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期的敦煌學──繼承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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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報導】

「轉型期的敦煌學──繼承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杜正乾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後

二○○六年九月七－十一日，「轉型期的敦煌學──繼承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南京師範大學舉行。會議共收到與會專家論文五十餘篇，提交的論文涉及到歷史學、民俗學、

文學、語言文字學、宗教學、天文學、醫學、藝術等領域，顯現了敦煌學多領域、跨學科的學科特點。專家學者就轉型期的敦煌學如何繼承和發展，以高質量的學術論說作了回答。會議討論的焦點既有對舊問題的重新認識，新問題的首次提出，也有新材料的公佈、新方法的運用等多個方面。現將會議論文分以下四類，予以綜述：

一、文學、語言

柴劍虹：〈轉型期敦煌文學研究的新課題〉

柴劍虹在概要總結八十多年來「敦煌文學研究」的主要成就與特點、傾向的基礎上，以敦煌藏經洞所出詩、賦、曲子詞、小說體裁的作品研究為例，提出在轉型期的敦煌文學研究新課題是：從文學史觀出發，將敦煌文學作品真正置於敦煌歷史文化的人文環境中研究；從文本的內容與形式著手，去探討敦煌文學作品的藝術特色、聲律特點等，真正實現讓敦煌文學研究「回歸文學」的目的。此外，作者還就王國維對敦煌寫本的早期研究專文予以了討論，

這對敦煌學術史的研究增加了精彩的篇章。

張鴻勳：〈移植與變異：日本《茶酒論》與敦煌《茶酒論》的比較研究──兼論轉型期的敦煌文學研究新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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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遺書中的十世紀《茶酒論》對瞭解和研究唐宋時的茶酒文化、「爭奇型」故事等都有很高的史料價值，而在日本十六世紀室町時期也有《茶酒論》在流行，張鴻勳就兩種文本的《茶酒論》，從文章命名、故事類型、情節結構、表現手法、語言風格等方面予以了比較研究，指出敦煌文學對鄰國文學的深遠影響，並就今後敦煌文學的研究，指出了「異質文學對話發展為異質文化對話成為文學研究的大趨勢」，使得季老提出的「敦煌在中國，敦煌學研究在世界」這一精闢論斷落到實處。

朱鳳玉：〈敦煌蒙書《古賢集》與中晚唐詠史詩〉

朱鳳玉依據敦煌蒙書中的《古賢集》，以文獻學為基礎，從詠史詩的文學體類、蒙書的教育功能、類書的事類來源等幾個方面，探討了敦煌蒙書《古賢集》與中晚唐詠史詩盛行的文化動因。敦煌的《古賢集》既具有類書的性格，又採近體詩的文體而成編，鎔類書、詠史詩於一鑪，用以進行民間童蒙歷史知識的教育。在民間發揮了正史與高文典冊所不及的影響力，主宰著民間百姓的歷史觀，是觀察廣大民眾小傳統的窗口之一。

荒見泰史、桂紅：〈轉型期的變文研究──以日本變文研究的特徵為中心探討〉

敦煌變文是敦煌文學研究的重點，荒見泰史、桂紅的論文是對日本的變文研究的學術回顧和介紹。

梅維恒：〈歐亞鳥類對話作品的比較〉

敦煌說唱文學的研究歷來備受學者們的關注，梅維恒利用其多種語言的優勢，將敦煌文獻中的《百鳥名》與西藏、伊朗、英國的同類作品予以了比較研究，文章認為這四種代表了不同時空，不同地域的鳥類作品文本，其淵源可能受到了印度文學作品裡動物語言的影響，

隨著佛教的傳播，而散播於中亞、東亞、東南亞。

張先堂：〈淨土教宗師法照的文學創作及其對唐代文學的貢獻〉

敦煌佛教文學研究方面，張先堂對唐代名僧法照的近體詩、淨土贊文等文學創作予以詳盡的論述，認為法照是唐代佛教文化特別是淨土贊文創作的代表作者之一，法照以其深厚的文學素養致力於淨土贊文的創作、編集，運用通俗易懂的七言古體詩形式，努力追求自由活潑的韻律，對提高唐代贊文的文學性和普及性，推動唐代贊文的成熟與發達產生了積極的作用，而且對後世贊文的創作也起到了深遠的影響，對法照的文學成就與貢獻給予了較高的評價。

