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康熙語言的三度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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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康熙語言的三度翻譯

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 的創作與中譯，實際上是三度翻 譯的過程。恪遵史料的 Emperor of China，不只涉及史料的中到英翻譯，清朝國 語為滿語，許多第一手史料以滿語記載，再轉譯成漢語，史景遷採用的漢語史料，

已經過滿漢的轉譯，在 Emperor of China 成書三十年後，以現代英語呈現的康熙，

又還原翻譯成中文，向中文讀者介紹「真實」的康熙。

1. 第一度翻譯──滿語到漢語

1.1 清初滿文的使用

清朝為外族當政，官方語言是滿語，而清初順治、康熙兩朝，滿人漢化程度尚未太深，皇帝與官員談論國政，朝官的公文奏疏，以及皇帝的批諭，常使用滿文。因此，史景遷使用的原始史料，必然也會涉及滿漢文對譯的問題。

滿文的創建始於明神宗萬曆二十七年（AD 1599）。建州女真首領努爾哈赤統一女真各部落，所轄地區和人口擴大，政治、軍事、外交等活動的往來文書繁雜，然而，女真部落沒有自己的文字，「文往移來，必須習蒙古書譯蒙古語通之」

1，努爾哈赤深感不便，因此命大臣噶蓋爾和額爾德尼等人把蒙古字改編成蒙古文。努爾哈赤時代創建的滿文稱為老滿文，因為老滿文在字體和音韻上的不完備，皇太極在明崇禎五年（AD 1632），又將老滿文加上圈點，使字形和音韻更易辨識，稱為新滿文。滿文創製後即為滿州所有部族使用，從政務的詔諭奏章到記事的檔案，以及日常生活的瑣事記錄，並將漢文典籍翻譯成滿文。清太祖努爾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極兩朝留下的老滿文和新滿文檔案數量極多。²

滿人入關後，明訂滿文為國語，因此滿語又稱清語。入關之初，「滿州君臣

1 關克笑、王佩環：〈滿語文的興衰及歷史意義〉，《慶祝王鐘翰先生八十壽辰學術論文集》（遼寧：

遼寧大學出版社，1993），頁 209。

2 陳捷先：《清史雜筆第一輯》（台北：學海出版社，1977），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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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不解漢語』、『不識漢字』。加上帝王又想保持滿州人自己的文化，所以清初的很多文件都還是滿州文的，像帝王的敕諭，八旗的文移，內外滿官的奏章，司道知府的考績單、逃人名冊、祭孔祝文，太廟匾額，內外衙門印信以及碑銘等等，

有的全用滿文，有的滿漢兼用。」³康雍兩朝是滿文傳習的極盛時期，滿文書檔在此時期的出版數量最多⁴。

以滿文寫成的諭旨奏疏與官方檔案記錄，在官方編修漢文實錄時，會經過對譯刪修。因此，史景遷裁剪康熙朝的官方檔案史料，透過康熙之口描繪康熙，過 程中必然會涉及許多滿漢對譯的問題。不過，雖然此一問題是分析 Emperor of China 時，值得研究探討的問題，但因能力限制，而且此一問題並非本論文的主 題，因此，我僅就康熙一朝的滿文使用狀況，以及康熙的漢文造詣，進行簡要的討論，以對史景遷使用的原始史料可能參雜的滿漢對譯情形，有初步認知。

1.2 康熙朝的官方史料

康熙朝的史料可分為起居注、實錄與硃批諭旨三項探討。

「起居注是記述皇帝言行的一種專書，由歷代皇帝的近侍臣工擔任記錄編寫的，是日記體的史料，也是後世史官纂修正史的主要依據。」⁵自東漢以來，政府皆有編撰起居注，滿人入關後，也延續這項傳統，於康熙九年，初置起居衙門，

「令滿漢註記官每日各一員侍值，事畢，以本日應記之事，用滿漢文記注。」⁶ 起居注的記事項目次序也有詳細的規定，皇帝的起居最為重要，其次為皇帝所頒的諭旨，臣工的題奏，最後是官員的引見⁷。

比較康熙一朝的滿漢起居注，滿文起居注大多較能忠實記述皇帝的言動與政府奏疏，因「終清之世，官修史書，帝王諭旨以及臣工奏章也仍有以滿文寫製的。

對於滿文起居注官員來說，照抄滿文諭摺是比由漢文諭摺轉譯成滿文為方便省時

3 陳捷先：《清史雜筆第一輯》，頁 2。

6 陳捷先：《清史雜筆第一輯》，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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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而滿文起居注保存了極多的清代君臣的滿文原件資料，而這些卻是漢文官書中不見記錄或是語焉不詳的。……清初帝王召見滿州臣工時，他們有時是以滿語交談國事的，滿州記注官聽來順耳，記來方便，而漢文記注中就很少見到這類的材料了。」⁸從這一點看來，清初的滿文起居注提供的史料更為詳實，內容也較為豐富，而且，清初滿文起居注的句構、文法都較清季諸帝的起居注道地，受漢化影響較少，抄寫錯誤不多⁹。由此可知，清初時滿人的漢化程度淺，帝王和臣工之間常使用滿文交談，這些滿文的言談和文書在編修成漢文的實錄時，不免要減削。莊吉發在討論清代宮中檔的史料價值時，也提到在康熙年間，諭旨及奏疏多以滿字書寫，因此，漢文本起居注冊，必俟譯成漢字後，再按月纂修漢文本起居注冊¹⁰。

起居注是起居注官對於皇帝言動的直接記載，屬於第一手的史料，而實錄為皇帝逝世後，繼任君王開館編修的，多有所刪修隱諱。清聖祖實錄在世宗即位後，

實錄館奉敕撰修，諭旨多經潤飾刪削，甚至竄改臣工奏疏¹¹，而且，纂修漢文實錄時，滿漢對譯的譯文也極簡略，有時也有失真之嫌。這乃是清代官修史書的常態。

除了起居注外，硃批諭旨也是研究清史的第一手史料。清聖祖康熙皇帝因有感於傳統章奏制度弊病叢生，權臣攔截章奏，外官隱匿民情，御史言官未盡彈劾糾舉之責，而改革章奏制度，創立奏摺制度，鼓勵言官進言，利用寵信臣工打探消息¹²。奏摺的性質乃為蒐集實情，必須嚴格保密，除上書的臣工與皇帝外，他人不得閱覽。康熙時期的奏摺，目的是要得到密告情報，性質如同「小報告」¹³，並非正式的公文書，無固定的規則與格式，依書寫文字不同，可分為漢字摺、滿

