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福建」看近代台灣與東亞漢詩文的交涉互動意義─以《送米溪先生詩文》為分析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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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六期 2015 年 6 月頁 1-38. 從「福建」看近代台灣與東亞漢詩文的交涉互動意義 ─以《送米溪先生詩文》為分析場域* 黃美娥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中文摘要本文關注近代台灣與東亞漢詩文的跨界交錯關係，在研究取徑上，並不鎖定台灣在地文學場域予以考察，反倒聚焦「福建」空間之內的相關現象，以此說明發生其間的台／日／中漢詩文交涉互動情形，以及台灣文人的角色意義。而會特別選擇「從福建看台灣」的方法論，這是有感於近年來，兩岸因為「小三通條款」、「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政策的倡議，促使福建地域政治備受矚目，一時之間更成為文學研究的熱點所在。唯，目前所見眾多論述係側重閩、台關係加以闡發，且多以閩對台之淵源論、影響論做為詮釋框架，雖然箇中不乏客觀事實，但也為此失卻更為宏觀而複雜的辯證與思考。事實上，在近代時期，特別是 1895 年至 1911 年間這一階段，由於乙未割台、日本南進，以及福建在 1898 年被劃入日本勢力範圍等重大事件，因此形成「日治」、「晚清」與「明治」不同歷史政治向度的麕集與交錯，連帶使得相關文學秩序與內在結構更顯豐富而糾葛。為了深入考掘這一段近代台灣在福建的文學發展概況及其相關問題，. *. 2015 年 3 月 22 日來稿；2015 年 4 月 14 日審查通過；2015 年 5 月 30 日修訂稿收件。.

(2) 4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六期. 本文採用由小窺大的方式，選擇 1904 年廈門鷺江報館印刷出版的《送米溪先生詩文》做為分析材料，據此針對上述種種現象加以剖析與說明。關鍵詞：台灣、福建、日本、近代漢詩文、送米溪先生詩文.

(3) 從「福建」看近代台灣與東亞漢詩文的交涉互動意義─以《送米溪先生詩文》為分析場域 5. The Interactive Meaning of Han-wen, From Fujian to Modern Taiwan and East Asia: Take “Farewell, Mi-Xi Xian Sheng” (Son Mi-Xi Xian Sheng Shi Wen Ji) as an example Huang, Mei-e Professor, Taiwan Literature Institut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 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Taiwan and East Asia’s Han-wen works. Instead of taking local literary field as the research realm, I focus on the phenomenon in “Fujian”, tried to clarify the Interaction of Han-wen Literature between Taiwan/ Japan/ China, what role Taiwanese intellectual played, and its meaning. The reason why I chose Fujian as research realm, is because the policy of the “Small Three Links” and “Cycle Economy Though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Zone at Western Bank of Taiwan Straits”, makes Fujian not only in the political but also in literature field became an eye-catching area. But if we examine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 we’ll find that most of them.

(4) 6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六期. considered that Taiwan literature was influenced by, or at least originated in Fujian. Although it’s partly true, but it’s only partly true. In fact, during the modern period, especially between 1895-1911, because of the complex political situation such as Japanese invasion of Taiwan, the Nanshin-ron, and the fact that Fujian became a part of Japan in 1898, thus, there had different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dimension such as “Japanese ruled”, “late Qing” and “MeiJi”, which made the literary field more complex and imbroglio. In order to research the circumstance of this period’s literary field, I chosen “Farewell, Mi-Xi Xian Sheng” (Son Mi-Xi Xian Sheng Shi Wen Ji) as an example, hope it will help me clarify these phenomenon above. Key words: Taiwan, Fujian, East Asia, Modern Han-wen, “Farewell, Mi-Xi Xian Sheng” (Son Mi-Xi Xian Sheng Shi Wen Ji).

(5) 從「福建」看近代台灣與東亞漢詩文的交涉互動意義─以《送米溪先生詩文》為分析場域 7. 從「福建」看近代台灣與東亞漢詩文的交涉互動意義 ─以《送米溪先生詩文》為分析場域 *. 一、前言「福建」，做為中國東南沿海的一個省份，因為政治因素的發酵 1 ，在近幾年來因緣際會一躍成為兩岸學界共同關注的焦點，且不僅如此，研究入徑更是不同以往所慣見的地方區域史的研究型態，或以歷史研究為重的探討趨勢，反 *. 1. 本文為筆者國科會計畫〈戰、亂及其後：歷史記憶、文學想像與文化轉型─戰爭與東亞漢文：「帝國」與「區域」文學新秩序的生成與重構（1895-1945）〉部分研究成果，計畫編號 NSC99-2410-H-002-100-NY2，承蒙補助，謹致謝忱。又，在蒐集本文文獻史料與撰稿期間，曾經得到森岡緣、謝惠貞、蔡秀美、溫席昕等人之協助，另在投稿期間亦獲二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表達謝意。在台灣方面，2000 年 3 月 21 日中華民國立法院通過的「小三通條款」是一個主要促媒，此一法條開啟了離島居民與大陸的通航，而自 2001 年 1 月 1 日開始定點定時貨客運通航後，迄今非唯促使金門、馬祖逐漸發展成為來往兩岸的一個重要轉運站，且相對激發台灣學界開始正視「閩南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另，在中國方面，則可分從兩階段加以說明，第一階段是在 2004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在視察福建時提出了「建設海峽文化」的意見，其後福建省委副書記黃瑞霖便召開會議，要求各部門營造福建成為最具吸引力的對台工作平台，積極從事海峽文化的研究與宣傳工作，並加快「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建設，2005 年「福建省海峽文化研究中心」、「福建省海峽文化研究會」便告成立，而一系列「海峽文化研究叢書」的編撰與有關海峽文化發展戰略對策的研究，也相繼於 2006 年與 2007 年陸續展開；至於第二階段，則是在 2009 年 5 月 14 日「國務院關於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正式發布之後，「海西」經濟建設問題不再只是福建省本身的重點工作，更加提升為黨中央的國家戰略，其中最受矚目的便是「平潭綜合實驗區」的成立，至此，「海西」一詞的內涵已由地理區域概念，擴展成為包含經濟功能和文化功能的人文區域指涉概念，其中相應的海西文化的內涵、外延、性質與意義，便成為一個有待重新認識、闡述、建構的論述觀念。以上所述，參見陳舒劼，〈文化淵源的時代建構─華文文學與海峽西岸經濟區文化形象塑造〉、曲鴻亮，〈海峽文化研究與閩台文化交流〉，收於福建省台灣香港澳門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彙編，《全球化時代華文寫作與海西文化傳播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福州：台港文學選刊，2010 年），頁 7、30-31。.

(6) 8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六期. 而在文學與文化面向的討論日益受到青睞，因此別具新意。而有關現階段對於「福建」文學與文化的再發現，倘若仔細考究，兩岸受到政治環境變化刺激雖一，但論述詮釋框架雖似而有異。以台灣而言，晚近因為「閩南文化研究」視域的興起 2，在一番的摸索、思考之後，現正朝向「閩南文化圈」的整體研究而努力，甚至嘗試考掘東南亞及世界其他地區的相關文化系譜 3，於是就在「閩南文化圈」的宏觀視域與論域中，注意到了箇中福建所曾發揮過的文學／文化角色與歷史影響作用。至於中國方面，則是伴隨「海峽西岸經濟區」4的型塑，衍生出了「海峽文化」（或稱「海西文化」）論述，因而藉此於內強調了福建在中國內部的非邊陲性，揭示其中的重要經濟／文化／政治地位；對外則大力突顯福建做為台人祖籍原鄉所獨具的閩、台文學／文化親密性，指出海峽兩岸的「五緣」關係（指地緣相近、血緣相親、文緣相成、商緣相連、法緣相循），因此得. 2. 3. 4. 關於台灣進行閩南文化研究的政治、文教背景與相關情形，簡單說明如下：自 2001 年小三通實施之後，金門、澎湖、馬祖得與大陸地區通航，因此閩南地區交流互動漸趨熱絡，金門縣政府遂積極展開閩南文化研究，從 2003 年至 2007 年就曾辦理過相關研討會，其後又與成功大學進行合作，雙方自 2009 年起擴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2012 年更在中華文化總會的贊助支援之下，召開了第一屆「世界閩南文化節」。另外，在學術知識化與學科體制化方面，金門大學先是於 2004 年成立「閩南文化研究所中心」，2006 年研究所化而成為全國第一個專攻閩南文化研究的學術單位，至於成功大學則在 2012 年設置了「閩南文化研究中心」，並於校內開始推動閩南文化通識課程的開設。以這幾年來積極推動閩南文化研究的成功大學而言，依據該校所設閩南文化研究中心網頁介紹，可知研究宗旨如下：「『閩南文化』並非專指以福建南部為主的地方文化概念。由於地理與歷史因素，傳統閩南人具有跨界流動的特質，他們離開原鄉，或移居中國內地，或飄洋過海，在許多地區落地生根，與各地文化產生融合，又能保存既有的文化特質。長年以來「閩南文化」已然超越地域、國界，從泉州、漳州、廈門、金門、台灣到東亞地區，形成一個龐大的文化圈，且具有獨特的族群、語言、文學、歷史、思想、民俗、宗教、社會、建築、藝術、戲曲、音樂等多方面的特色。本中心所推動的閩南文化研究，以台灣為主體，朝著跨領域、跨國界的方向發展，集結海內外學者專家，組織跨國研究團隊，進行不同時空脈絡下閩南文化的傳播、交融與變遷之比較研究……」。（來源：http://www.minnan.ncku.edu.tw/index.php?option=module&lang=cht&task=pageinfo&id =18&index=2，2015 年 3 月 22 日。）所謂「海峽西岸經濟區」，參照中國福建政府網站中〈什麼是海峽西岸經濟區？〉說明訊息如下：「海峽西岸經濟區是指台灣海峽西岸，以福建為主體周邊地區，南北與珠三角、長三角兩個經濟區銜接，東與台灣島、西與江西的廣大內陸腹地貫通，具有對台工作、統一祖國，並進一步帶動全國經濟走向世界的特點和獨特優勢的地域經濟綜合體。它是一個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的綜合性概念，總的目標任務是『對外開放、協調發展、全面繁榮』，基本要求是經濟一體化、投資貿易自由化、宏觀政策統一化、產業高級化、區域城鎮化、社會文明化。經濟區以福建為主體，涵蓋浙江、廣東、江西三省的部分地區，人口約為 6000～8000 萬人，預計建成後的經濟區年經濟規模在 17000 億元以上。」（來源：http://www.fujian.gov.cn/ztzl/jkjshxxajjq/，2015 年 3 月 22 日。）.