釋依空：〈敦煌佛教願文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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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依空以《敦煌願文集》為文獻依據，結合佛教經典中的誓願思想和本願思想的系譜，

就敦煌願文的類型、敦煌佛經題記願文兩方面分析、論證，從願文的思想內容可以窺見佛教在敦煌的世俗化程度深且普遍。

林仁昱：〈論敦煌聯章歌曲列舉事項的方法〉

敦煌歌辭是保存唐五代歌辭的寶庫，其列舉事項的方法是當時製作聯章歌曲的縮影。林仁昱在排比、分析豐富文獻的基礎上，認為：首先，當這些向通俗大眾傳布的歌曲，要陳述一個，一組或一些未組織的概念時，未必會有次第，這就形成了隨意列舉事項歌曲；若要傳布歌曲中的義涵，必須對歌曲的創作有所設計，或者密集示現事項，或者排比事項，藉此來增強聽唱者的注意力，加深其影響；若將設計鋪衍開來，就成為「分章分述事項」。總括來說，敦煌聯章歌曲列舉事項的方法，其實就是聯章歌曲布局的方法，分析其中的各種設計與安排，對於跨時代的聯章歌曲研究提供許多足供參考的線索。

蔡忠霖：〈敦煌俗字中的繁化現象試析〉

敦煌文書中有著大量中古世紀時期的手寫漢文文獻，其中富含有六朝至宋初的俗文字，

雖然學界對此已有深入的論述，然而對於俗字的繁化現象卻著筆不多。蔡忠霖採取較狹隘的義涵，不涉及漢字字數及平均筆畫的遞增等文字孳乳問題，僅就一字筆畫、形體、結構的增繁（通假字的借字增繁不計）這一俗字繁化現象做了專題研究，通過敦煌寫卷繁化俗字例析，

總結出一字之俗有繁簡共存者、有意與無意的繁化、易讀與易寫的拉扯與妥協、繁化與簡化俗字的殊途同歸四種現象，並解釋了敦煌俗字繁化受到了書法藝術影響、形近而誤、強化辨識、音讀及意義、偏旁類化等因素所致。

張湧泉：〈俄敦一八九七四號等十餘件字書碎片綴合研究〉

張湧泉通過對《俄藏敦煌文獻》第十七冊第三○五－三二六頁十餘件字書碎片的疏證，

發現碎片被註的疑難字均見於《大方廣佛華嚴經》及武則天的序文，又據原卷反切注音用「切」

不用「反」、「昌恋切」用「戀」的簡化字「恋」等注音特點，認為這一用法只有在宋代以後才流行起來，因此敦煌莫高窟其他洞窟有晚出的韻書、字書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王三慶：〈《解釋歌義一畚》新探〉

王三慶對《俄藏黑水城文獻》中韻書《解釋歌義一畚》的作者、時代予以了論說，認為王忍公是《解釋歌》的作者，也有可能是其弟王宗古。《解釋歌義一畚》的作者並不是金人無名氏，對學界已有的研究均有訂正。

落合俊典：〈敦煌寫本和日本古寫經中的玄應撰《一切經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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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應撰《一切經音義》是現存最古老的佛經音義，它不僅是佛教的重要文獻，同時也是語言文字學、漢語史研究中的重要文獻之一。落合俊典就敦煌殘存的三十九件《一切經音義》和日本平安、鎌倉時代的五種古寫本《一切經音義》的異同予以了比較，並對其文獻價值予以了介紹。

董志翹：〈輯注本《啟顏錄》商補〉

對於現今通行的古代笑話專集《啟顏錄》，董志翹核對敦煌寫本原卷，研讀錄文及註釋，

認為其在校點、註釋方面可商補者約二十五則，條分縷析，予以了辯正。

許建平：〈敦煌經籍寫卷的學術價值〉

經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柢之學，敦煌文獻中有多種富含學術價值的經學典籍。許建平撰文針對其在輯佚、校勘、文字學、音韻學、版本學等方面的價值，以搜羅豐富的文獻疏理、

精細嚴密的考證為例多有申說。

二、民族、宗教

敦煌學百年來的研究貢獻主要集中在歷史、經濟和社會研究等方面。敦煌學若想繼續成為二十一世紀學術研究的新潮流，必須擴大加深研究對象、汲取採用新的研究方法、拓展學術視野，否則，敦煌學則會趨入「末流」。以往學界研究薄弱的敦煌佛教史、佛教文學、佛教文獻研究，成為本次會議討論的熱點。

