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內部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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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三億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所教授）

摘要

2014 年 2 月爆發的烏克蘭危機是歐洲當前最嚴肅的區域安全挑戰，這不僅是因為烏克蘭危機使得歐洲再度出現區域衝突情勢，同時也因列強介入而使得地緣競爭強度漸趨激烈。學界多探討烏克蘭危機及其背後的歐洲地緣競爭意涵，然較少從烏克蘭內部安全策略選擇的角度分析，本文嘗試補充此等觀點，從內部因素出發，分析烏克蘭內部政治如何影響區域危機的發生。本文認為：第一，烏克蘭受制於強權競爭，使烏克蘭與其他中間地帶國家，都必須在左右強權互動格局下進行回應與策略選擇，不過烏克蘭內在特殊性有別於其他國家，這個特殊性是政策變異程度高、策略選擇極端化，而解釋這個極端現象有賴內部因素分析方式，才能一窺全貌。第二，本文內部因素理解方式乃是透過決策者、社會結構與憲政制度著手，解釋烏克蘭安全政策變動之因，本文發現決策者因素與安全政策變動關連並不明顯，分裂型社會因素才是重要關鍵，憲政制度則是回應分裂型社會結構下，政治權力游移的展現。第三，烏克蘭策略選擇呈現出規律的擺盪模式，此種擺盪未隨時間遞移而漸趨緩和，相對的，擺盪還因為歐俄強權介入而使衝突情勢漸次升高，這顯示強權環伺下中間地帶國家的無奈。最後，本文指出烏克蘭失去克里米亞、盧甘斯克、頓內茲克等地後，烏克蘭社會結構將受到重新調整，擺盪模式或可能受到衝擊，安全策略也可能因而有調整。關鍵詞：安全策略選擇、烏克蘭、歐盟、俄羅斯、內部因素 * * *

壹、前言

面臨左右強權間競爭，多數中小型國家的回應通常較為被動，這主要是因為中小型國家受限於國家力量大小的懸殊差異，經常被迫在抵抗強權、與強權合作、或暫時保持距離的有限選項中進行選擇。橫跨在歐洲大陸東部地區眾多中小型國家，其外部安全環境制約了他們的策略選擇框架，這些國家因為處於歐盟與俄羅斯兩大強權競爭關係之中，親歐或親俄的安全策略選擇是這些國家基本框架所在，本文關心的烏克蘭即是這個地區非常受到矚目的國家。 DOI：10.30390/ISC.201803_57(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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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多數文獻多從外部權力結構面向分析國家間互動模式，從外部權力結構解釋、分析國家間互動的好處在於簡潔明瞭，因為權力的構成面向，亦即客觀的權力大小，是影響國家安全政策走向的重要憑藉，此種理論框架穩定明確，可協助我們掌握結構性因素並以此理解國家間互動。此種外部的結構因素能勾勒一幅穩定的結構狀態圖，如能掌握對特定區域不同國家的權力關係，我們似乎就找出恆常的互動架構圖。但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個別國家在不同時期的安全策略選擇，我們可以發現這些選擇並非總是依循他我權力差異的客觀標準，若干不同政治人物、歷史文化遺緒，或其他國家內部因素干擾了原先可能的選擇，此種選擇極大的衝擊了決策制定基礎。從這個觀點來看，中東歐國家的安全策略選擇非常符合上述討論框架，中東歐地區的特色是國家數目眾多，當中若干國家已完成政治、經濟與社會艱困轉型，但其他國家還在轉型陣痛階段。同一群組的國家策略選擇也不盡相同，在這之中，那些處於轉型陣痛期的國家，他們彼此間安全策略選擇分歧明顯，同是地緣相近的國家群組，親歐或親俄的選擇差異極大，因此我們不禁要問，除結構性權力因素外，還有什麼因素制約了這些國家的策略選擇？本文關心的烏克蘭，其特出處在於：為什麼這個國家在外部條件相當（烏克蘭與其他周邊國家相仿，都需要在親歐或親俄的選項中進行策略選擇）的情況下，但烏克蘭的選擇與其他周邊國家如此不同？該國自獨立初期 1991 年到本文寫作的 2017 年止，烏克蘭的安全策略選擇不斷在親歐或親俄間激烈震盪，同時政權的交接過程還夾帶著革命暴力推翻政權的手段，這些現象與周邊國家迥然不同，因此本文將從內部角度分析烏克蘭的策略選擇，以此釐清結構性權力途徑較難詮釋的面向。泝本文採用內部因素的優勢在於，第一，如果我們僅透過歐俄間權力競爭角度分析中間地帶群組國家的策略選擇，那麼我們發現的圖像應該是這一群組國家與權力競爭前沿的關連性，也就是這一群國家的策略選擇反映當前東歐地區的權力消長表現，無論是白俄羅斯與摩爾多瓦，或是高加索地區的亞美尼亞、喬治亞、亞塞拜然，這些國家的策略選擇是歐俄權力競爭下的結果。但仔細觀察，白俄羅斯與摩爾多瓦的策略選擇路徑顯然不同，白俄羅斯選擇長期扈從俄國，但摩爾多瓦卻偏向歐盟，決定與歐盟簽署聯繫協定（Association Agreement, AA）推動雙邊經貿整合。烏克蘭的例子更為特別：烏克蘭過去四分之一世紀忽而親歐、忽而親俄，此種策略調整和歐俄相對實力差距關聯性低，因此我們需要尋找有別於權力因素的研究途徑來進行分析。第二，本文採用內部視野的研究途徑，好處是可彌補結構性因素較少談及個別國家的空缺，這在本文的烏克蘭案例中尤其適用，無論從文化（烏克蘭位處俄羅斯與西歐文化交會處，夾有東正教文化與天主教文化內涵）、交通（烏克蘭素為東西歐交通運輸、商業、傳播的中介區域）、民族組成（俄羅斯裔民眾高達 17%）等面向來看，烏克蘭有很強的東西歐過渡性格。時至今日，烏克蘭的內部政治勢力、經貿交流、語言文化、農工業與都市化程度，皆反映此一歷史脈絡。沴

註泝 Stephen Walt, “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January 2009）, pp. 66~120. 註沴洪美蘭，「烏克蘭事件及其意涵」，戰略安全研析，第 108 期（2014 年 4 月），頁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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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本文雖採用內部因素作為理解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的研究途徑，不過本文也同意外部結構性因素仍是影響中間地帶國家安全策略選擇的重要參考因素，因此本文採用外部誘因來揉合內部因素分析途徑，作為理解烏克蘭政治決策時的動態平衡圖像。本文將先從一般性的區域權力結構出發，勾勒歐俄中間地帶國家的安全策略選擇，描繪這一群中間地帶國家策略選擇的基本樣貌，這個樣貌就是親歐或親俄的抗衡、扈從、避險的策略選擇。其次，本文將從內部視野出發，理解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的內部因素，我們將從決策者、分裂型社會與憲政發展等幾大因素來釐清這些因素的相關性。最後，本文在鐘擺模式的基礎上分析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的可能路徑，以及烏東戰事對烏克蘭未來政經發展的可能影響。

貳、中間地帶國家的安全策略選擇

雖然強權競合是國際關係研究重要議題，但強權競爭下的中間地帶國家安全策略選擇亦是國際關係重要的次議題。沊我們認為中小型國家安全研究的重要性在於：第一，包含中華民國（臺灣）在內的大多數國家，都屬於強權競爭過程中的中間地帶國家之列，中間地帶國家如何回應強權競爭的安全策略選擇，與這些中小型國家的生存利益直接相關，因此研究中小型國家的安全策略選擇具有學術上「核心-邊陲」研究導向重構的作用，將過去原本較不受重視的中小型國家研究，提升至更受關注的地位；第二，相較於強權綜合國力，中小型國家綜合國力雖然較小，然這些國家安全策略選擇卻可能影響區域穩定，並影響大國權力分配關係與可能的體系結構變動。此處並非指出這些國家的策略選擇反過來形成一種「喧賓奪主」的主宰動力，但這些中小型國家走向可能影響大國間權力結構，是極為可能的發展，蓋這些國家加入強權與否，可能對聯盟力量、地緣戰略優勢掌握、自然資源提供等，產生程度不一的影響。沝因此我們可留意若干國家的策略選擇，以及這些國家策略選擇後對區域權力平衡可能產生的影響。沀從中小型國家與強權間互動關係來看，這些國家的安全策略選擇通常從設想的潛在威脅出發，以此構築一個對外行動的連動圖像。從實務上看，潛在威脅的定義在當前國際政治發展並不明確，多數情況下國家盡量避免將特定國家列為主要敵人，蓋中註沊中間地帶國家與中小型國家原意有別，前者指地緣政治概念中強權競爭的權力過渡地帶，後者則以國力大小作為分類標準。惟中間地帶國家或中小型國家詞彙或有不同，概念上卻極為接近，本文研究對象烏克蘭與其他中東歐國家亦屬此種情形，下文行文各處或有交互使用之彈性。

註沝 Robert Kaufman, “To Balance or Bandwagon? Alignment Decisions in 1930s Europe,” Security Studies, Vol. 1, No. 3（1992）, pp. 417~447.