(7) 從「福建」看近代台灣與東亞漢詩文的交涉互動意義─以《送米溪先生詩文》為分析場域 9. 以跳出省級區域概念，進而上升至國家戰略意義與全球華文文化的國際格局高度。換言之，現階段中國正在進行的「福建學研究」，其實是處於「海峽西岸經濟區」與「海峽文化」時代語境下熱烈展開的，且往往就在「閩台關係性」的強力建構與高度訴求中被聚焦，明顯是為了勾連與台灣的相互關連性所進行的知識生產／消費。再者，這個由福建地區所提出的，從福建地方著眼而對外輻射的文化概念，不僅突出了海洋環境對中國文化發展的影響作用，更能補充中原陸地文化之外，福建特有海洋文化的能動性與創造力，以及給予「海峽西岸經濟區」的文化理論基礎，大大有利於促使福建擺脫過去處於中國邊緣區域政治位置的刻板印象論，故相較過去習見的「閩南文化研究」視野，現今所論「海峽文化」更具有時代意義的當代性和文化政治實踐性功能 5。此外，因為所謂「海峽文化」的義界，是指：「中原文化延播台灣海峽兩岸所形成的區域文化，『海峽文化圈』的範圍包括海峽西岸的福建周邊地區和台灣及周邊島嶼。」6於是，這個區域文化整合概念的提出，便旨於增強海西周邊地區的區域文化認同，也正因如此，一旦「海峽文化」這個新稱謂，能夠成為普遍使用的新話語（discourse）之後，便會具有模糊化過去台／中雙方在使用「海峽兩岸」一詞時，所暗示的國家政權分治事實，進而在無形中促進雙方文化的統一、合流氛圍，逐而協助消解、降低兩岸國家政權分治的緊張狀態，故其中也蘊含有將台／中之間原本存在的國家位階的對峙性，一轉而為閩／台地方區域統合性的變化意義，因此這個環繞福建而來的「海峽文化」論述，對於台灣而言，無疑也就充滿著區域／國家的辯證、對話與挑戰力量。不過，上述台灣從世界性的「閩南文化」整體、流動視域出發，致力超越地域、國界所進行的觀照研究 7，或中國「海峽文化」論述直言閩、台一體的國族政治聯繫研究，雖然二者旨趣有異，但都同樣高度標舉台灣與福建之間的密. 5. 6 7. 參見劉小新、黃育聰，〈「海峽文化」：探索與創新〉，收於《全球化時代華文寫作與海西文化傳播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24。同註 5。不過強調專注於閩南文化研究，對於福建研究版圖而言，其實也代表了對閩南以外其他地區關注的不足。.

(8) 10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六期. 切性，並且促成福建研究在兩岸獲致了過去所未見的重要地位，故使人無法不去正視新興「福建研究」的新生命意義。那麼，在兩岸這一波日正加溫的福建凝視與思考趨向中，做為台灣文學學科專業研究者，應當如何從中激盪出新的論述動力？或許檢視、建構閩、台之間的文學關係史，是一個值得耕耘的議題。但，究竟要如何重新看待從明清以來，來自祖籍原鄉的文學影響與刺激意義？在淵源論與影響論之外，閩、台文學關係發展迄今，其實已歷經數百年之新變，故台灣理應重新進行回溯與剖析，尤其面對兩岸時興的福建新論述視野，更需建立一種新的認識論與詮釋框架，才能與當代新論述進行勾連與對話。對此，我將在他文再進行更為通盤的闡述與思辨，而在本篇文章中，僅先聚焦「日治時期」這一階段閩、台之間相關情形的思索 8。針對日治時期閩、台文學之間的狀況，筆者有別於前面所提的「閩南文化」或「海峽文化」論述框架，而欲從台灣位置入手，希望福建視域的關注，能為台灣文學研究帶來新意，故擬將 1895 年至 1945 年間的福建，視為台灣文學／文化歷史在境外延續與分流的生產空間，進一步將之納入台灣文學邊界之內予以探討。這其實是考量到 1895 年乙未割台後，有若干文人一開始就選擇了內渡避難，有的則是在後來的日人統治時期，陸續回歸祖國以從事就學、就業、革命等各式活動，這些人士在福建進行文藝創作活動時，頗不乏標誌著台灣身分者，因此對於這些回返者或短期停留者的相關文學／文化生產加以探究，應該可以裨益島內台灣文學邊界的擴大 9；其次，不僅止於納入台灣文學範疇予以討論，由於在這段時間，還會因為涉及 1898 年福建被劃入日本勢力範圍，以及日. 8. 9. 關於台、閩關係，歷史學界已有許多學者，直接將「日治時期」這個時間階段予以問題化、方法化，例如中村孝志、梁華璜、鍾淑敏、陳小沖等人都曾進行精彩探索與剖析，不過上述諸人關注焦點並非文學性問題，而即使其中或有觸及報刊與教育機構的文化研究範疇，但所注目多在於與台灣總督府之間的財務、經營管理或政治意識型態介入問題，因此與本文研究取徑有別。而以上相關學者的論述要點，參見黃慶法，〈台灣總督府的「對岸經營」研究─以教育為中心〉（廈門：廈門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年），頁 4-11。本人在近年來陸續透過研究與教學途徑，嘗試以台灣文學與其他地區、國家的關係性為方法論與論述詮釋框架，希望藉此可以裨益達成台灣文學邊界的擴大，促使台灣文學研究版圖能夠繼續延伸與發展，而其中涉及的範疇，包括殖民地時期台、日漢文關係，以及日治時期台灣漢文通俗小說與世界文學關係論，而本文所進行課題正是對「閩、台文學關係」的重探，這其實也是另一個有助台灣文學研究邊界更形開闊的努力。.

(9) 從「福建」看近代台灣與東亞漢詩文的交涉互動意義─以《送米溪先生詩文》為分析場域 11. 本帝國的「對岸」經營政策問題 10 ，福建一地更會因此轉變成為台／日／中三方文學／文化交涉與互動的區域與場域，於是福建當地問題、日本帝國南進問題、台灣回歸祖國問題、東亞問題，便會全部麕集於此，連帶使得「福建」研究更顯豐富而糾葛。換句話說，本文雖然想要由台灣位置去討論發生在福建地區的文學問題，但其實往往也會與中國、日本之間產生文學跨界接觸的情形，亦即更容易成為「東亞性」的問題。即以 1903 年客居廈門的新竹鄭鵬雲所彙編的《師友風義錄》為例，就能清楚呈顯相關狀況。該詩集委由施士洁作序，施氏在序中特別言及：「客歲旅食鷺門，吾友鄭毓臣上舍，手兩詩冊見示，大抵東亞諸名士之作，題曰師友風義錄，囑不佞重為選校，將以壽之棗梨。」 11 這本在福建完成編輯、校對工作的詩集，其內容共分內編、外編與附編三部分，而所收詩歌包括有台／日／中三地詩人之作，因此施士洁認為係蒐羅了「東亞」名士的創作，值得注意的是，這除了顯示鄭鵬雲、施士洁眼中已有所謂的「東亞」視野之外，由於其中蒐羅之作頗不乏當時居住於福建的台／日／中三地詩人，因此亦可知「福建」其實提供了就近觀察「東亞文學」的空間性作用。誠如上述，正由於從「福建」去考究台灣文學在福建的境外延續與分流情形時，多少也會牽涉到東亞性的問題，因此所牽涉的層面其實相當廣闊而龐雜，需再正視台／日／中文學跨界交錯的現象意義 12 ；更何況台灣文學自身發展範. 10. 11. 12. 甲午戰爭之後，日本除了以台灣做為殖民地外，台灣總督府又將台灣當做「對岸經營」（包括廈門、福州、汕頭等）與「南進」南洋的基地，這兩個政策也併稱為「南支南洋政策」，以上參見梁華璜，《台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日據時代台閩關係史》（台北：稻鄉出版社，2001 年），頁 37。參見施士洁，〈師友風義錄序〉，收於鄭鵬雲編，《師友風義錄》（出版地不詳：玉禾山房發行，1979 年），頁 1。而有關詩集所收詩人之作，包括梁啟超、康有為、鄭孝胥、陳寶琛、黃遵憲、丘逢甲、籾山衣洲、櫻井勉、結琢蓄堂、山吉米溪、鄭用錫、林占梅、王松、陳朝龍、鄭家珍等。從福建去探討台／日／中文學跨界交錯現象，除了漢文學系統之外，日文文學系統也值得關照，例如佐藤春夫小說〈星〉與《南方紀行─廈門採訪冊》之作便是 1920 年來台三個月期間順道前往福建的相關創作，而〈星〉的故事源於閩南地區頗為流行的陳三五娘戲曲，在小說中是由帶路去的台灣教師告訴其故事梗概，因此「台灣」對於佐藤春夫而言，不只具有特殊的南進前哨站的空間意義，在創作面向上，也間接扮演了日本與中國文學之間的引介橋樑角色。關於佐藤春夫的閩、台之行及與其人創作之相關意義，邱雅芳的〈南方作為帝國慾望：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台灣書寫〉（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研所博士論文，2009 年）、李雲翔的〈佐藤春夫台閩旅行之「支那」文化想像〉（台中：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已經有所言及。.