李正宇：〈重新認識八至十一世紀的敦煌佛教〉

李正宇提出，敦煌世俗佛教是八－十一世紀敦煌地區形成並流行的入世合俗的佛教，是一種諸宗兼容、眾派合流、亦顯亦密、亦禪亦淨、戒律寬鬆、入世合俗的新型佛教，令人耳目一新。文章從敦煌世俗佛教的性質、特點，敦煌世俗佛教涵蓋社會各階層，成為當地佛教的主流，敦煌世俗佛教諸宗皆奉，不專一宗三個方面予以了深刻論述，並就今後敦煌佛教研究方法、思路指明了方向：敦煌佛學和敦煌佛教必須區分對待，不能以佛學典籍來框敦煌佛教，對敦煌世俗佛教研究，應該著眼於敦煌佛教的實踐與表現，從信行的實踐來理解敦煌佛教的本質。

玄幸子：〈關於兩種《佛說八陽神咒經》〉

敦煌文獻存有兩種《佛說八陽神咒經》，一為真經，一為疑偽經。玄幸子以P.3915 文書為中心，探討了唐末五代敦煌社會佛教流播與接受的相關問題。文章認為在敦煌疑偽經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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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行，《佛說八陽神咒經》還被翻譯為回鶻文，為回鶻所信仰，其後又流傳到朝鮮、日本以及周邊國家和地區，產生了很大的影響。

馬德：〈敦煌吐蕃文獻新論〉

馬德對敦煌藏經洞出土的藏文文獻的數量、收藏單位、文獻內容及各方面的價值、意義予以了綜述性介紹，對以往國內外研究中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的廢棄經頁作了特別論述，並指出其作為寫經和文書的雙重文獻學價值意義。

束錫紅、府憲展：〈英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獻與吐蕃早期文化〉

束錫紅、府憲展通過對英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獻的情況分析，綜述了國際藏學界對吐蕃早期文字與文化的研究成果，評述了我國在藏學研究方面的長處與不足。認為全面研究、整理、

出版現存於英國、法國的敦煌古藏文文獻，必將對我國古藏文研究、敦煌學研究、吐蕃社會研究具有無可估量的重大意義。

茨默：〈論回鶻文本五更頌〉

茨默利用回鶻、敦煌等四種文本中《五更轉》文獻，比較探討了其內容、體制和意義。

朱雷：〈敦煌寫本《廬山遠公話》中之慧遠緣起及《涅槃經》之信仰〉

朱雷在探討敦煌話本《廬山遠公話》中慧遠和尚的緣起時，認為話本中的慧遠原形來源有三人：一為釋道安弟子、居於廬山的慧遠；一為鉅鹿人竺道生；一為居上黨高都的慧遠（即

「小遠」）。三人中，唯竺道生和小遠對《涅槃經》均有建樹，《涅槃經》中所昌明的凡人皆有佛性等思想適應了當時江南社會民眾的需要而廣為信仰。

梁麗玲：〈敦煌寫本《十夢經》初探〉

梁麗玲對敦煌文獻中兩件《十夢經》的探討，分佛典中《十夢經》的系統、敦煌寫本《十夢經》的內容、敦煌寫本《十夢經》與佛典的關係、敦煌寫本《十夢經》與《解夢書》的關係等章節予以了論證，認為敦煌寫本《十夢經》的內容，其中七夢根據與訖栗枳王十夢有關的佛典，另外三夢依據與波斯匿王十夢有關的佛典進行改編修訂而形成的一種新的解夢書。

敦寫本《解夢書》雖然加入了許多佛教內容，但無論從表現形式、解夢內容、解夢性質等不同角度分析與敦煌寫本《十夢經》之間，似乎並沒有直接關係，兩者應屬於不同系統。敦煌寫本《十夢經》所呈現的世俗化現象，正可反映出晚唐五代敦煌佛教的世俗化趨勢。

衣川賢次：〈以敦煌寫經校訂《大正藏》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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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藏》是進行佛教、佛學研究所依據的基本典籍。衣川賢次認為由於《大正藏》所依據的底本《高麗藏》並不盡完美，而敦煌寫經和日本古寫經的揭出有助於《大正藏》的重新校訂。文章以譬喻經典《法句譬喻經》、大乘經典《維摩詰所說經》為例說明了這一建議的必要性和艱鉅性。

