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下的亞太安全
─中華民國應有之作為
王
定
士
（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副教授）摘
要
隨著蘇聯的解體，冷戰時期的兩極格局已不復存在，大國之間的 關係也進行了相對的調整。在新的國際格局中，「中」俄兩大國基於 遏制北約的東擴和防止美日安保條約的圍堵，雙方除了極力倡導多極 的國際體系外，並進一步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冀由強化雙邊 的多層面關係，來共同對抗美國的獨霸局面。「中」俄關係的持續加 溫，特別是雙方軍事交流層面的不斷擴大，已使中共的軍事現代化進 程向前邁進了一大步，近年來中共軍力的大幅提升已對亞太安全格局 造成了莫大的衝擊，首當其衝的當屬台海安全問題，兩岸的軍力對比 亦已逐漸失衡。面對這個巨大的轉變，台北方面宜採取更務實且富前 瞻性的因應措施，首先，應透過各種國際多邊主義的途徑，尋求以集 體的力量來確保台灣自身的安全；其次，加強台俄之間的非軍事交 流，提升雙邊在經貿和科技領域的合作層次；第三，發展兩岸「信心 建立措施」(ＣＢＭ s)，以消除彼此的疑慮、降低雙方的敵意，從而避 免因誤解而造成緊張對立或引發不必要的衝突；最後，在中共仍不放 棄對台使用武力的前提下，台北應繼續維持一定的自衛力量，建立一 支具有嚇阻作用的武力。壹、前言
隨著蘇聯的解體，冷戰的兩極格局也不復見，大國之間的關係也 因應時勢而進行了相對調整。大體說來，目前的國際局勢可說是「單 極加多極」(杭廷頓語)或「一超多強」的格局，各國在不同領域彼此合 縱連橫，冷戰時期敵我分明的態勢在後冷戰時期已不明顯。儘管冷戰 的陰影散去，但世界和平並未真正到來，以往為兩極對峙所掩蓋的民 族衝突、宗教矛盾，以及領土糾紛等問題遂迸發出來，成為今日國際 社會動盪的根源。有學者認為影響二十一世紀國際安全環境的諸多因 素中，有五點是最重要的：1 第一、國際經濟：當前國際政治出現的一些新變化，同國際經濟 長期以來的不平衡發展密切相關。未來國際安全形勢的走向也要取決 於三大經濟體─美國、歐洲、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 第二、大國關係：當前的大國關係有兩個突出的特點，首先是力 量對比失衡，其次是美國單極勢力膨脹，兩者密切相關。以亞太地區 而言，經濟上彼此合作的潛力仍大，但在政治上，則可能形成一個以 美日「中」不等邊三角為核心、關係相對穩定、但重心向美國傾斜的 大國關係格局。 第三、民族分離主義：冷戰後在蘇聯週邊和東歐地區出現了一股 民族分離主義的浪潮，這股浪潮受到南斯拉夫聯邦解體的鼓舞，正在 向世界其他地區蔓延，成為許多國家內政上的隱憂。其中人們記憶猶 新的，當為去年發生在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危機」。 第四、軍事安全：冷戰結束後，雖然經濟在綜合國力競賽中的地 位上升，經濟安全的議題突顯，但軍事在國際政治和國家安全中的重 要性並未減弱。世界各國在規模裁軍的同時，加快了質量建軍的步 凌虛風，〈什麼因素影響二十一世紀國際安全環境〉，《中國評論》，2000 年 2 月號，頁 19-20。伐，故一個以現代經濟實力為基礎，在高新技術推動下的新軍事變革 正在重塑國際軍事實力對比，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未來國家安全的 走勢。 第五、周邊熱點：如亞太地區，雖然該地區近年來經濟發展較 快、政治相對比較穩定，但仍潛伏著足以危害區域和平與穩定的地區 衝突引爆點。從日俄的北方四島之爭、日韓的竹島之爭、朝鮮半島局 勢、「中」日的釣魚台列嶼之爭，以及台海兩岸的對峙和南中國海的 爭議，由於這些爭端部分涉及到中共政權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故中共 是直接的當事者，一旦這些衝突點被引爆，它很難不被捲入其中。 有了這種對國際安全環境的認知之後，就不可避免地要牽涉到 「中」、美、日、俄等國的多邊互動了。目前擔負維護亞太地區的和 平與穩定的國家當然非美國莫屬，它在失去唯一的競爭對手蘇聯後， 已成為僅有的超級大國，並極力防止任何有意圖或有潛力的國家崛起 與其爭霸﹔而根據美國歷年來發表的國防或軍事安全報告，在二十一 世紀最有可能、潛力和意圖與美國一較長短的國家首推中共與俄羅 斯，2故為了阻擋中共的崛起和俄國的復興，美國可說是煞費苦心、多 管其下，採用軟硬兼施的手段來盡力維護其超強地位，構建其主導的 單極世界﹔而極力倡導多極化世界的俄國和中共也有所警覺而加強合 作，經過數年的積極交往，終於在 1996 年 4 月締結了「戰略協作夥伴 關係」，以一種迥異於冷戰時代軍事同盟關係的「新型態國際關係」 來重新定位彼此。近年來，「中」俄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在國際 事務上的分歧時有所聞，換句話說，「中」俄在諸多議題上有共識， 此種說法首見於 1997 年 5 月美國國防部發表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1998 年 2 月美國國防部發表了〈國防報告〉，報告認為從現在起至 2015 年，美 國處於一個「戰略機遇期」，其根本戰略目標就是阻止在全球特別是在歐亞 大陸出現能對美國霸權構成挑戰的大國或大國集團，而中共和俄國有可能在 2015 年後成為美國的潛在對手。請見王仲春，〈二十一世紀中國：從容應 對變化中的世界〉，《大公報》，2000 年 1 月 18 日，版 A4。
這也促成了雙邊關係的不斷加溫，特別是在軍事和戰略領域。今年 2 月 11 日，中共向俄羅斯購買兩艘現代級(sovremenny)軍艦之一的「杭州 號」在另兩艘中共軍艦護衛下通過台灣海峽，前往東海艦隊的寧波基 地。此舉不但引起台灣各界的高度關注，同時也引發了美國主流媒體 的熱烈討論，伴隨著 2 月 21 日中共「一個中國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 書的發布，一時之間，台海的均勢問題,乃至於亞太的安全問題，再度 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鑒於美國、西歐與日本同中共、俄國對抗的潛 在局勢正逐步在各個領域成形，其中與我國相關者，當屬美國、日本 與中共、俄國在亞太地區的對決。故本文的目的，即從「中」俄戰略 協作夥伴關係的軍事領域出發，透過對「中」俄軍事交流的分析，探 討其對未來亞太安全格局和台海均勢可能造成的衝擊，並針對我國的 因應對策及作為，提出拙見，以供有關單位決策之參考。 綜合近年來美國、俄羅斯、日本及大陸學界的觀點來看「中」俄 關係的發展，其大體上均抱持著審慎樂觀的態度，即雙邊關係應該會 循著目前的軌道繼續邁進，儘管存在著局部干擾，但均不足以影響發 展的大方向。然而眾人均肯定了一點：「中」俄關係的發展對亞太地 區權力平衡的影響極大，不論這種結果是正面抑或是負面的。隨著 「中」俄夥伴關係的不斷加溫，有關「中」俄雙方擬結盟以抗美的傳 聞也就甚囂塵上，且從美國在全球及亞太地區的動作頻頻來看，美國 想必也感受到了此種漸增的壓力，故抱持著「寧信其有」的心態來應 對之，而這種大國之間彼此猜忌、明爭暗鬥的狀態一旦浮上檯面，將 是亞太地區安全的另一種隱憂，而這也是本文想要加以探討的主題之 一。 另外，依筆者之見，「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建立和發展似 乎受到新現實主義和地緣政治學思維的影響較大，而受到地緣經濟學 和新自由主義的影響較小，即使有，也不過是受到經濟全球化和區域 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趨勢的感染﹔從雙方始終停滯不前的經貿往來(不含 軍火交易)就可看出，雙方交往的重心似乎仍在於政治和軍事領域，鑒
於地緣政治和歷史傳統上雙方是必然的對手，因而此種戰略協作夥伴 關係可說是一種戰術上的組合，藉著改善和深化同對方的關係，以便 在同西方交往時討價還價，故這種新型態的國際關係在某種程度上可 說是「利益的結合」，而非「道義或友情的支持」。
貳、「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建立
一、「中」俄關係的發展與演變
