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電視臺集團化的政治經濟分析--賴祥蔚Update:2018/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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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電視臺集團化的政治經濟分析

賴祥蔚

（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

摘

要

過去在共黨國家的媒體被視為宣傳機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媒體對市場越來越倚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更形同走向全球市場。在此時刻，中央電視臺等媒體在 2001 年 12 月 6 日正式組成中國規模第一的廣電媒體集團「中國廣播影視集團」，不只整合中央三臺，亦即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與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也納進了許多中央級廣播影視機構。中央電視臺走向集團化，究竟是為了迎戰全球市場？還是為了落實宣傳目的？整個過程到底是純粹的經濟行為？或者仍然不脫政治干預？本文試圖對於中央電視臺的集團化進行政治經濟分析，並將從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與莫斯柯(Vincent Mosco)所提出的商品化、空間化與結構化等分析面向深入探討。關鍵詞：中國、電視、中央電視臺、集團、政治經濟學

壹、前言

號稱中國最大的廣電集團「中國廣播電影電視集團」，在 2001 年 12月 6 日正式掛牌成立，這個集團不只整合了中央三臺（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與中國國際廣播電臺），還包括中國電影集團公司、中國廣播電視網路有限責任公司和中國廣播電視互聯網站等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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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廣電媒體，成為一個以中央電視臺為主、固定資本超過兩百億人民幣（以下貨幣單位皆為人民幣），年收入也有百億的龐大集團。1 中國廣播影視集團的成立，可以看成是中國國務院在 1999 年發布〈關於加強廣播電視有線網路建設管理意見的通知〉（八二號文件）之後的一次具體實踐，落實了媒體的集團化政策。2_{前述八二號文件提} 到了幾個核心內容，其中之一，正是電視與廣播、有線與無線合併，3 也就是集團化政策。然而，中國廣播影視機構的集團化，絕非始自於此。4_{事實上，早在八二號文件提出之前，就有許多廣電集團成立，例} 如上海早在 1980 年代末期，就在中國率先進行了廣電集團化實踐，5 湖南廣電集團與上海文廣集團的正式掛牌也早已發生，6_{甚至是中央電} 視臺在 1995 年也已草擬了實行集團化經營的初步設想。7 外界的普遍看法，是將集團化看成中央電視臺等媒體面對全球化〈廣電旗艦中國廣播影視集團今成立〉，《聯合報》，2001 年 12 月 5 日，版 13。賴祥蔚，〈中國大陸廣電影視集團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廣播與電視》，第 18 期，2002 年 1 月，頁 115-117。中國國務院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信息產業部、廣播電視電影總局關於加強廣播電視有線網絡建設管理意見的通知〉，廣電總局社會管理司，《廣播電視行業管理手冊》（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 年），頁 133。賴祥蔚，《中國廣電集團的政治經濟分析》（臺北：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論文，2002 年），頁 21-55。曉菲、曉鋒，〈上海廣播電視集團化發展思路的啟示〉，《南方電視學刊》，第 4 期，2000 年 7 月，頁 9-10。賴祥蔚，〈湖南廣電集團的政治經濟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46 卷第 4 期，2003 年 7 月，頁 103；賴祥蔚，〈上海文廣集團發展之研究〉，《展望與探索》，第 3 卷第 2 期，2005 年 2 月，頁 69。楊偉光編，《中央電視臺發展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年），頁 687-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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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應，但是實情果真如此嗎？畢竟與前述機構綁在一起，對中央電視臺而言未必真有助力。從財務收支來看，中央電視臺的廣告收入遠高於僅具象徵意義的政府財政補助，但是其他機構頗多仍入不敷出、需要財政補助。既然如此，除了因應全球化，此一集團化的推動究竟有何原因？本文將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深入分析中國廣播影視集團的成立過程與背後因素。由於中國在 2001 年 11 月 9 日正式入世，許多因應措施都趕在這個時間點之前推動，而中國廣播影視集團也是在 2001年正式掛牌成立，而且成立之後一直到 2005 年悄悄解散為止，都沒有進行重大的實質變革，因此本文將著重探討到底有哪些政治經濟因素在 2001 年之前發揮了作用，以致中國廣播影視集團在這一年宣告成立。

貳、研究途徑

在研究途徑上，本文依循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途徑，將以莫斯柯 (Vincent Mosco)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所規畫的「理論母數」來分析，亦即循著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空間化(Spatialization)、與結構化 (Structuration)三者來切入。此一途徑可視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在傳播學的衍生學派，著重宏觀的歷史結構分析。然而，分析宏觀結構時，

對於行為者也不應忽視，因為二者關係並非對立，而是如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所指稱的具有二重性(Duality)，亦即結構固然制約行為

者，但也提供行為者資源；在此同時，結構不只是行動的中介，也是

其結果，8_{紀登斯說：「結構二重性是結構化理論的基本概念，它的意}

涵就體現在行動的『條件』和『後果』所具有的錯綜複雜的意涵之

中。」9_{按照紀登斯的說法，結構「指的是社會再生產過程裡反覆涉及}

Anthony Giddens著，李康、李猛譯，《社會的構成》(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臺北：左岸文化，2002 年），頁 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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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規則與資源，如果說社會系統的制度化特性具有結構性特徵，就

是指各種關係已經在時空向度上穩定下來。」10_{結構同時具有制約性與}

能動性，因此對行為者而言既是限制，卻也提供了可利用的資源。至於商品化、空間化與結構化三個理論母數，其實呼應了馬克思

(Karl Marx)在《資本論》(Capitalism)中的思維邏輯，具有內在的關

聯性。馬克思發現商品化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化動力，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會使「舊社會在深度和廣度上充分瓦解」，11_{「商品在空間上} 的流通……具有如下的特徵：它表現為生產過程在流通過程內的繼續，並且為了流通過程而繼續。」12_{結果必然伴隨空間化的發展，於是} 「舊的生產中心衰落了，新的生產中心興起了。……又引起了開拓越來越遠的市場，簡言之，開拓世界市場的必要性。……處在流通時間內的那部分社會資本，也會絕對地和相對地增加。」13_{依照莫斯柯的詮} 釋，商品化是將使用價值轉換成交換價值的過程，空間化是空間與時間的轉換過程或制度的延伸過程，至於結構化則是建構結構的過程，14 包括了商品化與意識形態等動力。