註沀吳玉山，「抗衡或扈從：面對強鄰時的策略選擇（上）」，問題與研究，第 36 卷第 2 期（1997 年 2 月），頁 1~32；吳玉山，「抗衡或扈從：面對強鄰時的策略選擇（下）」，問題與研究，第 36 卷第 3 期（1997 年 3 月），頁 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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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國家後冷戰時期多拋棄戰爭準備思維，因此一個明確的假想敵在官方文件中並不容易發現，但學術研究多半從大國間權力競爭角度推論中間地帶國家的安全策略選擇。因著對假想敵的確立，我們將中小型國家安全策略選擇類型分為以下幾項：第一，選擇以抗衡（balancing）潛在威脅對象作為安全策略主軸，這個主軸的核心理念是中小型國家為求生存，選擇抵抗強權作為安全政策主軸，也就是透過內部平衡（動員、提高軍事能力等）或外部平衡（參與他國軍事聯盟）方式來抵抗潛在威脅。泞第二，選擇以扈從（bandwagoning）潛在威脅對象作為安全策略主軸，這個主軸的核心理念是屈從威脅來源、放棄與盟國的軍事關係，但又希望能維持國家獨立完整。扈從的好處是國家可獲得來自大國誘因，這裡的誘因可以是經濟市場獲得、領土安全穩固、或國際地位提升等。泀第三，介於抗衡與扈從間安全策略選擇則是避險（ hedging ）／調適（accommodation）策略，這個策略的核心理念是避免在強權相爭過程中被迫選邊站，雖然與盟國持續保持軍事關係，但卻同時採取積極交往方式與威脅來源互動，因此這個策略選擇可說是一種盡可能希望能在強權競爭過程中保持兩面討好的平衡策略。洰第四，中立（neutrality）政策是歐洲若干國家的傳統核心安全政策，如芬蘭、瑞士、瑞典、奧地利等國，這些國家認為保持安全的關鍵在於避免捲入強權間競爭，因此與各方強權保持軍事上的遠距關係極為重要，不與任一方組成軍事同盟是這些國家安全政策的最根本要求。泍從後冷戰時期的歐陸國家安全政策發展經驗來看，多數中間地帶國家策略選擇具有抗衡或扈從的基本屬性，我們觀察到蘇聯瓦解後的中東歐地區，這一群組國家對安全政策關注高，且有很強的結盟屬性，多數國家的天然選項多是選擇抵抗威脅強權，

註泞 Stephen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 （Spring 1985）, pp. 15~24; Stephen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5~6;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 Addison-Wesley, 1979）, p. 126.

註泀 Kevin Sweeney and Paul Fritz, “Jumping on the Bandwagon: An Interest-Based Explanation for Great Power Alliance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6, No. 2（ May 2004 ） , pp. 446~447; Randal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 74; Deborah Welch Larson, “Bandwagon Image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yth or Reality?” in Robert Jervis and Jack Snyder eds., Strategic Belief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Eurasian Rimlan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85~87.

註洰 David C. Kang, “Between 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 South Korea’s Response to Chi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No. 9（2009）, p. 7; Steven David, Choosing Sides: Alignment and Realignment in the Third World（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註泍 M. M. Abbenhuis, “Too Good To Be True? European Hope for Neutrality Before 1914,” in Herman Amersfoort and Wim Klinkert eds., Small Powers in the Age of Total War 1900-1940（Leiden, Netherlands: Koninklijke Brill NV, 2011）,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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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與不具侵略領土意圖的境外強權結盟以抵抗威脅強權。泇2004 年前後加入歐盟與北約的中東歐各國大抵屬於此類，這些國家選擇以親歐／親美的方式鞏固其安全環境，採取典型的抗衡選擇。波海三國親歐抗俄力量非常明顯，這三國不僅是最早退出前蘇聯的國家，同時爭取獨立時也展現驚人的獨立意志（如歌唱革命）。沰波蘭、捷克、匈牙利被認為是中東歐國家受到西歐影響程度較高的國家，所以與波海三國同被放在第一波歐盟東擴名單中，斯洛維尼亞則因屬前南斯拉夫最富庶、最穩定區域，故也在首波歐盟東擴名單中。這些國家在後冷戰時期轉型過程中，皆為一面倒的向歐盟看齊，並以加入歐盟與北約為主要目標，請參閱下表整理。表 1 歐俄中間地帶國家安全策略選擇區域國別加入歐盟時間加入北約時間特色愛沙尼亞 2004.05.01 2004.03.29 拉脫維亞 2004.05.01 2004.03.29 波羅的海立陶宛 2004.05.01 2004.03.29 波蘭 2004.05.01 1999.03.12 捷克 2004.05.01 1999.03.12 匈牙利 2004.05.01 1999.03.12 維斯格拉瓦集團斯洛伐克 2004.05.01 2004.03.29 斯洛維尼亞 2004.05.01 2004.03.29 羅馬尼亞 2007.01.01 2004.03.29 保加利亞 2007.01.01 2004.03.29 歐俄中間地帶首波加入歐盟的國家泹克羅埃西亞 2013.07.01 2009.04.01 親歐阿爾巴尼亞候選國 2009.04.01 親歐馬其頓候選國 N/A 避險門地內哥羅候選國 2017.06.06 親歐塞爾維亞候選國 N/A 避險波-赫 N/A N/A 避險巴爾幹半島科索沃 N/A N/A 避險白俄羅斯加入歐亞聯盟 N/A 親俄烏克蘭聯繫協定 N/A 親歐親俄間激烈擺盪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摩爾多瓦聯繫協定 N/A 避險喬治亞聯繫協定 MAP 親歐亞美尼亞加入歐亞聯盟 N/A 親俄高加索亞塞拜然 N/A N/A 避險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註泇趙竹成，「俄國軍機遭土耳其擊落之俄國觀點分析」，戰略安全研析，第 128 期（2015 年 12 月），頁 32~40。

註沰 Guntis Smidchens, The Power of Song: Nonviolent National Culture in the Baltic Singing Revolution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4）, pp. 3~6, 33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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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觀察歐陸中間地帶國家的安全策略選擇，可以發現這些國家受制於親歐或親俄的雙重困境中，波羅的海三國與維斯格拉瓦集團（Visegrad Group）會員國在過去 20 餘年間穩固了安全策略方向，與歐俄關係大致底定。巴爾幹半島地區的斯洛維尼亞與克羅埃西亞則為前南斯拉夫地區最進步區域，所以也循著波海三國經驗陸續加入歐盟，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因內部政經社條件略遲加入，阿爾巴尼亞與門地內哥羅是當前歐盟候選國中具有北約會員國地位的國家，說明北約仍不斷在這個區域持續擴張，另喬治亞開啟與北約會員行動計畫（membership action plan, MAP），雖未加入北約，將喬治亞視為抗俄組別應無疑義。白俄羅斯是俄國堅定盟友，白俄羅斯與高加索地區的亞美尼亞加入俄國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EU）雖與其他國家選擇較不相同，但都屬親俄的重要夥伴國無誤。至於既非抗衡、也不屬於扈從的其餘中間地帶國家，如馬其頓、塞爾維亞、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科索沃、摩爾多瓦、亞塞拜然，或因外部結構性因素（北約或歐盟仍不願接納），或因內部因素（內部政治菁英與民眾仍未達成共識）而屬於避險群組，目前與歐盟和俄羅斯仍保持等距發展。本文個案研究烏克蘭是上述個案中最為特別的，烏克蘭安全策略歷經重大變革，從較長時間觀點來看，烏克蘭的安全策略選擇特色呈現激烈的震盪過程，烏克蘭歷任總統曾出現親歐或親俄選擇，安全政策選擇難有固定路徑，這些重大調整和波海三國、維斯格拉瓦集團的長期親歐抗俄，或白俄羅斯從未改變的親俄模式都不同。烏克蘭的變動指出內部因素居關鍵地位，內部因素影響烏克蘭安全政策走向，本文接下來將從內部角度切入，釐清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的脈絡。

參、從內部因素詮釋烏克蘭的安全策略選擇

烏克蘭領土面積約 60 萬平方公里、人口約 4300 萬，過去歷史上與俄國關係緊密，斯拉夫人早於西元 9 世紀時即在現今基輔地方建國，基輔羅斯公國被視為是俄羅斯的前身，因此烏克蘭帶有很強的俄羅斯性格，但居住在烏克蘭西部的民眾來說，這些居民又希望烏克蘭屬於歐洲的主流文化圈。泏歷史上烏克蘭真正獨立的時間並不久，多數時期受到周邊國家統治，具有現代化國家意涵的烏克蘭始於 1922 年，當時雖仍受蘇聯統治，不過烏克蘭已經發展出較獨立的民族意識，因此 1991 年蘇聯瓦解之際，烏克蘭與俄羅斯、白俄羅斯率先退出蘇聯宣布獨立，烏克蘭自始獲得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國家。泩烏克蘭與俄羅斯互動如此之久，使得後冷戰時期烏克蘭的安全策略選擇，與俄羅斯關係的考量始終是主要關鍵。初步觀察可以發現，烏克蘭獨立後與俄國的關係處於一個不斷權變的歷程，由克拉夫區克總統（Leonid Kravchuk, 1991~1994 年）於獨立

註泏 Orest Subtelny, Ukraine: A History, 4th edition（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9）, pp. 1~3. 註泩 Oleksandr Svyetlov, “Ukraine’s ‘Return to Europe’: Path Dependence as a Source of Mutual Elite

