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劭《風俗通‧服妖》所見災異說及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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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 S N ： 1 0 1 9 - 6 7 0 6 DOI：10.6239/BOC.201406.02

應劭《風俗通•服妖》所見災異說及其意義

黃啟書

 （收稿日期：102 年 6 月 20 日；接受刊登日期：103 年 4 月 28 日）

提要

應劭所著《風俗通》原有 30 卷，今惟見 10 卷。國內外學者雖多有論述，但鮮及其災異說者。歷經學者輯佚，尚可考得〈服妖〉一篇得略窺其災異說之梗概。司馬彪《續漢書• 五行志》曾言應劭、董巴、譙周等人並撰建武以來災異。但因《續志》向未明確標示何人論述？致使研究困難。本文以《風俗通•服妖》所見災異材料為核心，並參考該書其他篇章、《漢書注》等足以與災異觀念佐證材料，試圖鉤勒應劭災異說之大略面貌。進而論述佚文所見災異說定名為〈服妖〉是否妥當？並討論應劭災異說所呈現的特色與意義。關鍵詞：應劭、風俗通、災異、五行、續漢書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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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災異說乃是漢代天人之學的重要成分，所言固非精粹，然實影響漢代政治與思想發展甚鉅。今如欲尋繹兩漢災異說內容，多仰賴兩《漢書》之記載，尤以〈五行志〉為最。班固創制〈五行志〉深受劉向、歆父子《洪範五行傳論》影響。至於今傳東漢諸史中，范曄《後漢書》志體並未傳世，今本乃蕭梁時劉昭取晉司馬彪《續漢書》八志，併入范書。1據司馬彪《續漢書•五行志》（以下簡稱《續志》）序言：此志乃集應劭、董巴、譙周三人災異之作而成。2考《晉書》司馬彪本傳云：（司馬彪以為）「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眾書，綴其所聞，起于世祖，終于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3 則譙周對於《續志》之影響，似宜遠過乎應劭。蓋應劭在學風、討論災異項目以及觀點上，與《續志》屢見歧異。司馬彪編纂《續志》時，宜以譙周之說為底本；另採應劭及董巴等說做為參校。4 誠然，《續志》所言固不足以代表應劭災異說，但就劉昭注所引述材料及《風俗通義》佚文中，卻猶可發現一些特殊現象。雖然因在文獻殘缺的情形之下，只能就所見材料提出一種可能的推想，此乃材料的先天局限。但倘可由其間看到災異說由兩漢過渡至魏晉的線索，則仍有討論的價值。本文即以《風俗通》所見災異材料為主要論據，首先鉤勒應劭災異說之可能面貌，再則分析應劭災異說呈現的特殊現象之意義。 1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臺北：洪氏出版社影印，1978 年），附錄劉昭〈後漢書注補志序〉。 2 同前註，頁 3265。 3 唐‧房玄齡等：《晉書》（臺北：鼎文書局影印，1992 年），頁 2141-2142。 4 黃啟書：〈試論《續漢書‧五行志》撰作及其體例因革之問題〉，《政大中文學報》第 15 期（2011 年 6 月），頁 20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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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劭災異說內容鉤沈