參、商品化：政治權力庇蔭下的廣告利益

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媒體在將使用價值轉換成交換價值的表現，始於接納廣告。原本的宣傳工具，變成藉由廣告販售的商品。 Anthony Giddens著，《社會的構成》，頁 3。 馬克思、恩格斯著，吳家駟譯，《資本論》(Capitalism)（臺北：時報文化， 1996年），頁 47。馬克思、恩格斯著，《資本論》，頁 170。馬克思、恩格斯著，《資本論》，頁 277-279。 Vincent Mosco 著，馮建三、程宗明譯，《傳播政治經濟學：再思考與再 更新》(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Rethinking and Renewal) （臺北：五南出版社，1998 年），頁 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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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電視臺本來是具有行政部門特徵的事業單位，不播廣告。 1979年中國當局正式肯定廣告的地位與作用後，中央一級的廣播影視機構才陸續開辦廣告業務，當年 12 月，中央電視臺正式開辦廣告，15 開始邁向商品化。一開始，廣告只限於部分的時段，晚上的黃金時段沒有廣告，整個白天的時段也沒有廣告。即使到了 1990 年，中央電視臺的廣告收入也才突破億元。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中共中央、中國國務院發布〈關於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把廣播電視納入第三產業。由於所有的第三產業都必須搞創收，從而自負盈虧。16_{中央電視臺自此開} 始全面迎接廣告。17 ₁₉₉₃_{年開播的「東方時空」節目，首先開創白天} 時段的廣告；而且廣告價格從一開始的每 15 秒 500 元，隨著收視率而一路上升到幾萬元，年收入很快就突破一億元，2000 年改版後更邁向兩億元。18 1992年中央電視臺的廣告收入 4.9 億元，占了中國電視廣告總收入的 23.87%；1998 年激增至 45 億元，為中國電視總廣告收入的 36.8%。19_{依照此一比例，中央電視臺的廣告占有率已達到「壟斷性市} 場占有」。20_{中央電視臺的廣告收入是其總收入的 98%。}21 中央電視臺，《中央電視臺 30 年》（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8 年），頁 714。郭鎮之，《中國電視史》（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 年），頁 64。楊偉光編，《中國電視論綱》（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8 年），頁 17。楊非，〈新《東方時空》新在哪兒？〉，《南方周末》，2000 年 11 月 17 日，版 10。黃升民、丁俊杰編，《國際化背景下的中國媒介產業化透視》（北京：企業管理出版社，1999 年），頁 120。陳懷林，〈試論壟斷主導下的大陸廣電商業化〉，何舟、陳懷林編，《中國傳媒新論》（香港：太平洋世紀，1998 年），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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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電視臺能有豐厚的廣告收入，除了本身努力，更因為其享有「必載」(must carry)頻道的地位。此一地位是政策所賦予，因此想要繼續享受獨大地位，就必須仰賴政府的介入。簡單的說，此一龐大商品，其實是政治作用的結果。中央電視臺成立於 1958 年，除了原本的第一套節目，1977 年開始向北京地區傳送第二套節目。22₁₉₈₆_{年增為三套節目：第一套為以新} 聞為主的綜合型節目，第二套是以經濟與社會教育為主的綜合性節目，第三套是以文藝和社教為主的綜合性節目。第四套節目於 1992 年開始播出，透過衛星向臺灣、香港與亞歐等地區華人播送新聞性與綜合性節目。23 ₁₉₉₆_{年 1 月 1 日，中央電視臺增加四套鎖碼的衛星頻道} 節目，分別是體育（第五套），電影（第六套），少兒、軍事、科技、農業（第七套）等，其中第七套免費，另三套則是付費頻道，一起收費；同一天也將第三套節目改為戲曲音樂頻道。1997 年 9 月 11 日，作為第九套節目的英語頻道正式播出，透過衛星傳輸幾乎可以覆蓋全世界，然後又增加了西部頻道。這幾個衛星電視頻道的推出，有些是配合政府的政策，有些則是為了藉由分眾化以鞏固觀眾市場，藉此抗衡各地電視臺陸續推出衛星電視。24 為了爭取廣告，中央電視臺開始注重觀眾對娛樂等的需求。這樣的發展，走出了傳統的共黨國家媒體模式。施蘭姆(Wilbur L. Schramm) 曾經指出共產政權的媒體具有不重視娛樂等特色，25_{這是因為當時結構} 中央電視臺財經辦公室，〈2000 年中央電視臺財務經營工作概況〉，《中國中央電視臺年鑑》（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 年），頁 49。于廣華，《中央電視臺大事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70。呂郁女，《衛星時代中國大陸電視產業的發展與挑戰》（臺北：時英，1999 年），頁 304-306。張錦力，〈電視的今天與明天〉，萬力編，《媒介經營與產業化操作實務》（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 年），頁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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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動力乃是意識形態，如今中國改由商品化當道，情況大有不同，施蘭姆所言之特色當然也不再能適用。電視可以作為商品的除了廣告，還有節目，但這個部分的進展相對落後。1980 年召開的第十次全國廣播工作會議中，特別強調了中國電視節目不足的急迫問題。26_{此後，各地紛紛投入電視劇的製作。} 1981年，中央電視臺播出中國第一部自產的電視連續劇「敵營十八年」；27 ₁₉₈₂_{年，中國第一家電視劇、譯製片製作單位「北京電視藝} 術中心」（原為北京電視製片廠）成立；28_{隔年，中央電視臺又合併該} 臺電視劇部門與廣播文工團電視劇團，成立電視劇製作中心，此後每年生產電視劇大約一百集。29_{該中心成立的背景，正是境外電視節目在} 電視螢幕上逐漸增多，使得中國必須提升競爭力。30_{不過當時中國政府} 的財政不寬裕，因此中心的資金也相對吃緊，必須力行節約。31 依照規定，各地電視臺都有義務向中央電視臺提供節目。32_然而很多電視臺卻不願意提供節目給可以在全國播出的中央電視臺，寧願另 in Mass Communication)（臺北：遠流，1995 年），頁 100-110。

Chin-chuan Lee, 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Y: The Guilford Press, 1990), p. 80；郭鎮之，《中國電視史》，頁 136-137。郭鎮之，《中國電視史》，頁 148。游銘坤，〈崛起的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廣播電視編輯部，《當代中國廣播電視回憶錄（第二集）》（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 年），頁 328。文英光，〈從首播室內劇到電視劇製作中心創立〉，于廣華編，《螢屏歲月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374-375 ；文英光，〈從第一個電視劇誕生到中國電視劇製中心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廣播電視編輯部，《當代中國廣播電視回憶錄（第一集）》（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 年），頁 97。游銘坤，〈崛起的十年〉，頁 330。游銘坤，〈崛起的十年〉，頁 330。郭鎮之，《中國電視史》，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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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其他地方臺，只因為更能獲利。中央電視臺只好在 1982 年提出金錢補貼，以 60 分鐘戲劇每集五千至一萬五千元，並視節目集數而增減兩

