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未停滯：從中國社會史分期論爭看全漢昇的唐宋經濟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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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大歷史學報第35期 2005年6月，頁1~53. BIBLID1012-8514(2005)35p.1-53 2005.3.4收稿， 2005.4.19通過刊登. 歷史未停滯：從中國社會史分期論爭看全漢昇的唐宋經濟史研究* 梁. 庚提. 堯. **. 要. 本文著重在探討全漢昇的史學研究對於時代的回應，以了解這位傑出的經濟史學者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發展演變的關聯。全漢昇的唐宋經濟史研究，可以說是陶希聖與傅斯年兩人學風的結合。他的研究在工夫上是踏實的，在方法上是嚴謹的，可是卻不僅僅是就史料以探史實而已。他所得到的結論，糾正了當時知識界對中國歷史演變的誤解。這種誤解以唯物史觀為認識中國歷史的基礎，因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二年的中國社會史論戰而大為流行，雖然有各種不同的講法，但多將中國歷史從戰國以後到近代以前視為一個階段，而將歷史上這段時期的社會看成是停滯而沒有明顯變動的。這樣的誤解，導源於對中國歷史沒有下過踏實工夫的研究，而只套用外國的理論。曾參與中國社會史論戰的陶希聖對此有所領悟，而改弦更張，在作於民國二十二年的〈中國社會史叢書刊行緣起〉裡，強調從史料下工夫的重要，正是對當時知識界盛行藉唯物史觀來了解中國歷史的嚴厲批評。而他的這項主張，和傅斯年發表於民國十七年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所提倡的研究態度，有可以接合之處。所不同的是，陶希聖對中國歷史上的社會究竟如何演變的問題，仍然至為關切。全漢昇深受陶希聖與傅斯年的影響，以踏實嚴謹的態度研究唐宋經濟史，得出唐代中葉以前和唐代中葉以後是兩個不同階段社會的看法，對停滯論者做了有力的反駁。關鍵詞：全漢昇史學思想. 唐宋經濟史研究. 中國社會史分期. 中國歷史停滯論. 社會史論戰. 現代中國史學. *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兩年期研究計畫「歷史未停滯：全漢昇的唐宋經濟史研究」（NSC91-2411-H-002-091，NSC92-2411-H-002-015）的總結成果，此計畫為周樑楷教授總主持之整合型計畫「顛沛流離：近代中西史家及其史學思想，1930-1960」的一項子計畫。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2) 梁. 2. 庚. 堯. 一、前言二、社會史論戰中的長期停滯論三、時代細分論的提出四、三階段說的落實五、全漢昇的唐宋經濟史研究六、尾語. 一、前言卒於民國九十年，享壽恰好九十歲的全漢昇，是當代中國傑出的經 1. 濟史家，在學術上的貢獻與影響均甚大，被尊為「經濟史壇祭酒」。他對中國經濟史研究的起步甚早，民國二十三年尚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就讀的期間，已出版專著《中國行會制度史》；這年，陶希聖創辦《食貨》半月刊，在創刊號上也有他的一篇〈宋代都市的夜生活〉，以後幾年，他多次在這份中國社會經濟史專業刊物上撰文。民國二十四年自北京大學畢業後，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隨史語所輾轉於各地，並於民國三十八年隨中研院遷來臺灣，至民國五十四年才離開史語所，到香港任教。在史語所長期工作以及在香港任教的期間，他的研究工作大致可以用民國三十八年劃分為前後兩階段，此年以前，他的研究範圍上溯漢末，下及元代，而以唐宋經濟史為主；此年以後，他的研究重心 2. 轉移到明清與近代的經濟問題。本文所要討論的，是全漢昇前一階段 1 何漢威，〈代序：經濟史壇祭酒全漢昇先生傳略〉，收入全漢昇教授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薪火集：傳統與近代變遷中的中國經濟：全漢昇教授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I~IV。 2 全氏生平事蹟可參考：王業鍵，〈全漢昇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上的重要貢獻〉，《食貨》月刊復刊 14 卷 11、12 期（1985，臺北），1~14；李木妙，〈全漢昇〉，《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 期（1986，臺北），53~68；李木妙，〈享譽中外的中國經濟史家──全漢昇教授生平及其著述〉，《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刊》4、5 期（1991，香港），109~118；.

(3) 歷史未停滯：從中國社會史分期論爭看全漢昇的唐宋經濟史研究. 3. 的研究在當代史學史上的意義。不過這一階段的研究雖然大體上在民國三十八年已經結束，但是這年以後，他對唐宋經濟史的關注並未完全中止，在臺灣與香港仍然有相關的演講與著作。所以僅以全漢昇前一階段的研究成果做為本文的主題，而不及於其畢生的業績，一方面固然與個人的研究興趣及能力侷限有關，另一方面也由於他在這一個課題上的成績，在當代史學史上有重要的意義。全漢 3. 昇自言，在大學時代受陶希聖與傅斯年兩位師長的影響最深，他的唐宋經濟史研究，實際上也就是這兩位師長學風的結合。他的研究在工夫上是踏實的，在方法上是嚴謹的，可是卻不僅僅是就史料以探史實而已。他所得到的結論，糾正了當時知識界對中國歷史演變的誤解。這種誤解以唯物史觀為認識中國歷史的基礎，因民國二十年到二十二年《讀書雜誌》將中國社會史論戰推動至高潮而大為流行，雖然有各種不同的講法，但多將中國歷史從戰國以後到近代以前視為一個階段，而將歷史上這段時期的社會看成是停滯而沒有明顯變動的。這樣的誤解，導源於對中國歷史沒有下過踏實的研究工夫，而只套用外國的理論。曾參與中國社會史論戰的陶希聖對此有所領悟，而改弦更張，在作於民國二十二年的〈中國社會史叢書刊行緣起〉中說，「我們的誓願是，寧可用十倍的勞力在中國的史料裡去找出一點一滴的木材，不願用半分的工夫去翻譯歐洲史學家的半句子來，在沙上建立堂皇的樓閣。」正是對當時知識界盛行套用唯物史觀來解釋中國歷史的批評。而他這項主張，和傅斯年全漢昇，〈回首來時路〉，收入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週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下冊，487~494；何漢威，〈代序：經濟史壇祭酒全漢昇先生傳略〉；何漢威，〈全漢昇與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3 期（2002，北京），146~149，此文承陳慈玉教授示知，謹此致謝；何漢威，〈中央研究院院士全漢昇先生傳〉，《新亞研究通訊》15 期（2002，香港），4~6；全漢昇院士治喪委員會，〈故中央研究院院士全漢昇先生事略〉，復收入《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33 期（2002，臺北），261~265，改名〈全漢昇先生傳略〉。全氏著作編年最詳者，見〈全漢昇教授著作目錄〉，《薪火集：傳統與近代變遷中的中國經濟：全漢昇教授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619~631。 3 見李木妙，〈全漢昇〉；黎志剛、林燊祿訪問，〈全漢昇院士〉，《漢學研究通訊》5 卷 1 期（1986，臺北），12~15。.

(4) 梁. 4. 庚. 堯. 發表於民國十七年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所提倡的研究態 4. 度，有可以接合之處。所不同的是，陶希聖對中國歷史上的社會究竟如何演變的問題，仍然至為關切。全漢昇深受陶希聖與傅斯年的影響，以踏實嚴謹的態度研究唐宋經濟史，得出唐代中葉以前和唐代中葉以後是兩個不同階段社會的看法，可以說是對停滯論者的有力反駁。正如全漢昇的一位學生對全氏的評論：「實際上，他不少研究都甚 5. 具現實意義」，本文的目的，即在於闡釋全漢昇謹嚴研究態度覆蓋之下的歷史觀點，及其與時代的關聯。全文除前言、結語外，共分四節。由於全漢昇對於唐宋經濟演變的見解是針對停滯論者而發，所以首先討論中國社會史論戰中的停滯論；全氏的中國經濟史分期看法來自陶希聖，所以接著說明包括陶希聖的主張在內的時代細分論；全氏最早的經濟史論著發表於陶希聖所主編的《中國社會史叢書》和《食貨》半月刊，這套叢書和這份刊物中有關中國歷史分期的討論，對他研究方向的醞釀與課題的選擇應有直接的影響，所以再接著以這套叢書和這份刊物為主，探討陶希聖歷史分期主張的落實於學術研究；最後則承接以上各節，分析全漢昇有關唐宋經濟史的論著，闡明其唐宋經濟史觀點。. 二、社會史論戰中的長期停滯論本籍廣東順德的全漢昇，民國二十年於高中畢業後，自廣州北上， 6. 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踏入了他的學術生涯。和他同時考入的同學中，. 4 梁庚堯，〈從《讀書雜誌》到《食貨》半月刊──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興起〉，收入周樑楷編，《結網二編》（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285~340。〈中國社會史叢書刊行緣起〉見民國二十二年初版的劉道元《兩宋田賦制度》（臺北：食貨出版社， 1978）書前所載；〈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載民國十七年出版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收入傅斯年，《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冊 4，253~266。 5 何漢威，〈全漢昇與中國經濟史研究〉。 6 李木妙，〈全漢昇〉。.