鄭阿財：〈傳播、詮釋與接受──敦煌文獻與石窟中有關《觀音經》之考察〉

漢傳佛教中，觀音信仰最為風行且最具特色。敦煌文獻與石窟中，保存了大量有關觀音信仰的材料。鄭阿財以《觀音經》為研究對象，從相關的漢譯佛典、註疏、靈驗記、中國撰造經典（疑偽經）、講經文等文獻分析入手，結合石窟中的觀音經變，從文字、圖像、口頭三個方面考察了大乘佛教觀音信仰在中國傳播、詮釋與接受的種種現象和相關問題。

汪娟：〈敦煌寫本《法華七禮文》殘本考釋〉

禮懺文是一種佛教行儀文，也是佛教信徒在日常修道中進行禮拜、懺悔等儀式時所念誦的文本。汪娟對敦煌文獻中的《法華七禮文》就其形式結構、經典依據、思想內容等方面予以了討論。《法華七禮文》雖然撰著年代不甚明確，但是其以簡易的儀式與修法，更為庶民大眾所行用。

赤尾榮慶：〈京都國立博物館藏大谷探險隊帶來寫本介紹〉

赤尾榮慶對京都國立博物館藏大谷探險隊所獲的五件中國六朝時期寫經（《法華經》、

《大智度論》等）的寫本情況予以了簡明介紹，與此相關談到了在網路等科技迅進之今天，

隨著敦煌學資料庫的建設使用，更應重視敦煌學中的「古文書學」、「古文本學」。

竺沙雅章：〈莫高窟北區石窟出土的版刻漢文大藏經本〉

竺沙雅章通過對旅順博物館所藏的吐魯番出土漢文佛典考察後，認為宋元版大藏經的各種版本都已傳至吐魯番地區。繼而作者利用近年來發掘的莫高窟北區石窟所發現的十餘件版刻大藏經的殘卷，對其予以了歸類分析，認為這些殘卷分屬於《金藏》、《契丹藏》以及江南諸藏，並推論藏經洞封閉之後，自東方至於敦煌的漢文佛典的傳布並沒有中斷。

克拉拉：〈哈薩克斯坦的佛教──現代和當代〉

在古代絲綢之路的重鎮哈薩克斯坦，佛教曾在這裡留下了眾多的文物遺跡。克拉拉在回顧這些佛教考古發現的基礎上，對本國的佛教現狀作了簡要介紹。

劉屹：〈道教仙人「子明」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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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屹對敦煌道經《升玄經》和《本際經》的竇子明，應是漢晉仙道傳統中的陵陽子明，

從漢代的陵陽子明到魏晉時代的竇子明，其修仙方法已經從單純的服食、服氣變為煉丹和服食兼顧，最終成為仙道法術的名家，從漢至唐，一直是東部地區仙道傳統或江南地區道教的代表性神仙，到了五代時期，竇子明被巴蜀道教奉為仙真。通過道教仙人子明名號、形象和活動地域的演變研究，作者指出隋唐全國統一的經教道教傳統逐漸淡化，五代宋以後地方性和世俗化道教漸興的一種表徵。

萬毅：〈敦煌本《升玄內教經》與南朝末期道教的「三一」新論〉

「三一」是中古時期道教教義的一個重要觀念，《升玄內教經》是南北朝末期造作的一部道教經典，它的出現與當時流行於江南吳越地區的上清、靈寶、正一及太玄等各個道教派別都有著深厚的淵源和密切關係。萬毅從早期道教經典以及《升玄內教經》現存文本中的「三一」觀念分析入手，認為南北朝末季《升玄內教經》中「三一」觀念與其以前道教如上清派經典中的「三一」觀念相比，神人感應的讖緯色彩淡化，智慧解脫的理性因素提昇，這也從一個方面折射出中古時期人們摒棄巫術、擺脫愚昧、追求超越性精神境界的心路歷程。

三、歷史、社會

黃正建：〈試論唐人的喪葬擇日──以敦煌文書為中心〉

將敦煌文獻置於廣闊深厚的歷史背景之下，從而揭示其巨大的學術價值，一直為敦煌學界研究者所提倡，這一良好的研究學風在本次會議上也得到了充分的體現。古人死後葬埋須選吉日，而擇日方法傳世文獻記載寥寥。黃正建利用敦煌文書中的《具注曆》、出土唐人墓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給出了答案，認為唐人葬埋擇日的方法分為兩類：一是利用《具注曆》，

