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蘇軾詩中的仕隱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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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蘇軾詩中的仕隱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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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北宋仁宗景祐三年（1036）十二月十九日生於四川眉山紗縠行，徽宗建中靖國元年七月二十八日（西元1101 年八月廿四日）病逝常州。其一生出處大略如下：

時間 仕宦經歷 詩人

年歲計年順逆

仁宗嘉祐二年

（1057）──神宗元豐二年（1079）

嘉祐二年禮部奏名居第二，六年試賢良方正之士，御試策入三等，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此後歷任直史館、判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權開封府判官、殿試編排官；熙寧三年乞補外，先後任杭州通判，知密、徐、湖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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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順境

神宗元豐二年

（1079）──元豐七年（1084）

元豐二年八月由湖州赴臺獄，三年元月謫黃，歷五年，至元豐七年正月神宗手札量移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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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6 逆境

神宗元豐八年

（1085）──哲宗元祐八年（1093）

元豐八年五月旨復朝奉郎知登州，九月除尚書禮部郎中。知登未旬日，召赴闕，

任館職。元祐年間曾二度乞補外，徙知杭、潁、揚三州，後以兵部尚書召還，

兼侍讀。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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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9 順境

哲宗紹聖元年紹聖元年六月，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 59 7 逆境

1 情結（complex）是心理學術語，指的是「一群重要的無意識組合，或是一種藏在一個人神秘的心理狀態中，強烈而無意識的衝動。每個心理學理論對於情結的詳細定義不同，但不論是佛洛伊德體系還是榮格體系的理論都公認情結是非常重要的。」本文無意牽扯榮格或佛洛伊德理論，

僅將「情結」當作是一種探查心理的研究方法。引文請見芮伯 (Reber, Arthur S.)：《心理學辭典》

（台北：五南圖書有限公司，2003），頁 233。

∗ 其中包含母喪及父喪，約莫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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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4）──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1101）

州安置，居惠三年，再貶儋州，元符三年六月渡海北歸。翌年七月病逝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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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蘇軾生平出處略表】

蘇軾一生橫跨五代帝王，其活躍時間大致在北宋中期。他早年得意，二十二歲舉進士、二十六歲御策入三等，入仕成績相當耀眼；雖然熙豐之後，與主政者意見不合，但大體上仍受朝廷器重，在京時擔任館職，外任時亦能三典名郡。然而，

詩人在外任期間所寫的一系列美刺詩作卻被政敵拿來羅織入罪，史稱「烏臺詩案」。詩案的發生可視為蘇軾仕宦生涯的首要轉捩點，臺獄之後，緊接著是黃州五年的貶謫試煉；雖然遭逢元祐更化，詩人以重臣召回，但他反對盡罷新法的主張又不見容於朝，只能再度乞請補外；換句話說，在舊黨最為風光的元祐這八年當中，蘇軾反而一再奔波於朝野之間，直至出知定州為止。「紹述熙豐」的哲宗即位之後，新黨開始對元祐舊臣大肆掃蕩，位列前矛的蘇軾因此累謫南遷，在惠、

儋二地困苦地度過了他晚年的大半時光，直至徽宗建中靖國元年（1101）北歸，

不久病逝常州。

綜觀而論，蘇軾六十六年的生涯雖然漫長，然大致可以「烏臺詩案」、「元祐起復」和「紹聖南遷」三度昇沈的時間點作為基準，將他大起大落的仕宦經歷切為四段：首先是被拘入臺獄之前，蘇軾年少得意，又歷任名郡州官，屬於順境自不待言；其後入獄謫黃，乃是人生首遇艱險，屬於逆境；元祐更化時期，詩人雖屢請補外，但也曾三入翰林，並以二學士出知定州，達到畢生顯貴的巔峰，屬順境；而紹聖之後的萬里南遷、累謫惠儋則又是逆境。前後串連，可知蘇軾一生仕宦行跡，大致可以「順境」→「逆境」→「順境」→「逆境」二度迴返蓋括之，

而詩人的出處心志，也隨著不同時期的政治遭遇而有所移動，構成蘇軾仕宦詩中最重要的二大主軸──「仕」與「隱」。

作為傳統知識份子，蘇軾的人生目標顯然是以「仕宦」為核心，非但思想經歷十之八九與官場脫離不了關係，來往交游之人也多為在朝碩彥，是故他尺牘文章多涉仕宦之事，其詩歌創作，也以「仕宦詩」的類別比例最高。由此觀之，若要探究東坡的生命觀照，則「仕宦」的角度自是首選。其中，和大多數封建時代的讀書心靈一樣，蘇軾的仕宦心態主要還是以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信念為主。因此，出仕成為他人生首要的價值取向，類似信念在官場的順境當中展露無遺；相對地，貶謫代表的仕宦逆境便是詩人體現隱逸之志的時空載體，尤其在「用舍行藏」全不由己的封建年代，更是不遇之士思考人生價值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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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契機。對蘇軾來說，由於時代與個人的因素所致，對應於「順境／逆境」的「仕