(10) 12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六期. 疇還分有雅俗文學、新舊文學系統之別，故有待深究之處實在不少。而其中，由於筆者近年來正積極留心「殖民地時期台、日漢文關係」議題的討論，故在此擬先選就此一問題意識與研究脈絡，藉由掌握 1895 年至 1945 年間台灣傳統漢文人在福建的相關文學表現與角色扮演，進一步去說明因之衍伸出的近代台／日／中在福建地區的東亞漢文學交涉與互動狀態。事實上，倘以 1895 年乙未事件之後來看，割台初期已有若干台灣傳統文人選擇回歸祖籍地而落腳福建，另外在 1945 年之前，前往進行短期停留者就更為可觀，他們或避難內渡，或參與科考，或為了就學，或謀生求職，著名者如王松、施士洁、許南英、鄭鵬雲、汪春源、林爾嘉、連橫、王石鵬、王少濤、潘成清、鄭養齊、林癡仙、林仲衡、林幼春、李逸濤、魏清德、張純甫等，這些文人在停留福建期間多少都留下了相關創作，或與當地福建文人進行文學唱酬與交流。而另一方面，不容漠視的是，在甲午戰爭之後，為了裨益殖民地之統治與利用漢文做為同化資源，日本帝國漢文人亦陸續來到台灣島內，相繼展開各式各樣的文學／文化活動，由於台灣地緣位置特殊，以及日本帝國方興未艾的「對岸經營」、「南進」論述，加上 1898 年日、清簽署福建不割讓協定，福建成為日本勢力範圍，於是若干來台的日本漢文人便會趁機轉往福建發展或從事旅遊，例如館森鴻、佐倉孫三、久保天隨等；不然，也會因為日本對中國的覬覦，或基於政治外交、商業經濟、東文教育所需，由日本內地被直接派往當地就職者亦匪鮮，其中頗不乏具備漢文學書寫能力者，如山吉盛義、菅真海等。於是，在或長或短的停留時間中，日人亦會與當地的福建文人，乃至乙未回歸祖國，或因故滯居當地的台灣傳統文人有所往來互動，而隨著這些台灣人或日本人的出現，以及在與在地福建文人如龔顯鶴、沈琇瑩、林蒼、周殿薰、劉元駒、楊士鵬、陳衍等人的互動與往來中，遂不無影響了福建區域文學的原有文學場域，建構出另一種獨特性的新文學空間，而更加顯現了日本／台灣漢詩文在「福建」一地，所輻輳出的「南進」與「回歸」交錯的複雜面向。以上這一系列因為台／日／中文人、文學的移動與流動，所造成的台灣境外、福建當地、日本帝國邊陲，乃至東亞地區漢文學秩序的擾動與更新過程，就其實踐而言，實際涵蓋了許多面向，包括：透過詩社活動，如廈門鼓浪嶼林爾嘉主持的「菽.

(11) 從「福建」看近代台灣與東亞漢詩文的交涉互動意義─以《送米溪先生詩文》為分析場域 13. 莊吟社」的多次吟會，進行眾文人之間的聯歡吟會；或是藉由在《閩報》、《全閩新日報》、《鷺江報》報刊系統的發表，以之做為台／日／中文人創作聯繫園地與管道；或是經由學校教育機構的任職、講授，如福建省武備學堂、全閩高等巡警學堂、福州東瀛學堂、廈門旭瀛書院、東亞書院，而進一步發揮傳播日人、台人在福建的漢詩文影響力；甚或是台、日作家直接拜訪福建重要文人陳衍、林鶴年等；或直接在福建進行台／日／中三方文學作品集的編輯，如前述《師友風義錄》等。實際上，前述現象彰顯了從台灣或東亞看福建漢文學場域的複雜性與重層性結構狀態，其不僅與目前一般所見福建區域文學史僅側重以（中國）福建論福建的風貌迥異，更何況迄今為止一部較完整的福建近代文學史其實也尚未問世 13，故有關 1895 年至 1945 年間這段發生於福建地區的台／日／中文學糾葛情形，還有賴更多的爬梳與釐析。那麼，本人從台、日、中之「回歸」／「南進」，或東亞漢詩文的跨界交錯，去進行當時在福建地區所發生漢文學活動與創作的探討，這對於福建文學史的填補，台、日、中文學的互動，或閩、台文學關係的思考，乃至日本帝國漢文學南進所促成的外地／邊陲表現的闡述，以及東亞漢文學的觀察等，應當有利於形成一個嶄新學術視野，並建構出不同以往角度的詮釋意義與研究價值。此外，福建既然成為日本勢力範圍，則台人居處福建空間之內所面臨的日本統治狀態與台灣在地殖民體制有何差異，其間政治張力的不同，對於台灣文學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如此是否可以形成參照與比較？綜合上述可知，如果選由台灣視域出發，並面向東亞漢文學之研究，則「福建」實際還存有許多研究空間可加玩味。. 二、關於山吉盛義以及《送米溪先生詩文》的出版背景透過上述說明，可以了解藉由關注「福建」文學空間的特殊性，將有利於對台灣傳統文學、東亞漢文學創作表現，取得更為開闊與深刻的體會與認識， 13. 陳慶元，《福建文學發展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年）。對於福建文學發展歷程有精要的說明，不過此書第一章從唐前福建文學的準備時期介紹起，末章則結束於清代中葉，因此對於近代晚清福建文學並未言及。.

(12) 14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六期. 只是限於篇幅與精力，本文無法立即在此針對上列問題展開全面而通透的剖析，故以下僅先選擇一份在 1904 年由廈門鷺江報館印刷出版的《送米溪先生詩文》14，進行其中現象的分析。而之所以優先揀選出這本詩文集做為探討對象，主要基於兩點因素考量：其一，這份《送米溪先生詩文》作品集，因為同時涵蓋有若干近代台／日／中文人在福建的作品，故可見證發生於福建空間中的東亞漢詩文互涉與唱酬活動情況，頗能成為彰顯本文問題意識與研究旨趣的絕佳文本；更何況，此一文學史料，據筆者迄今為止的查索結果，並未見藏於台灣公共圖書館內 15 ，個人乃得之於東京大學明治新聞雜誌文庫，因此別具史料價值。其次，由於《送米溪先生詩文》能夠成編的主要關係人，有新竹鄭鵬雲、鄭以庠，與龍溪王人驥、黃鴻翔，以及鑑定者台北潘成清，但其中王人驥原為台灣安平人，十五歲為庠生，甲午戰爭後內渡歸籍龍溪，居住廈門；黃鴻翔則是祖籍福建鷺門，父黃星華在道光年間移寓台灣樸仔腳（今嘉義朴子），1895 年又移居廈門，因此整體而言，詩文集的編選者與鑑定者的身分都具有台灣背景，則如此此集既能顯示台灣文人內渡或回歸祖籍的情況及其在福建的創作成果，且同時亦可側見台灣文人在 1895 年回返福建之後，除與日本漢文人有過密切詩文交流之外，也能成為引領福建人士與日人互動往來的中介角色，因此別具意義。那麼，「米溪先生」究竟何許人也？《送米溪先生詩文》的創作背景又是如何？關於山吉盛義（1859 年 4 月 28 日-？） 16，號米溪，出身山形縣羽前國米澤市馬場町士族官吏 17 ，參酌現存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典藏的個人履歷表，其中 14 15. 16. 17. 鄭鵬雲等編，《送米溪先生詩文》（廈門：廈門鷺江報館，1904 年）。龔顯宗，《台灣文學家列傳》（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0 年）在評介連橫時，曾經言及：「日本駐廈門領事山吉盛義，字米溪，喜韻語，在華詩友甚多。1904 年 5 月，山吉離開廈門到朝鮮，施士洁與黃鴻藻（綵侯）、鄭以庠（養齋）等人在設宴餞別，連雅堂亦應邀參加，山吉作詩七絕三首以謝。會後鄭鵬雲、鄭以庠、王人驥、黃鴻翔合編《送米溪先生詩文》於廈出版，錄文三篇、唱和詩作一百二十首。」據此可能曾經寓目此份詩文集，但文中未交代作品典藏出處，參見龔顯宗，《台灣文學家列傳》，頁 227-228。關於山吉盛義出生時間，參見國立公文書館館藏「外務書記生山吉盛義叙位ノ件」履歷表，叙位裁可書・明治三十九年・叙位巻二十九，A10110242500。另，有關山吉盛義之卒年，筆者尚未掌握到相關線索，但從目前蒐羅而得的各項史料及其個人著作訊息進行推測，在 1906 年之後就幾乎毫無所得來看，其一可能山吉盛義就此逐漸歸於沉潛，其二或者已近卒年不遠。參見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典藏「千葉大尉結婚願の件」，明治 32 年「肆大日記 1 月」，.