但並不流行。二是利用《陰陽書》或《葬書》，而且後者更為普遍。

郝春文：〈再論北朝至隋唐五代宋初的女人結社〉

郝春文則利用隋唐五代間的造像記和敦煌吐魯番文書，對歷史上從北朝至宋初綿延近四百年的女人結社這一重大活動進行了考索。認為女人社的組織經歷了從不規範到規範、從簡單到複雜、從鬆散到嚴密的過程。東晉南北朝時期，邑義等佛教結社曾在我國北方地區廣為流行，至唐五代宋初，私社大盛。女人社只是在這樣背景下流行的私社的一種，其流行的地域遍及中原和偏遠的敦煌吐魯番，對於這一民間團體出現和流行的原因，作者在辨析學界所論述的宗教信仰、志趣愛好、社會階層相似的女性聯誼以及一些獨身女性為了生存而聯合的互助組織基礎之上，認為北朝至隋唐五代宋初女人結社現象的出現與流行應與這一時期婦女的社會地位較高有關、女人社成員大多應該是在家中地位較高的女性有關、比丘尼僧團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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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有關「優婆夷」經典的翻譯與流行關係密切，作者還審慎的指出，不能用女人社的例證來說明當時一般婦女的地位，對女人社流行的意義不能做過度闡釋，更不能拔高。

趙和平：〈武則天為已逝父母寫經發願文及相關敦煌寫卷綜合研究〉

在本次會議上，學者們還披露了一些新資料。趙和平文章首先錄文、整理了咸亨初年武則天為已逝父母抄寫《妙法蓮花經》、《金剛經》三千部的發願文、上元二年為太子李弘去世抄寫《一切道經序》三十六部的序文，將三篇保存於敦煌寫本中的武則天佚文加以整理、

復原，為學界提供了新資料。其次論證和確認了三篇佚文的作者均為武則天。最後探討了由整理這三篇佚文引出的一些相關問題，理清了咸亨至儀鳳中這批存留於敦煌石室中的宮廷寫經來源，基本理清了在長安太原寺宮廷抄佛經的詳細運作情形，並對武則天與宗教的關係做了進一步的探討。

馮培紅：〈關於歸義軍節度觀察使官印問題的一些補充〉

敦煌文書上多鈐有官私印章，這其中既有官府印鑑，又有寺院印章，還有私人印信和鳥形押。充分利用這些唐宋時期珍貴的歷史遺存，對於歸義軍政治史、歸義軍官職的研究意義重大。馮培紅就「河西都防御使印」的使用者、「河西（道）節度使印」的存在與否、「沙州節度使印」與「沙州觀察處置使之印」為唐朝所賜並延用至五代曹氏時期、「歸義軍節度使信鑄印」與「瓜沙等州觀察使新印」為後周世宗改革時所賜、「歸義軍節度使之印」為宋朝統一後所賜、關於「歸義軍節度觀察留後印」、幾方帶「王」字樣的印章七個方面就敦煌官印問題有深入的討論。

吳麗娛：〈試論敦煌書儀中的官場起居儀〉

敦煌書儀的研究近年來取得的較大的進展。作為書儀的一種，起居儀為唐五代時期的民間和朝廷官場普遍使用。吳麗娛在分析敦煌書儀中的起居啟和起居狀的基礎上，就起居儀使用的不同場合層次與種類對象、關於「公牒」和「私書」諸問題作了深入討論，並指出了這一問題的研究對於唐代社會史、思想史方面的積極影響。

楊寶玉：〈張義潮束身歸闕後與沙州人士的往來──以 P.3730V、S.6405V 抄存書狀為中心〉

楊寶玉在 P.3730V、S.6405V 兩件文書綜合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以下觀點：(一)P.3730V 書狀草稿集抄的作者與 S.6405V 一樣是敦煌名僧恒安，其與張義潮家族有很深的淵源。