Misunderstanding,”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8, No. 4（December 2007）, pp. 528~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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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要求擺脫俄國的自主政策、再到庫其馬總統（Leonid Kuchma, 1994~2005 年）以親俄作為挽救烏克蘭經濟的扈從政策、再到尤申科總統（ Viktor Yushchenko, 2005~2010 年）上台後積極親歐轉型、以及亞努科維奇總統（ Viktor Yanukovych, 2010~2014年）的親俄、波洛申科總統（Petro Poroshenko, 2014 年至今）的親歐所共同組成。從歷史的宏觀角度來看，烏克蘭在近四分之一世紀期間安全策略不斷轉變。我們將從決策者、社會結構與憲政發展三大因素著手，釐清這些因素如何影響烏克蘭的策略選擇。

一、決策者因素：不明確的因果關係

政治菁英是一國安全策略選擇的主要關鍵，其對安全與外交策略選擇之影響具有關鍵地位，我們觀察烏克蘭的決策者因素可從歷任總統作為出發點，烏克蘭獨立後的五任總統有著鮮明的親歐或親俄傾向，多數觀察指出總統的個人因素將大抵決定烏克蘭國家的安全政策方向。為確認此種關聯，本文將克拉夫區克、庫其馬、尤申科、亞努科維奇、波洛申科等人的出生地、政黨背景與重要政策作為綜合整理，並評估決策者因素對安全策略選擇的影響，較詳細的各項資訊請參閱下表。表 2 歷任烏克蘭總統重要的安全政策作為泑總統出生地在位時間政黨重要政策作為安全策略克拉夫區克（Leonid Kravchuk）波蘭二戰前領土弗烏寧省（Wołyń Voivodeship） 1991-1994 1991年前為烏克蘭最高蘇維埃主席 1991-1994為獨立派 1994年後為烏克蘭社民黨維護烏克蘭獨立狀態歸還黑海艦隊與核子武器與北約／俄羅斯保持雙邊交往關係為CIS締約國但未批准CIS 憲章親歐庫其馬（Leonid Kuchma）切爾尼希夫（Chernihiv Oblast） 1994-2005 1991年前為烏克蘭共產黨 1992-1993年為克拉夫丘克時期總理與俄羅斯達成Sevastopol協議簽署「俄烏友誼、合作與夥伴協議」親俄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蘇美州（Sumy Oblast） 2005-2010 1991年前為烏克蘭共產黨 1991-2005年為獨立派 2005年後為我們的烏克蘭 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後尤申科上台與俄羅斯的天然氣爭議拒絕俄語為烏克蘭官方語言 2008年參加北約會員行動計畫親歐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頓內茲克州（Donetsk Oblast） 2010-2014 1991年前為烏克蘭共產黨 1997-2014為區域黨延長Sevastopol俄羅斯駐軍年限公開宣示無意加入北約中止與歐盟聯繫協定簽署親俄註泑本統計未列入 2014 年 2 月革命後的代理總統圖希諾夫（Oleksandr Turchy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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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出生地在位時間政黨重要政策作為安全策略波洛申科（Petro Poroshenko）奧德賽州（Odessa Oblast） 2014-至今 1990-2001 為烏克蘭社民黨 2001-2001為獨立派 2002-2012加入尤申科領導的我們的烏克蘭 2012-2014為獨立派 2014年成立波洛申科團結集團與歐盟簽署聯繫協定公開宣示加入北約為政策目標親歐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我們從上面的表格發現一些觀察；首先，從政黨角度來看，除波洛申科外，烏克蘭所有總統的政黨傾向都是先從蘇聯共產黨開始的，克拉夫區克、庫其馬、尤申科、亞努科維奇都具有蘇共黨籍身分，也都曾在蘇共內擔任重要共黨職務。烏共分部於 1991 年被宣布為非法政黨後，這些政治菁英再各自分裂為不同黨派，如克拉夫區克籌組社民黨、尤申科我們的烏克蘭、亞努科維奇的地區黨、以及波洛申科聯盟等；在這些政治人物中，僅有波洛申科未曾加入共產黨，不過即便波洛申科非共黨黨員，但波氏仍與庫其馬和亞努科維奇的地區黨過從甚密、同時也擔任過亞努科維奇的經濟與貿易部長、以及尤申科時期的外交部長；換言之，這些政治人物彼此互動關係緊密、初期的意識形態也極為接近（僅波氏從政前具有較強的商業經濟性格，2012 年富比世雜誌估計波氏財產將近 10 億美元，擁有包含媒體、港口、食品製造等在內的多種產業）。炔政治菁英的共黨從政經歷豐富，與蘇聯的互動關係也非常緊密，尤申科在烏共統治時期曾擔任過蘇聯國家銀行烏克蘭分部的農業信貸副主管、克拉夫區克有長足的黨務資歷，但觀察克拉夫區克獨立初期的遠離俄羅斯策略、以及尤申科明顯的反俄策略，政黨與意識形態傾向不容易全面性的解釋政治菁英策略選擇。除從政經歷外，我們還需要從其他地方找尋政治菁英的決策因素參考，出生地或許可說明一些觀察，克拉夫區克出生的所在地弗烏寧省（Wołyń Voivodeship）原為波蘭二戰前領土，克氏還能說著流利的波蘭語和烏克蘭語，克拉夫區克於競選首任總統時還不吝公開表明自己的出生地與波蘭統治時期的地主身分，希望以此呼應烏克蘭的親歐策略選擇。炘亞努科維奇的出生地為頓內茲克（Donetsk）並於當地接受教育，頓內茲克即為 2014 年危機後宣布脫離烏克蘭獨立的區域，長期以來為俄語人口集中區，頓內茲克於蘇聯時期原名為 Stalino Oblast，乃為紀念史達林之意，該省主要經濟來源為煤礦業，以煤礦出口為主要經濟產物。1996 年亞氏以 46 歲相對年輕資歷當選頓內茲克省長，在這之前他曾經擔任過頓內茲克省汽車廠幹部，可說是烏克蘭東部重要政

註炔 “The World Billionaires: Petro Poroshenko,” Forbes, http://www.forbes.com/profile/petro-poroshenko/. Accessed on August 1, 2016.

註炘 Lewis Siegelbaum and Daniel Walkowitz, Workers of the Donbass Speak: Survival and Identity in the New Ukraine, 1989-1992（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p.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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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菁英代表。炅庫其馬出生地切爾尼希夫（Chernihiv）位處烏克蘭中北部，是俄語和烏克蘭語交互使用區域，庫氏能說著流利的俄語，1960 年他 22 歲大學畢業時即加入共產黨，因此有較為強烈的俄羅斯情懷。尤申科出生地蘇美（Sumy）也位處烏克蘭中北部，尤申科自小就說著流利的烏克蘭語，他大學主修銀行學，1993 擔任烏克蘭中央銀行行長，並參與烏克蘭獨立後財政政策規畫，其中一項就是烏克蘭國幣（hryvnia，取代先前的烏克蘭盧布）的設計與發行，其親歐政策在此背景下開展。最後，波洛申科的出生地為烏克蘭西南部的奧德薩（Odessa），也是屬於俄裔人口比例較高區域。從決策者從政經歷與出生地因素來看，初步觀察是這些政治菁英都是屬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不過在蘇聯瓦解前一黨獨大的政治環境，政治人物選擇加入蘇聯共產黨是可以理解的，但日後分裂卻說明這些政治人物親歐或親俄的基礎不在於意識形態。烏克蘭獨立後這些政治人物脫離共黨、再各自選擇籌組其他黨派作為親歐或親俄的政治基礎，這個過程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政治人物的分裂乃是基於權力競爭而非意識形態。第二個觀察是這些政治人物的出生地與親歐或親俄的策略選擇關聯性不大，克拉夫區克、庫其馬與亞努科維奇的出生地雖然符合親歐或親俄地區圖像，但尤申科與波洛申科的出生地卻很難說明他們的立場與親歐／親俄選擇有關，這也就是說出生地未必是這些政治人物天生的政策立場，而有其它因素干擾了他們的政策選擇，下文將從社會結構角度出發，說明社會結構對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的影響。

二、分裂型社會：決定性關鍵因素

從結構上來看，烏克蘭屬於一個概念上的分裂社會（divided society）殆無疑義，這個分裂的狀態來自於居住在烏克蘭土地上的群眾及其認同分裂，認同分裂的表現形式多重，在烏克蘭這裡主要來自於境內的多種民族構成。根據烏克蘭 2001 年官方統計烏克蘭人口總數中約有 77.8%為烏克蘭裔、17.3%為俄羅斯裔，其餘為羅馬尼亞、摩爾多瓦、韃靼、保加利亞、匈牙利裔不等。炓和族群有關的是烏克蘭人語言文化認同以及日常生活語文使用，根據一份調查統計指出，約有 38%的烏克蘭人表示他們的日常生活僅使用烏克蘭語、30%的烏克蘭人使用俄語、32%的烏克蘭人則視不同場合交互使用兩種語言。炆這裡一個較為特殊的現象是俄裔人口雖然在烏克蘭境內僅占 17.3%，但把俄語作為日常使用語言者則高達 30%，顯見俄語在烏克蘭境內的流通性與重要性。除族群人口比例外，烏俄族群的地理分佈方式也連帶影響國內民意分佈狀況，烏克蘭的俄裔人口是沿著西北向東南的方向漸次遞增的，使用俄語的比例從烏克蘭西部的 3.1%逐漸遞增到中部的 24.2%、再到中東部的 46.4%，使用俄語最高比例的地區在

註炅 Elena Gnedina and Evghenia Sleptsova, “Eschewing Choice: Ukraine’s Strategy on Russia and the EU,” CEPS Working Document（January 2012）, p. 2.

註炓 “All-Ukraine Population Census 2001,”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http://2001.ukrcensus.gov.ua/ eng/results/general/nationality/. Accessed on August 9, 2016.