(5) 歷史未停滯：從中國社會史分期論爭看全漢昇的唐宋經濟史研究. 5. 有何茲全，四年後和他同時畢業的同學中，除何茲全外，又有楊向奎、 7. 李樹桐、高去尋，日後都成為中國史學界的菁英，其中何茲全和他同 8. 樣受陶希聖的影響，而走向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當時北京大學名師雲集，全漢昇在校期間，先後在歷史系修讀過傅斯年的「中國古代史單題研究」、錢穆的「中國上古史」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陳受頤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和「歐洲中古史」等課；然而影響他日後 9. 研究方向最大的，卻是到政治系選修陶希聖的「中國社會經濟史」。這時正是北伐完成後沒有幾年，北伐前後經歷了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由合作而分裂的過程，因中共內部發展路線的爭論而引生出中國社會性質的爭論，又再進而爭論中國社會史發展的分期問題。參加這一場所謂「中國社會史論戰」的，除了中共內部的不同派系之外，也有一部分國民黨人，而陶希聖則是這場論戰中的焦點人物之一，他對中國社會史的看法，是論戰中爭議的一個中心。原在文化圈中討論，帶有政治性質的中國社會史問題，因陶希聖到北京大學政治系任教，而引入了深富學術氣息的北京大學。陶氏到北京大學任教，也是在民國二十年的秋天。當時的學生由於受社會史論戰的影響，對中國社會史的問題很感興趣。他分析深刻，引人入勝，很快成為北京大學最受歡迎的教授之一，並且啟引了一些學生致力於研究中國 10. 社會經濟史。全漢昇應該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跨系修讀了「中國社 11. 會經濟史」這門課，並使他決心研究中國經濟史。全氏既然選修陶希聖講授的課程，應該知悉中國社會史分期的論爭。事實上，他入學在民 12. 國二十年九月，而《讀書雜誌》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專號第一輯就 7 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1912~193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571、761。頁 571 所錄之新生錄取公告，將「全漢昇」誤為「金漢昇」。 8 何茲全，〈悼念我師陶希聖先生〉，《傳記文學》53 卷 2 期（1988，臺北），56~58。 9 李木妙，〈全漢昇〉。 10 何茲全，〈悼念我師陶希聖先生〉；劉道元，《九十自述》（臺北：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4），上冊，45~47。 11 黎志剛、林燊祿訪問，〈全漢昇院士〉。 12 全漢昇入學月份，見李木妙，〈全漢昇〉。.

(6) 梁. 6. 庚. 堯. 13. 在十一月出版，此後至民國二十二年三月為止，共出版了四輯。他大學生涯的大半，是伴隨著這份專號各輯的出版度過。他很有可能在修習「中國社會經濟史」一課之前及同時，讀過這份專號各輯中的論著。民國三十三年，他在以筆名「皮倫」所寫的一篇書評中說：「約在抗戰開始前幾年，在讀書雜誌上從事中國社會史論戰的人們，由於史料搜索的不完備，往往說完春秋戰國或秦漢之後，一跳就跳過千多二千年，接著便大談其鴉片戰爭以後的社會經濟史。他們大多數都以為由秦漢至明清約共二千多年的中國社會，差不多完全沒有什麼變動，……無論給它戴上的帽子有種種式式的不同，由秦漢至滿清二千年左右的經濟社會史可 14. 以劃成一個段落，他們的見解卻完全一致。」可見他熟知《讀書雜誌》上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以及論戰中對中國社會史分期的特色。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對於中國歷史分期的爭辯，其實只是爭辯如何將馬克斯（Karl Marx）的歷史階段論套用在中國歷史上，史實只是嵌進 15. 這套階段論的材料。由於爭辯的主體是歷史唯物論，所以在論戰中對於史實的徵引與討論明顯不足，就如全漢昇所說，尤其以自秦漢至晚清的二千年為甚，也因此認為這「二千多年的中國社會，差不多完全沒有什麼變動」。論戰的這種特色，在《讀書雜誌》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專號出刊以前已經存在。所以王禮錫在〈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中提到 13 《中國社會史論戰》專號第 1 輯載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於民國二十年的《讀書雜誌》1 卷 4、5 期，第 2 輯載 2 卷 2、3 期，第 3 輯載 2 卷 7、8 期，均於民國二十一年出版，第 4 輯載於民國二十二年出版的 3 卷 3、4 期。出版時間見各期《讀書雜誌》。又見鄭學稼，《「社會史論戰」的起因和內容》（臺北：中華雜誌社，1965），6。《「社會史論戰」的起因和內容》後收入鄭學稼，《社會史論戰簡史》（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8），為上卷。 14 皮倫，〈評陶希聖武仙卿著南北朝經濟史〉，《文史雜誌》4 卷 5、6 期合刊（1944，重慶），52~56。 15 王宜昌在論戰中指出：「而在一九二七年以來，人們都利用著歷史的唯物論研究所得的結論做為根本的指導原理，而將中國史實嵌進去。」見王宜昌，〈中國社會史短論〉， 2，《中國社會史論戰》，第 1 輯，收入王禮錫、陸晶清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民國叢書》第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編按：《中國社會史的論戰》所載篇章，每篇頁碼皆獨立起頁，全書未編連續頁碼。.

(7) 歷史未停滯：從中國社會史分期論爭看全漢昇的唐宋經濟史研究. 7. 中國歷史發展的特異，「長期間的停滯，不能依著歷史發展的律規發展到工業資本的階段。而這『長期間』是封建時期？或者是商業資本時期？這『停滯』是為什麼原因？……這些都是現在爭論著而不能解決的問 16. 題。」可見無論是封建時期的觀點，或是商業資本主義時期的觀點，中國歷史都因為「長期間的停滯」而被認為是「特異」，而其所以被認為是「特異」，是因為對照著馬克斯以歐洲歷史為基礎而建立的「歷史發展的律規」，有太長的一段時間沒有變動的緣故。. 17. 這種對中國歷史的認識，在《讀書雜誌》將中國社會史論戰推動至 18. 高潮的期間繼續存在。除了王宜昌和陶希聖對於中國歷史的分期有比較特殊的看法，不認為自秦漢至晚清的二千年歷史沒有明顯的變化之外，「停滯」的觀點仍然散見於各輯「中國社會史論戰」專號的作品中。例如，朱新繁在〈關於中國社會之封建性的討論〉中認為，可以從事實上、理論上證明，從春秋戰國以後，一直到帝國主義入侵以前，「中國 19. 依然是一個封建國家，封建制度並沒有破壞」。對於中國近代社會性質和朱新繁有截然不同看法的孫倬章，也同樣說「中國數千年都處於黑 20. 暗的封建勢力之下，封建勢力當然異常濃厚」。陳邦國依據拉狄克（Karl Radek）的說法，指出中國因為地理及社會條件的限制，自秦以後沒有跳出「循環」圈外，他所謂的「循環」，是指商業資本沒有走向 16 王禮錫，〈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9，《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1 輯。 17 王禮錫在〈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中說：「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裏，都是唯物的內部的爭鬥」，見該文頁 6。 18 關於這段期間歷史分期方式及長期停滯論的研究，已有 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186-220；白鋼編著，《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論戰的由來與發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第 1 章；吳安家，〈三十年代學者有關「封建制度」的論戰〉（上）、（下），分載《東亞季刊》18 卷 4 期（1987，臺北），23~52，及 19 卷 1 期（1987，臺北），72~89；趙慶河，《讀書雜誌與中國社會史論戰（一九三一∼一九三三）》（臺北：稻禾出版社，1995），第 3、4、5、7 章。 19 朱新繁，〈關於中國社會之封建性的討論〉，18，《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1 輯。 20 孫倬章，〈中國經濟的分析〉，56~57，《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1 輯。.

(8) 梁. 8. 庚. 堯. 工業資本，而是走向土地投資和高利貸，農民喪失土地，造成社會矛盾，導致每一個朝代都亡於同樣的原因，這顯然是認為自秦以後長期處於商 21. 業資本時期。在〈對于中國社會史論戰的貢獻與批評〉中批評陳邦國的李季，他的看法其實也和陳邦國有相通之處。他在文中首先列舉了包括郭沫若在內各家封建的說法，感嘆中國自古至今只見封建，「這不是一個大謎麼？！」然後提出他自己的分期，他將「封建的生產方法時代」劃在周初至周末，而將秦朝至清朝鴉片戰爭前劃為「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時代」，又引據馬克斯的著作，指出前資本主義的農村是封建制度的殘餘現象，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直接結合而構成一個地方小市場的網， 22. 而高利貸資本和商人資本很佔優勢。熊得山顯然也認為自東周以後，由於商業資本的萌芽，而往前資本主義的社會階段演變，他在稍早的另一篇文章則清楚地指出，「中國王朝縱有興亡，而社會之停滯不前仍如 23. 故」。胡秋原又有自周末至近代為先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張，而土地資 24. 本與商業資本的聯合是這一段時期的特色。此外，戴行軺視這二千年為「過渡社會時代」，是封建社會時代和資本主義社會時代之間的過渡，而沒有為之特別命名；此一時代的特徵是由士大夫階級所構成的官僚政治，而必須在商業資本發達之後，貨幣經濟增加，才會有官僚政治的萌芽。. 25. 21 陳邦國，〈中國歷史發展的道路〉，15~17，《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1 輯。俄人拉狄克的說法，見其《中國革命運動史》，此書於民國十六年後譯為中文，王宜昌在〈中國社會史論史〉中曾引用：「中國商業資本主義已有幾千年的發展，歷史上的封主完全沒有了」，見該文，21，《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2 輯。同樣引據拉狄克的說法，認為由於商業資本的發展，使秦以後的歷史走入循環圈的，還有王伯平，見王伯平，〈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之發軔〉，16~17，《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3 輯。 22 李季，〈對于中國社會史論戰的貢獻與批評〉，2~4、14~15、49~54，《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2 輯。 23 熊得山，〈中國商業資本的發生之研究〉，4~6、29，《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3 輯；熊得山，〈中國農民問題之史的敘述〉，6，《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1 輯。 24 胡秋原，〈略覆孫倬章君并略論中國社會之性質〉，41~43，《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2 輯。 25 戴行軺，〈中國官僚政治的殁落〉，3~4、12~13，《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1 輯。.

