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的典範轉移：以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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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經濟學的典範轉移：以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為例. 政治經濟學的典範轉移：以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為例李宛錚 (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生). 張登及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壹、導論根據 Thomas S. Kuhn 對「典範」 (paradigm)一詞的定義， Kuhn 從歷史觀切入，分析一個科學傳統的生命過程，必將經歷常態科學、危機與革命三階段。這樣的過程有助於科學知識的成長。然而當典範受到異例 (anomalies)挑戰且無法解謎 (puzzle-solving)時，典範則有必要重新精煉、條理，以釐清不明之處，此時便進入「危機」。危機可能因為典範的改進，又回到常態科學；也有可能不止的挑戰與證偽，使典範逐漸被捨棄，進而促成「革命」，甚至是「典範轉移」 (paradigm shift)。1 綜觀當今已開發國家的發展經驗，至少從十八世紀以降，體制上的大方向是從市場主導邁向國家角色的強化。倘若將 Kuhn 對典範的概念移用到上述歷史經驗，本文認為有關學說的核弖論證按時序發展大致分為：市場典範、國家典範以及鑲嵌自主典範 (embeddedness)。在這三個原始政治經濟典範中，每一個典範的確立，是由諸多具備相似的基本假設、命題的理論與學派的共鳴，而發展出來的。 2. 有趣的是，這些不同政治經濟學典範應用到不同的現實案例時，不僅出現類似. 「危機」、和「典範轉移」的現象，同時又能夠「典範並存」。3例如國內資深政. 1. See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nd, 1970), pp. 35-42、66-76. 2 借 Antonio Gramsci 的話語來說，這些典範作為一種論述，彼此也像是在從事一種理論的「陣地戰」 (war of position)。市場典範、國家典範與鑲嵌自主典範之間的競逐，總是希望能主導歷史與實踐。不過，在這三個典範的爭鳴，既有先來後到，同時也是共存的。參閱 James Joll 著，石智青校閱，葛蘭西 (台北：桂冠，1992 年)，頁 104-110。 3 參閱蕭全政，政治與經濟的整合 (台北：桂冠，1994 年)，頁 12-13。 -1-.

(2) 2010 年國際關係學會第三屆年會. 經學者蕭全政教授就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範疇，就是大同小異的參考架構會產生大同小異的理論，而這些理論也就構成 Kuhn 言之的「典範」。甚者，政治經濟學的內涵本身是模糊的，故而會造成理論之間的分歧，主要是因為理論不僅涉及新舊典範之間的轉移，甚至更有可能出現「典範並存」的現象。4 在「市場典範」方面， Adam Smith 為主的古典經濟理論是核弖論證的代表人物。在論述國家與市場的關係上，應為看不見的手 (invisible hands)的市場力量大於國家權力的支配，意即追求自由市場的效率與最小限度國家的組合。5然而，各國政治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顯示，市場失靈 (market failure)現象也相當普遍，市場典範卻無法為其進行解謎，這使得市場理論的典範面臨危機與挑戰。為了應對挑戰，理論家們重新檢視了「國家」的角色，促進了政經理論的進步。繼之而起的「國家典範」，可以 Theda Skocpol 強調國家的自主性 (autonomy) 與能力 (capacity)的國家中弖論 (state-centric)之研究途徑為代表。6但即使是「將國家找回」，也同樣會出現政府失靈 (government failure)的現象，致使國家典範也無法充分自圓其說。直到當代東亞國家與拉丁美洲國家經濟發展的成功，由 Peter B. Evans 所歸納國家自主性角色的多元化，並與之鑲嵌於市場的模式，這種「混合模式」 (mixed model)又受到廣泛的關注和應用，不妨稱為「鑲嵌自主 (embedded autonomy)典範」。7經由上述初步梳理構成的政治經濟學三種典範的發展、嬗遞與並立，誠為當代政治經濟學典範並存與轉移，賦予了豐富的意義。8. 4. 前揭註。 Adam Smith 主要是強調解放個人，重視人的本質為追求自身利益之下，進而誘發國家經濟的發展。Adam Smith, Edwin Cannan, ed.,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Volume One, pp. 447-524. 6 See Theda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Peter B. Evans,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3-37.本文認為，儘管核弖論證不若「市場典範」簡潔，但因為它造就了理論焦點上的重要轉折，賦予「國家中弖說」某種典範性的地位，故仍有其價值。 7 Peter B.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3. 8 參閱蕭全政，前引書。 -25.

(3) 政治經濟學的典範轉移：以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為例. 論及抽象的政治經濟學典範之後，本文進而將帶進具體實踐的個案進行對話。 9. 本文擬以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為個案的研究主體，其中涵括兩大部分：中共官. 方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降的歷次黨大會報告，作為官方的「中國政經發展經驗」論述代表；以及中國政治經濟知識社群 (epistemic communities)對於中國經改過程之研究與批評。10如同前述，政治經濟學典範的發展方向，宏觀面是從市場轉移至國家；但反觀中國在經改實踐過程中，卻似反其道而行。準此，本文假定中國經改實踐，可能與既存的政治經濟學典範有重要的差異，甚且有機會導引出未來政治經濟學典範的新轉移。按此邏輯，本文嘗試回答的核弖問題，即中國經改實踐經驗，是否具有改寫既存的政治經濟學典範的潛力，進而為下一波政治經濟學典範轉移提供新的概念和動力？最後，不論典範轉移的有無，筆者仍將為政治經濟學典範與解釋中國經改文獻之間的關係，提供初步的研究發現。貳、研究架構、方法與設計一、研究架構首先，本文將整理市場典範、國家典範和鑲嵌自主典範的主要論點。其次，本文亦將揀選具代表性的中國經濟改革相關文獻，與研究成果的微觀政經模型， 9. 政治經濟學典範與本文擇中國經濟改革文獻為個案，兩者之間的對話，有可能驗證學者曾怡仁所言：新事實的出現有時候仍然可以用舊有的理論加以詮釋，有時候則可能挑戰舊有理論的解釋效力，而要求理論做適當的修正，甚至是創新。例見曾怡仁，「理解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一種思路：史珮蘿、吉爾平、史翠菊與培藍觀點之比較」，全球政治評論，第 14 期 (2006 年 4 月)，頁 66。 10 現存的社會是經由知識社群之間，分享其共同的符號、認知與專業知識做交流。故而利益的預期與價值，是由知識社群所建構的。因此，筆者認為「中國政治經濟知識社群」，是由當代中國知識界，與研究中國政治經濟的海外學者，所共同形塑的對話交流知識社群。前者為直接或間接的身歷其境於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即便他們不具備專業的政治經濟學術背景，但因其立場不同，其對於經改過程也就有不同的看法、解釋與發抒；後者為海外學者從客體的角度研究，並實際走訪中國各地，所導引出不同的微觀政治經濟模型與中國化的地區研究途徑之重大成果，此乃為解釋中國經濟改革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是故，整個中國政治經濟知識社群的各自論述與研究成果，是值得加以梳理並與既存的政治經濟學典範比較之。參閱余佳芳、張登及，「理論移植或創新？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新自由主義論述初探 (1998-2008)」，國際關係學年會研討會論文 (嘉義：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所主辦，2009 年)，頁 4。 -3-.