(13) 從「福建」看近代台灣與東亞漢詩文的交涉互動意義─以《送米溪先生詩文》為分析場域 15. 詳細列敘了他從明治 19 年（1886）到 39 年（1906）間的就職記錄，包括：明治 19 年（1886）4 月 10 日進入遞信省工作，至明治 24 年（1891）7 月 28 日改任職於外務省，而直到明治 39 年（1906）之前都在外務省就業，這顯示山吉盛義主要專涉外交事務。至於在外務省期間，他曾在大臣官房記錄課與翻譯課工作，明治 29 年（1896）2 月 12 日轉任外務省翻譯官補，同年 3 月 31 日任公使館書記生，後奉派朝鮮國，明治 32 年（1899）8 月回日本；明治 33 年（1900） 3 月 1 日宣布廈門在勤命令，4 月 18 日到任，至明治 37 年（1904）5 月 24 日得到歸朝許可，8 月 17 日出境，9 月 3 日回到東京；同年 11 月 21 日又轉調廈門領事館汕頭分館主任，直到明治 38 年（1905）12 月才再獲致歸朝，明治 39 年（1906）2 月抵達東京 18。透過上述履歷顯示，因為外交事務關係，從 1896 年起到 1906 年間，山吉盛義曾經在朝鮮、廈門與汕頭各自停留一段時間。只是，何以山吉盛義會進入外交事務體系，而他在派駐朝鮮、廈門與汕頭期間，又對於上述地區有何觀察或著述？箇中問題關鍵，須從山吉盛義與「興亞會」的關係談起，其實他本身是著名興亞團體「興亞會」的創立會員之一，且是後來被譽為近代日本中國通「興亞第一人」的曾根俊虎（1847-1910）的學生。回溯「興亞會」這一組織，乃與日本「亞細亞主義」有關，由於同在東亞地區的日本、中國，在近代都面臨了歐美列強覬覦的問題（即中英戰爭與黑船事件及其後的種種爭端），因此會特別思考到亞洲外部與內部區域的和平秩序問題，且不只是中、日而已，基於國際政治困境的共通、地理的接近性，以及同屬黃色人種、儒教傳統、漢字文化圈等，這使得日本政府與民間對於中國，乃至於朝鮮，遂有著某種程度的親近感，為此而出現了中／日／朝鮮三國提攜以對抗歐美的思想觀念，此即日本的「亞細亞主義」 19 ，不過在友好提攜之中，也會因為潛藏著日本對中國、朝鮮的侵略之心而質變，是故「亞細亞主義」其自身思想結構或行動本身實具歧異性，以及從十九世紀七、八○年代到 1945 年間的歷時性發展變化 20。. 18 19 20. C07071498400。參見國立公文書館館藏「叙位裁可書・明治三十九年・叙位巻二十九」，A10110242500。參見黑木彬文，〈興亜会のアジア主義〉，《法政研究》71 卷 4 期（2005 年 3 月），頁 248。參見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年），頁 10。又，此書.

(14) 16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六期. 而有關亞細亞主義的實踐與傳播，日本多以組織社團的方式進行，其中最早出現的亞細亞主義民間團體是創立於 1878 年的「振亞社」，首倡者是大久保利通（1830-1978），當時因為 1874 年日本侵台事件發生，大久保氏以全權大臣身分到中國北京交涉，由此感到中國問題的重要性，於是發起組織團體戮力研究中國問題，成社宗旨乃在號召亞洲各國聯合起來，共同振興衰敗的亞洲 21 ，倡議初期大久保還曾與中國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進行討論 22 。不過根據狹間直樹的研究，「振亞社」背後更為重要的靈魂人物實屬曾根俊虎（1847-1878），並揣測是藉由他而使大久保利通與何如璋有所聯繫，且其人早在「振亞社」出現之前，就已經形成亞細亞主義的意識型態。實際上，來自東北雄藩的曾根俊虎，本是米澤藩儒者曾根敬一郎之子，少時從事漢學的學習，在歷經明治維新時代的諸多事件與變動之後，因緣際會成了一名海軍中尉，而後於明治初期被派往中國，因為負責收集中國情報，又變成偵探，但在情報蒐羅期間卻萌生亞細亞主義思想，產生積極促進中日雙方提攜的意識，此後影響終身，卒而成為致力興亞事業的外交家 23 。面對曾根俊虎一生的興亞行徑，王屏在概觀日本近代亞細亞主義思潮之後，將之歸類為「古典亞細亞主義者」，以為此類人物多認同東方文化，視亞洲為一整體，並立志振興亞洲，對中國文化與文明有認同感與親近感，對於亞洲問題的思考也多抱持中日平等合作為出發點 24。而要再加以闡明的是，讓這位具古典亞細亞主義思想的曾根俊虎付出更多心力的並非上述的振亞社，實為「興亞會」，這是因為 1878 年大久保在「紀尾井坂之變」遭到暗殺，振亞社於是宣告解散，直到 1880 年才有承振亞社精神而來的興亞會的創立 25。興亞會的本會在東京設立，大阪、神戶、福岡設有支部，後來甚至擴展到朝鮮、中國。創立之際會員共有七十七人，會員來源主要有幾. 21 22. 23. 24 25. 對於日本亞細亞主義分成參照歷史時間之發展以及相關觀念、實踐的變化，將之區分為做為思想、行動與外交戰略的亞細亞主義。同註 20，頁 62。參見黃福慶，《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7 年），頁 1。關於曾根俊虎其人生平概況，參見狹間直樹，〈曾根俊虎と振亜社〉，《東亜》第 411 期（2001 年 9 月號），頁 88-90；另見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同註 20，頁 62、64。同註 20，頁 61。同註 22，頁 2。.

(15) 從「福建」看近代台灣與東亞漢詩文的交涉互動意義─以《送米溪先生詩文》為分析場域 17. 種類型：一為與中國、朝鮮有關的外務省高官（如首任會長長剛護美、副會長渡邊洪基），二為與中國、朝鮮有關的外務省領事，三為與海軍有關係者，四為與興亞會支那語學校有關者（興亞會幹事曾根俊虎，便是興亞會中國語的教授者，而山吉盛義正是他在此學校中的學生），五為與《朝野新聞》有關係者（如成島柳北、末廣鐵腸），其六則屬重野安繹、岡本監輔等漢學者 26。由上可知，山吉盛義與曾根俊虎除了同屬米澤藩人士外，因為支那語學校的緣故，二人更有了師生情誼；此外，興亞會創會會員既然多屬外務省官僚，則同列名創會會員之一的山吉盛義，日後會進入外務省工作，也就不足為奇了。再者，有關於興亞會活動的執行與推展，以東京本會為例，主要有下列數項：其一，設立興亞會「支那語學校」，對收集亞細亞情報要員施以訓練，並教導中國語（現代文、會話），以及朝鮮語中的漢文，洋算教育等，於是藉此可知，山吉盛義既然曾經就讀過支那語學校，則其在語言訓練方面，具有掌握中國語與朝鮮漢文進而被派任到朝鮮、廈門、汕頭工作的能力；其二，為便於會員提供亞細亞情報與相互疏通，故創辦有興亞會的會報月刊，而根據資料顯示，山吉盛義便是會報編集人之一 27 ；其三，派遣海外情報通信員到北京、上海、漢口、香港……等地，進行興亞會的宣傳、勸導入會，還有將當地政治經濟社會情報傳給本部與會報，而關於此項活動，山吉盛義也曾擔任北京通信員 28 。此外，更特別的是，興亞會在每月第一個土曜日（星期六）有例會召開，通常午後例會結束之後，多有詩酒之會，且以漢詩相唱酬，宴會直到晚上九點為止 29，則興亞會員顯然對於漢詩頗為擅長，且喜好詩酒吟宴，則雖然迄今有關山吉盛義的完整受教背景無從得悉，但對其能精通漢詩寫作，於此堪稱獲得了佐證。以上，透過日本典藏山吉盛義的多項史料，以及目前學界有關興亞會研究的部分訊息，對於目前仍然缺乏較多生平資料的山吉氏而言，多少有助掌握其人樣貌。而在理解了山吉盛義個人工作履歷，及與曾根俊虎、興亞會、支那語學校的密切關係之後，究竟米溪憑藉出色的語言能力，進行了怎樣的「興亞」 26 27 28 29. 同註同註同註同註. 19，頁 19，頁 19，頁 19，頁. 254。 259。 253。 253。.