8 陳捷先：《清史雜筆第二輯》（台北：學海出版社，1977），頁 109。

9 陳捷先：《清史雜筆第二輯》，頁 108。

10 莊吉發：〈清代宮中檔的史料價值〉，《清代史料論述二》（台北市：文史哲出版社，1980），

頁126。

11莊吉發：〈清代宮中檔的史料價值〉，頁143。

12 陳捷先：《清史雜筆第一輯》，頁 9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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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摺及滿漢字合壁摺¹⁴。台北故宮博物院現藏的宮中檔奏摺，康熙朝的漢字摺約三千件，滿字摺八一○件¹⁵，而根據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的《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的編輯說明，康熙朝的硃批奏摺共有九千餘件，漢文硃批奏摺有四千餘件，滿文硃批奏摺有五千餘件，起自康熙二十八年（1689）正月，止於康熙六十一年（1722）十二月¹⁶。以滿文漢文奏摺的比例來看，康熙朝的奏摺以滿文書寫的比例非常高，也可證明康熙朝的漢文官修史籍有不少是由滿文轉譯而來。

奏摺是皇帝與提奏人的秘密通訊，必定由提奏人親手書寫，皇帝親手批奏，

故聖祖硃諭皆為親筆──「各處奏摺所批硃筆諭旨。皆出朕手。無代書之人。此番出巡。朕以右手病。不能寫字。用左手執筆批旨。」¹⁷，現存的康熙朝漢文硃批諭旨是相當珍貴的史料，可供我們瞭解清聖祖的漢文造詣與行文風格。

1.3 康熙的漢學教育

滿人入關的第一位皇帝清世祖，六歲即位，雖學習滿書，但在攝政王多爾袞的刻意擱置下，未曾正式接受漢文教育，因此在親政後，對於漢文仍相當陌生，

閱讀漢文奏章相當吃力，僅能靠刻苦自學¹⁸。清聖祖六歲入學，八歲即位，「幼年所受的教育則偏重於滿州部族的語文及習俗，所受的漢文教育則不完整」¹⁹，即位後，有張、林二內侍指導句讀與經書，而且「在書法上所費的工夫最多，『所臨之調幅手卷，將及萬餘』……初由……張、林二內侍『指示』書法，繼由翰林院儒臣沈荃教其學董其昌字體。」²⁰但是因為漢文啟蒙的底子不紮實，批寫諭旨時，常會出現錯別字，根據劉家駒（2002）對於康熙硃批諭旨的錯別字分析，音

14 葉郁菁：《從資訊不對稱看康熙朝之奏摺制度》（國立台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碩士論文，

1995），頁 60-61。

15 莊吉發：〈國立故宮博物院典藏清代檔案述略〉，《清代史料論述一》（台北市：文史哲出版社，

1979），頁 3。

16 葉郁菁，頁 27，引自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北京：檔案出版社，1985），頁 7。

17 清高宗：《大清聖祖仁皇帝實錄三百卷》（台北：華文書局，1970），卷 265，頁 14。

18 吳伊勻：《清代滿族子弟的傳統教育》（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論文，2004），頁52-53。

19 劉家駒：《儒家思想與康熙大帝》（台北：臺灣學生書局，2002），頁 8。

20 劉家駒：《儒家思想與康熙大帝》，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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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異字最多，其次是書寫時筆畫錯誤，而且相同的錯別字重覆出現，這可歸因於康熙幼年啟蒙教育不完整，「行文寫字常會忘記字畫，而音同意異的錯字常為初學漢文的人所易犯，也可能是受康熙帝幼年的滿文教育與滿文發音的影響。」

21不過，康熙的漢文硃批，文句淺顯通暢，可見康熙的漢文應達流利。

康熙皇帝在親政後，有感於對於儒家經典的理解不夠深入，於康熙十年四月開始舉行經筵日講，至康熙二十一年，亦即清聖祖十八歲到二十九歲的時期，這段期間除了參與例行活動或在外巡視等情況，停講數日，其中除三藩之亂時，停講九個月，幾乎每日講學，每次講一個時辰，講完《四書》、《詩經》、《書經》、《易經》，康熙在講官退下後，仍會溫習所講內容，並與講官討論疑問和心得，求學態度極為認真²²。經筵日講為康熙青年時期所受的教育，他如此認真研讀中國經典，因此，他對於中國典籍應有相當深的認識。

另外，康熙也對於西學很感興趣，「曾以西方人以西方語音學習滿語較易，

命令徐日昇及安多『學習滿語』。……亦曾召張誠、徐日昇、白晉、安多等至內廷，諭以自後『每日輪班至養心殿，以滿語授講量法等西學。』」²³當時的傳教士也皆學習滿語，以利向滿族貴族傳教。

分析清聖祖的幼年與青壯年所受教育，可知其幼年時的漢文啟蒙，並未著重於漢字的筆畫練習，因此錯別字多，但他青年時期勤於研讀中國典籍，造就其漢語造詣，而從命傳教士學習滿語一點來看，康熙於日常生活中也常使用滿語。整體而言，康熙一朝滿人漢化仍不深，滿語仍是第一母語。

綜合上述康熙朝史料的滿漢語比例與康熙所受的教育狀況，可合理推論史景遷裁剪康熙朝的史料時，必定有不少史料是由滿文原件增刪轉譯而來，這是分析 Emperor of China 前，對於史景遷採用史料所需的基本認識。

受限於筆者的能力限制，無法分析滿文史料原件的轉譯刪修，不過，分析漢

21 劉家駒：《儒家思想與康熙大帝》，頁 24。

22 劉家駒：《儒家思想與康熙大帝》，頁 35-51。

23 張睿娟：《清代滿人的漢化問題―以清代滿文滿語的使用為例》（私立東海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1995），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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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料，也能讓我們瞭解原典史料的康熙文體並非一致，且不同文體風格之間，

