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市場、農村和國家的關係：以統購統銷和農業稅的興廢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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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大陸市場、農村和國家的關係：以統購統銷和農業稅的興廢為例. 95. 中國大陸市場、農村和國家的關係：以統購統銷和農業稅的興廢為例∗ 徐. 文. 路.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要本文試圖從趨勢研究的途徑考察中共統購統銷和農業稅興廢的舉措。本文認為，廢除農業稅與 1985 年取消統購統銷一樣，皆顯示了農業不再作為工業積累犧牲品的趨勢，並將有利於農村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中共的國家權力將自 1985 年廢除人民公社走向弱化以來，再一次強化對農村經濟活動的掌握，但出發點已不再是中共建政初期為求強力收取農業剩餘而導致的掌控，而是隨著農業經濟佔國民經濟比例的下滑、農村長期以來各種亂象，為求農村社會穩定所致。與此同時，中國大陸農村的市場經濟將被強化，國家能力與市場經濟發展這兩股力量相輔相成。關鍵詞：農業稅、統購統銷、國家能力、市場經濟 *. 壹、前. *. *. 言. 中國大陸經濟崛起的速度和規模，引起全球的重視。但是由於經濟發展的不均衡，造成了中國大陸社會穩定的隱患，也成為外界對中共國家能力的疑慮。在減輕農民負擔的口號下，自 2000 年以來，中共就開始加速農業稅的改革腳步。期間經過試點與推廣的階段，到了 2005 年年底，中共人大正式通過廢止了農業稅，中共媒體上一度稱為「中國二千多年來的第一次」、「七億農民不再繳皇糧」來形容這次廢除農業稅的創舉，各種對廢除農業稅的分析和評論也隨之出籠。綜論各界對此一政策之討論重心，分別放在下列四方面：一、廢除農業稅是否減輕農民負擔；二、農村稅費改革是否能穩步走向個人所得稅；三、地方財政，尤其是縣級以下政府的債務、義務教育經費和幹部工資來源是否 ∗. 本文受到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耿曙副教授的建議和鼓勵，以及三位匿名審查人的修改意見，在此致謝。.

(2) 96.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0 卷. 第2期. 民國 96 年 6 月. 會受到重大衝擊；四、廢除農業稅之後，農民如何進一步增收。泝這些討論重心，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即對現行政策是否完善、效果如何、將會面臨什麼樣的新問題等，也就是「政策研究導向」（policy research approach）。政策研究導向偏重當前政策變革的實效性。本文認為，如何看待廢除農業稅，不應該只停留在上述這些方面，即政策變化層面進行評析，還應從社會變遷的縱深來考察。如果討論只限於政策變化層面，那麼這些討論終將只能是對於此一階段的政策影響與下一階段的政策因應，對於理解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長期以來的結構性因素，將有｢見樹不見林｣的可能。尤其重要的是，廢除農業稅之後，對於中共經改的市場經濟走向、國家與農村社會的關係，將有什麼樣的影響。因此，本文試圖從「趨勢研究導向」（trends research approach）評估廢除統購統銷和農業稅的舉措。採取此一視角的理由，係考慮到長期以來中國大陸在進行工業化過程中的資本積累（capital accumulation）所遭遇到的特殊困難：經濟封鎖與工業基礎薄弱。在此一視角之下，就必須考慮到另一種不應忽略的、1985 年即已陸續廢除的統購統銷制度。這兩者儘管其執行時期和起因不盡相同，但是二者都具有徵集農業剩餘的作用。因此，本文將以農業稅和統購統銷作為分析對象，分別討論此二變項的形成原因、長期以來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對於國家掌控能力與市場經濟發展之間關係的正負面影響。在此之前，中國大陸農村經濟的基本面諸問題，尤其是農業經濟在多年的工業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轉變，是首先須要瞭解的。其次，就中國大陸而言，國家和市場經濟發展之間是相輔相成或是互為扞格，儘管已有許多論著指出，在各個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過程中，國家往往扮演著推動市場經濟開展的角色，因而有別傳統自由主義的前提假設：國家干預與市場經濟互為扞格。沴但是這些討論往往集中在城市工商經濟、高度商品化的社會型態，關於農村經濟的討論較少。沊本文企圖透過農業稅和統購統銷對市場經濟發展與國家掌控能力的影響，討論其間的關係。註泝. 王瑞豐，「關於『後農業稅時代』農村問題的思考」，安徽農業科學（合肥），第 9 期（2005 年 9 月），頁 1753~1754；馬寶成，「取消農業稅：農村稅費改革的現實選擇」，湖北行政學院學報（武漢），第 1 期（2005 年 1 月），頁 32~34；姚中亮，「我國農業稅制度性障礙分析」，理論月刊（武漢），第 1 期（2005 年 1 月），頁 163~168；胡衛星，「對取消農業稅後配套政策改革的設想」，農村財政與財務（北京），第 4 期（2005 年 4 月），頁 15~16；張弛，「取消農業稅關鍵：重構鄉鎮體制」，小康（北京），第 5 期（2005 年 5 月），頁 15；汪欣、徐傑，「農村勞動力轉移與農民增收——基於我國農業稅減免的背景」，甘肅農業（蘭州），第 8 期（2005 年 8 月），頁 22~23；鞠正江，「論取消農業稅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的重構」，現代經濟探討（南京），第 9 期（2005 年 9 月），頁 37~40。. 註沴. 持此一觀點的如 James Buchanan, The Power to Tax: 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a Fiscal Constit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Mancur Olson, 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等。. 註沊. Slawomira Zbierski-Salameh 可能是其中的例外，但他的討論重心在於波蘭農民因市場化而收入減少問題，較少著墨於國家與市場的關係。詳見 Slawomira Zbierski-Salameh, “Polish Peasants in the ‘Valley of Transition’: Responses to Postsocialist Reforms”, in Michael Burawoy and Katehrine Verdery eds., Uncertain Transition: Ethnographies of Change in the Postsocialist World（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9）, pp. 189~222..

(3) 中國大陸市場、農村和國家的關係：以統購統銷和農業稅的興廢為例. 97. 貳、問題意識與方法論一、國家、市場與積累資本積累的概念，出自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預先（previous）積累｣一詞，而馬克思（Karl Marx）也曾提出｢原始（primitive）積累｣的看法。此二者皆強調某一經濟單位要轉向資本主義化時，會有一段重要的起始時期，將生產工具或財貨資本化，同時將勞動者僱佣化。積累之所以可能，不但在於生產工具所有權的轉移，同時也包括了利潤（斯密語）或剩餘價值（馬克思語）的獲取，因而在時間序列上，此一過程可以說是所有資本的起始點。沝資本積累的概念經過阿明（Samir Amin）和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以更高度概括的｢剩餘｣和｢積累｣概念為其理論切入點（而積累來自剩餘），將二者的關連性與適用性，廣泛運用在各個經濟領域，成為解釋各個國家和各種社會型態下，工業化過程的必經初始階段。沀美藉的蘇聯問題專家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在其名著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源：現代世界誕生時的貴族與農民（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一書中，以英、法、德、美、俄、中、日、印等國家的歷史發展過程為基礎，探討這些國家在走向現代化進程中，如何由於農民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所面對的情況，因而使其對農產品商品化過程採取了不同的態度，也因而造成了各國在走向現代化過程中不同的選擇：資產階級民主、共產革命與法西斯主義，印度則又是一個不同的型態。泞他在研究英國的現代化過程時斷言，為什麼英國能夠在經歷了 17、18 世紀的暴力行為之後（不論是革命或合法的圈地），在 19 世紀走向和平轉變，其條件有兩個：一是巴力門（parliament）的議會政治形式，一是小農經濟形態的消滅。他也稱這樣的歷史過程為「羊吃人」。泀此一論點與馬克思關於「原始資本積累」的論點有異同工之妙。馬克思認為，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最關鍵的地方，在於農民必須離開土地走進工廠，從傳統小農變成現代僱傭工人。此一社會變化不但是職業變換的意義，更是生產關係與社會階級身分的改變。洰此一論點雖然有意破除西方自由主義的前提預設，即主張市. 註沝. 詳見 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1）, pp. 47~48；Karl Marx, Capital, vol. 1, trans. by Ben Fowkes（London: Penguin Books, 1990）, pp. 875~876. 不過馬克思更加強調這一歷史過程，並非侷限在某一個特定時空或特定產業部門，只要某一個社會要從｢前資本主義社會｣走向｢資本主義社會｣，只要某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規模想要擴大，就得進行這一歷史過程，故而所謂｢原始積累｣指的並非是在時間序列上的優位性，而是邏輯上的前提性。. 註沀. Samir Amin, Unequal Development: An Essa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trans. by Brian Pierce（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3 vols.（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1980, 1988）.. 註泞. Barrington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註泀. Ibid., p. 19.. 註洰. 詳見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p. 875.. Modern World（Boston: Beacon Press, 1993）..