（一）《風俗通•服妖》內容綜考

《後漢書》所載，應劭著作凡有《駁議》、《漢儀》、《漢官禮儀故事》、《狀人紀》、《中漢輯序》、《風俗通》等凡百三十六篇，又集解《漢書》。5 其中以《風俗通》保留相對完整。該書〈自序〉云：漢興，儒者競復比誼會意，為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眾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6 再參北宋蘇頌《蘇魏公文集》〈校風俗通義題序〉引唐馬總《意林》所引〈折當〉篇佚文云：〈折當〉篇載目錄云：「太山太守臣劭再拜上書曰：『秦皇焚書坑儒，六藝缺亡；高祖受命，四海乂安，往往於壁柱石室之中，得其遺文，竹帛朽裂，殘闕不備。至國家行事，俗間流語，莫能原察；故三代遣輶軒使者，經絕域，採方言，令人君不出戶牖而知異俗之語耳。』」7 則該書全名《風俗通義》，而史傳習省稱《風俗通》。著作旨意在於辨證物類名號之由來，匡正時俗流語之錯繆。著作時間約在應氏擔任泰山太守，即靈帝中平 6 年（189）至獻帝興平元年（194）之間或稍後。8 依《隋書•經籍志》所載：原有 31 卷（其中含〈錄〉1 5 同註 1，頁 1611-1614。 6 漢‧應劭著，王利器注：《風俗通義校注》（臺北：明文書局影印，1988 年），頁 4。至於序文所言「凡一十卷」，漢‧應劭著，吳樹平釋：《風俗通義校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0 年），頁 5 則以為當為「三十一卷」。 7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66，頁 6-7。 8 詳參吳樹平：〈《風俗通義》雜考〉，《秦漢文獻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88 年），頁 30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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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實為 30 卷）。9 至蘇頌校書時，則已散佚過半，僅存 10 卷。所佚 20 卷，蘇氏考諸馬總《意林》，得〈心政〉、〈古制〉、〈陰教〉、〈辨惑〉、〈折當〉、〈恕度〉、〈嘉號〉、〈徽稱〉、〈情遇〉、〈姓氏〉、〈諱篇〉、〈釋忌〉、〈輯事〉、〈服妖〉、〈喪祭〉、〈宮室〉、〈市井〉、〈數紀〉、〈新秦〉、〈獄法〉等篇目。其佚文歷經北宋以來學者之廣為蒐輯，今人王利器《風俗通義校注》及吳樹平《風俗通義校釋》總成前賢成果，學界稱便。其中王氏輯佚所得之〈服妖〉一篇，最可考見應劭之災異說。〈服妖〉所輯得者，計有服妖 9、詩妖 7、草妖 2、羽孽 1、射妖 1、馬禍 1、人痾 3，共 7 類 24 條，蓋已將《續志》及劉昭注中所提及應劭災異說全部錄入，惟屢有歧異之處，各家著錄條目亦不一。既出乎輯佚，則不能不考其出處之可信度。以下謹參酌《續志》災異條目次序排列，詳如下表：10 序號類型時間事件出處與著錄備註 1-1 服妖桓帝元嘉中京都婦女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續志》正文〈梁冀傳〉劉昭注引《風俗通》《御覽》365 引《風俗通》《搜神記》所載近《續志》〈服妖〉文略同。 1-2 服妖桓帝延熹中京都幘顏短耳長，短上長下。時中常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姦慝。《續志》正文《御覽》393 引《風俗通》〈服妖〉文異。重在時人之語「左迴天，徐轉日」云云。 1-3 服妖桓帝延熹_中京都長者皆著木屐；婦女_{始嫁，至作漆畫五采為系。}《續志》正文 _{《御覽》644 引《風俗通》} 〈服妖〉文略同。 1-4 服妖靈帝建寧_中京都長者皆以葦方笥為粧_{具，下士盡然。} 《續志》正文 _{《御覽》711 引《風俗通》} 〈服妖〉文略同。 1-5 服妖靈帝靈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飯、胡空侯、胡笛、胡舞，京都貴戚皆競為之。《續志》正文《御覽》699 引《風俗通》〈服妖〉文略同。王利器分為 2 條 1-6 服妖靈帝（光和 4 年）靈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為大樂。《續志》正文《御覽》901 引《風俗通》〈服妖〉文略同。 1-7 服妖靈帝熹平_中省內冠狗帶綬，以為笑樂。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或見之者，莫不驚怪。《續志》劉昭注引應劭語〈服妖〉文異。重在靈帝數以車騎將軍過拜孽臣內孽，又贈亡人。原載於《文史》第 7 輯，1979 年。 9 唐‧魏徵等：《隋書》（臺北：洪氏出版社影印，1974 年），頁 1006。 10 參漢‧應劭著，王利器注：《風俗通義校注》（臺北：明文書局影印，1988 年），頁 567-573。時間考定，則參酌（日）影山輝國：〈東漢災異年表〉，《實踐國文學》44 期（1993 年 10 月），頁 53-126。王氏編排乃參考《續志》，以類相從；而吳樹平所輯佚文，不題篇名，並以時間為序。條目上則為服妖 8、草妖 3 與王氏異，其餘則同，總數亦為 7 類 2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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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類型時間事件出處與著錄備註 1-8 服妖靈帝（光和 4 年）靈帝數遊戲於西園中，令後宮采女為客舍主人，身為商賈服。《續志》劉昭注引《風俗通》《御覽》552 引《風俗通》《搜神記》兼採《續志》《風俗通》〈服妖〉文異。言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儡，酒酣之後，續以挽歌。 2-1 詩妖順帝之末京都童謠曰：「直如弦，_{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續志》正文 _{《意林》4 引《風俗通》} 〈服妖〉文略同，但_{時間引做桓帝世} 2-2 詩妖桓帝初京都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為吏，子為徒。一徒死，百乘車。車班班，入河閒。」《續志》劉昭注引應劭語〈服妖〉文略同。 2-3 詩妖桓帝初京都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不辟豪賢及大姓。」《續志》正文《通典》29 引《風俗通》〈服妖〉文同。 2-4 詩妖桓帝末京都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不可整。嚼復嚼，今年尚可後年鐃。」《續志》劉昭注引《風俗通》及應劭語〈服妖〉文同。 2-5 詩妖靈帝之末京都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北芒。」《續志》劉昭注引《風俗通》《搜神記》所載近《續志》〈服妖〉文異。記謠歌「烏臘」及其占候。 2-6 詩妖靈帝中平中京都歌曰：「承樂世董逃，遊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帶金紫董逃。」《續志》劉昭注引應劭語〈服妖〉文異。點出董卓以此歌為己而發，並記時人之言。 2-7 詩妖獻帝初京都童謠曰：「千里草，_{何青青。十日卜，不得生。」}《續志》正文 _{《意林》4 引《風俗通》} 〈服妖〉文同。 3-1 草妖靈帝熹平 3 年右校別作中有兩樗樹，其一株宿夕暴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狀，頭目鬢鬚髮備具。《續志》正文《御覽》959 引《風俗通》《搜神記》所載近《續志》〈服妖〉文同。王利器失載，據吳樹平本補。 3-2 草妖靈帝中平_元年夏，東郡，陳留濟陽、長垣等地，有草生，其莖靡纍腫大如手指，狀似鳩雀龍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狀。《續志》劉昭注引《風俗通》及應劭語《御覽》994 引《風俗通》《搜神記》兼採《續志》《風俗通》〈服妖〉文異。時間記做光和七年，又言東郡太守橋瑁負眾怙亂，陵蔑同盟所致。 3-3 草妖夏禹廟中，有梅梁忽一春生枝葉。