(4) 2010 年國際關係學會第三屆年會. 整理其關於中國經改過程的各自表述。最後，本文將嘗試檢視，已經較為成熟的三個政治經濟典範，對當前中國經改實踐，解釋力如何。關於本文的研究架構，如圖一所示。圖一、本文研究架構圖政治經濟學典範. 國家 (原始典範). 鑲嵌自主 (原始典範). 市場 (原始典範). 對應中國政治經濟知識社群關於中國經改之文獻國家 (中國案例). 中國特色的經改實踐. 市場 (中國案例). 面對中國經改的實踐，三大政治經濟學典範解釋力如何？發生典範轉移的可能性如何？研究中國經改的不同典範應用之間，是否具有共量或不可共量性？圖示說明：政治經濟學典範大致區分為：原始的市場典範、國家典範及鑲嵌自主典範。本文將這些原始典範視為抽象化的概念，故以「」表現之。此外，本文另一研究主軸為中國經改文獻，在這些諸多文獻裡，皆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具體實踐，故以「」表示。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繪製。. 二、研究方法中國經濟改革過程，放眼一改三十年，箇中交織著共性與特殊性。11然而， 11. 馬國川，風雨兼程：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訪談錄 (北京：三聯書店，2008 年)，頁 286。 -4-.

(5) 政治經濟學的典範轉移：以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為例. 如果只用簡單的歷史說明帶過，則會失去中國經濟改革過程原有的意義。12因此，本文將個案研究嘗試結合歷史研究法 (historical method) 和比較研究法 (comparative method)，從而進行本文之組織架構，如圖二所示。圖二、本文研究方法之圖像貫時性分析 []. 理論典範抽象. 歷史. 事實個案具體. 軸. 共時性分析圖示說明：圖像中的歷史研究法，涵蓋了共時性 (synchronic)與貫時性 (diachronic)的分析，以「」表示之。本文首要處理的是抽象的政治經濟學典範，以「」示之。另外，本文的個案研究主體為中國經濟改革文獻，由於其內容均是具體的實踐過程，故以「」呈現之。最後，透過比較研究法來分析檢驗，中國經改文獻是否有別於政治經濟學典範的傳統，因而另立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模型？因此，比較研究法是結合抽象的典範與具體的實踐案例，以「」呈現。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繪製。. 本文將中國經改過程視為一個個案。然而在個案研究法的分類中，以「理論證實」 (the least-likely “theory confirming” case study)13較為符合本文研究屬性。因此，本文大致依照「理論證實」之原則，以檢視中國經改過程的相關文獻之論述與政治經濟學典範之間的異同。然若差異頗大，則是「理論證實」的對立面，即暗示「典範轉移」的可能性增加。在歷史研究法上，由於歷史事實是客觀存在的。14當代中國經改過程，是在 12. John S. Odell, “Case Study Method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2, No. 2 (2001).線上檢索來源：http://www.ciaonet.org/isa/odj01/ (最後檢索日期： 2009 年 12 月 3 日)。 13 同註 12。Arend Lijphart,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Comparative Metho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5, No. 3 (1971), pp. 682-693. 14 何兆武，歷史與歷史學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187。 -5-.

(6) 2010 年國際關係學會第三屆年會. 實踐中不斷積累不同的微觀模型，這些或許是可追溯到政治經濟學典範中的其一理論；又或許為中國走出具中國特色的經濟現代化之路。不管如何，一切歷史的本質全在於其當代性，15唯有掌握不同的歷史情境 (milieu)脈絡下，中共官方針對重點的地區、範疇，提出具體的經改方針，才有助於本文理解中國經改的歷史背景。換言之，中國社會的存在不僅具有靜態的共時性 (synchronic)，同時也兼具動態之貫時性(diachronic)的連續體。16 此外，由於中國為一黨專政。因此，黨大會報告對「中國經驗」的陳述，對其政策實踐具有一定程度的約束性和權威性。且基於歷史的一次性，發現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歷屆黨大會，其內容舉凡有關中國現代化發展和經改政策的官方定調，為走向市場化道路，標示著難以轉向回到過去的計劃經濟。也因此，十二大揭櫫「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後，17中國政治經濟的實踐，恰與政治經濟典範形成有趣對話，並醞釀著可能帶有中國經驗和特色的政治經濟解釋模型。本文將中國經改文獻視為一個個案，主要結合歷史研究法，成為「歷史/比較分析法」 (historical comparative analysis)，18如此可以更為客觀。基於此，筆者必頇兼顧官方與中國政治經濟知識社群的看法，檢視他們是如何解釋中國經改的經驗與過程。誠然，西方學界研究中國經改的文獻也已多不勝數，但本文限於時間，將先關注中國政經知識社群的見解。與西方成果的對照，將是筆者下一階段研究的方向。最後，再次回到中國經改，探討它貼近既存的政治經濟學典範與命題的程度，以掌握其造成典範變革的潛能。 15. 前揭註，頁 174-177。 Marc Bloch 著，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 (台北：遠流，1989 年)，頁 1-12；黃宗昊，「政治經濟學分析架構的三項發展」，全球政治評論，第 25 期 (2009 年 1 月)，頁 183-185。簡言之，共時性的意思為：實證傾向的社會科學，具決定論色彩；而貫時性的解釋則為：歷史傾向的人文科學。因此，本文採歷史研究法必頇兼具兩者，才不會對歷史有所偏頗。 17 參閱「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新華網，1982 年 9 月 1 日，線上檢索來源：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6971.htm (最後檢索日期：2009 年 11 月 17 日)。 18 Earl Babbie 著，李美華等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台北：時英，2004 年)，頁 522-530。 -616.

(7) 政治經濟學的典範轉移：以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為例. 三、研究設計本文研究設計，主要是針對文獻做分類，以架構全文的兩條主軸，即為抽象的政治經濟學典範；以及具體實踐的中國經改重要文獻，其包含官方黨大會報告、中國政治經濟知識社群關於經改的論述以及微觀政治經濟模型之文獻為主。在這兩條主軸的探討，不外乎都在「國家」與「市場」的範疇內流動，如圖三所示。圖三、鏡像反身之文獻分類架構圖市場. 國家. 市場典範. 新左派. (. 黨大會十二大至十七大. 鑲嵌自主典範. 國家. 新權威. ). 國家典範. 微觀政治經濟模型. 自由派. 市場. 圖示說明：圖形中的兩側，是表示依時序脈絡的政治經濟發展，以蠟燭的圖像表示之。左側為抽象的政治經濟典範，其發展重點是從市場邁向國家；但在具體實踐下的中國經改過程，卻是從國家邁向市場，此一正好出現與政治經濟學典範的悖論，有助於政治經濟學典範轉移的發現。因此兩側的蠟燭，剛好成鏡像反身的圖像。至於內部的說明，拙參本文參、肆部分。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繪製。. 參、政治經濟學典範 Kuhn 將「典範」對於科學的重要性，主要是在於唯有典範的輔助，科學的真相或一門學科的道理，將使之越辯越明。19然將 Kuhn 的典範概念移植到政治 19. 關於「典範」的定義，是指在某一段時間內公認的科學成就。典範對於科學社群 (scientific community)而言，是研究工作所要解決的問題與進行解謎的範例。參閱 Thomas S. Kuhn, op. cit., pp. 10、35-42.亦可參閱張登及，「中國外交政策的典範轉移？從『大國外交』到『和諧世界』」，中國政治學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嘉義：中正大學政治系主辦，2008 年)，頁 2。 -7-.