196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期由於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和「社會 帝國主義」，使得「中」蘇關係急劇惡化，特別是 1969 年的「珍寶 島」事件，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第一次自家人兄弟鬩牆，故自戰爭結 束之後，中共絕口不提存在著一個社會主義陣營，同時伴隨著「文化 大革命」的爆發，連帶影響了中共領導人對國際局勢的看法，落實到 外交政策上，就形成了「兩面開弓的反美反蘇」外交路線，這種強烈 意識型態主導的外交政策使的中共在本時期的國際舞台上顯得相對較 為孤立。然而 70 年代美國陷入越戰的泥沼，國力消耗甚多，故在同蘇 聯的競爭中採取「退卻」的守勢，相反地蘇聯的氣焰則因此而扶搖直 上。由於蘇聯已成為「中」美兩方的共同敵人，基於「敵人的敵人就 是朋友」的原則，「中」美雙方遂進行了接觸，經過了數年的交涉 後，終於在 1979 年順利締結外交關係，構建了一條「聯美反蘇」的統 一戰線；本時期的蘇聯對中共的政策始終如一，不但在雙方邊界部署 重兵，且極力慫恿中共周邊的親蘇國家生事，故雙邊關係並無改善的 跡象。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鄧小平的重新掌權，以及「改革開 放」政策的推行，消除「三大障礙」3就成為恢復「中」蘇關係正常化 的前提。時入 80 年代，莫斯科在改善「中」蘇雙邊關係上採取了主動 「三大障礙」是指：蘇聯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蘇聯在「中」蘇邊境部署重 兵、蘇聯武裝佔領阿富汗。態度，1982 年 3 月蘇聯領導人布里茲涅夫發表了「塔什干談話」，表 示願意改善同中共的關係﹔1982 年 11 月、1984 年 2 月、1985 年 3 月 蘇聯領導人布里茲涅夫、安德洛波夫和契爾年柯相繼過世，中共也派 使節團前往弔唁並出席葬禮，雙邊關係開始出現和緩﹔1987 年蘇聯領 導人戈巴契夫發表「海參崴講話」，向中共表達了善意。1989 年 5 月 15 日至 18 日，戈巴契夫正式訪問中國大陸，與中共領導人鄧小平簽署 聯合公報，雙邊恢復正常關係；41991 年 5 月 15 日至 19 日，中共總書 記江澤民回訪蘇聯，雙方也簽署了聯合公報。 1991 年 12 月蘇聯解體，但中共與蘇聯的親密關係並未因此結束， 在當月的 27 日就同繼承蘇聯地位的俄羅斯建交，雙方並簽署了會談紀 要，確定了雙方未來發展關係的基本原則：5 雙方關係建立在「和平 共處五原則」的基礎上； 「中」俄關係的發展將以 1989 年和 1991 年中共與前蘇聯所簽署的兩項聯合聲明作為指導原則； 雙方均表 示，願意承擔過去「中」蘇之間各項條約和協定所規定的義務，並享 有應盡的權利。 從 1992 年起，「中」俄關係的發展歷經了數個階段且日趨緊密： 1992 年 12 月 17 日至 19 日，俄羅斯聯邦總統葉爾欽前往中國大陸 進行為期三天的訪問，雙方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 相互關係基礎的聯合聲明》，奠定雙邊關係基本架構，彼此「互視 為友好國家」，將發展善鄰、友好與互惠合作關係。 1994 年 9 月 2 日至 6 日，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回訪俄國，雙方簽署 聯合宣言和共同聲明，強調雙方互不使用武力對抗對方，雙邊關係 由兩年前的「友好國家」進展為「建設性夥伴關係」。 有關聯合公報的內容，請見謝益顯主編，《中國當代外交史 1949─1995》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 年），頁 394-395。 康四維，《後冷戰時期「中」俄關係演變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 所碩士論文，1998 年），頁 93-94。
1996 年 4 月 24 日至 26 日，俄總統葉爾欽二訪北京，同中共領導人 簽署了聯合聲明，雙方宣布決心發展平等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紀 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雙邊關係又由兩年前的「建設性夥伴關 係」上升為「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1997 年 4 月，江澤民二次回訪俄國，雙方簽署《「中」俄關於世界 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表示雙方將本著夥伴關係 的精神努力推動世界多極化的發展和國際新秩序的建立，同時主 張，「和平共處五原則」及其他公認的國際法準則應成為處理國與 國之間關係的基本準則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基礎。 1997 年 11 月，俄國總統葉爾欽三度訪問北京，雙方簽署了聯合聲 明，表示「中」俄為建立多極世界和新的、更為完善的國際政治經 濟新秩序的積極行動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贊同，對世紀之交的國際 行事產生了健康的影響﹔雙方並認為下面各點對鞏固雙邊戰略協作 夥伴關係的發展意義重大：61.加強信任、彼此尊重、互不干涉內 政；2.兩國元首互訪、總理定期會晤、外長磋商機制有助於促進相互 溝通和理解，擴大和深化兩國在各領域的全面合作；3.加強彼此在重 大國際問題上的協調，使雙方能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國際合作與 發展而共同努力。 1998 年 11 月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三訪莫斯科，雙方簽署了《「中」 俄高級會晤結果聯合聲明》(世紀之交的「中」俄關係)，並認為應使 和平與全面協調發展成為人類在新世紀應該遵循的主要原則。只有 透過世界各國的共同努力和集體創造力，才能建立國際經濟和政治 新秩序，真正確保所有國家的社會穩定，公正合理地維護各國人民 的利益，而「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建立既是針對雙邊關係歷 史和當今世界各國現實的深刻思考，也是基於就國際形勢發展和兩 國合作前景所達成的共識。 〈「中」俄聯合聲明〉，《中國外交》，1997 年 11 月，頁 31-32。
1999 年 11 月俄總統葉爾欽四訪北京，雙方簽署聯合聲明和新聞公 報，表示「中」俄雙方奉行的平等互信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方 針，考慮到雙方無論是在建立多極、民主和公正的國際秩序等原則 問題上，或則在迫切的具體國際問題上均有相同和相近的立場，願 在上述有關方面加強合作。雙方在國際事務中的相互協作不針對第 三國，旨在捍衛各自國家的根本利益，並鞏固亞太地區及世界的和 平與穩定。 由此觀之，「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進展迅速，均已超越雙 方與其他國家的交往，因而中共學者曾說，這種新型態的國家關係是 「中」俄兩國人民為發展二十一世紀兩國關係作出的戰略關係所作出 的最佳選擇，符合雙方的根本利益，具有堅實的政治基礎，集中體現 在：7首先，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是在「中」俄關係全面、逐步發展的基 礎上建立的；其次，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體現了「中」俄兩國戰略利益 的趨同；第三、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是以一系列新型的國家關係準則作 為指導原則的，這種夥伴關係是以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為 準則，並建立在和平共處五原則及其它公認的國際法準則的基礎上； 第四、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有一系列調解矛盾和衝突的機制作為保障， 其主要表現 在政治合作機制、安全合作機制、經貿合作機制，以及國 際問題磋商機制。
二、「中」俄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背景因素
冷戰結束後，「中」俄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戰略方面的關係都 有別於冷戰時期的「中」蘇關係，主要原因在於蘇聯解體，國際格局 面臨重整，因此當中共在與俄羅斯發展雙邊關係時，是從本身在政 治、經濟、軍事等戰略上的利益作現實的調整，以利於在後冷戰時期 趙龍庚，〈「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邁向堅實之路〉，《現代國際關 係》，1999 年第 5 期，頁 31-33。的國際新格局中居於有利的位置，而此種「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依 雙方的說法，既不是同盟，也不是針對第三國，而是在兩國相互關係 中摒棄對抗，並為雙方在各個領域進行最廣泛的平等互利合作創造條 件。8 隨著美國軍事和經濟力量獨大，以及北約勢力的東擴，再加上亞 太地區美日安保同盟的擴張，在在使得雙方加強彼此的聯繫成為當務 之急，即使被「中」俄視為唯一可與美國平起平坐、同台較勁的場 域─聯合國，但在科索沃戰爭中卻喪失了它的功用。近年來，為因應 美國霸權的威脅，「中」俄開始強化雙邊的安全關係，特別是軍事交 流。故以下先從政治、經濟兩面向來剖析「中」俄締結「戰略協作夥 伴關係」及雙邊發展迅速的原因，而將軍事層面獨立成一節，並作為 雙方關係發展的重點來探討。 追求安定的周邊環境 「中」俄兩國具有共同的發展目標，都希望兩國邊境的和平與安 全，實現現代化。為此目的，雙方都在集中精力，深化本國的改革， 發展民族經濟，因此需要穩定、安寧的周邊環境。 蘇聯解體後，在西方有北約的東擴，而在西南部則不斷發生宗教 糾紛、武裝衝突，以及民族分離主義的滲透，故俄國地區安全面臨威 嚇﹔中國大陸則飽受「藏獨」、「疆獨」等民族分離主義的侵擾。中 國大陸是俄國東方最大的鄰國，而俄國則是中國大陸北部最強的、也 是最大的鄰國，兩國擁有 4300 多公里的共同邊界，故雙方發展「戰略 協作夥伴關係」，對保障兩國的國家安全以及國內改革和建設的順利 推動具有重要的意義。 邊界問題曾是「中」蘇關係長期陷入緊張對抗的重要因素，雙方 邊界談判從 1964 年後即處於停滯狀態，關於邊界問題的談判最早是從 〈世紀之交的中俄關係〉(中俄高級會晤結果聯合聲明)，《中國外交》， 1998 年 11 月，頁 17。