成的代價，鼓勵各地的電視臺提供所製作的節目。33_{這是中央電視臺將}

節目視為商品的開始。中央電視臺為了填補新的衛星電視頻道，更向美國迪士尼(Disney)購買「娛樂體育節目電視網」(Entertainment and

Sports Programming Network, ESPN)，以填補付費體育頻道的近半

時間。34_{不過中央電視臺在製作節目以作為販售商品的發展上，成績不}

甚理想。因為中央電視臺節目製作的預算有限，2000 年 12 月所推出的「直播中國」節目，是中央電視臺第一個常設性直播節目，製作人指

出，節目製作費一集才 23 萬，在臺內還是最高的。35_{這個節目與同性}

質的美國節目「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相比，不只廉價、而且速食。 2002年 5 月 21 日，廣電總局正式為「中國廣播電視節目交易中心」掛牌，以加強整合市場、促進節目流通，這更象徵著節目邁入了商品時代；然而，此一作為企業而設立的交易中心，卻是把中央電視臺旗下的中國節目代理中心加以擴張組建而成，未來也歸屬中國廣播影視集團。36_{如此設計使得節目商品化的深化，明顯偏厚中央媒體。} 儘管商品化的動力使事業單位儼然變成企業，但是政治與經濟的糾葛，則讓原本因政策庇護而占有優勢地位的中央電視臺，不能輕易

Jinglu Yu,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hinese Televisions,” in Chin-chuan Lee, ed., 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Y: The Guilford Press, 1990), pp. 75-76.

Edward S. Herman & Robert W. McChesney, The Global Media: The

New Missionaries of Corporate Capitalism (London and Washington:

CASSELL, 1997), p. 83.

楊非，〈新《東方時空》新在哪兒？〉。

張賀，〈中國廣播電視電影節目交易中心成立〉，《人民日報》，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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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政府；至於其他仍然需要財政補助的媒體，更必須繼續仰賴政府。37

肆、空間化：衛星電視造成競爭威脅

關於空間化，包括商品化的地理延伸，以及在組織內部的深化。如同馬克思所說：資本的運作過程，表現為商品化，並會以時間謀殺空間。不過對於中央級的廣播影視機構而言，境內的地理空間幾乎已無擴展空間，反而可能遭到地方電視臺的瓜分。由於中央級媒體的空間優勢來自於行政規範，當遇上重大的經濟利益，行政規範仍然可能失效。一些省級電視臺很早就在轉播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節目時，先播出自己的廣告，當時負責主管的廣播電影電視部特別在 1993 年發出公文，要求省級電視臺必須完整轉播節目，包括節目後的 30 秒廣告。38_{一些地方電視臺於是另出對策，直接} 在轉播的節目邊上打出字幕廣告，為此中國當局在同一年又頒布〈關於不得在電視新聞節目播出中插播字幕廣告的通知〉。39 威脅中央電視臺地理空間的因素不只來自境外，也來自境內，原因之一，正是衛星電視的出現。境內部分，雖然中央電視臺早在 1984 年就已經率先推出衛星電視，但是省級電視臺也來勢洶洶，最早上衛星的是偏遠省份，包括四川、雲南／貴州、新疆與西藏，為的是擴大當地的覆蓋，補充微波傳輸的不足；1994 年，山東、浙江也推出衛星電視；40_{目前中國 30 省} 賴祥蔚，《中國廣電集團的政治經濟分析》，頁 137-149。黃煜、魏然，〈從「喉舌」到黨營企業—中國大陸電視傳媒四十年歷史軌跡探索(1958~1998)〉，《東亞季刊》，第 29 卷第 3 期，1998 年 7 月，頁 88。王毓莉，《中共改革開放政策對電視事業影響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 年），頁 218-219。