(9) 歷史未停滯：從中國社會史分期論爭看全漢昇的唐宋經濟史研究. 9. 李季「這不是一個大謎麼」的感嘆，進一步見於王禮錫〈中國社會 26. 形態發展史中之謎的時代〉一文的題目。他在此文開宗明義地指出，「自秦代至鴉片戰爭以前這一段歷史是中國社會形態發展史中的一段謎的時代」，所以是一個「謎的時代」，在於「為什麼會有二三千年的不變的社會」，這依然是他在〈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中所提出的問題。他列舉了有關這段時期的各家主張，包括（1）以俄人馬札爾為代表的亞細亞生產方法論；（2）以郭沫若為代表的封建制度論；（3）以梅思平（公孫愈之）為代表的商業資本主義社會論，及以李麥麥為代表，認為經濟基礎為商業資本的君主專制論；（4）以陶希聖舊說和李季為代表的前資本主義社會論；（5）以王宜昌和陶希聖新說為代表的時代細 27. 分論。至於王禮錫自己，則以「專制主義」來解答這個謎，而專制主義立足於商業資本而成長，近於李麥麥的主張，而胡秋原也有相同的看 28. 法，可以視為第六說。上述六種說法，時代細分論暫且不論，其他五說中，中國有一個長期不變的亞細亞生產方法時期的主張，出自於外國人，國內較少有人呼 29. 應。胡秋原則將其解釋為專制主義的農奴制或亞洲之先資本制，「即 30. 與農村公社結合的封建的及一部分農奴底制度」，時間則在秦至清末。. 餘下雖有四說，其實可以大別分為封建與商業資本兩種見解，商業資本官僚政治之說基本上是發揮陶希聖的見解。 26 載《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3 輯。 27 王宜昌主張自周至五胡十六國以前為奴隸制度，自五胡十六國至清末為封建制度；陶希聖主張戰國至後漢為奴隸經濟佔主要地位時期，三國至唐末五代為封建莊園時期，宋以後為先資本主義時期。 28 李麥麥的說法，見其〈中國封建制之崩潰與專制君主制之完成〉，胡秋原的看法見〈專制主義論〉，載《讀書雜誌》2 卷 11、12 合期（1932，上海）。胡秋原在〈亞細亞生產方式與專制主義〉中又說：「中國東周的封建主義，因商品經濟之分解，發生變質而為專制主義，自秦至清末，就在這一個階段。」見該文，21，《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3 輯。 29 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191. 30 胡秋原，〈亞細亞生產方式與專制主義〉，17、21，《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3 輯。.

(10) 梁. 10. 庚. 堯. 主義、前資本主義和專制主義三種說法有其相通之處，都強調商業資本的作用，王禮錫便將主張專制主義的李麥麥列入商業資本主義社會論中，而胡秋原又將專制主義等同於先資本主義。這三種說法都將封建社會劃在春秋戰國以前，只是認為商業資本雖然分解了原有的社會基礎，卻不足以使社會形態演變為資本主義社會，也因此而有二千年的停滯。而無論那一種說法，都可以從馬克斯及其詮釋者的著作中找到依據。. 31. 但是商業資本對一些爭論者來說，在理論中的作用畢竟只是分解，而未能促成一種新的社會形態出現，「前資本主義」之所以冠以「前」字，原因即在於此，也因此有人將這一段期間命名為「過渡」，如前述的熊得山。杜畏之雖然沒有為這段時期命名，卻也說「而封建社會分解後則繼之以被歷史拉長的過渡階段──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之過 32. 渡」，而「這裏面有封建關係，有奴隸勞動，有資本主義關係」。梁園東同樣著眼於這長期間社會基礎的複雜性，認為既不能完全看成是封建社會，也不能完全看成是商業資本社會，因而稱之為「半封建社會」或「農村商業社會」。. 33. 在封建或商業資本主義的爭論中，十九世紀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者喜爾德布藍（Bruno Hildebrand）所提出的自然經濟、貨幣經濟兩個前後銜接的經濟史階段，成為一些爭論者用來了解封建或商業資本主義社會性質的重要概念。當時社會史論戰的參與者，對於喜爾德布藍的自然經濟、貨幣經濟、信用經濟三階段歷史分期，應該多少有所知，例如李季在〈對于中國社會史論戰的貢獻與批評〉中，介紹西洋經濟學者各種對於經濟史時代的劃分，就曾提及。李季此文批評陳邦國，陳邦國撰〈「關於社會發展分期」並評李季〉加以反駁，也說他對於李季所提的那些作 34. 經濟史分期的西洋學者，雖不敢說熟稔無遺，卻多少知道些。此外，. 31 參考吳安家，〈三十年代學者有關「封建制度」的論戰〉（上）、（下）。 32 杜畏之，〈古代中國研究批判引論〉，21，《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2 輯。 33 梁園東，〈中國社會各階段的討論〉，21，《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3 輯。 34 李季，〈對于中國社會史論戰的貢獻與批評〉，7，《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2 輯；陳邦國，〈「關於社會發展分期」並評李季〉，6，《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3 輯。.

(11) 歷史未停滯：從中國社會史分期論爭看全漢昇的唐宋經濟史研究. 11. 論爭者有時也會引用馬克斯理論詮釋者的說法，來說明自然經濟或貨幣經濟與其對應的社會階段性質的關係。李季引用了列寧（Lenin Vladimir Ilich）所說的封建的徭役經濟的四個條件，其中第一個就是「自然經濟 35. 的獨霸」；田中忠夫也引用列寧的話：「封建經濟是一種自然經濟， 36. 反之，資本主義經濟則為以貨幣為基礎的經濟」；王禮錫引用了杜波羅夫斯基（S. Dubrovsky）對於馬克斯的詮釋，認為封建制度的特徵是 37. 自然的農業經濟與家庭手工業的聯合，以及實物地租；胡秋原則引用坡克羅夫斯基（Pokrovsky）和哥兌斯（M. Godes）的說法，認為封建制度定義的第一點為「基礎是自然經濟」，又引述坡克羅夫斯基所說：「商品經濟分解封建主義之經濟體制，也變化其政治體制。這變化，就是專制主義」，而以官僚、常備軍及貨幣租稅之存在為其特徵的專制主義，「立腳于商業資本之上成長」。. 38. 無論對於中國社會史分期採取那一種看法，論爭者大致都同意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社會是建立在自然經濟之上，而商品的交換或貨幣的流通則是分解封建社會的重要力量。例如，主張中國長期停滯於封建社會的朱新繁，就認為「在封建社會，自然經濟佔著主要的形式，但是決不能說，在封建時代，沒有商品交換及貨幣流通的現象發生」，然而「商品經濟的發展，雖然使農村自然經濟漸次發生解體的作用，可是進展的程度，是非常緩慢」，從春秋戰國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農村中自然經. 35 李季，〈對于中國社會史論戰的貢獻與批評〉，41，《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2 輯。原作烏里耶諾夫，按：列寧原名 Vladimir Ilich Ulianof。 36 田中忠夫，〈中國社會史研究上之若干理論問題〉，8，《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2 輯。原作伊里奇，應自列寧原名中的 Ilich 而來。 37 王禮錫，〈中國社會形態發展史中之謎的時代〉，8~9，《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3 輯。 38 胡秋原，〈亞細亞生產方式與專制主義〉，12、14~15，《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3 輯。胡秋原在〈中國社會═文化發展草書（上）〉，又引述考茨基（Karl Johann Kautsky）和普萊勃拉仁斯基的話，來說明自然經濟是封建制度的特徵，見該文，31、46，《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4 輯。.