存在很大的落差。下一節比較了不同史料內的康熙文體，間接讓我們看出官修正史收錄的康熙語言，經過非常大幅度的刪修潤飾。

1.4 原典史料的康熙文體

康熙的諭令、訓示、書信和日常談話紀錄散見於各類史料，這些史料的文體殊異，依照史景遷引用的數量，能夠分成四種史料討論──《實錄》、《庭訓格言》、

〈清聖祖諭旨〉、硃批奏摺。在分析 Emperor of China 與中文譯本之前，必須對 這兩者所本的原典史料文體有所認識，因此我在這一節對於原典的文體風格做簡短的介紹。

1.4.1 《實錄》

《實錄》為官修正史，紀錄皇帝起居、行動、指令，收錄諭旨和奏疏，篇幅短小，句子簡短，平鋪直敘，沒有多作修辭，屬於實用性的書面體，例如：

上率文武諸臣，以次仰射。上連發數矢，皆過峰頂。侍衛桑革拉、納拉善二人，射至其顛峰，餘不能至。上更其名為喀爾必哈哈達。（《實錄》，卷 136，頁 12-13）

這則敘事相當簡單扼要，純粹記事，沒有任何抒情性的形容詞（如形容康熙射過峰頂的喜悅之情），或形象性的描繪（如風景的描寫），是一則相當單調的紀錄。每句的字數簡短，以四字短句為主。

《實錄》收錄的諭旨，也是直線式的鋪陳，直接準確點明題旨，不用修辭手法讓文體更有變化，而僅是平鋪直敘，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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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陷賊地方，皆我赤子。今者詰爾戎兵，四征不庭，原以除暴安民。念愚氓被脅截髮，特一時貪生畏死之恆情。若大兵所至，概行誅戮，非朕救民水火之意，百姓無由自新，狡賊反得藉以煽誘。嗣後大兵進剿，有鄉民持械拒敵，及竊踞城池山寨，不即迎降者，乃行誅戮，其餘蓋從寬免……。

爾部其傳諭滿漢官兵，咸體朕意，毋忽。（《實錄》，卷五十，頁十六）

這是一則應用的公文體，有一定的格式用語，例如結尾的「傳諭滿漢官兵，

咸體朕意，毋忽。」雖然構句不講求對仗工整，仍有一定規律，句子的主體多為四字的詞彙，用底線將四字詞彙標出後，可看出大部分句子的骨幹皆為四字一組的詞。這些四字詞組的用詞皆較為制式，不求創新，例如：

朕承太祖、太宗、世祖弘業，四十八年於茲，兢兢業業，軫恤臣工，惠養百姓，惟以治安天下為務。今觀胤礽，不法祖德，不遵朕訓。惟肆惡虐眾

，暴戾淫亂，難出諸口，朕包容二十年矣，乃其惡愈張，謬辱在廷諸王貝勒，大臣官員，專擅威權，鳩聚黨羽，窺伺朕躬……（《實錄》，卷 234，

頁 2-3）

以四字詞組為主的構句，在上例更為明顯，所用詞彙，同樣也相當制式，表現出公文文體規律、格式化的傾向（如開頭的「朕承太祖、太宗、世祖弘業，四十八年於茲……」）。以上兩例都呈現了諭旨多使用正式書面的詞彙，文體風格顯得相當莊重，四平八穩。

《實錄》的對話紀錄，也採用簡短的書面體，例如：

不入爾黨者甚多，爾等視之，寧不愧乎？」（《實錄》，卷 248，頁 16）

這段對話也是以文言文記之，句型簡短整齊，多為四字句，也採用書面語彙。

由以上數例可知，《實錄》的風格不管是對話、記事與諭旨，都維持一貫的書面上問都統迓圖曰：「爾知鄂善行事否。」迓圖奏曰：「鄂善在眾前，常言感激皇恩，欲行效力，其曖昧事，臣不得知。」……上顧鄂善等曰：「朕不得實據，豈肯屈無辜之人，爾等謂朕年高，邀結黨羽，肆行無忌，今在朕前，爾等能行何事，且有何顏面，仰視天日？諸臣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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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式風格。

1.4.2 《庭訓格言》

《庭訓格言》記載康熙言談，為家訓性質，談論主題包括求學、修身、養生、

持家、治國、孝親、教子之道。記載內容為生活上的談話，且非官修正史，所以，

《庭訓格言》雖為文言文，但用語較《實錄》通俗，句型也較為繁長，例如：

出外行走，駐營之處最為緊要。若夏秋間雨水可慮，必覓高原，凡近河彎及窪下之地，斷不可住，冬春則火荒可慮，但覓草稀背風處，若不得已而遇草深之地，必於營外周圍，將草刈除，然後可住。（《庭訓格言》，頁 13）

這一例的用字較為淺白，如「緊要」、「可慮」、「可住」、「草深之地」，且用字重覆，如「可慮」、「覓」、「可住」都有重複，既不講究用字的變化，也不講究句型的對稱工整：「若夏秋間雨水可慮，必覓高原」與「冬春則火荒可慮，但覓草稀背風處」，雖是並列的兩件事，但並未刻意追求兩者的對稱。屬於夏秋一段的句子共有四句，而屬於冬春一段的句子共有六句，句數不一，句長也不對稱。

此例的句子較《實錄》為長，四字短句有四句，其餘句子皆為六到八字長，雖然並非口語，但風格較為通俗。

《庭訓格言》風格普遍較為淺顯，也會出現口語的用詞，例如：

行圍打牲，必用鳥鎗，而鳥鎗火藥最宜小心，大概一兩火藥可以轟動二三間房屋，如或一斤，則其力不可言矣。（《庭訓格言》，頁 32）

這例的風格更為通俗，「最宜小心」、「大概」、「可以」都是口語的用字。結尾用的「矣」是「古漢語常見的語氣助詞，相當於現代漢語的『了』」²⁴，因此，

24 周淑敏：《古漢語自學入門》（北京市：中國人事出版社，1993），頁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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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可言矣」這四字是此例予人古體之感的關鍵。