《續志》不載此條《御覽》970 引《風俗通》 4-1 羽孽靈帝中平_三年懷陵上有萬餘爵，先極悲鳴，已因亂鬥相殺，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續志》正文《御覽》922 引《風俗通》《搜神記》所載近《續志》〈服妖〉文同。 5-1 射妖靈帝光和中雒陽男子夜龍以弓箭射北闕《續志》劉昭注引《風俗通》及應劭語〈服妖〉文異。應劭親見，詳載應氏上陳建言及朝廷處置。 6-1 馬禍靈帝光和元年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續志》劉昭注引《風俗通》 _{〈服妖〉文略同。} 7-1 人痾靈帝熹平二年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鬚眉良是。《續志》劉昭注引《風俗通》《搜神記》所載近《續志》〈服妖〉文異。應劭親見並考察異象，推驗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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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類型時間事件出處與著錄備註 7-2 人痾靈帝光和元年何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辭「我梁伯夏，教我上殿為天子」《續志》劉昭注引《風俗通》《開元占經》113 引《風俗通》《搜神記》所載近《風俗通》〈服妖〉文異。時間記做光和四年。應劭親見，其事件原委、占斷俱與《續志》異。 7-3 人痾靈帝光和_二年雒陽上西門外女子生兒，兩頭，異肩共胸，俱前向，以為不祥，墮地棄之。《續志》正文《開元占經》113 引《風俗通》《搜神記》所載近《續志》〈服妖〉文略同。由上表可知，今存應劭災異說在時間分佈上，集中在桓、靈二帝間。對照《續志》災異記錄所得，除日食例之外，亦是自安、順以後方詳，而尤甚於桓、靈。此除因東漢末年天災人禍擴大外，或亦與東漢編史之進程相關。蓋今傳東漢諸史，莫不因《東觀漢記》以增益之。此書雖可溯至明帝時班固等人所作〈世祖本紀〉及〈列傳〉、〈載記〉等 28 篇；但實至安帝詔劉珍等人於東觀修纂，雜作〈紀〉、〈表〉及〈儒林〉、〈外戚〉諸傳之後，方稍具規模。桓、靈以降，陸續有伏無忌、邊韶、馬日磾、蔡邕、楊彪、盧植等人受命續纂，當時諸志中惟〈地理〉及蔡邕所作〈朝會〉、〈車服〉等 3 篇而已。其後蔡邕曾上書欲續成十志，復值董卓作亂，舊文乃多散逸。11 應劭雖略與蔡邕同時，然縱蔡氏十志中有〈五行志〉之目，12 應劭當未及得見。故其所能參考者，除《漢記》已編成之帝紀中所載災異事件外，即作者所見所聞者。是以無論應劭說或《續志》，皆屬桓、靈二帝間之災異記載為多。上表中 5-1、7-1、7-2 等 3 條皆屬應劭親見，劉昭注引做《風俗通》之語。如 5-1 射妖條，引云：龍從兄陽求臘錢，龍假取繁數，頗厭患之，陽與錢千，龍意不滿，欲破陽家，因持弓矢射玄武東闕，三發，吏士呵縛首服。因是遣中常侍、尚書、御史中丞、直事御史、謁者、衛尉、司隸、河南尹、雒陽令悉會發所。劭時為太尉議曹掾，白公鄧盛：「夫禮設闕觀，所以飾門，章於至尊，懸諸象魏，示民禮法也。故車過者下，步過者趨。今龍乃敢射闕，意慢事醜，次於大逆，宜遣主者參問變狀。」公曰：「府不主盜賊，當與諸府相候。」劭曰：「丞相邴吉，以為道路死傷，既往之事，京兆、長安職所窮 11 唐‧劉知幾著，浦起龍釋：《史通通釋》（臺北：里仁書局，1980 年），頁 341-342。 12 蔡邕〈十意〉（即〈十志〉）可考者，凡律曆、禮、樂、郊祀、天文、車服、朝會等 7 篇。所餘 3 篇，學者推度意見不一。如周天游認為當是〈五行〉、〈地理〉與〈藝文〉，詳參晉‧袁宏著，周天游注：《後漢紀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81。但吳樹平以為：蔡邕曾言「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故另外三志之目，應當在與《漢書》不同的志目去尋求。此說則間接否定了〈五行志〉之存在。詳參漢‧劉珍等著，吳樹平注：《東觀漢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序言，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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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而住車問牛喘吐舌者，豈輕人而貴畜哉？顧念陰陽不和，必有所害，掾史爾乃悅服，《漢書》嘉其達大體。今龍所犯，然中外奔波，邴吉防患大豫，況於已形昭晰者哉？明公既處宰相大任，加掌兵戎之職，凡在荒裔，謂之大事；何有近目下而致逆節之萌者？……明公恬然謂非己，《詩》云：『儀刑文王，萬國作孚。』當為人制法，何必取法於人！」於是公意大悟，遣令史謝申以鈴下規應掾自行之，還具條奏。時靈帝詔報，惡惡止其身，龍以重論之，陽不坐。13 此條《續志》載於光和中，但查〈靈帝紀〉：鄧盛於光和年間並未擔任太尉，而是在中平元年 4 月至 2 年 5 月，14 《續志》所記或有訛誤。〈志〉中簡要陳述雒陽男子夜龍持弓箭射北闕一事，並斷以屬「射妖」之類。但應劭說則對於事發原委記錄詳密，且附載應氏時任太尉議曹掾所上陳之建言及此事朝廷最終之處置。如以此段文字理路觀之，蓋在提醒上司鄧盛：處宰相大任者，宜法邴吉顧念陰陽調和之心，以慎微防逆為大事。至於王氏佚文中襲用《續志》之語，增入「其後，車騎將軍何苗與兄大將軍進部兵，還相猜疑，對相攻擊，戰於闕下，苗死兵敗，殺數千人，雒陽宮室內人燒盡」之事，則恐非應劭原旨。15 此外，劉昭注又引應劭語如「龍者，陽類，君之象也；夜者，不明之應也；此其象也」云云，亦當斟酌。蓋此事「夜龍」乃屬人名，既非龍蛇之兆，亦非事發於夜。雖災異說中類似此種析文附益的解釋，屢見不鮮。但比照《風俗通•正失》篇中對於「夔一足」、「穿井得一人」的匡正，16 則應劭當不採用此等附會之說。疑此應劭語，或屬他處之文（故一稱《風俗通》；一稱「應劭說」），而為劉昭或後世輯錄劉昭注者所誤植於此。再觀 7-1 人痾條，劉昭注言「應劭時為郎」，並云：劭故往視之，何在其有人也！走漏汙處，膩赭流漉，壁有他剝數寸曲折耳。劭又通之曰：季夏土黃，中行用事，又在壁中，壁亦土也，以見於虎賁寺者，虎賁，國之祕兵，扞難禦侮。必示於東，東者，動也，言當出師，行將天下搖動也。天之以類告人，甚於影響也。17 此處應劭反映出東漢儒生面對現實災異之心態：一則肯定天人感應說的價值，戒慎天地變異之象而省察政事良窳；再則根據以往之災異原則，倫比會通，藉以推驗預兆。其中「季 13 同註 1，頁 3343。 14 同註 1，頁 348-351。 15 吳樹平所輯便不收此句。詳參漢‧應劭著，吳樹平釋：《風俗通義校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0 年），頁 444-445。 16 參漢‧應劭著，王利器注：《風俗通義校注》（臺北：明文書局影印，1988 年），頁 62、64。 17 同註 1，頁 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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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土黃，中行用事」即兩漢災異主流的洪範五行傳說的法則；而「東，動也」乃見諸《漢書•律曆志》「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為春」之說。18 但並未如《續志》般，推度此妖異乃屬張角等人起兵，天下大亂之象。更特殊的是應劭親自考察異象之原委，這在災異學者中頗為罕見。再觀 7-2 人痾條，劉昭注引云：光和四年四月，南宮中黃門寺有一男子，長九尺，服白衣，中黃門解步呵問：「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我為天子。」步欲前收取，因忽不見。劭曰：《尚書》、《春秋左傳》曰：伯益佐禹治水，封於梁。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龍多歸之，帝舜嘉之，賜姓董氏。董氏之祖，與梁同焉。到光熹元年，董卓自外入，因閒乘釁，廢帝殺后，百官總己，號令自由，殺戮決前，威重於王。梁本安定，而卓隴西人，俱涼州也。天戒若曰：卓不當專制奪矯，如白衣無宜蘭入宮也。白衣見黃門寺，及卓之末，中黃門誅滅之際，事類如此，可謂無乎？19 此條劉昭注加有案語云「案劭所述，與〈志〉或有不同，年月舛異，故俱載焉。