(12) 梁. 12. 庚. 堯. 39. 濟還是佔著優勢」。對於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看法和朱新繁截然不同，可是同樣主張中國近代以前長期停滯於封建社會的孫倬章也說：「封建社會的經濟，是自給自足的經濟」，而當時中國「農村的封建經濟基礎，──自然經濟，已傾覆了；農村不獨商品化了，而且資本主義的生 40. 產，亦逐漸發展了。」主張秦以後的中國長期處於商業資本時期的陳邦國，認為秦以後封建社會崩潰的原因之一，是貨幣經濟的發達，而「商品經濟是破壞封建經濟（自然的生產形式）的」；他又認為宋代貨幣經濟發展到極可觀的程度，由於蒙古人的入侵，封建社會在一個很短的特 41. 殊時期，又得以發展，這時「貨幣經濟退到自然經濟」。批評陳邦國，看法和陳邦國其實有相通之處的李季，則指出「西周是自然經濟時代， 42. 直至春秋戰國，商品的生產才發展，這正是封建制度的末期」。認為東周以後商業資本才開始萌芽的熊得山，把夏、殷、西周看成是自給自足的莊園經濟時代，又說這時的社會大部分「尚停留在自然經濟的領域」，貨幣尚不普遍，「物物的直接交換，亦在所不免」；而在宋代， 43. 貨幣經濟雖然尚未佔唯一重要的地位，可是「已見盛行」。視周末至近代為先資本主義社會或專制主義的胡秋原，周代對他來說，是在封建社會時期，《孟子》書中所描寫的封建社會中的井田制度，他認為無疑是「自然經濟的農村公社的風光」；而到了戰國時代，各國為了爭戰而大量養兵，非有大量貨幣不行，「貨幣商品經濟刺激了掠奪的欲求」， 44. 又因掠奪而「痛感貨幣的必要」。而以周末至近代間的二千年為封建與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的戴行軺，則清楚地說，只有商業資本發達之後，貨幣經濟增加，做為這一段時期特徵的官僚政治，才會萌芽。此外，涉及從自然經濟到貨幣經濟的演變過程的，還有張橫和任 39 朱新繁，〈關於中國社會之封建性的討論〉，22，《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1 輯。 40 孫倬章，〈中國經濟的分析〉，39、45，《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1 輯。 41 陳邦國，〈中國歷史發展的道路〉，11~12、18~19，《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1 輯。 42 李季，〈對于中國社會史論戰的貢獻與批評〉，44，《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2 輯。 43 熊得山，〈中國商業資本的發生之研究〉，29~30、37，《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3 輯；熊得山，〈中國農民問題之史的敘述〉，7，《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1 輯。 44 胡秋原，〈中國社會═文化發展草書（上）〉，36、76，《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4 輯。.

(13) 歷史未停滯：從中國社會史分期論爭看全漢昇的唐宋經濟史研究. 13. 曙。張橫在〈評陶希聖的歷史方法論〉中，站在派別的立場上，批評陶希聖和俄人拉狄克的說法，前者認為商業資本的發生，破壞了中國的封建制度；後者則說秦朝是商業資產階級的政權，秦始皇統一以後，貨幣經濟代替了自然經濟，封建制度開始瓦解。張橫也同意周末商業資本開始發展，自然經濟因貨幣經濟的產生而逐漸崩潰，可是他認為商業資本雖然在某種程度上破壞了自然經濟，腐蝕了封建社會，然而並沒有破壞建築於地主剝削農民的生產關係上的封建制度；貨幣經濟發達以後，地 45. 主提高奢侈的欲望，越發加重對人民的剝削。張橫的說法，其實只是在「腐蝕」和「破壞」上做分辨，和陶希聖原先認為中國封建制度破壞的過程停滯遷延，在商人資本和土地所有互為因果的社會經濟上，可以 46. 設定某種形式的封建剝削，並沒有本質上的差異。任曙在〈怎樣切實開始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商榷〉中，引用高峰譯《西方革命史》的一段話，並表示完全同意：「中國自然經濟的崩壞與交換經濟的發展是在西元前四世紀到二世紀」；紀元初，「中國貨幣經濟已經大大的發展了」；十二、十三世紀時，「在中國商業資本已達到了統治的地位」；十三、十四世紀蒙古人統治全亞洲時，中國的貨幣在這一個範圍之內可以通用，「從這種貨幣不祇是金錢而也有紙幣一點看來，就可以知道中國交 47. 換經濟的發展到了何種程度」。任曙雖然沒有明確說出他對中國社會史分期的看法，但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應是以周代為封建社會，而秦漢以來則是商業資本社會了。就以上的討論看來，社會史論戰時期的論爭者大多認為，自秦至晚清約二千年的歷史是沒有明顯變化的，而對這二千年歷史的社會性質，雖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大別可以分為封建和商業資本兩派。不論那一派，都由於西方經濟學說的傳入，以及馬克斯理論詮釋者的採用，把馬 45 張橫，〈評陶希聖的歷史方法論〉，8~9、12~13，《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2 輯。 46 陶希聖，《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臺北：食貨出版社，1971），6、24。 47 任曙，〈怎樣切實開始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商榷〉，5~7，《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3 輯。王宜昌〈中國奴隸社會史──附論〉曾提及俄人金果爾、樸利果仁的《西方革命史》，疑即高峰所譯之書，見王宜昌，〈中國奴隸社會史──附論〉，14，《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3 輯。.

(14) 梁. 14. 庚. 堯. 克斯的歷史階段論和喜爾德布藍的經濟史階段論結合在一起。對於封建說這一派來說，多主張停滯的二千年一直處在自然經濟時代，但也有人認為即使自周末以後逐漸進入了貨幣經濟的時代，封建制度並沒有因之而破壞；對於商業資本說這一派來說，秦以前的周代才是以自然經濟為特色的封建社會，周末以來，封建社會已由於商業資本的作用而分解，而貨幣的流通則是商業資本活躍的一項特徵。但是秦以來的二千年是否都處於貨幣經濟的時代呢？商業資本論者卻沒有明確的說明，他們其實也和封建論者一樣，對這二千年的歷史很少討論，至多也不過是舉了戰國秦漢或宋元做為貨幣經濟興盛的例證；也有人認為即使在宋代，貨幣經濟並未佔唯一重要的地位。無論如何，日後全漢昇的唐宋經濟史研究，一方面固然是對於社會史論戰時期的停滯論者的反駁；另一方面，他避開了社會史論戰時期如封建、商業資本這一類源自於馬克斯理論的語詞，卻也採用了論戰中所常見而同樣是源於西方經濟史學說的自然經濟、貨幣經濟等語詞，從自然經濟到貨幣經濟的演變，正是他的唐宋經濟史學說的主軸。. 三、時代細分論的提出全漢昇從唐宋經濟史研究而否認中國歷史有二千年停滯的觀點，來自他在北京大學求學時的業師陶希聖。陶希聖原本也認為自從周朝末年封建社會為商業資本所分解之後，直到近代以前，都是所謂的前資本主義時期，在這二千年的時間，封建制度破壞的過程是停滯遷延；但是在《讀書雜誌》發動的中國社會史論戰期間，他卻有了新的看法，王禮錫將其歸入時代細分論。同樣歸入時代細分論的，還有王宜昌。首先對這二千年歷史再做階段劃分的，是王宜昌。王宜昌在四輯「中國社會史論戰」專號中，陸續發表了〈中國社會史短論〉、〈中國社會史論史〉、〈中國奴隸社會史──附論〉、〈中國封建社會史〉四文，除〈中國社會史論史〉外，其他三篇都涉及他對中國社會史分期的觀點。在〈中國社會史短論〉中，他將中國社會史的分期從現代往前推，在現.

(15) 歷史未停滯：從中國社會史分期論爭看全漢昇的唐宋經濟史研究. 15. 代的中國社會，資本主義正在完成，封建制度雖仍存在，卻也走向沒落，正在消滅。封建社會可以從現代以前追溯到五胡十六國，因外族的擾亂中原而形成。特徵是農業的主要組織是地主、貴族、僧侶們的莊園，莊園中的主要勞動者是農民與農奴，此外又有賤奴僕婢，則是奴隸制度的遺跡；城市與農村中有獨立的手工業者，手工業者和商人發達起來後，在城市發展了行會的工商組織，商工業的發展增大了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而有更多兼併的地主。奴隸社會可以從五胡十六國以前追溯到周代，周族征服了商族而建立起奴隸制度，用之於農耕與經營城邑；春秋以後，商業的發達增加了奴隸的貿易，而奴隸也用之於商業的生產。秦、漢兩代都以奴隸從事統治，商業的繼續發展加重了土地兼併和奴隸買賣。從周代更往前古追溯，則是原始共產社會，這時的社會組織是以母 48. 系為中心的氏族，而農業生產組織即是傳說中的井田制度。這一個分期法，把從秦到近代以前的二千年，以五胡十六國為界線，分成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兩段，不過前一段的奴隸社會，卻是延續自周代以來的社會性質而來的。王宜昌把他對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兩個階段的看法，在〈中國奴隸社會史──附論〉、〈中國封建社會史〉兩文中做了比較詳盡的闡釋。前文把奴隸社會再上溯到殷代及其以前，往下則敘述到三國、西晉。文中所強調的是，奴隸在這段時期是重要勞動力，即使春秋戰國工商業興起以後，甚至在漢代，商業的發達已使「貨幣在經濟中有廣大的數量存在」，情況也沒有改變。因商業的興盛而有兼併，社會中的自由民因兼 49. 併而有貧富分化，貧者賣身成奴隸，而為豪富、工商地主所役使。後文則把五胡亂華以後因戰亂而成的蔭附看成是農奴，他們在僧侶、門閥所擁有的廣大莊園中耕作，莊園制度做為鄉村中農業的一種封建形式，一直延續到明清。他引用了烏利亞諾夫（列寧）的一句話：「封建制度是建築在自然經濟與農業風俗統治的形式上」，目的雖在於說明中國封建社會中的風俗統治，但是也可以看出他同意，因商業尚未發展起來而 48 王宜昌，〈中國社會史短論〉，《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1 輯。 49 王宜昌，〈中國奴隸社會史──附論〉，《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3 輯。.