這兩個例子說明了《庭訓格言》大致而言較為淺顯的風格。在分析中譯本文體的第四章章節中，我也會對於此種淺顯風格，再舉例說明。

1.4.3 〈清聖祖諭旨〉與硃批奏摺

〈清聖祖諭旨〉是康熙寄給敬事房總管太監顧問行的書信，為康熙親筆所寫，

風格相當通俗口語，像是康熙交代顧問行差事，文體風格就猶如口語一般，例如：

諭李煦曹顒……爾等傳於蘇州清客周姓的老人，他家會做樂器的人，並各樣好竹子，多選些進來……特諭。(〈諭旨〉，頁 18b)

問南府教習朱四美琵琶內共有幾調，每調名色原是怎麼起的……他是八十餘歲的老人，不要問緊了，細細的多問兩日，倘你們問不上來……（〈諭旨〉，頁 19b）

這兩則諭旨可說是清初的白話。第一則雖是命令，但除了「爾等」、「傳」、「於」

為文言文用詞外，內容皆如同口語。「的」取代文言的「之」，冗長的判斷句句型

「是……的」，以及「了」的語氣詞，以及人稱代名詞「你們」，都是白話的用法，

生動傳達出康熙日常說話的語氣。

相較之下，〈清聖祖諭旨〉的文體與《實錄》明顯迥異，也較更為淺顯的《庭訓格言》口語。

康熙的硃批諭旨跟〈清聖祖諭旨〉一樣，都是康熙親筆批示的文字，未經史官刪修潤飾。這些散見於各個奏摺的簡短批示，不僅忠實呈現康熙的口語風格，

也表現了康熙的性格，例如：

生一事，不如省一事，只管為日前之計，恐後尾大難收，遺累後人。(頁 71) (《故宮文獻》，第一卷，第二期，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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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之道無他，只以實心實政，不多生事，官民愛之如母，即是好官。(頁 72) (《故宮文獻》，第一卷，第四期，頁 66-67)

古人有言，文官不要錢，武官不惜死，不怕天下不太平。(頁 71) (《故宮文獻》，第一卷，第四期，頁 66-67)

這些例子都是熙的警示，皆相當通俗口語。康熙常告誡臣下做事謹慎，勿多生事，《實錄》亦能見到康熙諭令臣下：「與其多一事，不如省一事」的記載（《實錄》，卷 40，頁 20b）。第一例的「生一事，不如省一事」為康熙在曹寅奏摺上的硃批，與第二例的「不多生事」類似，康熙也在其他臣子奏摺批下類似評語²⁵，因此，這一硃批相當具有康熙的個人風格，代表其治理國政的哲學，這一例的用語通俗，尤其是「尾大難收」一詞就相當俚俗。在第三例，康熙引用的古人之言，

都以「不」構詞，用語通俗，簡單好記，如同市井俗諺一般。

比較這四類史料文體，可知史料中的康熙，使用的文體風格落差極大。康熙親筆的通俗、口語風格，也間接顯現《實錄》的記載經過了大幅度的修改、潤飾，

其呈現的康熙文體，可能已與實際所用的文字、用語相差甚遠。

2. 第二度翻譯──漢語到現代英文

2.1 史景遷的寫作風格

Emperor of China在一九七五年出版，是史景遷的第三本著作，也是他第一 本以單一人物為對象的傳記。本書確立了史景遷自他的博士論文《曹寅與康熙皇帝》(Ts’ao Yin and the K’ang-his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 )（1966）以來，

重視歷史敘述的寫作技巧，著作充滿濃厚的文學味，偏好對人物的深層剖析，使

25 如康熙對師懿德奏摺的硃批：「……歷來營武甚壞，各省皆是，如此亦不可太速太急，則生他事，亦未可知。」（《故宮文獻》，第一卷，第四期，頁94），以及對張谷貞奏摺的硃批：「此摺奏的是，須要小心，不可生事，續害良民。」（《故宮文獻》，第一卷，第四期，頁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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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者能夠「同情瞭解」閱讀對象²⁶。在這之後，史景遷的著作多是人物傳記，如：

《婦人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1978) 、《利瑪竇的記憶之宮》(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1984) 、《胡若望的疑問》 (The Question of Hu)(1988)、《毛澤東》(Mao Zedong)(1999)，或是集結多篇人物小傳的合集，如

《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1999)、《知識份子與中國革命》(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1981)。從帝王到連名字都無法查考的平民婦人，從來華的 西洋傳教士到出洋的中國人，以及西方知識份子與中國知識份子，他筆下的人物相當多樣，但其敘事都有個共通點──「他的目的是在描繪這些身份、地位絕然不同的人物或人群，在不同的時代背景、不同的個人稟賦與遭遇的條件之下，怎樣去生活，怎樣去體現他們生命旅程的問題。」²⁷

史景遷想賦予史料檔案中的人名生命力，讓讀者能夠認同親近，因此他採用彷彿小說般的敘事技巧寫歷史。二○○五年十一月，史景遷來台訪問，在台大發表「漫談歷史寫作」的專題演講時，他表示「文字風格可以塑造歷史辯論，……在歷史寫作中，

文字風格不僅可以增加可讀性，還能進一步爬梳歷史零散的細節，創造新的秩序。」²⁸他說：「歷史是細節、材料的儲藏所，缺乏內在的秩序。史家必須爬梳、

連結細節，創造一個新的秩序，而寫作風格便是創造新秩序的關鍵，一旦成功，

過去與現在便可連在一起。」²⁹他在《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Treason by the Book）

(2001)，用如同偵探小說的筆法，敘述雍正如何一步步追查出投叛書給岳鍾琪的幕後主使者；或是描寫與情夫私奔，最後遭憤怒丈夫勒死的貧婦王氏一生，串連起明末清初山東省郯城縣的天災人禍，老百姓民不聊生的情景；以及用在歷史著作罕見的現在式時態，描寫胡若望在異鄉法國的孤獨迷惘，或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國，讓這些人物與歷史事件更為貼近讀者。史景遷如同文學小說的歷史寫作，讓他的著作受到廣大讀者歡