(二)S.6405V 書狀是 P.3730V 抄存的第六通書狀的正式謄清稿，是寫給當時隨侍張義潮滯留京城的郎君，而非以往人們認為的狀文中的司空──張義潮本人，應此該狀更準確的擬名為〈僧恒安致郎君謝司空寄縑緗狀〉。(三)兩件文書所存書狀內容表明張義潮入長安後即被拜為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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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但拜司徒的時間卻不可能早於宋智嶽等從長安出發西返的咸通八年冬季。文章認為張義潮束身歸闕後與沙州上層人士繼續交往，並讓隨侍身邊的子侄與他們密切往來，這可能對張淮深執政後期敦煌政局的動盪產生了一定影響，甚至後來張淮深及其家人的被殺也與此及淮詮郎君等的西歸有關。

陳國燦：〈略論敦煌吐魯番文獻研究中的史學斷代問題〉

對於無明確紀年的敦煌吐魯番出土文書予以斷代，是從事史學、文學乃至宗教研究的起點，陳國燦主要結合自己的一些研究心得，提出依據出土背景、根據書法、書風、根據不同時期的職官或法令制度、依據特殊時期的特殊用詞、利用文書正背面關係等方法、思路，施人金針，嘉惠學界。

楊秀清：〈P.3518《張保山邈真贊》札記〉

對於敦煌張氏歸義軍和曹氏歸義軍之間的金山國史的研究，囿於資料的限制，許多問題還不太清楚。楊秀清通過對《張保山邈真贊》的仔細研讀，注意到了為以往研究者所忽略的問題，這件文書記錄了張承奉統治敦煌時期，曾派張保山出使中原的史實，文章認為張保山是歸義軍元老重臣，其出使的時間可以鎖定在天復元年（九○一）秋冬之際，出使的目的是為了答謝中央朝廷。

正博：〈英藏 S.9478《地志殘卷》淺析〉

正博以英藏S.9478 號文書為研究對象，從文書的概要及釋文、內容、編纂的年限、與現存地理類書籍中州的排列順序、縣的等級等方面的綜合判斷，得出S.9478 很可能是敦博七十六號《地志殘卷》所據天寶年間資料的殘片。本來是在厚的優質用紙上以非常端正的字體書寫的寫本，卻被裂割的如此碎散，說明這一部寫本是在被人丟棄後又再次加以「廢物利用」

的。

榮新江：〈追尋最後的寶藏──李盛鐸舊藏敦煌文獻調查記〉

隨著世界各地敦煌文獻的整理出版，李盛鐸舊藏敦煌文獻成為敦煌文獻的最後寶藏。榮新江就李盛鐸劫取的敦煌文獻的收藏、流傳歷史行蹤考證精微，認為這批文獻的內容涉及到傳統典籍、俗文學、蒙書、術數、歷史、宗教、科技諸多方面，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文章還附有其編訂的《李木宅氏鑒藏敦煌寫本目錄》研究索引稿，為學者們日後的調查整理研究，

提供了線索和資訊。

劉進寶：〈Д x. 2149 號「欠柴人名目」中的徭役與賦役蠲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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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進寶就Д x.2149 號〈欠柴人名目〉文書中酒戶、烽子、門子、廳子和堂子的徭役與賦役蠲免情況進行了具體分析、闡釋。

金瀅坤：〈論唐五代宋元的社條與社約〉

基層社會史頗受學者的關注。金瀅坤分敦煌社條與民間結社活動、宋代鄉約的產生及其影響、元代的義約與村社組織三章，以敦煌社條、〈呂氏鄉約〉、〈龍祠鄉社義約〉文獻分析入手，探討了唐五代宋元鄉村私社與鄉約的關係，分析了這一段歷史時期鄉村民間組織的轉變和社會互助組織之間的關係，鄉村的鄉民、鄉紳所扮演的角色，並論及了國家控制鄉村與鄉村自治等相關問題。

黃征：〈江蘇與敦煌學──人物篇（一九○八－二○○六）〉

黃征按照籍貫和工作情況就江蘇省的敦煌學者的相關資料、論著予以了集錄，這是其《江蘇與敦煌學》專題研究的一部分，以後還將撰寫〈收藏篇〉、〈出版篇〉、〈機構篇〉，〈期刊篇〉、〈培養篇〉等方面的內容。