／隱」衝突在他身上特別明顯，並且，蘇軾特別突出的是，他「仕／隱」糾葛的起始時間²，遠早於真正出仕的時間點。就此言之，詩人在未曾執事的情況下高吟「歸去來兮」，可見其欲隱心志並非單純出自對官場庶務的厭煩，而應具備更為本源的性格動機，使得此一貫串終生的「仕隱衝突」情結更形複雜，成為蘇軾生涯的重要標記。在此，為了方便比較，並突顯仕隱情結的對立性，本文擬用前述的「順境／逆境」分期，將蘇軾生平歸類為「仕」、「隱」二個範疇，以不同時期的詩文內容為依據，釐清出處之際各自追求的人生目標，進而理解他一生依違在仕隱之間的根本原因，同時也觸及人生價值的選擇問題，為接下來的篇章預作鋪墊。

第一節仕進追求的目的

蘇軾的思想背景相當複雜，成長的過程中雖然接觸了三教，但就一個出仕的士大夫而言，無論是他的思考方式或是價值觀都是相當儒家的，尤其在銳意求用的仕宦初期更是如此。是故，當我們要理解蘇軾的仕宦世界，由「士」的傳統切入將是一個不錯的選擇。

士的傳統源遠流長，從孔子算起，至今最少已延續了兩千五百年，隨著歷史發展的脈絡而在各個階段產生了不同的精神面貌³。作為中國社會「知識」的掌握者，士向來是文化的創造主體，確切地影響並左右了每個時代的未來走向，具有極為鮮明的群體意識。千百年來，他們實際參與了國家政治體的運作，在政治實踐與道德倫理二者之間發展出一套相當完整的規範準則，代代相傳，構成了此一階層在面對出處問題時因應心態的主要內涵，影響各代文人甚鉅。以下擬針對各時期的士人仕進觀略作介紹，作為本文說明宋代文人獨特仕宦心態的背景知識，一方面有利後續蘇軾仕進觀的解釋，另一方面，也使本研究的主體時代氣氛更加具體。

2 追溯詩文中最早出現仕隱衝突的記錄，當屬嘉祐四年十月的〈夜泊牛口〉，眼見牛口野老過著粗衣淡食卻舉家安樂的日子，蘇軾感嘆：「人生本無事，苦為世味誘。富貴耀吾前，貧賤難獨守。」

（見【宋】蘇軾：《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冊一，卷一，頁 9。）彼時大小蘇守喪期滿，正欲二度出蜀、返京赴任。

3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引言──士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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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前仕進觀述要

士的興起最早可追溯至西元前六、七世紀的春秋戰國時期。當時，中國列強並起，國與國之間彼此爭利傾軋，正需要知識份子效命，一批「布衣卿相」就此登上了歷史舞台。在中國的古代文化中，士與讀書、做官是三位一體的概念。子夏說：「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⁴可知學問與從政關係之緊密，使得在中國大多數時期中，「士」與「仕」幾乎是二個等同的概念，「出仕」對讀書人來說，

便成了理所當然的人生正途⁵。

士之所以能在中國文化中佔據如此重要的地位，除了他們是各朝官員的組成主體外，更重要的原因來自於士的屬性。作為知識的掌握者，士代表了社會的良知，對個體存在的基本價值與追求之標準高於常人。《論語‧里仁》：「士志於道，

而恥惡衣惡食者，未足與議也。」⁶曾子也說：「士不可以不弘毅，任重而道遠。」

7可知士不但有勇於「任道」的使命感，同時，還將自己的存在價值置於社會貢獻的前提之下，顯示了中國早期知識份子突出的自我主體意識。是故，孟子以「尚志」為士的本業⁸，認為士與其他行業不同的地方即在「行仁義」，既然作為「生民之先覺者」，理應「以此道覺民」，因此君子修身以治人，出處進退都有必須依循的道理。《孟子‧盡心》：「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不得志，修身見於世。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⁹即是相當具有代表性的看法，在當時和後代都產生了極為深遠的影響，而「兼濟」與「獨善」，也就成為中國士子體現人格意志或生命價值的二大選項了。

孔孟遺緒，一脈相承，士人的仕進觀到了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時代，在本質上出現了較為不同的變化。漢是繼秦代之後，第一個長期存續的一統政權。相較於春秋戰國，大一統的專制格局使得士之仕進缺乏自主性的選擇，尤其在「君上臣下」的政治倫理關係確定之後，漢代以後的士已然失去先秦士子「以道抗勢」、悠游眾國的強烈自主性，逐漸從無根的「游士」轉變為具有深厚社會經濟