Yuezhi Zhao,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p.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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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省級電視臺都已經送上衛星，但是還要面臨落地的問題，因為只有能在其他省份落地，才能增加覆蓋。41_{這些電視臺試圖透過聯盟的方} 式，來打破中央電視臺在中國的優勢壟斷，例如廣東電視臺與山東電視臺就互相允許對方通過衛星來轉播自己的節目。42_{儘管中國當局試圖} 把衛星電視限制於擴大本省覆蓋，但是衛星電視的潛力畢竟無法限制，例如浙江電視臺 1994 年推出衛星電視之後的廣告價位，比起前一年提高了七至八成，43_{湖南衛視更首開先例，推出了面對全中國的電視} 節目。利之所趨，自然會尋求更大的空間，也因而威脅了中央電視臺的空間。隨著收視率而來的廣告競爭，都會影響中央電視臺，因為比較起來，省級電視臺衛星頻道的廣告價格比起中央電視臺更為划算。為了維持中央一級廣播影視機構的地位，中國當局多方設法，除了阻礙一些省級電視臺參與衛星電視的競爭，還進一步強化中央電視臺的特權，包括在 1995 年明白宣示：「下一級政府建設的廣播電視網、臺、站，首先是上級政府的轉播網、臺、站，其次才是當地政府自辦節目的網、臺、站。」44_{同時還指出「要將這一規定和要求，從政} 府命令、政治宣傳紀律，進而上升為法律條文。」45_{此外更讓中央電視} 臺享有其他電視臺沒有的特權，其中之一是新聞採訪權，以香港移交呂郁女，《衛星時代中國大陸電視產業的發展與挑戰》，頁 322。黃煜、魏然，〈從「喉舌」到黨營企業—中國大陸電視傳媒四十年歷史軌跡探索(1958~1998)〉，頁 90。劉燕南，〈電視收視率的引入：觀念、應用與教育〉，袁軍、胡正榮編，《面向 21 世紀的傳播學研究—中加傳播學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 年），頁 74。同向榮，〈加強行業管理，促進廣播影視繁榮健康發展同向榮在全國廣播電影電視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摘要）〉，《中國中國中央電視臺年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18。同向榮，〈加強行業管理，促進廣播影視繁榮健康發展同向榮在全國廣播電影電視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摘要）〉，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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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中國當局只同意讓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有限的傳媒前往採訪，其他的傳媒只好採用這些傳媒的報導或畫面，46_這一特權使得地方電視臺無法在新聞節目上與中央電視臺競爭；其他特權還包括引進用於本臺播出的境外影視劇之權，過去除了中央電視臺可以不必報請中央廣電主管部門審查，省市級的北京、上海、福建、廣東與四川等五家電視臺也有同樣特權。1996 年，中國當局取消地方電視臺的這項特權。47 前述手段可稍起作用，但是地方電視臺自有對策，例如從電視劇與娛樂性節目切入來挑戰中央，畢竟收視率的高低，主要還是內容決定。事實上，早在地方電視臺推出衛星電視之前，中央電視臺的收視就已經呈現下滑趨勢。在 1991 年，中央電視臺第一套節目的收視率就呈現下滑的趨勢，還引起了當局的重視，認為這個現象「應該視為一個嚴重的問題」。48_{因為作為主管機關的廣電總局，一再強調廣電媒體} 的級別，而且多次指出廣電集團成立後仍然會有級別。面對來自市場的競爭，中央電視臺的覺悟相當明顯。中央電視臺副總編輯趙立凡指出，地方電視臺的爭相推出衛星電視，可以讓中央電視臺參考競爭者怎麼做，以便截長補短、發揮激勵作用；他認為中央電視臺實力雄厚，不擔心挑戰。49_{曾經獲得「十佳廣電理論工作者」} 的中央電視臺研究處副處長王甫博士則指出，正在形成的各個廣電集團間，雖然形式上主管機關的級別關係還是存在，但是這對於市場中的競爭行為不會有太大影響，王甫更認為廣電集團彼此間應該沒有級別關係。50 〈採訪 97，大陸地方媒體，揮棒落空〉，《中國時報》，1997 年 6 月 9 日，版 13。呂郁女，《衛星時代中國大陸電視產業的發展與挑戰》，頁 313。于廣華編，《中央電視臺大事記》，頁 247-249。賴祥蔚，當面訪談，趙立凡，中國中央電視臺（北京），2002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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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的市場競爭或許不會理會級別，然而，級別畢竟有其功能，因為如果沒有級別，則中央電視臺在空間上的壟斷特權，似乎就失去了繼續維持的正當性。對於中央臺而言，最有效的解決之道，或許不在於行政上的三令五申，而是倚仗國家權力將這些地方臺直接併入自己所有，這才是真正符合中央電視臺利益的廣電集團化策略，也可獲得類似美國媒體集中化的成果。不過政治上的現實，卻不容許中央臺這麼做。因為根據謝淑麗(Susan L. Shirk)對於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權力研究，中央要改變省一級政府的普遍既得利益，在黨政決策上並不容易。51 再看境外的空間化威脅，亞洲地區第一顆用於衛星電視的私有區域衛星，發射於 1990 年，名為亞洲一號衛星(AsiaSat1)；亞洲一號 1991 年開始傳送亞洲第一個衛星電視節目，這就是香港衛星電視公司(Star TV)的節目。52₁₉₉₃_{年中國有一千一百萬家庭安裝了衛視的天線，1996} 年有四千八百萬戶家庭在收看衛視，約為全部家庭的兩成。53_美國的有線新聞網(CNN)、英國廣播機構的世界電視(BBC-WSTV)等也來勢洶洶。北美與歐洲國家 1992 年平均有 25 個娛樂頻道，但是亞洲國家平均則只有 2.4 個，這就給了境外電視頻道比較大的發展空間。54 對於來自於境外電視的競爭，中國當局的排除一向不遺餘力。中賴祥蔚，當面訪談，王甫，中國中央電視臺（北京），2002 年 2 月 12 日。

Susan L. Shirk,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11; Susan L. Shirk, How China Opened

Its Door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4), p. 76.

Joseph Man Chan, “National Responses and Accessibility to Star TV in Asi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44, No. 3, Summer 1994, pp. 112-113.