26 陳國棟：〈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 14 期（1992）：頁 82。

27 陳國棟，頁 83。

28 陳宛茜：〈拋開史料，史景遷披薩店寫現代中國〉（《聯合報》，民國 94 年 11 月 15 日），文化版C6。

29 陳宛茜：〈拋開史料，史景遷披薩店寫現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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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獲得許多讚揚推崇。一九八八年，史景遷獲得麥克阿瑟基金會獎金，稱讚他「將原創性的史學見解與敘說故事的文學稟賦結合起來，使他的著作在描繪情境與人物一事上，予人以小說式的感覺。」³⁰恰如其份地說明了史景遷的寫作特色。

2.2 引用史料

在所有著作中，Emperor of China是史景遷最為得意的作品³¹，這或許是因為 Emperor of China最能體現他的歷史寫作觀點。此書使用的史料極為龐雜。官修史書《大 清聖祖仁皇帝實錄》的引用次數最多，約四百二十三次，而官方纂修的康熙語錄《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的引用次數約一百○六次，其次為第一手、未經纂修的原跡康熙書信與硃批，像是〈清聖祖諭旨〉，這份史料是民國後，學者在清宮懋勤殿所發現的，為康熙寄給寵信的敬事房總管顧問行的親筆信函³²，還有康熙對臣子奏摺的硃批，

如曹寅、張伯行、施世綸、梅穀成、陳元隆、王度昭、胡作梅、師懿德、張谷貞、郎廷極、年羹堯等人的奏摺硃批³³，以及分別在民國十四年與十七年發現的〈康熙與羅馬使節關係文書〉³⁴。有別於經過潤飾的官修史書，康熙的白話口吻在這些書信中鮮活呈現。

史景遷引用的官書還有《康熙帝御製文集》、《八旗通志》、《欽定大清會典事例》。另外，大臣記錄的見聞也在引用之列，像是記載康熙巡幸疆土的遊記，如《聖駕五幸江南恭錄》、《扈從東巡日錄》、《扈從西巡日錄》、《聖祖西巡日錄》、《南巡扈從記略》、

《聖祖親征朔漠日錄》、《塞北小鈔》，或是宮廷見聞，包括：《蓬山密記》、《松亭行記》、

《隨鑾記恩》、《暢春園御試恭記》、《恩賜御書記》、《恭迎大駕記》等。當時大臣、文人的文集與年譜也是史景遷查考的對象，如韓菼的《有懷堂文稿》、孔尚任的《出

30 張娟芬：〈史景遷：兼具學術與暢銷的中國通〉（《中國時報》，民國 82 年 3 月 12 日），開卷 31。

31 陳希林：〈史景遷很文學的歷史學家〉（《中國時報》，民國 94 年 11 月 6 日），開卷 B1。

32 許寶蘅：〈清聖祖諭旨編輯識〉，收錄在《掌故叢編》（臺北：國風，1964），頁 35。

33 這些硃批諭旨收錄在《故宮文獻》（臺北市：廣文），1:1(1969)-4:4 (1973)。

34〈康熙與羅馬使節關係文書〉收錄在陳垣、葉德輝編：《近代中國史料叢刊續編第七輯》（台北縣：文海，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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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異數記》、戴名世的《南山集》、陳康祺的《郎潛紀聞三筆》等，以及王騭、李光地、魏象樞、顧嗣立、錢陳群、毛奇齡、張伯行、方苞、查慎行、彭定求、馮傅、翁淑元等人的年譜與傳記。查考的中文史料數量相當龐大。

除了中文史料外，也參考了不少西文史料，引用次數最多的是《中國通史》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與《兩位中國韃靼君主史》(History of the Two Tartar Conquerors of China)，特別是中西交流史的部分。Emperor of China 中關於傳教 士的部份，即採用了大量西文史料，羅馬教廷特使多羅覲見康熙的過程，就是摘自〈教皇使節多羅出使北京記載：第一次晉見(1705 年 12 月 31 日)〉(Maillard de Tournon, Papal Legat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The First Imperial Audience(31 December, 1705))一文。其他關於中國禮儀的爭論，出自於《十八世紀教廷出使中國史》(Apostolic legations to China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並節自留存的耶穌會士書信原稿，或是耶穌會士傳記等。

以上列出的史料仍未羅列完整的史景遷參考書目，但已足以看出 Emperor of China 一書涵蓋的史料之廣之繁。正如史景遷在專題演講所說的，面對如此數量 驚人、雜亂無章的史料，當務之急是統整出一個和諧的內在秩序，將這些史料放在適當位置，突顯出其意義。對此，史景遷選擇用擬自傳體的形式，將這些史料編排成康熙的自傳，透過康熙之口來敘述史料。

2.3 Emperor of China 的章節安排

Emperor of China的特殊之處不只在於其是本擬自傳，而且還是沒有明確時 間順序，不採編年體的擬自傳。史景遷引用普魯斯特(Marcel Proust)在《追憶逝水年華》(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結尾的一段話來說明《康熙》的時間脈動與文體風格：「一小時不單只是一小時，它是滿載芬芳、聲律、計畫和心境的花瓶……我們所謂的真實，是瞬剎間同時縈繞你我的感受與記憶間的某種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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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史景遷自承歷史學家難以填滿過去的花瓶，即使能夠，也很難用片段的史料捕捉住「這某種和諧」，但他無懼於此挑戰，要讓康熙跨越語言與時間的限制，為自己發聲³⁶。

因此，Emperor of China採用第一人稱，並以主題式的章節安排，將全書分 為六章：「遊」(In motion)、「治」(Ruling)、「思」(Thinking)、「壽」(Growing Old)、

「阿哥」(Sons)、「諭」(Valedictory)。每一章的敘事也沒有依照明確的時間軸，

而是彷彿興之所至的隨談，從一個話題跳到另一個。不過，雖然全書的六個主題沒有以年代劃分，但還是依循著生、老、病、死的人生週期。青壯期的康熙，意氣風發，經常打獵、出遊。第一章「遊」以暢春園生機蓬勃、花草鳥獸欣欣向榮的情景開場，象徵康熙的強健體魄，接著主題轉到打獵：康熙在圍場、荒漠馳騁，