臣昭注曰：檢觀前通，各有未直。」其實此條不僅在時、月、人物，即在推驗原則與占候，應劭與《續志》所述差異甚多。《續志》引述蔡邕之說云：時蔡邕以成帝時男子王褒絳衣入宮，上前殿非常室，曰「天帝令我居此」，後王莽篡位。今此與成帝時相似而有異，被服不同，又未入雲龍門而覺，稱梁伯夏，皆輕於言。以往況今，將有狂狡之人，欲為王氏之謀，其事不成。其後張角稱黃天作亂，竟破壞。蔡邕倫比西漢成帝時之類似案例，指「將有狂狡之人」欲為王莽篡位之謀；20 而應劭扣緊此人自稱「梁伯夏後」之語，推為董卓專制矯奪之禍。以應、蔡二人所運用之推驗法則，實易將災異所生之咎，導向董卓；而非司馬彪所言之黃巾之亂。然蔡邕於董卓把持朝政時，曾懾其淫威而不得已再次出仕；即便董氏覆敗，蔡邕仍感其知遇之恩而哭之，致遭王允嫉恨而見誅。以此推之，蔡邕應不至於直指董卓為此篡位之謀者。反之，應劭撰作《風俗通》時，適值任泰山太守，地處關東反董卓之陣營。21 直斥董卓，名正言順。顯然二人災異說 18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影印，1991 年），頁 971。班固於此〈志〉篇首曾云刪取自劉歆之說。 19 同註 1，頁 3347。 20 至於「其後張角稱黃天作亂，竟破壞」諸語，則可能是司馬彪所補述。 21 晉‧陳壽：《三國志》（臺北：洪氏出版社影印，1984 年），頁 6 曾列舉關東州牧起兵者，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推袁紹為盟主，曹操行奮武將軍。應劭或因兵力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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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推驗方法的歧見，亦夾雜了政治立場的因素。劉昭一方面引述應劭語以補異文，卻猶不以應劭推度為董卓亂政之說為是；乃復引袁山松說，以為此事當主曹氏滅漢之徵。則一件災異，《續志》正文與注解中便載有三種不同之災異詮釋。上述 3 例，可謂應氏災異說之第一手文獻。綜觀 24 條中，仔細考辨尚可分為兩類：第一類是劉昭注所引，凡 12 條；22 第二類是只見諸類書轉引者，亦 12 條。由於類書引述，未必字依原著。以可信度而言，自以第一類為是。第一類中屢見應劭肯定災異之效驗，如 1-7「今假號雲集，不亦宜乎」、1-8「魁儡挽歌，斯之效乎」、3-2「草妖之興，豈不或信」、 7-1「天之以類告人，甚於影響也」、7-2「事類如此，可謂無乎」等等，可知應劭對於災異思想之支持，故對災異所啟示的意義與價值，大加讚揚，這點與多數漢儒相同。其次，若考察應劭說與《續志》之歧出，如 24 條中除 3-3 條《續志》不載外，計有 9 條相異，其中 8 條出於劉昭注所引，如上述 3 例應劭親見者即是。再舉 3-2 草妖條為證，《續志》記此災異發生於「中平元年（184）夏」，東郡等地有草孳生，狀似鳩雀龍蛇鳥獸之形。今傳《風俗通》佚文載應劭說則以為在「光和七年」，23 發生地點及對災異事件之描述，亦略有異同。又《續志》既占屬草妖，並言其徵應為：是歲黃巾賊始起。皇后兄何進，異父兄朱苗，皆為將軍，領兵。後苗封濟陽侯，進、苗遂秉威權，持國柄，漢遂微弱，自此始焉。然而劉昭所引應劭說卻以為：關東義兵，先起於宋、衛之郊。東郡太守橋瑁負眾怙亂，陵蔑同盟，忿嫉同類，以殞厥命。陳留、濟陰迎助，謂為離德，棄好即戎，吏民殲之。草妖之興，豈不或信！二說大相逕庭。按：關東諸侯起兵，乃在獻帝初平元年（190）之事。應劭顯然考量地緣關係，而非時間接近與否。應氏認為此占重點在於橋瑁殞命一事，據《三國志》所云：初平元年劉岱與橋瑁相惡，岱殺瑁，並以王肱領東郡大守。24 劉岱、橋瑁原皆屬反董卓聯盟之一員，史傳上並未詳細交待兩造之間何以交惡。但應劭之語，顯然揚劉而抑橋。故此段而不與其役。而 3-2 草妖條中，應劭有「關東義兵，先起於宋、衛之郊。東郡太守橋瑁負眾怙亂，陵蔑同盟，忿嫉同類，以殞厥命」之語，亦表明其政治立場。 22 其中 1-1 條雖主要見於《續志》。然《後漢書》，頁 1180〈梁冀傳〉中劉昭注明引《風俗通》之文，故亦計入劉昭所引者。 23 同註 1，頁 350〈靈帝紀〉載：「十二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中平』」，故二說於時間點上尚無 出入。 24 同註 21，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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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不僅是《續志》與《風俗通》之歧出，更足以補證史傳不足之處。至於應劭說其他 14 條與《續志》文義略同者，率多出自類書所輯。類書所引，自當有其根據。但因其編纂輒有節錄拼合，故亦或有襲用《續志》之語，而非直接引述《風俗通》原文之可能。準此，可知司馬彪編纂時未必以應劭說為底本。再則就可信材料中，更可推得應劭分析災異之方法與體例。蓋應氏如能親見，則必仔細查考異象發生之各種線索，然後與前人所提出之災異相關法則如洪範五行說等，參酌會通，如 7-1 言「劭又通之」、7-2 劉昭注亦云「檢觀前通」皆是其例。25若有案語，則多稱「謹案」，如上述 2 條在今本佚文中「劭又通之」、「劭曰」皆引做「謹案」；至於推度占斷之辭，則多云「天戒若曰」，如上述 7-2 條即是。1-8 服妖條應劭以京師賓婚嘉會於酒酣之後，續以挽歌，亦言「天戒若曰：國家當急殄悴，諸貴樂皆死亡也」。26諸體例於西漢已習見，應劭實完整承繼之。如董仲舒針對武帝建元 6 年（135B.C.）遼東高廟及高園便殿火災所提之〈高廟園災對〉云：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乃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乃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爾。27 董仲舒取《春秋》兩觀災、桓宮僖宮災、蒲社（亳社）災事例，比類漢代現實發生的災異事件。透過經文所寓意的歷史教訓，以反省今日所應警惕之行為，並認為這是天道所用以啟示人主的一種法則。西漢另一災異大家劉向於元延 3 年（10B.C.）〈論星孛山崩疏〉亦云：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28 25 同註 16，〈敘例〉頁 2 即由此說明應劭《風俗通義》體例，已為後代通書之初祖。 26 同註 1，頁 3273。 27 同註 18，頁 1332。 28 同註 18，頁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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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由古今災異經驗的密度、數量相互對比，指出當今災異頻現乃是古今罕有之異象。奏疏緊接歷數秦漢以來災異現象，力陳「觀秦、漢之易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不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豈不昭昭然哉！」強調星孛山崩，正是「天之所戒」。這種類比的法則，即為兩漢災異學者最基本的思考模式。正如〈高廟園災對〉所云：「《春秋》之道舉往以明來，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精微眇以存其意，通倫類以貫其理，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見，亡所疑矣。」同樣的，應劭災異說中或言「天之以類告人」、或言「事類如此」，皆屬此通倫比類的運用：亦即就所觀察之現實災異事件中，運用各種災異說所提供的法則，如陰陽說、五行說、易象，或其他占星歷數等等，抽繹出足以類比的線索，進而與歷史上所曾發生之相近災異事件相較。透過史事中所呈現的政治興衰、人主禍福，預言今日所發生之災異事件的可能指涉。另一種更簡便的方式，則是災異說本身已建立了徵兆與禍咎的對應關係，如《洪範五行傳》、京房易學說即是，則災異學者便可逕取其中的對應法則來預言災異占候。如上述 7-1 所用「季夏土黃，中行用事」及 3-2 言「草妖之興」即是此一類型之運用。綜而言之，今應劭所遺之災異說，其大抵與前賢所言理路、方法皆相近。亦肯定災異說於天人感應之意義。

