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王韜與日本維新人物思想變遷關係之研究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2-2411-H-002-046- 執行期間： 92 年 08 月 01 日至 93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 徐興慶 報告類型： 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中 華 民 國 93 年 11 月 3 日
（92 年度國科會一般型研究計畫報告書）
（執行期限：92／08／01—93／07／31）
（計畫編號：NSC92–2411–H–002–046）
王韜與日本維新人物之思想變遷關係之研究
徐興慶
一、前言
近代中國主張吸收西洋新知的前衛思想家當中，魏源（1794－1857）的《聖 武記》與《海國圖志》，在德川幕末傳入日本，其「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之海防 思想，喚醒了許多日本思想家及政治家對認識西方世界的必要性之共鳴。1 而王 韜（1828 1879）則是中國近代化過程中，致力中西文化交流與論議變法自強， 集學者、報人、教育家、政論家、史學家於一身的前衛思想家。王韜自己宣稱是 魏源「以夷制夷」思想的繼承人，思想走在康有為（1858－1927）、黃遵憲（1848 －1905）之前。海外發展及辦報是王韜思想轉變的重要契機，他變法圖強的主張 喚起了日本維新人物的關注，王韜對日本的思想轉變之焦點，也是在他訪問日本 之後。1879 年（光緒 5 年、明治 12 年）王韜訪日之際，明治維新始起，日本朝 野一致吸收西洋知識，積極走向世界，以求革興之道。而王韜的《普法戰紀》也 成為當時日本朝野、軍方及知識分子了解世界大勢的必備之書。魏源與王韜的新 思潮在中日兩國近代化過程中前後輝映，尤其是幕末維新期的日本思想界由吸收 優越的中華文明之傳統觀念，逐漸傾向汲取實用的西洋文明之認知轉換，而他們 二人扮演了當代中日思想界相互影響的角色。 1 有關魏源《海國圖志》之輸入日本及對其思想界所造成的影響，請參閱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 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研究編，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叢刊（一），1967。森睦彥〈『海國 圖志』の舶載から翻刻まで〉《研究報告》蘭學資料研究會，第 206 號，1968。大谷敏夫〈『海 國圖志』の幕末日本に与えた清代政治思想と阿片戦争〉（東洋史研究叢刊）49，京都：同朋 社，1995。徐興慶〈日本近代化における中国の維新思想－『聖武記』と『海國圖志』に影響 された政治家•思想家たち〉《台大日本語文研究》1（台北：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2000）， 頁 61－100。源了圓〈幕末における中国を通しての「西洋学習」－『海國圖志』の受容を中 心として－〉《中日文化交流叢書三•思想》（東京：大修館書店，1995）。源了圓〈東アジア 三国における『海國圖志』と横井小楠〉（《季刊日本思想史》60，特集－近代日本とアジア）， 2002。源了圓〈横井小楠における「開国」と「公共」思想の形成〉《日本學士院紀要》第 57 卷、第 3 號，2003。中日學界研究王韜，大多以 1879 年他遊歷日本後所撰寫的《扶桑遊記》為 主要依據的文獻，大家關注的焦點多半侷限在雙方人物及文化交流的層面。此一 主題領域之先行研究，雖然已有陳建平2 、李朝津3 、周佳榮4 、王曉秋5 及日本學者 實藤秀惠、6 狹間直樹7 等人的研究成果，但王韜訪日前後提及變法革新、東西文 化交流與融合（中西合一論）、宗教觀等思想主張與明治日本思想家之間的異同 為何？又王韜訪日後，對晚清官僚及思想界提示了哪些學說？起了哪些作用？這 些問題仍有待新史料之發掘及深入的探討，解開上述之問題意識亦是本文的主要 目的。 本文探討王韜與近代日本思想界的變遷關係有三個重要方向。第一：發掘新 史料，探討日本維新人物們針對王韜提出的變法革新思想做出哪些認同與回應， 分析他們對王韜有哪些主、客觀的評價，以探討雙方的思想變遷關係。第二：與 王韜接觸過的日本維新人物栗本鋤雲（1822－1879）、重野安繹（成齋，1827－ 1910）、中村正直（1832－1891）、岡千仞（鹿門，1833－1914）、增田岳陽等人如 何攝取西學，如何認知西學的重要性，又如何平衡他們所堅持的「和魂洋才」之 思想主張。第三：王韜訪日後對晚清的思想界提示了哪些學說，其影響為何？本 文主要以在日本蒐集的相關新史料為基礎做分析，藉以補述王韜研究的空白部 分。
一、王韜與日本維新人物之思想比較
（1）中村正直與王韜的思想比較 中村正直是日本幕末的文明啟蒙思想家之一，他在《敬宇詩集》中有一首題 為〈聞王紫詮先生西歸有此寄〉之七言律詩，詩曰：「漂然乘興日東游，才學如 君固寡儔，筆役風雷多逸氣，胸羅星斗足奇謀。（讀《普法戰紀》而知之）久思 2 陳建平，王韜の日本観－〈《扶桑遊記》及び《郵便報知新聞》を中心に〉，《江戶•明治期の 日中文化交流》，東京：農山漁文協 2000 3 李朝津，〈儒家思想與清末對外關係的再思考－王韜與日本〉《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圖 書公司，2000 4 周佳榮，〈在香港與王韜會面－中日兩國名士的訪港記錄〉，《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圖 書公司，2000。） 5 王曉秋，〈王韜日本之遊補論〉，《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圖書公司，2000。） 6 實藤秀惠〈王韜の来遊と日本文人〉，《近代日支文化論》，（東京：1941）。本文之後由張銘三 譯〈王韜的渡日和日本文人〉，《日本研究》3 卷 6 期，1944。 7 狹間直樹〈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1－3），《東亞》2000－2001。對搨縱談未，能肯命車來訪不，那忍匆匆分手去，天涯良會再難求。」8 在王韜訪日短暫的四個月當中，中村正直雖然只和王韜見過兩次面，但在王 韜訪日之前他早就閱讀過王韜的《普法戰紀》，而深知其人其事。中村不但崇拜 王韜，且有相見恨晚之感慨。 此外，中村在王韜在描述日本的日記《扶桑遊記》序文中提及：「嗚呼！人 生朋友之際，聲應氣求，肝膽相照，千里來會，恨相見晚者，夫豈偶然哉！無非 由于我有誠以感，彼有誠以應，纏綿牽合，交孚凝聚，而遂成一大盛事也。