追捕獵物，意氣風發。打獵的敘述不只是要顯示出康熙精湛的騎獵技術，也帶出游牧民族以騎獵訓練行軍的文化。騎獵與行軍相呼應，獵物與敵人化而為一。在殲滅噶爾丹後，史景遷引用康熙寫給顧問行的信：「今蒙天地宗廟護佑成功，朕之一生可謂樂矣，可謂至矣，可謂盡矣。」³⁷與緊接在後的獵熊相呼應，康熙將熊擊斃後，評道：「行圍之樂，從未若此次也。」³⁸做為本章結語，以行獵喻戰事的意圖很清楚。史景遷巧合使用對比呼應，讓本章的兩個敘事主幹不著痕跡地交會。

到了第二章「治」，由動到靜，涵蓋範疇也更廣。從明慎用刑的主題開始：

魚肉鄉里者、抗命謀逆者皆斬無赦，但康熙也哀衿用刑，寬赦不少死刑犯。從寬赦延伸到康熙對降服者的寬容為懷，進而談論三藩之亂的用兵帷幄。從群臣在三藩戰事平息後的互相糾核，帶入臣子的派系之爭。康熙對黨同異伐的明察秋毫，

帶出清朝的奏章制度。防內監濫權、河務工作、掃靖海賊、私鹽土盜問題、人才舉拔、官員獎懲、賦稅制度、治國之道、清除大學士明珠黨羽──全部只用了三

35 溫恰溢譯，頁 22。

36 溫恰溢譯，頁 22。

37 溫恰溢譯，頁 40。

38 溫恰溢譯，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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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頁的篇幅。這些看似關連不大的主題，靠著史景遷創造一個符合邏輯的思考理路，而得以銜接，交錯出現的《易經》與《中庸》講課，呈現康熙的政治觀與人生觀，提供康熙行事的論述根據，讓康熙思路的描寫更為扎實。史景遷安置史料的功力，在第二章徹底展現，不過，繁瑣不深入的人事描寫，不斷變換主題，使得閱讀本章相當吃力。

第三章「思」的主題相對集中許多。這一章描寫康熙好學不倦、虛心求教，

不管是中學、西學或是技藝，都充滿好奇。康熙熱衷於西學，學習算數、天文與地理等，但他對羅馬教廷的干預深懷戒心。教廷使節多羅覲見康熙的過程與衝突，康熙對天主教教義的質疑，中國禮儀的爭論，最終演變為對傳教士的嚴格限制，這些都是第三章的重心。從宗教的控管，延伸出康熙對思想的控制，舉出戴名世一例，但雖然處斬撰逆書之人，康熙的史觀仍是相當開明，不願史官輕議譏嘲前代君主，亦求實求真，展現康熙不愛浮言空論、溢美之詞的性格。

「遊」、「治」與「思」主要涵蓋康熙從青年到中年的人生階段。第四章「壽」

呈現康熙逐漸邁入晚年後，對養生之道的重視。康熙對藥物、醫療、飲食、起居、

體質的見解，在本章一一道來。從醫書義理批評當世的醫道，或對道士方士的修養長生之道，抱持著戒慎的態度。史景遷也巧妙地營造康熙邁入老年的心境：描寫他對祖母逝去的哀痛，懷想早逝的父皇與母后的惆悵之情，進而思及自己的後事安排。最具慧心的是，史景遷沒有集中在康熙對自己年歲已增的慨嘆，而是以昔日故臣一一凋零，滿朝白髮，來襯托他的老年心境：一方面嘆息人事已非，一方面也嘆息自己仍國務纏身，不得安享晚年，做為下章的伏筆。在心境的轉折銜接上，描寫得相當成功。

第五章「阿哥」以康熙對皇子的諄諄教誨開場（開頭六段分別以 “I used to say to my sons (or them)..”以及“I told them…”開始），從字裡行間流露出康熙對眾子的親情，但緊接著卻是康熙懷疑太子胤礽圖謀不軌，結黨營私。一連串的調查，廢嗣與立嗣之爭，加上其他皇子的偏差行徑，顯現出康熙的憤怒痛心。最後，史景遷繼續以康熙對諸子的訓誡結尾，一開始充滿父愛的教誨，在此時讀來有些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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悵。利用前後的強烈對比，史景遷成功地讓平實無奇的家訓語錄，呈現不同的意味，前後相互呼應。史景遷安置史料的功力可見一斑。

第六章「諭」是在康熙五十六年，康熙的臨終諭旨翻譯。雖然康熙以天命解釋滿清的正統性，表現出傳統封建的一面，但他的獨特也在這則諭旨中顯現，如：

自承年老體虛；自承自己是一介凡人，並無靈異；自承國務繁重，心力俱疲；在臨終諭旨裡警戒圖謀皇位的皇子與其黨羽。這些都與神化的帝王形象大異其趣。

在描述康熙的衰老與面臨的宮闈鬥爭後，這份臨終諭旨為前五章做了完美的總結，不僅與第一章「遊」的意氣風發呈強烈對照，也具體而微地呈現康熙的性格。

Emperor of China 的章節安排與內容連貫性再再表現史景遷掌握、安排史料 的精湛功夫。不講明時間年代、不斷變換主題的流暢敘事，模擬一刻的短短回憶，

卻能捕捉到相隔幾十年的經歷。第一人稱的敘事，有別於傳統史學家全知式的視角，讓康熙的內心剖析更有真實感，拉近讀者與康熙的距離，激發讀者對康熙的認同。

史景遷確實在 Emperor of China 一書中，成功地爬梳史料，連結過去與現在，

而為每塊史料找到最佳的位置後，選擇何種風格轉譯康熙，讓這本第一人稱的擬 自傳顯得可信，正是 Emperor of China 成功的另一個關鍵。

3. 第三度翻譯──英文到中文 3.1 史景遷著作的中文翻譯

史景遷在兩岸受歡迎的程度，最有力的證明就是他的著作在兩岸的翻譯冊 數。從一九六六年，他的博士論文《曹寅與康熙》（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由耶魯大學出版，到二○○一年的《雍正王朝 之大義覺迷》（Treason by the Book），史景遷共出版了十三本著作³⁹。這十三本著