1986 年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的「海參崴」演說開始，與此同 時 1987 年「中」蘇副部長級的談判也持續進行，至前蘇聯末期， 「中」蘇邊界除了黑瞎子島和阿巴該圖洲兩處尚待商榷外，其餘均已 達成協議，解決了雙方邊境東段百分之九十七的地段，並在 1991 年 5 月 16 日簽署了《「中」蘇關於東段邊界的協定》，9且於 1992 年 3 月 正式生效﹔1994 年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初訪俄國時，雙方又簽署 了《「中」俄國界西段協定》，這兩個協定是兩國關係史上第一次用 法律形式固定了幾乎全部的「中」俄邊界，而關於尚未解決的兩個島 的歸屬問題，兩國領導人同意繼續討論，協商解決之道。據俄國外交 部官員於 1999 年 4 月 28 日透露，中共與俄國已就彼此東邊天然國界 黑龍江沿岸數千座無人島嶼及水道的主權問題達成協議﹔同年的 12 月 初，俄總 統葉爾欽四 訪北京，雙 方外交部長 簽署了兩國政 府關於 「中」俄界線東、西段的敘述協議書以及關於對界河中個別島嶼及其 附近水域進行共同經濟利用的協定。10至此，解決了長達三百年之久的 邊界糾紛，而這也反映出了雙邊不斷深化的關係對解決邊界問題所具 有的決定性作用。 1950 至 60 年代「中」蘇軍事同盟的順利建立，「國家利益」的考 量是主導因素，而「意識形態」則扮演了「催化劑」的角色。中共學 者就認為：中共向蘇聯「一邊倒」的戰略方針是中共領導人從最大限 度地維護「新中國」國家利益出發，而獨立自主地制定出來的，絕非 別國影響和作用的結果11。諷刺的是，雙方端賴此兩因素而結合，又由 薛君度、陸忠偉主編，《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周邊形勢》(北京：時事出 版社，1995 年），頁 367。 〈「中」俄元首；深化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大公報》，1999 年 12 月 10 日，版 A2。 張小明，〈冷戰時期新中國的四次對外戰略抉擇〉，出自劉山、薛君度主 編，《中國外交新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年 1 月），頁 7。
於該兩因 素而分裂， 這證明了「 今日的朋友 ，可能就是明 日的敵 人」；在後冷戰時期，雙方則排除了意識形態的分歧，著眼於國家利 益而締結夥伴關係，這也反映了當前主導國際關係發展的潮流仍以 「新現實主義」為主。惟值得注意者是兩時期國家利益的內容有所差 異，後冷戰時期國家利益的涵括範圍還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而明顯 地比 1950 年至 60 年代時要來得廣泛，除了傳統的政治、經濟、外交、 軍事等領域外，還涉及到環保、能源探勘與開發、生態等全球議題。 昔日的同盟關係具有針對性，而今日的夥伴關係「名義上」無針 對性，但實質上則否：1950 至 60 年代的「中」蘇軍事同盟是針對以美 國為主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這點毋庸置疑，不再贅述；後冷戰時期 的「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雖然「名義上」無針對性，但觀諸歷年 來雙邊所發表的聯合聲明或新聞公報之內容，則很明顯地是針對西方 國家，特別是美國。 昔日的「中」蘇同盟大體上是中共有求於蘇聯，而今日的夥伴關 係則是雙方互有所求：1950 至 60 年代正值中共建政初期，國內外環境 一片混亂，政權根基不穩，而蘇聯當時已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龍頭且 為全球兩大超強之一﹔置身於西方的圍堵下，因而中共憑藉著同盟關 係要求同門師兄蘇聯的援助是理所當然的。但在後冷戰時期情況則有 不同，俄羅斯目前正從蘇聯解體、國內政經情勢混亂的陣痛中療傷止 痛，而中共則推行「改革開放」、大力推動經濟發展，兩國都需要一 個穩定的外在和周邊環境來從事國內的建設，這就為後冷戰時期兩國 關係的重新定位鋪了路。另一方面，雙方在國際事務及全球議題上的 共同利益也要求兩國必須締結一種迥異於以往單純的軍事同盟形式的 合作關係來協調彼此的行動，同時鞏固本國的大國地位及確保大國影 響力得以發揮，而「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就是這種思潮下的產 物。 防止「新干涉主義」的潮流 科索 沃 戰爭 的爆 發， 標誌 了一 個 新概 念的 產生 ─「新 干 涉主
義」。依學者之見，「傳統干涉主義」所體現的法律原則是：12第一、 國家不論大小，享有平等主權；第二、任何國家的內政均不容干涉； 第三、非自衛性的使用武力需經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同意，並以一定條 件為限。 因而我們可得知，「傳統干涉主義」主要是適用於解決跨國界的 爭端，對屬於他國內政的事務則採取「不干預主義」的立場。中共和 俄國認為，北約插手科索沃問題正體現出「新干涉主義」，推翻了 「國家不論大小主權一律平等」的原則，也就是西方各國為了實現其 霸權主義的目的，因而需採取一些新策略並提出一套新理論，而「新 干涉主義」就是這種構想下的產物。該原則主張「必須對不干涉內政 原則的重要方面加以限制」、「國家主權不及人權重要」、「不是為 土地而戰，而是為價值觀而戰」，並強調「軍事干預是一種重要手 段，要大力擴充軍隊，強化軍事聯盟」。13這種原則是欲把西方的「民 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強灌於他國，若他國不服從，則 以武力威嚇甚至武力介入之，因此也是一種「新殖民主義」。 美國戴維斯大學教授葛蘭倫(Micheal T. Glennon)在 1999 年 5、 6 月號的《外交事務》雙月刊上也以「新干涉主義」為題，為北約空襲 南斯拉夫辯護。他認為：南斯拉夫迫害科索沃省阿裔人民乃有目共 睹，國際也普遍支持北約介入；然而，在現今聯合國安理會的架構 下，根本無法對暴行採取有效措施並予根絕。北約是為了維持國際正 義及人道精神，才在未經安理會授權的情形下空襲南國；由於國內衝 劉實，〈論北約插手科索沃問題–新干涉主義能成為國際法規範嗎？〉， 《海峽評論》，1999 年 7 月，頁 10。 《人民日報》，1999 年 5 月 17 日，版 8。除此之外，中共和俄國認為，「新 干涉主義」有兩大理論之點─第一，「人權高於主權論」，提出「主權有限 論」、「主權過時論」、「人權無國界」，大力倡導「人權外交」和「新道 德運動」﹔第二，「捍衛人類普遍的價值觀」，認為人道主義、民主和法治 的價值觀應該推廣到全球。
突已取代國際衝突成為影響國際安定的主要因素，使聯合國憲章嚴禁 他國介入的「不干預主義」原則顯得不合時宜，因此應以人道精神為 出發點的「新干涉主義」取而代之，儘管此一新原則缺乏法治架構， 但卻能立刻發揚人道精神；而只要權力用於正途，法律可朝防止單一 國家濫權方向慢慢進行。畢竟，國際正義的伸張對聯合國而言才是最 艱難、最可貴的部份，所以修正國際法加以反映的過程可以慢慢來。14 總結起來，西方與俄國和中共對科索沃危機的不同看法，從法理 上看，就是兩個不同原則的分歧：尊重國家的領土主權完整，還是保 障普遍的人權和自決，也就是所謂的「主權」與「人權」的爭論。而 仔細分析中共與俄國反對的另一原因，就是此兩方境內均有嚴重的少 數民族問題，如俄羅斯的車臣共和國在分離主義份子的鼓動下尋求獨 立，1994 年 12 月俄羅斯政府曾派軍隊鎮壓，但效果不彰，1999 年 9 月又爆發了第二次車臣戰爭，然而不論其結果如何，它仍舊是俄國內 政上一個潛藏的不定時炸彈，頗令政府當局頭痛不已。而中共的少數 民族問題，則又更加嚴重了，光「藏獨」和「疆獨」分離主義運動就 已經使中共窮於應付了，另外又有一個非屬少數民族的「台獨」問題 亟待解決。更麻煩的是，中國大陸境內的少數民族獨立運動背後均有 外國勢力的介入，因而中共更擔心，一旦這些少數民族聚居地發生類 似族群衝突及分離運動，外國勢力到時就可以打著「新干涉主義」的 「人道主義」旗幟，光明正大地加以干預，屆時情況會變得更為複 雜。 目前俄羅斯的第二次「車臣」戰爭開始之初也由於「新干涉主 義」的影響而使俄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一度面臨緊張，儘管雙方後來 都各退一 步，但俄國 和中共對彼 此少數民族 問題的性質已 有「共 識」，就是將其視為內政而「互不干預」，不過未來的國際局勢詭譎
Michael T. Glennon, "The New Interventionism,"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3, May/June 1999, pp.2-7.