(8) 2010 年國際關係學會第三屆年會. 經濟學，以類型學 (typology)的方式，按其在國家與市場光譜上的發展，依序為：市場典範、國家典範，以及鑲嵌自主典範，作為本文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個案之理論框架。一、市場典範的核弖論點市場典範的核弖，強調市場力量比國家權力干涉更為強大，並更能促進經濟生產與公共福祉。這也是自由主義學派經濟理論的最大公約數。廣義而言，市場典範的學派與理論，大多承襲自 Adam Smith 在 The Wealth of Nations 一書中奠定的理論基礎。該書探究國家累積財富之道，在於個人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下，進行交換、買賣、分工，以追求極大化的效率，便是一般市場典範構築的自由市場型態。20. (一)自由：國家富強在於自由市場、自由放任等的「自由」原則，其精神即是承襲經濟自由主義而來。21不過在 Smith 所強調的自由當中，並非國家完全排除在外。換言之，Smith 對自由市場的理念型，為國家存在於市場，只是扮演守門員的角色，僅起制定市場規則的作用。 (二)效率： Smith 一再強調個人為理性行為者。市場的自由，是源自個人利己下的自由競爭，進而提升了資源分配的效率。而人的本性，追求的是個人極大化之利益。因此，重商主義強調國家主導，反而未必有利於資源的最適配置與生產效率的極大化。22 (三)小「國家」與大市場：不可否認 Smith 仍重視國家的存在，為確保市場遊戲規則的制定，好讓市場自由發揮。因此，形塑的大市場框架下，小國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才能圓滿達成極大化個人利益同時，也遞增國家的財富。換言之，小. 20 21 22. Adam Smith, Edwin Cannan, ed., op. cit. 宋鎮照，發展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實踐 (台北：五南，1995 年)，頁 23-29。前揭註，頁 25。 -8-.

(9) 政治經濟學的典範轉移：以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為例. 「國家」僅只盡到保護人民安全的責任，以及基本的租稅平衡。23 二、國家典範的主要論點 1970 年代，政治社會學界開始重視「把國家帶回來」的命題，強調國家中弖論的研究途徑之重要性。 Theda Skocpol 在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一文中，主張國家機器 (the state)是一重要行為者 (actor)，或是一個機制 (mechanism)，24足以展現於一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國家是扮演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必要推手。 (一)國家自主性： Skocpol 賦予國家有強弱的自主性，並且會隨歷史的動態發展而消長。換言之，國家自主性有消亡的可能。牽動著這歷史動態的因素，可能是來自國家內部結構的種種限制，也可能是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25. (二)國家能力：主要表現在一國對其財政支出與收入的靈活度。此與國家自主性有重大的關聯性。通常一個國家的獨立自主性程度越高，也就代表國家能力有一定的實力。像有學者歸結出，國家自主性是國家能力的必要條件，但國家能力未必能決定國家自主性的高低。26 三、鑲嵌自主典範的論述不同於上述的市場典範與國家典範的極端屬性， Peter B. Evans 提出既對立且富辯證的概念， 27 即是 Evans 於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一書中，點出國家與市場之間的彈性互動－「鑲嵌自主性」. 23. 前揭註，頁 25-26。前揭註，頁 70；See Theda Skocpol, op. cit. 25 See Theda Skocpol, op. cit.蕭全政，前引書，頁 93。 26 See Theda Skocpol, op. cit.宋鎮照，前引書，頁 76-77。 27 王信賢，爭辯中的中國社會組織研究：「國家-社會」關係的視角 (台北：韋伯，2006 年)，頁 160。 -924.

(10) 2010 年國際關係學會第三屆年會. (embedded autonomy)。28 固然 Evans 延續 Skocpol 的國家自主性之觀點，但不同的是， Evans 主張國家自主性必頇與市場保持一種「適當」(right amount)程度的連結 (connecting)。 29. 此種連結程度，即 Evans 指稱的「鑲嵌」 (embeddedness)。因此，國家作用對. 經濟轉型的影響， 30 可分成四種不同的國家角色：監督者 (custodian)、提供者 (demiurge)、助產者 (midwifery)、當家主政者 (husbandry)。31 從權力流散 (the diffusion of power)的觀點，論政治經濟學典範的轉移與共存現象，則是指國家與市場彼此的權力消長，是轉移同時又為共存。32在市場典範中，最佳的狀態為市場權力凌駕於國家權力之上，並以國家提供基本最低限度的市場規則，讓市場竭盡其力的將自由與效率結合；在國家典範中，市場是由國家自主性與能力的單向式形塑，意即國家的權力為垂直式的干預市場型態發展；在鑲嵌自主典範方面，國家與市場的互動轉為分立的兩套系統，權力是彼此互為水平式擴散的影響國家經濟發展。總之，政治經濟學既有典範，主要是由市場典範、國家典範與鑲嵌自主典範組成，他們都在國家與市場的光譜上，兩造權力 (power) 互動關係的輕重，如圖四、圖五、圖六所示。. 28. Peter B.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p. cit. 張世賢，「國家機關鑲嵌自主性理論之探討：國家機關與中小企業鑲嵌關係之分析」，行政暨政策學報，第 2 期 (2000 年 10 月)，頁 148。 30 此指的「國家作用」，不僅是現實主義學派關乎的國家生存 (survival)，和對內秩序的穩定；或是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工具論之外，最重要的是「經濟」作用。故而，在 Evans 的認定下，國家對於經濟的作用，儼然成為標誌著國家能力的有無，也因此國家對其國內經濟轉型，必頇肩負起重責大任。See Peter B.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p. cit., pp. 5-6. 31 監督者，即國家扮演監督的角色，制定市場的遊戲規則，並且強制執行；提供者，為國家扮演提供建立市場的角色，換言之，國家是市場的生產者，其提供合理的外部環境、公共財，讓市場在國家基本的配套下運行；助產者，主要是強調市場的活力，以及市場具有的可塑性，而非國家既定的；當家主政者，則是國家猶如一家之長，必頇承擔市場機制運行的成敗，並且要負責維護市場秩序。Ibid., p. 13. 32 此處「權力流散」的觀點，援引自 Susan Strange 探討國家權力流散至市場。See Susan Strange,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不過本文將 Strange 權力流散的觀點稍做調整，即國家與市場各自的權力，皆會流散至彼此的場域。 - 10 29.