(16) 梁. 16. 庚. 堯. 存在的自然經濟，是封建社會的經濟特徵。他又對中國封建社會時期再細做分期，六朝是封建制度的黑暗時代，隋唐則已進入封建制度的光明期。在隋、唐兩代，手工業和城市從農業獨立出來，而有商業的復興，手工業和城市的發展造成了行會的出現，具有市場獨佔性質的行會是城市中的封建形式，而這種組織，從宋代以後延續到明清仍然存在；海外交通開始發展，土地私有制度確立，更促進了國內的商業發展，商業的發達使得貨幣也發達起來了。工商業在宋、元、明三代繼續進展，而這段時期已是封建社會的變化期，其特色則是貨幣經濟的發達，貨幣的需要大增，金屬貨幣感到不足，於是有紙幣的出現，銀也逐漸用為貨幣，但是貨幣也以高利貸與稅役的方式，助長封建特權，為害於農民。再往後的清代，則是中國的封建經濟抵抗不住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入侵，而走向衰頹的時候了。. 50. 陶希聖提出時代細分論要比王宜昌稍晚，不過即使在《讀書雜誌》發動社會史論戰之前，他視秦漢至清末為一個階段的期間，他已注意到在這段長達二千年的時間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變化，而自然經濟和貨幣經濟的起伏，也已經是他一再討論的現象。早在民國十六年北伐過程中發生寧漢分裂以後，已有新生命和新思潮兩派在爭論中國社會與中國 51. 歷史的性質。屬於新生命派的陶希聖，把他在民國十七年發表的作品結集為《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民國十八年發表的作品結集為《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從這兩本書可以觀察他較早對於中國社會史分期的看法。這段期間陶希聖對於自秦漢至近代以前二千年間社會歷史的觀點，即王禮錫所說的「陶希聖舊說」，屬於前資本主義社會論。陶希聖認為，周代的封建社會在周末以後已因商業資本的作用而分解，但是資本主義社會在近代以前卻一直沒有出現，取代封建貴族而協助君主統治國家的官僚士大夫，成為一種封建勢力，桎梏了工商業資本主義的發 50 王宜昌，〈中國封建社會史〉，《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4 輯。 51 王宜昌用陶希聖的話，稱這一段時期的爭論為回想時期，意為革命後的回想，見王宜昌，〈中國社會史論史〉，22~39。.

(17) 歷史未停滯：從中國社會史分期論爭看全漢昇的唐宋經濟史研究. 17. 52. 展。由於封建社會已成過去，封建勢力仍然存在，資本主義社會並未依照馬克斯歷史階段論的順序出現，所以他一方面說：「秦漢以後的中國還是在前資本主義時期」，另一方面說：「自戰國到最近，是一個變質的封建社會。在數千年的歷史上，我們看見許多類似於資本主義社會 53. 的現象，又看見了許多和嚴正的封建制度相同的現象」；又說：「中國封建社會的崩壞，實開始於公元前五世紀，而直至今日，中國的主要生產方法還不是資本主義。……此二千五百年的中國，由封建制度言， 54. 是後封建制度時期；由資本主義言，是前資本主義社會。」這一段既是前資本主義社會又是後封建制度時期的期間，長達二千五百年之久，商業資本雖然已經發達，現物地租和現物賦稅卻一直通行，市場獨佔的 55. 現象也始終存在，「帶有歐洲中世的性質」，在這樣的情況下，他認 56. 為「中國封建制度的消滅過程，因此也停滯遷延沒有鮮明的段落了。」. 所以他會認為中國的歷史從古到今有兩次大變革，「自春秋至漢為第一次變革」，「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以後，尤其是一九○○年以後至現在為 57. 第二次變革」。由此看來，這時的陶希聖，也認為這兩次大變革間二千多年的歷史，是停滯的。比起《讀書雜誌》的許多作者更早，陶希聖在這時已經使用了自然經濟、貨幣經濟的概念，來說明中國的歷史。他並不是這段期間第一個使用這兩個概念來討論中國社會史的人，之前至少已有同屬新生命派的公孫愈之（梅思平）指出，中國自封建制度崩潰以後，直到現代沒有改 52 大要見陶希聖，〈中國社會到底是什麼社會？〉，收入氏著，《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臺北：食貨出版社，1972），「第二、總論」。相關討論又可參考 Arif Dirlik, “T’ao Hsi-sheng: The Social Limits of Change,” in 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305-331. 53 陶希聖，《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5。 54 陶希聖，《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120。後封建時期一詞，陶希聖在《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中已經使用，見該書頁 58。 55 陶希聖，《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39~49。 56 陶希聖，《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6。 57 陶希聖，《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134。.

(18) 梁. 18. 庚. 堯. 變的中國社會構造，第一個特徵是不發達的錢幣經濟，錢幣經濟和天然 58. 經濟一直並行著，見於陶希聖的引用。陶希聖在《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和《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兩書中，屢次運用這兩個概念來探索史實，解釋歷史，除了源自於當時的論爭者已在使用之外，他在這兩年間 59. 曾藉英文與日文譯本，對馬克斯、列寧的著作與論文下過工夫，而列寧以這兩個概念來詮釋馬克斯的理論，已見前述。再一個來源，則是德國學者奧本海馬爾（Franz Oppenheimer）所著的《國家論》（The State）， 60. 陶希聖在這兩年間也對此書下過工夫，並且在思路上深受其影響。此書曾列舉史實說明，「凡國家生存於自然經濟之中，貨幣便是不必要的奢侈，─因不必要，所以在社會復返於原始形式之際，發達到使用貨幣的經濟便即時復返於現物支付的制度」，為陶希聖引用做依據，討論中國歷史上貨幣經濟復返於自然經濟的情形。. 61. 自然經濟和貨幣經濟成為陶希聖用以探討中國社會史的兩個重要概念。對照二千多年的前資本主義時期或後封建制度時期的觀點，他認為封建制度的破壞以及官僚的出現，固然是商業發達、貨幣流通所導 62. 致，然而「秦漢以後的社會還是以自然經濟為主，雖有貨幣，卻沒有 63. 佔到最高地位」。二千多年間，商人資本不能開闢海外市場，不能整理國內市場，不能發達資本主義生產制，並且「不能充分發達貨幣經濟 64. 以代替自然經濟」，於是「貨幣經濟與自然經濟是併行的」。秦漢以 65. 後，商人資本與土地資本互為因果，造成大土地的私有，而商人資本與地租都是不生產的資本，官僚所取材的士人階級又是不生產的社群， 58 陶希聖，《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22。 59 陶希聖，《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0），111。 60 陶氏曾翻譯此書出版，晚年自言：「這本書無異於表現我自己的社會史觀的方法論。」見陶希聖，《潮流與點滴》，111。 61 陶希聖，《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37。 62 陶希聖，《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59~60。 63 陶希聖，《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5。 64 陶希聖，《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36。 65 陶希聖，《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31。.

(19) 歷史未停滯：從中國社會史分期論爭看全漢昇的唐宋經濟史研究. 19. 「生產既不與日俱增，則二千年來的自然經濟，也就無從轉化」。這段期間，地租是現物地租，國稅是現物國稅，正是由於「自然經濟的優 66. 越」。總之，中國的商業資本雖然發生已久，可是長期以來，「自然 67. 經濟對抗著貨幣經濟，商業資本壓倒了工業資本」。儘管陶希聖論定這段長時間以自然經濟佔優勢，然而他也注意到其間貨幣經濟和自然經濟的起伏。他在《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中，討論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困難時，已指出秦漢以後社會中一些令人惶惑不解的雜沓現象和歧異變遷，「在北方，封建制度的復活，貨幣經濟的消滅，具載於歷史」。. 68. 他敘述歷代使用貨幣的史實，歸納出來，自漢到南朝用五銖錢，但在五胡亂華的時代，北方的錢極少，差不多是現物交易；唐、宋以後錢額增加，錢幣發達的結果，發生了紙幣，而市場上銀的數量自宋以後也逐漸 69. 增加。到他寫《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的緒論時，更清楚地指出，中國社會不是靜的，是動的，「在二千四百年以前，原始封建制度已轉變為商人資本與土地私有交相影響而成的經濟構造」；但是即使在以後的二千四百年間，也經過幾次變遷，「一千年前，自然經濟優於貨幣經濟， 70. 一千年來，貨幣經濟漸趨優越，商業金融資本主義逐漸形成」。約略同時，他已提過類似的說法，在這二十四世紀長久時間中，雖然社會構造的本質沒有根本的差異，但是「前十八個世紀則自然經濟優越於貨幣經濟，後六世紀則貨幣經濟始顯著抬頭」，所以「唐以前，現物經濟尚優越於貨幣經濟」，而「公元十一世紀至十六世紀是中國的自然經濟逐 71. 漸衰落，貨幣經濟逐漸抬頭的時期」。即使在這段期間的前一階段，也不是沒有變遷，他在討論自然經濟的強大時，再次敘述了從漢末到北朝廢錢而改用穀帛交易的史實，以及隋、唐、宋三朝以來的錢量增加、. 66 陶希聖，《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126。 67 陶希聖，《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114。 68 陶希聖，《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3。 69 陶希聖，《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72~74。 70 陶希聖，《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1。 71 陶希聖，《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120、145、193。.