多變，因此車臣、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問題很可能也是循著「科索 沃模式」發展，即內部動亂→成立非法武裝或政府→將民族問題國際 化→國外勢力介入。為了加以反制，中共與俄國在 1999 年 8 月底的 「比十凱克」會議後發表的聯合公報上重申反對「用人權作為干涉他 國內政」的藉口。15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同年的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3 日，還訪問西歐、非洲、中東六國，展開所謂的「反新干涉主義」之 旅。16俄國總統葉爾欽也由於俄國發動第二次車臣戰爭之初無法得到西 方的諒解而於 12 月第四次訪問中國大陸尋求支持。由此可見中共與俄 國堅持「主權」高於「人權」的觀點，除了維護傳統國際法及國際政 治的原則外，也有其現實上的考量，故雙邊關係也因此而更加密切。 倡導以多極體系來取代「美國領導的單極世界」
學者陶意志(Karl Deutsch)和辛格(David Singer)認為多元化比冷 戰的兩元體系更穩定。原因在於： 多元體系的每一個國家不需要歸 屬於兩國集團，而居主宰地位的強國因為需要同時注意幾個國家，所 以注意力分散，衝突機會減少； 多元體系的互動機會比兩元體系 多，對峙的機會相對減少，國際關係趨於緩和； 對立機會減少，軍 備競賽也會相對減緩，因為權力平衡可發揮功效，減少國家擴充軍備 的必要。17 〈中共與俄、哈、吉、塔舉行五國首腦會議〉，《大陸情勢雙週報》，中國 國民黨大陸研究工作會編，1999 年 9 月 16 日，頁 31。 如江澤民在訪問阿爾及利亞時，就表示：「中國主張各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 的基礎上開展人權對話和合作，反對將人權問題政治化，特別是利用人權問 題干涉發展中國家內政的做法。目前，國際上有些人提出「人權高於主權」 和「國家主權有限」的新干涉主義，這值得廣大愛好和平的發展中國家的高 度警惕。事實上，人權要靠主權來保護，不是人權高於主權，而是沒有主權 就沒有人權。」
Karl Deutsch and J. David Singer, "Multipolar Power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World Politics, Vol.16, No.3, April 1964, pp.
390-受到該理論的影響，中共與俄國認為，雖然在冷戰後時期國際格 局呈現的是「一超多強」，但正逐漸向多極化世界過渡，中共和俄國 在此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阻止美國「稱霸世界」及其「建立單 極世界」的理想，並極力促使多極化世界格局早日來臨。據中共的分 析，冷戰後美國開始了新時期的戰略擴張，它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 國，並認為自己處於歷史上最安全的時期、經濟最繁榮的時期以及內 政問題上處理最妥善的時期，美國是經濟、軍事等硬國力和文化、價 值觀等軟國力的有機結合，現在根本不存在什麼多極世界，而是美國 具有絕對優勢的世界，因而美國要利用今後 20 年左右的「戰略機遇 期」，加緊控制世界和塑造世界。 美國目前的跨世紀全球戰略框架已基本成形，其目標是：建立美 國領導的世界新秩序，確保二十一世紀成為「美國世紀」。18有了這種 體認後，「中」俄兩國在彼此交往的過程中，也不斷重申「建立多極 化世界」的理想，並試圖爭取其他國家的支持與認同。如中共國家主 席江澤民於 1999 年 6 月 8 日會見科索沃問題特使、芬蘭總統馬爾蒂． 阿赫蒂薩里時表示：「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悍然對南斯拉夫動武，此事 非同小可，絕非孤立事件，而是關係到建立什麼樣的國際新秩序和二 十一世紀向何處去的根本問題。冷戰結束後，世界的多極化趨勢是不 可阻擋的歷史潮流，而企圖建立單極世界和確立世界霸權，將對世界 和平和穩定構成嚴重威嚇」。19 1998 年 11 月 23 日俄羅斯總統葉爾欽與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共同 發表的《中俄高級會晤結果聯合聲明》中也再次強調，國際關係具有 406. 林碧炤，《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997 年），頁 117。 袁智兵，〈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干涉主義〉，《大公報》，1999 年 11 月 10 日，版 C12。 《解放軍報》，1999 年 6 月 9 日，版 1。
建設性的多極化進程有助於建立一個平衡、穩定、民主、不對抗的新 秩序。這一趨勢客觀上符合所有國家的根本利益。顯而易見的是，科 索沃戰爭的發生和北約東擴更堅定了「中」俄兩國積極推動多極化世 界的決心，希冀以此實現主要大國間的權力平衡，進而以多極制衡力 量，牽制美國的「單極」 霸權。此外，因為多極化的每一「極」均反 映一類國家的利益，故多極合作或大國合作，將可體現一種民主協商 的精神，同時「中」俄則可藉此多極化格局，發揮和鞏固其大國的影 響力，確立獨立「兩極」之大國地位，20而「中」俄夥伴關係就是重建 這種世界新秩序的一種「過渡現象」。 經濟的互補與合作 除了地緣政治及預防衝突的一般議題之外，經貿關係也是「中」 俄雙方合作夥伴關係得以建立的重點之一。經濟過程的全球化、自由 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正在把所有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納入全球市場體 系，各國經濟上的互賴程度提高，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局面。而新自由主義主張經濟利益與國家生存安全同等重要的論點也 就深深地影響了各國的對外政策，「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 主要考量嚴格說來除了軍事上的相互交流、政治上的相互支持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經濟上的相互合作。 一個改革開放的中共和一個政經轉型的俄國在經濟上有很大的互 補性，中共的農產品、民生必需品和俄國的工業(尤指高科技和原料)產 品是雙方經貿往來的重點所在，以物易物的的風氣極盛，地理環境相 鄰也刺激了雙邊貿易的往來。21雙邊貿易額在 1991 年為 39 億美元， 秦邦九，〈中共推動「多極化」世界格局與「夥伴外交」之研究〉，《共黨 問題研究》，第 25 卷第 9 期，1999 年 9 月，頁 44。
Paul Marantz，"Moscow and East Asia New Realities and New Policies", Sheldon W. Simon, East Asian Securit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New York：M.E Sharpe, 1993), p.34.
1996 年達到 68 億美元，到 1998 年則為 54.8 億美元，有顯著衰退之 勢，而雙邊經貿關係的發展始終趕不上政治關係的腳步，且撇開軍備 交易不談，貿易額近幾年來持續停留在 50 至 60 億美元左右，也同 1996 年 4 月兩國定下在公元 2000 年達到 200 億美元貿易總額之目標有所差 距，可見雙邊的經濟合作已到達了一個瓶頸，未來有待於西方資金技 術的投入以提供其成長動力22。但總的說來，在兩國政府的努力下，這 種存在已久的經貿臍帶關係料想將會維持一定的水平。另一方面，雙 邊夥伴關係的不斷加溫，也為雙邊的經貿發展提供了一個持久穩定的 外在環境，使得兩國得以減少針對彼此的軍事支出而多投注於經貿發 展。
三、「中」俄戰略協作夥伴下的雙邊軍事交流
中共認為，在後冷戰時期，在世界大戰打不起來的情況下，最容 易引發軍事衝突的往往是區域民族、宗教糾紛與領土爭執。戰爭形態 也改變為強調「精密武器、資訊戰」為主的「高科技條件下的局部戰 爭」。這種軍事發展潮流的變化在「波斯灣戰爭」及「科索沃戰爭」 中表露無遺，亦促使中共決心進行軍事及國防建設的改革，並著重海 洋戰略的發展，因此對高科技的軍事武力的需求更形迫切。 繼承蘇聯的俄羅斯雖然經濟萎靡不振，但軍事上仍是僅次於美國 的強國，有著強大的軍力。因而中共尋求和俄國的合作，除了緩和陸 上軍事壓力，確保周邊環境的和平與穩定，以及藉此在與美交往上打 「俄國牌」，抬高自己的身價外，最重要的實質利益是可自俄獲取北 京已難以自美歐日等先進國家獲得先進科技，尤其是軍事科技。23此Gilbert Rozman, "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1990s: A Balance Sheet," Post-Soviet Affairs, Vol.14, No.2, April/June 1998, pp.93-113. 唐仁俊，〈後冷戰時期中共對俄羅斯外交政策之分析〉，《中國大陸研 究》，第 42 卷，第 12 期，1999 年 12 月，頁 79。