呂郁女，《衛星時代中國大陸電視產業的發展與挑戰》，頁 330。

Joseph Man Chan, “National Responses and Accessibility to Star TV in Asia,” pp.11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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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公安部、國家安全部與廣電部 1990 年聯合發文規定：「不允許一般單位和個人安裝收看境外衛星電視接收系統。」55_{除此之外，中國當局} 更不准外資在境內獨資或合作建臺，不准轉播海外影視機構的節目，也不准向境外機構出租頻道或時段等。56 面對外部的空間化威脅，除了設禁，增加頻道數目與節目競爭力也是必要的手段。地方電視臺陸續推出的衛星電視，對外發揮了守土之責，對內則侵入了中央電視臺的領域。至於節目競爭力，從西方的經驗看來，媒體的集團化發展確實有利於集中資本以提高品質，可以透過規模經濟來壓低成本、並且藉由範圍經濟來提高利潤，但是集團化絕非只有好處，也可能造成組織的龐大與官僚化，美國迪士尼集團前幾年表現不佳，可為例證。各界常常以為入世是中國當局推動廣電集團化的主要理由，但這或許不是唯一理由。在中國入世時擔任廣電總局局長的徐光春早已公開強調過這一點，後來的發展也證實如此。中央電視臺研究處副處長王甫博士分析指出，入世與廣電集團化當然會有關係，但那只是外部條件，真正的變化主要是從內部而生；王甫並援引毛澤東〈矛盾論〉的論述強調，因為內部變化，產生新的需求，才會出現集團化。57_所謂的內部變化，指的正是中國廣播電視臺自 1983 年「四級辦廣播電視」政策後激增，造成當局在實際管理上的困擾，因此必須透過集團化政策來加強管理。事實上，中國廣電媒體在入世之後所受的影響，絕對不會太大，因為中國入世時的讓步，本來就只是分銷與廣告等方面，何川，《中共新聞制度剖析》（臺北：正中書局，1994 年），頁 29。陳懷林，〈試論壟斷主導下的大陸廣電商業化〉，頁 248。賴祥蔚，當面訪談，王甫，中國中央電視臺（北京），2002 年 2 月 12 日。王甫副處長援引毛澤東〈矛盾論〉所寫的內容，強調「內因」才是引致事物變化的關鍵。請見毛澤東，《毛澤東的五篇哲學著作》（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 年），頁 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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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涉及媒體內容，未來中國當局在主觀上絕對不會再輕易讓步，除非有了新的客觀情勢變化，逼使中國當局讓步。58 在組織的空間發展方面，中央電視臺 1958 年之後的 15 年，一直沒有自己的財務機構，一切開支都是到當時的中央廣播事業局的會計科去報銷。59₁₉₇₃_{年中央電視臺開始擁有自身的機構，但是財政上仍} 由國家包辦，依照計畫行事，缺乏內外在的發展動力，更不是追求利潤的企業。60_{進入了市場經濟之後，中央電視臺的組織開始出現許多集} 團化的發展。呂郁女指出，中央電視臺的集團化發展樞紐，正是集製作、代理、發行與廣告等任務於一體，並且參於實業投資的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61_{目前中央電視臺除了本身的總編室等 15 個部門，監察} 室等三個處級直屬機構，下屬還有中國電視劇製作中心、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北京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中央衛星電視傳播中心與電影衛星頻道節目製作中心等六個一級的企事業單位。其中，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為中央電視臺早在 1984 年就投資組建的國有獨資公司，已成為以影視傳播為主體，涉及實業投資、信息諮詢與資本運營的多角化經營格局。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底下另外擁有八家二級公司，如果再加入參股控股、中外合資、分公司、子公司與孫公司，共有 64 家，已經是一個可觀的媒體集團。尤其是由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控股的無錫中視影視基地股份有限公司（簡稱為中視傳媒公司），還是中國第一家兼營影視製作業與文化旅遊業的上市公司，1997 年在上海證交所掛牌上市。62 賴祥蔚，當面訪談，丁淦林，上海復旦大學（上海），2007 年 4 月 8 日。劉祖華，〈回憶財務和經營工作中的幾件事〉，于廣華編，《螢屏歲月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552。李向陽，〈產業化—我國廣播電視事業未來的金海岸〉，羅弘道、劉玉峻編，《跨世紀中國廣播電視改革與發展》（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94年），頁 49。呂郁女，《衛星時代中國大陸電視產業的發展與挑戰》，頁 27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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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管控上，工資與用人管道也都產生了變化。過去計畫經濟之下的廣電體制的主要特徵，除了表現在廣電機構作為事業單位的屬性上，63_{也表現在黨國體制藉由「要職名錄」(Nomenklatura)而施行的人} 事管控。64_{中央電視臺原本一如其他的行政機關或國有企業，不僅所有} 的職工都透過計畫來安排，而且「事業辦社會」也作為低工資的實質補充而存在。65_{早期的中央廣播事業局在管理上，對於中央電視臺等直} 屬單位的幹部管理權限都維持高度集中，幹部的任用、調配、任免、獎懲等權力都集中在局一級，直到 1982 年廣電部成立才逐步放鬆。66 在工資方面，中國當局於改革開放之後，為了改善激勵誘因，由財政部初步開放預算的彈性空間，中央電視臺 1980 年制定〈試行增收節支獎勵辦法〉，提取獎金獎勵個人。67 ₁₉₈₅_{年，中國工資制度進行全面} 改革，採用結構工資制，包括基礎工資、職務工資、工齡工資與獎勵工資四部分；其中廣電事業的工資年增長率成為增長率最高的類別。68 ₁₉₉₃_{年，中央電視臺推出「東方時空」節目，只給節目組五分} 鐘廣告時段，其餘完全自負盈虧，電視臺都不提供。為了提供誘因增加白天的廣告，還允諾從廣告中提成千分之五。要製作這樣的節目，為了增加彈性與盈收，就必須引進「製片人負責制」，讓製片人有權中央電視臺，《中國中央電視臺年鑑》（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 年），頁 202-215。 Wilbur L. Schramm著，程之行譯，《大眾傳播的責任》，頁 100-110。