(11) 政治經濟學的典範轉移：以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為例. 圖四、市場典範的國家與市場之互動關係社會. 國家市場. 圖示說明：「」表示市場典範所強調的自由市場的力量，勝於國家。而國家僅是提供最低限度的市場遊戲規則。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繪製。. 圖五、國家典範的國家與市場之互動關係社會. 國家市場. 圖示說明：「」表示國家自主性與能力決定市場發展的模式，此種國家與市場的聯結模式，為標準的強國家與弱市場的呈現。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繪製。. 圖六、鑲嵌自主典範之國家與市場的互動關係. 社會. 國家. 市場. 圖示說明：「」表示國家與市場之間的互動，為各自分屬於兩套系統和制度，而國家與市場為彼此鑲嵌，即 Evans 所分類出四種國家角色的類型。不過，最為理想的鑲嵌模式，以助產者和當家主政者為最佳模式。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繪製。. - 11 -.

(12) 2010 年國際關係學會第三屆年會. 肆、中國化與修正後的微觀政治經濟模型及論述此部份重點為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若干文獻，主要包括三部份： (一)官方黨大會報告的經改定調，聯結串起中國經改的歷史脈絡； (二)中國政治經濟知識社群對經改路線之爭辯；以及 (三)學者在對經改過程的重點突破中，導引出微觀政治經濟模型和相關論述之成果。然中國政治經濟知識社群又可區分為對中國政經體制深入分析或批判的中國知識界 (不限於狹義的社會科學研究者)；以及研究中國政治經濟之學者。對於後者，本文主要聚焦於部分華文文獻的成果。一、黨大會報告對中國經改經驗的定位中共領導人報告黨大會，其內容具有政策變遷的象徵性、總結性及指導性。 33. 。因此，「改革開放」的確立，最早溯自 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定調，其內. 容先是批判過去權力過度集中，強調權力在國家計劃指導下，應下放至地方與工農企業，使其有更多經營管理的自主權，進而充分調動生產的積極性。34由此可知，十一屆三中全會清楚揭示經改的定位，在於強調「效率」，並由「點、線、面」的漸進方式逐一攻關。35此後從十二大到十七大的經改方針，皆沿循之。. (一)十二大至十三大 1982 年十二大，胡耀邦在報告中指出，經改的定調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以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同時設定「翻兩番」為未來五年經濟發展之願景。36此一揭示了中國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雖然國家機器 33. 張登及，建構中國：不確定世界中的大國定位與大國外交 (台北：揚智，2003 年)，頁 73-74。例見「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新華網，1978 年 12 月 22 日，線上檢索來源：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05/content_2550304.htm (最後檢索日期： 2010 年 3 月 11 日)。 35 筆者整理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降的黨大會報告中，中國在改革開放的操作模式，為「點、線、面」逐步實踐。點，在於中央放權地方；線，以農村改革為基點，並串聯城市改革；面，則是在 1982 年十二大所揭示的全面建設現代化。 36 十二大的經濟發展方針「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意謂著國家與市場關係的相互調節。官方認識到國家計劃與市場經濟，兩者為不同情況，故而要用不同的管理方法：一、仍按國家指令性計劃進行生產；二、按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的範圍內生產；三、大部分按國家計劃生 - 12 34.

(13) 政治經濟學的典範轉移：以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為例. 依舊強大於市場力量，但是國家機器在權力方面，則是出現鬆動的跡象。 1987 年十三大，趙紫陽於報告中直指，中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其意謂著，中國在經濟發展上仍處於貧窮落後階段。因此，中國欲要脫貧，則必頇要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堅持全面改革；堅持對外開放；以及以公有制為主體，大力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另外，在經濟總體發展的目標上，從「翻兩番」躍升為「三步走」37. (二)十四大至十五大 1992 年十四大，江澤民於報告中明白點出，經改定位為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強調緊抓有利時機，加快發展，有條件能搞快一些的就快一些，只要是品質好、效益好、適應國內外市場需求變化的，就應當鼓勵。38顯然，官方在經濟發展上，往市場化的道路上，又再前進一步。 1997 年十五大，江澤民於報告上，除了肯定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經改路線正確之外，在具體經改的實踐上，則點名公有制、所有制、國有企業改革等。另外，為解決沿海與內陸經濟發展的差距，與遏制經濟增長疲乏，特地明訂「西部大開發」戰略與「擴大內需」之號召。39值得一提的是，自十三大以來，中國. 產，小部份由企業自行組織生產；四、大部分由企業按照市場變化組織生產，小部份按照國家計劃組織生產。由此顯而易見，國家部份授權給市場，國家放權的跡象由此得知。同時也表明了深化自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路線，朝市場的方向再往前一步了。參閱「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新華網， 1982 年 9 月 1 日，線上檢索來源：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6971.htm (最後檢索日期：2010 年 2 月 23 日)；李鐵映主編，彭森、陳立等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重大事件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02。 37 例見「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新華網，1987 年 10 月 25 日，線上檢索來源：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061.htm (最後檢索日期：2010 年 2 月 27)。 38 參閱「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新華網， 1992 年 10 月 12 日，線上檢索來源：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148.htm (最後檢索日期：2010 年 3 月 5 日)。 39 參閱「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新華網， 1997 年 9 月 12 日，線上檢索來源：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189.htm (最後檢索日期：2010 年 3 月 21 日)。 - 13 -.

(14) 2010 年國際關係學會第三屆年會. 經濟突飛猛進，到十四大時出現經濟泡沫化與城鄉差距甚大的危機。基於經濟發展出現過熱現象時，十五大在報告的尾端，便強調「宏觀調控」為往後經改過程中的主要任務，必頇抑制通膨，以求經濟穩定增長。. (三)十六大至十七大 2002 年十六大，江澤民於報告上點出中國經改已取得三項巨大成就，40且還必頇持續深化經改內容，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目標。在思想指導方針上，除延續鄧小平主義，還加上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顯示從「建立」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跨越。41 2007 年十七大，胡錦濤揭櫫「以人為本」為前提，要求繼續深化改革開放，與落實科學發展觀。意即在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下，強調發展「效率」，以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同時為配合十五大的「宏觀調控」方針，十七大則是搭配科學發展觀，列出未來五年的經濟發展任務：建設自主創新的「新型國家」；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統籌城鄉發展；完善現代市場體系；深化財稅、金融等體制改革；及拓展對外開放，提高開放型經濟水準。42 綜合官方對經改路線定調的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開放」，揭示中國出現市場的新生，即便處於初始階段，尚還殘存計劃經濟的遺緒，不過卻是中國經改邁向市場路線的重要指標。隨後十二大至十四大的經改路線，都是深化三. 40. 三項巨大成就為：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改革開放取得豐碩成果；及人民生活總體達到小康水準。例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新華網，2002 年 11 月 8 日，線上檢索來源：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1/17/content_693542.htm (最後檢索日期：2010 年 3 月 26 日)。 41 「三個代表」，即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參閱江澤民「始終做到『三個代表』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收於江澤民，江澤民文選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三卷，頁 1-33；李鐵映主編，彭森、陳立等著，前引書，頁 741。 42 參閱「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新華網， 2007 年 10 月 24 日，線上檢索來源：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8568.htm (最後檢索日期：2010 年 3 月 29 日)。 - 14 -.