外，由於冷戰的終結，國際上限武裁軍的氣息高漲，俄國國內本身也 不需要那麼龐大的武器系統，加上軍轉民政策的實施、俄國長期的經 濟衰退，以及國防經費的削減等諸多變數的影響，使得國防工業雪上 加霜，故俄國國防工業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拓展外銷。觀諸整個國際 局勢的演變，最大也最有意願和能力的買主將是政治、經濟和軍事上 逐漸壯大的中國大陸。在一方必須以武器出口來維持本身國防工業的 研發及賺取外匯，以及另一方高倡「科技強軍」，實行國防現代化和 軍事改革，以成為區域及世界強權等因素的催化下，加上雙方長期以 來武器系統方面的一致性，在雙方需求具互補性的條件下，兩國沒有 不合作的道理，特別是雙方的軍備交易，始終是國際關注的焦點所 在，且發展態勢也超過其他領域，故俄國一位官員曾表示：「兩國軍 事科技的交流已遠遠超過貿易利益或國防利益的範圍」。24中共近年來 所採取的「軍事外交」25無疑地在「中」俄戰略協作夥伴中得到了最好 的落實。大體而論，雙方軍事交流的形態約可劃分為以下四種： 國防科技合作 中共自建政以來，在國防科技研發方面，雖然強調獨立自主的路 線，但其武器裝備的發展仍克服不了瓶頸，因而對外國技術，尤其是 蘇聯技術始終存有高度的依賴性。但以槍桿子起家的中共，深知軍事 武力是維持國家地位和政權穩定的最佳保證，故鄧小平一再強調的 吳春光，〈俄羅斯與中共的戰略夥伴關係及其對我國的影響〉，《政策月 刊》，第 42 期，1999 年 1 月 1 日，頁 30。 中共「軍事外交」的作用有五點： 維護周邊環境的和平和安定； 促進軍 事政治情勢、軍事經濟形勢，以及軍事戰略形勢等朝有利於中共的方向發 展，改善中共的國際環境； 加強與外國的軍事交流、同友好國家建立相對 穩定的關係，發展與擴大對中共有力的軍事關係； 加強對國際軍事形勢與 武裝力量的了解，有利於正確判斷軍事形勢，為制定國防政策和對外政策提 供可靠的依據； 宣導和闡明中共在重大軍事問題上的立場、觀點和主張， 維護國家尊嚴和利益，提高本身在國際上的地位。
「要走自己的路」，反映在國防建設上，就是一切根據中國國情加以 取捨，要認識和掌握新時期國防建設的規律，把馬克斯主義和具體實 際相結合，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防現代化發展道路。 1991 年的「波斯灣」戰爭和 1999 年的「科索沃」戰爭給予中共刻 骨銘心的印象，也使中共感受到高技術的優勢與威力。在後冷戰時 期，軍事力量的強弱，不僅是人員素質和武器質量的高低差異，而且 將是人員、武器、科技、機制等的綜合軍事力量的對比。因此中共一 方面提倡所謂「科教興國」戰略，就是要以「教育為本，把科技和教 育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位置，提高全民的科技、文化素質，把 經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換言 之，中共認為要「興國」必須發展科技，發展科技就要「興教育」， 「興教育」要培養人才。把科技、教育、人才三者連在一起，就是 「科教興國」戰略。26而把此戰略運用在國防建設上的話，就叫做「科 技強軍」戰略。 中共的對外開放政策，必須吸收外國的資金和技術來幫助發展。 從歷史、經濟負擔能力及地緣政治角度觀之，俄羅斯可說是中共的最 佳選擇，它有最龐大的軍工生產體系，並已培養近萬名的軍事科技專 家和武器製造業的專門人才，況且中共一向採用俄製武器，因而選擇 俄國顯然比其他國家有利，是實現國防現代化的捷徑。在雙方領導人 多次互訪後，雙方軍事關係有擴大的趨勢，而根據《加強雙邊關係的 基本原則議定書》的基本精神，雙方軍事產業將在「軍轉民用」技術 交流，以及尖端軍事科技轉移方面進一步加強雙向交流和合作關係。27 有關雙方的軍事合作計劃，目前已有三個秘密協議、二十九項條文， 黎健，〈中共「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與影響〉，《中國大陸》，1995 年 8 月，頁 324。 黃鴻博，〈後冷戰時期中共與俄羅斯互動關係之研究〉，《共黨問題研 究》，1995 年 9 月，頁 11-12。
而俄國軍事專家將為中共軍官訓練高科技武器的使用與人才的培訓； 另外，中共也利用俄國經濟的困窘，以優厚的待遇，延攬大批俄國軍 事科技人才以為己用；「中」俄官方也成立了「軍事科技合作委員 會」，負責軍事科技交流的事宜。1999 年 11 月中共的無人太空船「神 舟號」的試飛成功，就是「中」俄科技交流的具體成果之一(俄國培訓 中共的太空人，而中共也仿效俄國製造太空船的技術)。 軍備的交易 軍備交易似乎是今日的「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中最熱絡的一 環。中共國防經費在後冷戰時期呈現「傾斜分配」的趨勢，即在「優 先發展海空軍、重點發展戰略導彈部隊和陸軍特種部隊、適度發展航 天軍」的思想主導，加上「波斯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的影響之 下，28先後從俄羅斯進口七十二架 Su-27 戰機並計劃自行生產兩百架同 型戰機、三十架 Su-30 型戰機、兩艘配備 SS-N-22 日炙(Sunburn)超音 速反艦飛彈的現代級(Sovremenny)驅逐艦、四艘基洛級(Kilo)潛艦、四 套 S-300PMU-1 型反飛彈系統加一百枚飛彈、IL-76 空中加油機、AA-9 和 AA-10 空對空飛彈、120 厘米口徑自走炮、Mi-17 武裝直升機，以 及 T-72、T-80、T-90 等先進戰車等。29 今年一月俄國同意把先進衛星定位系統(Glonass)移轉給中共，提 升其導彈命中率。中共並計劃再採購兩艘現代級驅逐艦、二十枚 SA-15 地對空飛彈、四十架 Su-30MKK 戰機、更先進的 S-300PMU-2 反飛彈 系統、兩艘更先進的 Akula 級核子動力潛艦，同時與俄國合作開發短 如《戰略與管理》雙月刊 6 月刊載中共國安部「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學者 張文木撰寫的〈科索沃戰爭與中國新世紀安全戰略〉一文中指出，「必須迅 速地將以本土自衛為主的國防模式，調整為以制海和制空權為主的國防模 式」。
Gennady Chufrin，Russia and Asia：The Emerging Security Agenda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311-312。
場起飛和垂直起降飛機、新型空對空飛彈及反彈道飛彈防禦系統等。 此外，中共更有意購買最先進的 Su-35、MiG-31 及 Su-37 金雕等戰 機，惟仍在談判當中。總之，俄羅斯的軍火業愈來愈依靠對中共的軍 售，而中共則利用優勢巧取豪奪其先進武器和科技，依據瑞典斯德哥 爾摩和平研究所的資料指出，從 1991 年至 1997 年，中共自俄購買了 總值六十億美元的先進武器，俄羅斯近年來每年出口武器約值十億美 元，佔其出口總值的 20%，而中國大陸市場佔俄羅斯軍火輸出的 40%。 30由此可見中國大陸對俄國軍火工業的重要性。 對中共而言，與俄羅斯的軍事交流在 1990 年代後已取代了 1980 年代間與美國軍事交流的功能，展望未來，中共與俄國的軍事交流可 望隨著對俄武器採購的增加而更加強化，而同美國的交流卻相對受到 限制。在中共採購的俄製武器系統當中，除了 Su-27 和 Su-30 為生產 線合併轉移外，其餘武器系統大都是少量購買，未來在後勤補給和零 件維修方面對俄羅斯的依賴極深，而後冷戰時期以來，「中」俄關係 的發展就是以軍售和支持這些軍售的功能性交流為主要內涵，未來由 於中共對俄製武器的依賴程度漸增，雙方的軍事交往還會更勝於前。31 軍事人員交流 1994 年 4 月 25 日，在俄國國會舉行的一場對中國大陸關係的聽證 會中，俄國副參謀總長柯契馬索夫(Kochemasov)表示：「俄羅斯與中 共間的軍事合作自 1990 年起恢復，並且迅速發展。這種合作自然可以 形容為建設性的商業關係。交易的規模非常龐大，並包括雙方最高層 石碌，〈「中」俄聯手對抗美國的新格局〉，《中央日報》，2000 年 1 月 24 日，版 11。 如 1999 年 10 月中旬，中共解放軍總參謀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和國防科 委在制定新一年度軍事發展工作計劃會議上指出，「中」俄軍事合作將邁向 新全面提升時期，從 2000 年至 2004 年的五年間，「中」俄在軍事合作上的 花費，將達到 200 億美元。