(4) 98.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0 卷. 第2期. 民國 96 年 6 月. 場自主和國家中立，但是一直要到 1970 年代以後更多的實證研究支持，此一論點才逐漸盛行起來。其中，國家對於經濟事務的角色最受到密切的關注。E. V. K. Fitzgerald 在研究了拉丁美洲（尤其是秘魯）在 1960-70 年代的政經變動後指出，國家介入經濟事務，尤其是對於資本投資、基礎建設的導向性與原材料的供應等方面，具有強力的主導性，國家可以透過各種財政桿槓（主要是稅種、稅率與匯率）掌控經濟、獲取並分配經濟剩餘。泍而 Theda Skocpol 等人不但在實證研究上繼續發展此一論點，更反省了美國學界長期以來的｢社會中心論｣，即強調市民社會內部成員的競合關係，決定了國家政策方針的走向，國家只是這些政策方針的被動接受者，中立於市民社會之外。Skocpol 等人認為，國家不但不是被動的接受者，甚至是主動的導引者，其影響的範圍不僅在經濟事務（這部分已廣為人知），甚至包括學術界內部的研究趨向。泇因而他們呼籲學界重視國家的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mony），並稱此一新的研究取向為｢國家中心論｣。. 從上述的理論回顧，固然可以看出國家在經濟領域方面的多方涉入，並非一中立不介入的、在經濟領域之外的角色。對於某一國家或社會而言，一方面，如果從｢剩餘｣和｢積累｣的角度來看，為了獲取剩餘以達成積累，不論是透過國家財政措施來完成，或者是透過市場來完成，只要達到目的，國家財政措施和市場兩種途徑皆為可能的措施，問題只在於何種方法較為適當，而所謂適當與否，端看此一國家或社會所在的特定時空環境，以及各國自身的政治選擇。統購統銷與農業稅，對於中共而言，不但是經濟積累的捍槓，同時也具有導引國家經濟走向社會主義化的政策工具。. 二、統購統銷與農業稅：中共的積累桿槓和社會導向工具為求高速現代化和工業化，社會主義國家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原理，籌思一條有別於私有化資本和市場經濟的作法。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時，依據商品在生產與消費上的不同作用，區分出兩個部類的生產，第一部類即生產資料（機器設備、原材料等）和第二部類即生活資料（生活用品，也稱消費資料）。沰列寧在分析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和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的現象時，發現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在 19 世紀末時有一發展趨勢，製造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生產（即第一部類自身的生產，如工作母機，用以製造機器）增長最快，其次是製造生活資料的生產資料生產（即第一部類為第二部類生產所需的生產，即一般機器設備），增長最慢的是消費資料的生產。泹對於此一趨勢，史達林認為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通常都是從輕工業開始，是由於輕工業需要的投資少，周轉快，獲利容易。輕工業積累集中之後才能投資重工業，經濟. 註泍. E. V. K. Fitzgerald, The 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eru since 196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3~4.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也承認，拉美國家由於自身的政經體質，財稅方面的桿槓作用並無法像其他先進國家那麼奏效，最終導致通貨膨脹的循環。. 註泇.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New York:. 註沰. Karl Marx, Capital, vol. 2, trans. by Ben Fowkes（London: Penguin Books, 1990）, p. 471~487.. 註泹. 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繹局編，列寧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頁 88。. Cambridge, 1985）, pp. 4~19; 350~357..

(5) 中國大陸市場、農村和國家的關係：以統購統銷和農業稅的興廢為例. 99. 重心才能逐漸轉到重工業中去。但此一過程費時太長，共產黨不能走這條路。泏各國主政的共產黨都非常重視工業化的速度，希望用比資本主義國家更短的時間達成工業化的目的。然而社會主義國家在建政初期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經濟封鎖。以中國大陸的情況為例，1950 年 12 月 3 日，美國商務部宣佈運往中國大陸的一切貨物實施許可證管制辦法。1951 年 5 月 18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對中國大陸和北韓實行禁運的美國提案。英國則於 1951 年 5 月，英國在聯合國大會贊同美國對中國大陸實行禁運的提案，同年 6 月宣佈把運往中國大陸的貨物置於特許管制之下。泩如此的外在條件下，加上自身的工業基礎薄弱，利用農業積累剩餘以為工業發展，成為客觀上的必要手段。問題在於如何達到此一目的：積累要透過市場，還是國家財稅措施？又，積累到誰手上？是國家還是資本家？對於社會主義國家而言，答案顯而易見，積累不能透過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和市場交換來達成，並且積累的果實不能交由資本家。那麼，以國家財稅措施達成積累，並交由國家分配積累，成為必然的選項。1930 年代開始，蘇聯實施農產品「義務交售制」，即個體農民和集體農莊每年按國家公告的價格和數量，義務交給國家出售，並在工農業產品交換時產生農產品價格低估、工農產品價格出現剪刀差的方式，擴大對農業剩餘的佔有。史達林認為，這是為了保護剛剛發展的蘇聯工業，而讓農民在交換中「吃一些虧」。泑毛澤東也有類似的論述，他認為，中國大陸的農業稅歷來比較輕，工農業品的交換在統購統銷的操作下，仍然有著剪刀差，只是比蘇聯為小。炔因此，中共的統購統銷制度與蘇聯的義務交售制類同，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都保証了農產品的商品率維持在一定水準，但是卻扮演著徵集農業剩餘為工業化服務的作用。不只是統購統銷制度具有這樣的作用，農業稅的徵集也是如此。根據中共國家稅務總局的統計顯示，從 1949 年到 2003 年，全國累計徵收農業稅 3945.66 億元，尤其在 1960 年代之前，農業稅幾佔中共稅收總收入的四分之一強。炘如果加上由於統購統銷從 1953-1978 年間，提供了 5,100 億元資金作為工業積累的話，中國農業在早期社會主義經濟所扮演的角色，實是相當吃重。根據馮海發等人的研究和計算，中國農業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積累的途徑，主要有稅收、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和儲蓄等三種形式。其中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即主要由統購統銷的方式來達成。1952-1990 年，農業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積累的總量達到 11,594 億元。農業提供的積累在國民收入積累額中所占的比重，在工業化初期達到 40%以上，整個 60 年代也維持在較高的水平上，進入 80 年代才開始減少。總體來講，中國工業化過程中，國民收入的積累部分有三分之一來自農. 註泏. 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斯大林（史達林）選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頁 496。. 註泩. 顧曉英，｢建國初期的『禁運』和『反禁運』｣，上海大學學報（社科版）（上海），第 6 期（1995 年 6 月），頁 48~49。. 註泑. 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斯大林（史達林）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頁 205~206。. 註炔. 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 274。. 註炘. 王瑞豐，「關於『後農業稅時代』農村問題的思考」，頁 1753。本文的貨幣單位，若無特別說明，皆為人民幣。.

(6) 100.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0 卷. 第2期. 民國 96 年 6 月. 業。炅然而，這兩項政策不僅僅是扮演著徵集積累的作用，同時也是社會轉型的工具。面對千家萬戶的小農，如何有效地徵集農業稅，並達到統購統銷的餘糧徵購的目的，陳雲曾坦承有相當大的困難：｢困難不單來自我們對於統購統銷缺乏經驗，主要的是對這樣眾多的農戶，要估實產量，分清餘缺及其數量，很不容易。｣也就是說，統購統銷實施過程中存在的諸多問題，需要通過農業集體化來解決。炓農業集體化運動中產生的合作社，成為保障統購統銷順利進行的組織形式，連帶也對農業集體化造成導向作用。至於農業稅，在其全國統一施行之後，其導向作用更加明顯。1958 年，中共在通過農業稅正式實施之時，財政部副部長吳波著重說明農業稅實施與促進生產關係轉變的作用：農業合作化以後，農民的土地和其他主要生產資料已經轉變為集體所有，生產由合作社統一經營，收入也由合作社統一分配了，再採用以農戶為單位繳納農業稅的辦法，就不能和這種新的生產關係相適應了。……以農戶為單位納稅的辦法已經沒有意義，徒然增加事務上的麻煩，並且也不利於加強社員的集體觀念。因此，草案第五條規定農業生產合作社一律以社為單位繳納農業稅。原來以農戶為單位納稅的初級社，改為以社為單位納稅以後，應當根據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第十九條的規定，相應地減少土地報酬。炆在吳波的說明中可知，農業稅在條文中明列徵收對象的單位為初級社，並相應的減少土地報酬，即是以制度設計將農村的所有權向集體經濟傾斜。自 1955 年以來合作化的快速推展，1958 年的農業稅實施，到了 1962 年時，整個中一大陸即已建立起 74,771 個人民公社，703,000 個生產大隊，以及 5,580,000 個生產隊，農業集體化除了政治上的動員，也由於制度設計上的傾斜而快速發展。炄儘管從歷史過程的考察中可知，統購統銷與農業稅的實施，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其特殊的原因，但透過長時段的歷時性分析（diachronic analysis），其所造成的積累和導向功能，顯而易見。. 註炅. 馮海發，「我國農業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積累的數量研究」，經濟研究（北京），第 9 期（1993 年 9 月），頁 60~64。由於儲蓄所扮演的角色，一直要到經改之後才逐漸明顯，故本文暫不討論，而集中在前兩種，即農業稅和統購統銷。. 註炓. 焦金波，｢中國工業化積累的主要形式｣，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南陽），第 6 期（2002 年 6 月），頁 31~34。. 註炆. 吳波，「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草案）的說明」，法律圖書網，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1381。. 註炄. 梅德平，中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研究 1949-1985：以湖北省為中心的個案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 149。.