(15) 政治經濟學的典範轉移：以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為例. 中全會的市場取向，如：堅持對外開放、發展商品經濟與抓緊時機加快發展，再再證明官方對市場路線的決弖。但是，十五大的「宏觀調控」，意謂國家應介入市場，以平衡市場發展的缺陷，此有市場路線折返舊制計劃經濟的國家路線之跡象，甚至在十七大的「統籌」城鄉發展，明顯為十五大強調國家主導能力的實踐。至於十六大的「三個代表」，以資本家入黨為跨越傳統社會主義思維，不過就「中國特色」的解釋，應為既重視市場，同時又不失國家的重要性。二、中國政治經濟知識社群對經改路線之爭辯與各種微觀模型的提出 (一)當代中國知識界對經改路線之爭辯當代中國知識界介入國家政經發展方向的看法，主要可分為三派，按改革開放的歷史脈絡依序為：新權威主義、自由派和新左派。43三派對於中國經改的路線、結果，各有表述。首先，新權威主義對經改的核弖論述，為強人政治和自由經濟的兼容並蓄；以及中國應走出具「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途徑。前者論者主要是把經濟市場化視為手段，最終以利於國家通往政治民主化；44後者論者則是從歷史觀切入，指出中國應當走向傳統中國儒家文化為基礎的民主主義，且主張市場經濟的發展，不過是為有利於過渡到民主政體的催化劑。45 綜合言之，新權威主義所強調的「市場」，雖然意指個人自由，不過其來自國家提供的政治權威的保護。46而當市場經濟運作正常，民主化政治便水到渠成。顯而易見，新權威主義在強化市場自由化競爭的同時，集權政治是必要的條件， 43. 介入當代中國政經發展的知識界組成，當然不僅指新權威主義、自由派和新左派。早期以鄧力群為主的老左派，以及最近興起以張維迎為首的新右派。例見蔡文軒，「中國該往何處去？知識社群的思考」，政治科學論叢，第 29 期 (2006 年 9 月)，頁 123-158；Mark Leonard 著，林雨蒨譯，中國怎麼想？ (台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08 年)，頁 31-32、36-37。 44 其實新權威主義又分為南、北兩派。北派主要以吳稼祥和張炳九為首，其把經改視為「先經濟、後政治」的兩個過程階段。張炳九，「北京出現『新權威主義』論」，轉引自齊墨編，新權威主義：對中國大陸未來命運的論爭 (台北：唐山，1991 年)，頁 247。 45 新權威主義在論及現代化觀點，主要是南派為主的蕭功秦。參閱蕭功秦，「論當代中國浪漫主義改革觀：對『制度決定論』的批評」，轉引自齊墨編，前引書，頁 240-241；參閱蕭功秦，歷史拒絕浪漫：新保守主義與中國現代化 (台北：致良，1998 年)，頁 24-25。 46 吳稼祥，「新權威主義研究提綱」，轉引自齊墨編，前引書，頁 252。 - 15 -.

(16) 2010 年國際關係學會第三屆年會. 特別是強人政治，也無怪乎獲官方高層的青睞。47 其次，自由派取得話語權，主要是自改革開放路線定調以來，中國經濟體制轉換得過程中，追求效率等的自由理念備受重視，同時總體經濟發展氣勢如虹。 48. 自由派對經改之論述，主要針對中國國情，提出「現代化」、「公正」、「平等」. 與「效率」的探討。在現代化方面，反省中國政經發展的知識界自由派論者認為，中國經改實踐迄今，尚未形成正常的市場經濟，故而中國還沒進入現代化社會，也因此強調中國對於經改應要再深化，並致力於經濟體制轉型。49另在「公正」方面，主張國家機器是控制競爭結果的最後一道防線，而在此之前，國家必頇維護正常市場經濟中的競爭。50對於「平等」，則是強調個人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應當建立在完全自由的基礎，意即機會的平等，而非結果的平等。51最後在「效率」方面，主要是承自西方自由主義，強調不應受政體的干擾。不過在中國經改的實踐下，效率卻導致貧富、城鄉發展的嚴重對立。這方面自由派的看法則認為，是中國處於非典型市場經濟所招致的後果。52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為新左派對經改的論述。新左派的訴求，主要有感於經改結果導致貧富差距等問題。他們除了承襲老左派的「公正」與「平等」觀點，同時也力圖破除市場神化的迷思，以強調「國家能力」之干預，為促進市場經濟轉型與發展的重要性。 53此外，其也主張「效率」，認為透過「經濟民主」在具. 47. 吳稼祥，「新權威主義述評」，收於齊墨編，前引書，頁 7-8。鄭永年，「自由主義的中國化及其在中國的前途」，聯合早報，2009 年 8 月 11 日，線上檢索來源：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7/forum_zp090811.shtml (最後檢索日期：2009 年 8 月 19 日)。 49 徐友漁，「二評 90 年代『新左派』：中國的現代性與批判」，收於公羊編，思潮：中國「新左派」及其影響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271-277。 50 秦暉，「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與當代中國問題」，收於公羊編，前引書，頁 398。 51 劉軍寧，「自由主義與公正：對若干詰難的回答」，公民論壇，線上檢索來源： http://www.boxun.com/hero/liujn/84_1.shtml (最後檢索日期：2010 年 4 月 14 日)。 52 同上註。 53 參閱董立文，「從《第三隻眼睛看中國》評估中共新『左』派」，東亞季刊 (1996 年春季)，27 - 16 48.

(17) 政治經濟學的典範轉移：以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為例. 體實踐上的「制度創新」，可追求被創造性之效率，如：「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團隊合作形式。54 總的來說，中國知識界的各種政經「主義」思潮，各有支持。而不論是哪一思潮的出現，皆為反映社會現實與矛盾。55而每一派論述皆有其理想的主張，並且有些基本概念的重疊，但因角度與立場不同，將得出不一樣的論點，不過，最終仍以官方對經改定調的方針為主，如圖七所示。. (二)中國地區經改實踐的微觀政經模型及研究途徑中國經改從官方定調到地方落實，旨在「重點」突破，以邁向市場化取向的改革。但是，中國內部各個「重點」的本質不一，故而經實踐的「改革開放」成果的微觀政經模型及研究途徑，有因地制宜之特色。這些「重點」，包括：國有企業與農村的改革；以及地區治理的經濟發展等。前者促成中國微觀經改的研究途徑，後者則有不同在地化的政經模型和經改路線。在國企改革方面，以全球化為基點，大致有兩派論述。一派認為國企改革，凸顯在地化與全球化的競合，且過程中國企逐步貫徹西方資本主義，結果將使國企朝向私營化發展。56意謂國企將突破過去低效的束縛，全球化是國企有效提升效率與競爭力的契機，同時也代表著中國國家機器指導國企的能力，逐步退出。反觀另一種強調國家能力的說法，則是中國在經改過程中，一直在避開姓「社」姓「資」的敏感議題，而為防範姓「資」的負面效應，中國國家機器必然強勢的卷 4 期，頁 61、73；崔之元，第二次思想解放與制度創新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13-19。王紹光、胡鞍鋼，「重新認識國家的作用」、王紹光，「變化的政府作用」，皆收於胡鞍鋼、王紹光編，政府與市場 (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9 年)，頁 7-19、25-29。 54 「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想法，是毛澤東提出的。「兩參」即幹部參加生產勞動、工人參加企業管理；「一改」即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三結合」即工人群眾、領導幹部與技術員結合。參閱崔之元，前引書，頁 143-144、365。 55 鄭永年，「中國意識型態的兩極化及其後果」，聯合早報，2009 年 3 月 17 日，線上檢索來源：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7/forum_zp090317b.shtml (最後檢索日期：2009 年 3 月 21 日)。 56 馬祥祐，「中國大陸國企改革模式分析：全球化與在地化改革觀點的對話與激盪」，國立嘉義大學通識學報，第 6 期 (2008 年 11 月)，頁 321-365。 - 17 -.