註炆 Laada Bilaniuk and Svitlana Melnyk, “A Tense and Shifting Balance: Bilingualism and Education in Ukra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Vol. 11, No. 3-4（2008）, p.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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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與南部地區，近 7 成左右的民眾使用俄語；換句話說，西半邊的民眾多使用烏克蘭語，但越往東部，使用俄語的人口比例也就越多。炄從這個角度來看，2014 年二月革命後脫離烏克蘭的克里米亞（Crimea）、頓內茲克、盧甘斯克（Luhansk）三個地區，都剛好是俄語使用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區。和族群與地理位置分布相關的討論是這些結構性分裂與安全策略選擇的關連，歷次調查統計指出，支持烏克蘭加入北約的西部民眾民意視北約組織為確保烏克蘭國家安全的重要防衛聯盟（A defense alliance），而東部與南部民眾民意則認為北約是侵略性的軍事組織（An aggressive military bloc）。炑相較於北約組織，烏克蘭民眾對歐盟的

接受程度較高，民意調查指出烏克蘭民眾較支持歐盟，認為歐盟重要性高於俄國的比例為 57%，對西方國家的好感度則高達 72%，高於對俄羅斯的好感度。炖上述這些調查說明一個重要觀察，也就是烏克蘭的認同分佈是沿著族群與地緣位置而有所變化，這是烏克蘭分裂社會的一大特色，同時也制約了安全策略選擇的基本框架。在這裡，我們發現烏克蘭內部地緣分裂的特殊現象，也就是左右對立的立場與族群分布的地緣線是相符合的。不過如果東西分裂是造成親歐或親俄政策的基本因素，下一個問題則是，分裂線雖大抵固定，但為什麼過去這段時間策略選擇的擺盪幅度如此之大，我們的理解將從選民投票行為與政治權力分配交相參照，以此獲得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更清晰的圖像。

三、內部憲政發展：分裂型社會與政治權力游移的制度

表現

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的第三個特色是雙首長制度設計與贏者全拿的憲政發展，烏克蘭的憲政制度設計中，將總統任期定為 5 年、連選得連任一次，由人民直接選出。炂行政權設計是典型雙首長制，總統提名的總理人選須經國會多數同意，並主導國防與外交部長人事任命權，立法權則由單一議會、450 名議員席次組成的國會（Verkhovna Rada）掌握。在實際的政治運作過程中，烏克蘭偏向總統 - 議會制（註炄實際上官方與民間歷次對烏克蘭使用俄語作為母語的統計結果是很多樣化的，若干統計指出烏克蘭境內使用俄語的比例甚至高過烏克蘭語，本文採取一個較折衷的統計表述方式，請參閱 “All-Ukraine Population Census 2001,”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op. cit., Tadeusz A. Olszański, “The Language Issue in Ukraine: An Attempt at a New Perspective, Ośrodek Studiów Wschodnich Studies, No. 40 （May 2012）, pp. 12~13.

註炑 Valeriy Chaly and Mykhailo Pashkov, “NATO-Ukraine Relations in the Public Focus,” Razumkov Centre, No. 8（2002）, p. 9.

註炖 Katie Simmons, Bruce Stokes and Jacob Poushter, “Ukrainian Public Opinion: Dissatisfied with Current Conditions, Looking for an End to the Crisis,”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www.pewglobal.org/2015/ 06/10/3-ukrainian-public-opinion-dissatisfied-with-current-conditions-looking-for-an-end-to-the-crisis/. Accessed on August 5, 2016.

註炂 “Article 103 of Constitution of Ukraine, Kyiv,” Verkhovna Rada of Ukraine, http://zakon3.rada.gov.ua/ laws/show/254%D0%BA/96-%D0%B2%D1%80. Accessed on January 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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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liamentary regime），也就是總統具有廣泛的人事任命權，擁有解散國會與法案的覆議權。此種偏向總統-議會制的憲政制度設計於 2004 年後進行修正，限縮總統權限範圍，這些舉措包含總理人選改由國會多數黨產生、且總統最遲須在 15 日內接受，總統覆議權排除憲法修正案、但增加總統解散國會權。此種向總理 -總統制（ premier-presidential regime）修正的做法於 2010 年遭烏克蘭憲法法院裁決違憲，因此又回到總統-議會制的憲政制度設計。2014 年 2 月 21 日亞努科維奇下台前與烏克蘭議會協商，同意恢復 2004 年憲法框架，然隔天（2 月 22 日）亞氏卻遭罷黜避走俄羅斯。在亞氏避走俄羅斯後，國會仍以 386 對 0 票通過決議恢復 2004 年憲法，並以圖奇諾夫為臨時總統，且決定當年 5 月舉行總統大選。這些動作雖然不符合當時憲法的規定，但是已經是既成事實。後來波洛申科當選總統後，與總理雅森紐克政爭，屢欲去之而不可得，最後還是在 2016 年以國會之力迫其去職。炚烏克蘭現行制度主要的困境在於無論總統或國會權力，行政權與立法權皆高度集中於政治菁英，產生了特定政治人物或政黨贏者全拿的政治現象，這個現象在烏克蘭的俄烏民族對立、政黨低度制度化與強調個人特質的選舉競爭等因素強化下，使得未能掌握政治權力的弱勢民族受到歧視，相對被剝削感油然而生，透過檢視烏克蘭總統與國會席次的相關性，可以發現兩者間很強的關連。從由近到遠的時間排序來看，以回推方式觀察烏克蘭的總統與國會大選，發現波洛申科總統任期，2014 年「波洛申科團結集團」（Petro Poroshenko Bloc “Solidarity”）為當年度新成立的政黨，憑藉著波洛申科個人特質與其強大的財力，該集團第一次參與選舉，即能在國會 450 席中取得 132 席次與總統選舉 54%的得票率，一躍成為兼取行政／立法兩權的首要政黨。而在亞努科維奇總統任期，我們發現 2007 年與 2012 年國會兩次選舉，最大黨皆為亞努科維奇所屬的「區域黨」（Party of Regions），區域黨在這兩次選舉分別獲得 450 席中的 175席與 185 席，但因前總統亞努科維奇與前總理 Mykola Azarov 逃離烏克蘭而使地區黨菁英紛紛出走而退出政治勢力圈。觀察尤申科總統任期，2002 年 3 月國會大選，尤申科「我們的烏克蘭」為第一大黨，在國會取得了 111 席次，而後尤申科也在 2004 年當選總統，雖然「我們的烏克蘭」（Our Ukraine）歷經多次改名，並隨尤申科與前總理提摩申科（Yulia Tymoshenko）的激烈鬥爭而於 2011 年瓦解，但總統囊括國會最大黨的模式依然沒有改變。至於庫其馬的兩任總統任期與克拉夫區克的首任總統任期，皆與國會第一大黨共產黨同步執掌政府的行政與立法權。過往的憲政發展過程顯示烏克蘭的政黨體系特質：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領袖、權變的政治菁英、以及烏克蘭東西分裂的選民。權力高度集中與權變的政治菁英使得烏克蘭的政治領袖得以依賴其政治領袖魅力而存在，並透過東西分裂的選民結構，強化了雙首長制下贏者全拿的政治果實現象，削弱了原先雙首長制可能出現行政權分享的制度設計。我們把民眾投票行為與總統支持度交相參考，可發現歷次烏克蘭總統大選此一明顯趨勢，西部民眾多支持親

註炚 “Ukraine’s Government Crisis Becomes Bad Farce,” Russia Insider, http://russia-insider.com/en/politics/ ukraines-government-crisis-becomes-bad-farce/ri13281. Accessed on January 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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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的政治人物，東部民眾則支持親俄的政治人物，請參閱下表綜合整理。表 3 烏克蘭歷次總統大選得票率暨主要得票區時間主要競選者得票率得票超過70%的省份備註 2014年5月波洛申科提摩申科 57.4% 12.8% 波洛申科：無提摩申科：無 2014年10月國會大選，波洛申科「波洛申科聯盟」為第一大黨（132席） 2010年2月提摩申科亞努科維奇 45.47% 48.95% 提摩申科：

Vinnytsia, Volyn, Ivano-Frankivsk, Lviv, Rivne, Temopil

亞努科維奇：

Donetsk, Zaporizhia, Luhansk, Mykolaiv, Odesa, Kharkiv, Sevastopol

2012年10月、2007年9月、 2006年3月國會大選，亞努科維奇的地區黨皆為第一大黨（185席、175席與186席） 2004年12月尤申科亞努科維奇 51.99% 44.20% 尤申科：

Vinnytsia, Volyn, Ivano-Frankivsk, Kiev Region, Lviv, Rivne, Sumy, Ternopil, Khmelnytskyi,

Cherkasy, Chermivtsi, Chernihiv, Kiev 亞努科維奇：

Donetsk, Zaporizhia, Luhansk, Sevastopol

2002年3月國會大選，尤申科「我們的烏克蘭」為第一大黨（111席） 1999年11月庫其馬希蒙年科 57.7% 38.8% 庫其馬：

Volyn, Zakarpatia, Ivano-Frankivsk, Lviv, Rivne, Ternopil, Chernivtsi 希蒙年科： N/A 1998年3月國會大選，共產黨為第一大黨（ 121 席），共有19個政黨獲得席次、 111位獨立候選人當選 1994年7月克拉夫區克庫其馬 45.2% 52.3% 克拉夫區克：