人員的互訪」。32 中國大陸方面，在 1991 年 4、5 月間，中共「國防部外事局長」 宋文中和前蘇聯國防部外事局長胡若柯夫(Hyrokov)首度互訪，雙方就 擴大軍艦、軍醫、軍事學家、軍事運動員、軍校代表團以及軍事記者 互訪事宜進行會談。同年 5 月，中共「國家軍委副主席」劉華清率領軍 事代表團訪蘇，與蘇軍參謀長莫謝耶夫(Mosheev)及國防部長雅佐夫就 改善並擴大雙邊軍事關係進行會談，雙方並於 1991 年 6 月中旬簽訂了 《「中」蘇軍事工業科學技術合作協定》。自 1993 年 4 月以來， 「中」俄軍事官員互訪與交流變得非常頻繁。如同年 6 月，劉華清率領 代表團赴俄訪問，同俄國副總理就「中」俄工業、科技合作、軍轉民 等問題交換意見；1994 年 4 月中共總參謀長助理隗福臨率邊防代表訪 俄，討論邊防裁軍與安全問題；6 月中共空軍司令員曾雙明率團訪問莫 斯科﹔7 月中共「國防部長」遲浩田率軍事代表團訪問俄羅斯，並同俄 國簽訂《預防危險軍事活動協定》。 1996 年後共軍官員訪俄重要者有：1996 年 4 月共軍參謀長傅全有 訪俄﹔8 月中共北海艦隊副司令員張定發率艦訪俄；10 月中共北京軍 區司令員李來柱訪俄﹔11 月中共空軍司令員于振武訪俄；1998 年 8 月 共軍友好參訪團訪俄，同俄羅斯軍方領導人就兩軍交流問題進行會 晤；最後就是今年的 1 月中旬，中共「國防部長」遲浩田再度訪俄，同 俄國防部長謝爾蓋耶夫(Sergeev)舉行正式會談，雙方並簽署了《「中」 俄兩國國防部關於進一步加強軍事領域合作的相互諒解備忘錄》。 俄羅斯方面，1993 年 5 月俄國列寧格勒軍區代表團訪問北京；同 年下旬俄國海軍太平洋艦隊的大型反潛艦「潘捷列耶夫」號、驅逐艦 「快速」號和油輪「葉果爾雷克」號抵達青島進行五天的友好訪問； 1993 年 11 月，俄國防部長格拉契夫(Grachev)赴北京訪問，雙方簽訂 了《五年軍事合作協議》﹔1994 年 4 月俄國參謀長科列尼斯科夫 〈俄國舉行中國問題聽證會〉，《中央日報》，1994 年 4 月 28 日，版 2。
(Kleniskov)訪問中國大陸；6 月俄羅斯及哈薩克等四國外交和軍事專家 聯合代表團前往北京，舉行第十二輪邊防裁軍和加強軍事領域信任問 題的談判；1996 年 4 月俄羅斯代表團訪問北京；7 月俄國邊防軍司令 尼古拉耶夫(Nikolaev)訪問中國大陸；1998 年俄軍事總監科科申(Ko-koshin)應中共「國防部長」遲浩田之邀訪問北京；7 月第一副參謀長 馬尼洛夫(Manilov)應共軍總參謀部邀請訪問北京，同中共副總參謀長 熊光楷共同舉行「中」俄兩軍總參謀部第二輪戰略和安全磋商，並和 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及參謀總長傅全有會晤；10 月俄國防 部長謝爾蓋耶夫(Sergeev)應中共「國防部長」遲浩田之邀訪問中國大 陸，與中共軍方領導人會晤。隨著「中」俄雙方關係的日趨加溫，雙 邊軍事官員交流也會愈頻繁，軍事合作方式與領域也會更為廣泛。 軍事互信措施和聯合演習 在後冷戰時期，由於國際局勢的和緩和發展趨勢的改變，國家安 全的界定遂面臨重新調整，而有與傳統安全觀相異的「新安全觀」之 產生。中共的「新安全觀」不僅在範圍上涵蓋甚廣，並且重視議題連 結對國家整體安全的影響力，因此有「綜合安全觀」的出現。在作法 上為順應「新安全觀」所要求的「要對話合作、不要對抗衝突」的思 維，而引伸出一套「安全合作」的模式，來營造國際間「和平與發 展」的氣氛與其本身追求和平發展的溫和印象。反應在對外政策上， 就是透過所謂的「夥伴關係」來實行，這種「新安全觀」與「安全合 作」的構想，首先在「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中得到落實。33 1996 年 4 月中共同俄羅斯、哈薩克、塔吉克、吉爾吉斯共五國簽 訂了《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協定》。341997 年 4 月相同 邱昭憲，《冷戰後中共的安全觀與東亞安全合作》(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 所碩士論文)，1999 年，頁 68-69。 協定的重點包括：部署在邊境地區的軍事力量互不進攻；不進行針對某一方 的軍事演習；限制軍事演習的規模、範圍和次數；通報邊境一百公里縱深地
五國再度訂定《關於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這兩項協 定強化了「中」俄雙方在軍事領域上的信任，中共更推崇此乃值得倡 導的新安全模式。 1999 年 8 月五國代表第四次聚會於比什凱克，發表了聯合聲明， 對以往五國為鞏固地區安全與合作所採取的順應時代潮流的實際步驟 表示高度評價，同時重申所簽署並獲批准的《解決邊界問題協定》、 《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協定》及《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 協定》有利於「加強睦鄰友好」，為保障地區安全和穩定做出了「建 設性貢獻」，強調「建立具體的相互協作機制，有利於充分發揮多邊 合作潛力，促進地區穩定、安全、發展和繁榮」。 在軍事演習方面，1999 年 10 月初，俄國太平洋艦隊的兩艘軍艦曾 經訪問上海，並首次參加了中共海軍的聯合演習，這顯示出雙方軍事 合作上日趨密切。
參、「中」俄軍事交流對新世紀亞太安全格局的衝擊
目前亞太地區情勢尚稱穩定，但這畢竟是透過和平的方式從冷戰 時期演化過來的，而冷戰時期殘存的許多矛盾並未消除，且隨著情況 的發展也衍生出一些新的矛盾，故本地區仍然存在著不穩定的因素， 主要表現在：亞太地區的主導權問題、領土及主權爭議，以及各國擴 充軍備的趨勢進一步加強等。一、美國對「中」俄的遏制
冷戰的終結，在世界上明顯的是軍事衝突和錯誤認知之減緩或減 少，然而在亞太地區，卻因美國亞太駐軍的遞減、與中共軍事現代化 的軍事威脅，與世界軍備供過於求和亞太地區在後冷戰時期經濟快速 區的重大軍事活動情況；相互邀請觀察實兵演習；預防危險軍事行動；加強 雙方邊境地區軍事力量和邊防部隊之間的友好交往。成長之下，進而呈現大幅發展軍備，呈現出軍事競賽之勢，尤其是 「中」俄與美日間的軍事對峙日益白熱化。 美國自蘇聯解體後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一方面倡導「單極 世界」理論，同時推行「危機處理戰略」，其首要及優先目標當然是 維護和確保美國的國家利益，35以建立「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1998 年 12 月柯林頓政府推出的「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就是這種理念的具 體呈現。該戰略的總目標是「領導整個世界」，具體目標是加強美國 的安全、促進美國的經濟繁榮、推動海外民主。實施這項戰略的手段 是：加強軍事實力，致力於美國外交，促進世界經濟發展和國際金融 穩定，加速經濟、技術、文化和政治的「全球一體化」，加強民主自 由的力量，並特別強調要「保持精銳的軍隊」，做好各種軍事行動和 小規模應急行動，「最好與盟友協調一致打贏」兩場大規模戰爭等方 面的準備。36 為了實現維護國家利益的目標，美國提出要「加強國內外的安 全」對策，提出「要對各種各樣的潛在威脅和危機做出反應」，必須 要加強外交和軍事力量，特別是「要保持美國的領導地位」。根據布 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其著作「大棋盤」一書中的觀點： 「就美國而言，地緣政治的大獎是歐亞大陸。五百多年來，世界事務 由歐亞大國主導，各國人民相互爭戰以奪取區域霸權，更進而追逐全 球強權之地位。現在，一個非歐亞大陸的國家卻在歐亞大陸獨占鰲 首，而且美國的全球盟主地位直接依賴它在歐亞大陸的優勢能維持多 美國主要的國家利益在於保障美國的主權、領土和人民，防止任何威脅美國 本土的行為，包括核生化武器的攻擊和恐怖主義；防止敵對區域聯盟或霸權 的出現；確保國際海線之通訊、飛航及天空的安全；若有需要，協助美國盟 國與友邦對付外來侵略。請見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台 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年），頁 172-173。 黃碩風，〈科索沃戰爭與美國稱霸全球戰略〉，《中國評論》，1999 年 10 月號，頁 17。