(16) 18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六期. 工作？這部分從其個人留下的多項著作或可略窺一般，如 1893 年的《新疆全誌及附圖》 30、1894 年《支那沿海地名辭書：日清英對照》 31、1895 年〈台灣諸島全圖〉32、1900 年的《古高麗美痕》33、 1903 年《清國廣東省汕頭並潮州港情況》 34 等，這些著作突顯了山吉盛義對於中國、台灣與朝鮮的關注與興趣所在。面對上述作品，例如《支那沿海地名辭書：日清英對照》，原敬 35為此書寫有如下序言：殖產興業、運輸通商，凡為經國之本者，皆莫不待諸地利，是以地理之學亦起矣。斯書新刻，雖片片小冊，亦編者睹踐之爪泥，而有其真價，不啻千金，謂之地利之階梯，亦似不誣。目下帝國有事於邊，與支那干戈日相尋，斯書而利斯時，更將不鮮少。雖然，將來待于支那者頗多焉，庶幾斯書不止利斯一時耳！ 36 顯然，米溪此作對於當時的日人而言，毋寧仍是一部充滿國族政治色彩的地學之作，且強調無論對於眼前與支那作戰，或日後經營中國，都會被視為具有大用的小冊。再如《古高麗美痕》一作，此書之成乃源於山吉盛義隨公使前往朝鮮住在漢城三年，在回日本時買回了高麗時代的瓷器數十個，於是「圖而譜之，裒成一書」，結果有人以為此乃「玩物喪志」之舉，但田邊太一（1831-1915）為之發出辯護之聲：民是國本，故民力與國力相關。於是乎善觀國者不於朝，而於野。高麗盛時民力蓋旺，雖窯工之微，猶且精巧如是，故能西與隋唐為敵，以煬 30 31 32. 33 34 35 36. 此圖參見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典藏，「明治 26 年参謀本部大日記」，C07081873600。山吉盛義編，《支那沿海地名辭書：日清英對照》（東京：東洋社出版，1894 年）。此圖為山吉盛義所編纂，繪製出版時間是 1895 年 4 月 20 日，由東京地學協會出版，現圖二二八紀念館有藏，此圖是目前所見台灣最早出現有用漢語、日文所繪製出較為科學化的全島地圖，資料參見「國家文化資料庫」，（來源： http://nrch.cca.gov.tw/view.php? keyword= 台灣諸島全圖 &advanced=&s=261630&id=0005640869&proj=MOC_IMD_001 ， 2015 年 3 月 22 日。）山吉盛義編，《古高麗美痕》（日本：畫報出版社，1900 年）。山吉盛義，《清國廣東省汕頭並潮州港情況》（日本：外務省通商局出版，1903 年）。筆者揣測是曾任日本外務省通商局長的原敬。同註 31，不計頁數。又，原文本無句讀，新式標點為筆者所加，以下遇有相同情形者，不另說明。.

(17) 從「福建」看近代台灣與東亞漢詩文的交涉互動意義─以《送米溪先生詩文》為分析場域 19. 帝、太宗之武力，不得東越安城市一步，國力之隆可知也。及李氏王朝鮮為政，專在愚黔首，首既愚，則民業不振、工業不興，人心日媮，而國土隨而貧且弱，致有今日焉！人之繙斯書者，考古察今，其必有得於圖譜之外，則朝鮮之國情燎若觀火，而枋國者亦將有所鑑焉，安得謂之玩物喪志者也乎？ 37 以上田邊太一從民器以觀國力的見解，令山吉盛義聞之而喜，認為深得其心，所以就邀請撰文而成全書之序。至於另一部《清國廣東省汕頭並潮州港情況》，則與前面幾部編著作品不同，這是一部較偏於經濟商業、貿易交通情況的報導，係山吉盛義在擔任廈門帝國領事館書記生期間，於 1902 年到汕頭出差時調查、編纂所得 38，書中包括兩大部分，第一是汕頭港之部，第二是潮州之部。綜合前述可知，目前所見山吉盛義之相關著述 39 ，多為日本帝國調查事務之所需，容或有《古高麗美痕》之較具藝術性意義，但據山吉盛義自況，亦非單純審美之作，因此本文擬加論述考察的《送米溪先生詩文》，應該有助理解出身興亞會，其實熟諳漢詩書寫的山吉盛義其人的文學氣質與相關創作實踐情形。但是，《送米溪先生詩文》究竟是怎樣的一本詩文集？其創作背景或編輯動機如何？由於這本詩文集乃在 1904 年 8 月出版，倘若參照前面引用過的山吉氏的履歷表顯示，山吉盛義曾在 1900 年到廈門敘職，直至 1904 年 8 月離開廈門，則如此的時間點，恰恰說明了《送米溪先生詩文》，就是為了向即將離開廈門的米溪致意的紀念之作。到底在廈門期間的山吉盛義曾經做過哪些事？是否與「興亞」有關？而與其往來互動者又如何看待這位日本人？其實有關 1900 年至 1904 年間山吉盛義旅居廈門期間的動態，雖然已經清楚知曉其為廈門領事館之書記生，但做為上野專一領事的助手，目前限於資料，. 37 38 39. 參見蓮舟老漁太一所撰之序，同註 33，不計頁數。同註 34，頁 1。除本文所述多種著作之外，山吉盛義也曾為米澤同鄉之明治維新志士雲井龍雄（ 1844-1871）撰寫歌祭文，參見網路資訊〈雲井龍雄〉，（來源： http://d.hatena.ne.jp/ elkoravolo/searchdiary?word=%2A%5B%B1%C0%B0%E6%CE%B6%CD%BA%5D，2015 年 3 月 22 日）。此外，《台灣日日新報》與鄭鵬雲編《師友風義錄》也錄有山吉盛義之詩作。.

(18) 20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六期. 實際仍無法掌握山吉盛義的相關工作內容 40 ，不過透過《送米溪先生詩文》來看，參加餞別活動或致贈詩文相唱和的文人、社群，計有四類：其一、擁有清朝官銜或具科舉功名者，包括：「花翎二品銜秘書參贊代辦使事前小呂宋總領事儘先特用道」陳日翔、「欽加三品銜賞戴花翎四品卿銜刑部郎中前小呂宋總領事」陳綱、「欽加三品銜賞戴花翎候補知府前署福建泉州廈門華洋分府」黎景嵩、「欽加三品銜補用知府」林爾嘉、「分部郎中候補道」林輅存、「欽加員外郎內閣中書」施士洁、「浙江儘先前補用知府」潘成清、「欽加五品銜署理詔安縣教諭」陳濬荃、「揀選知縣」黃鴻藻、吳國藩、王人驥、謝維岳、黃鴻翔、羅秀惠、增貢生鄭以庠、優廩生許仰高、例貢生葉宗朝等，此類仕紳選在 1904 年 4 月於南普陀巖為米溪先生餞行，除奉上金杯做為紀念之外，又撰寫駢文一篇記述當日盛會與「吟壇相賞之深」的情誼，足見這個代表清朝仕宦或科考群體，平素與山吉盛義的接觸互動，恐怕也是以詩歌酬唱為主。其二、廈籍商人林鶴壽、李啟陽、林麗生、黃清笙、施範其、葉廷文、鄭鵬雲、陳恩信、陳劍如、鄭竹村、郭春貳、蘇善對、洪汝輝、林欽、王瑤卿、胡炎榮、黃鴻汀、盧作舟、黃再學、張國華、洪少松、璜天性、陳大珍等，在奉上金牌為贈之外，另亦撰文一則表達謝意，特別言及：山吉先生叨承簡命，駐廈已月四星霜矣！凡欲交涉要公，矢勤矢慎。……謹製紀念盃，聊伸芹獻。其銘曰有口皆碑，蓋先生霽月光風，廉泉讓水，傳諸輿論，播為聲詩，眾口一詞，非虛譽也。又銘曰樽俎折衝，益見先生睦鄰修好，誼篤邦交，不辱君命也。（《送米溪先生詩文》，頁 3）此段經由廈籍商人之口所形容的山吉米溪形象較為鮮明，於此可見其人與這群商人進行公務接洽時，行事態度堪稱謹慎勤勞，尤其性格清朗毫不貪求，對待廈籍商人，均能秉持興亞會「睦鄰修好、誼篤邦交」之宗旨，故能獲致廈籍商 40. 關於日本在廈門所設領事館，係成立於 1875 年，館址設在鼓浪嶼協和禮拜堂附近，首任領事福島九成，兼管福州、淡水、台南，1880 年曾關閉廈門領事館，改由上海總領事館兼轄，1887 至 1896 年由福州領事館兼轄，1896 至 1897 年開始新建廈門領事館，乃聘上野專一為領事，直到 1904 年止，期間在 1903 年時山吉盛義曾經代理事務。.