鄭炳林：〈晚唐五代敦煌社會風氣之胡風胡化〉

對敦煌少數民族的研究，以往多集中在吐谷渾、粟特人的漢化方面，較少注意到文化交融的雙向作用，對於晚唐五代敦煌的胡化傾向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鄭炳林就晚唐五代歸義軍政權管理下的敦煌民族化傾向、晚唐五代敦煌的胡化及其具體表現兩方面，對這一時期敦煌地區胡風胡化，從宗教信仰、社會生活、居民結構等方面有深刻的論述，並對胡化產生的歷史根源進行了詳盡的分析，認為晚唐五代敦煌地區社會的胡化傾向，實際上就是對外來文化的融入、接納和包容，正是因為有了這一社會風氣，才促進敦煌社會的發展，創造了燦爛輝煌的敦煌佛教藝術。

波波娃：〈唐高宗天訓與中國政治傳統〉

波波娃利用敦煌文獻 P.5523 唐高宗〈天訓〉的相關記載，對類似於「帝範」、「臣軌」

的〈天訓〉與中古時期的政治關係作了概略的說明，文末附有該件文書的錄文。

高田時雄：〈敦煌的識字問題〉

高田時雄對敦煌民眾的文化教育頗為關注，探討了古代敦煌地區民眾的識字問題。

周西波：〈敦煌文獻中之逐盜求失物方術略考〉

(11)

占卜和術數方面的研究近年成為敦煌學研究的熱點，多位學者有所論述。周西波通過對敦煌文獻 Д x.01236 寫卷內容及相關文獻、P.3602V 寫卷中的「神龜推走失法」、占卜盜人形狀的方術的分析，總結出敦煌文獻中之逐盜求失物方術大致採用的方法為：一是透過畫分區位的圖形，以順數或逆數的方式達到預測的結果；二是以五行與天干、地支、八卦等象徵意義的轉換，來掌握盜者的情形。認為這些方術曾是古代社會影響百姓生活的內容之一，對於瞭解古人生活情態乃至社會歷史甚有裨益。

四、體育、天文、醫藥、印刷

李重申：〈敦煌莫高窟遺存的「角抵」圖像考析〉

對我國傳統體育活動「角抵」的研究，以往多集中在文獻記載的層面，李重申以敦煌石窟遺存的「角抵」圖像作為研究對象，豐富和加深了對文獻的理解，凸現了敦煌「角抵」圖像的學術價值。作者視野開闊，認為若將角抵作為人類生命的一種存在方式來進行科學的把握，從主流文化與地域文化、外來文化交融的視角，來思考地理、文化環境與角抵發展之關係等，也許會給現代相撲、摔跤、散打、跆拳道等體育運動的推進帶來新的啟示和開拓。

鄧文寬：〈跋敦煌文獻中的兩次日食記錄〉

鄧文寬對敦煌文書 P.2663《論語‧鄉黨篇》尾題左側的日食記錄文字釋錄並進行了疏證，

認為該卷尾題是由四個人在不同年代分別寫成的。傳世文獻資料對日食的記載，僅簡略地指出日食發生在天區的位置，鮮有記錄發生日食的具體時間，而據此件文書，作者考證出歷史上曾於西元八三四年三月十四日、西元八四六年十二月二十二日兩次日食記錄的準確時間，

由此可見敦煌文獻的科技價值。

陳明：〈「好熱細藥」：于闐醫藥文化鉤沈〉

近年來，絲綢之路的醫藥文化的交流與傳播逐漸引起了學界的重視。陳明就于闐的醫藥文化分胡醫與中醫、于闐與印度的醫學關係、于闐與敦煌的醫藥往來等章節對此問題有所申述，認為于闐的醫學思想與醫療技術接受了來自印度、中亞、中原等地的成分，通過與于闐本土知識的互動，形成了一種帶有綜合色彩的醫學文化。于闐在吸納印度生命吠陀的時候，

常常將印度佛教的一些因素混融其中，這一舉措對促進印度醫學在中亞、敦煌的傳播，可能起到了比較重要的作用。

方廣錩：〈英國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中新發現四件中國早期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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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術是中國貢獻給世界科技的重大發明，敦煌藏經洞保存的唐咸通九年（八六八）《金剛經》以及歸義軍時代的一些木刻曆日、佛教版畫、版印佛教典籍等，為我們研究中國早期印刷史提供了重要的實物資料。方廣錩在整理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的過程中，將新發現的印刷實物印花經袟、版印年畫、木刻護首經名簽、木刻經折裝佛經撰文予以了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