（二）其他應劭災異說材料

除《風俗通•服妖》篇外，該書其他篇章以及應劭《漢書注》等，尚可考見其災異說之片言隻語，足以與〈服妖〉相參。其中有堪補史傳之闕者，如〈正失〉篇對於劉向與賈捐之議論文帝德業，曾記載：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數震動，毀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棗，大風壞都，雨雹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馬及人皆生角，大雪蝗蟲。29 所舉災異，多數可考於《漢書》〈帝紀〉與〈五行志〉中。然「雨雹如桃李」及「人生角」二事，俱不見於文帝朝。按：景帝二年有膠東下密人年七十餘，生角，角有毛之事，豈「人生角」一事之所本。30 而《太平御覽》所引《風俗通》則有「（文帝）後元年，雨雹如桃李，深三尺。尋景帝代之，不可為升平」之言。31 此二事與《漢書》相較，或為異文、或失記載，豈應劭另有所據？再如〈十反〉篇載有周舉替司徒朱倀所擬熒惑干月之災異封事云： 29 同註 16，頁 97。 30 同註 18，頁 1474。 31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臺北：新興書局影印，1959 年），卷 14，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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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過熒惑於東井辟，金光輝合，并移時乃出。臣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非常，昭昭再見，誠切怪之。臣誠懣憤。夫月者太陰，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主，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子，熒惑必謀。」禍福之徵，慎察用之。今變異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覺悟國家也。臣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深留聖思，按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召見方正，極言而靡諱，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也。32 應劭對於記載此事主要在於批評朱倀既已老病惛憒，自當引退以避賢路；而周舉事主不以正道，亦不可謂仁，故不以記載周舉災異說為重。據《後漢書》周舉本傳，此事宜發生於順帝永建元年至陽嘉 3 年間（126-134）。但今〈順帝紀〉、〈天文志〉皆失載其兆，〈周舉傳〉亦不錄此封事，此文正足以補其闕遺。由應劭其他諸著作可知，其對於禮儀制度之甚為關切。因此在其《漢書注》中，對〈帝紀〉改元之緣由，多加以注明。如下表：帝王年號應劭注備註武帝元朔朔，蘇也。孟軻曰「后來其蘇」。蘇，息也，言萬民品物大繁息也。師古曰：「朔猶始也，言更為初始也。蘇息之息，非息生義，應說失之。」武帝元狩獲白麟，因改元曰元狩也。武帝元鼎得寶鼎故，因是改元。武帝元封始封泰山，故改年。武帝太初初用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故改年為太初也。武帝天漢時頻年苦旱，故改元為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周大夫仍叔所作也。以美宣王遇旱災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為年號也。」武帝元始言盪滌天下，與民更始，故以冠元。武帝征和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昭帝元鳳三年中，鳳皇比下東海海西樂鄉，於是以冠元焉。宣帝地節以先者地震，山崩水出，於是改年曰地節，欲令地得其節。成帝陽朔時陰盛陽微，故改元曰陽朔，欲陽之蘇息也。師古曰：「應說非也。朔，始也。以火生石中，言陽氣之始。」其中武帝天漢、宣帝地節等 2 條，即屬因災異而改元者。雖應劭對於其他年號如元封、太初、元鳳、陽朔等之改定緣由，亦詳加著錄，可說重心在於禮制，非專為災異而發。但亦藉此存考漢代災變之禮中確有因災異改元之目。同樣在《漢書注》中，應劭於〈五行志〉 32 同註 16，頁 25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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諸家之說的詮解，雖多屬解釋字詞音義，33間亦補其名物制度。34但仍可看出應氏對於諸家災異說有一定之掌握。如對於洪範五行傳說，首先反映在其對《漢書•五行志》之總序、小序縝密的注解中，35又有取〈五行志〉文以證史者，如班固〈敘傳〉載其〈幽通賦〉曾有「震鱗漦于夏庭兮，匝三正而滅姬；巽羽化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之語。應劭注即取〈五行志〉之紀錄注云：《易》〈震〉為龍，鱗蟲之長也。漦，沬也。《易》〈巽〉為雞，羽蟲也。宣帝時，未央宮路軨廐中雌雞化為雄，元后統政之祥也。至平帝，歷五世而王莽篡位。36 但亦有逸出〈五行志〉者，如〈楚元王傳〉載劉向〈元延三年封事〉陳述秦代災異有「日月薄食，山陵淪亡，辰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行，無雲而雷，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都門內崩，長人見臨洮，石隕於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諸語，其中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及星孛大角三事，應劭注云：流星也，其射如矢，　行不正，故曰枉矢流，以亂伐亂。熒惑主內亂，月主刑，故趙高殺二世也。天王坐席也。流星茀大角，大角因伏不見也。37 考諸〈天文志〉但云：始皇之時，十五年間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後秦遂以兵內兼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又熒惑守心，及天市芒角，色赤如雞血。始皇既死，適、庶相殺，二世即位，殘骨肉，戮將相，太白再經天。因以張楚並興，失相跆籍，秦遂以亡。38 33 如襄公九年春，宋災。《左傳》有「塗大屋，陳畚輂」語，應劭注曰：「畚，草籠也，讀與本同。輂，所以輿土也。」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朔日食，董仲舒、劉向言有「君若綴斿」語，應劭注曰：「斿，旌旗之流，隨風動搖也。」詳參同註 18，頁 1325、1490。 34 如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仄注冠」，應劭注曰：「今法冠是也。」成帝綏和二年事中載有「大誰卒」，應劭注曰：「在司馬殿門掌讙呵者也。」詳參同註 18，頁 1367、1476。 35 凡 10 餘條。雖大抵仍以詮釋字義為主，但足見其對於洪範五行說有一定的研究。詳參同註 18，頁 1316-1317、1342、1351-1352。 36 同註 18，頁 4220。 37 同註 18，頁 1965。 38 同註 18，頁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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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行志〉則不載諸事。故應劭所言與〈漢志〉有所異同，尤其〈漢志〉並無「趙高殺二世」之占，此當出自應劭所推衍。至於齊詩災異說，應劭詮釋〈眭兩夏侯京翼李傳〉中翼奉之齊詩五際之說云：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然顏師古注又引述孟康之說反駁應氏之說云：《詩內傳》：「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39 考東漢郎顗所陳消災之術封事云「災眚降則下呼嗟，化不行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厄，其咎由此。」40 而郎氏之前所陳封事中亦引《詩泛歷樞》「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神在天門，出入候聽」之言。則孟康所注當與齊詩四始五際之說較近，而應劭或有誤解。再如京房易學說，〈谷永杜鄴傳〉載谷永元延元年對策有「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數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直百六之災阨」之語，應劭注曰：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無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41 按《周易•無妄》其卦上天下雷，雖爻辭有「無妄之災」、「無妄之疾」之語，〈雜卦傳〉亦言「無妄，災也。」42 但並未解釋為「無雲而雷」。虞翻釋無妄卦云：妄，亡也。謂雷以動之，震為反生，萬物出震，無妄者也，故曰「物與無妄」也。〈序卦〉曰：「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無妄。」而京氏及俗儒，以為「大旱之卦，萬物皆死，無所復望」，失之遠矣。43 39 同註 18，頁 3173。 40 同註 1，頁 1069、1065。 41 同註 18，頁 3469。 42_{宋‧程頤：}_《易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年，影印《古逸叢書》本），頁 129、409。 43 清‧李道平著，潘雨廷點校：《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頁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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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京房已有類似之說法，但彼亦將此卦所象之災歸諸大旱，而未云雷異。再考〈五行志〉載秦二世元年，天無雲而雷之占斷云：劉向以為：雷當托於雲，猶君托於臣，陰陽之合也。二世不恤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是歲，陳勝起，天下畔，趙高作亂，秦遂以亡。一曰：《易》〈震〉為雷，為貌不恭也。44 既不取無妄之卦，更不以「無雲而雷」為「災異之最大者」。按：谷永此一對策中曾提及「（元延元年）四月丁酉，四方眾星白晝流隕。」考諸〈成帝紀〉及〈天文志〉云：夏四月丁酉，無雲有雷，聲光耀耀，四面下至地，昏止。（〈成帝紀〉）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日餔時，天暒晏，殷殷如雷聲，有流星頭大如缶，長十餘丈，皎然赤白色，從日下東南去。四面或大如盂，或如雞子，耀耀如雨下，至昏止。（〈天文志〉）45 谷永引述重心在於星隕，而不在無雲有雷。應劭或將此一異象與文中「無妄」一辭勾連。進而推出「災異之最大者」。實則自董仲舒以至於班固等人，對於災異之甚者，皆指為日食，未有言無雲而雷者。應劭行文之間，或亦偶有失實之處。