(20) 梁. 20. 鈔幣發達、銀兩流行。. 庚. 堯. 72. 除了自然經濟與貨幣經濟的起伏外，陶希聖也注意到在這二千年間有一段奴隸經濟盛行的時期。他指出春秋以後，封建社會中的農奴階級分解為自由民與奴隸兩階級，奴隸的使用雖然上自戰國，下至元代以 73. 後，但是以漢代為最盛。在商業資本與土地財富並盛的漢代，「又有 74. 奴隸經濟，以奴隸經營農工商業，而豪者坐收其利」，奴隸在這個時代成為一種重要的生產勞力。他特別立了「奴隸經濟的盛大」這樣一個標題，敘述的內容僅限於漢代，說明這個時代商人資本的發達，一方面促進了大土地所有的發達，另一方面又促進了奴隸經濟的盛行。奴隸成為當時富商財富的一部分，用之於逐魚鹽商賈之利，在市場上買賣，並 75. 且數量多到政府不得不試圖加以限制。陶希聖顯然認為，奴隸經濟已經成為這個時代值得注意的一種特色。陶希聖在上海討論中國社會史時，所觀察到所謂前資本主義時期的一些歷史變化，卻在他到北京大學任教以後，由於閱讀到更多的史料，醞釀而成對這段長時間再細加分期的新說。他比王宜昌稍晚幾個月，在《讀書雜誌》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專號上發表了〈中國社會形式發達 76. 過程的新估定〉，把中國社會史分為五期，這是他後來自稱的「五階 77. 段說」的基礎。他在文中提到，此一看法曾在北平和一位黃克謙先生 78. 討論多回，可見在他的心中已曾深思。三年之後，他在《食貨》半月. 72 陶希聖，《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37~38。 73 陶希聖，《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37~38。 73 陶希聖，《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124。 74 陶希聖，《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106。 75 陶希聖，《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20~22。 76 文見《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3 輯。 77 陶希聖於民國二十四年曾講自己的學說可以稱為五階段說，見陶希聖，〈編者的話〉，《食貨》半月刊 2 卷 11 期（1935，上海；以下各期《食貨》半月刊出刊地均為上海，不另註出），36。 78 此一黃克謙，可能即為民國十六年陶希聖主持國民黨江西黨務學校時的教員黃克謙，未公開的身分是當時共產黨的江西省委書記。見陶希聖，《潮流與點滴》，103。.

(21) 歷史未停滯：從中國社會史分期論爭看全漢昇的唐宋經濟史研究. 21. 79. 刊上發表〈戰國至清代社會史略說〉，專就中間三階段再做討論。兩篇都是提綱挈領的短文，儘管簡短，仍不妨做稍詳的引述，以見陶希聖的歷史分期對後來全漢昇研究唐宋經濟史的深切影響。在〈中國社會形式發達過程的新估定〉中，陶希聖認為沒有三千年之久不變的社會，無論稱之為封建或前資本主義都同樣不妥。他的新分期法，是把西周時代看成氏族社會末期，這時所謂的「封建」，是指周族征服黃河流域以後，依族內身分而分配土地的意思。從戰國到後漢，是以奴隸經濟佔主要地位的社會。這時主要的階級是奴主與奴隸，城市的工商業勞動都由奴隸負擔，鄉村裡固然有許多佃戶，但一些豪家仍以奴隸耕作。從三國到唐末五代是一個發達的封建莊園時期，最顯著的經濟組織是「莊」，最顯著的經濟現象是現物經濟，惟獨南朝是發達的商業經濟，最顯著的社會關係是士族、平民、半自由民（部曲、佃客、衣食客等）、奴隸的等級。從宋到明、清是封建制度分解期，也是城市手工業時期，確可說是先資本主義時期。宋代自由勞動已成社會的重要現象，耕地分散成為明顯的趨勢，行會的勢力比唐為小，有獨立於行會之外的大工商業，國內外貿易發達。蒙古的入侵，使黃河流域又出現封建田園制，但元朝在江南榨取貨幣，明代以後則繼續宋代的趨向而更加發達。一八四○年以後，中國受工業資本主義的克服，又走向了另一階段。在此文中，陶希聖已把他原本稱為前資本主義時期的二千多年，再劃分為奴隸經濟（戰國至後漢）、封建莊園（三國到唐末五代）、先資本主義（宋到近代以前）三個階段，而他所描述的這三個階段的一些特色，可以和他在《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和《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兩書中所觀察到的歷史變化大體相對應。在〈戰國至清代社會史略說〉中，陶希聖把從戰國到近代以前的三個階段，分別命名為古代社會、中古社會與近世社會，並列舉出各階段社會在社會、經濟、政治、思想、宗教等方面的特色。把奴隸生產、莊園生產和工商發達看成這三個階段的基本特徵，和他三年前的看法仍然相同。他再度強調，在第一階段商業都市的發達，第二階段黃河流域的 79 文見《食貨》半月刊 2 卷 11 期（1935），17~19。.

(22) 梁. 22. 庚. 堯. 屢次回復現物經濟；在第三階段中，他提到貨幣經濟的發達，貨幣供給、周轉及保存成為社會與政治上的重大問題，則是他在前文中所沒有明確指出的，如今提出，使得他的新說和他在民國十七、八年所觀察到的歷史變化間的關聯，更加明顯。不到一年後，他在評論別人的一本書時提到，從秦到清的長期半封建論，他是很早提出的一人，但是最近五年的工作，使他放棄了這個說法；如今他喜歡提中古從漢末到唐末的歷史，而中古以前和以後的工商業，性質不太一樣，整段歷史「不是封建制或 80. 半封建制一句話所能包括的」。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大約在民國十年前後，已將中國的歷史以上古、中世、近世來劃分，又曾在討論中國近世經濟的變化時，指出唐、宋兩代為實物經濟與貨幣經濟的交替期，. 81. 和陶希聖的分期有相近之處，但在分期的時間和依據上不盡相同，陶希聖是否曾受其啟發，不得而知。王宜昌和陶希聖在提出時代細分論的同時，都感到有加強對其他論爭者認為停滯的二千年歷史研究的必要。兩人雖都說要發展唯物史觀，卻一致認為必須從中國社會史研究本身，或透過歷史材料的搜集，來討 82. 論中國社會史的分期，而非以理論或公式為本，也因此他們的分期不同於其他人。他們兩人的分期雖然不盡相同，但是如果撇開戰國以前和近代以後不談，看法也未嘗沒有可以接近之處。概括地說，儘管王宜昌所說的奴隸社會時期，要比陶希聖所說的奴隸經濟時期來得長，但從戰 80 陶希聖，〈冀筱泉著中國歷史上的經濟樞紐區域〉，《食貨》半月刊 4 卷 6 期（1936）， 40~43。 81 內藤虎次郎主要從中國文化的內部發展及其與外部種族的關係，以遠古到後漢為上古，後漢至西晉為上古到中世的過渡期；五胡十六國至唐代中葉為中世時期，唐末至五代為中世至近世的過渡期；宋、元時代為近世前期，明、清時代為近世後期，見其〈支那上古史〉緒言。唐、宋兩代為實物經濟與貨幣經濟的交替期，見其〈支那近世史〉，第 1 章。又內藤虎次郎自民國七、八年起，已在京都帝國大學講授中國近世史第一回，至民國十四年繼續在講授，見〈支那近世史〉後其子內藤乾吉之跋語。〈支那上古史〉、〈支那中古の文化〉、〈支那近世史〉三門課程講義，均收入內藤虎次郎，《內藤湖南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69），卷 10。 82 陶希聖，〈中國社會形式發達過程的新估定〉，2~3、8，《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3 輯；王宜昌，〈中國封建社會史〉，77~78，《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 4 輯。.