Volyn, Zakarpatia, Ivano-Frankivsk, Lviv, Rivne, Ternopil

庫其馬：

Crimea, Donetsk, Zaporizhia, Luhansk, Kharkiv, Chermihiv, Sevastopol

1994年3月國會大選，共產黨為第一大黨（86席），共有14個政黨獲得席次、168 位獨立候選人當選 1991年12月克拉夫區克丘爾諾福爾 61.59% 23.27% 克拉夫區克：

Vinnytsia, Donetsk, Zhytomyr, Zaporizhia, Kirovohrad, Luhansk, Mykolaiv, Odessa, Poltava, Sumy, Kherson, Khmelnytskyi 丘爾諾福爾： Lviv 1990年3月國會大選，共黨為第一大黨（331席）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我們從上表統計中得到幾個觀察：第一，東西選票分布與族群分布地緣關係自 1999 年後總統選舉後，大抵上親歐／親俄選票分佈現象漸趨固定，幾個西部省份如 Vinnytsia, Volyn, Ivano-Frankivsk, Lviv, Rivne, Temopil 都是親歐選票的大票倉；相對的東部省份如 Donetsk, Zaporizhia, Luhansk, Mykolaiv, Kharkiv 則是親俄選票的大本營，1991 年與 1994 年的克拉夫區克是一個較為特殊的案例，克拉夫區克於 1991 年透過民族主義號召以旋風之姿橫掃近 6 成選票，囊括 Lviv 以外的多數省份，但獨立初期困頓的烏克蘭經濟發展與庫其馬親俄的政治訴求使得克拉夫區克與第二任總統失之交臂，庫其馬除於當年擊敗克拉夫區克外，並於 1999 年接收親歐政治勢力、將民意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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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遷移。炃2014 年新任的波洛申科雖不若前幾屆總統選舉掌握幾個西部選區超過 70%的得票率，但在若干省份票倉，如 Vinnytsia, Volyn, Zhytomyr, Zakarpatska, Ivano-Frankivsk, Lviv, Kyiv, Poltava, Rivne, Sumy, Ternopil, Khmelnyts, Cherkasy, Chernivtsi等幾個省份得票率皆超過 50%，而 Donetsk, Zaporizhia, Luhansk, Mykolaiv, Odesa, Kharkiv, Sevastopol的得票率少於 50%，這個觀察仍符合烏克蘭東西部分裂的選民結構。

另外，以地區得票率角度來看，本文挑選烏克蘭三個省份為代表（親歐的西部城市 Vinnytsia，中部城市 Mykolaiv 與親俄的東南部 Sevastopol），並將親歐或親俄總統在該區的得票率進行長期觀察，我們可以發現 Vinnytsia 城市得票率是隨著親歐的總統（克拉夫區克）而上升，而隨著總統改弦易轍（庫其馬）而下降，尤申科激進的親歐政策甚至在該區囊括了 84.07% 的選票，而最親俄的亞努科維奇在該區卻僅拿到 24.26%。東部 Sevastopol 的得票率也如出一轍，除獨立初期的克拉夫區克還能掌握 54.68%的得票率（因為克拉夫區克當年總得票率為 61.59%，擊敗所有其他候選人得票總和）外，親俄的庫其馬曾經獲得 91.98%的得票率，而尤申科卻僅有 7.96%，親俄的亞努科維奇也獲得了高達 84.35%的支持度。中部省份 Mykolaiv 在本文的研究中算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可以作為研究烏克蘭親歐親俄變遷的參考城市，顯示政權游移的過渡表現。Mykolaiv 位於烏克蘭南部，是烏克蘭於黑海的重要造船工業中心（中國大陸向烏克蘭購買的遼寧號即在此處製造），該城市俄裔人口比例為 14%，與烏克蘭總平均 17%相近（低於 Sevastopol 俄裔人口的 58%占比，高於 Vinnytsia 俄裔人口的 3.8%）。這個城市投票傾向呈現高度流動現象，親歐的克拉夫區克在這個城市獲得了 72.33%超高支持率，然後期因經濟困頓與俄國資金奧援，該區逐漸轉向親俄的庫其馬與亞努科維奇（各有 52.8%與 71.53%的支持率），顯示此處民眾態度浮動，是一個變動的游離區。另該城市鄰近黑海地區、商業性質濃厚，經濟成長與失業率是影響選舉結果重要因素，改變立場的選民投票行為也就連帶影響政權在這個地方的得票率表現。表 4 烏克蘭歷任總統與三城市的得票率相關性分析（%）克拉夫區克 _{（第一任）}庫其馬 _{（第二任）}庫其馬尤申科亞努科維奇波洛申科 Vinnytsia 72.34 42.32 33.9 84.07 24.26 67.32 Mykolaiv 72.33 52.8 45.9 27.72 71.53 45.97 Sevastopol 54.68 91.98 50.17 7.96 84.35 已脫離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第二，行政立法合一 1998 年前的國會大選烏克蘭共產黨仍為第一大黨，但 1994 年與 1998 年的國會大選出現參選爆炸現象，選舉結果是一種強總統／弱國會的政治情勢。不過自 2002 年起國會大選結果通常和總統選舉的結果相呼應，如 2002 年第一大黨為尤申科「我們的烏註炃吳玉山，「顏色革命的許諾與局限」，臺灣民主季刊，第 4 卷第 2 期（2007 年 6 月），頁 6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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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蘭」，2004 年總統大選尤申科即當選總統；2007 年亞努科維奇「地區黨」為國會第一大黨，2010 年亞氏便順利當選總統；2014 年 5 月波洛申科當選總統後，波洛申科「波洛申科聯盟」隨即於 2014 年 10 月成為國會第一大黨。所以我們觀察到烏克蘭政治菁英的權力互動，這個框架的特色是：一、政治人物率先透過共黨陣營的分裂競逐權力，意識形態附庸於政治菁英競逐權力的基礎上，並以此號召群眾。二、分裂型社會的選票基礎幾乎是沿著族群分裂線而動員，所以是兩種對立民意的基本格局，但在中間若干省份則存有游移現象，這些區塊民眾親歐或親俄的意識形態較不明顯。三、烏克蘭中央政府的制度設計與憲政發展使政治菁英能在行政權與立法權取得絕對優勢，這就使得選舉過程中未能掌權的少數族群無法獲得足夠的政治權力而自覺受到傷害，因此該族群便透過大規模的內部群眾示威、或向外國勢力求援希望獲得平反。這個因內部政治分裂而向外尋求援助，導致出現政治暴力、政府遭受推翻，因而影響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的發展，可透過鐘擺效應下的擺盪模式來觀察。

肆、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模式初探

從內部因素觀察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本文採用「鐘擺效應」（pendulum effects）來詮釋烏克蘭的策略選擇擺盪現象。鐘擺效應原先指的是一種物理現象，描述位能與動能相互轉換的關係，我們參照此種物理現象，將該現象運用於烏克蘭的安全策略選擇變化。牪在這個脈絡下，我們試圖找出烏克蘭鐘擺效應的若干特色：

一、規律的親歐／親俄擺盪

從獨立後烏克蘭的安全策略選擇可以發現，烏克蘭的親歐／親俄激烈擺盪模式清晰可見，這個過程是先由 1991 年克拉夫區克自脫離俄國宣布獨立始，克氏開始採取親歐但希望保持兩面討好的平衡政策，該政策受限於烏克蘭獨立初期極度仰賴俄羅斯的能源與市場需求，最終轉由庫其馬的親俄政策上台。庫其馬親俄政策來自於烏克蘭獨立初期疲弱不振的經濟成長，1994 年經濟成長率為-22.9%，為烏克蘭獨立至今所僅見。狖雖然庫其馬希望透過親俄來取得俄國資金協助，但第二任期的親俄政策陷入軍售伊拉克海珊政權及記者 Georgiy Gongadze 遭暗殺醜聞影響，使得庫其馬遭受國內諸多勢力挑戰，不過庫其馬仍舊希望把親俄的安全政策持續延續下去，因此亞努科維奇被選為指定接班人。但 2004 年亞努科維奇與尤申科的競選以橙色革命（ Orange

註牪 Mustafa Aydin, “Foucault’s Pendulum: Turke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Turkish Studies, Vol. 5, No. 2（Summer 2004）, pp. 1~22; Maruşa Beca and Cătălina Cozmei, “Overshadowing the Turmoil Trends: The Swinging Pendulum of SME’s Tax Policies,”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o. 109 （2014）, pp. 688~692.