三、《風俗通》所見災異說所反映的現象

由上述殘存的應劭災異說徵考，大抵以人事妖異例為多，特別是服妖、詩妖等；對於傳統水旱、日食等災異項目則罕有著墨。推論法則上乃取法《洪範五行傳》，此或應氏對《漢書•五行志》用功甚深所致，故其於西漢其他災異學說亦有一定認識，只不過若干詮釋，偶有未當。應劭既不似何休以注經為主，而嚴守公羊家法；46 亦未如蔡邕積極撰述書志。乃是一方面採取史書注釋方式詮解前人災異言論，另一方面在《風俗通》一書共同旨趣之下，就所傳聞以及親眼所見之人事妖異，直接徵驗並批判時俗，藉以肯定天人相應之 44 同註 18，頁 1430。 45 同註 18，頁 326、1311。 46 黃啟書：《春秋公羊災異學說流變研究：以何休《春秋公羊解詁》為中心之考察》（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年），頁 453-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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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應劭災異說的特定傾向，是資料殘闕之偶然？抑或透露出應劭災異觀念與前人有別？值得再加以深入研析。

（一）〈服妖〉篇名問題平議

司馬彪曾言：應劭等三人「並撰建武以來災異」。則司馬彪所稱應劭災異著作，究竟是有一完整涵蓋多數災異項目，時間分佈亦與史傳相當的「建武以來災異」？抑或只有《風俗通》所見之災異說？以現今劉昭注及類書所引材料記錄中，大多題為「《風俗通》」，實已難考其原貌。47 假使應劭所傳災異著作確為「建武以來災異」，若此著作只是仿帝紀般單純排列災異事件，48 則便無太多災異觀念與學術問題可供討論，且極易受後起之譙周等人著作所吸收而不易分辨；相對的，若應劭除蒐集材料外，尚有如「謹案」、「天戒若曰」等占斷之語，則便需考慮其見解是否多數與董巴、譙周等人相似？倘取《漢書•五行志》為例相較：董仲舒、劉向、劉歆等異同比比皆是；49 則應劭三人學術專長既不相同，占斷意見理應多所歧出為是。然《續志》5 卷的篇幅中，除上述 24 條外，他處便不見應劭災異說解。同樣的，劉昭亦只注出 11 則歧異，除服妖等 7 類外，其他災異事件亦付之闕如，殊不可解！50 是故，吾人雖未能完全排除應劭或有「建武以來災異」之著作傳世；但由現存資料分析，似乎應劭只存在《風俗通•服妖》一種災異論著的可能性最大。問題回到〈服妖〉篇上：若此篇材料果真涵蓋「建武以來之災異現象」，則司馬彪所述或即指《風俗通》而言，但此一推斷同樣難解亡佚過多的疑惑。蓋劉注才得出 6 類 11 則；類書所引則增為 7 類 24 則。其中災異項目竟只多出羽孽一目，其他如傳統災異項目中最基本之水、旱、日食等，竟一無所得，亦不合理！《風俗通》豈真無一語及之，以至類書無從輯佚？按《太平御覽》便曾輯得〈辨惑〉篇 2 條：《風俗通》曰：「月與星並無光，日照之，乃光耳。如以鏡照日，則影見壁。月初見西方，月望後光見東北，一照也。」 47 劉昭注所引 11 則中有 5 則曾提應劭之名，此外則多引作《風俗通》；而類書所引則皆作《風俗通》。 48 如桓帝伏無忌曾參與《東觀漢記》之增補，其有《伏侯注》傳世，後人輯佚約二百餘條。其中天文、災異諸目內容，多單錄災異之事，例仿帝紀，並未有占驗。但仍為劉昭取以補正《續志》。詳參漢‧ 伏無忌：《伏侯古今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 年，百部叢書集成影印茆泮林《十種古逸書》輯本），卷 3，頁 1-8。 49 詳參黃啟書：〈試論劉向、劉歆《洪範五行傳論》之異同〉，《臺大中文學報》第 27 期（2007 年 12 月），頁 138-153。 50 即以前述《伏侯注》為例，劉昭便引述凡 36 則，且災異項目亦相對分佈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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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魚。案百家書：宋城門失火，汲取池中水以沃之，魚悉露見，但就取之。」51 文中對於月星光度形成的詮釋，十分正確。此說在西漢災異學者如京房、劉歆可能已知之甚悉。故西漢經生對於日月食之成因與推算，理應能夠掌握。災異學者之所以對於日食特別重視，蓋一因日常明而月屢虧；再因日寓君王之象，故漢儒即便已能精確掌握日食（扣除曆法失準與天文觀測技術之差距），依舊視日食為異象。不過《御覽》所引此條，並不在討論災異之成因。同樣次條所言火災之事，所重亦不在於災異理論上。換言之，《風俗通》並非不曾留意日食、火災等災異現象，惟其討論旨趣並不放在天人感應耳。因此，有理由相信：應劭災異論述宜較似《風俗通》其他諸篇一般有所側重之主題，而非廣泛蒐集、論斷「建武以來災異」。而司馬彪所謂應劭曾撰建武以來災異之說，亦宜指《風俗通》此一災異專章而言。再舉東晉干寶《搜神記》作為旁證，在劉昭注解司馬彪《續志》之前，干寶是及見應劭《風俗通》原貌之人。取《風俗通》與《搜神記》相較，內容實則有所因襲。《四庫總目》云：（《搜神記》）至於六卷、七卷，全錄兩《漢書‧五行志》。司馬彪雖在寶前，《續漢書》寶應及見，似決無連篇鈔錄，一字不更之理，殊為可疑。然其書敘事多古雅，而書中諸論，亦非六朝人不能作，與他偽書不同。疑其即諸書所引，綴合殘文，傳以他說。52 粦《總目》又引述胡應麟與姚士之對話，證成今本《搜神記》非六朝原本。但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反對《總目》所云「連篇鈔錄，一字不更」之語，認為：今本《搜神記》而記後漢事凡 21 條，其中文同於《續志》者，僅得其半；所記不盡同於《續志》者，蓋二書皆採應劭諸人之說，去取各有不同耳。53 現今學者則多同意今本《搜神》早非原貌，惟何者為舊？何者出於後人拼合？則尚需斟酌。54 日本學者佐野誠子整理比對《搜神記》與史傳〈五行志〉之作，認為：類書所引用的材料，可能是原本《搜神記》已經存在；而他 51 同註 31，卷 6，頁 7、卷 869，頁 6。又前一則在同書卷 4，頁 10 則云：「劉向（按：當做劉歆）《七略》曰：『京房《易說》云：「月與星至陰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喻如鏡照日，即有影見。月初光見西方，望已後光見東北，皆日所照也。」 52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1979 年），卷 142，頁 14。 53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卷 18，頁 1135。 54 詳參李劍國：〈二十卷本《搜神記》考〉，《文獻》2000 年第 4 期（2000 年 10 月），頁 56-81。周俊勛：〈二十卷本《搜神記》的構成及整理〉，《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29 期（2003 年 3 月），頁 14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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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不見引用卻明顯與正史文章一致者，則可能是明代重編者自正史中所增錄的。55 這是因為相對於今本《搜神記》，類書材料反而較早。再參考河野貴美子所比對之資料，56 在《風俗通•服妖》所輯佚的 24 條災異說中，1-1、1-8、2-5、3-1、3-2、4-1、7-1、7-2 及 7-3 等 9 條，今本《搜神記》皆收錄。57 依佐野氏意見：1-8、3-1、3-2、4-1 及 7-3 等 5 條，見諸類書如《北堂書鈔》、《法苑珠林》所引，應較可能為原本《搜神記》之內容。其中 3-1、4-1、7-3 等 3 條，《風俗通》文字與《續志》略同，歧出不大；1-8 服妖條，《搜神記》兼收《續志》言「令後宮采女為客舍主人，身為商賈服」與《風俗通》言「酒酣之後，續以挽歌」二說。3-2 草妖條《搜神記》云：光和七年，陳留濟陽、長垣，濟陰，東郡，冤句、離狐界中，路邊生草，悉作人狀，操持兵弩，牛馬龍蛇鳥獸之形，白黑各如其色，羽毛、頭目、足翅皆備，非但彷佛，像之尤純。舊說曰：「近草妖也。」是歲有黃巾賊起，漢遂微弱。58 文字大體與《續志》近，但時間之「光和七年」及「悉作人狀，操持兵弩」、「非但彷佛，像之尤純」都出《風俗通》之語。則知干寶同時亦參考《風俗通》之說，顯見在東晉時《風俗通》專論災異篇章應當尚存。誠然，現存《風俗通•服妖》既出於後人之輯佚，已非全貌。無法與《漢書•五行志》一完整災異理論體系相較，而在項目上多未能超出《漢書•五行志》範圍。但對比西漢董仲舒、劉向等人，漢末應劭對於災異討論的重心，由早期重視日食水旱，逐漸向人事妖異傾斜。即便是殘存的文獻，仍依稀能這種論述的特殊現象。吾人自不敢斷言，亡佚的應劭災異說中，絕無論述如水旱、日食等傳統災異項目之內容。但純就採樣數據的方法言，各家所輯遺說，竟多不涉這些災異項目，畢竟是一特殊的現象。設使應劭選定了「服妖」或「妖異」的篇題來展開論述，自然不會提及日食、水旱。但如形式與《風俗通》相仿的王充《論衡》並不會刻意迴避日食、水旱。兩相比較更彰顯應劭災異說的特定傾向。透過上述討論應可推言：《風俗通》專論災異篇章之著述目的並非在羅列東漢所有災異材料，而是集中在幾項特殊的人事妖異上，通論其災異原則。 55 （日）佐野誠子：〈志怪書誕生の素地としての《風俗通義》：《風俗通義》における災異と怪異〉，《中國：社會と文化》18 期（2003 年 6 月），頁 106。 56 （日）河野貴美子：〈《捜神記》の語る歴史：史書五行志との關係〉，《二松》第 16 集（2002 年 3 月），頁 330-331。惟此表若干統計及條目，略有疏漏。 57 今傳二十卷本《搜神記》最為通行者，為汪紹楹校注本；其後李劍國復據汪本輯校。李本固然較為可信，然因學者論辨時仍多依以汪本作為統計數據，故本文仍取汪本為底本。詳見晉‧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臺北：洪氏出版社影印，1982 年）。 58 同前註，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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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司馬彪修志時並不見得採用應劭說作為主要參考依據，故多有所刪省以求簡鍊；反而至劉昭注史時，復又徵引《風俗通》所見應劭之異文、遺說備考。本此，再思考〈服妖〉篇名便值得斟酌。今本《風俗通》所輯佚之〈服妖〉篇，學者如王利器等多從蘇頌自《意林》所錄篇目，標為〈服妖〉；惟盧文弨《群書拾補》則定為〈災異〉。蓋《風俗通• 服妖》輯得者，凡服妖 9、詩妖 7、草妖 2、羽孽 1、射妖 1、馬禍 1、人痾 3，共 7 類 24 條，上述 7 類，皆屬《洪範五行傳》所推衍出之新災異項目，與《春秋》經文中常見之水、旱、地震、日食、螽災等傳統災異項目相去較遠。24 條中，服妖占 9 條，過三分之一。若依《意林》之說定為〈服妖〉，似無不妥。然而其餘 15 條，率與服飾之異無關，若強歸諸「服妖」，亦嫌不倫。蓋《風俗通》篇名多寓旨意，如以下數例：是以上述三皇，下記六國，備其終始曰〈皇霸〉。《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今營夷寓泯，宰器闕亡，蓋物盛則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故記敘神物曰〈祀典〉也。《傳》曰：「神者，申也。怪者，疑也。」孔子稱「土之怪為墳羊」，《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故采其晃著者曰怪神也。59 應劭擬定篇名，多取自經傳，無一苟且。即便統論諸事，亦必取其共名，如〈祀典〉、〈聲音〉及〈山澤〉等篇即是。「服妖」既非應劭災異說之全部，亦非災異之共名，充其量只是災異數量較多之條目而已。實令人懷疑：此篇名是否為馬總《意林》輯佚時所增擬，而非《風俗通》之舊？盧文弨或亦有見於此，故於《群書拾補》則定為〈災異〉，文云：《續漢書‧五行志》：「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並撰建武以來災異。」故知當有災異一篇。60 就共名而論，「災異」自較「服妖」合理，亦能涵蓋其餘災異事件，看似名實相符。但陸心源便批評盧說，乃據司馬彪《續志》所增，恐未必然。61考盧文弨之說，除明顯襲用《續志》語以定篇名之瑕疵外，更重要的是盧氏並未意識到應劭災異說中所論災異項目，實有 59 同註 16，頁 1、59、350、386。 60 清‧盧文弨：《群書拾補》（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年，清代學術筆記叢刊本），頁 359。 61 清‧陸心源：《儀顧堂集》（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70 年），頁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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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揀擇與偏重。倘若篇名定為「災異」，內容卻未能涉及災異學說中水火之災、日食之異等重要災異現象，則亦欠考量。平心而論，《風俗通》篇名既饒富旨趣，以〈怪神〉例推之，若擬為「妖異」，自較為妥當。惟前人既無此說，更欠材料佐證，現今惟能暫依蘇頌等人所定篇名〈服妖〉而已。