Ja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7-39.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國有企業改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99年），頁 27-28。王毓莉，《中共改革開放政策對電視事業影響之研究》，頁 201。于廣華編，《中央電視臺大事記》，頁 100。高長，《中共工資制度改革之研究》（臺北：中華經濟研究院，1991 年），頁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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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請或解雇職員。前述節目在職人員與臨時人員的比例，大約為 1 比 4。69_{這種改革，反映了整個中央電視臺的改革。一位製作人指出，} 「東方時空」改版「已經不是一個欄目改革的問題，而是涉及到中央電視臺的整個改革，要得到各級領導的認可。」70_{同一年，中央電視臺} 臺長楊偉光提到，中央電視臺獎金分配要堅持四個掛鉤：第一，同經濟效益掛鉤；第二，同社會效益掛鉤；第三，同目標管理掛鉤；第四，同個人工作效益掛鉤。71_{中央電視臺研究處副處長王甫博士透露：} 事業單位的基本工資是由國家訂的，電視臺不便去更動，只能另外以補貼的方式來獎勵。72 用人方面，中國在 1983 年以後對幹部的管理上進行過兩次較大的改革，在 1983 年與 1984 年分別下放了科級幹部與處級幹部的管理權限。中央一級的廣電機構因而都只管理到下一級的幹部。73₁₉₉₂_年〈關於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更規定，不需財政撥付經費的事業單位，用人放開、自訂編制；至於財政撥付部分經費的事業單位，適當放寬編制。74_{中央廣電機構屬於後者，因此在 1993 年，中央電視臺還} 草擬了〈臺外聘用人員暫行規定〉，開闢第二種用人制度，實行契約式管理，75_{住房等福利措施與工作職位也開始脫鉤。}76 ₁₉₉₅_年，中央電視臺將新人的調入和聘用雙軌制，改成為只有聘用的單軌制。全國黃煜、魏然，〈從「喉舌」到黨營企業—中國大陸電視傳媒四十年歷史軌跡探索（1958~1998）〉，頁 86。楊非，〈新《東方時空》新在哪兒？〉。楊偉光，《電視改革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頁 331。賴祥蔚，當面訪談，王甫，中國中央電視臺（北京），2002 年 2 月 12 日。王毓莉，《中共改革開放政策對電視事業影響之研究》，頁 202。羅幹編，《重大戰略決策：加強發展第三產業》（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 年）。胡正榮，《媒介管理研究—廣播電視管理創新體制》（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 年），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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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會 1998 年也要求逐年減少廣電事業撥款，三年後自收自支，使廣電機構可以在不需補助的前提下，享有用人放開、自訂編制的權限。中國廣播影視集團成立之後，許多人都猜測人力將會大幅縮編。集團辦公室主任楊新貴對此予以否認。77_{中國廣播影視集團成立後，機} 構與人力的縮編力道都不大。78_{事實上，集團成立後不但沒有縮編，在} 原有的總局之外還增加了集團此一管理階層，多套人馬的薪水都來自於底下媒體的營收，卻反而拖累行政效率。79 不過中央電視臺的改革也不是全無阻力，例如對其推動的製播分離，廣電總局便表達了基於政治考量的不安。2000 年中央電視臺再次推動「製播分離」，隨即又三緘其口，讓人感到中央電視臺承受了巨大壓力。80_{對廣電總局而言，節目的首要功能仍在於政治宣傳，並非經} 濟創收，因此對於節目生產的脫離中央電視臺，不免被認為會損及宣傳權。這種政治與經濟的拉扯其實一直存在，例如廣電總局 2004 年發出「44 號令」─〈中外合資、合作廣播電視節目製作經營企業管理暫行規定〉，彷彿大方開放外資跨足節目製作公司，但 2005 年又發出〈關於實施「中外合資、合作廣播電視節目製作經營企業管理暫行規定」有關事宜的通知〉加以限縮。中國媒體法制專家魏永征教授指出，即使廣電總局在政策上同意外資可以進入節目公司，但另有內部黃煜、魏然，〈從「喉舌」到黨營企業－中國大陸電視傳媒四十年歷史軌跡探索(1958~1998)〉，頁 86。賴祥蔚，當面訪談，楊新貴，中國廣播影視集團（北京），2002 年 2 月 13 日。賴祥蔚，《中國廣電集團的政治經濟分析》，頁 64-82。賴祥蔚，當面訪談，某廣電集團電臺前臺長，上海復旦大學（上海），2007 年 4 月 11 日。基於政治考量，對這位曾任電臺臺長者姑隱其名。譚遠軍，〈新媒體運動：國內外媒體集團火拼時代來臨〉，《中國證券報》，2001 年 6 月 18 日，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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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在實際審核時不予放行，這種防範顯示官員對政策欠缺深思，因為就算外資進入節目製作公司，播放權仍然掌握在電視臺手裡，只要廣電總局緊抓電視臺，節目製作公司自然會乖乖配合政策。81 從廣電總局的立場來看，成立集團確實牽扯了重大利益，其中之一是政治上的宣傳利益；除此之外，潛在的經濟利益也相當可觀，例如作為收入大戶的中央電視臺在 2000 年的事業收入高達 49 億，相較來看，財政補助僅僅 2,178 萬。82_{廣電總局本來已經是中央電視臺的主} 管部門，藉由維持中央電視臺在中國的獨尊地位來確保政治與經濟的兩大利益，而今進一步主導廣電集團成立的目的，表面上當然是因應中國即將入世的挑戰，其實還有確保政治宣傳效果的用意，因為局長徐光春對於中央電視臺提出的製播分離感到不安，認為這會不利於中央的宣傳權。徐光春認為要確保中央的宣傳權，就要將宣傳權的三個內涵都包括在內：播出權、製作權、與覆蓋權，這三權不能分離，因此「不能籠統地講廣播電視節目的製播分離」。83_{藉由廣電集團的組} 建，廣電總局既可維護政治上的利益，也能名正言順的支配龐大的經濟利益。中央電視臺雖然早有推動廣電集團化的動作，不過對於後來廣電總局所積極推動的集團化，態度似乎相當低調。中央電視臺副總編趙立凡在回答外界關於廣電集團化對中央電視臺影響的問題時，便不願多談中央電視臺的具體規畫，只是簡單提到：「集團歸總局管，中央電視臺只是集團的部分，影響不大。目前集團還沒有正式開展工作，仍然按照原來方式運作，呼號、管理都沒變。」賴祥蔚，當面訪談，魏永征，澳門基金會（澳門），2007 年 4 月 4 日。中央電視臺財經辦公室，〈2000 年中央電視臺經費收支概況一覽表〉，《中國中央電視臺年鑑》（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 年），頁 393。徐光春，〈加快廣播影視事業的改革與發展〉，《中國中央電視臺年鑑》（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 年），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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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媒大學電視文化研究所所長徐舫州教授指出，中央電視臺保持低調的原因，在於廣電總局所推動的廣電集團化，主要是中央廣播影視傳媒的合併，這與中央電視臺原本的構想並不一樣，中央電視臺的廣電集團規畫，原本是以自身為中心而出發。這兩種模式不只涉及了內涵與主導權的問題，還涉及實際利益，中央電視臺擔心自己財政大戶的利潤會被其他併入的廣電機構給分掉。84_{至於中國廣播影視集} 團的解散，並不代表集團化的停止，中央電視臺將繼續推動自己的集團化進程。85 隨著商品化而來的空間化，對中央電視臺產生多重影響。一方面，為了避免其收視空間遭到境內與境外的瓜分，中央電視臺必須增設頻道，並進行用人與薪資等制度改革，以提高商品在市場中的競爭力。另一方面，中央電視臺仍必須倚仗政府的介入來確保其獨特地位，而政府在維護中央電視臺的地位與宣傳力道的同時，順勢以集團化政策來加強控制。