(23) 歷史未停滯：從中國社會史分期論爭看全漢昇的唐宋經濟史研究. 23. 國到漢代都在兩人所認定的時間範圍內，而在這同時有商業的發展；兩人都認為，從五胡亂華以後到唐代是封建時期，而莊園制度、自然經濟、行會勢力是這一個時期的特徵。對於王宜昌來講，宋代以後仍然是封建社會時期，但已進入變化期，貨幣經濟的興盛是這一個時期的重要特色；陶希聖也以貨幣經濟興盛為宋代以後的重要特色，卻稱這段期間為封建的分解期或先資本主義時期。如果避開那些涉及馬克斯理論的歷史分期名稱，就商業活動與貨幣使用的角度去看，兩人大體上都認為，從戰國以後到近代以前的歷史，經歷過一個商業發展、衰落而又更為發展的過程，或是一個由貨幣經濟到自然經濟而又走向到更興盛的貨幣經濟的過程，而這個變化過程的分界點，一是漢末魏晉，一是唐宋之間。全漢昇對於唐宋經濟史的研究，主要也就是從商業活動與貨幣使用的觀點，運用豐富的史料，重建史實，指出唐宋之間曾經有過從自然經濟走向貨幣經濟的重要變化。如果他曾經閱讀過《讀書雜誌》，未必沒有受到王宜昌的影響，但是陶希聖在北京大學教學的影響，對他應該是更直接也更深切。. 四、三階段說的落實陶希聖的五階段說中，有三個階段是把社會史論戰中一般認為是停滯的二千多年的歷史再加分期，這一個部分，可以稱之為三階段說。儘管陶希聖說這一個新看法是他多讀了史料之後而得來的，但他在兩篇短文中對這三階段所提出的說明，只是一個綱領，要讓說法成立，還必須落實在實際的研究上。全漢昇的唐宋經濟史研究，可以說是陶希聖新說落實的一部分。全漢昇在這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大多完成於從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之後，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時期。但是當陶希聖在提出新說的同時，也已運用他在北京大學教學的影響力，結合學生與同道，來推動三階段說在研究上的落實。在陶希聖的引導下，全漢昇參與了這項努力，而他對於唐宋經濟史的研究，也可以說是開始於此時。.

(24) 梁. 24. 庚. 堯. 陶希聖推動其新說落實於研究的具體表現，在於始自民國二十二年、二十三年間的上海生命書局《中國社會史叢書》的出版，以及創刊於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的《食貨》半月刊的發行。他在〈中國社會史叢書刊行緣起〉以及《食貨》半月刊創刊號的〈編輯的話〉中，都對社會史論戰中空論多而工夫少的風氣有所批評，而強調要從充分的史料和具體的史實去建設中國社會史。他又提醒人們，要謹防現在談罷先秦接著下來就是鴉片戰爭的流行病症，把中間的二千年給截了下來，最好把工夫花到唐宋以後的史書裡去。叢書中的各書以及半月刊上針對歷史問題而寫的各篇，大抵也皆能基於史料而做探討，所處理的時間大多在秦漢與晚清之間，正是社會史論戰中，大部分參戰者認為停滯而忽略的時 83. 期。儘管《食貨》半月刊上所刊登的討論中國社會演變形式過程的作品中，有一些認為秦漢以後的社會長期不變，然而陶希聖很清楚地表達 84. 他的不同意見。叢書中各書以及半月刊上各篇的作者，雖然各有己見，陶希聖在《食貨》半月刊上也曾聲明，「深願大家不以對編者的見 85. 解來對本刊，寫了什麼拿什麼來，想著什麼說什麼話」，但仍有不少作品是在呼應他對於歷史分期的看法，特別是與他有師生關係的一些作者。又有一些作品，儘管意見相異，卻與他所提出的分期課題密切相關。以圍繞著陶希聖的分期課題而生的爭論來說，《食貨》半月刊上有 86. 關奴隸制度或奴隸社會的討論，就是一個例子。在發刊之後的第四個月，陶希聖就安排了多篇論及奴隸制度的論文在同一期發表。其中武伯. 83 梁庚堯，〈從《讀書雜誌》到《食貨》半月刊──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興起〉。 84 例如，《食貨》半月刊 2 卷 11 期（1935）刊登了非斯〈中國社會分期之商榷〉，及李立中〈試談中國社會史上的一個『謎』〉。陶希聖在〈編輯的話〉中說：「非斯與李立中先生都是主張中國社會長期不變的，我的意見以為這長期仍然有重大的變化。」（頁 36）同一期又刊登出陶希聖述其三階段說的〈戰國至清代社會史略說〉。 85 陶希聖，〈編輯的話〉，《食貨》半月刊 3 卷 1 期（1935），38。 86 徐素貞在〈「食貨半月刊」研究（一九三四∼一九三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裡，已曾以專節討論這份刊物中對奴隸制度的爭辯，見其第 4 章第 2 節。.

(25) 歷史未停滯：從中國社會史分期論爭看全漢昇的唐宋經濟史研究. 25. 87. 綸〈西漢奴隸考〉、戴振輝〈兩漢奴隸制度〉兩篇，都牽涉到陶希聖認為是屬於奴隸經濟時期的漢代。武文認為，西漢奴隸雖然多，但較常用在消費工作上，用在生產工作上較少，用在農業生產上尤其少，所以西漢仍非奴隸制度的時代，而是處在封建社會的階段，看法和陶希聖明顯不同。戴文同意漢代為奴隸經濟社會，卻認為奴隸制在西周時已開始發展，陶希聖在〈編輯的話〉中說他取王宜昌的意見。武文引起吳景超的反響，他將在《清華學報》上已發表的〈西漢階級制度〉中關於奴隸制度的一段，交給《食貨》半月刊刊載，即〈西漢奴隸制度〉一文。. 88. 文中批評武文對史料的誤解，但同樣認為西漢雖有奴婢階級，並非奴隸社會，理由是奴婢佔人口的總數有限。同樣以奴隸佔人口比例甚小為理由之一，而反對以漢代為奴隸社會的，還有馬乘風的〈從西周到隋初之一千七百餘年的經濟轉移〉，文中又指出漢代的主要生產勞力並非奴 89. 隸，主要的社會關係為地主與貧農的關係。武文、戴文和吳文都搜集了不少漢代奴隸史料，馬文雖屬概論性質，但也有見於其他著作的史料 90. 做依據。馬非百的〈秦漢經濟史資料（六）──奴隸制度〉更以搜集 91. 史料為目的，文中引據史料指出官私奴隸數量之多，奴隸暴動規模之大，卻沒有明確說出漢代是否為奴隸社會。上述各文雖然都同意漢代奴隸的存在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卻多不認為漢代是奴隸社會，即使認為漢代是奴隸社會的，分期法也和陶希 92. 聖不同。接受陶希聖的觀點的，只有與他關係比較密切的傅安華。傅. 87 兩文均見《食貨》半月刊 1 卷 7 期（1935），分載頁 21~31、32~37。 88 文見《食貨》半月刊 2 卷 6 期（1935），18~24。又參考陶希聖，〈編輯的話〉，《食貨》半月刊 2 卷 5 期（1935），40。 89 文見《食貨》半月刊 2 卷 9 期（1935），28~38。 90 馬乘風在〈從西周到隋初之一千七百餘年的經濟轉移〉中說，他的《中國經濟史》第二冊，費了五萬字的工夫來對付這個問題。按：此書在臺北曾由臺灣商務印書館於民國七十年重印，作者改名馬持盈，討論奴隸制度的部分見該書第 2 冊第 2 編第 3 章。 91 文見《食貨》半月刊 3 卷 8 期（1936），37~52。 92 傅安華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學生，《食貨》半月刊發刊之後不久，即獲陶希聖的鼓勵而發表其研究作品。見陶希聖，〈編輯的話〉，《食貨》半月刊 1 卷 4 期（1935），.

(26) 梁. 26. 庚. 堯. 安華在《食貨》半月刊上發表了兩篇有關奴隸社會的論文，一篇是〈東 93. 漢社會之史的考察〉，一篇是〈關於奴隸社會理論的幾個問題〉。前文認為，東漢是由奴隸社會過渡到封建社會的轉型期，把從西漢末到東漢末的歷史，看成是奴隸主與奴隸鬥爭、大奴隸主與小生產者鬥爭從爆發到緩和，再到總爆發的過程。但是文中所引用的許多實例，能否解釋為奴隸主與奴隸間的關係，卻顯然有疑義。後文清楚地表示贊同陶希聖以秦漢為奴隸社會的主張，可是卻沒有從史實上去討論，而是認為大家所以不肯承認奴隸社會的說法，是由於對奴隸社會理論認識的不足。這樣專從理論上去講的說法，在重視史料的《食貨》半月刊上，自然很難服人。陶希聖三階段說中第一階段的落實，在奴隸經濟這一點上，顯然不很成功。儘管上述各文對於漢代是否為奴隸社會有不同的意見，卻大概都同意在這一時期值得注意的奴隸活動現象的背後，有商業的發展或貨幣的發達。馬乘風更清楚地說出，從戰國初期以前的階段，到戰國後期以後的階段，交換手段從物物交換到貨幣交換，新的工商業都市，各處都已形成；從東漢末以前的階段，到三國時代以後的階段，貨幣經濟大有返於物物交換之勢，最顯著的是商業都市的破壞。把商業都市和貨幣經濟看成是戰國至漢代的重要歷史特徵，和陶希聖的分期觀點有部分相合之處。《食貨》半月刊上，又刊登了一些論及漢代商業、貨幣而不牽涉到奴隸制度的作品。例如馬非百的〈秦漢經濟史資料〉，第一篇是手工業， 94. 第二篇是商業，第三篇是農業，第四篇是貨幣制度。他在商業篇中指出，由於秦漢手工業繁榮，分工制度發達，引致商業的興盛。文中鋪陳了都市興起、商業資本家活躍，以及企業獲利的資料。又在農業篇指出，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是這個時代的主要傾向。在貨幣制度篇，他敘述. 40。 93 前文見《食貨》半月刊 3 卷 10 期（1936），1~9；後文見《食貨》半月刊 5 卷 6 期（1937）， 11~21。 94 分見《食貨》半月刊 2 卷 8 期（1935），22~33；2 卷 10 期（1935），7~32；3 卷 1 期（1935），9~31，及 3 卷 2 期（1935），2~25。.