余于 王弢園先生游吾邦之事，而益有以知其然矣。憶四五年前，余于重野成齋几上始 見《普法戰紀》。時成齋語余曰：聞此人有東游之意，果然，則吾儕之幸也。」9 近來書布之士來東京，間有之；然其身未至而大名先聞，既至而傾動都邑如 先生之盛者，未之有也。仰先生博學宏才，通當世之物，足迹遍海外，能知宇宙 之大局，游囊所挂，宜其人人影附而响從也。10 中村形容他與王韜的交情，是彼此待之以「誠」的相互感應，他稱讚王韜具 有豐富的海外知識，博學宏才震撼了東京的知識界，是洞悉世界大局之聞名人物。 王韜從中書西譯到西書中譯，除了發揮將中學西傳的功能之外，他深知吸收西學 的訣竅，對「中西合一」有獨特的看法。王韜的啟蒙思想不但影響到晚清的官僚 體系及知識分子重新思考中國「富強」的指標，也喚醒了維新時代日本思想界的 高度重視。中村正直則與王韜同時留學英國，向來關注西歐進步的政治、法制及 宗教的問題，歸國之後更藉由西書日譯的管道，將先進的西學知識與制度注入日 本社會，發揮了「文明開化」之功。下面先說明中村正直扮演日本幕末啟蒙主義 者及文明開化的提倡者的成長背景，再論述他與王韜之間的思想異同關係。 中村正直（1832－1891）通稱敬輔，號敬宇，出生於江戶幕臣之家，幼年與 幕藩體制下的最後一位儒者•昌平黌教授佐藤一齋（1772－1859）學儒學，與桂 川甫周（1751－1809）學蘭學，又與箕作奎吾學英語。為自己的儒學、蘭學知識 及外語能力紮根，安政二年（1855 年），中村如願成為昌平黌教授，繼承師業。 惟當時正值美國太平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理率「黑船」兩度叩關日本之後，幕末 8 中村正直〈聞王紫詮先生西歸有此寄〉七言律詩。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 9 王韜 《扶桑游記》 走向世界叢書本、 （湖南：岳麓書社、 1985 年）。頁 389。 10 前引《扶桑游記》，頁 390。
維新的日本除了被迫必須開放門戶之外，整個社會正面臨西方自由民權風潮的入 侵，知識分子們紛紛被迫去接受世界的整體性，同時思考在以西學為尊的潮流中 尋找自己和世界的關係。慶應二年（1866 年），德川幕府為了研究英國的學術， 從幕臣子弟中招募了不少赴英留學的志願者，經過「開成所」11 的考試後，篩選 了十四名優秀的年輕人前往歐洲留學，而中村正直是以儒者的身份名列其中。當 年他已 35 歲，為最年長的日本留學生。中村幾乎與王韜同時抵達英國，他的目 的是留學，而王韜則是考察，兩人受到西學之影響深遠，因此他們對自國提出的 變法思想，及其影響西學東進的層面可謂殊途同歸。中村因為德川幕府的政權面 臨危機，滯留英國的時間不到兩年即被迫回國，他於 1868 年回國之後擔任靜岡 學問所（原德川藩的學校，又稱靜岡學校，是當時代表日本政府的最高學府）教 授，1870 年起他在靜岡先後翻譯了英國蘇格蘭作家斯邁爾斯（Smiles Samuel，1812 －1904）的著作《西國立志編》（原名《自助論 “self help”》，1859），12 英國哲 學家•經濟學家密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著作《自由之理》（原名 《自由論》“On Liberty”，1859）。《西國立志編》與福澤諭吉的《西洋事情》， 內田正雄的《輿地誌略》同列為「明治三書」，均為明治初期啟蒙西洋文明的暢 銷書，影響當時日本的民權思想極深。中村翻譯的《自由之理》，不但成為明治 初期重要的自由民權之核心思想，也間接古鼓吹了之後日本自由主義思想的形 成。例如當時自由黨的領袖河野廣中（磐州，1849－1923）13 於 1873 年購讀《自 由之理》之後，心理即起了革命之心，他說：「到目前為止所受的教育都在漢學、 國學體系，向來動不動即提倡攘夷思想，但今日一夕之間，已經知道應該興起大 革新、重視人的自由、人的權利，自覺應以廣泛的民意為基礎推行政治，心理深 11 「開成所」由江戶幕府創立，原為教授荷、英、法、德、俄各國洋學知識的學校，1863 年改 稱「洋書調所」，1868 年明治政府成立之後改稱「開成學校」，1869 年改稱「大學南校」，1871 年再改稱為「南校」，1877 年之後成為東京大學的一部分。 12中村正直譯《西國立志編》計 11 冊，為明治初期最暢銷的書籍，內容敘述數百名西洋古今人物 之立志傳記及西洋個人主義之道德說，這種打破階級制度，勸說只要有能力、肯努力者皆有出世 機會，合乎時代潮流的思想，激勵了許多的日本年輕人，也影響了他們的思想走向。若說《西國 立志編》的日譯本為日本近代化之精神支柱（backbone）並不為過，它不但成為日本國民的教科 書，也被許多小學列為教科書，作為啟發學生修身之用，整個明治時代，其發行量超過 100 萬冊 以上。 13 河野廣中，明治初期的政治家，出身福島縣三春。為東北自由民權派的核心人物，曾在 1882 年因鼓吹自由民權運動，而造成「福島事件」被捕入獄。之後歷任日本眾議院議長、農商務大臣， 晚年致力於日本的普選運動。
有銘感，內心已經描繪出自由民權的信條，此對余之生涯是至重至大的轉機。（原 日文）」14 此外，與中村同時代的日本自由民權運動理論的指導者植木枝盛（1857 －1892）所主張的自由論亦受到密爾的《自由論》之影響。15 1873 年（明治 6）7 月，留美歸國的森有禮（1847－1889）16 號召明治初期 啓蒙家・新知識人西村茂樹（1828－1902）、西周（1829－1897）、津田真道（1829 －1902）、加藤弘之（1836－1916）等人成立日本最早的近代文明之啟蒙運動團 體「明六社」，17 中村正直亦在成員之列，當時他們介紹歐美近代價值觀的天賦 人權、功利主義等思想，乃是日本之後產生自由民權運動、大正民主主義 （democracy），甚至於日本憲法產生的原動力。 日本的自由民權運動起於《明六雜誌》刊行之 1874 年，其主要訴求是開設 國會、制定憲法、減輕地租、樹立地方自治以及廢除不平等條約。這些主張與「富 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等三大改革政策同時並行，諷刺的是明治政 府卻在此時遂行「富國強兵」政策的壓力之下出兵攻打台灣、製造朝鮮江華島事 件，而遭致國際社會輿論的評擊。中村翻譯的《西國立志編》恰巧在自由民權運 動的勃興期刊行，特別在推行「文明開化」的內涵上，引起日本社會各階層廣泛 的迴響。此際，中村在《明六雜誌》中，共投訴了〈西學一斑〉、〈人民之氣質改 造說〉、〈製造善良之母說〉、〈支那不可侮論〉、〈賞罰毀譽論〉等五篇論稿。18 中 村強調日本要達到近代化的目標，首先應該重視日本人的精神改造，若人民的氣 質無法高尚，品行無法善良，則日本政體的改造即無法成功。他在明治八年（1875） 與大槻愛古共編的《愛敬余唱》之漢詩集當中，曾經寫了一首「愛敬歌」，其內 14 《明治文化全集》（明治文化研究會編）第五卷（東京：日本評論社，1967－1968），頁 2。 15 宮城公子指出植木枝盛的自由論主張是以明六社的「人生三寶說」為基礎，再從翻譯書中獲得
