係。然而，這種途徑能保障台灣的安全環境和區域參與到那種程度，還需要進一步的觀察。華盛頓一直強調美日關係是美國東亞政策的主要基石，而小布希政府下的美日關係一直在持續升溫。有些人認為，如今「布希－小泉」之間的友好關係使八十年代「雷根－中增根」之間的關係，來顯示美日雙邊關係的熱絡與緊密。九一一事件後日本協助美國反恐戰爭事件，就台灣與亞太安全環境而言，走向集體自衛原則與強化美日安保機制是兩大正面影響，有助強化現狀和平與預防防衛的效果，小泉政府在九一一事件的表現，為日本的國際與亞太安全政策開啟新頁，未來日本對於國際與亞太安全事務更為主動的發言與政策，應該是可以預期的發展。 49

Khalilzad and oth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Toward a New U.S. Strategy and Force Posture,

日本在美國與台灣安全關係中的角色與影響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