註狖 “Ukraine GDP Growth,” The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 locations=UA. Accessed on August 9,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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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lution）告終，最高法院透過宣告選舉無效、重新舉行大選的結果使得尤申科最終得以當選總統，重新導向親歐的安全政策。惟尤申科任職總統期間與提摩申科的分合與政治衝突關係不斷上演，再加上俄國不斷透過天然氣、緊縮貸款、限縮市場等手段影響烏克蘭，使得 2010 年再由亞努科維奇執政，重新回到親俄軌道。2014 年二月革命後的波洛申科政權上台，波洛申科上台後大舉鏟除亞努科維奇的舊勢力，再度開啟了烏克蘭的親歐選擇。從上述的討論過程中可知，烏克蘭安全政策第一個特色規律的鐘擺效應，這個效應呈現出規律的左右擺盪頻率，在親歐與親俄政策選擇中交替循環，且隨著與歐盟和俄國兩大制度性力量的牽引，親歐與親俄的路線競爭益發強烈，請參閱下圖。圖 1 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擺盪圖（左方為親歐選擇，右方為親俄選擇）波洛申科尤申科克拉夫區克庫其馬亞努科維奇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二、以革命方式改變安全策略選擇

擺盪模式是烏克蘭安全策略近 25 年來的第一個特色，第二個特色則是安全策略選擇的改變是以革命方式為之。前文提及內部對立嚴重的烏克蘭，因憲政制度無法反應不同族群的政治利益，自覺受到傷害的族群可能透過大規模的群眾示威方式以期獲得平反，以大規模群眾示威抗議或革命等方式逼迫執政者下台。對選民來說，共識程度低、社會歧見高，復加上嚴重的貪腐問題激化了民眾對政治制度的不信賴感，於是尋求非制度性的政治暴力手段作為解決國內歧見之媒介。這裡所言政治暴力改變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有以下兩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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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貪腐：革命的導火線

貪腐是烏克蘭內部政治發展的嚴重挑戰，這個現象來自於一套綿密的政商勾結所形成的龐大金權體系網絡，並阻礙烏克蘭的民主化發展。政府與企業雙方透過各式採購案與特許經營方式提供企業不當得利的空間，並將此種得利回饋給政治人物。傳統上烏克蘭的四大集團，指的是亞努科維奇家族（Family Yanukovych）、Rinat Akhmetov （烏克蘭首富）、Dmytro Firtash（能源大亨）、Ihor kolomoyskyi（金融媒體大亨），這四大集團在烏克蘭的電訊傳播、金融、能源、礦產等層面形成寡頭統治體系，具舉足輕重之影響力。這些集團不以現有的經濟版圖而自滿，仍希望持續在政治層面上擴張勢力，與政黨保持高度互動關係，例如 Rinat Akhmetov 與 People’s Will、Dmytro Firtash與 Radical Party、以及 Ihor kolomoyskyi 與 Revival 均過從甚密，一般咸認這些集團即為政黨金主。狋2014 年二月革命後，波洛申科總統與前總理 Yatsenyuk 被視為是新一代的領地主，與波洛申科熟稔的新興企業領袖，如 Ihor Kononenko、Konstantin Grigorishin、Yuriy Kosiuk，逐漸在國會與政府部門擴張勢力，總統波洛申科於國會掌握 Poroshenko Bloc，Arseniy Yatsenyuk 則與 People’s Front 相連，政經關係之緊密，可見一斑。狘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觀察，亞努科維奇勢力因逃離烏克蘭政經舞台上消失後的真空狀態，基本上就由親波洛申科的勢力所取代，填補亞氏避居俄國所遺留下來的權力真空區。另外烏克蘭的司法制度未能扮演最後一道防線，甚至司法體系本身扮演貪腐現象蔓延的助功者角色也是另一導火線。烏克蘭法令規範政黨需要申報資金來源，但多數政黨資金使用項目與活動內容均不公開，政黨與政治菁英競相透過各種非法手段募集資金時有所聞，募得款項大眾無法監督，資金使用也就容易淪為非法管道。狉自由之家長期追蹤烏克蘭的民主化發展，年度的評鑑指標也呼應了上述觀點，在國家治理、選舉、市民社會、媒體獨立、地方治理、司法獨立、貪腐等次指標表現上，貪腐與司法的不公正咸為烏克蘭最嚴重的民主治理挑戰，請參閱下表。

註狋 People’s Will 於 2014 年（下同）掌握國會 35 席、Radical Party 有 22 席、Revival 有 22 席；另 Konstantin Grigorishin為礦產大亨、Yuriy Kosiuk 為食品業大亨，皆入富比士排行榜。

註狘 Wojciech Konończuk, “Keystone of the System: Old and New Oligarchs in Ukraine,” Centre for Eastern Studies, 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point-view/2016-08-18/keystone-system-old-and-new-oligarchs- ukraine. Accessed on August 9, 2016.

註狉如先前地區黨透過各種方式募得資金超過 3 億美元，多數來自烏克蘭大財閥的政治獻金；另外，全烏克蘭 14 位財富最多的企業家中，曾有一半（7 位）當選烏克蘭國會議員，請參閱“Political Corruption in Ukraine: Actors, Manifestations, Problems of Counte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fense, No. 7（2009）, pp.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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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07 年~2016 年烏克蘭民主化表現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國家治理 4.75 4.75 5.00 5.00 5.50 5.75 5.75 6.00 6.00 5.75 選舉 3.00 3.00 3.50 3.50 3.50 3.75 4.00 4.00 3.50 3.50 市民社會 2.75 2.75 2.75 2.75 2.75 2.75 2.75 2.50 2.25 2.25 媒體獨立 3.75 3.50 3.50 3.50 3.75 4.00 4.00 4.25 4.00 4.00 地方治理 5.25 5.25 5.25 5.25 5.50 5.50 5.50 5.50 5.50 5.25 司法獨立 4.50 4.75 5.00 5.00 5.50 6.00 6.00 6.00 6.00 6.00 貪腐 5.75 5.75 5.75 5.75 5.75 6.00 6.00 6.25 6.00 6.00 總得分 4.25 4.25 4.39 4.39 4.61 4.82 4.86 4.93 4.75 4.68

資料來源：“Ukraine, Nations in Transit 2016,” Freedom House,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nations-transit/2016/ ukraine. Accessed on August 5, 2016. 表中所載各項數字越小，代表民主化狀況越佳。

（二）不斷加大力道的革命手段東西分裂的選民結構與政商貪腐因素，使得政治菁英統治的正當性經常受到挑戰，從選民角度來看，當選舉正當性受到質疑時，當然也就連帶影響總統決策的正當性。2004 年橙色革命與 2014 年二月革命恰巧反映此一現象：橙色革命造成最高法院裁決重新舉行總統大選、尤申科繼而當選總統。二月革命則是透過基輔獨立廣場的大規模群眾示威抗議，使得亞努科維奇倉皇逃離烏克蘭、避走俄羅斯。這兩個看似獨立的政治事件，卻使得繼任的尤申科和波洛申科重新調整烏克蘭的安全策略選擇，革命的爆發說明民意走向對烏克蘭政治發展的關鍵影響力。狜用革命來解釋烏克蘭的政治發展有其效力，他們都是發生在菁英的政治主張與當下民意走向相違背的關鍵時刻，交互觀察 2004 年與 2014 年的革命過程，本文以爆發因素、經濟表現、革命手段、傷亡人數、革命結果以及革命後烏克蘭與歐俄關係，說明烏克蘭革命益發劇烈的現象。表 6 烏克蘭兩次革命對照橙色革命二月（基輔廣場）革命時間 2004年11月底~2005年1月 2014年2月時任總統庫其馬亞努科維奇爆發因素群眾抗議當時的總統選舉不公，採取靜坐、大規模示威抗議與公民不服從運動抵抗政府。群眾抗議時任總統的亞努科維奇拒絕與歐盟簽署聯繫協定，致大規模示威運動再起。革命前三年的經濟表現 GDP成長前三年平均值超過5% GDP前三年平均值約0%