密爾（John Stuart Mill）、史賓塞（Herbert Spencer）、邊沁等人的英國功利主義、自由主義思想而
形成的。詳請參閱宮城公子〈日本の近代化と儒教的主体〉，《日本史研究》第 295 號，（東京： 日本史研究會，1987）。宮城的論文已由許婷婷譯成中文出版，收入張寶三、徐興慶編《德川時 代日本儒學史論集》（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頁 243－277。 16森有禮（1847－1889） 17 「明六社」因成立於明治六年（1873）而名之，是明治新政府成立後，文人學者結社之濫觴， 由森有禮發起，社員有西周、西村茂樹、大槻文彦、加藤弘之、田中不二麿、津田眞道、津田仙、 辻新次、中村正直、九鬼隆一、畠山義成、福澤諭吉、杉亨二、箕作秋坪等人，可謂集當代啟蒙 思想家為一體。他們發行的《明六雜誌》雖然期間很短（自 1874 年 3 月至 1875 年 11 月），但所 刊載之內容涵蓋批評日本社會的百般現象、時事評論與急進主義之新思想。 18 高橋昌郎《中村敬宇》日本歷史學會編集，人物叢書，（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 年），頁 146 －147。
容如下： 嗚呼！今之世人欠缺子弟之溫情，夫妻反目，朋友相互詬病。至於邦國之 交際，則專注兵力以競爭，妖氣充斥神州，何時焉得洗淨！（原日文）19 中村憂心明治初期日本民心未能淨化以及專注於富國強兵之社會亂象，隱涉明治 的好戰份子不應攻打台灣、覬覦朝鮮，表達他對主戰者誤導強兵政策之不滿。此 外，中村在《礫川集》詩集「書感」中，更明白反對「征韓論」，他說： 「何物唱征韓，非愚則狂耳。我欲曉其人使自知其否。敵小不可侮，古人謀 猶是。勿利鄰國難，其言亦可採……古今上德者，國運可隆起，尚力而好 戰，亡滅立至矣。（原日文）」20 可惜的是，明治政府從不理會中村對改善內部、淨化人心的訴求，更忽視他主張 安內先於攘外之遠見，而一味地朝發展軍國主義的歧途前進。 近代日本浪漫主義（romanticism）的先驅者北村透谷（1868－1894）曾經稱 讚中村正直為明治初期「內部的改革家」，以突顯他與另一位「外部的改革家」 福澤諭吉（1834－1901）在當時日本啟蒙思想界佔有的地位。北村曾對中村評曰： 「敬宇先生非改革家，而是適用家。他雖然是一位溫和的保守思想家，但 是致力將泰西文物注入日本的人物。狹意而言，他調和了東西的文明。他 不但救起儒教、道教在日本的末路，同時也讓泰西的天地自然萬物適用於 日本社會。他擁有儒教的中華思想，也崇敬斯邁爾斯的《自助論》，對他 而言，這是率真的抉擇，他無熱心追求的事業、無執著的崇拜，卻有溫和 的崇敬之心，他之所以不會成為明治革命思潮的迷兒，即是因為擁有適 用、抉擇及崇敬之心。他挺立在多數主張漢學思想的學者之中，所以能夠 從容不迫的順應當時的革命時局，為明治的思想界立功，皆因擁有這些特 性使然。敬宇先生雖然不是一位偉大的改革家，但他至少是思想界的偉人 之一。在其思緒當中，對於新舊世界，他獲得了稀有的調和能力。福澤翁 （諭吉）和敬宇先生是新舊二大潮流之中，最容易辨識的指標。（原日文）」 21 19 松村操編〈敬宇先生詩文偶抄〉《文學》第 33 卷第 10 號，明治 14 年（1881 年）刊。 20 前引高橋昌郎《中村敬宇》，頁 148。 21 《透谷全集》第 2 卷，頁 173－174。
通過北村透谷敏銳的觀察力，洞悉中村在明治初期的思想界發揮了他主張「和魂 洋才」應有的影響力，由上述的評語約略可以窺知中村並不主張當時的日本社會 必須全盤西化，而應重視東西文明的調和。中村非常憂心長年深植在日本社會的 儒教思想和漢學教育逐漸凋零消失，因此他翻譯密爾的自由思想之評論或贊文 中，刻意納入大量的漢語表現語句，同時積極闡揚孔子學說。另一方面，中村銘 感於西洋社會具有高度的道德水平，先後完成《西國立志篇》（全 11 冊，1871）、 《自由之理》（全 5 卷 6 冊，1872）、《共和政治》（全 3 冊，1873）、《西國童子鑑》 （全 3 冊 2 卷，1873）、《西洋品行論》（全 12 冊，1878－1880）等西書日譯的工 作，喚起日本年輕人及知識份子重視修養、提昇品格、建立立志的理想、鼓吹自 由民權的信念，進而引發近代化的思想革命熱潮。中村與王韜在儒家文化與西洋 近代文化相互衝突的時代，二人都致力東西文化的融合；中村強調「和魂洋才」 的重要性，王韜則主張「中西合一」提供晚清官僚在西化過程中一個可以採行的 方向，在攝取西學的巨浪中，二人均擁有保守與革新的兩種性格。在此時代背景 之下，他們二人的思想主張有諸多雷同之處，以下就安內先於攘外的「重民」思 想、宗教觀、儒教道德與基督教信仰並重的主張做比較論述。 （1）重民（內政改革優先之自強觀＝安內先於攘外） 王韜與中村都曾經考察過英國的政治制度，在王韜的政治理念中，有一個「天 下之治，以民為先」的「重民」思想。而中村向來心儀並著手翻譯的《西國立志 編》開宗明義即云：「論曰：國之所以有自主之權，是因人民有自主之權而生， 而人民有自主之權，係因有其自主之志行而來。」又說：「余最近讀西國古今俊 傑之傳記，皆有其自主自立之志，有艱難辛古之行，本於敬天愛人之誠意，而能 實行濟世利民之大業（後略，原日文）」，22 中村所重視的人民有自主之權、自主 自立之志就是王韜政治理念中的「重民」思想。 王韜在「重民」上篇提及： 「上有以信夫民，民有以愛夫上，上下之交既無隔閡，則君民之情自相浹 22 高橋昌郎《中村敬宇》日本歷史學會編集，人物叢書，（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 年），頁 47， 49。
洽。今夫富國強兵之本，繫於民而已矣。」23 在「重民」的中篇又說：「天 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亂？失民心而已。民心之得失，在為上 者使之耳。民心既得，雖危而亦安；民心既失，雖盛而亦蹶。欲得民心， 是在有以維持而聯絡之……平日治民之要，在撫字以結其心，勇敢以作其 氣，忠孝節義以厲其心志，清徭薄賦以養其身家，務使安其居，樂其業， 可敬而不可動，而忠君愛國之心自油然生於其中……即如英國，屹然三島 耳。其地不足當中國數省，其民不足當中國二大省。而民心團結，有若長 城，遂足恃之以無恐。我中國誠能收民心為己助，其何向而不利？可使制 梃以撻堅甲利兵而有餘矣。」24 接著在「重民」下篇再強調： 「泰西之立國有三：一曰君主之國，一曰民主之國，一曰君民共主之國…… 如英，如意，如西，如葡，如嗹等，則為君民共主之國……泰西諸國，以 英為巨擘。而英國政治之美，實為泰西諸國所聞風向慕，則以君民上下互 相聯絡之效也。」25 中村在《敬宇文集》卷五〈英史紀略序〉中特別強調「期待自由之權、公平 之法、上帝之道，能得天下之公享共用。