(7) 中國大陸市場、農村和國家的關係：以統購統銷和農業稅的興廢為例. 101. 三、歷史社會學、未來學與趨勢研究導向有別於傳統社會科學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取向，不論是 1950 年代興起的歷史社會學的時間序列研究法，或是 1970 年代勃興的未來學所強調的趨勢研究，都一再強調過去所發生的事件和所創造的事物，對於現在和未來的理解和推測，都極為重要，故此，強調研究當下的社會學與著重研究過去的歷史學，實是難以分割的。炑因而，把某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予以歷史性的考察，或者就某一事件依其時間序列的變化進行分析，歷時性分析在當今的社會科學研究中重獲重視，尤其在許多必須進行長時段考察的研究主題，當然也包括了趨勢研究途徑，以補共時性分析（synchronic analysis）的不足。所謂共時性分析，強調將事物變化的因素歸因於同一時間切面之下各種不同組成分子之間的影響，而歷時性分析則強調事物本身在時間序列中的發展與變化。對於研究對象而言，共時性分析強調對象本身與外在環境的互動，而歷時性分析則強調事物內部自我生成及發展的動力。自從梅洛．龐蒂（ Merleau-Ponty ）、德希達（ Jaques Derrida）與拉康（Jaques Lacan）等人將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在語言學方面的共時性、歷時性分析的分類運用到社會科學和精神分析之後，這一組概念雖然不屬於新視野或新取向的突破，但卻可以更加概括地說明了以往西方學界兩種不同看待、研究人類活動與社會事務的視角與研究途徑。伴隨著 19 世紀社會學的興起，實證主義（positivism）所強調的共時性分析方法，無疑是對於西方早年在人文學科當中歷史主義（historicism）所強調的歷時性分析的反動。然而二戰以後西方學界對實證主義的反省始終未曾停止。歷時性分析也從傳統歷史學當中超越，更多的傳統共時性學科如人類學、社會學等，也賦予歷時性分析一定的角色定位。炖就中國大陸學者對於農業稅的研究來看，其政策研究導向較為側重共時性分析。本文由於必須顧及到中共在統購統銷和農業稅廢止之後，國家對農村掌控能力的消長與市場經展的正反面影響，故而必須兼顧共時性分析與歷時性的角度，以了解此二措施興廢前後對國家和市場關係的影響。此外，由於政策研究導向的理論預設與實證研究往往處於一種張力之中：沒有預設，研究失去方向，而建立預設，研究又常常受到預設的束縛，一旦實證的結果與預設不符，則造成解釋的困難性。例如，中國大陸內部許多以政策研究導向的村民自治. 註炑. Theda Skocpol ed.,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Jürgen Harbermas, On the Logic of Social Science（ Massachusett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88）；文崇一，歷史社會學（台北：三民，1995）；張建邦、林志鴻，未來學（台北：新視野，1996）。. 註炖. 詳見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by W. Baskin（Glasgow: Fontana/Collins, 1977）; Vincent Descombes,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trans. by L. Scott Fox and J. M. Harding（New York : Cambridge, 1980）; Martin Jay, Marxism and Totality（Berkley and Los Angel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E. J Hobsbawm, “Karl Marx'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ography,” Diogenes, no. 64 （Winter 1968）, pp. 37~56. 當然，梅、德、拉等人對索氏分析的運用，遠不只此二組概念。.

(8) 102.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0 卷. 第2期. 民國 96 年 6 月. 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村民自治會促進經濟發展」為假定進行的，然而此一假定又常與田野研究的結果不一致，不論是市場開放、個人競爭的農村成功範例點，或是堅持集體經濟的成功範例點，強人政治的色彩皆極為濃重。炂相反的，若是採取以歷時性分析為主的趨勢研究途徑，將可顧及哪些因素相對於變項而言的不恆常和不持續。而在變項消失之後，又可以從中了解其原因為何，那麼實證研究與理論預設之間的解釋空間將相對為大，解釋的效果也相對增強。炚因此，歷時性分析與共時性分析不應偏廢，而是相輔相成。本文將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作為背景，將統購統銷和農業稅的興廢置於此一背景之下，而非一般政策述評的脈絡。其次，在共時性分析之下，確認此二者為中國大陸資本積累之主要變項，再經由對這些變項的歷時性分析，觀察其角色演變與各時期之間的關係。最後，則必須將此類變項對於本文所欲討論的主題項目所造成的變化進行分析，即對國家與市場關係的討論有何發現或啟示。. 叁、中國大陸農業經濟的角色演變中共建政之前，中國始終是傳統的農業國家，生產效率低，工業化基礎也很薄弱，加上人口眾多，人均生產力就更加低落。抗日戰爭前，同樣的土地面積，中國投入的勞動力將近為美國的一倍半，但畝產量卻不足美國的一半。1949 年，全國平均畝產糧食只有 142 斤（一斤為半公斤），棉花 22 斤。而工業方面，1936 年中國的煤、鐵、電人均產量分別為 83 公斤、1.7 公斤、7.9 度，而美國則分別為 3498 公斤、244.5 公斤、1144.6 度，其差距一望可知。加上二次大戰和國共內戰的耗損，情況就更為嚴重。炃因此，如何恢復戰後的經濟，進而加速工業化的腳步，成為中共建政之後的當務之急。除此之外，中共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政黨，期許自己能在發展生產力的同時，儘速完成生產關係的改造，也是中共在設計政策制度時必然的考慮。在一五計劃期間，中共中央曾作出估計，預計必須獲得 7 億兩黃金的資金方能支應一五計劃所需的各項建設資金，其中 55.8%是長期投資。就資金籌措的管道來看，當時中國大陸對外的國際貿易所得非常有限，因為中共處於國際貿易封鎖之中，而以蘇聯為主的國外貸款只佔中共國家總收入的 2.7%，現代工業所佔的比重也只有全國工業總額的 1/4 強，因而現代工業本身的積累初期規模不大，真正大量的積累不得不從農業而來。牪其中最重要的兩項措施，一是建立在城鄉之間、工農業之間的統購統銷制度，一是農業稅。. 註炂. 張小勁，「中國農村研究：交流與溝通學會議述要」，社會主義研究（武漢），第四期（1998 年 8. 註炚.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p. 348.. 註炃. 董輔礽，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北京：經濟科學出社，1999），頁 13~14。. 月），頁 75。. 註牪. 候利敏，「對中國糧食統購統銷制度的評價」，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石家莊市），第 4 期（2000 年 4 月），頁 32。.