4 【宋】朱熹註，【民國】蔣伯潛譯註：《四書讀本‧論語》（台北：啟明書局，無出版年月），〈子張〉，頁293。

5 參見木齋、張愛東、郭淑雲：《中國古代詩人的仕隱情結》（北京：京華出版社，2001.6），頁6—7。

6 【宋】朱熹註，【民國】蔣伯潛譯註：《四書讀本‧論語》，〈里仁〉，頁 46。

7 【宋】朱熹註，【民國】蔣伯潛譯註：《四書讀本‧論語》，〈泰伯〉，頁 109。

8 【宋】朱喜註，【民國】蔣伯潛譯註：《四書讀本‧孟子》（台北：啟明書局，無出版年月），〈盡心〉，頁333。

9 【宋】朱喜註，【民國】蔣伯潛譯註：《四書讀本‧孟子》，〈盡心〉，頁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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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的「士大夫」¹⁰。此間轉變的重要性在於：當多元的政治環境收束成為一元，

士人出仕時不再有「楚材晉用」的選項，從今往後，不是「仕」，就是「隱」。在一般的情況下，士既沒有物質生產力¹¹，為了謀求溫飽，多半會遵循統治者所設定的仕宦道路，藉以取得功名利祿；然而，倘若生在無道亂世，那麼文人在仕與不仕的選擇中，就有矛盾存在，此即「仕隱情結」的發生緣由。表面上，漢代以降「學而優則仕」的仕進觀似乎和先秦時代沒有不同，然而，由於士從思想養成到行為規範都已納入帝王的權力宰制之中，因此，士人在出處態度上儘管仍然擁有最後的決定權，但相較於先秦游士，這樣的「自由」程度顯然已是大不如前了。

到了魏晉，六朝文人在無法調合「仕」、「隱」衝突的情況之下，或為明哲保身¹²、或為玄談所致¹³、或為名利所動，發展出跨越仕隱藩籬的「朝隱」之說¹⁴。文人表面上樂於出仕，但實際上大多恐懼時局，有不得不然之慨，由此可知六朝時代的士人心靈受到壓抑之一斑。唐代立國之後，氣象一新。士階層在昇平時期又有大展鴻圖的可能性，尤其科舉制度大開擢賢之門，文人的仕進意願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從「終南捷徑」的發端與盛行，可知有唐一代能夠真正隱居山林者極少，絕大多數的文士，始終是服膺儒家的兼濟之志的。

二、北宋文人仕進觀述要

宋代士風的形成有其特殊的背景，究其源頭，與趙匡胤「皇袍加身」的立國背景有關。太祖以藩鎮而起，深怕他人如法炮製，因此在即位不久後，即採趙普之策，行「杯酒釋兵權」，將全國兵權和平轉移至皇帝手中，欲藉此杜絕武人竊

10 但嚴格說來，此一現象在屈原身上就已出現，漢人不過是在彼此經驗相合的情況下，以屈子之「怨」為自身之「怨」的象徵，將之擴大。詳細論述可參考顏崑陽：〈論漢代文人「悲士不遇」

的心靈模式〉，收入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10），頁 214—218。另，余英時對於「游士」轉變為「士大夫」的原因和歷程有十分詳盡的研究，請參考氏著：《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台北：聯經出版社，1980），頁 86。

11 李生龍稱之為「沒有勞動力的依附階層」，即「勞心者」。請見氏著：《隱士與中國古代文學》

（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頁 17、59。

12 如阮籍。他明明不願任職於司馬氏，但為避免「抗志顯高」招來殺身之禍，只能以攻為守，

主動向司馬昭請求官職，藉以消除當朝對他的防範之心。請見王文進：《仕隱與中國文學──六朝篇》（台北：臺灣書店，1999），頁 37。

13 如郭象《莊子‧逍遙遊注》即說：「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華屋，佩玉璽，便謂足纓紱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

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顯然是以「無心以順有」的思維，泯滅了「廟堂」與「山林」的界線。

當代許多文人浸淫玄學之說，受其影響的人當然不在少數。請見王文進：《仕隱與中國文學──

六朝篇》，頁30—38。

14 「朝隱」說請見王文進：《仕隱與中國文學──六朝篇》，上卷，頁 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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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患。此一思維在太宗伐遼失敗之後，更加明確地轉化為「興文教，抑武事」

15的基本國策，雖然造就了「崇文盛世」的文化盛況，然而，卻也使得趙宋王朝在一開始就注定了軍事體質過於羸弱的命運，十分悲劇性地埋下日後亡於境外民族的遠因。再者，天下士非文即武，宋太祖顧忌武將，自然就得倚重文人，因此，