茍英國能不失此三者，則其永保祥福庶 幾可也。」26 在中村翻譯的《西國立志編》之內容當中，隨處可見原著者斯邁爾斯所強調 的「重民」思想。例如第一篇「論邦國及人民之自助」之標題中，斯邁爾斯即強 調「一國之貴，貴在人民，其價值則在人民力量之整合。」27 而英國保守黨領袖 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則說：「通常世人相信法度者分外的多，相信人 民者分外的少。」28 此外，《西國立志編》第二篇亦提及英國之所以能富強，是 依賴奇器新法的發明，而這些新機器的創造者，大都為至賤至貧之平民。29 他們 的立意即在呼籲英國政府及其社會，應該以民為貴，以民為尊。這些都是中村急 23 王韜〈重民〉，李天綱編校《弢園文新編》（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香港：三聯書店）頁 23。 24 同上注，頁 23－24。 25 同上注，頁 25－27。 26 前引高橋昌郎《中村敬宇》，頁 50。 27 中村正直譯《西國立志編》（東京：講談社，1981），頁 55。 28 同上注。 29 同上注，頁 105－106。
欲普及於明治日本社會的政治理念，他所追求者可以說與王韜的「重民」思想完 全契合。 （2）王韜與中村正直的西洋宗教觀 日本在明治維新的大改革中，為了追求建設日本的新理念而加入基督教信徒 行列者為數不少。中村正直前往英國之前在日本所得到的資訊是「英俗貪奸，英 人奢靡嗜酒；而科學技術先進」30 ，但他留學英國二年之後卻說：「前年遊學英 都二載，察其風俗，已知其不然。」31 中村在實地考察英國後，他所持的英國觀 及宗教觀有了很大的轉變。他回國之後撰寫《請質所聞》，其思想就逐漸接近基 督教教義。明治 4 年（1871 年）11 月 6 日在日本九州的伊萬里（今佐賀縣）有 67 名基督徒被捕，此時日本為了廢除不平等條約，由岩倉具視（1825－1883）帶 領的遣歐使節團正在歐美考察，因日本迫害宗教自由，引發歐美人士強烈的抗 議，這些基督教徒雖然在五天之後獲得釋放，但已喧染成重大的外交事件。為此， 中村以匿名的方式寫了〈擬泰西人上書〉一文，其目的在訴說西洋各國之所以富 強的原因，乃根源於基督教的敬愛精神，他認為這是構築歐洲文明的主要因素。 他還呼籲日本若要擠身於近代國家之列，則認知基督教的精神，承認基督教的存 在是必要的。他更大膽直諫日本天皇不妨以身作則，率先受洗成為基督教徒，顯 見當時中村的宗教思想已經逐漸向基督教接近。明治 7 年（1874 年）12 月 25 日 的聖誕節中村與其養子中村一吉在東京接受他招聘的英文教師 kakkuran 傳教士 之受洗，正式成為基督教徒。32 對於宗教的熱衷，中村正直有別於同時代的知名 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他終身追求唯一神教＝基督教，在明治啟蒙時期一味排斥 外來宗教的潮流中，他獨具慧眼，逆向操作，倡議外來宗教必要說。他認為日本 政府為了遂行富國強兵，不斷的引進西洋的近代文明，但是造就歐美富強及西洋 近代文明的根源之耶穌教，卻仍然被禁止於外，他主張應該盡速解禁。但是基督 教的基本精神就是眾人平等，亦即上述的「重民」思想，這種觀念是否適合當時 的日本社會，大多持保留的態度，這也是中村的西洋宗教觀遭受批評的原因之 30 中村正直譯《西國立志編》（東京：講談社，1981），序。 31 同上注。 32 前引高橋昌郎《中村敬宇》，頁 132。
一。33 但是對於外來宗教遭受自國的排擊，中村與王韜在修正祖法的觀點上，亦 有諸多類同之處。 日本於明治中期再次掀起對基督教排擊論，傳言科學愈進步，宗教就愈走向 滅亡之路，對於此說，中村不但為宗教存在之必要性辯護，並且清楚的加以否定 宗教會走向滅亡之路。他在明治 20 年（1887 年）5 月 8 日以「漢學不可廢論」 為題發表演說，內容如下： 隨著學術的日益精進，教法的真理也日益証明。耶穌教的奇怪之說，且有 未開化的猶太之國而起。今日文明諸邦所宏揚拓展之電信、鐵道時代為 何？其大要有二。一曰：上帝即為真神、為造物主、為真君、為真元、為 中國所謂以天為其教之根本。二曰：其救靈之說是非常適合人類的好生惡 死之情。中古英國的碩學者培根曾說：「淺小的宗教學理是鼓勵人心相信 上帝，深奧的宗教學理是鼓勵人心歸於天道」。34 中村認為宗教是道德根源不可或缺的東西，他更引述華盛頓的名言說： 「凡能引導國家之祥福者，雖有諸多的性情習慣，但仍須加上宗教的道德 學，此二者是不可或缺的重點。顛覆此二者，而欲成為有愛國心者是為妄 想矣。又以宗教冠之道德學去勸勵人民職務上之本分者，我以其道理和本 身的經驗，斷然無法信之。若僅聽從一種學理者之說，則無論是中國古來 聖賢之說、耶穌的教法、西洋哲學者之說，其中所謂皇天•天命•天道• 天啟•真神•造物主……等，妄想從書中將道德學以這些字眼篩選出來。 如此，製造人為的道德學就能將人生的福祉引導至好的結果嗎？（原日 文）」35 中村認為宗教所強調的道德學非人為因素或文字可以修飾出來，而是真正的貫徹 道德的內涵與修行，有了這種認知，基本上才算是普及「天道」的信徒。 雖然王韜很早就與外國教士交往，但是一開始他對西洋教的教義及其在華傳 教均持負面的看法。同治末年他上廣州太守書中曾斥基督教為異端，他說： 33 有關中村正直的西洋宗教觀，請參閱町田三郎〈鹽谷宕陰と中村正直〉，收錄柴田篤編《幕末 明治期における明清天主教関係漢籍の流入とその影響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日本文部科 學省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1993 年。 34 前引高橋昌郎著書《中村敬宇》，頁 228。 35 前引高橋昌郎著書《中村敬宇》，頁 230－231。
不論天主、耶穌教派，均足為人心風俗之害。所以官不予禁止，民不予斥 責，乃是其傳播之權，載在條約。欲使正學昌明，異端衰息，只有用明許 暗禁之法……36 但是，王韜赴歐考察，頻繁的接觸西洋宗教人士之後，他對西洋教的教義及精神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態度上也轉趨其客觀的評價。 關於宗教與「道」的關係，王韜也說：「法（教法）茍擇其善者，而去其所 不可者，則合之道矣。道也者，人道也，不外乎人情者也。茍外乎人情，斷不能 行之久遠。故佛教、道教、天方教、天主教，有盛必有衰。而儒教之所謂人道者， 當與天地同盡。『天不變，道亦不變。』」37 王韜在英國牛津大學講學之際，曾答覆聽講者詢問孔子之道與泰西所傳天道 之別，他說： 孔子之道，人道也。有人斯有道。人類一日不滅，則其道一日不變。泰西 人士論道必溯原於天，然傳之者必歸本於人。非先盡乎人事，亦不能求天降福， 是則乃繫乎人而已。夫天道無私，終歸乎一。由今日而觀其分，則同而異；由他 日而觀其合，則異而同。