39 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1966),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1969) , 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 (1974)

, The Death of Woman Wang (1978),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1981),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1985), The Question of Hu (1989),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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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皆有中文譯本，台灣出版了十一本譯作，中國出版了九本譯作。如此高的翻譯比例，可與國外的暢銷小說家相比擬。

從譯本出版的年份，其實也可看出史景遷的知名度從小眾擴展到大眾閱讀的軌跡。以台灣為例，最早的史景遷譯著是《利瑪竇的記憶之宮》，在一九九一年由輔仁大學出版社出版，現在已絕版。隨後的《知識份子與中國革命》、《胡若望的疑問》在一九九四與一九九六分別由絲路及唐山出版社出版，自二○○○年商務出版了《大汗之國》後，史景遷的譯作幾乎皆由大型出版社出版⁴⁰：麥田在二

○○一年出版《王氏之死》，時報在二○○一到○五出版了《追尋現代中國》

(2001)、《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2002)⁴¹、《太平天國》(2003)⁴²、《改變中國》(2004) 與《康熙》(2005)。出版社的規模越來越大，也反映了史景遷的翻譯熱潮是最近十年內的現象。因為這股熱潮，史景遷的早期作品《改變中國》與《康熙》譯本也得以出版。

相較於台灣漸進的翻譯軌跡，中國的史景遷翻譯顯得集中許多，在一九九八年由中央編譯社出版《天安門：知識份子與中國革命》與二○○一年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天國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和太平天國》後，其餘七本著作都在二○○五年由上海遠東翻譯出版：《追尋現代中國：1600-1912 的中國歷史》、《王氏之死：大歷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皇帝與秀才：皇權遊戲中的文人悲劇》、《利瑪竇的記憶之宮：當西方遇到東方》、《中國縱橫：一個漢學家的學術探索之旅》、

《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室寵臣的生涯揭密》，以及《康熙自畫像》。上海遠東的出版時間密集，很多譯本採用集體合作翻譯，整個書系的譯者人數眾多，沒有固定譯者，而台灣出版多本史景遷著作的時報出版社，皆由溫恰溢負責翻譯或校譯。

中國譯本的譯者幾乎是不可見的，除了封面上八號字體的小字「某某某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1990), Chinese Roundabout: Essay in History and Culture (1992), God’s Chinese Son: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1996), Mao Zhedong (1999),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1999), Treason by the Book (2001).

40 唯一的例外是《毛澤東》，在二○○一年由左岸文化出版社出版。

41 後文簡稱《雍正》。

42 採用中國上海遠東出版社二○○一年出版的簡體譯本，溫恰溢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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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譯者介紹付之闕如，更別提譯者的譯序。甚至在遇到多個譯者的狀況，其他譯者是誰也不得而知，如《中國縱橫》封面上只有寫「夏俊霞等譯」，出版資料也未列出其他譯者姓名。不過，《康熙自畫像》是唯一的例外，雖然也沒有譯者介紹，但是譯者寫了〈譯者前言〉介紹本書與翻譯過程。

台灣譯本雖然不是每本都有譯序⁴³，但都有簡短的譯者介紹。不過，如同譯本書評主要是原著的介紹與評論，譯文的評語常常是匆匆帶過，《胡若望的疑問》

或《婦人王氏之死》的譯序也旨在介紹原著，對翻譯過程或策略隻字未提。溫恰溢翻譯的《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與《康熙》放在書末的〈譯後記〉除了對原著的評語與介紹外，也對譯文風格做說明。《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對譯文風格的說明簡扼，在《康熙》的〈譯後記〉著墨稍多一些。兩岸普遍不重譯評的現象，

不約而同在Emperor of China一書出現例外，或許不是巧合，而是Emperor of China 獨特的寫作風格所致。

3.2 Emperor of China 中文譯本介紹

台灣繁體版的《康熙》譯本，忠實還原原典的文言文，遇到英文、法文、日文史料，或是史景遷綜合濃縮史料改寫的段落，譯者創造「帶有帝王語氣的中文」

的仿文言文體翻譯。風格成為本譯本的特色，也是譯者刻意的選擇，這點與其他略談翻譯風格的史景遷著作譯本相當不同。比較《雍正》與《康熙》的〈譯後記〉，可看出在《康熙》的翻譯，譯者格外著重文體風格的選擇。

台灣譯者溫恰溢翻譯並參與編輯多本史景遷的著作，在史景遷的譯介上扮演重要角色。他翻譯的第一部史景遷著作為《追尋現代中國》，這是史景遷為美國大學生所寫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從晚明到一九八九年，是一本大部頭的著作，

還原翻譯時，涉及的查證工作必定相當繁複，但溫恰溢在《追尋現代中國》時沒有寫下〈譯後記〉說明查證還原的史料，不過後續的《雍正》與《康熙》皆收錄了〈譯後記〉，代表溫恰溢在這一書系的角色越益重要，也代表譯者認為有必要

43 有譯序的譯本為：《胡若望的疑問》、《婦人王氏之死》、《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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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翻譯過程。

在這兩篇〈譯後記〉中，對於譯文風格與還原史料的說明為：

只見史景遷在龐大的資料交織下穿針引線，不能違逆資料，又要營造氣氛，維持敘述張力，這正是史景遷過人之處，作者過人之處，便是譯者挑戰所在。本書還原資料的難度當然遠不及《追尋現代中國》，但由於資料細密，回復為中文仍是極為艱鉅的工作。加上行文多處引用奏摺，

為求文字風格不致扞格，譯者也選擇了較有文言文色彩的中文。⁴⁴ 為了突顯史景遷別出機杼的創作旨趣，讓康熙口述自己的傳記，譯者不得不謹守原典史料，參酌朝廷奏摺、各家年譜，甚至模擬帝王的習慣用語，採用文言文的形式來翻譯本書。⁴⁵