宋朝政府最主要的組成份子是文士。柳詒徵曾說：

蓋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純出於士大夫之手者，惟宋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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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與政者多為文士，宋太祖為表尊重，將「刑不上大夫」的古訓進一步發揚光大，成為「不殺大臣及言事官」的「家法」¹⁷。士人受此保障，社會地位陡然提升，無形中也培養了士階層的自尊心與榮譽感。另外，趙宋王朝還以「文人共治」

的理念聞名，如宋代名相文彥博曾謂皇帝「與士大夫同治天下」，程頤也有「天下安危繫宰相」之語，可知最遲在北宋中期，知識份子已確實在「國家決策」的環節中佔有一席之地，並在「熙寧變法」時期達到巔峰，而宋代知識份子因此獲得了其他各朝文人難以想像的「共治」權力，地位之高無可比擬¹⁸。這當然對「慶曆士風」的形成有相當的促進作用，是以我們可以看到宋代文人大多以「任道」

自期，某些極度自尊自重者（如王安石），甚至在無法獲得皇帝「與之共治天下」

的承諾前，堅持不肯屈就俸祿。這樣的行為，意味著宋人為官必定有一超越個人名利的動機──即「以道進退」的價值觀，轉化到意識層面，則形成了宋人最著名的「以天下為己任」的主體意識¹⁹。

士大夫政治的建立，使宋人對「士」的身分逐漸產生新的自覺，伴隨著儒學思潮的復興，「士」對自身角色的認知也逐漸回歸至儒家的基本品格²⁰，在本質上，

已和先秦時期功名導向的游士、魏晉時期世代相襲的士族（世族）或唐代再度走入功名追求的知識份子判然有別²¹。因此，我們看宋初到慶曆的幾個代表人物，

15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冊一，卷十八，「太平興國二年正月丙寅條」，頁302。

16 氏著：《中國文化史》（上海：上海書店，1990），頁 519。

17 請見丁傳靖：《宋人軼事彙編》（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上冊，卷一，頁 7。

18 這個部分應與太宗朝改革官制，相權擴張有極大關係。請參考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第三章。

19 余英時認為，這個概念之所以出現在宋代，主要與士大夫在當時權力結構中的客觀位置有密切關係，換言之，他們已「隱然以政治主體自待，所以才能如此毫不遲疑地把建立秩序的重任放在自己的肩上」。氏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頁6、225。

20 陳文慧：《北宋前期貶謫詩研究》，頁 27。

21 木齋等著：《中國古代詩人的仕隱情結》，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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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王禹偁以「正直敢言、不畏黜落」的仕宦風格，為新一代知識份子樹立了存在的自信和熱情之典範起，往下的范仲淹、韓琦、歐陽脩，每個在立朝之日都勇於任事，力求行道，面對黨禍依然不改初衷，展現了政治家成熟的魄力與擔當。對後來者蘇軾來說，應有一定的示範作用。

三、蘇軾的仕進觀

承上所述，宋代知識份子在朝廷的優待之下，競相以濟世為己任，講究「修己以治人」，追求「內聖外王」的境界。氛圍既成，仕宦自然被宋人視為最重要的出路抉擇。蘇軾在這股時代氣息的感染下，自然也將官場視為實踐畢生所學的場所，進而入仕。

以下進入蘇軾順境時期的人生追求之討論，要特別提出來的是，詩人較少在詩句中描述具體的仕宦追求，這可能和時代共識有關：當仕宦已成為一種群體間的價值共識，那麼，身為特定群體中的一份子，其實無需強調彼此都理解的事。

因此，本節在引用資料時，將視需要援用蘇文或蘇詞。

蘇軾之所以走上仕途，並在為官時表現出強烈的用世情懷，除了時代的因素外，與他的家庭教育有很大的關係。蘇軾的祖父蘇序個性頗有幾分俠氣，對兒子的教育十分重視，因此，儘管經濟並不寬裕，蘇序仍然堅持與長子蘇澹二人合撐家計，讓次子蘇渙與三子蘇洵專心向學；另外，他又購入大量圖書，並在晚年嘗試作詩論文，以身作則，試圖為蘇家營造科舉氣象²²。在父親的堅持下，蘇澹三兄弟皆曾入京應舉，然僅次子蘇渙得中。蘇渙的金榜題名，不但打破了蘇家「三世不仕」的局面，同時也重燃西蜀士人對於仕進的興趣與信心，數十年間，「於是釋耒耜而執筆硯者，十室而九」²³。至於年紀較小的蘇洵，考試運氣明顯不如兄長，一直到了慶曆年間，仍是累試不中。不過，幾年的場屋經驗倒也沒有白廢，