(9) 中國大陸市場、農村和國家的關係：以統購統銷和農業稅的興廢為例. 103. 一、統購統銷制度的興革與變遷統購統銷制度自 1953 年起全面實施，到 1985 年糧食統購統銷制度的廢止，前後 22 年，此後又陸續廢除了其他農特產品的統購統銷。此一政策措施，是以強制壓低農產品購銷價格、加速農業積累轉移為工業資本的政策舉措。根據統計，在 1953-1978 年間，統購統銷政策提供了 5,100 億元資金作為工業積累，同時藉由壓低糧價，最終使得工業部門長期取得低工資的穩定發展條件。狖 1952年底，中共基本完成全國土地改革，農民生產熱情提高，反映在糧食產量的提高上。但是與此同時，農民的糧食消費也相應增加，也不急於出賣餘糧，加上糧商惜價待售，一時之間糧食的商品率下降。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政治大旗下，在快速發展工業化的壓力下，勢必要從農民的手中徵集更多的糧食，讓越來越多從事非農領域的人有充分的糧食供給。狋1953年10月，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畫收購與計畫供應的決議」，決定對糧食、棉花、油料等主要農產品，採取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根據當時的有關部門統計，因經濟建設而新增加的城鎮人口約達1,700萬人，城鎮居民糧食吃緊，因此確定在同年11月底以前完成各級的動員和準備，12月初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糧食的統購統銷。從現有的資料顯示，統購統銷的制訂與實施，是多種選項下的結果，而非意識形態主下預設的政策。當時為了提高糧食商品率、確保農村餘糧從農村轉移到城市、解決城市糧食緊張，中共中央成立中央財經委員會，討論各種可能的解決辦法。各部門所提出的辦法，經陳雲的整理，歸納為八種辦法：只配不徵（農民仍將惜售）、只徵不配（糧商將賺取市價和徵價的差額）、原封不動（後果將更嚴重）、臨渴掘井（非治本辦法）、動員認購（強迫命令）、合同預購（當時沒有把握做好，因農民不習慣契作）、各地自行（中央難以掌握）、又徵又配（即統購統銷）。狘在這些各單位所提出的解決辦法當中，陳雲認為，最後一種辦法是唯一能確保國家能取得糧食的手段，因而向中央財經委員會提報，獲得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的支持通過。狉除此之外，為了確保城市糧食供應的平穩，不致產生搶購與市場價格大幅波動，1955 年還同時發行糧票，管制消費額度。狜至於此一政策的名稱，糧食部長章乃器把在農村實行徵購稱為｢計畫收購｣，於是徵購被定名為｢計畫收購｣，配售也相應地被稱為｢計畫供應｣，兩者簡稱統購統銷。狒 1953年11月19日，中共政務院第194次政務會議通過，並於11月23日發佈「政務院關於實行糧食的計畫收購和計畫供應的命令」，規定了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的具體辦法。註狖. 許經勇，「對統購統銷與政社合一的深層思考」，毛澤東思想論壇（長沙），第 1 期（1994 年），頁 11~12。. 註狋. 「過渡時期總路線」於 1953 年才正式提出，但在中共高層領導人之間，1952 年已開始討論。. 註狘. 括號內的說明為陳雲對此一類辦法的評價，由筆者整理而成。. 註狉. 劉明鋼，「艱難時期的正確決策──糧食統購統銷的出臺」，黨史縱覽（合肥），第 5 期（1994 年 5 月），頁 34。. 註狜. 佟屏亞，「糧食，糧票，糧文化」，古今農業（北京），第 3 期（1995 年 6 月），頁 18。. 註狒. 熊亮華，紅色掌櫃陳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頁 83。.

(10) 104.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0 卷. 第2期. 民國 96 年 6 月. 狔1955年8月，伴隨農業合作化的快速發展，國務院又公佈了「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 辦法」，更加詳細規定了關於定產、定購、定銷的規定，使得購銷行為必須在較大的經濟單位上操作，家戶小農難以進行，因而在政策導向上有利於合作化。狚此後雖經大躍進和文革等重大政治經濟變動，統購統銷制度並未再有大幅度的修改和變化，大多為修正統購統銷的種類和指標數量，例如1960年又把針織品和綿織品也列入統購的範圍中的作法。長期用政策手段壓低糧價，造成工農業產品交換時造成的剪刀差。此舉雖然使得中國大陸工資率處於平穩狀態，並且加速了工業積累，卻造成兩個副作用，一是找不到有效刺激農民的增產熱情，加上化肥和農業機械的不普遍，使得糧食單位產量始終無法有效提高。1955至1975年間，中國大陸細糧的總產量，從1,648億斤提高到2,596億斤，成長率為57％，可是產量真正的提高大幅集中在1970年代化肥和農機較為大量的使用之後。狌換句話說，生產工具的進步對於產量的影響比起生產關係的集體化，似乎更為有效。可是若考慮到工業積累與農業發展遲滯之間的關連性，如果沒有農業長期為了工業積累而犧牲，那麼化肥和農機的普遍，可能要更慢。另一個副作用則是農民增收幅度慢。農民生產糧食作物，即使在國家徵收量合理的情況下，基本溫飽雖得以維持，然而由於統購的糧價低，再加上公社或合作社扣除公積金之後，回到農民手中的貨幣量增長極慢，輕工業產品不易透過交換到達農民手中，因而也造成了工農業產品交換的另一種困難。狑有鑑於此，1979年至1985年間，中共自全國農產品收購價格提高了66.8%。在逐步提高統購價格的同時，中共又於1979年提倡並試行合同制，在｢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指出：｢糧、棉、油等統購物資和其他農副產品的統購、統派和議購都應簽訂合同，遵守合同，不准強迫命令。｣. 玤在此背景下，農產品統購制度的作用. 日漸為正在興起的合同訂購制所取代。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了｢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正式取消了農產品的統購派購制度。玡自此，中共不再向農民下達統派徵購的指標和任務。1993年，中共決定徹底廢除｢統銷制｣，放開糧食購銷價格。可以說自1985年以來，一方面配合農村人民公社的廢止，另一方. 註狔註狚. 陳雲，「實行糧食統購統銷」，中國網，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chenyun/879427.htm。「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28/content_ 2388635.htm。. 註狌. 相關數據詳見本文表二。關於中國大陸化肥和農機的使用，及其與農業增產的關係，詳見張會玲、張濤依、郭鋼，｢農業機械化在農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現代農業裝備（鎮江），第 3 期（2006 年 3 月），頁 47~49；孟愛華、孟慶福、林海萍、楊鳳雲、常社霞，｢化學肥料及其發展動態｣，邯鄲農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邯鄲），第 1 期（1998 年 1 月），頁 26~28。. 註狑. 武力，｢1949-1978 年中國剪刀差差額辨正｣，中國經濟史研究（北京），第 4 期（2001 年 4 月），頁 129~135。. 註玤. ｢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國網，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jd/ 493900.htm。. 註玡.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 big5/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5-01/31/content_2530223.htm。.

(11) 中國大陸市場、農村和國家的關係：以統購統銷和農業稅的興廢為例. 105. 面為了加速農產品商品化，中共廢止了糧食統購統銷制度，改行合同訂購制度，其他農特產品也陸續被排除在統購統銷的品項之中。統購統銷制度的實施，當時看似一時的權宜之計，然而這只是統購統銷制度形成的表面因素。為了達到資本積累的作用，以及為了建立更高度的所有制集中，統購統銷制度可以說是勢在必行。更何況，從蘇聯的經驗當中可知，集體化後的農村更有利於徵集糧食，也更有利打擊農村當中的富農傾向，這對中共而言實是一箭雙鵰：既可達到有效徵集糧食的目的，又可將所有制進一步集中，還可以節省糧食徵集的行政手續。玭因此，統購統銷的長期實施，一直服務於兩大目標：一是為日益膨脹的城市人口提供糧食供應，一是保證收購到國家必需的工業原料，並為工業提供資金積累。玦正如陳雲早在 1950 年 6 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所說的：｢中國是個農業國，工業化的投資不能不從農業上打主意。搞工業要投資，必須拿出一批資金來，不從農業打主意，這批資金轉不過來。｣. 玢根據統計，1950-1960. 年代農業為工業以剪刀差方式提供的資金. 每年 100-200 億元，70 年代後期每年約 400 億元。玠. 二、農業稅的變遷及興革中共建政之初，尚未有全國一體化的農業稅制，而是沿用 1947 年國共內戰時期的辦法，對未進行土地改革的新解放區，採取了累進稅農業稅制度；對已實行土改的老解放區，採用了比例制的農業稅。玬在 1953 年全國稅制變革時，又修訂實行了「西北解放區農業稅暫行條例」。玝換句話說，到了 1954 年以後，中共在農村的財政措施，既有農業稅，又有統購統銷政策，雙管齊下徵購農村餘糧。1958 年 6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正式發布，全國一體適用的農業稅制正式施行。農業稅在中共歷年的財政收入上所扮演的角色，可說是頭重腳輕：. 表一. 中共歷年各項稅收占總稅收比例表各項稅收收入. 單位:億元年份. 合計. 工商稅收. 關稅. 農業各稅. 農業稅所佔比例. 1952. 97.69. 65.53. 4.81. 27.35. 27.6. （接下頁）. 註玭.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2~15.. 註玦. 候利敏，「對中國糧食統購統銷制度的評價」，頁 34。. 註玢. 熊亮華，紅色掌櫃陳雲，頁 81。. 註玠. 劉超，「抓住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 加速城鄉一體化建設」，中國經濟評論（紐約），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12。註玬. 許毅，「『革命根據地財政』詞條」，中國大百科智慧藏， http://140.128.103.1/web/Content.asp?ID= 5623&Query=6。. 註玝. 劉隆亨、張瀛，「當代中國農業稅收制度的重大變革─五年之內取消農業稅」，北京社科規劃網， http://www.bjpopss.gov.cn/bjpopss/xzlt/xzlt20040518a.htm。.