前聖人不云乎：東方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 方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38 （3）儒教道德與基督教信仰並重說 王爾敏指出王韜於 1854 年 8 月 26 日（咸豐 4 年閏 7 月 3 日）加入基督教接 受洗禮，受洗時英文名稱王蘭卿（Wang Lan-King）。39 王韜接受基督教受洗之際， 美國長老教會派駐中國的傳教士丁韙良（Marin William A.P.，1827－1916）在寧 波刊行了《天道溯原》（三卷）。之後受到中國知識分子的愛讀，而有多種版本普 及問世，此書也在幕末東傳日本，其內容係針對難以理解的基督教義理論，做有 系統的科學敘述，大膽主張信仰基督教的絕對性，倡議儒教道德與基督教的信仰 36 呂實強〈王韜〉，收錄王壽南主編《中國歷代思想家》十八，更新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局， 1999 年，頁 184。 37 王韜〈中西教法〉（《扶桑遊記》節選），李天綱編校《弢園文新編》（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 香港：三聯書店）頁 362。 38 王韜〈講學牛津〉，（《扶桑遊記》節選），李天綱編校《弢園文新編》，頁 356。 39 王爾敏〈王韜早年從教活動及其與西洋教士之交遊〉，林治平主編《近代中國與基督教論文集》 （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1 年），頁 279。
問題兩者並不相互矛盾，此說亦被接受儒教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適度的接受。40 同時它對明治中期的基督教界影響很深，也吸引了在靜岡學問所求學的中村之關 注。因為儒教道德與基督教的信仰不相互矛盾之說，獲得了中村的認同。中村說： 「余嘗作〈擬泰西人上書〉，世之儒者，或認為我助其異端，嘩然而攻之。然其 實我乃敬仰孔子，始終未變。而且深盼孔子之道能盛行於上流社會，成為治平之 大本。（原日文）」41 此外，中村為使日本人能進一步瞭解儒教道德與基督教的信 仰的關系，它將《天道溯原》加以訓點，並於明治 14 年（1881 年）在日本刊行。 42 中村將駐在中國的傳教士以漢文寫成的基督教傳道書施以訓點在日本刊行，對 於基督教教義在日本的普及，他做出很大的貢獻。 （4）中村正直與漢學教育 中村正直曾於 1872 年到東京的大藏省翻譯局工作，之後創立訓盲啞院，對 日本的女子教育、幼兒教育、視力聽力障礙者教育貢獻良多。先後歷任東京大學 教授、女子高等師範校長、貴族院議員。因中村一生除了致力教育工作之外，他 不也斷專研儒學，重視漢學教育的存在，呼籲日本社會當普及漢學。中村在王韜 訪日的 1879 年 5 月於東京創設「同人社女學校」，他強調宗教的自由、漢學的教 養與西學的吸收同等重要，因此在漢學課表中編入「輪講」、「講義」（經史類、 文章類、作文）、「素讀」（和漢近易之書類、翻譯書類）。43 中村呼籲當代日本社 會不要忽視漢學教育存在之重要性，這種想法與其他西學急進派的思想家相較， 算是向東西文化融合的思潮靠攏，故被評曰「保守」。 至明治初期日本的漢學教育，已經檔不住朝野傾力吸收西方文明的熱潮，其 興盛的景象已經每況愈下。中村曾經感嘆說： 當此時棄漢學如土苴。或有漢學者鬱憤不堪，於不平之餘，入海而死。…… 以吾譯《西國立志篇》十部交換善本《佩文韻府》，書肆欣然而有喜色。 40 范蓉捸在《天道溯原》序文中提及「《中庸》之言與耶穌之教，非惟不相悖而適以相成」（台北： 文泉出版，1967），又此書卷末附有「徐光啟奏留天主教疏」，是吸引中日知識分子適度接受的 原因。 41 前引高橋昌郎《中村敬宇》，頁 98。 42 在此之前，中村曾於明治 11 年（1878 年），擔任原胤編的《新約聖書》（和漢對譯）之訓點工 作。 43 前引高橋昌郎《中村敬宇》，頁 164。
至佛書則更甚。44 明治 16 年（1883 年）4 月 16 日中村應東京大學之邀，在「古典講習科乙部開學 典禮」之演說中就曾經指出： 觀夫方今以洋學稱名家者，無非是有漢學之質地而活用洋學者。無漢學之 跟基者，或七八年或十餘年留學西洋歸國後，雖嶄然露其頭角，其乏運用 之力，殊至於翻譯而絕不能下手。然者今日在朝野之間，雖卓然顯眾有用 之人物，亦可斷言無非和學者也。唯以漢學為裏，洋學為表而已。……夫 如此時漢學書生何背明治維新，讀不負明治之維新，欲云明治維新之有勳 勞，其豈可得哉。 今於東京大學設古典講習科乙部者，乃下數十年後，成鴻儒碩匠之種子。 後之視今猶今視昔。舜何人耶我何人耶。諸子至他日，必不使徂徠、白石 擅美於前時，此吾之所信也。 中村還有另外一個專長，即他酷愛漢詩，特別擅長古詩之創作，故又被稱為 漢詩人、文章家，歿後留有《敬宇詩集》四卷問世。45 晚清第二任駐日公使黎庶 昌（1837－1898）與中村交往有五年之久，他在《敬宇詩集》之序文中稱曰：「敬 宇生平著述甚富，其古文尤自成家，波爛態度，不滯不溢。余嘗為藏名山文序， 粗發其凡，詩特餘力所及耳。而其意趣頗與白、陸為近，余尤喜其中多諷諫之詞， 若仿白氏文集體例，以諷諭閒適感傷等。」46 又中村弟子張文成在〈中村先生詩 跋〉中亦云其詩風道：「今先生之詩，非風騷，非漢魏，闢古人之蹊徑，成一家 之至言，具有真意，不失正軌。」47
二、王韜與重野安繹（1827－1912）的思想比較
重野安繹（1827－1912），通稱厚之丞，號成齋，薩摩藩（今鹿兒島縣）人， 44 45 《敬宇詩集》是在中村正直歿後，由其嗣子中村正一於 1926 年（大正 15 年）刊行，分上中下 三冊，共計四卷。上冊有晚清第二任駐日公使黎庶昌（1837－1898）之序文，收錄《青衿集》157 首、《峽中集》25 首，中冊收錄《聖林集》17 首、《扈駕集》28 首、《浮海集》26 首、《嶽南集》 68 首、《百笑百妙》35 首。下冊收錄晚年之作《礫川集》212 首。中村之詩集現藏於國會圖書館 及慶應義塾大學「斯道文庫」、「安井文庫」。 46 黎庶昌《敬宇詩集》序，寫於光緒 15 年（1889 年），收入《詩集日本漢詩》第 18 卷，東京： 汲古書院，1985，頁 433－434。 47張文成〈中村先生詩跋〉，收入前引《詩集日本漢詩》，頁 537。在江戶昌平黌求學時與中村正直同窗。曾經參與《萬國公法》的翻譯。明治八 年（1875 年）進入修史局工作，明治十二年（1879 年）創立東京學士會院，提 倡設立漢學科及選才赴中國留學，明治十七年（1884）升任東京大學教授，首創 「國史科」，明治二十二年（1889 年）擔任日本史學會首任會長，與星野恒（帝 國文科大學，歷史學首任教授）、久米邦武48 等人奠定了日本近代史學實証研究 的基礎。重野將明治時代的精神主軸之實証主義（positivsm）導入日本史學的研 究領域，他確立了客觀派之史學研究，這個方向由內藤湖南（1866－1934）、狩 野直喜（1868－1947）、服部宇之吉（1867－1939）等人一脈相承。晚清第二代 駐日公使黎庶昌曾稱讚其學問為「濟中、東、西三者之長」（狭間）。重野氏認 為認識晚清的國勢發展是日本當時不可忽視之事，因此呼籲日本知識份子應學 好中文。他的想法與當時「興亞會」的宗旨大致吻合，王韜晚年在上海仍與日 本海軍部和「興亞會」的人物聯絡，謀略「大東亞」計劃，以對抗俄國季覬覦 中、日之野心。從以下重野與王韜的對談內容亦可略知一二。 重野安繹曾說： 或序先生之文，謂為今時之魏默深（魏源）。默深所著《海國圖志》等書， 僕亦嘗一再讀之，其憂國之心深矣。然於海外情形，未能洞若著龜。於先 生所言，不免大有徑庭。竊謂默深未足以比先生也。49 王韜答之曰：「當默深先生之時，與洋人交際未深，未能洞見其肺腑，然師長一 說，實倡先聲。惜昔日言之而不為，今日為之而猶徒襲皮毛也。」