（二）〈服妖〉〈怪神〉旨意殊途

前人討論《風俗通》時，多與王充《論衡》並稱。如《四庫總目》評《風俗通》即云：其書因事立論，文辭清辨，可資博洽。大致如王充《論衡》，而敘述簡明，則勝充書之冗漫。62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亦云：劭，漢俗儒也；《風俗通》，小說家也。蔚宗譏其「不典」，又云「異知」、「小道」，可謂知言。〈王充傳〉云：「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此與《風俗通》品題略同，尤為妙解。蓋兩書正是一類，皆摭拾謏聞，郢書燕說也。63 這是從兩書蒐羅博洽，論辨嫌疑處來類比。但若比較二書篇章：《風俗通》之〈正失〉頗類於《論衡》之九虛三增等篇，〈怪神〉類於〈紀妖〉、〈訂鬼〉，而佚文中之〈釋忌〉則類於〈詰術〉與〈解除〉，似乎二書旨趣上頗有相當。尤其是應劭於〈怪神〉篇對於俗說之批評，頗與王充疾虛妄之精神相應。然前人亦已留意王充、應劭並無直接學術的影響，如劉咸炘指出：《四庫提要》乃謂為大致如王充，而敘述簡明，則勝充書之冗漫。是不知充主思測，劭主典證。充止正雜俗，劭兼議行誼。不可同論也。64 62 同註 52，卷 120，頁 3。 63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王鳴盛讀書筆記十七種本），頁 311。 64 劉咸炘：《舊書別錄》（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 年，《推十書》乙輯），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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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論衡》並無《風俗通》之〈皇霸〉、〈祀典〉及〈山澤〉等對於禮俗之記載考訂，乃因朝廷制度故實，恐非王充一介鄉曲之士所能瞭若指掌。池田秀三更考訂：東漢末年《論衡》一書流傳不廣，65加上《風俗通》未見有王充之名，應劭當未見之，故《風俗通》不應受到《論衡》影響。至於二人相異之處：王充立足於知識論、認識論，運用論理思辨，以探求事物真理之合理、真偽與否；而應劭則欲辨正風俗，故多本諸政治倫理思想，以聖人經典之理來衡量。衡諸二人之異同，池田氏便主張：應劭的俗說批判，與其說是王充的直接影響；不如說是漢末王符、仲長統等人批判思潮一致表現。66 王充《論衡》對於漢代災異說，多以天道自然而無為的主張加以批駁。雖偶亦接受部分如六日七分說等京房易學災異觀點，〈明雩〉諸篇甚至出現對董仲舒求雨止雨之術的肯定，67 但無損其非議諸家災異說辭之疾虛妄立場。反觀《風俗通》，〈服妖〉、〈怪神〉二篇一佚一存。一記災異、一述怪。如以今人眼光看來，內容看似頗為相近；然應劭對此二誔者在立意與紀錄上，實有區別。佐野誠子曾比對兩篇異同，認為：〈服妖〉所載事件大半在京城發生，時間皆有年號記錄，而凶兆結果多為國家規模；〈怪神〉篇所載事件則全在地方發生，時間並沒有年號記錄，而吉凶結果全與國家無關，乃只屬於個人、民間的標準。68 如再補充佐野氏所言：〈怪神〉所載事件除取自《管子》、《晏子》與晉文公事各一則外，皆屬漢事，而尤以東漢為主，其中亦有應劭親身經歷者；69 而〈服妖〉遺文中，已有數則為應劭親身所見，但尚未見到應劭引述東漢以前災異徵應之事做為佐證。70 田中麻紗巳則進一步指出：〈怪神〉篇認為如鮑君神等世間流行的淫祠是沒有宗教根據，並明確指摘出其俗說虛構的一面；對於怪異現象則主張應如李叔堅般客觀解釋、冷靜對應，並抱持著無懼之心。71 今人或以為災異、怪神皆是虛妄之事，應劭明災異而抑怪神，何以自相矛盾？參考〈正失〉篇討論東漢時宋均德政令虎渡江一事，應氏辨之曰： 65 同註 1，頁 1629〈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注引袁山松書云：「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恆祕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 66 （日）池田秀三：〈《風俗通義》研究緒論（下）〉，《中國古典研究》39 號（1994 年 12 月），頁 49-50。 67 這些內容，後人便有疑其偽作。如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86 年，胡適作品集本），頁 11 即云：「王充的《論衡》，是漢代一部奇書，但其中如〈亂龍篇〉極力為董仲舒作土龍求雨一事辯護，與全書的宗旨恰相反。篇末又有『論衡終之，故曰亂龍。亂者，終也』的話，全無道理，明是後人假造的。此外重複的話極多，偽造的書定不止這一篇。」 68 同註 55，頁 111。 69 同註 16，頁 394-395「城陽景王祠」條，應劭自云為營陵令時，乃移書斥之。 70 如上述「城陽景王祠」條之後，應劭復舉光武帝時宋均、第五倫二人不信淫祠為例。又註 16，頁 418 載李叔堅不異狗怪終享大位一事，後舉晉文公、董仲舒之事。凡此皆當為佐證之用。 71 （日）田中麻紗巳：〈應劭　俗論‧俗説：《風俗通義》怪神篇を中心として〉，《後漢思想の研究》（東京：研文，2003 年），頁 17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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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天之所生，備物致用，非以傷人也；然時為害者，乃其政使然也。今均思求其政，舉清黜濁，神明報應，宜不為災。江渡七里，上下隨流，近有二十餘虎，山栖穴處，毛鬣婆娑，豈能犯陽侯，凌濤瀨而橫厲哉。俚語：「狐欲渡河，無奈尾何。」舟人楫櫂，猶尚畏怖，不敢迎上，與之周旋。云悉東渡，誰指見者？堯、舜欽明在上，稷、契允懿於下，當此時也，寧復有虎耶？若均登據三事，德被四海，虎豈可抱負相隨，乃至鬼方絕域之地乎？72 《後漢書》猶載宋均之事，足見此事為時人所津津樂道者。按：《洪範五行傳》中在〈洪範〉之咎徵外增益諸如妖、孽、禍、痾、祥等等項目，其界說云「蟲豸之類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六畜謂之禍，言其著也。」73 《續志》即將虎狼食人歸諸毛孽。無論蟲豸或六畜，皆是天之所生以備民用，非用以傷人。應劭接受此一看法，並以為當政者有失，方使禽獸反常致害。蔡邕亦曾云：「政有苛暴，則虎狼食人。」74 顯見在漢人觀點中，萬物反常多肇因於政治失度。不過對於此一傳說，應劭雖肯定德政誠可令虎不為災；但並不認為群虎會因此渡江遠避，此乃人所訛傳，非是實事，其理如同〈怪神〉篇所斥「類復裨增」。對照 7-1 人痾條，應劭能親身考察其象，細究其理（縱然仍未脫《洪範五行傳》之範疇）。較諸其他災異學者，強加附會，「人人自以得上意」，75其實證精神已遠過之。細思應劭著述之意：〈怪神〉對於虛構無據的淫祀、異象俗說大加批判，正彰顯其辯正風俗之宗旨；而〈服妖〉所載災異說，乃是對前儒所研析之徵驗成法，兼容並包，並加以繼承、推揚，藉此肯定災異說所體現的天人之應，信而可徵。此正因在漢儒思想中，以訛傳訛的怪神不足採信；但經典記載災異說卻是具有實證，隱喻天人感應奧祕的法則。