註狜 Taras Kuzio, “From Kuchma to Yushchenko: Ukraine’s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nd the Orange Revolution,”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52, No. 2（2005）, pp. 29~44; Joshua Goldstein, “The Role of Digital Networked Technologies in the Ukrainian Orange Revolution,” Berkman Center Research Publication, No. 2007-14（December 2007）, pp. 1~10; Andrew Wilson,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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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革命二月（基輔廣場）革命革命手段公民不服從、靜坐抗議、大規模罷工民眾採行大規模示威抗議、騷亂、等暴力手段。當時內政部長批准警方使用催淚瓦斯、塑膠子彈、閃光彈等方式還擊，另亦有情報指出群眾遭步槍等致命性武器暗殺。傷亡人數未有死亡人數傳出根據各家新聞網的統計，二月革命至少70~80人在衝突中喪生，其中包含13位警察，以及超過1000名民眾受傷。革命結果 1.2004年11月21日的總統選舉遭憲法法庭宣告無效，重新於2004年12月26日舉行大選，尤申科獲得勝選。 2.亞努科維奇未遭受整肅，後來於2010 年重新贏得總統大選。 1.亞努科維奇逃離烏克蘭並避居至俄羅斯，後克里米亞、盧甘斯克與頓內茲克脫離烏克蘭，波洛申科當選總統。 2.國際刑警組織將亞努科維奇列入「紅色通緝令」（最高級別通緝令）名單，實施全球通緝。 3.新政府針對亞努科維奇時期官員進行清洗與歐盟／俄羅斯關係調整為親歐政策發展簽署聯繫協定（史上整合程度最深的烏克蘭／歐盟協定）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從上表分項對照，這兩次革命說明以下幾個觀察： 1. 從經濟表現來看，烏克蘭兩次革命前的 GDP 成長率有顯著不同，橙色革命前三年烏克蘭經濟成長率平均超過 5%，然二月革命前三年的成長率幾乎為 0%，國家財政負債極高，急需俄羅斯或歐盟伸出援手，這也是俄羅斯與歐盟皆允諾提供烏克蘭大量金錢援助、以換取烏克蘭與歐／俄簽署協定之背景。歐俄提供的外部誘因成為干預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的重要關鍵，這裡是一個很適切的觀察點，下文將說明歐俄如何利用此等機會介入烏克蘭內部政治局勢、爭取烏克蘭在危機中導向己方的作為。 2. 從革命手段來看，橙色革命爆發導因於選舉不公，當時採取的方式為靜坐抗議、公民不服從與罷工手段，過程堪稱平和；然二月革命時群眾採行的手段激烈許多，這些手段包含大規模示威抗議、騷亂、攻占官署等作法。為還擊暴民暴力手段，當時的內政部長批准警方使用催淚瓦斯、塑膠子彈、閃光彈等方式迎擊，另亦有情報指出，示威群眾遭步槍等致命性武器暗殺。 3. 從傷亡人數來看，橙色革命過程未有大規模傷亡人數傳出，然根據各家新聞網的統計，二月革命至少有 70~80 人在衝突中喪生，其中包含 13 位警察，以及超過 1000 名民眾受傷。狒 4. 從革命結果來看，兩次革命後的對敵整肅程度也有所差異。橙色革命的結果是該年總統選舉遭法院宣告無效，並重新於 2004 年 12 月 26 日舉行大選，尤申科獲得勝選，亞努科維奇雖未能當選總統，不過也未遭受整肅，後仍於 2010 年贏得總統大選。2014 年二月革命後亞努科維奇倉皇逃離烏克蘭並避居至俄羅斯，克里米亞、盧甘斯克與頓內茲克三地宣布脫離烏克蘭。此外，波洛申科當選後行文國際刑警組織，將亞努科維奇列入「紅色通緝令」（最高級別通緝令）名註狒綜合整理國際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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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實施全球通緝。最後，波洛申科總統上台後還針對亞努科維奇時期的官員進行清洗，許多官員因此遭到整肅。 5. 從革命結束後烏克蘭與歐盟／俄羅斯的關係來看，橙色革命後尤申科改採親歐政策，大力推動與歐盟的各項交往。二月革命後烏克蘭簽署聯繫協定，此為史上最深化的烏克蘭／歐盟協定。從兩次革命過程來看，採用革命手段解決歧見的特色是效率高、反對民眾可以很快的將執政者驅趕下台，不過革命的代價也很高昂，其後果是加深民眾對政治爭議的不容忍度。雖然二月革命造就新政府上台，符合民眾對親歐發展的期待，但民眾對二月革命的後續發展仍然不滿意。根據調查指出，有 7 成的民眾不滿意二月革命後的現狀，而有「56%的民眾不排除未來發動另一波新革命的可能」。狔這個現象的內在因素是民眾對「親歐政策」選擇與對「政治人物」的信任度不同幅所致，換句話說，現階段民眾雖然對親歐的政策選擇具有較高共識（49%的民眾認為烏克蘭應該繼續發展親歐政策，高於親俄的 8%），但民眾卻極度不信任目前在檯面上的政治菁英（對總統波洛申科的不信任度曾一度高達 62%），而且如同烏克蘭的族群地緣分布狀況，親歐派的民眾與對政治人物的信任度也是從西部逐次向東、南部遞減。狚

三、外部因素發揮強化鐘擺效應

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的第三個特色是外部因素的作用，我們在這裡試圖將外部環境的結構性因素與內部因素相結合，解釋歐俄強權如何影響烏克蘭的安全策略選擇。我們切入的角度乃是從誘因選項出發，以競爭性的誘因觀點分析烏克蘭的親歐親俄政策發展。狌從誘因角度來看，歐盟二月革命後提供給烏克蘭的發展援助（2014 年~2020 年包含歐烏雙邊行動計畫、睦鄰夥伴投資架構、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等對烏克蘭的贈與）、歐盟財政制度（包含歐洲中央銀行與歐洲復興暨開發銀行）等總合約 111.75 億歐元，其中 15 億歐元作為直接贈與、16 億歐元以低利貸款的財政援助方式進行，其餘 80餘億歐元的款項則以歐洲兩大銀行體系進行有條件的放款。狑如果我們把 2014~2020 年的援助架構和 2007~2013 年度（歐盟提供 10 億歐元直接贈與）、2000~2006 年度相較（歐盟提供 4.46 億歐元贈與），可以發現幾個特色：第一，直接贈與的金額為 3.36:1.24:1（以 2000~2006 年度為基準），從這個金額成長數來看，歐盟對烏克蘭的援助成長幅度明顯可見，烏克蘭躍居歐盟東部夥伴政策所有受援

註狔 “Round Three: Most Ukrainians Believe Country Due for New ‘Revolution of Dignity’,” Sputnik International, https://sputniknews.com/europe/20160905/1044969716/ukraine-maidan-revolution-poll.html. Accessed on September 20, 2016.

註狚 “Two Years after Maidan: Ukrainians Committed to Democracy, Disappointed in Unmet Aspirations,” USAID, https://www.ifes.org/sites/default/files/ifes_public_opinion_in_ukraine_sept_2015_key_findings_final.pdf. Accessed on August 9, 2016.

註狌魏百谷，「俄羅斯的經濟外交」，臺俄經貿，第 10 卷第 8 期（2010 年 12 月），頁 22~25。

註狑 “European Commission’s Support to Ukraine,”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4-219_en.htm. Accessed on August 9,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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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冠。第二，二月革命後歐盟緊急提供 80 億歐元貸款做為烏克蘭陷入內部衝突所需，如果再加上國際貨幣基金允諾的 175 億美元（約 154 億歐元）、以及美國的 100 億美元（約 88 億歐元）紓困援助，總紓困金額高達 322 億歐元，這個金額大致符合先前烏克蘭向西方求援的數字，也就是西方國家對烏克蘭的要求幾乎照單全收。玤第三，歐

盟希望藉由歐盟與烏克蘭雙方簽署聯繫協定以及 2016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歐烏深化與廣化自由貿易區」附加議定書（EU-Ukraine Deep and Comprehensive Free Trade Area, DCFTA）來深化雙邊關係、創造烏克蘭的貿易轉移效果。DCFTA 所創造的雙方自由貿易區移除雙方 98%以上的產品關稅，這將優惠烏克蘭過去依賴的一級產業（礦業）與勞力密集工業產品出口，另也可能增加外商投資烏克蘭的意願，不過以中小企業為主的服務業卻可能遭受來自歐盟產業的極大競爭，對未來烏克蘭的經濟結構可能產生重大影響。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誘因提供較為多元，這是因為俄烏雙方間除經貿交流外，尚有能源（天然氣）的互動。長期以來，俄羅斯出口至烏克蘭的天然氣就是一個影響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的重要工具，當第一任總統克拉夫區克決定朝更獨立自主的道路發展時，時任俄羅斯總統的葉爾欽即曾於 1992~1994 年數次暫停供應天然氣予烏克蘭， 2004 年橙色革命後，俄羅斯亦曾於 2006 年、2008 年、2009 年以減壓或停止供應天然氣方式迫使烏克蘭與俄羅斯達成天然氣的價格協議。玡2014 年二月革命後俄羅斯也因為烏克蘭的天然氣採購未達契約下限數量，而對烏克蘭提出懲罰性賠償，再度導致雙方 2014 年 4 月與 2015 年 11 月的天然氣供應糾紛，這裡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天然氣爭議是隨著烏克蘭的策略選擇而來，與經貿的關連性低。玭除天然氣供應外，俄羅斯的制度性整合力量也是一個觀察重點，在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EU）出現前，俄羅斯原先提供烏克蘭共同對外關稅與共同經濟空間（Common Economic Space）的整合選項，惟烏克蘭於橙色革命後推遲與俄國整合步伐，2010 年亞努科維奇上台後才於 2013 年 5 月申請加入，但也因為二月革命而告終止。玦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其它政策性贈與、貸款等，也以二月革

命前為高峰，2014 年 2 月 17 日革命爆發前夕，俄羅斯財政部長宣布將收購 20 億美元

註玤 “European Neighbourhood and Partnership Instrument: Ukraine 2007-2013”,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ec.europa.eu/europeaid/country-strategy-paper-2007-2013-ukraine_en. Accessed on August 10, 2016; “Here’s How Much the IMF is now Loaning to Ukraine,” Reuters, http://fortune.com/2016/09/15/imf-ukraine-bailout-aid/. Accessed on February 26, 2017.

註玡連弘宜，「克里米亞事件探討俄羅斯的對外政策」，戰略安全研析，第 110 期（2014 年 6 月），頁 28~36。

註玭 Derek Averre, “Competing Rationalities: Russia, the EU and ‘Shared Neighbourhood’,”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1, No. 10（December 2009）, pp. 1689~1713; Fyodor Lukyanov, “Russia-EU: The Partnership That Went Astray,”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0, No. 6,（2008）, pp. 1107~1119; Paul D’Anieri,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 Ukraine-Russian Relations（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p. 7~10.