伍、結構化：政治與商品的雙重動力

結構化本是建構結構的過程，行為者可能強化原有的結構，也可能抵消之並且產生新的結構化沉澱。中國原先的結構化動力為意識形態，改革開放後逐步引入市場經濟，使商品化成為新的動力。媒體本來是事業單位，1987 年《人民日報》等數家報紙首先獲得批准試行企業化管理。1988 年廣東電視臺成為第一家試行企業化管理的電視臺。至於中央電視臺，直至 2001 年併入中國廣播影視集團時，仍然未施行企業化管理，廣告所得納稅後還要上交，在這方面的發展相對落後。86 賴祥蔚，當面訪談，徐舫州，中國傳媒大學（北京），2002 年 2 月 13 日。賴祥蔚，電話訪談，徐舫州，中國傳媒大學（北京），2007 年 4 月 10 日。賴祥蔚，〈地方發展型國家研究：廣東廣電集團的研究〉，《華岡社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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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中央電視臺在突破既有政策法令等既有結構時仍有斬獲，最值得關注的部分是中央電視臺的涉足資本市場。中國當局不許廣電媒體進入資本市場，但是此一政策卻禁止不了實際發展。中央電視臺本身不是公司，卻透過轉投資的方式成立了許多公司，其中之一還是上市公司，這就是中視傳媒公司。中視傳媒公司是中央電視臺所屬的二級公司，底下還有四個拍攝基地也是公司，屬於三級公司。由此可見，光是中央電視臺本身的關係企業，已經是一個頗具規模的電視集團，而且還涉入了資本市場。中視傳媒公司成立於 1997 年 6 月，既是為了建造可供觀光的影視城，也為電視劇「太平天國」籌措資金，原名「無錫中視影視基地股份有限公司」。製作該劇的靳雨生指出，拍攝該劇除了需要 3,500 萬資金，更需要一億多元來建造古城，這次經驗開創了組織上市公司募集資金來拍戲的先河。87₂₀₀₁_{年 8 月 24 日，中視股份公司的名稱改為中} 視傳媒公司，同時變更主要營業項目，正式把傳媒業務列入主要營業項目。中視傳媒公司目前已經進入多角化經營，尤其在投資影視劇方面。即使中視傳媒公司是中央電視臺所屬的公司，其所拍攝的影視劇提供中央電視臺時，仍是以販售版權的方式。例如中視傳媒公司自籌 2,300萬元所拍攝的四十集「大宅門」，光是賣給中央電視臺版權就回收 2,100 萬元。88_{「大宅門」播出後為中央電視臺帶來一億元的廣告收} 入，中視傳媒公司獲得一千萬元分紅，也拉高了該劇在國內外市場的版權收入。這樣的成功，使得中視傳媒公司開始轉型為節目供應商，透過其新成立並已取得甲級影視製作牌照的北方影視公司，加緊收購報》，第 18 卷，2004 年 8 月，頁 37-59。李霽，〈《太平天國》：賺錢已成定局〉，《雲南日報》，2000 年 7 月 19 日，版 12。逸文，〈中視股份推出影視新品〉，《中國證券報》，2001 年 4 月 4 日，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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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節目製作公司，充分發揮資本與牌照兩大優勢的結合效益。89_沒有製播分離之名，卻有製播分離之實。中視傳媒公司還透過旗下公司與英國知名的傳媒集團「培生」(Pearson)合資成立公司，製作英語教育與娛樂節目。90_{此舉被傳媒認為是中央電視臺有感於入世在即，壟斷優} 勢可能不再，因此在政策正式放行之前，就急於嘗試與境外機構及資金「牽手」。曾任中央電視臺轉投資公司「中視節目代理公司」董事長與總經理的張永富就指出，中國當局對於中央電視臺的轉投資其實沒有任何設限，完全聽由中央電視臺自行決定，因此名義上屬於事業單位的中央電視臺，實際上可以透過轉投資的方式跨入任何行業，並且輾轉尋求涉入資本市場。91_{事實上，前述中視傳媒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多是由} 中央電視臺的重要幹部兼任，可見這種轉投資公司，其實正是突破既有結構限制的方法。透過這樣的轉投資方式，中央電視臺在享受原有政策法令所賦予的好處之餘，又可以在不受原有政策法令的限制而善用市場中的各種機會，這是中央電視臺自己就形成了一個廣電集團的主要原因。從實際的發展可以看出，事業單位的原有結構化地位雖然形成了似乎難以跨越的限制，但是為了配合發展所需，中央電視臺另外成立公司進入資本市場，因而繞過了原有的限制。中央電視臺的此一模式，本來是為了在既存結構下享受稟賦、逃避限制，卻意外提供了廣電總局加強意識形態管理的方法。中國廣播影視集團辦公室主任楊新貴就指出，中國廣播影視集團的成立雖然在譚曉雨，〈傳媒上市公司，股民幾多期許〉，《財經時報》，2001 年 7 月 12日，版 12。王學鋒，〈全球媒介巨子開始為中國定製節目〉，《北京晚報》，2001 年 11月 23 日，版 12。賴祥蔚，當面訪談，張永富，中國中央電視臺（北京），2002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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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改變了中央三臺等機構的組織，甚至未來會朝向事業法人、企業化經營去發展，廣電總局作為政府部門並不介入，但是藉由廣電總局主導的廣電集團管理委員會，整個廣電集團在實質上其實鞏固了媒體首先應該作為喉舌的原有結構內涵。92 從中央電視臺的發展來看，雖然過去的計畫體制在市場經濟之下變化頗大，但是這些形式上的變化，未必是對於過去結構的根本否定，反而更像是一種轉型。例如前述的製播分離議題，便因為被認為將會對意識形態宣傳產生不利影響，而在試圖抵消原有結構時遇到強大阻力。中央電視臺推動製播分離等改革，這不僅是商品化從廣告進到節目的深化，也是除了進入資本市場之外，另一個結合社會資本進行製作節目的方法。對兼具中宣部副部長身分的廣電總局局長徐光春而言，這卻損害了宣傳權，而且由社會各界來製作節目，恐怕會危及對意識形態的掌握。了解內幕人士甚至指出，這其中其實還夾雜了人事恩怨，因為與趙化勇爭取中央電視臺臺長失利的李樹文屬於徐光春人馬，在徐接任廣電總局局長後，提拔李樹文出任廣電總局的副局長；因此徐光春的舉動不無針對趙化勇個人而發的用意。93_{前一任中央} 電視臺臺長楊偉光不但當過廣電部副部長，還被視為是中宣部長丁關根的人馬，94_{相較來看，趙化勇只擔任中央電視臺臺長，也不被認為屬} 於中宣部人馬。徐光春擔任廣電總局局長時大力推動的中國廣播影視集團，在 2005 年他離開廣電總局之後悄悄宣告解散，中央電視臺等媒體各自恢復原有面貌，更是一大佐證。95 賴祥蔚，當面訪談，楊新貴，中國廣播影視集團（北京），2002 年 2 月 13 日。賴祥蔚，當面訪談，某媒體專家，中國中央電視臺梅迪亞中心（北京）， 2002年 2 月 13 日。基於政治考量，姑隱其名。〈曾慶淮傳將接管中央電視臺〉，《中國時報》，1997 年 9 月 11 日，版 13。賴祥蔚，當面訪談，某廣電集團電臺前臺長，上海復旦大學（上海），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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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央電視臺將製播分離的原本提法，改口變成「製播制度改革」；趙化勇臺長對於製播制度改革說明如下：「積極推進製播制度的改革，原則上不再建立大規模的節目製作隊伍，而由各個節目製中心提供節目，按照內部市場運作機制合作、購買、並向地方電視臺、社會有實力的節目製作機構購買優秀節目，建立嚴格的成本控制機制。」96_{此一說法，其實仍有製播分離的改革效果。} 廣電總局試圖以集團化來固守意識形態的宣傳，但是能否扭轉製播制度改革的整體趨勢，並且避免徐光春局長關於可能引起意識形態除結構化的憂慮，仍然有待觀察。前述發展，提供的似乎是反證。製播分離會不會影響意識形態宣傳權，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根據 2000 年的一項調查，94.8%的中國省、省會與重點城市的電視臺臺長都認為製播分離的作法不妨一試。97_{在整個大環境的潮流趨勢} 之下，在各地電視臺的挑戰之下，儘管中央電視臺無意撼動意識形態的宣傳，但是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仍將尋求可行的對策。中共以意識形態建政，這也是其結構化的動力。改革開放後引入市場經濟，帶來了新的動力。新動力固然會抵消既有結構並開創新的結構，但是此一過程並非直線發展，在遭遇堅實的既有結構時，新動力也可能繞道或受阻。新結構的建構，也將是持續的試誤過程，正如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名言。年 4 月 11 日。基於政治考量，仍隱其名。趙化勇，〈把握機遇趁勢而進，開創中央電視臺 21 世紀新局面〉，《中國中央電視臺年鑑》（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 年），頁 89。