22 蘇洵曾形容自己的父親晚乃為詩，「能白道，敏捷立成，凡數十年得數千篇，上自朝廷郡邑之事，下至鄉閭子孫畋漁治生之意，皆見於詩。」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蘇軾作詩也以「敏捷立成」著稱，可能是繼承了「乃祖之風」；二、從蘇序的詩文內容看來，可知他不好空言，詩風

「務實尚用」，對兒子蘇洵「期於達志」的詩觀有直接的影響，連帶使之成為蘇家詩風的重要特徵。相關論述可參考馬斗成：《宋代眉山蘇氏家族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頁31—32。

23 【宋】蘇軾：《蘇軾文集》冊四，卷四十九，〈謝范舍人書〉，頁 1425。曾鞏〈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也說：「蜀自五代之亂，學者衰少，又安其鄉里，皆不願出仕。君獨教其子渙受學，

所以成就之者甚備。至渙以進士起家，蜀人榮之，意始大變，皆喜愛學。」見《曾鞏集》（北京：

中華書局，1984），下冊，卷四十三，頁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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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入京趕考的過程中結識了不少詩文革新運動的古文健將（如張俞、顏太初），不但眼界大開，也使他認知到自己不擅時文的現實，自此絕意科舉，並將希望轉移到二個兒子的身上。

此時，眉山蘇家在蘇序的苦心經營下，靠著蘇渙的俸祿和女眷的治家有道，

經濟逐漸好轉起來，典籍的累積也有了相當的規模，使得第三代的蘇軾在成長過程中擁有「博覽百家之書」的優越環境。最初，蘇軾受教於眉山天慶觀的張易簡，

在老師的介紹下，初聞韓琦、范仲淹、富弼、歐陽脩的為人，心嚮往之²⁴；後又從壽昌院州學教授劉巨，習句讀、聲律、屬對等科舉之學。略有小成之後，蘇洵開始教導二子習文，其主要教材是孟子、韓愈、歐陽脩等古文大家的「聖賢文章」，不但奠定了蘇軾兄弟文采華瞻的文學基礎，同時，「修己以治人」²⁵的價值觀也在無形之中潛移默化為軾、轍二人的價值核心，對將來的仕宦之路影響極大。另一方面，蘇軾的母親也在他們的養成過程中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最有名的一段資料見諸《宋史》本傳：

（軾）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

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為滂母邪？」²⁶

年幼的蘇軾受到范滂人格精神的感召，向母親表達了見賢思齊的意願，難得的是程夫人也正面回應，期許兒子為所當為，致使軾「奮厲有當世志」²⁷。〈程夫人墓誌銘〉中也說：

夫人喜讀書，皆識其大義。軾、轍之幼也，夫人親教之，常戒曰：「汝讀書勿效曹耦止欲以書自名而已。」每稱引古人名節以勵之，曰：「汝果能死直道，吾無戚焉。」²⁸

能夠自己讀書，進一步以「直道守節」教子，透過引文，程夫人「明識過人，志

24 【宋】蘇軾：〈范文正公文集敘〉：「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

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見氏著：《蘇軾文集》冊一，卷十，頁311。

25 【宋】蘇軾〈謝制科啟其二〉。見《蘇軾文集》冊四，卷四十六，頁 1325。

26 【元】脫脫：《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冊十三，卷三三八，〈列傳第九十七〉，頁 10801。

27 【宋】蘇轍：《欒城集‧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下），卷廿二，頁 1411。

28 【宋】司馬光：《司馬光文》（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6），〈程夫人墓誌銘〉，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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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凜然」²⁹的形象非常清楚，顯示了她是一位知書達禮的傳統女性。蘇軾兄弟在她的教導之下，一生直道而行，展現了「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氣，也算沒有辜負她的深切期望。質言之，蘇洵夫婦以儒家為本位的教育方針，應是導致蘇軾兄弟日後以「儒學」為人格基調的重要關鍵。就此，我們應該進一步思索：弱冠學成、學通經史的蘇軾，理應不是人云亦云之輩，然他在尋求自立的青年期，

之所以願意放棄個性中明顯的道家傾向³⁰，朝一般儒家文人「學而優則仕」的傳統路徑行去，可見他個人對生命的觀照態度，乃明顯偏向於「儒家式」的思考。

如此積極爭取「道仕」理想的實踐，家學淵源固然是主因，同時，也與時代對於士大夫的召喚有關，尤其慶曆年間儒學復興，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的行誼風聞天下，對儒家讀書人產生了很強的示範作用，使得宋人面對「出處」的人生抉擇時，

大多傾向「兼濟」的一端。試看蘇軾的〈謝制科啟〉：

軾才不迨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為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饑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群豪而並遊。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才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疎略，

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而益慙。此蓋伏遇某官，德為世之望人，位為時之顯處。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為進退。致茲庸末，亦與甄收。然而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為致君之資；