久，或多麼有效」。37美國認為「控制了歐亞大陸就能維持其主導地 位」，故冷戰結束後，就策劃從歐亞大陸東西兩端控制邊緣地帶，並 採擠壓式策略逐步推進，而其軍事戰略也順應時勢而變更為「塑造、 反應、準備」的原則。 美國一方面不顧俄羅斯的反對，在歐洲主導北約東擴，同時藉 「科索沃」戰爭來測試北約「新戰略」38及擠壓俄國在東歐的戰略空 間，並透過《東南歐穩定公約》來穩定該地區的緊張局勢。在亞太地 區，繼續強化各主要的聯盟，如美泰軍事同盟、美韓軍事同盟，1998 年與菲律賓簽訂《來訪部隊協議》，同時新加坡也已允諾提供該國的 樟宜海軍基地給美國軍艦作為維修補給之地，而在這些軍事聯盟或交 流活動中，美國最為重視的是同日本的軍事同盟，雙方也於 1996 年 4 月簽署《美日安保聯合宣言》，並視兩者的聯盟關係為維持亞太安全 的基石。美國也積極扶植區域大國如日本、澳洲來輔佐本身維護亞太 地區的安全與穩定。39 此外，美國推動「國家飛彈防禦系統」(NMD)和「戰區飛彈防禦 系統」(TMD)的研發，並增加了軍費的開支，從而保持美國軍事實力 上的優勢，同時形成了對「中」俄的東西包圍網。 Zbigniew Brzenski 著，林添貴譯，《大棋盤》(台北：立緒文化事業出版 公司，1998 年），頁 36。 「北約新戰略」是在 1999 年的 4 月 24 日北約成立五十週年時，於華盛頓首 腦會議上所揭櫫的。詳細內容請見張祖謙，〈世紀末戰爭啟示錄─北約新戰 略及其分析〉，《中國評論》，1999 年 6 月號，頁 5-6。 美國在東北亞透過《美日安保宣言》及美日軍事同盟要求日本分擔更多維持 區域和諧責任的同時，也在東南亞鼓勵澳洲主動出擊維護區域和平，故有所 謂的「霍華德主義」的產生─是指澳洲要加強國防力量，發揮新的作用，以 成為美國在亞洲維持和平的副手。
二、「中」俄外交政策及軍事戰略的轉變
作為美國明指的潛在對手「中」俄兩國，為了反制美國，也採取 了一連串的相應措施；在俄羅斯方面，獨立之初，俄國與美國的關係 出現了根本性的轉機，昔日意識型態的枷鎖似乎已不復存在，取而代 之的是戰略合作。這種氣氛反映在外交政策上，就是奉行向西方「一 面倒」的外交政策，在軍事戰略上則奉行「純防禦」戰略，並著手進 行大規模的裁軍和改革，同時希望透過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讓步，來 獲取大量的西方資金，以力求早日恢復經濟的活力，當時的總理蓋達 (Gaigar)就曾表示：「目前對俄羅斯來說，奉行親西方政策是唯一明智 的選擇」。40 西方各國對俄國的示好舉動確是反應冷淡，不僅承諾對俄國的援 助常口惠而實不至，且在政治、外交和安全方面把俄國摒棄於一連串 重大國際問題的決策和緩和之外，北約組織甚至不顧俄國的反對而執 意東擴，更對俄國的安全構成的直接威嚇。 為了因應此種情勢，1994 年後，俄推行「雙頭鷹」外交，1996 年 6 月並提出了「現實遏制」軍事戰略，認為冷戰結束後俄國國家安全面 臨內外雙重威脅。41而俄國的責任，就是重振大國地位，確保國家利 益，而在國防建設上，也維持 120 萬員額，並著重高科技和尖端武器 的研發。1999 年的北約東擴、科索沃戰爭、第二次車臣戰爭以及美國 企圖研發 TMD 和 NMD，並威脅退出「反彈道飛彈條約」等事件的衝 擊，造成了 10 月 8 日「俄羅斯聯邦軍事學說」的出爐。 該學說最令人注目的是鮮明地提出「當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單極 世界和多極世界兩種傾向的相互抗衡，並主張要致力於建立反對單極 馮紹雷，《制度變遷與對外關係─1992 年以來的俄羅斯》(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7 年），頁 505。 俄國外部威脅主要有來自三方面：西方有北約東擴、南方有回教分離主義勢 力、東方則有日本和中國大陸的崛起。獨霸的多極世界，使俄羅斯成為未來世界的重要一極」﹔不僅將以美 國為首的北約當作主要的軍事對手，而且視為現實的威嚇，突出了今 後在軍事上與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抗的決心﹔在軍隊建設上，持續強 調核武器是遏制侵略、保障俄國及盟友軍事安全、維護國家穩定與和 平的有效力量。在今年 1 月公布的《國家安全構想中》也指出：當所有 其他解決危機的方法均以用盡或證明缺乏效果之後，有可能使用所有 可以運用的武力和方法，包括核子武器，並更加重視常規力量的實戰 作用，同時大幅增加國防預算，以改善軍費拮据的窘境。421999 年科 索沃戰爭結束後舉行「西方─99」的軍事演習，標誌了俄國對西方的 重新認識和定位。 從俄國外交政策及軍事戰略的轉變，可以看出其欲和西方一較長 短的雄心，但俄國國力畢竟不若從前，故需要結交有力的盟友，而近 年來始終在國際事務上同俄國步調一致的中共就成了最佳選擇。俄國 總統葉爾欽在 1999 年 12 月四訪北京尋求中共的支持，也如願以償， 加上雙邊長久以來的邊界問題已得到解決，故夥伴關係因而更加鞏 固，且達成一筆十億美元的軍售交易。 在中共方面，因應國際局勢的和緩及世界發展的趨勢，1985 年實 行了「戰略轉變」，由臨戰狀態下的應急性發展轉向和平時期的國家 建設，軍事上為消除軍隊腫、散、驕、奢、惰，決定面向現代化的精 簡整編，這是中共軍事戰略的第一次轉變。1991 年波灣戰爭後，以資 訊科技為 基礎的戰爭 型態成為未 來的趨勢， 中共遂倡導「 科技強 軍」、「質量建軍」的口號，強調要打贏「高技術下的局部戰爭」； 1997 年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軍事發展的雙軌策略，軍事上強調 「兩個根本性戰略轉變」，43政治上強調「兩個武裝」。44總之，就是 周柏林，〈俄羅斯的反擊─俄調整國家安全戰略的袖裏乾坤〉，《瞭望新聞 周刊》，2000 年 1 月 24 日，第 4 期，頁 56。 所謂的「兩個根本性戰略轉變」，指的是：在軍事鬥爭的準備上，由應付一
在以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的積極防禦為首，強調三個體現：在軍事鬥 爭的準備上，由應付一般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轉到應付高技術條件下的 局部戰爭﹔在戰略的立足點上，由應付一般情況轉到應付可能出現的 各種複雜局面；在作戰樣式上，由過去應付陸地作戰轉變為應付敵人 的海空襲擊。45 經歷了科索沃戰爭的衝擊後，中共更加著重高科技武器的研發和 海空軍的發展，同時增加國防預算，據中共軍方一份國防預算研究報 告評估，今年中共的國防費用將達 1,250 億人民幣左右，比 1999 年增 長 15%至 19%。而今年至 2005 年期間的國防經費，每年也將以兩位數 成長，總數約為 9,950 億元人民幣，約是 1996 至 2000 年期間的兩倍。 46 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以來，東亞國家普遍削減其國防預算，或擱置 原先的軍購計劃，使得許多美國和歐洲的軍火商直接受到衝擊。中共 由於遭受的波及較輕微，故有餘力大肆擴軍，持續向俄國採購戰機、 增添地對地飛彈，並加強海軍軍備。種種舉動均令東亞國家人心惶 惶，紛紛重新調整國防政策，增加國防預算。 以南沙群島問題為例，由於該地是多條國際航運線的必經之地， 加上資源豐富，因此是兵家必爭之地。中共與東南亞各國近年來為了 該群島的主權歸屬問題屢生齟齬，但情況並未擴大﹔1992 年 7 月第 25 屆東盟外長會議上中共曾提出「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的提議，但迴 響不大。1999 年 11 月底，菲律賓曾提出一項《南海行為準則》的草 般條件下局部戰爭向打贏現代技術下局部戰爭轉變﹔在軍隊建設上，由數量 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轉變。 所謂的「兩個武裝」，指的是：要用正確的思想理論、用現代科技特別是高 科技知識武裝官兵的要求，一個是建軍之本，一個是強軍之舉。 張明睿，《中共國防戰略發展》(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 年），頁 452-455。 〈中共國防費用增近兩成〉，《聯合報》，2000 年 1 月 29 日，版 1。
案，要求中共簽署，但遭到拒絕。然而在另一方面，中共也不斷在南 海諸島建立軍事設施，47並繼續佔領更多的島嶼。另外由俄國採購的 Su-27 戰機、基洛級潛艦及現代級驅逐艦將更能使中共在維護南海主權 問題上採取主動。48儘管中共一再強調其軍事戰略是「防禦型」的(積 極防禦)，且無角逐區域霸主的野心，不過從南海問題上吾人可知，中 共的外交軍事雙管齊下的策略，無非是要讓周邊鄰國尤其是美日感到 壓力，卻沒有介入的藉口。 俄國與中共沒有領土爭議，且在南海問題上無戰略利益，加上雙 方在歷次發表的聯合公報中均強調尊重彼此主權及領土的完整，故預 料俄國在南海問題上將支持中共的立場。若東盟接納中共所建議的解 決方案，則其經濟力和軍事力將可順理成章地延伸至南海，有朝一日 南海恐將成為中共的內海，屆時將會對各國構成極大的生存壓力，而 中共的窮兵黷武，也將成為亞太地區的軍事超強，破壞本地區的均 勢，引發軍備競賽，同時「中國威脅論」的論調勢必再起，這將不可 避免地與美國的政策相牴觸，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駐軍作用也就更為彰 顯，故一場「中」俄與美日東盟間的軍事對峙也可能會順勢展開。 另一方面，「中」俄持續增溫的夥伴關係和密切的軍事交流，也 使雙方在亞太地區另外兩個衝突引爆點朝鮮半島和台灣問題上掌握了 更多有利的籌碼。針對美國要使朝鮮半島成為「非核化區」的政策， 一旦北韓屈從於美國的主張，則中共將成為美國所謂的東亞碩果僅存 的「流氓國家」，而美國在東北亞的戰略前沿將推進到中共邊境，屆 時其勢必更加強化對中共的「和平演變」措施，因此中共當然不會撤 如在永興島興建一座軍用機場，在美濟礁構築防禦工事，在永暑礁則建有碼 頭和直昇機平台。 由於 Su-27 戰機的作戰半徑大，而現代級驅逐艦配有連美國神盾系統都無法 防範的先進反艦飛彈，加上中共即將擁有的航空母艦，故一旦與東盟國家在 南海問題上發生軍事衝突，東盟國家的海空軍料想將毫無招架之力。