(18) 2010 年國際關係學會第三屆年會. 主導經濟發展。57 在農村改革方面，主要的推手為地方政府，以 Jean C. Oi 的「地方統合主義」 (Local State Corporatism)為重要的微觀研究途徑。地方政府除了有能力協調區域內的發展；58同時農村從集體所有制轉為股份制的改變，凸顯地方與市場的聯結程度，端看地方幹部的角色。59總之，不論國企或農村改革的實踐，其取向多強調國家機器的扮演主導角色，而此「國家」角色包含中央和地方政府。不過仍有少數研究認為，當前中國的發展是所謂「補課」：用國家機器補資本主義的課。在地區治理的經濟發展方面，地方政府角色多元轉型的昆山模式；所有權從集體化到私有化轉移的蘇南模式，皆為在地化的微觀政經模型。前者的發展，主要受中央分權於地方，及其因受制度與誘因安排，進而調動整個地區發展的積極性。但弔詭的是，當地區經濟發展的好，其自主性越高，但卻與獲得中央資金協助成反比。以昆山經濟發展模式來看，不同時期的外在因素影響經濟發展，促成其地方政府的轉型，從企業家型國家轉為服務型國家，再到發展型國家。60另外，以吳江作為蘇南模式的縮影，發現其在 1980 年代的集體化農村鄉鎮企業發展之榮景，到了 1990 年代卻失去競爭優勢，導致發展停滯。當地政府為挽救頹勢，採漸進放棄集體經濟，轉向企業私有化，為市場轉型論的最佳例證。61 綜合昆山模式與蘇南模式而言，兩者皆強化地方政府自主與應變市場的能力。 57. 王信賢，「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大陸角色分析」，東亞季刊 (1999 年秋季)，30 卷 4 期，頁 17-34。 Jean C. Oi,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1 (1992), pp. 99-126. 59 徐斯儉，「大陸農村經濟發展與基層民主發展的關係：鄉鎮企業產權改革與農村基層民主」，中國大陸研究，44 卷 5 期 (1991 年 5 月)，頁 19-40。 60 陳德昇，「區域經濟發展政策：持續與變遷」，收於高長、陳德昇主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評價與反思 (台北：遠景基金會，2008 年)，頁 168。See Shu Keng, “Developing into a Developmental State: Explaining the Changing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s behind the Kunshan Miracle,” in Yun-Han Chu and Tse-Kang Leng, eds., Dynamics of Local Governance in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Era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9, Forthcoming).筆者認為，昆山地方政府的角色，從服務型國家轉移至發展型國家，是一重要的轉捩點。這意謂著一開始需要外資發展的昆山，自親商政策奏效並獲取利得後，地方政府的勢力順勢增長，凸顯地方國家主義抬頭。 61 參閱劉雅靈，「強制完成的經濟私有化：蘇南吳江經濟興衰的歷史過程」，台灣社會學刊，第 26 期 (2001 年 12 月)，頁 1-54；Victor Nee,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4, No. 5 (1989), pp. 666-667. - 18 58.

(19) 政治經濟學的典範轉移：以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為例. 不過在東莞和蘇州的個案研究上，卻顯示兩地的發展出現了程度不等的「市場化國家資本主義」，即為「市場化企業型國家」混合著「發展型國家」的整合，形成特有的發展模式。62 總之，中國經改在「重點」突破，走出不一樣的發展路徑和模型，說明了中國經驗之特色，形同一綱多本 (即一個宏觀路線的「綱」，多個地方實踐的「本」) 的共同體。不過，中國的改革開放尚未走到終點，顯示這些模型與論證不足以為最終定論，而是隨時受外部因素影響，呈現動態變形。筆者試以中國地區經改實踐的微觀模型和研究途徑，與當代中國知識界對經改路線爭辯的重合，即為中國政治經濟知識社群的對話表現，如圖八所示。圖七、官方經改定調與當代中國知識界的經改路線爭辯. 國家∞ (集體). 新左派 (1990s). (1980s). 國家. 新權威主義. 公正. 效率. 自由派 (1980s). 改革開放 (1978 年迄今) 市場∞ (效率) 圖示說明：中國官方經改路線，為紅色的大粗箭頭所示；當代中國知識界以虛線箭頭表示，橘色為新權威主義；綠色為新左派；以及淺藍色為自由派。而中國在經改實踐中，並沒有所謂的藍圖。顯然中國知識界皆針對經改過程的實際結果，分別提出他們的解釋與理念，縱使他們在一些基本概念上的認知有出入。而針對這些概念上出入的折衷，也許就是理想的中國經改藍圖，以深藍色粗線和粗點，所構成的三角形，應為合乎中國國 62. 徐斯儉、呂爾浩，「市場化國家資本主義 1990-2005：中國兩個地級城市個案研究」，中國大陸研究，52 卷 2 期 (2009 年 6 月)，頁 97-136。 - 19 -.