(27) 歷史未停滯：從中國社會史分期論爭看全漢昇的唐宋經濟史研究. 27. 了黃金、銅錢兩種金屬貨幣的使用，對於兩漢一些主張廢錢而復用穀帛、龜貝交易的復古論者，他認為那是違反社會進化的階段。討論貨幣 95. 的，還有陶希聖的學生韓克信所寫的〈兩漢貨幣制度〉，文中指出西漢商業已有高度的發展，自然也要有複雜的貨幣系統來適應；而王莽在幣制上企圖恢復周制，不適合當時經濟發展的程度，開的是倒車。還有一些討論漢代賦稅制度的論文，也都涉及貨幣使用的發達。例如曾獲陶 96. 希聖指導的劉道元，撰有〈商鞅變法與兩漢田賦制度〉，強調漢代由於商業發達，貨幣使用興盛，貨幣租稅成為這時租稅的主要形態。此外，黃君默〈兩漢的租稅制度〉、范石軒譯〈漢代的徭役及人頭稅〉、周筠溪〈西漢財政制度之一斑〉、馬非百〈秦漢經濟史資料（七）──租稅 97. 制度〉等文，也都述及漢代的貨幣租稅。以這些論文和陶希聖的觀點相印證，如果拋開他認為的基本特徵奴隸經濟，就商業發展與貨幣發達方面看，三階段說的第一階段在分期上亦非全無理由。對照第一階段的商業發展與貨幣發達，經濟衰退很明顯是陶希聖所說的中古時期的特徵，而這一階段在研究上的落實，也比較有具體的成果。劉道元的《中國中古時期的田賦制度》是《中國社會史叢書》中很 98. 早就出版的一種，作者的序言在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寫於北大圖書館， 95 文見《食貨》半月刊 1 卷 12 期（1935），8~21。陶希聖於此期〈編輯的話〉（頁 49）中說，韓克信此文是清華大學歷史系二十四年上學期末的學期論文。但根據蘇雲峰編撰，《清華大學師生名錄資料彙編，1927-1949》（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4），韓克信於民國二十七年畢業於經濟系。見該書，頁 199。此一資料為陳南之小姐於編排拙文時提供，謹此致謝。 96 文見《食貨》半月刊 1 卷 3 期（1935），1~13。作者於文末附識，此文曾由陶希聖交北大《社會科學季刊》，因未能出版而取回，再交《食貨》半月刊發表。劉道元是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生，當時在山東省教育廳工作。見該期所載陶希聖，〈編輯的話〉， 39。 97 文分見《食貨》半月刊 3 卷 7 期（1936），30~35、35~39；3 卷 8 期（1936），8~36； 3 卷 9 期（1936），9~33。 98 劉道元晚年認為此書當時未立即出版，至民國二十九年九月上海新生命書局初版（見劉道元，《九十自述》，上冊，53~54），係受臺北食貨出版社於民國六十七年重印此書時版權頁所載初版時間所誤導，其實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出刊的《食貨》半月刊創.

(28) 梁. 28. 庚. 堯. 這時他應仍未畢業，序末說明在研究上得到陶希聖的教正，以及何茲全、沈巨塵的幫助，尤其借用了何茲全的許多材料。他顯然是陶希聖所指引的研究群體中的一員。這本書討論東漢末至唐代安史之亂以前的田賦制度，而稱這一段時期為中古，時間比陶希聖的〈戰國至清代社會史略說〉還要早上兩年多。陶希聖稱他劃分三階段為古代、中古、近世的想法，在這以前應已形成。劉道元在序中指出他所研究的時期，「是中國歷史的特別階段，在社會經濟的進展上，是社會的逆轉，由交換經濟回到自足經濟。在社會史上看，是結束了奴隸社會，在奴隸社會的廢墟上建築起中世紀的封建社會」，這也完全是採取了陶希聖的觀點。在第一章「緒論」中，他引據史實，認為在三國以後的土地形態已轉變為莊園制度，有國家莊園與大族莊園的對立；市場失去了重要性，自足經濟取代了交換經濟，自足的生產就是莊園生產，貨幣廢棄，交換的媒介成為穀帛；自足經濟的基礎是農業與手工業經營的合一，農家產品不僅成為交換媒介，也是政府租稅徵收物。從三國到唐的租稅物品，幾乎全是穀帛，而這也就是中古時期戶調與租庸調稅制的最基本條件，要到商業重新發展，兩稅法取代租庸調法後才有改變。自足經濟或現物經濟的觀點，一再見於此後各章；而中唐以後商業的復興和貨幣使用的復盛，書中也做了簡略的討論。. 99. 莊園生產與自然經濟做為中古時期社會經濟的特徵，在《食貨》半月刊上的相關論文繼續論及。創刊號刊載了兩篇討論魏晉南北朝歷史的論文，一篇是何茲全的〈魏晉時期莊園經濟的雛形〉，一篇是李旭的〈魏 100. 晉南北朝時政治經濟中心的轉移〉。何文指出，這段期間土地集中在大族的手裡，自由民因戰亂而自動依附於豪族大地主之下，降為農奴；都市商業經濟衰落，貨幣不再通行，交換經濟破壞，自然經濟佔優勢，莊、塢成為地方上自給自足的生產組織。李文的重點雖在於說明此一時. 刊號已有此書廣告（頁 22）。 99 劉道元，《中國中古時期的田賦制度》（臺北：食貨出版社，1978），53、146、151、 161、184 ~186、228~229。 100 文均見《食貨》半月刊 1 卷 1 期（1934），6~10、11~13。.

(29) 歷史未停滯：從中國社會史分期論爭看全漢昇的唐宋經濟史研究. 29. 期政治經濟中心由中原轉移到南方，但同樣指出中原地區由漢代的貨幣經濟衰退為自然經濟。次期也刊登了武仙卿〈魏晉時期社會經濟的轉 101. 變〉，和加藤繁著、傅安華譯〈唐代絹帛之貨幣用途〉兩篇相關論文。 102. 武仙卿也是北京大學的學生，他的論文主要在說明這時大族莊園和國家莊園中的耕作者，身分主要是半自由的農奴；但在文章的一開頭，他也指出了戰亂使社會經濟逆轉，「由交換經濟的狀況重返到自然經濟的狀況，因是在秦漢奴隸社會的廢墟上，建起封建制度」。加藤繁的論文以豐富的史料，證實用絹帛為貨幣在初唐盛行，盛唐、中唐以後繼續如此，卻已稍衰。這個論斷，和陶希聖把中古的下限斷於唐代可以互相呼應。傅安華在譯文前的識言中表示，他原本正在搜集這個問題的材料，如今不必再去重做了，可見這個現象原本就是陶希聖引導下的學生們致力的方向之一；他又把這個現象和中古時期的生產形態聯結起來，說：「什麼樣的經濟條件下纔能維持這樣的貨幣呢？那恐怕只有自給自足的莊園經濟。」對於漢代是否為奴隸社會，有不同於陶希聖看法的馬乘 103. 風，在他的〈從西周到隋初之一千七百餘年的經濟轉移〉裡，卻也同意貨幣經濟的衰退和莊園組織的發展是三國到隋初的歷史特徵，這一個時期，「在經濟上，各地方是互相隔離，各莊塢差不多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小單元」。把魏晉以後的社會看成是封建社會，在《食貨》半月刊上 104. 並非一致的意見，仍有一些作者以周代為封建社會的時期，但是魏晉以後莊園自給自足的生產和貨幣經濟的衰退，在這分刊物上沒有引起明顯的論辯。民國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間，在陶希聖指導下，而由鞠清遠撰寫的《唐代經濟史》、《唐代財政史》，以及由武仙卿撰寫的《南北朝經濟史》陸續出版。比較三書的內容，不難看出從南北朝到中唐以後的轉變。在武仙卿《南北朝經濟史》「租稅制度」章所述的南朝租稅，除田租、. 101 文均見《食貨》半月刊 1 卷 2 期（1934），1~13、14~27。 102 何茲全，〈悼念我師陶希聖先生〉。 103 文見《食貨》半月刊 2 卷 9 期（1935），28~38。 104 徐素貞，〈「食貨半月刊」研究（一九三四∼一九三七）〉，第 4 章第 3 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