(12) 106.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0 卷. 第2期. 民國 96 年 6 月. （續上頁）年份. 合計. 工商稅收. 關稅. 農業各稅. 農業稅所佔比例. 1955. 127.45. 92.07. 4.66. 30.72. 24.1. 1958. 187.36. 148.37. 6.40. 32.59. 17.4. 1961. 158.76. 130.87. 6.23. 21.66. 14.4. 1964. 182.00. 151.73. 4.38. 25.89. 14.0. 1967. 196.63. 163.76. 3.92. 28.95. 14.7. 各項稅收收入單位:億元年份. 合計. 工商稅收. 關稅. 農業各稅. 農業稅所佔比例. 1970. 281.20. 242.22. 7.00. 31.98. 11.4. 1975. 402.77. 358.32. 15.00. 29.45. 7.3. 1980. 571.70. 510.50. 33.53. 27.67. 4.8. 1985. 1344.73. 1097.47. 205.21. 42.05. 3.1. 1990. 2105.86. 1858.99. 159.01. 87.86. 4.4. 1995. 5159.60. 4589.68. 291.83. 278.09. 5.4. 2000. 12581.51. 10366.09. 750.48. 465.31. 3.7.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http://www.mof.gov.cn/news/uploadfile/gexiang019.xls。. 從上表可知，農業稅收佔全國總稅收比例，由 1950 年代初期的 25%以上，大致上呈現逐年遞減的態勢。由此可見，進入 1980 年代之後，儘管農業稅的總量仍是正面成長，但是大多數年份的比重始終在 3-4%之間，隨著工業化程度的提高，農業稅的比重在全國總稅收的比重仍是逐年減輕。除了少數年份由政府重新補貼糧食和現金回農村之外，農業稅制及相關稅費在 1958-1978 年間為中共籌措了人民幣 4,500 億元的稅收（每年平均 225 億元），而 1979-1998 年更達 12,698 億元（每年平均 635 億元）。瓝雖然農業稅在早期的全國稅收比例上頗為吃重，然而隨著單位產量的提高，農業稅對於農民的負擔而言卻逐年減輕。從表二中可以看出，除了中共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全國糧食的總產量，在經改之前是緩步上升的，經改之後到 1990 年代末期之前，成長速度加快，此後則不增反減。換句話說，即使農業稅總量仍然在 1980 年代之後提高，但對於農民而言，光從稅賦負擔的角度而言，並無增加，反而是減輕了，原因即在於農業總產量的大幅提高。但是，中國大陸農民的稅賦負擔，在農業稅之外，還有伴隨著農業稅而徵收的各種稅費，並且自 1980 年代以來逐年增加。這是中國大陸農民負擔最重的部分，也是中. 註瓝. 馬寶成，「取消農業稅：農村稅費改革的現實選擇」，頁 32。此項統計數字不光只是農業稅，而是其他相關稅費的總和，故比表一的數額為高。.

(13) 中國大陸市場、農村和國家的關係：以統購統銷和農業稅的興廢為例. 107. 共此次決意廢除農業稅的重要原因。中國大陸農村稅費的逐年增多，成因複雜。根據中共稅務機關的了解，農村稅費名目逐年增加，主要來自下列因素：一、幾乎所有的涉農部門在經改之後，大都成為政企不分並有著明顯企業化傾向的組織，具有執行政策和增加營利的雙重功能，常常無視國家的法律法規，將不應收費的活動也強行收費，或「便車收費」，加重了農民的負擔；瓨. 表二. 中國大陸農業稅歷年稅收負擔全國農業稅負擔情況. 稅額單位:細糧億公斤實征農業稅. 農業稅占實產量%. 年份. 農業實產量. 合計. 正稅. 附加. 合計. 其中: 正稅. 1952. 1462.1. 178.90. 175.96. 2.94. 12.2. 12.0. 1955. 1648.7. 191.98. 175.36. 16.62. 11.6. 10.6. 1958. 1782.9. 222.83. 194.24. 28.59. 12.5. 10.9. 1961. 1133.5. 105.08. 97.40. 7.68. 9.3. 8.6. 1964. 1683.4. 130.24. 114.72. 15.52. 7.7. 6.8. 1967. 2051.1. 125.86. 111.57. 14.29. 6.1. 5.4. 1970. 2210.2. 136.70. 120.58. 16.12. 6.2. 5.5. 1975. 2596.1. 126.91. 111.28. 15.63. 4.9. 4.3. 1980. 3026.1. 101.37. 89.13. 12.24. 3.3. 2.9. 1985. 4068.0. 111.26. 98.22. 13.04. 2.7. 2.4. 1990. 4675.8. 122.51. 107.75. 14.76. 2.6. 2.3. 1995. 5096.0. 124.60. 110.00. 14.60. 2.4. 2.2. 2000. 4815.8. 140.47. 123.12. 17.35. 2.9. 2.6.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http://www.mof.gov.cn/news/uploadfile/quan003.xls。. 二、政府部門人員的日益膨脹，地方政府的幹部的工資要由農民直接支應；此外，國家財政對農村公共產品投入不足，也成了加重農民負擔的一項重要原因。農民無論是在教育、醫療、保險、養老、福利這些社會待遇上，還是在流通、交換、分配、就業、稅賦這些經濟待遇上都出現了嚴重的失衡。正是這些不合理的稅費負擔，使農民在產出增加的情況下，稅費卻持續增加。甿. 註瓨. 即借徵收農業稅之便，順便加徵各種名目的稅費。. 註甿. 劉錚，「取消農業稅─一項還富於民的制度安排」，長春稅務（長春），第 8 期（2005 年 8 月），頁 10。.

(14) 108.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0 卷. 第2期. 民國 96 年 6 月. 這些稅費負擔造成了農民的沈重壓力，而因徵收這些稅費所造成的爭議又使得中國大陸農村處於不穩定的狀態。因此中共相關部門早在 1990 年代，針對農業稅費徵收是該如何改革進行個別地區試點實施，吸收經驗。詳如表三。畀. 表三. 農村稅費改革大事記. 時間. 大事記. 1994. 安徽省阜陽地區在省委主導下試行「稅費合併、統一徵收」辦法。. 1998.01.14. 中共中央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議」，要求切實治理農村亂收費情形，規範農村稅費制度。. 2000.03.02. 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進行農業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中發［2000］7 號），於安徽省首先試點。. 2001.03.24. 中共國務院發出「關於進一步做好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要求「擴大試點，累積經驗」，具備條件的省份可以全面推開試點。. 2002.03.27. 中共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關於做好2002年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決定河北、內蒙古、黑龍江、吉林、青海、寧夏等16個省（市、自治區）為2002年擴大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省，試點擴大到20個省、市、自治區。. 2003.03.27. 中共國務院發出「關於全面推進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意義」，要求「各地區應結合實際，逐步縮小農業特產稅徵收範圍，降低稅率，為最終取消這一稅種創造條件」。當年，稅費改革在全國推開，中央財政拿出305億元用於稅費改革的專項轉支付。. 2004.01.01. 中共中央發布「一號檔」，提出逐步降低農業稅稅率，今年農業稅稅率降低1個百分點，同時取消除菸葉外的農業特產稅。. 2004.03.23. 中共中央決定在黑龍江、吉林兩省進行免徵農業稅改革試點，河北、內蒙古、遼寧、江蘇、安徽、江西、河南、山東、湖北、湖南、四川等11個糧食主產省區的農業稅稅率降低3個百分點，其餘省份農業稅稅率降低1個百分點。. 2004.12.21. 至2005年年底，已有山西、貴州、寧夏、安徽、河南、吉林和黑龍江等7省區決定，從2005年起農業稅全免。甾. 2005.01.16. 中共全國22個省、市、區全面停徵農業稅。. 2005.12.29. 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以162票贊成，0票反對，1票棄權，通過從2006年1月1日起廢止於1958年6月3日通過的農業稅條例。. 2006.01.01. 全面停徵農業稅正式實施。. 資料來源：楊繼祥，「黨和國家領導人與安徽農村稅費改革」，黨史縱覽（合肥），第 1 期（2005 年），頁 4；「千年『皇糧國稅』在河南宣告終結─今年起我省農業稅全免」，河南農業（洛陽），第 1 期（2005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中國農業資訊網， http://www.agri.gov.cn/zcfg/t20030624_94265.htm ；「專家談農業稅全免：讓農民休養生息的好政策」，重慶政府工作資訊網，http://www.cq.gov.cn/jjsh/jjfz/ncjj/2004122411000.HTM。. 從試點的經驗顯示，光是從現有的各種稅目中降低徵收的比例，無法達到原本的目標。原因在於實際上，向農民徵收的各種稅費項目繁多，各地不同。根據中共中央. 註畀. 試點的主要內容，詳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中國農業資訊. 註甾. 吉林、黑龍江兩省因無法自行吸納全面停徵農業稅之後的財政損失，故由中央財政支持。. 網，http://www.agri.gov.cn/zcfg/t20030624_94265.htm。.