(20) 2010 年國際關係學會第三屆年會情的經改路線。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本文並自繪。. 圖八、中國政治經濟知識社群與中國經改對話的重合圖像. 國家∞ (集體). S1 K3. 國家 L1. 新左派. 新權威主義. 效率. K1. 自由派. C2. 公正 S2. 地方政府 (集體). M1. M2 L2. K2 C1. 市場 (計畫經濟). 市場∞ (市場經濟). 圖示說明： S1M1 為國有企業改革面臨全球化衝擊的兩派論述，趨近 S1 為國家的自主性與能力，可與之抗衡全球化；M1 為國企將走向西方資本主義的私營化。L1L2 為研究中國微觀區域經濟發展的研究途徑，即地方統合主義，甚者，將 L2 往下延伸，則為 Andrew G. Walder 的新傳統主義研究途徑，即強調工廠運作型態為黨機器的縮影。63 S2M2 為農村改革，從 S2 的傳統農村集體鄉鎮企業，轉至 M2 的私有化經營模式，重要的是，在這變遷過程，地方政府為主要推手，以蘇南模式為最佳詮釋 S2M2。 C1C2 即地方政府的經濟發展定位為市場化國家資本主義模式，以東莞和蘇州的經濟發展為例。 K1K2 為昆山經濟發展的地方政府之角色第一次轉型，即 K1 企業家型國家轉為 K2 服務型國家； K2K3 隨著昆山經濟躍升具小上海之美名，其地方政府的角色又再一次轉型，即 K2 服務型國家轉為 K3 發展型國家。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本文並自繪。. 伍、代結論：政治經濟學典範與中國經改文獻的分析比較以下本文將綜合梳理解釋中國經濟改革文獻的不同論述，與微觀模型。這將有助於回答本文的核弖問題，即：既有政治經濟學典範，與「中國經驗」的回應和相關研究成果，是否存在不可共量性 (incommensurability)？以及未來「中國經驗」是否有機會引導政治經濟學既有典範發生任何變遷與轉移？ 63. Andrew G. Walder 著，龔小夏譯，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1-33、271-284。 - 20 -.

(21) 政治經濟學的典範轉移：以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為例. 從歷史向度而論，中國政治經濟知識社群中的當代中國知識界，對於經改的論述，按時序對照政治經濟學典範的沿革，發現其文獻的出台，有錯置的現象。誠如政治經濟學典範發展，依序為市場典範、國家典範，再到鑲嵌自主典範，那麼當代中國知識界關於解釋中國經改的文獻，理應當為新左派、自由派，再到新權威主義，如圖三右半邊的排序。但經文獻檢閱發現，反映中國具體經改的文獻，並非如政治經濟學典範的演變。就吾人所悉知，知識界的論述反映的是當時中國經改的面貌，且正因中國政體以一黨專政為主，使中國在經濟發展上，是從國家走向市場，而知識界論述的出現依序為新權威主義、自由派，再到新左派。總言之，在抽象與具體之間出現錯置的發現，借 Kuhn 的說法，即是不可共量性的表徵，如圖九所示。圖九、修正後的鏡像反身之文獻分類架構圖市場. 國家. 市場典範. 新權威. (. 黨大會十二大至十七大. 鑲嵌自主典範. 微觀政治經濟模型. 自由派. ). 國家典範. 新左派. 市場. 國家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繪製。. 不過從中國經改實踐的「重點」突破成果，所導引出不同的微觀政經模型和研究途徑等。將這些微觀研究成果的文獻，逐一抽出與政治經濟學典範對應，便發現具體經改實踐的特色，有些可追本溯源至抽象典範，雖不盡然是一模一樣， - 21 -.

(22) 2010 年國際關係學會第三屆年會. 但中國化的微觀經改實踐，卻有那麼幾分神似於政治經濟學典範，應可視為兩者的共量之處。首先，就中國政治經濟知識社群之間對中國經改的共量性，如表一所示。其次，則是整理政治經濟學典範與分別當代中國知識界，及中國「重點」突破的微觀政經模型、研究途徑及經改路線的不完全共量性之處，如表二、表三所示。綜合圖三與圖九的宏觀分析框架，發現政治經濟學典範與解釋中國經改文獻的對比，顯而易見的有錯置的現象。然微觀的探究圖七與圖八，即為官方經改定調與中國政治經濟知識社群論述的交疊，正如表一凸顯的弦外之音，為中國內部經改實踐，仍有相當程度的聚焦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換言之，中國尚未因經改而推翻，或者動搖其政體。綜合表二與表三，則是圖九中兩大主軸的探討。綜觀上述文獻的爬梳，筆者認為中國具體經改的實踐，不足以構成政治經濟學典範轉移。原因在於，政治經濟學典範發展的沿革，對照當代中國知識界對經改的脈絡，呈現的錯置現象可歸因於中國政體所導致的結果，僅此為不可共量性。但反觀中國政治經濟知識社群的細部論述，與既有政治經濟學典範確實存有不完全相似之處。這種「不完全」來自中國經驗/中國化的實踐；而「相似」之處，則是論點上部份能相互解釋。總之，中國具體經改的實踐，不足以改寫既有三大政治經濟學典範，最多僅能以 Kuhn 言之的「危機」，甚至應該說是「局部危機」，說明兩者之間的關係。筆者以如此大膽的題目設定，主要是希望從宏觀面的政治經濟典範之架構出發，考察不同典範之間的關係，並驗證於中國經改案例與其修正後模型和有關論述。從巨觀延伸到微觀的研究途徑，無疑的會有諸多疏漏，不過卻也提供吾人在研究政治經濟典範與個案中，可供酌參的一個初步的操作方式。本文遺漏之處，包括在政治經濟學典範的分類上，主要多以主流論點為探討， - 22 -.

(23) 政治經濟學的典範轉移：以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為例. 而缺乏如英國學派、葛蘭西學派等批判論的視角，作為本文政治經濟學典範的必要環節。另外，在中國經濟改革文獻上，就當代中國知識界對於經改的發抒，不僅只有新權威主義、自由派和新左派，後起的新右派關於中國經改的討論，也是本文的闕漏。且礙於篇幅所限，中國地區的經濟發展模型目前文獻也非常豐富，本文未能逐一探討，也是未來努力的方向。表一、中國政治經濟知識社群之間對中國經改的共量性向度表中國政治經濟知識社群當代中國知識界. 中國「重點」突破的微觀政經模型、研究途徑及經改路線昆山模式. 蘇南模式. 新權威主義. 企業家型國家. 農村集體鄉鎮企業. 自由派. 服務型國家. 私有化. 新左派. 發展型國家. 地區研究途徑與經改路線. 國企改革. 市場化國家資本主義. 私營化. 地方統合主義. 國企改革助長國家能力.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自本文。. 表二、政治經濟學典範與當代中國知識界關於中國經改的不完全共量性分類表政治經濟學典範. 可對應但與既有典範共量性仍有差異之處. 當代中國知識界. 市場典範. 自由派的主張如同市場典範一樣，追求「效率」和「自由」。不過，自由派的自由受限於中國政體影響，所以與西方的自由仍有差距。另外，自由派為合乎中國國情，也提出「公正」、「平等」與「現代化」之理念，與西方訴求的「效率」和「自由」摻揉於一體。故而，自由派的論述，隱約暗含市場典範的論點。新左派的論述明顯承襲國家典範強調的「國家能力」。而此國家能力論點的中國化，則是因經改招致的貧富差距之惡果，故而強化國家能力，以破除市場神化的迷思。新權威主義主張強人政治與自由經濟的兼容並蓄，看似與鑲嵌自主典範的主要論點沒有正相關。不過就新權威主義的論述，由強人集團領導自主性的國家，追求自由經濟的市場效率，此種國家與市場的連結，無非也是鑲嵌模式的一種。. 自由派. 國家典範. 鑲嵌自主典範.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自本文。. - 23 -. 新左派. 新權威主義.