三、王韜與栗本鋤雲的思想比較
栗本鋤雲（1822－1879）名鯤，號鋤雲，別號匏庵，出生於江戶幕府醫官之 家，曾求學於儒學家佐藤一齋及安積良斎。曾任德川幕府奉行所組頭、外國奉行。 48 久米邦武（1839－1931）號易堂，出身肥前佐賀藩士之家。曾與大隈重信（1838－1922）習於 藩校弘道館，1862 年赴江戶昌平黌求學，1871 年隨岩倉具視（1825－1883）遣歐使節團出國 考察，回國之後編修使節團報告書《米歐回覽實記》計五冊 100 卷，於 1878 年刊行。其內容 以漢字與假名混合書寫，記述使節團訪問十二個國家，一百二十幾個城市之歷史、地理、政治、 經濟、產業、宗教、教育、娛樂等多領域的觀察報告，對明治初期的政、經、文、教、行政之 影響頗深。1878 年進入修史館編纂《大日本編年史》，1888 年起兼任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教 授，他與重野安繹從合理主義的實証史學角度，批評傳統現實主義之歷史觀，否定戲劇性之非 學理的知識，確立了日本實証主義之考証史學，後因遭神道家之反彈與攻擊而辭去大學教授職 務，之後從事古文書研究，成績斐然。代表著作有《古文書学講義》(1902)、「日本古代史と 神道との関係」(1907)等書。 49 王韜 《扶桑游記》 走向世界叢書本、 岳麓書社、 1985 年。明治維新前夕曾赴法國考察警官制度，催生日本警官制度之雛形。栗本鋤雲也是 日本最早期的新聞記者之一，他與王韜交流的焦點，一為辦報，二在探討中日新 聞言論自由的問題。1871 年法國的新聞言論自由獲得保障時，日本也刊行了最 早的早報《橫濱每日新聞》，當時栗本曾在該報執筆撰稿。 1872 年更成為《東 京日日新聞》、《郵便報知新聞》的主筆。王韜所發表的〈華夷辨〉、〈智說〉、〈地 球圖跋〉及栗本鋤雲的〈讀重刊《普法戰紀》，均曾在《郵便報知新聞》刊登。 由於栗本鋤雲最後擔任過德川幕府的「軍艦奉行」（幕府海軍最早的專任長 官），又當時法國駐日公使羅生（Leon Roches，1809－1901）建議幕府實施軍事 改革及在橫須賀設立製鐵所，因此栗本除了與羅生有交往之外，還認識他的翻譯 官卡雄（Merume Kation，1828－1871）。卡雄原為傳教士，他不但精通日文，曾 編撰《法英和辭典》，還訪問過日本原住民的「愛奴」部落，記錄過愛奴文化； 栗本曾經向他學過法文，也幫他在橫濱成立「法語傳習所」由卡雄自己擔任校長， 這是日本最早的法語學校。幕末開港期，栗本鋤雲透過與上述二位法國人的交 往，催生了横須賀製鐵所，對日本軍艦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報知新聞》的編集栗本鋤雲在上海閱讀《普法戰紀》之後，評論其內容曰：「《報 知新聞》是繼歐陽修的《新五代史》之後，少數具有新思想的傑作。」因此《普 法戰紀》在王韜訪日的前一年就由日本軍方翻刻出版。
四、王韜與岡千仞（1833－1914）的思想比較
岡千仞，字振衣，號鹿門，幕末、明治時期東北仙台出身之漢學者，曾在昌 平黌學漢詩文，與重野成齋同窗，1862 年曾與昌平黌舊友松本奎堂、松林飯山 在大阪開設「雙松岡塾」，結交尊王攘夷志士，為尊王攘夷運動奔走。岡千仞在 王政復古之際，因對當時保守的仙台藩政提出打倒德川幕府的「勤王」尊皇建議， 遭受幕府支持派反對而被捕下獄，後由遠藤文七郎等「勤王派」掌握藩政之後才 被釋放，並擔任仙台藩議事局議員。岡千仞在日本幕末、維新的變革時期因有上 述的不良前科，幾經苦難，他自認為不適官途，最後選擇從事國史編纂及漢籍整 理的工作。王韜歷經太平天國的大動亂，1862 年 3 月因上書「太平軍取上海策」， 清廷遂以「通敵」的罪名，要求王韜從上海租界引渡治罪，後受到英國領事的庇 護，流亡香港。從此王韜遭受官府通輯，成為晚清官僚無法重用的邊陲人物。但 是王韜亡命香港之後，接受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之聘任，二人合譯《中國經典》（Chinese Classics），從 1863 年起陸續完成《尚 書》、《詩經》、《左傳》、《禮記》、《竹書紀年》等英譯工作。王韜的思想轉變始於 1867 年 11 月隨理雅各赴英國考察之後，當時王韜比晚清派往西方國家的外交使 節團還要早七年到歐洲，之後滯留歐洲二年多，實踐了「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 路」、「百聞不如一見」的古訓。盧濱玲形容王韜的歐洲行是「從一個孤芳自賞的 封建文人轉變為憂國憂民的資產階級政論家，講求經世致用之道」。50 王韜於 1870 年回香港之後，在洪士偉、伍廷芳、何啟、胡禮垣等人的協助下，於 1874 年創 辦第一份華文報紙《循環日報》，自己擔任主筆，從立足中國，放眼全球的角度， 發表政論，主要在陳述中國應該汲取西方文明的優點，提出諸多改革，主張變法 圖強，這些政論於 1882 年輯成《弢園文錄外編》，與上海的《萬國公報》之輿論 傳播喚起了晚清知識份子的改革思潮。 《王韜日記》收錄的〈悔餘隨筆〉中，有一節述及日本的遣法使節團返國過 境香港之際，有團長池田長發（1837－1897）、副團長高橋留三郎、濱松藩儒者 名倉予何人（信敦，？－1901）等日本人士曾於 1864 年往訪過王韜。51 1867 年 亦有日本書法家八戶宏光在香港拜訪過王韜，52 但是日本朝野注意王韜之其人其 事，應該是在他歷遊歐洲，並於 1872 年（同治 11 年）完成《普法戰紀》（十四 卷）的編輯與刊行之後。53 因此，王韜與日本的關係必須從《普法戰記》輸入日 本談起，《普法戰紀》內容寫的是歐洲之歷史和現況。王韜指出此書的參考價值 曰：「是書雖僅載二國之事，而他國之合縱締交，情偽變幻，無不畢具。於是談 泰西掌故者，可以此為鑑。」54 王韜赴歐洲考察，是晚清政府追捕他之後，客觀 因素所創造出來的另一機緣，在晚清的官僚體系或知識份子當中，身體力行的吸 收西學王韜算是首開先河，他對當時歐洲及世界的形勢瞭若指掌，對西方文明走 向具有廣泛且深入的認知。特別是普法戰爭對十九世紀後期的世界歷史影響深 50 蘆濱玲〈漫游東西洋的清朝文人王韜〉《中外文化交流》1997 年第 3 期，頁 53。 