(19) 從「福建」看近代台灣與東亞漢詩文的交涉互動意義─以《送米溪先生詩文》為分析場域 21. 人之好評。其三則係受到其人挹注而得以興學的漳州東華學堂、漳州養蠶學堂的總理、董事等，其中漳州養蠶學堂總理、董事所刊文章為：山吉盛義先生，大人有裕己之學，據知其人之明，而伯於詩、豪於酒，自蒞鷺門屈任關中書記公，公餘與都人士過從，暢飲高吟，結為神交，簽稱盛德。癸卯東，霞彰郡南塚左文襄，後計有養蠶學堂之涉。……風氣初開，植產之策，蒸蒸日上……先生以人立教，猶以地種樹，厥功尤偉。（《送米溪先生詩文》，頁 4）在此，山吉協助漳州立學的功勞受到肯定，而其「伯於詩、豪於酒」與都人士「暢飲高吟，結為神交」的面目，同樣獲致彰顯，如此其人在廈門的形象如何，就更為世人所知悉了。至於第四類則是在詩文集中，留有詩歌的實際創作者，計有：施士洁、謝金元、王步蟾、黃鴻藻、黃鴻翔、王人驥、羅秀惠、許仰高、施景徽、李鶚程、吳國藩、林爾嘉、林鶴壽、邱起霖、周希祖、馮葆瑛、陳日翔、林輅存、李維崧、洪幼梅、釋西痴、頴蓮、王輝章、陳亦巢、連橫、陳綱、鄭以庠、鄭鵬雲、蘇大山、黎景嵩、潘飛聲、施模範其、菅真海、富田春堂、鄭兆璜、陳有鐵、陳芊乳、黃鴻汀、阿部貞等 39 人，其中有數人亦見列名於前述群體之中。綜上，顯然山吉盛義與福建漳州教育界、廈門商人或具清朝官紳、科舉名銜的社群之間保持了密切的關係，而由詩文集中所敘，幾乎莫不肯定其人善於詩酒的能力；且不僅在福建當地如此，連在《台灣日日新報》中亦可見到若干與米溪先生有關的訊息或作品，亦以其人詩歌之刊載為主，故可知雖然公務在身而客居廈門四年多的山吉盛義，與其說是廈門領事館的書記生，不如說更係以長於詩酒的「漢詩人」而為人所傳誦，其所建構出的人物形象，最終仍以「漢詩人」而備受歡迎。如此一來，《送米溪先生詩文》在性質上雖屬餞別應酬之作，但其內在之文學性應該相當濃厚，因米溪先生既是為時人所讚賞的漢詩人，則時人在進行吟詩送別時，自然也會竭力創作了。那麼，這本出刊於 1904 年，集合了 4 篇文章、120 首詩，用來標誌餞別紀念的詩文集，會怎樣描述當時這個發生在福建的文學唱酬聯歡活動，以及歌詠.

(20) 22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六期. 與山吉盛義情誼的情景呢？或者還有蘊含其他的文學／文化意義？尤其，以福建為空間所形構的東亞文學場域又是如何 41？以下將會就此加以闡明。. 三、日本漢詩南進、台灣中介與福建文學場域的變化一般論起福建的近代文學，最引人關注者莫過於 1840 年鴉片戰爭簽訂「南京條約」開放通商口岸，由於廈門與福州列在其中，在直接面對西方文化巨大衝擊下，林則徐、沈葆楨、嚴復、林紓、辜鴻銘等人，藉由中西文化交相征後的學習、反省與思辨所進行的相關創作或論著，遂成為其中最為璀璨的菁華，甚至影響整個中國思想的發展。不過上述常見的宏大敘述模式，固然有助於提升福建近代文人／文學在中國文學史、文化史或思想史上的地位與影響性，但卻不免使得福建的地域文學性變得模稜而空洞，且其中的評述觀點顯然也只有留意到中／西文化交涉狀態的反應與結果，實則除此之外，究竟福建在地文人所構築的文學場域如何？閩中文學除了林昌彝《射鷹樓詩話》 42 的抗英主題、陳衍和同光體詩派、梁章鉅筆記散文、魏秀仁《花月痕》 43 之外，又有哪些創作面向、文學社群、文學活動值得注意？尤其是在西方列強之後，後續乙未割台促成的台人「回歸」，以及福建成為日人勢力範圍所引發的帝國「南進」，或是台灣總督府因地利之便積極推動的「對岸」經營，這些事件其實也會導致福建文學場域出現重組、增生或畸變的現象，進而孕育出一種嶄新型態的面貌。而對於前列日本帝國主義南下與台灣文學回歸，所造成的福建地域文學之變化，歷史學者過去已將日人帝國主義的野心與規畫政策多所揭露，乃至如何利用相關報紙事業、書院教育介入當地，其實也曾多少言及 44 ，但對於日本文人如何善用漢詩文的資源性，在福建進行「興亞」工作的現場描述，以及涉入當地文學場域展開創作交流的活動現象，則鮮少闡述，故本文有關山吉盛義在. 41. 42 43 44. 要補充說明的是，因為本文問題意識在於觀察相關文學場域的狀態，並非文學創作的審美表現，故在此不特就集中作品的藝術性加以剖析。林昌彝，《射鷹樓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魏秀仁，《花月痕》（台北：台灣古籍，2004 年）。同註 8，參見黃慶法，頁 4-11。.

(21) 從「福建」看近代台灣與東亞漢詩文的交涉互動意義─以《送米溪先生詩文》為分析場域 23. 福建從事日本漢文學書寫以及同文交流的文學／文化考察，便成為一則有意義的個案研究。再者，在有關台灣傳統文人內渡方面，由於具有相關經驗的文人甚多，因此兩岸學者較為注目，其中重要者如汪毅夫《台灣近代詩人在福建》，他在福建各地展開調查，尋找各式珍貴史料，進以勾勒 1895-1923 年間台灣近代詩人在福建活動的情形，使得台灣文人在福建後的發展面貌較前清晰許多 45 ；另外近年余美玲《日治時期台灣遺民詩的多重視野》，在遺民文化傳統與屈騷文學傳統下，對內渡者創傷心境、思鄉愁緒書寫風格的探討，或轉赴異地新生的刻畫，亦有深化內渡文學研究之效能 46 。而值得一提的是，在進行內渡文人及其相關文學研究時，與本文研究取向較有關涉者，是目前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對於林爾嘉在鼓浪嶼及其菽莊所展開的吟社聚會、徵詩活動的探研，對此黃乃江《東南壇坫第一家─菽莊吟社研究》已有專節討論其中的閩台文學往來以及日人參與活動現象 47 ，不過，在現今研究情況來看，兩岸所論多半聚焦菽莊吟社，其餘輻輳於福建一地所展開的台／日／中文學交涉互動事例，則仍待更多挖掘，更何況早在菽莊吟社成立的 1913 年 48之前，相關情形已經上演許久，《送米溪先生詩文》正能說明此一現象。在理解了本文研究取徑與研究對象，對於重探福建文學場域新變的意義之後，以下將就山吉盛義在福建所發揮的日本漢詩影響力進行考察。而如同前節所敘，在歷經四年多的廈門客居歲月之後，《送米溪先生詩文》的出版，透顯了諸多饒富深意的文學訊息，其中顯示了米溪藉由漢詩此一東亞漢文圈內共有的文學載體，至少與詩文集中清楚署名創作詩篇的 39 人產生過文學互動、接觸關係，則可見日人介入福建文壇的事實不容小覷。其次，如果再進一步分析詩文集中相關人物身分籍貫，除了米溪自身，以及菅真海、富田春堂、阿部貞已確. 45. 46 47. 48. 參見汪毅夫，《台灣近代詩人在福建》（台北：幼獅出版社，1997 年）。其後朱雙一，《閩台文學的文化親緣》（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年），在汪氏著作的基礎下，進一步闡述了內渡和留台作家的互動，值得參看。參見余美玲，《日治時期台灣遺民詩的多重視野》（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 年）。參見黃乃江，《東南壇坫第一家─菽莊吟社研究》（武漢：武漢出版社，2011 年），第 2 章〈菽莊吟侶的地域分布〉第 1 節與第 5 節。關於菽莊吟社成立時間曾經出現幾種說法，此處參見黃乃江之推斷，同註 47，頁 48。.

(22) 24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六期. 知屬於日人之外，其中籍貫分布大概均屬福建與台籍人士，但有趣的是，詩集中所出現的大半福建人士，多數具有客居台地的經驗，則如此一來，這份詩文集不僅編輯人、鑑定人與台灣有關，事實上連創作者也多具備台灣背景，那麼這樣的「台灣性」與詩文集有何關係？是否是因為這個共通點，而使詩文集中的人物平常就時相往來？再加上詩文集中出現的福建文人或內渡台籍文人多住廈門，藉由地利之便，一旦其中部分文人與山吉盛義熟稔之後，就能夠間接協助米溪認識更多其他同在廈門的台人、福建文人，進而集體參與詩歌吟詠活動？那麼，可能扮演穿針引線的人又會是誰？會是台籍人士嗎？也許答案可以再回到《送米溪先生詩文》來尋找。原本此份詩文集，在集前有特別列出多位具有官銜的仕紳、廈籍商人與學校董事，來表達對於即將離廈返日的米溪的敬意與祝福，然而該詩文集之真正付梓，最後係由鄭鵬雲、鄭養齋、王人驥、黃鴻翔具名執行編選工作，由此可以推測這應當符合實際編務情形，也就是說，這四位應該是平素與山吉米溪較具交情，故而願意投入編選工作以資贈送故人留念。而由於米溪是在 1900 年前去廈門就職，依據《台灣日日新報》刊載，目前最早可於 1900 年 11 月 30 日「詞林」欄中發現鄭養齋〈贈米溪居士山吉君〉詩 49，此詩有謂：「知君才調本翩翩，趨謁崇階倍快然。樓閣模糊連海氣，山川平遠入秋天。漫云案牘勞王事，且喜琴書契靜緣。杯酒忘言將薄暮，木樨香逗石園前。」 50在詩中，鄭養齋稱呼山吉盛義為「米溪居士」，對於其人才調頗為稱讚，並對米溪住所多所形容，且更重要的是，還傳達了這位日本漢文人對於琴書的喜愛，二人相見甚喜，把酒言歡到了忘卻時間已近黃昏的狀態。於此，不僅流露二人一見如故、惺惺相惜之感，也鮮活展示了鄭養齋初與山吉盛義結識的當下情況。 49. 50. 這是筆者目前所見台人與米溪建交的最早紀錄，距離米溪抵達廈門述職其實已經超過半年了。而如果後續未能再發現其他更早之作，則或許顯示山吉盛義來到廈門之後，並未立即投入以漢詩文去交好台／中文人的文學活動或興亞工作。另外，籾山衣洲在 1902 年 3 月 26 日《台灣日日新報》第 1167 號（一）曾經表示山吉盛義平生不多作詩，但無病呻吟者很難望其項背，對於米溪詩藝頗為讚賞，也許這也是米溪未在一到廈門就展開以詩會友的緣故，然而由於其詩作藝術表現深獲時人肯定，因此雖然作品有限，卻仍然足以透過漢詩書寫來交好台人與福建當地文人，展開日／台／中東亞漢詩的交流，乃至興亞工作的推展。參見鄭養齋，〈贈米溪居士山吉軍〉，《台灣日日新報》1900 年 11 月 30 日，第 776 號（一）。.