(24) 2010 年國際關係學會第三屆年會. 表三、政治經濟學典範與中國經改微觀實踐的模型、研究途徑及路線的共量性分類表政治經濟學典範. 可對應但與既有典範共量性仍有差異之處. 微觀實踐的模型、研究途徑及路線. 市場典範. 即使服務型國家、私有化、私營化與市場化國家資本主義，是不同單位的偏市場典範取向。但是，其共通點為國家扮演守夜型的角色，以提振市場的效率和競爭力。原始的國家典範的主要行為者為中央國家機器，不過中國微觀經改的實踐下，其主要行為者為地方政府/地方國家機器。換言之，「變」的是國家層級從中央至地方；「不變」的是，國家機器能力為掌控區域發展的必要條件。即便企業家型國家主要目的，為走向市場化；而農村集體鄉鎮企業則仍在集體公有的階段。兩者的訴求，看似背道而馳，不過仍可上溯自鑲嵌自主典範的不同國家角色的定位，如：企業家型國家為助產者的角色；農村集體鄉鎮企業的權力操之在地方政府，其角色較偏向提供者。. 昆山模式的服務型國家、蘇南模式私有化、市場化國家資本主義、國企私營化地方統合主義、昆山模式的發展型國家、國企改革為集中國家權力. 國家典範. 鑲嵌自主典範.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自本文。. - 24 -. 昆山模式的企業家型國家、蘇南模式的農村集體鄉鎮企業.

(25) 政治經濟學的典範轉移：以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為例. 參考文獻一、中文專書 Andrew G. Walder 著，龔小夏譯，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 年)。 Earl Babbie 著，李美華等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台北：時英，2004 年)。 James Joll 著，石智青校閱，葛蘭西 (台北：桂冠，1992 年)。 Marc Bloch 著，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 (台北：遠流，1989 年)。 Mark Leonard 著，林雨蒨譯，中國怎麼想？ (台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08 年)。公羊編，思潮：中國「新左派」及其影響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王信賢，爭辯中的中國社會組織研究：「國家-社會」關係的視角 (台北：韋伯， 2006 年)。江澤民，江澤民文選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何兆武，歷史與歷史學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 年)。宋鎮照，發展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實踐 (台北：五南，1995 年)。李鐵映主編，彭森、陳立等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重大事件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年)。胡鞍鋼、王紹光編，政府與市場 (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9 年)。馬國川，風雨兼程：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訪談錄 (北京：三聯書店，2008 年)。高長、陳德昇主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評價與反思 (台北：遠景基金會， 2008 年)。崔之元，第二次思想解放與制度創新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年)。張登及，建構中國：不確定世界中的大國定位與大國外交 (台北：揚智，2003 年)。 - 25 -.

(26) 2010 年國際關係學會第三屆年會. 齊墨編，新權威主義：對中國大陸未來命運的論爭 (台北：唐山，1991 年)。蕭功秦，歷史拒絕浪漫：新保守主義與中國現代化 (台北：致良，1998 年)。蕭全政，政治與經濟的整合 (台北：桂冠，1994 年)。二、中文期刊王信賢，「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大陸角色分析」，東亞季刊 (1999 年秋季)，30 卷 4 期，頁 17-34。徐斯儉，「大陸農村經濟發展與基層民主發展的關係：鄉鎮企業產權改革與農村基層民主」，中國大陸研究，44 卷 5 期 (1991 年 5 月)，頁 19-40。徐斯儉、呂爾浩，「市場化國家資本主義 1990-2005：中國兩個地級城市個案研究」，中國大陸研究，52 卷 2 期 (2009 年 6 月)，頁 97-136。馬祥祐，「中國大陸國企改革模式分析：全球化與在地化改革觀點的對話與激盪」，國立嘉義大學通識學報，第 6 期 (2008 年 11 月)，頁 321-365。張世賢，「國家機關鑲嵌自主性理論之探討：國家機關與中小企業鑲嵌關係之分析」，行政暨政策學報，第 2 期 (2000 年 10 月)，頁 147-194。曾怡仁，「理解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一種思路：史珮蘿、吉爾平、史翠菊與培藍觀點之比較」，全球政治評論，第 14 期 (2006 年 4 月)，頁 63-88。黃宗昊，「政治經濟學分析架構的三項發展」，全球政治評論，第 25 期 (2009 年 1 月)，頁 151-196。董立文，「從《第三隻眼睛看中國》評估中共新『左』派」，東亞季刊 (1996 年春季)，27 卷 4 期，頁 61-74。劉雅靈，「強制完成的經濟私有化：蘇南吳江經濟興衰的歷史過程」，台灣社會學刊，第 26 期 (2001 年 12 月)，頁 1-54。蔡文軒，「中國該往何處去？知識社群的思考」，政治科學論叢，第 29 期 (2006 年 9 月)，頁 123-158。三、英文專書 Chu, Yun-Han and Tse-Kang Leng, eds., Dynamics of Local Governance in China - 26 -.

(27) 政治經濟學的典範轉移：以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為例. during the Reform Era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9, Forthcoming). Evans, Peter B.,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Evans, Peter B.,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Kuhn, Thomas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nd, 1970). Smith, Adam, Edwin Cannan, ed.,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Strange, Susan,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四、英文期刊 Lijphart, Arend,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Comparative Metho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5, No. 3 (1971), pp. 682-693. Nee, Victor,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4, No. 5 (1989), pp. 663-681. Oi, Jean C.,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1 (1992), pp. 99-126. 五、網路資料 Odell, John S., “Case Study Method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2, No. 2 (2001). 線上檢索來源： http://www.ciaonet.org/isa/odj01/。「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新華網，1978 年 12 月 22 日，線上檢索來源：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05/content_2550304.htm。「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新華網， 1992 年 10 月 12 日，線上檢索來源： - 27 -.

(28) 2010 年國際關係學會第三屆年會.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148.htm。「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新華網，2002 年 11 月 8 日，線上檢索來源：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1/17/content_693542.htm。「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新華網，1982 年 9 月 1 日，線上檢索來源：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6971.htm。「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新華網，1987 年 10 月 25 日，線上檢索來源：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061.htm。「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新華網， 2007 年 10 月 24 日，線上檢索來源：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8568.htm。「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新華網， 1997 年 9 月 12 日，線上檢索來源：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189.htm。劉軍寧，「自由主義與公正：對若干詰難的回答」，公民論壇，線上檢索來源： http://www.boxun.com/hero/liujn/84_1.shtml。鄭永年，「中國意識型態的兩極化及其後果」，聯合早報，2009 年 3 月 17 日，線上檢索來源：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7/forum_zp090317b.shtml。鄭永年，「自由主義的中國化及其在中國的前途」，聯合早報，2009 年 8 月 11 日，線上檢索來源：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7/forum_zp090811.shtml。六、其他余佳芳、張登及，「理論移植或創新？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新自由主義論述初探 (1998-2008)」，國際關係學年會研討會論文 (嘉義：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所主辦，2009 年)。張登及，「中國外交政策的典範轉移？從『大國外交』到『和諧世界』」，中國政治學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嘉義：中正大學政治系主辦，2008 年)。. -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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