北京廣播學院媒介經營與產業化研究課題組，〈中國廣電媒介經營發展戰略研究技術報告〉，黃升民、丁俊杰編，《中國廣電媒介集團化研究》（北京：中國物價出版社，2001 年），頁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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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中國廣播影視集團在 2001 年成立，乍看之下這是因應中國在這一年入世，深入分析卻可以發現其中牽涉了複雜的政治與經濟考量。從西方經驗來看，隨著市場經濟而來的商品化正是結構化動力，且會轉換成空間化發展。資本主義國家中企業集團的擴張與吞併，提供了鮮明的佐證。在原以意識形態掛帥的中國，媒體的商品化、空間化與結構化不免出現曲折演化。在商品化的動力之下，境內外的媒體無不努力擴展新的空間，中央電視臺面對此一新局，在既有結構的稟賦與限制之下，原本已經發展成一個規模相當可觀的媒體集團。相較之下，廣電總局之所以提出集團化政策並且推動中國廣播影視集團的成立，主因則是為了涉入中央電視臺等媒體的經營，以強化既有結構、避免宣傳權脫離控制。不論中國當局是否樂意，商品化的動力還會在媒體等各個領域繼續深化，並且逐步把既有的結構轉化成新的結構。舊的結構在多大程度上會被抵銷或是與新的結構交融，涉及多種動力的衝突與妥協，目前仍難斷言，有待持續觀察。事實上，意識形態與商品之間未必相斥，中國當局與媒體將會如何看待這兩者的結合，毋寧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這幾年來，中央電視臺一連推出的幾部連續劇，都被解讀成頗有政治意涵，98_{絕非偶然。兼具宣傳與賺錢兩種功能的電視劇，正} 好提供了一個可以觀察意識形態與商品化如何互動的結構化指標。從微觀的角度來看，可供觀察的面向則是廣電總局幹部進入集團後，對利益的認知是否改變，因為官員進入集團便可享有商品化的利益。以製播問題為例，未來將會趨向中央電視臺先前在製播分離上的立場，〈施琅大將軍上檔鼓舞鷹派軍方？〉，《中國時報》，2006 年 3 月 28 日，版 13；王崑義，〈胡錦濤與漢武帝〉，《自由時報》，2005 年 2 月 1 日，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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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堅守總局的原則，便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發展。就中央電視臺而論，由於作為既有結構中的既得利益者，其面對相關改革時的立場不免矛盾。例如因為中央電視臺長久享有覆蓋全境的特權，使其可以獲得龐大的廣告收入來養活自己還綽綽有餘，因而少有主動改革的壓力；直到各省陸續推出衛星電視，開始其空間化發展，此一特權才受到威脅。儘管如此，在衛星電視落地不易的情況下，此一威脅仍非立即的威脅，中央電視臺的改革之舉也被批評只是抄襲或成效欠佳。99_{相關改革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解決空間化的威脅，其} 實不無疑問，尤其是一旦地方的衛星電視獲得與中央電視臺公平競爭的機會，甚至是境外媒體登堂入室。畢竟外界所想像的集團化目的，亦即面對入世以後的挑戰，並非中央電視臺邁向集團化的原因，也不是中國當局在 1999 年倡導集團化政策、並且在 2001 年落實為中國廣播影視集團的關鍵原因，畢竟中國在入世時從未承諾要開放媒體內容。長遠來看，既然引入市場經濟，中央電視臺就有邁向集團化的動力。只是國外媒體集團蓄勢已久，規模遠遠超過對手，中國迎頭趕上的時間不多，這一點媒體尚無急迫壓力，但是廣電總局不能沒有遠憂，其中更夾雜了政治目的。中國廣播影視集團的組建模式既不能改變各地爭奪觀眾的態勢、無助於因應地方衛星電視造成的內部威脅，又無法強化自身、難以對付隨著衛星電視與中國入世而來的外部威脅；而且集團成立之後，中央電視臺的自主權將受到侷限，舉凡集團發展策略，重要宣傳業務、人事任免、資本運作等重大決策，都是由集團辦公室定奪，處處侷限。難怪原本主導此一集團成立的廣電總局局長才去職不久，中國廣播影視集團就悄悄解散，而中央電視臺也恢復原來面貌。彭志平，〈流年不利，央視大小事全挨批〉，《中國時報》，2006 年 8 月 13日，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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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媒體在發展時遭遇既有結構的阻礙，政權對於此一發展的認知與立場，將會形成輔助或阻礙相關發展的關鍵因素。理論上，妥適的媒體政策，應當同時兼顧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及產業發展這兩大面向，然而如對實際情況加以檢視，則即使歐美國家也往往未能真正提出並落實如此政策。100_{中共以意識形態建政，媒體被視為政權的喉} 舌，情況尤其不同。在實際的政策上，對於新的變化趨勢，除了正面衝突之外，折衷也是可能的選項，也就是新結構既合乎商品化與空間化的趨勢，又不會被政權認為將抵銷其賴以維持的舊結構。廣電總局的集團化政策與中國廣播影視集團成立，正是折衷下的產物，但各種政經力量也將繼續運作，尋求可能的發展。然而，如果從媒體全球化角度來看，在西方媒體的強勢之下，商品化、空間化與結構化其實涉及了弱勢者如何被市場中強勢者的文化所影響。對於處在既有結構保護下的廣電總局與中央電視臺，顯然還沒認真看待全球化的威脅，因此集團化主要是為用來對內而非對外。畢竟相較於美國的徹底打破傳媒與電信的藩籬，中國的集團化政策卻還欠缺產權概念，因此難以真正運作，更遑論改革視野狹小。101_廣電總局與中央電視臺如能體認這一點，仍可利用結構賦予的稟賦來凝聚力量、提升競爭力。意識形態控制與商品全球化能否進一步結合的觀察指標，就在於集團規模的擴張，能否有助於其影視商品走出華人世界、邁向更寬廣的全球市場。（收件：2006 年 4 月 18 日，修正：2007 年 9 月 28 日，採用：2007 年 10 月 12 日） 100.賴祥蔚，《媒體發展與國家政策－從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思考傳播產業與權利》（臺北：五南出版社，2005），頁 221-224。 101.孟建，〈中國廣電業改革的奮進與迷思〉，鄭保衛編，《論媒體經濟與傳媒集團化發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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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CTV Merging into a Media Group

－ A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

Weber H.W. La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In communist states, the media are treated like the party’s mouthpiece. Since China’s opening-up, the media have been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the marketplace, and it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has forced the media to open to global markets. On Dec. 6, 2001, the Chinese Radio, TV and Film Group was established, integrating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CCTV), China National Radio (CNR),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CRI) and a few other state-level media to be the largest broadcasting media group in Mainland China. Does this media conglomerate aim at rising to the challenges from market globalization or at enhancing propaganda? Is the merger process pushed by only economic factors or by a political hand as well? This article is a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 on the integration, by examining Anthony Giddens’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and Vincent Mosco’s proposition of the media’s commodification, spatialization and structu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