(23) 從「福建」看近代台灣與東亞漢詩文的交涉互動意義─以《送米溪先生詩文》為分析場域 25. 不過，真正與山吉盛義建立更深交情者，實屬鄭鵬雲，此由施士洁所留下的在泉州、廈門的生活日記（記述時間 1902 年 1 月 1 日至 1903 年 2 月 6 日）51，因為記錄了幾次與山吉米溪見面之事，故能對此真相有所證實。實際上瀏覽施氏日記的首日記載，即 1902 年 1 月 1 日之日記，便已發現山吉米溪的蹤影。該日日記首先說明施士洁從 1901 年 11 月 20 日來到廈門之後，便住在其姪施瘦鶴處，而這一晚因為是正月初一之夜，故施瘦鶴大舉招宴眾人，而客人之一便是時任廈門領事館書記的山吉盛義，施氏在這次宴會中可能是初次與米溪結緣，因此文中特加註明：山吉名盛義，號米溪，□（按：字體無法辨識，依文脈判斷可能是「與」字）鄭毓臣交最篤，臘杪邀予同赴薌江，予以事不果赴。頃山吉自薌反鷺，錄示「留園雅集」近作五言絕句三首，予立一韻和之。……「留園」在漳州城內烏衣巷，予年伯謝吉六侍御所築，毓臣偕米溪讌集於此。 52 此處除了記下山吉盛義的名與號之外，也清楚說明其人與鄭鵬雲交情最好。而由於鄭氏與米溪才剛於 1901 年底在漳州「留園」召開過詩宴，先前曾邀請施士洁與會，但施氏因故無法參與，未料在今晚卻意外獲見剛從漳州返回廈門的米溪甫完成的「留園雅集」近作五言絕句，於是施氏立刻作詩相和，日記裡表面上記下二人詩歌吟和的景象，其實也在顯示二人有了詩藝切磋的機會。結果，在本日會面之後約十天左右，即 1902 年 1 月 10 日的日記內，施士洁指出鄭毓臣囑他補作「留園雅集」詩，於是施士洁又用山吉米溪韻，再次寫詩一首，此處清晰表明了山吉米溪透過鄭鵬雲，而得以與施士洁建立更深入的文學互動關係。就在數度詩歌唱和後，1902 年 1 月 21 日的日記，施士洁又寫到鄭毓臣昨與山吉盛義復有「留園雅集」，王玉墀是東道主人，但施士洁「予以歲除，不果赴」 53 ，再度錯過歡宴之機會，想來日記會特別寫下此事，可知施氏心中或許. 51. 52 53. 黃典權將之命名為〈後蘇龕泉廈日記〉，日記內容刊載於《台南文化》8 卷 2 期（1965 年 6 月），頁 68-92。同註 51，頁 68。同註 51，頁 84。.

(24) 26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六期. 覺得可惜，才會特加言及。其後，施士洁與山吉盛義較常聚會是在 1902 年 8 月以後，在現存日記留有三則訊息，但其中有兩則又都提到了鄭鵬雲的與會 54。而除了施士洁親筆留下山吉盛義與鄭鵬雲交情最篤的事實之外，日記裡幾次提到米溪與鄭鵬雲在漳州薌江「留園」共同舉行詩歌讌集，更能得知鄭氏扮演某種「中介者」角色。日記顯示從 1901 年至 1902 年就曾召開數次留園雅集詩會，這些詩作曾有若干後來刊載於《台灣日日新報》上 55 ，而前述施士洁在日記中說到第一次與山吉盛義見面所作和詩，後於 1902 年 2 月 18 日刊出，其詩題為〈喜晤米溪詞長即依原韻奉答〉，「喜晤」二字披露了日記所寫與米溪初會面時的喜悅心情，而在同日報紙刊載的米溪詩作則是〈招飲薌江名流席上〉56，無疑在鄭鵬雲的協助之下，山吉盛義成為一位具有「招飲」名流匯聚一堂能力的人，且留園聚會不在廈門舉行，而是遠赴漳州 57 ，則更可見以山吉盛義與鄭鵬雲為號召的詩會，其活動地點已從廈門移動到了漳州，則由日人與內渡台人所介入的福建文學場域的疆界變化已然浮現。對於數度在薌江舉行的留園雅集，鄭鵬雲在其所編《師友風義錄》中，其實保留了更為完整的記錄，藉此可以獲見原由謝吉六侍御所興築的「留園」，其園林歷史與園亭景物如何成為米溪與眾詩人筆下感懷抒情的對象，遂而能由漳州地方景觀，轉身成為台／日／中東亞漢文學的創作史料與歌詠空間，使得福建文學生產格局有所突破；且尤有甚者，如果細繹詩人們當時詩中所寄寓的情感，將會發現並非單純遊賞觀覽之作，其間往往有著興廢感傷，且每每聯繫著當下台／日／中的歷史境況，而各有懷抱，此從米溪「善鄰久報脣齒哀」（《詩有風義錄》，頁 90）、福州副貢劉元駒「北望常懷庾信哀，……邊事何堪問紫台」（《詩有風義錄》，頁 91），到鄭鵬雲「東望瀛壖百感哀，騷壇運勢話文開。名園宴會群英集，料有新詩繼福台」（《詩有風義錄》，頁 95），各詩人所言之志， 54. 55. 56 57. 其一 1902 年 8 月 15 日：「中秋節……，與毓臣赴山吉席，賦贈七律。又和山吉贈韻七律，毓亦占七絕二首」；其二「1902 年 8 月 20 日：是日毓臣與山吉及阿部貞辨護士飲，詩三首，五絕年仙韻」。出處同註 51，頁 84。於此亦可證，台灣對於福建地方的文學活動與文學創作抱持高度興趣，閩台文學在日治時期實際存有跨界流動的狀態。參見山吉米溪，〈招飲薌江名流席上〉，《台灣日日新報》1902 年 2 月 18 日，第 1137 號（一）。當時從廈門走水路，幾小時就可到漳州，參見中村孝志著，卞鳳奎譯，《中村孝志教授論文集─日本南進政策與台灣》（台北：稻鄉出版社，2002 年），頁 95。.

(25) 從「福建」看近代台灣與東亞漢詩文的交涉互動意義─以《送米溪先生詩文》為分析場域 27. 或屬日本積極展開善鄰宣傳之寫照，或在悲憫中國庚子事變以來列強戰爭與國土慘遭蠶食鯨吞之苦，而更堪玩味的鄭氏，卻是將其與米溪共倡的詩會，比附到沈光文在台灣所開啟的第一個詩社「東吟社」的福台新詠創作活動，則此等詩歌內涵之分歧性與弔詭性，對於福建近代文學內涵，顯然帶來許多豐富性與糾葛性。又，不只是福建文學特質的變化，鄭鵬雲與米溪的攜手合作，同樣改變了福建近代文學文人生態環境，由於組成分子不再清一色只見福建人士，因此文學社群及其相關活動的規模大小、運作狀態，勢必也會有所不同。即以上述留園雅集情形來看，其中參與的文人，由其中署名可知，計有台南進士施士洁、台北翰林黃彥鴻、台南進士汪春源、台北舉人潘成清、福州副貢劉元駒、嘉義舉人羅秀惠、漳浦舉人楊士鵬、嘉義舉人黃鴻藻、安溪郎中林輅存、龍溪教諭王允顥、新竹歲貢吳逢清、台北恩貢鄭兆璜、龍溪訓導林慶雲、嘉義舉人黃鴻翔、同安附生李維崧、台南舉人王仁驥、台南稟生許仰高、晉江附生吳福潮、台中職員施模、福州附生郭秉璋、大埔國學李崇鼇、學堂教員殷烈芬、台北增貢鄭以庠、新竹俊秀鄭幼佩、台北廩生鄭鵬雲等 58 ，以上文人涵蓋範圍甚廣，幾乎統合凝聚了當時福建與台灣領有清朝科舉功名的知名才俊士子，而若是以此再加上《送米溪先生詩文》中曾經出現的其他廈籍商人或人士，如陳日翔、陳綱、黎景嵩、林麗生等人，則山吉盛義旅廈期間，因他而起的文學聚會或吟詩唱酬規模自是不小，所接觸的閩、台文人亦屬可觀。這相較於他到廈門約半年後，才見到鄭養齋與其相和之作，則後來對於漢詩活動與創作之活躍與積極，應當得之於鄭鵬雲之輔助不少。那麼，以台人為中介，以日人為首，由福建文人與台人群體為主的漢詩集體活動，應該為福建文學場域開啟許多新想像與新實踐能量。當然，這種新改變，在突出鄭鵬雲的中介功能之後，也不能不正視鄭養齋前引作品對於米溪的肯定面向，許多文人其實在與米溪接近之後，大多報以好感，他似乎天生具有某種引人難忘而極易與之產生性情相契的魅力，這也許就. 58. 同註 11，頁 91-95。.