51 王韜〈悔餘隨筆〉，收錄《王韜日記》卷四，頁 214。 52 王韜〈送日本八戶宏光遊金陵序〉，李天綱編校《弢園文新編》（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香港： 三聯書店）頁 116－117。有關日本人與王韜在香港會面的詳情請參閱陳○頤《日本人與香港 －十九世紀見聞錄》（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5 年）、周佳榮〈在香港與王韜會面－中 日兩國名士的訪港紀錄〉，《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頁 389－394。 53 《普法戰紀》是由張宗良等人翻譯自 1870 至 1871 年普魯士與法國戰爭的新聞報導，由王韜編 輯，於 1872 年刊行十四卷問世。後有重訂《普法戰紀》二十卷刊行，另有日本陸軍文庫別刊 版。 54 王韜〈弢園老民自傳〉，李天綱編校《弢園文新編》（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香港：三聯書店） 頁 369－370。
遠，因此《普法戰紀》輸入日本之後，隨即受到官、學界的高度重視，明治初期 的思想界經常將《普法戰紀》與德川幕末輸入日本的魏源之《海國圖志》相提並 論。55 王韜說： 至於今日，歐洲列國轍跡幾遍天下，鶚視鷹暽，龍驤虎踞。諸國無不拱手 交讓，莫敢攖其鋒。不知彼今日所挾以陵蔑諸國者，即他日有聖人起，所 以混同萬國之法物也。夫彼既割據日多，則爭競迭出；欲以誇強而侈勝， 遂不得不增兵而益防；舟車槍炮之技，盡人皆同，遂不得不更出新法，思 駕其上。顧彼能然，此亦能然。日後必至鬥志鬥力之俱困然後已。蓋智巧 至是幾莫能加，未有物極而不反者也。」56 又說： 蓋以普法之戰觀之，天下大勢不極其變，則不能復。將來天下各國，必至 舟車之致遠同，槍炮之利用同，兵力之戰勝同，機器之製造同。一切巧術 視為長技，而後彼乃無所恃以驕人。混同之機於是乎在。故曰：「普法之 戰，其變之極者也。」57 受到日本軍方及維新人物栗本鋤雲、重野安繹、龜谷省三等人的重視，不久 在日本即有多數的訓點本出版。58 也因為《普法戰紀》的內容深深吸引這些維新 人物，他們才透過曾在香港與王韜有過一面之緣的寺田望南，邀請王韜訪日。 王韜從王爾敏所敘述的落魄文人到時代變局之覺識人物，59 他的命運及所處 的時代背景與岡千仞有多處雷同，岡千仞於明治十二年四月接任東京府書籍館幹 事的職務之後，60 當年五月王韜就到日本訪問，而當時岡千仞最積極推動的工作 即是漢籍圖書之充實與整理，兩人的交集就從漢籍圖書的交流展開。 實藤惠秀根據王韜所寫的《扶桑遊記》曾經統計出王韜在四個月的訪日行程 55 有關德川幕末日本思想界對魏源思想之受容請參閱徐興慶《近代中日思想交流史の研究》京 都：朋友書店，朋友學術叢書，2004，頁 83－123。 56 王韜〈《普法戰紀》後序〉，李天綱編校《弢園文新編》（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香港：三聯 書店）頁 127。 57 同上注，頁 129。 58 《普法戰紀》訓點本 59 王爾敏〈王韜在近代中國之思想先驅地位〉，《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 頁 3－11。 60 據中田吉信的研究指出當時東京府書籍並無館長一職，是由幹事總理館務。詳請參閱中田吉信 〈岡千仞と王韜〉國立國會圖書館專門資料部《參考書誌研究》13，1976。
當中，與百一十五位日本人士所接觸的次數，從明治 12 年 5 月 13 日王韜抵達橫 濱之際，岡千仞與寺田望南等二十二位日本人士前往迎接起，至同年 8 月 31 日 回上海為止，岡千仞與他有過二十八次的會面，從兩人的筆語交談，隨處可見岡 千仞對王韜的仰慕之情。 據東京府書籍館（原國立國會圖書館支部上野圖書館所藏）的三封書簡內容 可以窺知當時王韜曾經將自己帶去日本的圖書與該館的藏書做交換，而其促成者 就是岡千仞。王韜原本有感於該圖書館的漢籍與洋書之藏書量極為貧弱，擬將自 己編著之《普法戰紀》（同治十二年（1873）刊，二部八本）、《瀛壖雜誌》（光緒 元年（1875）刊，二部二本）、《重訂西青散記》（光緒四年（1878）刊，二部四 本）、《甕○余談》（光緒元年（1875）刊，二部四本）、《遯窟讕言》（光緒元年（1875） 刊，二部四本）、《海陬冶遊錄》（光緒四年（1878）刊，二部二本）、《艷史叢鈔》 （光緒四年（1878）刊，二部十一本）、《弢園尺牘》（光緒二年（1876）刊，二 部四本）等計七十八本圖書捐贈該館典藏，但經岡千仞提議，該館亦回贈了《大 日本史》103 冊、地球儀 2 個。 明治維新之後岡千仞專心經營私塾【綏猶堂】，著有〈在臆話記〉，〈攘夷紀事〉 等書。 王韜在〈跋日本《岡鹿門文集》後〉中，提出維新時期日本傾心西學的看法。 他說： 日本執政者，又復崇效西法，振興西學，甚至於改正朔，易服色，冠裳制 度，禮樂政刑，俱為一變。而民俗亦漸燒而黠。向之所謂敦厚者，一旦蕩 焉泯焉。自不知者觀之，以為富強著效，駸駸乎馳域外之觀。其知之者， 或以為失之於太驟，或以為失之於太似。其實所學西法，亦徒襲其皮毛， 未得其精，而囂然自足矣。 夫日本地小而瘠，民寡而貧，其外龐然，而其實則外強而中槁。日東有識 之士，未嘗不知其弊，咨嗟太息，往往形之於文字之間。 王韜又說： 「吾友岡君千仞，當今豪俠士也，沉思而遠慮，博學而多聞，嘗見其送人 赴法國博覽會，而知其意之所屬矣。」61 61 岡千仞認為派人前往歐洲見習萬國博覽會，蒐羅西洋之長技，不但可以鞏固國體，還可厚植國 力。他說：「吾聞博覽之會，天地之所出，人工之所製，蒐羅萬國，莫不皆有。觀之者足以增
夫日之變法，志在自強，初不謂其弊之至於此也。夫西法非不可學，而其 所以治民生立國本者，要自有在。且日本之於中國，昔則可以閉關絕使， 畫疆自守。今則萬國來同，舟車畢集，以亞細亞洲之大局而論，方當輔車 唇齒之相依。且以地勢觀之，日本之在東洋，譬諸中國之門戶也（中略） 乃日本徒以能效西法，侈然自大，凌侮中朝，急欲輕於一試，是直不明利 害之端，而昧於維持之義者已。想日本有識之士，當必為之痛哭流涕而長 太息者也。62 （1）王韜與岡鹿門的外交觀 鹿門曾著《米志》、《法志》，於泰西情形，瞭然若指諸掌。近又譯《英志》， 已得二卷，視慕維廉所撰，言簡而事增，誠不朽之盛事也。其言曰：「方今宇內 形勢，以俄為急。時人比俄於戰國之虎郎秦，而實為今日亞細亞洲之大患。敝邦 與之土壤毗連，尤不可不悉其情偽，《俄志》之譯，為不可緩。先生有其意哉？ 他日《俄志》若成，明著其利弊得失所在，則五大洲可收之掌握中，何等快事！」 63 王韜對俄國覬覦中國領土最為警惕，他主張「中外合力防俄」、「合六國以制 俄」。王韜說：「英、法競爽，足以制俄，而東方幸可無事」。他認為俄國要圖歐 洲難，要侵亞洲則易。