離對北韓的支持，且現在「中」俄關係良好，俄國與北韓的關係也有 改善，「中」、俄和北韓正好可以利用對美國不滿的心理，團結一致 在諸多問題上與其討價還價。49
三、「中」俄軍事交流對台海安全的衝擊
1979 年後，中共的對台政策漸採取文攻武嚇兩手策略。在文攻方 面，先後有 1979 年的《告台灣同胞書》、1981 年的《葉九條》及 1983 年的《鄧六條》等。至 1980 年代中期之後，鄧小平在《鄧六條》中提 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就成為中共對台政策的基本原則。日後 的兩次《台灣問題白皮書》和 1995 年的《江八點》大體上均未脫離此 種立場。在武嚇方面，中共也不放棄武力犯台，聲稱「不放棄使用武 力是為了要促進和平統一」，我方的認知卻正好相反，認為中共「不 放棄使用武力」正是阻礙兩岸和平統一的前提。於是在缺乏互信且充 滿敵意的情況下，一場兩岸間的軍備競賽就此展開了， 台海問題另牽涉到雙方同美、俄的軍備交易。長久以來，美國在 台海安全上的政策無非是要確保兩岸軍力上的大致平衡，因此儘管在 1979 年同中共建交，並順應其要求，與台灣「斷交、廢約、撤軍」， 但也顧慮到此舉會使得台灣居於軍事上的劣勢，故另通過了一個《台 灣關係法》，以成為美國得以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和提供其他防務保 障的法律依據。50雖然日後有「八一七」公報的箝制，但大體上美國仍 然遵循既定路線行事，而對台軍售問題也就一直成為「中」美雙方爭 論的焦點所在。 蕭朝琴，〈中共「軍事事務革命」對亞太安全之威脅〉，《共黨問題研 究》，第 25 卷第 7 期，1999 年 7 月，頁 71-72。 《台灣關係法》認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貨禁運來決定台灣前途的任何 努力，是對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的威嚇，且為美國所嚴重關注之事；規 定美國將向台灣提供使其能夠足夠自衛能力所需數量的防禦物資和防禦服 務。中共自 1979 年後實行「改革開放」，發展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 同時從事軍事改革，一度大幅削減軍力，改善與鄰國的環境，以創造 一種「和平與發展」的國際氣氛，並為其「四化」製造條件，同時兩 岸局勢也因台灣方面開放人民赴大陸探親之舉而有緩和的跡象。惟自 1989 年之後，由於「六四事件」、東歐脫離共黨統治、蘇聯解體導致 冷戰終結，以及波斯灣戰爭的影響，中共重整軍備呼聲再起。從 1990 年代開始調整國防戰略，大肆增加國防預算，更新軍事裝備，儼然成 為亞太地區的軍事強權，而中共這種反時代潮流的舉動，確實為台海 兩岸及亞太地區帶來巨大的衝擊，引起周邊各國的恐懼，國際間遂有 「中國威脅論」的提出。51 美國是冷戰後唯一擁有優勢地位的超強，因蘇聯解體亞太地區威 脅消除，加上財政日益惡化，故有裁減亞太駐軍之舉，但中共卻藉此 機會致力加速軍事現代化步伐，對周邊國家構成威嚇作用，且中共雖 強調以和平方式解決台海緊張與南海領土糾紛，但卻從未公開承諾放 棄對這些地區使用武力，導致美國調整戰略，維持亞太駐軍，以免本 地出現權力真空，危及地區和平與美國利益。 此外，冷戰終結後，「中國牌」的政治作用消失，基於國家利益 和地緣政治，美、日及東盟國家並不希望中共強大，故期待利用台灣 牌來制衡中國大陸。但由於中共國力發展迅速，影響力日漸擴大，上 述國家在與中共周旋時，打「台灣牌」的餘地十分受限。且它們在同 中共建交時，中共都會迫使對方承認台灣問題屬於中國內政，事實上 就是為最終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如果有必要)而避免外國干涉留下伏 筆。52因此，美日等國在不便直接介入的情況下，遂採取強化雙邊或多 美國就認為中共這種窮兵黷武之舉，是對亞太地區安全發展的壞兆頭，是基 於：中共軍費支出穩定增加、中共經濟持續成長、中共不斷向俄羅斯和其他 國家購買先進武器和引進先進技術、中共對南海問題的主張和行動。 平可夫，《僵局》(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頁 51-52。
邊軍事合作，同時透過管道對台提供防禦性武器，以增加台灣抗衡的 實力。 台灣在解嚴及中止動員戡亂時期後，早已放棄了反攻大陸的夢 想，而將國防戰略從「守勢防衛」、「防衛固守、有效嚇阻」調整為 「有效嚇阻、積極防禦」─即採取「攻勢防衛」，並積極從事新式兵 力建設，力求在軍隊的素質及武器的先進程度方面超前中共，以彌補 本身與中共軍隊數量差距龐大的缺陷。而要想在質量方面領先中共， 最有效且迅速的方法之一就是進口外國軍備，因此，長期以來與台灣 關係密切的美國自然就成為最佳人選。美國基於《台灣關係法》的原 則對台灣也有提供防禦性武器以抵禦中共的責任，加上當時中共已自 俄羅斯購得 Su-27 戰爭，在軍力平衡的考量下，遂有 1992 年布希政府 出售 150 架改良型 F-16AB 型戰鬥機給台灣之舉。 為了反制美國的「台灣牌」，同時也給台灣製造談判壓力，中共 在後冷戰時期的軍事領域中對美國大打「俄羅斯牌」，強化了與俄國 的政、經、軍關係，不斷向俄國購買先進軍備。最值得注意的是 1994 年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初次訪俄，雙方簽署了《長程核子武器停 止互瞄》的協議。配合中共稍後不斷進行的核試爆及向伊朗、巴基斯 坦等國出售核技術的種種舉動，都是向美國展示其核武實力，這也促 使了美國加緊同中共就核裁軍問題加以溝通。 1995 年 6 月李登輝總統的訪美，不但促使中共片面停止兩岸逐步 搭建起來的協商管道，更於同年的 7 月及 1996 年的 3 月在台灣海峽試 射飛彈，導致「第三次台海危機」，將台灣海峽鄰近區域直接帶入戰 爭的邊緣。美國除了一方面派遣兩艘航空母艦至台海巡航，以嚇阻中 共可能的侵略舉動，另一方面也於 4 月同日本簽署《美日安保條約》。 1997 年 9 月修改《美日防務合作指針》，並巧妙地將台海納入其「周 邊有事」的範圍。 同年年底美國向台灣出售愛國者飛彈系統，以抵禦中共短程彈道 飛彈的威脅。中共則視此為外國勢力干涉的公然體現，一方面同俄國
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並調整建軍策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調 整大陸軍主義「積極防禦」的戰略觀，代之而起的是強調建立空中長 程打擊威懾力量與追求海洋強權的軍事發展策略。53另擴大軍事實力， 將中國大陸建設成為亞洲軍事強國，統一台灣、進軍南海成為中共第 第四代領導人樹立個人在歷史上「豐功偉業」的目標。 中共積極從外國，特別是由俄國優先進口先進海空武器，並引進 技術轉讓，如在遼東灣葫蘆島建造基洛級潛艦基地，由瀋陽飛機工業 集團生產 Su-27 改良型戰機。俄國也由於和西方的交往屢遭挫折，加 上面臨北約東擴的威脅，故加大了以軍事行動反對西方的力度。在軍 備市場上俄國又遭逢美國和歐洲軍火商的夾擊而施展不開，因此就將 國力強盛的中國大陸視為拯救其本國軍火工業的救星，雙方因此一拍 即合，各取所需，且一旦中共與俄國發現，有共同合作以抑制美國權 力與影響力的必要時，這種單純的軍火交易就進一步演變成戰略聯 盟，故雙方的戰略利益可說是殊途同歸。 至今為止，中共已從俄國引進約 70 億美金的先進武器，而同中共 的軍備交易的比重佔俄國軍備出口總值高達四成，這些武器中最有可 能直接用來對付台灣的先進裝備計有四項：Su-27 型及 Su-30 型戰機、 現代級驅逐艦、基洛級潛艦，以及俄國與以色列合作製造的空中預警 機。美國傳統基金會的研究則認為，未來可能影響台海均勢的中共新 式武器，包括雷達衛星、改良後的 M9 戰術飛彈、超音速反艦飛彈，以 及 AWACA 空中預警機，其中大多與俄製武器和俄國科技有關。54 雖然 1997 年中共與美國締結了「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但雙方 關係仍起伏不定，而美國也仍然重申其對台的安全承諾。同年的 11 〈1999-2000 年中共軍事情勢〉，《大陸問題雙週報》，中國國民黨大陸研 究工作會編，第 1331 期，2000 年 2 月 16 日，頁 13。 黃芝溪，〈論中共不承諾放棄武力犯台之研析〉，《共黨問題研究》，第 25 卷，第 9 期，1999 年 9 月，頁 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