(26) 28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六期. 是其後來能夠招飲名流讌集，以致裨益福建文學場域產生新變的原因吧 59 ！林輅存〈送山吉米溪先生回日本〉一詩，所述極為生動，有助上述情形之掌握，其詩如下：我聞米溪名，未識米溪面。浪浪鷺門風，吹我一相見。……卜宅水之涯，相距僅一箭。綠楊春可移，分作東西院。談笑鬥經書，交遊在筆硯。庖廚來八瀛，妙手著烹膳。呼我盡餘杯，隔籬輒陪宴。孟嘗今可風，毛遂愧自薦。朋輩數十人，唯我獨邀眷。論詩無餘子，作字傾時彥。夜雨說秋燈，滔滔不忘倦。大名若斗山，流譽泉漳徧。一時名公卿，傾蓋相友善。鹿洞與虎溪，多半君題譔。書記自翩翩，風流倜儻擅。（《送米溪先生詩文》，頁 18）此處林輅存回憶當初與米溪認識，因與山吉盛義居家相鄰，故結識之後就過從甚密，而米溪究竟如何與人相接待？林氏從談笑經書、交遊筆硯，到所僱庖廚之善烹調，以及善飲、好友、健談，能詩善書、風流倜儻，從中自可理解山吉盛義為何能在福建獲致好聲名。不過，不僅於此，在詩興大發，酒酣耳熱之際，米溪並非全然一派文學而已，黃鴻藻的印象是：「憶昔初逢君，放浪詩酒間。邦交念唇齒，酬唱時聯歡」（《送米溪先生詩文》，頁 7），米溪顯然暢言了「興亞」之旨，則此一由文學抒情而轉入亞細亞主義的論調，對於由其所引發的凝聚台／日／中漢文人於一堂的福建文學場域與詩歌空間，又具有何等意義？尤其前述在鄭鵬雲《詩友風義錄》中的「留園雅集」之作，米溪也有「善鄰」的呼籲，. 59. 對於原本僅由福建文人組成的文學場域而言，因為米溪的加入其中，號召舉辦各類吟會活動，因此展現了日本勢力的介入與擴張，這樣的現象，標誌了福建文學場域產生新變。當然，如果要仔細深究的話，應先追溯引發變化的原因，例如政治、外交因素造成廈門、鼓浪嶼租界化，各國勢力進駐，並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才會出現日人米溪的到來，或是英國籍牧師山雅各創辦《鷺江報》，而後報館更出版了《送米溪先生詩文》，由此可見近代福建社會文化環境的變動，而這可為文學場域變遷提供社會條件與新的文化資本。其次，有關文學場域中人的身分，由於中國近代戰爭導致清末科舉群體向上流動不易，故有文中前述具有「儘先」、「補用」、「候補」、「揀選」等官銜者，實乃處於賦閒狀態，因此有利與米溪之間進行官紳唱和活動。以上，相關因素的闡明，有助剖析福建文學場域新變問題。但，由於本文在此想藉米溪與《送米溪先生詩文》去突顯日本南進與近代福建文學場域的關連性，故在此問題意識的關照下，本文論述焦點遂側重於米溪身上，其餘部分遂未多加說明。.

(27) 從「福建」看近代台灣與東亞漢詩文的交涉互動意義─以《送米溪先生詩文》為分析場域 29. 則如此更加暗示在勾勒福建近代文學之際，不能不去留心日本漢文學與興亞思想南進之後的刺激與影響。. 四、日治、晚清、明治的時空交錯與文學政治一如上述，山吉盛義在運用漢詩與閩、台文人吟詠聯歡時，其實並未忘卻宣揚「邦交唇齒」的日本亞細亞主義，那麼台／中文人對其「興亞」思想的傳播究竟如何面對與應對？在《送米溪先生詩文》中，是否也會出現相同現象？而倘若再加上鄭鵬雲在「留園雅集」時從漳州園林吟宴，卻連結到台灣東吟社的文學發皇意義，則這一連串由於台／日／中漢文學的跨界、交錯所形成的福建文學新秩序重構，又會是怎樣的面貌？以下，將以本文的研究對象《送米溪先生詩文》為例進以闡釋。首先，在瀏覽《送米溪先生詩文》時，最先映入眼簾的，便是詩文集封面所顯示的雙重時間紀年，一側是「明治三十七年八月」，另一側則是「光緒三十年孟秋之月」，這是中國晚清與日本明治時間的同時呈顯，故如此遂彰顯了《送米溪先生詩文》刊行地點「廈鷺江」所處時間性、空間性的特殊與複雜。其次，詩文集中許多為米溪而來的贈別者，關於身分的標誌有些紛雜，尤其若相較《師友風義錄》就更加令人感到錯亂。因為倘若身分標誌代表一種個體認同，則 1904 年《送米溪先生詩文》與 1903 年《師友風義錄》，同樣都屬鄭鵬雲的編輯產物，但其中卻出現不同的紀錄。例如黃鴻翔在《師友風義錄》中，所記是「嘉義舉人黃鴻翔」（《師友風義錄》，頁 93），但在《送米溪先生詩文》則是「龍溪黃鴻翔」（《送米溪先生詩文》，頁 1），所載籍貫不同；施士洁亦有「鯤海逸民」（《師友風義錄》，頁 1）與「欽加員外郎銜內閣中書」（《送米溪先生詩文》，頁 2）之別；而鄭鵬雲亦然，其在《師友風義錄》標列為「台北廩生」（《師友風義錄》，頁 95），而《送米溪先生詩文》則是「新竹鄭鵬雲」與「廈籍商人」（《送米溪先生詩文》，頁 2）。綜上，所謂的身分，包括地區籍貫、科舉功名或清廷官銜，出現在不同文學場域中竟會有所不同，顯示這些文人彷彿要使其身分保持一種流動性，於是在對應不同對象或事項時，也就有了新變化，他們對於選擇台灣.

(28) 30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六期. 或中國做為身分屬性代表，似乎有著自由度與彈性。只是，選擇了台灣或中國，在與日人交涉、互動時，其實也會出現隸屬日治或晚清政權的區辨，以及不同的時空意識，甚至於影響創作的心境與處境，乃至於詩心的傳達，而這樣的現象，也讓近代福建文學的生產／消費變得複雜許多。不過，日治、晚清或明治的紛雜，固然使文人表述自我身分出現錯亂現象，然而這些分歧的時間性，卻又共同面對著東亞和平秩序維護之必要性，由於都身處西方帝國之威脅，因此一旦山吉盛義在高喊興亞口號時，台／日／中文人從中實有找到共振的空間，進而有所共鳴。只是，要加強調的是，米溪對於亞細亞主義的宣傳，其實有其強勢之處，且不免展示出日人高居東洋領導地位的姿態。如其在《送米溪先生詩文》內之表現便十分清楚，因為此集既屬送別性質之作，本當以抒情遣別為重，但米溪卻寫出如下之作〈甲辰夏予將告暇歸朝賦呈告別諸君即乞政并賡〉：與君鷺江上，被酒觀波瀾。與君虎山下，對月評虧圓。誰知月與水，不離人間閒。變移取可鑑，人生幾悲歡。波瀾平地起，風雲人海漫。咄咄彼北狄，併吞及滿韓。前虎後狼策，封豕長蛇患。屠人如刈草，滅國似割鷳。……暴秦若弗誅，焉得東亞安。日出處之國，大義師出關。…… 代天誅無道，扶鄰濟時艱。快哉未三月，敵兵無生還。波瀾從茲息，永闌干去矣。（《送米溪先生詩文》，頁 5）這首詩作，米溪在題目上雖說要向送別諸君「乞政」，卻也要諸君「并賡」，則如此送別之詩，並不重在表述離情依依，或回憶在廈門時同遊共歡的場景與風光，而更要注意詩中對於俄國的砲轟與譴責，以及強調日本做為大義之師，極力為鞏固東亞和平而戰的努力行為。那麼，面對這樣的詩題與詩旨，中／台文人又該如何賡續其後呢？黃鴻藻的次韻之作附和了米溪的微言大義，他說道：與君雖異國，同抱黃種患。大國如虎餐，割鮮網白鷳。……臥榻而酣睡，東亞何時安？誰能卻暴秦，封彼函谷關。旭日出東海，肯使沙流丹。師以直為壯，赴義豈辭艱？（《送米溪先生詩文》，頁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