敢以微軀，自今為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³¹

這時蘇軾二十六歲，剛剛錄取宋代制科的最高等級（第三等），故在謝啟中自然流露自信的神采。他從家學入手，說明自己出仕一方面是為了免於饑寒，「出求斗升之祿」；另一方面，讀了那麼多年的聖賢書，當然也想藉此機會「欲行其志」

32。其中「歷觀前輩」一段強調了前賢對他的啟迪，使之「敢以微軀，自今為許國之始」，呈現了宋代知識份子「以天下為己任」的承擔精神。對他來說，「以道自任」是士的根本常態，不但必須在品德學問上嚴格自我要求，立朝佐政也有應循之道。這是非常具有自覺精神的蘇軾，經常在書牘策論之中暢談的主題：

29 【宋】蘇轍著，【民國】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欒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下冊，《欒城後集》卷之十二，〈潁濱遺老傳上〉，頁1280。

30 他曾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見【宋】蘇轍：《欒城集》（下），卷廿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頁142。）葉嘉瑩就此分析其個性中有「用世」

與「超然曠觀」二種矛盾的特質。見氏著：《靈谿詞說》（台北：正中書局，1993.8 台初版），頁 191—192。

31 【宋】蘇軾：《蘇軾文集》冊四，卷四十六，〈謝制科啟其一〉，頁 1324。

32 這二點相當重要，可以說是蘇軾考量畢生出處進退的關鍵因素，對其「欲隱不退」的行為有極為根本性的影響。詳見後論。

(10)

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成大功。³³

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³⁴

侍從之中，受恩至深，無如小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³⁵

阮籍見張華〈鷦鷯賦〉，嘆曰：「此王佐才也！」觀其志，獨欲自全於禍福之間耳，何足為王佐之才乎？³⁶

詩人個性耿直，加上制科時以「賢良方正能直言極諫」入選，是以在儒士佐政的種種傳統中，特重「抗顏直諫」一條³⁷。加上蘇軾自小喜讀《後漢書》，對東漢「無官御史臺」的風骨特別仰慕，因此他認為，真正的「士」不但應當具有為天下眾生犯難立功的抱負；依士文化中「為知己者死」的傳統，平時佐朝任事時，自然不該以「全於禍福」為念，而必須表現出置個人生死窮達於度外的剛毅氣魄及「毀譽不動，得喪若一」的修養，這才稱得上「以道事君」³⁸。從蘇軾後來陸續呈遞的奏章，我們亦可看到他對實踐自我信念所作的努力。如：〈論邊將隱匿敗亡憲司體量不實劄子〉：「臣非不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不敢自同眾人，若以此獲罪，亦無所憾。」³⁹〈答李琮書〉：「此非公職事，然孜孜尋訪如此，以見忠臣體國知無不為之義也。軾其可以罪廢不當言而止乎？雖然，亦不可使不知我者見以為詬病也。」⁴⁰一般說來，人總是畏禍怕死的，

蘇軾並非莽夫，所以不計代價、冒死進言，當然代表了在詩人心中，還有超越「生死」的重要信念，對他來說，這個必須拚死維護的價值觀就是「道」。這樣的氣節與孔孟的「道仕」傳統一脈相承，在重視儒學的北宋士人群像中，是相當具有代表性的。

33 【宋】蘇軾：《蘇軾文集》冊一，卷四，〈晁錯論〉，頁 107。

34 【宋】蘇軾：《蘇軾文集》冊一，卷十，〈剛說〉，頁 339。

35 【宋】蘇軾：《蘇軾文集》冊二，卷廿八，〈大雪論差役不便箚子〉，頁 807—808。

36 【宋】蘇軾：《蘇軾文集》冊五，卷六十五，〈阮籍求全〉，頁 2022。

37 【宋】蘇軾：〈答李端叔書〉：「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

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

見《蘇軾文集》冊四，卷四十九，頁1432。

38 【宋】蘇軾：《蘇軾文集》冊一，卷十，〈樂全先生文集敘〉，頁 314。

39 【宋】蘇軾：《蘇軾文集》冊三，卷二十九，頁 835—836。

40 【宋】蘇軾：《蘇軾文集》冊四，卷四十九，頁1437。此簡作於謫黃時期，蘇軾以一罪臣身分，

尚且不忘進言，可見其儒家志向。

(11)

四、仕宦順境的政治追求

基於強烈的仕宦意圖，甫入政壇的蘇軾朝著心中既定的用世方向，開始了漫長的政治生涯。如前所述，蘇軾的畢生行跡大致可以「烏臺詩案」為轉捩點，其仕宦順境主要集中在仕宦初期──即入仕至詩案爆發，細言之，歷任之處有鳳翔、京師、杭、密、徐、湖等地──及元祐更化二段。值得注意的是：雖同樣處於仕宦順境，然而時空變異、人事更迭，詩人堅實的儒家志念在殊異的主客觀條件影響下，外化成為不同的政治追求，前後相較，大致可以看出蘇軾兼濟意志的消長情況，對應於「隱」的意向，可見其生命關懷的變動狀態。