這兩則譯後記反映了台灣對於中國史著作或史景遷著作的還原翻譯的標準。時報的史景遷書系編輯吳家恆（他也與溫恰溢合譯《雍正》）認為「因為史景遷特別敏於追索史料中所透露出的人物心理狀態，不僅使得翻譯史景遷作品更需講究傳達情感與韻味，也更增困難。」⁴⁶對於翻譯史景遷著作的困難，他歸納出三點：(一) 史料還原：需不斷比對，找出對應史料；(二) 文獻溯源：人名還原與轉引史料難尋；(三) 風格銜接：文言與白話的風格銜接，以及不同心智架構（mentality）之間，如何在文字上反映其間的細微差異⁴⁷。前兩點皆著重在史料文獻上，第三點才是風格上的問題，而他認為風格的問題主要在於要與史景遷引用的文獻銜接，在《雍正》一書，譯者決定採取「文言文色彩的中文」，其因如此。不過，《康熙》一書直接以文言文翻譯，還因為另一個原因，是「為了突顯史景遷別出機杼的創作旨趣，讓康熙口述自己的傳記」，而譯者認為忠實還原原典，與文言文形式，最能模仿康熙的親口之言，而採取已廢用的文言文文體。譯者的風格選擇是為了反映《康熙》的創作策略，台灣溫譯本的風格是有意識的選擇，不只是為文句銜接的協調而已。風格是溫譯本的重心，因此，封底介紹也特

44 溫恰溢譯：《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Jonathan D. Spence 著（台北：時報，2002），頁 260-261。

45 溫洽溢譯，頁 212。

46 吳家恆：〈漢學家的文筆，譯者的難題〉（《中國時報》，民國 94 年 11 月 13 日），開卷 B3。

47 吳家恆：〈漢學家的文筆，譯者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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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強調：

……譯者付出龐大心力，費心查索，一字一句皆細細推敲，還原成古雅精鍊的文體。這多添上的幾筆，將史景遷白話英文所描繪的康熙輪廓，

勾勒得更為清晰，讓人彷彿穿越時空，踏入三百年前的紫禁城內，來到御書房這位仁厚的皇帝跟前，親耳聽他娓娓道出他生命中的懸念。⁴⁸

翻譯書的封底介紹通常是國外書評或是內容簡介，很少對文體著墨，而《康熙》的封底介紹還認為文言文文體勾勒的康熙，比史景遷的白話英文清晰。不一樣的文體，一樣描摹康熙，台灣溫譯本刻意用文言文體描繪康熙，正好能與白話英文的康熙相對照，比較兩者的差異。

中國簡體版譯本《康熙自畫像》與繁體版的溫譯本風格成強烈對比。簡體版直譯史景遷的現代英文，以極為歐化的文體風格呈現康熙，連中國皇帝的自稱

「朕」，也用「我」翻譯。與遠東出版社其他的「史景遷中國研究系列」譯本不同，《康熙自畫像》罕見地納入〈譯者前言〉，有六頁的篇幅，內容主要為介紹史 景遷的著作與 Emperor of China 的內容與特色，在最後兩段對翻譯過程有簡短的 介紹。可惜的是，這短短的敘述並未提及與解釋譯文的文體風格，而是譯者對譯文品質不甚完美的致歉詞，以及對於旁人協助的致謝詞。

因為譯者並未說明翻譯策略與譯文風格，無法得知為何譯者直譯史景遷的英文，沒有考慮用還原原典的方式。但從〈譯者前言〉以及比對譯文後，我認為譯者並未認真思考要採取何種文體呈現康熙，採現代中文文體翻譯並非刻意的選擇，而是因為譯者缺乏經驗，專業知識不足的結果。

吳根友先說明了翻譯 Emperor of China 的困難。他認為 Emperor of China 不 是以時間組織的章節架構，是翻譯本書的最大困難：

本書……採用的是倒敘、插敘、補敘，跨越時空的回憶等手法，事件與章節並無明顯的聯繫……正因為這個「缺點」，在對一個不是搞清史專業的初涉翻譯的我來說，更增添了無窮的困難。人名地名及專有名詞，

48 溫恰溢譯，封底文字。

(21)

費了很大勁。⁴⁹

由此可知，譯者應無翻譯經驗，而且將翻譯的困難歸罪在章節與事件缺乏聯 繫，顯然對史景遷的創作旨趣不甚瞭解，因為Emperor of China雖然不是依時間順 序敘事，但每個章節間仍蘊含「編年脈動的概念：始自身強力壯、果敢行動、思慮縝密，乃迄於裝腔作勢的姿態、垂垂老矣的落寞」⁵⁰。畢竟，即使沒有清楚的年表與順序，史景遷詳盡的註釋，也提供譯者查找資料的依據。

以直譯的方式翻譯Emperor of China，若翻譯得當，或許也是反映史景遷筆 下的康熙「口語化風格」(colloquial quality)⁵¹的一種策略，如果簡體版的譯本有試圖翻譯出康熙的口語化色彩，可與文言文本做對比，就相當值得分析，但簡體版除了譯文非常歐化外，在比對譯文與原文後，我發現不少嚴重誤譯，以及缺乏查證之處，譯本的品質不佳。譯者在〈譯者前言〉也透露出譯文品質不佳的一個原因──時間過於匆促：

因學位論文的壓迫，最後兩章及附錄部分，又請西哲史專業盧風師兄幫助翻譯，並請他與龔進同志校閱了前四章的譯文……因而，儘管我認真地潤色了一遍，前後文風可能還是不一樣。⁵²

簡體版是合作翻譯的成果，且主要譯者也不確定文風是否能一致（連「朕」

與「我」的人稱都不一致），證實簡體版譯者沒有認真思考過，要以何種文體呈現康熙，難以跟史景遷的創作旨趣比較。誤譯過多也代表譯者對英文的掌握不足。考量到譯本品質，我不將簡體譯本納入比較。

由於簡體版並非本論文的分析主題，我將簡體版歐化語法的例句，以及誤譯、年份與度量衡的時空錯亂、人時物地未加查證、人稱不一致等例，列於附錄中，以供參考。

49 吳根友譯：《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Jonathan D. Spence 著（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頁5。

50 溫恰溢譯，頁 20。

51 溫恰溢譯，頁 18。

52 吳根友譯，頁 5。

第二章 康熙語言的三度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