他又說：「若亞洲，則惟中、英、日三國而已，而三國皆 不相聯屬，中、日近又隱挾猜嫌，則俄之得志益可知已。」、「我中國如能結好英、 日，以彼為援，互為唇齒，然後勵精圖治，發奮為雄，盛兵備，厚邊防，乃足以 有恃而無恐。」64 王韜認為當時晚清與英、俄外交關係的改善極為重要。他說： 至今日而中國之安危強弱，在善處英、俄之間，而英、俄安危之所繫，亦 在乎中國。故英、俄在今日，亦莫如結中國以自重，而中國亦宜聯絡於二 智力，發巧思；購之者足以詫新創，弋奇嬴。故競技者必於是，爭利者必於是。我邦所齎貨物 器具，不為不多，或有駕於彼者，則聲價百倍，而得嬴之盛，從此始。其利於邦不亦大乎？」 故王韜稱其志慮深遠也。 62 王韜〈跋日本《岡鹿門文集》後〉，李天綱編校《弢園文新編》（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香港： 三聯書店）頁 143。 63王韜〈中東名士，收在《扶桑遊記》〉，李天綱編校《弢園文新編》（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 香港：三聯書店）頁 361。 64 王韜〈中外合力防俄〉，李天綱編校《弢園文新編》（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香港：三聯書店） 頁 74－75。
者，以恆享其安。65 岡千仞在〈答王紫詮書〉中述及他對日本吸收漢學和洋學的差異及批評，他 說： 敝邦交通歐米各國以來，士人學問分為二途，一曰漢學，一曰洋學，敝邦 立國實資於中土禮樂文物，其能獨立東表，維持大統二千年，復今日之隆 運，亦唯以其能服文武周孔之教也。陋邦之於漢學，不可一日少之，僕獨 怪今修洋學者皆知遊歐美達其才，而修漢學者未見一人遊中土、研其業。 此由其人立志不固，信道不篤宜矣。斯文蕩然掃地一至此極也。僕雖駑已 以讀書知文字，為世所指名，豈可旁觀此事，無一所救乎，此僕之所以奮 發舉此遊也。66 王韜訪日之前一年，即 1878 年日本在政治方面出版的著作，影響日本社會 較深者有福澤諭吉的《通俗民權論》、植木枝盛的《開明新論》以及前述久米邦 武編纂之《特命全權大使米歐回覽實記》、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密盧（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著•深間內基譯《男女同權論》、英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史邊 薩（Herbert Spencer，1820－1903）著•鈴木義宗譯《代議政體論》等書，在經濟 方面則有田口卯吉《自由交易日本經濟論》問世。67 而王韜訪問日本當年，日本 國內的各項政、經情勢為何，在此先做一說明，以探討王韜對明治初期日本社會 變動的場景之觀感。在政治方面，因為掌握明治政府權力核心的內務卿大久保利 通（1830－1878）遭人暗殺，政權分由大隈重信（1838－1922）掌財政、經濟， 伊藤博文（1841－1909）掌內政，外交方面當時的外務卿寺島宗則（1832－1893） 因無法在與英國的條約修正談判中取得日本關稅自主的優先權而被迫下台，改由 井上馨（1835－1915）接任，繼續與英國談判；而在野勢力的自由民權運動方面， 「愛國黨」連續二次在大阪召開全國大會，要求明治政府成立國會，研議由國會 運作國政之可能性。1879 年 3 月日本以武力脅迫琉球「廢藩置縣」，訪日之前王 韜對日本出兵台灣及併吞琉球的行徑，曾經寫了〈琉球朝貢考〉、〈琉球向歸日本 65 王韜〈遣使親俄〉，李天綱編校《弢園文新編》（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香港：三聯書店）頁 77。 66 日本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特別買上文庫，編號 2281-154」岡鹿門文稿。 67 除此之外，至王韜訪日的隔年，即至 1897 年（明治 13 年）為止，經由日本民間學者，或文部 省獎勵完成之西書日譯作品範圍諸多領域。如政治、經濟方面《新政大意》、《立憲政體略》、《萬 國公法》、《經濟原論》、《銀行論》，歷史方面《西洋史記》、《萬國新史》、《歐羅巴開化歴史》、 《萬國史略》、《泰西通鑑》，地理風俗方面《輿地誌略》、《五洲記事》、《西洋夜話》、《西洋新 書》、《地理學》等不勝枚舉，可見日本當時渴望攝取西洋新知之風相當盛行。
辨〉、〈駁日人言取琉球有十證〉（卷六）、〈琉事不足辨〉（卷六）、〈日本非中國藩 屬辨〉，《弢園文錄外編》（卷五）等論著，嚴厲批評日本的野蠻行徑。（王韜著有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立證琉球是中國的朝貢國而非日本的領土。
關於中日之間的琉球歸屬問題，李鴻章曾委請訪中的美國第十八任總統克蘭 德（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1885）代為調停，克蘭德也於 1897 年 7 月至 9 月訪問日本兩個月，當時王韜也在日本訪問，兩人雖無接觸，但王韜曾經提出 他的看法。 王韜曾說： 日本，海東之一小國耳，一旦勃然有志振興，頓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國中 一切制度，慨法乎泰西，倣效取則，惟恐其入之不深。數年之間，竟能自 造船舶，自製槍砲、練兵、訓士、開礦、鑄錢，並其冠棠文字屋宇之制， 無不改而從之。68 王韜訪日，雖然只有短短的四個月，但他備受維新時期日本文士之推崇和禮 遇，從促近中日文化交流、激盪雙方吸收西學之思想變遷的收穫而言，令他不虛 此行，終身難忘。他在《漫遊隨錄》自序中回憶說： 余至日本，見重於日本亦然。往從諸名流後，偕遊日光山，每經險處，必 使八人舁余轎，諸人前後擁護，行歌互答，以解舁者之勞。余將返國，同 人餞余於中村酒樓，不期而會者百餘人。余列位星使上，衣冠宴集之盛， 向所未有。諸名流之寵異余也如此。余窮於世，而獨得此於異域之人，數 萬里外之文士，亦何幸歟？69 68 王滔〈變法自強〉下，《弢園文錄外編》卷二，頁 40－41。 69 王韜〈《漫遊隨錄》自序〉，李天綱編校《弢園文新編》（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香港：三聯書 店）頁 353。王韜於《弢園老民自傳》中亦提及他訪日時之盛況曰：「既至日東，遍歷崎陽、 神戶、浪華、西京諸名勝。居江戶者十旬，遍交其賢士大夫。一時執贄請受業者，戶外屨滿。 壺觴之會，壇坫之開，無日無之。唱和諸作，頗有豪氣。中又為日光山之遊，遍覽諸瀑布，窮 其幽邃。老民將歸，日之賢士大夫餞別於中村酒樓，星使參贊以下至者百有餘人。日人謂自開 國數千年來所未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