（一）烏臺詩案之前

國勢的艱難，使得北宋的知識份子在文士的涵養外，大多兼具深刻的政治思考能力，能針對君道、吏治、經濟及軍事等治國範疇的議題提出具體方略，展現個人的經世才識和抱負，如歐、王、蘇等人即是其中的佼佼者⁴¹。尤其蘇軾年輕時懷抱著兼濟的理想與熱誠，在其赴京途中寫作的〈荊州十首〉中，就顯露了對於仕宦前景的旺盛企圖：

太守王夫子，山東老俊髦。壯年聞猛烈，白首見雄豪。食雁君應厭，驅車我正勞。中書有安石，慎勿賦〈離騷〉。⁴²

此詩以荊州太守為書寫對象，蘇軾稱讚王太守雖老猶豪，重點在「中書有安石，

慎勿賦〈離騷〉」二句，安石指的是謝安，蓋蘇軾之意，是對王太守闡明「朝中有人，不得歸田」，可見年輕詩人的用志之忱，以當時在赴京途中尚未真正入仕的時間點看來，蘇軾心中顯然正懷抱著無比的濟世熱誠，透露了有志之士理當「為所當為」，絕不輕退的遠大志向。〈漢水〉一詩又云：

捨棹忽逾月，沙塵困遠行。襄陽逢漢水，偶以蜀江清。蜀江固浩蕩，中有

41 宋人的經世才識可透過宋策一覽無遺，李貞慧認為宋策以「適於用」、「有益於當世」為基本精神，比務求巧麗、不受重視的唐策更能結合時務和治道，這也是唐、宋策最大的差別。詳見氏著：《蘇軾策及奏議之研究》（台北：台灣大學中文所碩論，1996），頁 26—31。

42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一，卷二，〈荊州十首之六〉，頁65。

(12)

蛟與鯨。漢水亦云廣，欲涉安敢輕。文王化南國，遊女儼如卿。洲中浣紗子，環珮鏘鏘鳴。古風隨世變，寒水空泠泠。過之不敢慢，佇立整冠纓。

43

此詩狀寫蘇氏父子一行人渡漢水的情形，從詩中特意拈出「古風隨世變」，顯然蘇軾在表相的地理水文之外別有寄託。其中，相較於要艱難行路才能到達的襄陽漢水，位於四川的蜀江顯然代表了哺育詩人的家鄉，蘇軾列舉蜀漢二水的種種差異，流露出游子在離鄉之後，那種遠離桑梓，如履薄冰的心境；在這樣的觀點鑑照下，「欲涉安敢輕」、「過之不敢慢，佇立整冠纓」等句便帶有濃厚的自喻意味

──蘇軾或許是藉渡江來象喻出蜀後的自己，離開了熟悉的蜀地後，要以謹慎樂觀的態度面對未來的各種挑戰。對此時的蘇軾來說，儘管自己在科舉場上得到了相當優異的評價，然官場仍屬未知的場域，而治國之道茲事體大，決策稍有不慎，

就可能對天下生民造成影響，因此，越是明白其中利害的官員，就越是對自身從事的吏治之道戒慎恐懼。蘇軾小心渡水，正可視為其人待事時態度審慎的縮影，

顯然他並未耽溺在功成名就的新科喜悅之中，反而體會到了伴隨著榮耀而來的巨大使命感。

蘇軾在二度出蜀時吟詠道塗的作品中，流露出對仕宦前景的無比信心，出人意表的是，儘管詩人年紀很輕，在考上科舉之後，也沒有太多煩雜的事務擾亂，

然在仕履初期，蘇軾就不時發出欲隱之音。譬如嘉祐二年（1057），剛剛進士及第的蘇軾在喜氣洋洋的瓊林苑宴上，竟和同年蔣之奇「約卜居陽羨」⁴⁴，未官而欲隱，似乎並未把官位名利看得太重。嘉祐六年（1061），蘇軾被派任鳳翔簽判，

工作本身並不困難⁴⁵，但他首度離父別弟，親情的羈絆特別強烈，加上行役之苦，

讓新官上任的東坡不時有歸隱之念；不過，就其實質，年少時期的濟世志向並沒有太大的變動。熙寧二年（1069），神宗任命王安石為參知政事，新法箭在弦上。

蘇軾雖然幾度「幾乎獲用」⁴⁶，但因政見不同，加上擔任國子監舉人考試官時「發

43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一，卷二，〈漢水〉，頁 71—72。

44 《詩集》卷二十四〈次韻蔣穎叔〉：「瓊林花草聞前語，罨畫溪山指後期。」蘇軾自註：「蔣詩記及第時瓊林苑宴坐中所言，且約同卜居陽羨。」請見孔凡禮：《蘇軾年譜》（上），卷三，頁55