(15) 中國大陸市場、農村和國家的關係：以統購統銷和農業稅的興廢為例. 109. 農民負擔監督管理部門的統計，僅中央一級的機關和部門指定的與農民負擔有關的收費、基金、集資等各種文件和專案就有 93 項之多，涉及到 24 個中央部、委、辦局等級；而地方制定的收費專案則多達 269 項；這還不包括大量的無法統計的「便車收費」。各種現存的稅費項目的存在，大開縣級以下政府「便車收費」的門路，根據個案調查，農業稅負擔只佔農民日常負擔的 22%，而「便車收費」卻高達 53%，因而產生了徹底廢除農業稅的呼聲：只有廢除各種稅目，亦即全面取消農業稅，「便車收費」才沒有便車可搭。疌縱觀本世紀初中共一系列對農業稅的改革，一路從減稅到免稅，儘管效果並未如中共官方宣傳的搶眼，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農民的經濟負擔，也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自 1990 年代以來農村各種不滿的聲浪。疘然而這項政策的成敗關鍵，還在於其他配套措施是否能落實，否則將陷入「黃宗羲定律」的困局之中，即一再的併稅減賦，卻無法杜絕非正式名目的雜課收費，而導致稅費名目日減，農民負擔卻與日俱增。皯. 肆、國家與市場的互促一、農業稅和統購統銷與市場經濟發展的關係如上文所述，農業稅和統購統銷制度的興革，一方面是處於經濟落後的中國為求加速工業化進程所做出的政策方針，一方面是全面走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配套措施，一般的理解是，此二項措施都抑制了中國大陸市場經濟的發展。盳儘管中國大陸學界近來有為數不少的學者認為不應低估此二項措施在中國大陸建政的前 30 年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但是並未說明它們對市場經濟的直接作用。盱首先必須指出的是，統購統銷制度係介於市場與計劃之間的交換機制，是建基於計劃之下的交換，一方面確保農工產品交換的順暢，二方面也確保城市人口的糧食以. 註疌. 劉煒，「對取消農業稅後農民稅負制度建設的若干思考」，山東經濟（濟南），總 126 期（2005 年 1 月），頁 120。. 註疘. 關於 1990 年代中共農民的不滿及抗議情況，于建嶸與一般關心三農問題的學者（如曹錦清、李昌平等）有著不同的看法。詳見于建嶸，「中國農村的政治危機：表現、根源和對策」，燕南學報， 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807。. 註皯. 秦暉，「稅費改革、村民自治與強幹弱支─歷史的經驗與現實的選擇」，中國農村研究網，http://www. ccrs.org.cn/article_view.asp?ID=7104。. 註盳. 關於統購統銷的部分，例如謝敬，「對統購統銷政策運行三十餘年的回顧與評析」，江西社會科學（南昌），第 4 期（2003 年 4 月），頁 108~110；陸雲航，「對減輕農民負擔問題的一個貢獻─統購統銷對糧食生產影隌的實證研究：1953-1982」，南開經濟研究（天津），第 4 期（2006 年 4 月），頁 3~8 等。關於農業稅的部分，大陸學界討論其市場經濟影響者極少，大多是在討論貨幣徵收與實物徵收的比較情況時，才論及農產品商品化的問題，如程明龍、張松齡，「農業稅徵收貨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的需要」，江西財稅與會計（南昌），第 1 期（1994 年 2 月），頁 27~29。. 註盱. 如候利敏，「對中國糧食統購統銷制度的評價」；劉明鋼，「艱難時期的正確決策─糧食統購統銷的出臺」等。.

(16) 110.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0 卷. 第2期. 民國 96 年 6 月. 商品的形式得到供應。因此，它不是百分之百的計劃分配體制，只是國家管控產銷和價格下的不平等交換，具有一定程度的市場經濟性質，農機、農具、化肥、抽水設備、以及拖拉機等工業產品的銷路與利用，皆靠此一不平等交換而達成。盰因此，統購統銷表面上在農村中雖然也減少了農民手中的餘糧成為商品糧，但是國家透過統購統銷的介入卻確保了城市市場經濟的順暢，以及農工業產品之間的交換。除了所謂「三年困難時期」之外，城市中的工資、定息等貨幣收入者皆可購買到農產品，城市中的市場經濟，尤其是農副產品的市場經濟，是獲得保障而不是相反。從這個角度來看， 1985 年之後，各種農產品的統購統銷政策逐步廢止，改以生產者直接與自由市場接軌，意味著中國大陸市場經濟的發展已更為全面，農民對工業品的需要從生產工具轉移到消費品，同時其手中的貨幣量亦將足夠直接支付工業消費品。盵因此，統購統銷制度也並非傳統理解的角色，即抑制市場經濟發展，相反的，它確保了農工業產品的交換，以及城市一般消費的穩定。它的廢除，除了是為了適應經改之後農村所有制變化的需要，從經改的角度來看，可以說是完成了時代任務：以更加市場化的經濟運作，代替統購統銷。至於農業稅，則比較複雜。按傳統政治經濟學的界定而言，稅賦是一個國家的土地和勞動產品中由政府支配的部分，必須由資本或收入的其中之一來支付，向工商業徵收任何稅賦，對於工商企業的經營而言，都是對資本利得的分割，因而不利於市場經濟發展。矸然而從中國大陸農業稅的歷次變革，卻發現其促進市場經濟發展的角色扮演。農業稅的興革，至少有三次，每一次重大的農業稅制度變革，都伴隨著中國大陸社會經濟的變化。一是 1958 年，中共中央首度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理由已如上述，是為配合農村集體化的形勢開始實施農業稅制，並規定農業稅為地方稅性質；二是 1983 年開徵了農林特產品的農業稅，將原本糧農作物以外的農特產品皆納入繳稅的範圍，這是配合 1978 年以來所實施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後，農特產品生產比例日漸增加的緣故；三是 1994 年稅制改革時，擴大了農業特產稅的徵收領域和範圍，將原本屬於工商稅中農林特產的稅目部分，全部併入農業特產稅中。矼從上述這些變化顯示，農業稅第二次擴大徵收項目，是與市場經濟發展同步的，它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化，農糧產品更多地成為工業用的原材料，鄰近城鎮的農村越是樂意放棄種植糧食作物而改種經濟作物，以換取貨幣再購回所需的糧食。表二的統計數字某種程度也反映了這樣的趨勢，自 1990 年代以後，中國大陸糧食總產量下滑，在單位註盰. 凡人，「我國農業機械化發展大事年表」（續二），山西農機（太原），第 1 期（1998 年 1 月），頁 38。. 註盵. 上述農村的消費結構和農民的消費習性只是一個大體的趨勢，各地區的差異性頗大，在此不贅述，詳見方言，「中國農村家電市場的分析與展望」，新華日報（北京），2003 年 4 月 23 日，第 5 版；榮昭，「中國農村耐用消費品需求研究」，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學刊（北京），第 3 期（2000 年 3 月），頁 2~20。. 註矸. David Ricard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New York : Dover Publications, 1996）, p. 105.. 註矼. 劉錚，前引文，頁 11。.