（三）詩妖與讖緯

應劭所存災異遺說中，以服妖、詩妖二項最多。服妖是學者據傳統禮制針對現實所發生之「奇裝異服」加以批判。然而服飾之改變，除了社會經濟之自然進化外，還有許多文化因素。如趙武靈王胡服騎射，一方面由於胡俗之浸潤；另一方面亦是爭戰的現實需求。揆諸漢代，班固《漢書》惟載《左傳》、漢事各 2 例；76 司馬彪《續志》10 事中，除 1 例 72 同註 16，頁 124。 73 同註 18，頁 1353。 74 同註 1，頁 1992。 75 同註 18，頁 284。 76 同註 18，頁 1365-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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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更始外，其餘皆出漢末。77漢末的服妖現象，有出乎僭禮、炫奢者，王符《潛夫論》云：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細緻綺縠，冰紈錦繡。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麞麂履舄，文組綵緤，驕奢僭主，轉相誇詫，箕子所唏，今在僕妾。78 如 1-3 婦女始嫁時所著木屐作漆畫五采為系即是。更有出於務奇者，如 1-1 之愁眉、墮馬髻、1-6 駕白驢即是。而靈帝本人好做怪奇之舉，又每引領京都貴戚競為之。可知服妖諸例所反映者，正是漢末的社會風尚。79 至於詩妖，則或受到讖緯影響。現今學者所定義之讖緯，多本諸張衡之說，80 以為乃源乎數術方士之言，81 而特興盛於西漢哀平之際。讖、緯二字，或異？或同？學者界說亦不一。82 總體而言，其造作性質或有二：一種是藉由符應，對於歷史或政事加以推驗，並用以逢媚當朝、干祿取榮者。另一種則是經師口傳古義，無由得證，乃假託仲尼面貌，申述家法者。83 然而以漢儒引述讖緯的現象觀之，讖、緯往往混用不別。84 東漢光武帝宣布圖讖於天下後，讖緯更得以與經書平起平坐。儒生論學議政輒引讖緯為證，即便政府詔書亦明引讖緯為法。85 除少數如桓 77 同註 1，頁 3270-3273。 78 漢‧王符著，汪繼培箋，彭鐸校正：《潛夫論箋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130。 79 可參李劍國、孟琳：〈簡論唐前「服妖」現象〉，《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 59 卷 4 期（2006 年 7 月），頁 427-430。 80 同註 1，頁 1911-1912 載張衡〈禁絕圖讖疏〉云：「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 81 陳槃：《古讖緯研討及其書錄解題》（臺北：國立編譯館，1991 年），頁 251-256 云：「讖緯本身與方士思想性行，密合如此；而方士之託圖讖，書史復著明文：然則方士造託讖緯，塙乎其不誣矣。…… 讖緯雖不盡出於方士，然實方士作俑有以啟之。此其受方士之影響，雖謂之間接出於方士，無不可也。」 82 同註 52，卷 6，頁 60-61 指出：「儒者多稱讖緯，其實讖自讖，緯自緯，非一類也。讖者，詭為隱語，預決吉凶，《史記‧秦本紀》稱廬生奏錄圖書之語，是其始也。緯者，經文支流，衍及旁義。」其中緯書，便舉伏生《尚書大傳》，董仲舒《春秋‧陰陽》為證，並認為後人將緯書與讖合而為一，連類而譏，並非正確的作法。 83 漢‧王充著，黃暉釋：《論衡校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1063-1064〈實知〉篇提及：「孔子將死，遺讖書。……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其後，江都相董仲舒，論思《春秋》，造著傳記。」則顯然董氏後輩之公羊學者亦參與讖緯的造作。 84 同註 81，頁 148 云：「今按讖、緯、圖、候、符、書、錄，雖稱謂不同，其實止是讖緯；而緯復出於讖。故讖、緯、圖、候、符、書、錄，七名者，其於漢人，通稱互文，不嫌也。」 85 同註 1，頁 111 載明帝永平八年（65）日食詔云：「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為至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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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鄭興、李育、張衡等學者反對外，「儒者爭學圖緯，兼復附以訞言」，86讖緯幾已成為東漢學者公認之顯學。讖緯內容既沿襲方士星占、測候之術，亦摻雜入儒生經說古義，成為經說與數術雜糅的面貌。則其對於同樣出自經典且具有占驗風格的災異說，便展現出強大的滲透力。日原利國即認為：在西漢哀平之際，李尋、解光等人的災異詮釋已有預言化的傾向，這正是受到夏賀良等人圖讖之說的影響。致使東漢災異說逐漸與讖緯說混同，並日益傾向咒術式的預言占候。87 故東漢災異學者中，學主公羊的王輔、徐穉；取法洪範五行的楊賜、謝弼，以及京氏易學的樊英、郎顗等災異學者無不引讖為證，足見東漢災異學深受讖緯影響。88 應劭災異說既不似何休有墨守公羊的考量；則其受讖緯所影響，應屬合理。如《風俗通》曾明引《春秋運斗樞》、《禮含文嘉》，89 暗用《春秋元命苞》、《孝經援神契》，90 雖諸說蓋本諸《白虎通》，但足見應氏並不排斥讖緯。「詭為隱語，預決吉凶」的讖，預言是其最大的特徵。在哀、平以前，如《史記•趙世家》記載秦繆公所傳下關於晉國國運的「秦讖」， 91 以及秦代「亡秦者胡」、「今年祖龍死」等，92 並不以歌謠、韻語的形態流傳。但在兩漢之際，如「劉秀發兵捕不道，四九雲集龍鬥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或作「劉秀發兵捕不道，卯金修德為天子」）、「劉氏復起，李氏為輔」（或作「荊楚當興，李氏為輔」）等，則開始出始整齊的句式，光武以後更是如此，如章帝元和二年詔引《河圖》「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即是。93 相對地，司馬彪《續志》凡錄詩妖有 12 條，形式大抵以童謠方式呈現，帶有濃厚的預言色彩。童謠由來古遠；但作為帶有預言色彩的童謠，最早見於西周宣王時「檿弧萁服，實亡周國」；94 班固〈五行志〉載有東周童謠（詩妖） 3 條；元、成二帝 3 條；而《續志》12 條詩妖中，桓、靈二朝便占 8 條。何以童子的歌謠具有這種預占的力量？據《論衡・訂鬼》云： 86 同註 1，頁 1911〈張衡列傳〉語。 87 （日）日原利國：《漢代思想の研究》（東京：研文，1986 年），頁 73。 88 同註 46，頁 301-302。 89 同註 16，頁 2-3〈皇霸〉。 90 同註 16，頁 19〈皇霸〉、356〈祀典〉。 91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洪氏出版社影印，1974 年），頁 1786-1787。 92 同前註，頁 252、259。 93 同註 1，頁 1202。 94 同註 18，頁 1464-1465。然此條班固因文云「檿弧」而歸諸射妖，並不在詩妖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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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有妖，聲有妖，文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為妖。象人之形，諸所見鬼是也；人含氣為妖，巫之類是也。是以實巫之辭，無所因據，其吉凶自從口出，若童之謠矣。童謠口自言，巫辭意自出。口自言，意自出，則其為人，與聲氣自立，音聲自發，同一實也。世謂童謠，熒惑使之，彼言有所見也。世謂童子為陽，故妖言出於小童。童、巫含陽，故大雩之祭，舞童暴巫。95 杜預針對《左傳》僖公五年傳所見童謠，注云：童齔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嬉戲之言，似若有馮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覽之士、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為鑒戒，以為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96 二者皆賦予小童之怪誕言辭神祕色彩，認為其與巫辭相仿。《論衡》更指出其或與熒惑有關，《搜神記》便曾記載三國吳地有小兒自稱「我非人也，乃熒惑星也」的怪談。97 故《晉書•天文志》亦云：凡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于地為人。歲星降為貴臣；熒惑降為童兒，歌謠嬉戲；填星降為老人婦女；太白降為壯夫，處於林麓；辰星降為婦人。吉凶之應，隨其象告。98 蓋五星之中，熒惑或因其色紅而顯，最為古人所懼。凡其行宿，乃至於逆行，99多有占候。而熒惑具象人形化的童子，便成為代言吉凶之徵兆。因此中國政治學中謠諺（特別是童謠）便具有一定的神祕徵驗，宋代劉敞〈論災變疏〉猶有「觀天意於災祥，詳民情於謠俗。因災祥以求治之得失，原謠俗以知政之善否」100 之說法。其實發展到東漢，讖言、童謠從功能及形式上，界限已日益模糊。明代郭子章《六語》曾針對前人編纂謠諺之失，試圖將謠語 95 同註 83，頁 939-942。 96 舊題周‧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60 年，阮刻十三經注疏本），卷 12，頁 24。 97 同註 57，頁 113。 98 同註 3，頁 320。 99 行星逆行，今人已知是吾人觀測火星時，因地球公轉周期較火星快，故在行星視運動上，便會產生追過火星的狀況。古人尚未悉知其理，因此對星辰「不進反退」的現象，多有疑懼。 100 宋‧劉敞：《公是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4 年，叢書集選本），頁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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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讖語分開。101 但亦有如賀欣反而將卜辭、童謠、緯書、怪異現象等皆定義為「讖言」。102 串田久治詳細分析中國的謠（童謠）與預言發展，分為四個階段：有災異說以前的謠、災異說影響下的謠、讖緯說隆盛期的謠、和熒惑結合的謠。其中第二階段在昭、元之間，為原始的預言與災異說結合的謠；第三階段則在西漢成帝至後漢，乃為謠最興盛的時期。103 串田久治進一步分析：災異說的本來精神是監督君主的行為、限制君主的權力和抑制政治的腐敗，但是當為封建統治作論證的讖緯逐漸取代了災異說之後，災異說的本來精神便由「謠」繼承下來。從西漢後期開始，以隱射形成批判社會政治的「謠」逐漸流傳開來，並且取代以往盛行的那種與災異說相結合的預言。這種具有社會批判性質的「謠」的出現，與讖緯取代災異說的時間大體一致。104 即認為：這類政治批判的童謠，其形式與作用實與讖言相當，其發展時間亦正是讖緯滲透災異說之時。童謠原不為預言而生，這點由楊慎、杜文瀾等人所編採的《古謠諺》中可得到證明。但是在漢代《洪範五行傳》的推波助瀾下，災異學者便會試圖由童謠中尋其占驗的線索，如此一來童謠就不再是單純「或中或否」的「嬉戲之言」，而更可成為士人批判社會現象所操弄的文學體裁了。從這點來說，率多出於造作的讖言，亦復如是，只是一託童子；一假符命。光武宣布圖讖雖說是抬高讖緯的地位，以合理化自己的政權；但另一層目的卻是限制後人私造讖言，更別提後世各代多有禁讖的政治宣示。如此一來，童謠即變成讖言最好的替代工具。串田氏以為：讖緯逐漸取代了災異說，而災異說的精神由謠所繼承。其實，在東漢讖緯大興之時，災異說依然是士人議政慣用的手段，只能說是加入更多讖緯的色彩。班固〈五行志〉的文獻材料主要出於劉向、歆父子之手，當時讖緯初興，主要災異學者甚至加以排斥，因此班固並沒有理由記載大量讖緯。105 所以詩妖收錄的是童謠，而非讖言。106 這亦影響漢末以下如應劭等人所預設的「詩妖」標準。107 但漢末 101 明‧郭子章：《六語》（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年，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65 冊），頁 35 〈謠語序〉：「楊用脩太史有《古今風謠》，間或闕其事應，亦有非謠而入者，如虞美人、戚夫人歌之類。《古詩類苑》以謠附讖數部，不知讖自讖，謠自謠，未可混也。予乃括諸史〈五行志〉言不從者詩妖者，又諸家集內歌謠，合而併之，命之曰謠語。」 102 賀欣：《兩漢讖言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 年），頁 16-21。 103 （日）串田久治：《中國古代の「謠」と「予言」》（東京：創文社，1999 年），頁 30-31。 104 （日）串田久治著，邢東風譯：〈漢代的「謠」與社會批判意識〉，《中國哲學史》第 1-2 期（1996 年），頁 115。又可參見前註，頁 206、213-214。 105 黃啟書：〈《漢書‧五行志》之創制及其相關問題〉，《臺大中文學報》第 40 期（2013 年 3 月），頁 179。 106 西漢洪範說中，詩妖並不限定由童子所出，亦無有熒惑的神格。故註 18，頁 1377 云：「臣畏刑而柑口，則怨謗之氣發於謌謠，故有詩妖。」然而班固所取例證，則皆出童謠；但無讖言則明矣。

應劭《風俗通‧服妖》所見災異說及其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