註玦楊三億，「歐盟對烏克蘭政策之外溢效果」，問題與研究，第 53 卷第 1 期（2014 年 3 月），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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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烏克蘭債券，這和 2013 年所提供的 30 億美元財政援助，總合近 50 億美元，並承諾日後將擴大債券購買金額。最後，影響烏克蘭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來自於克里米亞、頓內茲克與盧甘斯克三地，此三地於二月革命後脫離烏克蘭，由於這三地為傳統工業區，因此其脫離對烏克蘭經濟發展有巨大影響，2014 年與 2015 年烏克蘭的經濟成長率分別為-6.6%與-9.9%。從上述觀察可以發現，隨歐俄外部性誘因與制裁（誘因取消）力量逐步增強，烏克蘭的外部壓力也就隨之加大。近期觀察指出烏克蘭日益依賴歐盟經濟贈與和貸款援助，同時因歐烏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措施開始實施，烏克蘭也越來越依賴歐盟商品與服務市場。另一方面，由於烏克蘭停止參與和俄羅斯的經濟整合，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影響力於是轉往經濟制裁方向，烏克蘭當前輸往俄國的農產品受到關稅與配額制裁， GDP 成長率與對外貿易產值皆受到負面影響，這些現象說明歐俄在烏克蘭外部安全環境的重要性，外部誘因提供強化了烏克蘭政策的擺盪幅度，使烏克蘭被迫進行選邊站的策略選擇。本文認為，烏克蘭的革命手段與外部誘因強化鐘擺效應，也就是兩者共同對烏克蘭施加壓力，使得烏克蘭的策略選擇變動成本漸次遞增。

伍、結論：內部因素觀點下的烏克蘭危機

我們觀察烏克蘭近年來局勢發展產生極大變化，外部強權雖積極影響烏克蘭策略選擇，但內部因素對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之影響，有相當重要關鍵地位。總結過去經驗，本文提出以下幾點綜合觀察：

第一，內部因素：安全策略選擇的前導變因

從策略選擇的內部因素來看，烏克蘭歷次安全策略轉型是政治菁英與民意相互競爭下的結果，政治菁英的親歐或親俄選擇在這個背景下展開，並且採取相當規律的擺盪過程，也就是獨立初期的克拉夫區克親歐、庫其馬親俄、尤申科親歐、亞努科維奇親俄、以及近期的波洛申科親俄。我們也同時觀察到這個內部因素是由烏克蘭的分裂型社會和贏者全拿的憲政制度發展經驗所共構而成，政治菁英反映上述結構性因素，而以親歐或親俄路線為其展現。至於烏克蘭安全策略的重大擺盪現象，革命手段是主要的轉折點，民眾對貪腐和政商勾結的不滿推動革命的發生。另外，本文也觀察到，烏克蘭政治菁英雖有相似的共黨背景，但這些政治菁英競選時刻意模糊其親歐或親俄背景，改以討好選民式的政見或策略以吸引支持，例如亞努科維奇 2009 年競選時提出要繼續與歐盟緊密合作、成為北約重要的夥伴國，以及保持在歐盟與俄國間的中立角色；庫其馬親俄政策鮮明，但他 1994 年就任後的首次出訪國為加拿大而非俄國，第二任任期深陷 Gongadze 記者遭謀殺的醜聞中，因此以訴求限縮總統職權的改革案希望獲取民眾支持。不過這些兩面討好的政策作為仍有其底線，庫其馬終究在 2004 年總統選舉前拋棄親歐的總理 Anatoliy Kinakh，改以提名時任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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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克省長的亞努科維奇競選總統，作為延續親俄政策的重要接班人；亞努科維奇也終究在 2014 年中止聯繫協定、決定與歐盟分道揚鑣。從歷史經驗來看，內部因素解釋烏克蘭的安全策略選擇是相當具有說服力的。

第二，外部因素：歐／俄的誘因與吸引力之爭

從內部因素來看，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受到國內政治發展影響而出現重大轉折，雖然不同政黨輪流執政，也透過選舉產生領導人，但因國內欠缺國家基本共識，導致安全政策經常出現重大調整，政治因而高度不穩定，烏克蘭也就因而容易受到外部因素影響。玢外部強權透過誘因與制裁等方式介入烏克蘭國內政治發展，從過去經驗來看，歐俄雙方皆透過財政工具或市場援助等手段以吸引烏克蘭支持。除此之外，俄羅斯有天然氣供應與軍事優勢，歐盟則有市場與意識形態的吸引力，但這些外部因素轉化到烏克蘭內部時，有更多的民眾認為重點在於援助能否分配到基層。進一步來看，分析烏克蘭民眾對歐盟與俄羅斯的援助接受程度，71%民眾比較希望獲得來自歐盟援助、67% 民眾希望成為歐盟的會員國（高於 12%民眾希望加入歐亞經濟聯盟），這裡顯示出烏克蘭民眾對歐盟的支持。玠解釋歐俄的外部誘因，我們可從發現誘因的條件設定面向解釋，歐盟提供給烏克蘭的經濟援助附加各種條件限制的，此種條件設定（conditionality）對政治人物運用歐盟資金限制較多。相對的，俄國的誘因提供則無此限制，所以政治菁英多對俄國經濟援助較有好感。但對民眾來說，歐盟挾其意識形態的吸引力與嚴格的條件設定規範，反而使其歐盟援助有較高吸引力。

第三，鐘擺效應與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

從鐘擺效應觀察烏克蘭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策略選擇，烏克蘭政治菁英曾嘗試採取避免選邊站的作為，也就是雖然政治菁英或有親歐／親俄的政策偏好，但政治菁英仍努力避免在歐盟與俄羅斯之間選定立場，希望能透過左右逢源方式爭取歐俄雙方誘因，使烏克蘭能成為雙方得利的中間地帶國家。然 2014 年二月革命的爆發是亞努科維奇被迫回應外界壓力下的表現，這個回應說明烏克蘭無法迴避內外壓力、終導向一方的策略發展。二月革命爆發前各國密集進行穿梭外交，歐俄烏各方頻繁互訪、溝通，希望能協調出一個三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然亞努科維奇在壓力下最終決定拋棄與歐盟的聯繫協定、從而導致革命的爆發。從後見之明的觀點來看，亞努科維奇的決定具有立場選定的效果，民眾無法接受拋棄歐盟、導向俄國的策略抉擇。換句話說，外部壓

註玢 Iryna Solonenko, “External Democracy Promotion in Ukraine: 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Union,” Democratization, Vol. 16, No. 4（2009）, pp. 709~731.

註玠 “Ukrainian Public Opinion: Dissatisfied with Current Conditions, Looking for an End to the Crisis,”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www.pewglobal.org/2015/06/10/3-ukrainian-public-opinion-dissatisfied-with-current- conditions-looking-for-an-end-to-the-crisis/. Accessed on May 9, 2016. 這裡的調查數據並不包含克里米亞、頓內茲克與盧甘斯克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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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使政治菁英被迫在臨界點進行選擇，並因此失去迴旋空間，這個現象說明中間地帶國家要能保持左右逢源、靈活的遊走在大國之間，是有相當難度的。鐘擺效應的另一個觀察是未來烏克蘭有無可能重新擺回親俄方向，這個討論也可從內部因素來看。2014 年波洛申科參選總統，他在全國 25 個選區中沒有一個選區獲得超過 70%的得票率，這說明他的全國支持度低於先前其他幾位總統。不過他能在所有選區擊敗其它參選人順利當選，能在 Mykolaiv 等東部傳統親俄省份以超過 40%的得票率擊敗親俄候選人，主要是因為波洛申科能在選前整合 Vitali Klitschko（拳擊手轉換政治跑道的政治明星、經協調後改參選基輔市長並順利當選）、擁有龐大集團資金運作、以及民眾希望東部衝突盡速停戰的期盼下獲得勝選。波洛申科勝選的另一個關鍵因素就是總統大選排除克里米亞、頓內茲克與盧甘斯克三地親俄勢力的投票人口。換句話說，如果這三地未來繼續保持獨立於烏克蘭的政治狀態，那麼烏克蘭內部的親俄勢力隨之受到削弱，親俄的策略選擇力道可能因而趨緩，擺盪動力或許也會隨之降低。不過烏克蘭未來發展的隱憂也在於上述三地，從經濟結構角度來看，克里米亞為戰略要地，年度 GDP 約占烏克蘭 2.9%，頓內茲克與盧甘斯克兩地以工業生產為主，兩地合計約占烏克蘭年度 GDP 的 16%，三地總和約占烏克蘭年度 GDP 的 19%，這代表烏克蘭未來在製造業出口、財政收入與吸引外資等面向上，會有極大的負面影響。綜合來看，觀察未來烏克蘭政策擺盪，親俄的影響力將漸趨緩和，但經濟影響力仍持續存在。如烏克蘭經濟長期未有起色或貪腐問題頻仍，其結果或有可能再次出現革命，以此作為解決國內歧見的手段。

第四，烏克蘭在歐俄中間地帶區的特殊性

最後總結烏克蘭的安全策略選擇，本文認為烏克蘭在中東歐國家群中具高度特殊性，這特殊性是來自於其內部因素催生的鐘擺效應，安全策略選擇變動的頻率與幅度高於周邊國家。當多數中間地帶國家正朝向穩固策略選擇的方向前進，烏克蘭卻仍舊深陷於慘烈的內部鬥爭狀態，這說明從內部因素理解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的重要。本文最後的結論是，我們應當都會同意，受外部強權競爭下的中間地帶國家，如內部無法取得共識，則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都可能遭受極大破壞。 * * * （收件：105 年 10 月 21 日，接受：106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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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raine’s Security Strategic Choices:

A Domestic Perspective

Sanyi Yang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bstract

Ukraine is situated strategically between EU and Russia. The outbreak of the Euromaidan Revolution（February 2014）designates the advent of severe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in the European continent. Though it is crucial to understand this competi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great power rivalry, small and medium countries that exert certain leverages between great powers also warrant our attention. We argue that the domestic approach is suitable to expl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Ukraine’s security choices. We first develop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delineates the importance of domestic perspective in analyzing the Ukraine crisis, then examine the formation of Ukraine’s security policies and scrutinize her domestic approach consisted of political elites, divided society, an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factors. We also employ an explanatory pendulum model to analyze the shifts of Ukraine’s security choices; som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re drawn from the discussions.

Keywords: Security Strategic Choices, Ukraine, European Union, Russia, Domestic Perspective

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內部因素分析 - 政大學術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