(17) 中國大陸市場、農村和國家的關係：以統購統銷和農業稅的興廢為例. 111. （畝）產量未有大幅變化的情況下，總產量下滑的經濟結構因素便是經濟作物與糧食作物爭地所致。矹農業稅第三次的項目變更，是有利於減少企業經營的稅收成本，以利企業發展，因為許多農特產品已成為食品加工業和其他輕工業的原材料，將原料部分的稅賦負擔從工廠和經銷商轉嫁給生產者（即農民），原意是為了減少政府部門的徵稅成本。矻然而實際情況是，向農民直接課徵農業特產稅的成本仍是居高不下，因為個體農民的特產不易察知，故無法核實，若要全面普查，成本將高達稅收的 100%。矺儘管如此，仍是達到了企業降低成本的作用。綜上所述，農業稅支應了地方政府的財政，以實物徵收的農業稅，對市場經濟的發展上，顯然對當地的農產品商品化不利，因為一方面，餘糧徵收越多，農民手中的商品糧則越少。另一方面，以實物徵收的稅制，農民沒有將農產品轉化為貨幣的迫切性，這兩者都使得農產品商品化的推動力量變小。然而徵收農業稅並非始終扮演著阻礙市場經濟發展的角色，相反的，在 1983 和 1994 年，透過農業特產稅項目的變更等措施，促進了工商業和市場經濟的發展。. 二、國家對農村掌控能力的弱化與再強化取消統購統銷和農業稅，同時市場經濟進一步進展之後，對中共的國家能力，尤其是中共對農村的掌控能力，歷經了弱化又再強化的過程。王紹光與胡鞍鋼將中共國家能力的測量指標具體化為四個方面：（一）吸取能力（extractive capacity），國家從社會經濟中動員財力的能力；（二）調控能力（steering capacity），國家指導社會經濟發展的能力；（三）合法化能力（ legitimation capacity），國家運用政治符號在屬民中製造共識，進而鞏固其統治地位的能力。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這一點上存在著區別；（四）強制能力（coercive capacity）：國家運用暴力或暴力威脅維持其統治地位的能力。矷從此一指標來看，中共對於農村的掌控，除了財政措施本身的桿槓作用之外，其中最為關鍵的當屬基層幹部的角色，因為基層幹部的角色扮演，同時包含了上述 4 項功能。如欲全面討論基層幹部角色扮演的變化，其牽涉範圍將遠超出本文主題，故本文將只從農村幹部收入來源變化對於農幹部角色扮演的影響，分析中共國家對於農村掌控能力的變化。提利（Charles Tilly）研究法國在歷經資本主義發展的時期（17 至 20 世紀）中央集權化的過程以及社會矛盾的轉變時認為，為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為了達到資本集中和勞動的僱佣化，國家透過對全國各地區域性資源的掌控與配置，逐漸形成某種組織系統，以有別於其他非國家的組織系統（由原本的鄉村社會所掌控）。通過政權的官僚註矹. 杜俊曉，「經濟作物與棉糧爭地日益嚴重. 調整農業結構需正礭引導」，中國土地（北京），第 1 期. （1996 年 1 月），頁 41。註矻. 張年根，「關於農業特產稅會計問題的思考」，商業會計（北京），第 8 期（1994 年 8 月），頁 39。. 註矺. 崔樹銀，「對徵收農業產稅的思考」，農村經濟（成都），第 12 期（2002 年 12 月），頁 76。. 註矷. 王紹光、胡鞍鋼，中國國家能力報告（II）（瀋陽：遼寧出版社，1993），頁 6。.

(18) 112.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0 卷. 第2期. 民國 96 年 6 月. 化與合理化，政權向鄉村滲透，為了軍事和民政目的而擴大財源，與此同時，鄉村社會為反抗政權侵入和財政榨取而不斷鬥爭，國家為了鞏固其權力與新的菁英結為聯盟。祂在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卻也可以看到類同的過程和結果，一是生產資料向集體和國家集中，一是傳統紳權的消亡與幹部系統的興起，至少在農村地方政治經濟的層面，引發了類似的作用。如此一來，中共中央政府如何在取消統購統銷和農業稅之後，仍能牢牢掌握住廣大農村幹部，對於國家是否有效掌握農村而言是重要關鍵。在傳統中國政治中，國家機器或皇權對農村的掌控，舉凡收稅、地方治安、徵兵服勞役等，是透過與紳權的結合來完成的。礿因此，中國傳統的國家機器或皇權、鄉紳和農民，是一組合縱連橫的關係。何高潮運用博弈理論分析了抗日戰爭時期「減租減息」運動中，中共、地主、農民是如何策略性互動，可以說是最佳例證。秅然而 1950 年代初期農村的肅反運動，紳權被鎮壓消散；緊接著集體化運動興起，國家與農村社會的關係，則透過生產隊、公社等農村集體化組織銜接，公社、生產隊內部的農村幹部成為新時期承上啟下的角色，而中共在社會主義化時期，以政治掛帥和意識型態的灌輸來領導這些農村幹部。由於此類農村集體組織不但主導農村的政治和公共事務，同時支配了農民的生產、消費、分配等經濟事務，加上中共自身的農村革命的特殊經歷和「農村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因此中共對農村的掌控能力，更勝於以往任何一個朝代。在中共建政的前 30 年間，統購統銷與農業稅兩項措施無疑是與農村集體化的政經大走向相配套。統購統銷的形成，從一開始為保證城市的糧食供應，到後來的工農業產品之間的不平等交換，都強化了國家對農村的掌控能力。而如果從上述吳波對農業稅政策的說明來看，農業稅係作為集體化的工具，因此，是農業稅推動了集體化，因而是增強國家對農村掌控能力的。伴隨著農業集體化的完成，復員軍人大量轉變成為社隊幹部，中共又更加強化了對農村的掌控能力。穸然而隨著經改的實施和農村集體經濟的解體，政治不再掛帥，意識型態消退，社隊幹部轉化成鄉、鎮、村級幹部，加上分稅制以後的地方財政壓力，中共對農村幹部掌控失靈在 1990 年代非常明顯，亂收稅費、欺壓鄉民等各種農村亂象也隨之而來。 1985 年取消統購統銷的同時，中共也解散了人民公社，重新建立鄉、村政府，鄉、鎮、村政權則以政治職能為主，經濟職能居次，黨委為核心，村民自治組織成為中央. 註祂註礿. Charles Tilly, The Contentious French（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1986）, pp. 8~9, 276~278. 類此之論幾已成為定見，早如費孝通、吳唅等，皇權與紳權（上海：進步社， 1948），晚近如于建嶸，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社會政治結構的變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皆持此看法。. 註秅. 何高潮，地主、農民、共產黨─社會博弈論分析（香港：牛津出版社，1997）。. 註穸. 以山東例，1957 年山東省政府即向全省復員軍人開展｢三愛｣、｢五好｣等政治教育活動，並定期舉辦各種評比競賽，以調動幹部的積極性，提昇其對中共中央政策的向心力。1958 年，全省有 20 萬名復員軍人成為農村黨支部、村委會、生產合作社和民兵組織的幹部，占農村復員軍人總數的 60％，其中擔任農業生產合作社正副社長的約有 36,400 人。詳見山東省志．民政庫，http://www.shandong.gov.cn/art/ 2005/12/20/art_6323_152542.html。.

(19) 中國大陸市場、農村和國家的關係：以統購統銷和農業稅的興廢為例. 113. 國家機器的末梢。穻換句話說，國家不再扮演農村經濟上的吸取和調控功能之後，農村幹部的經濟角色也日趨弱化。在集體化農業時期，基層幹部的收入來自於各地方的公社提留，幹部一方面屬於公社內部成員的分工之一，理論上除了所謂的「壞份子」、「四類人」之外，人人皆可參選。農村的公共建設，既靠集體的資金，又靠集體的勞動力自行建造。儘管有貪腐問題，由於幹部也是村民出身，又無其他業外收入的比較和刺激，相對於改革開放之後的情況，無論就數量或規模而言相對較小。就其角色扮演上，社隊幹部不但是下情上達的唯一管道，同時也是上級政策的執行者。在以改變生產關係促使發展生產力為首要政治任務的年代裏，其角色是政治和經濟二方面重疊的。1985 年人民公社解散，統購統銷制度也隨之取消，社隊幹部搖身一變成為村、鎮、鄉級國家幹部。他們的政治社會身分雖然從｢農業剩餘的生產者兼徵集者｣（社隊幹部）轉變成｢國家機器的末梢｣（鄉、鎮、村幹部），但是其收入來源依舊直接來自農民的各種稅費，而非中央或縣級以上政府下發的薪資。上述各種｢便車收費｣的亂象中，如何確保幹部自身收入來源，也成為亂源之一。 1994 年中共實行分稅制改革，中央對省的財政體制，直接決定了各省對下進行財力分配的資金總量。由於受到「財政自利」影響，各級地方政府財政普遍形成財力集中在上，事權承擔在下的情況。在此一壓力之下，基層幹部為了辦理各種上級政府派下的任務，往往超編員額。1979 年至 1998 年，中國大陸黨政幹部由 279 萬增長到 800 萬，如今中國大陸每 40 人要供養 1 個官員。竻而處於底層的鄉鎮財政，極易成為縣級政府轉嫁財政危機的墊被，在缺乏財政自主權的鄉鎮政府在巨大的支出壓力下，不得不在制度外另闢蹊徑謀求資金收入。籵農村各種不合理的稅費徵收，以及農村幹部對農民的危害，自 1990 年代以來，已成為中國大陸農民上訪及抗爭的主要因素，甚至時有傷害人命之事。糽從這些事例來看，1980 至 1990 年代之間，中共中央政府對農村的掌控能力是處於下滑的情況，其中的關鍵在於地方財政情況的惡化，而幹部的收入來源是重要的指標，尤其是 1994 年分稅制實行之後，中央無法有效掌握農村情況的情況因財政制度的變化而更形嚴重。農業稅廢除之後，「便車收費」師出無名，村民與基層幹部之間直接利益衝突的紐帶關係被切割。加上幹部的薪資所得不再直接來自於農民的稅費，而改為由上級政府發放，幹群矛盾的經濟基礎不再，或可能稍稍緩解新的利益衝突的產生。因此，從農村幹部的收入來源來看，村級幹部未來的角色，在農業稅廢除之後，有下列兩種完全相反的力量在作用著：一是由於仰賴上級核發工資，故而縣級以上的政府將更直接強化對村級幹部的掌控，國家的力量再次透過村一級幹部深化到農村；二是由於上級核發的薪資收入不足，故而縣及以下幹部將致力於業外收入，農村的行政運作將更趨鬆. 註穻. 柳金財，「壓力型體制下的鄉村政治關係：控制與反抗─兼論中國大陸農村基層民主化問題」，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4 卷第 2 期（2004 年 7 月），頁 112~113。. 註竻. 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頁 93。. 註籵. 「減免農業稅：鄉鎮財政再變局」，中國新聞週刊（北京），總第 173 期（2004 年 11 月），頁 25~26。. 註糽. 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頁 93。近年來則要加上因都市擴張所造成的農地徵收糾紛。.

(20) 114.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0 卷. 第2期. 民國 96 年 6 月. 散。這兩種力量的消長，取決於幹部薪資的多寡程度。筆者認為，尤其是前一種力量，由於其動力直接根源自制度本身的變革所致，因此將比後一種力量更具強制性，同時也符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所強調的「加強執政能力」的政策思維。耵相反的，儘管後一種力量可能造成村鎮政府行政運作的弱化，但是如果中共對於農村幹部薪資逐年上調的許諾真正達成，那麼此一反向力量將逐步減弱。. 伍、結. 論. 統購統銷和農業稅的興起，係伴隨著中共社會主義經濟的需要所產生，它們一直服務於兩大目的，即徵集農業剩餘和推動所有制變革。但是這兩項政策並非傳統理解下扮演著阻礙市場經濟的發展，統購統銷始終確保了城鄉之間、工農產品之間的交換順暢，而農業稅的歷次變革也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相輔相成。此二項政策的廢止，一方面顯示出農業不再扮演中共工業積累的工具，另一方面也顯示中國大陸市場經濟發展之後，個人消費能力的提高，生產者和消費者直接面對市場，而毋需經由國家中介。在農業稅和統購統銷制度的轉變過程中，不但伴隨人民公社體制的解體而相配套、為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制度解套的基礎，同時也使長期以來農業稅的實物徵收性質與集體徵繳性質（以生產隊為單位）走向貨幣徵收性質與家戶自行承擔性質。肏因此，在家戶單位生產力受自利導向刺激而增加的同時，農村生產關係也改變了。其次，從農民的稅收負擔角度而言，從實物徵收轉變為貨幣徵收，農民的貨幣壓力增加，因而 1980 年代時，除了少數經濟特區旁的農村之外，對於大多數內陸的農村而言，增加農產品商品化程度就成為增加農民貨幣持有量的主要手段。肮因此，中共自經改以來一系列的農業徵集形式變革和農村稅費改革，就長期的趨勢而言，不但是在政策上主動為市場經濟開闢道路，而且隨著市場經濟的日漸開展不斷深化和持續。此外，這次取消農業稅的政策，雖然源自現實上中國大陸農民的經濟困難、負擔沈重，以及統一全國稅制的必要，但就如同統購統銷政策的興起及廢止一般，也再一次體現了中國大陸農業不再是作為工業積累的工具。此外，縣級以下政府經費與幹部工資改以縣政府發放，不足之處由省政府支應的處理方式，從政治資源權力配置的角度來看，縣級以下的幹部此後對於基層政經濟舉措的發言權和決定權，將伴隨著資源和經費仰上級鼻息而有所削弱，顯示了中共的國家權力對農村的掌控，將自 1985 年廢. 註耵. 嚴愛寧、郭繼、方寧，「基層黨組織在加強當的執政能力建中地位和作用的思考」，上海黨史與黨建（上海），第 1 期（2005 年 1 月），頁 35~39；姚源，「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基礎在基層」，北京日報（北京），2004 年 10 月 18 日，第 4 版。. 註肏. 姚中亮，「我國農業稅制度性障礙分析」，頁 164。. 註肮. 但是隨著 1990 年代中共工商業發展持續深化，青壯農民外出打工增加，工資回流佔農村的資幣收入比重逐年升高，2002 年佔了農民增收的一半，成為農民增加貨幣收入的主要手段，頗有迎頭趕上農產品商品化的貨幣增收效率。而農民工的出現，又與工業化發展所造成的勞動力需求有關。詳見呼世忠，「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化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出路」，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北京），第 1 期（2005 年 1 月），頁 43。.

(21) 中國大陸市場、農村和國家的關係：以統購統銷和農業稅的興廢為例. 115. 除統購統銷和人民公社而走向弱化以來，再一次強化對農村經濟活動的掌握，但出發點已不再是中共建政初期為求強力收取農業剩餘而導致的掌控，而是隨著農業經濟佔國民經濟比例的下滑、農村長期以來各種亂象日增，企圖穩定農村社會所致，這是為了達到中共加強自身執政能力的要求。. *. *. *. （收件：95 年 3 月 13 日，複審：95 年 5 月 26 日，三審：95 年 12 月 21 日，修正：95 年 12 月 22 日，接受：96 年 2 月 8 日）.

(22) 116.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0 卷. 第2期. 民國 96 年 6 月. State, Rural Area and Market: from the Rise and the Abolishment of the Unified Purchase and Agricultural Tax in China Wen-lu Hsu Ph. 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ise and the abolishment of the unified purchase and agricultural tax in China.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abolishment of the unified purchase in 1985 and agricultural tax in 2006 forced China to realize not to sacrifice the agriculture and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Meanwhile, the abolishment of cultural tax helped to strength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control rural area since the abolishment of People’s commun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ightens the control to rural area to assume the social stability. Accordingly, state and market in this case reinforce each other. Keywords: unified purchase; agricultural tax; state’s capacity; marketization.

(23) 中國大陸市場、農村和國家的關係：以統購統銷和農業稅的興廢為例. 117. 參考文獻「千年『皇糧國稅』在河南宣告終結─今年起我省農業稅全免」，河南農業（洛陽），第 1 期（2005 年 1 月），頁 3。｢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新華網， http://big5. 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5-01/31/content_2530223.htm。「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中國農業資訊網， http://www.agri.gov.cn/zcfg/t20030624_94265.htm。｢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國網， http://www.china.com.cn/ chinese/zhuanti/jd/493900.htm。「專家談農業稅全免：讓農民休養生息的好政策」，重慶政府工作資訊網，http://www. cq.gov.cn/jjsh/jjfz/ncjj/2004122411000.HTM。「減免農業稅：鄉鎮財政再變局」，中國新聞週刊（北京），總第 173 期（2004 年 11 月），頁 25~26。「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28/ content_2388635.htm。凡人，「我國農業機械化發展大事年表」（續二），山西農機（太原），第 1 期（1998 年 1 月），頁 37~38。于建嶸，「中國農村的政治危機：表現、根源和對策」，燕南學報，http://www.yannan. cn/data/detail.php?id=807。于建嶸，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社會政治結構的變遷（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1）。山東省志．民政庫，http://www.shandong.gov.cn/art/2005/12/20/art_6323_152542.html。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繹局編，列寧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斯大林（史達林）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斯大林（史達林）選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http://www.mof.gov.cn/news/uploadfile/gexiang019.xls。文崇一，歷史社會學（台北：三民，1995）。方言，「中國農村家電市場的分析與展望」，新華日報（北京），2003 年 4 月 23 日，第 5 版。王紹光、胡鞍鋼，中國國家能力報告（II）（瀋陽：遼寧出版社，1993）。王瑞豐，「關於『後農業稅時代』農村問題的思考」，安徽農業科學（合肥），第 9 期（2005 年 9 月），頁 1753~1755。北京社科規劃網，http://www.bjpopss.gov.cn/bjpopss/xzlt/xzlt20040518a.htm。何高潮，地主、農民、共產黨─社會博弈論分析（香港：牛津出版社，1997）。吳波，「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草案）的說明」，法律圖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