－56。

45 「簽判」乃「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的簡稱，屬於幕職官，從八品上。其職掌內容為「助理府政並與諸幕職官分案治事，分掌付受、催督簿書、案牘、文移，凡府事與守（知府）、倅（通判）同簽書。」可知主要是負責州郡府的文案處理和聯繫。見龔延明編著：《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7.4），頁 524。

46 如神宗在五月欲以蘇軾修中書條例，十一月時欲使之負責起居注，然皆被安石所沮。見【清】

黃以周等輯注：《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四，熙寧二年五月紀事，

頁176。）又如張方平、司馬光等人薦舉蘇軾為諫官，可惜事皆不成。見孔凡禮：《蘇軾年譜》

上冊，卷八，頁163。

(13)

策」激怒王安石⁴⁷，只好在罷開封府推官之後，乞請外補，避免衝突進一步擴大。

以後設的觀點來看，王安石的得勢在蘇軾的生命曲線當中，無疑是極具負面意涵的一個變數，打亂了他原本應當一帆風順的仕宦坦途。青年蘇軾受此波折，心中不免鬱鬱寡歡，對目前的際遇也有所不滿。對此，可參考倅杭時贈別張吉甫之詩：

羨君超然鸞鶴姿，江湖欲下還飛去。空使吳兒怨不留，青山漫漫七閩路。

門前江水去掀天，寺後清池碧玉環。君如大江日千里，我如此水千山底。

48

當時吉甫欲往閩漕赴任，詩人離情依依，於是作詩贈別。最重要的是末二句，按王文誥注曰：「此水，指池水也。猶言伏處下寮，一步不得行也。公當得州，而安石抑其資以出，故自云年壯氣盛，不安厥官，正其時也。」⁴⁹蘇軾藉彼喻此，

以動、靜二態的江水來形容吉甫和自己，稍加延伸，不難體會蘇軾對於被迫倅杭的無奈。然而，由於在朝之日感受到神宗對他的賞識，此時蘇軾心中尚有召還的希望，所以夢中有巫山神女之思，以寄託君臣相遇之念⁵⁰。只是詩人正當盛年，

仕進之心仍然強烈，對於眼前這區區的「補外之事」，不吹毛求疵的話，在他根本算不上太大的打擊，因此就算詩中略有牢騷之語，年青人獨特的朝氣依然不減。然而，隨著時光流逝，朝廷推行新法的腳步並未因為有人反對或施行不便而停止，效命地方的蘇軾一方面對自己能具體「與民興利」感到安慰；另一方面，

多年的地方治理經驗使他確切瞭解了新法的弊病所在，眼見人民深受其害，而自己卻一籌莫展，仕宦的無力感逐漸加重。在滿腔用世的熱情作用下，杭密徐湖時期的蘇軾選擇將他對民瘼國政的關心傾注至大量的諷喻詩作中。茲將各州較具代表性的諷喻詩列表如下：

47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七，熙寧三年三月壬子紀事：「初，軾為國子監考試官，時二年八月也。安石既得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軾發策云：『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任子之而滅。事同功異，何也？』安石見之，不悅。

上數欲用軾，安石必沮毀之。」（頁315）這類事件在蘇軾的仕宦生涯中不勝枚舉，與他個性中

「好事」的特質關係極大。

48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二，卷七，〈送張職方吉甫赴閩漕六和寺中作〉，頁 334‧

49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二，卷七，〈送張職方吉甫赴閩漕六和寺中作〉，頁 335。詩末附註。

50 雖有此念，卻未能實現，而他也沒有能力參與朝政，不過，一有機會，他還是到山中「聊為山水行，遂此麋鹿性」、「性與世疏宜獨往」，「這個時期可以說是一個醞釀時期，能夠在他詩中看到以後將成為主流的前兆，如『人生如夢』的夢思想以及晚年所出現的人間仙境主題。請見史國興：《蘇軾詩詞中夢的解析》（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論，1996），頁 132。

(14)

繫年地點 題目 諷喻內容 熙寧三年汴京〈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譏諷新法不便民熙寧四年杭州〈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元

韻答之〉鹽法苛急

熙寧四年杭州〈戲子由〉

1. 諷朝廷取士辦法不當 2. 諷官員苛細生事 3. 鹽法太急

熙寧四年杭州〈和劉道原見寄〉言朝中小人充斥熙寧四年杭州〈和劉道原寄張師民〉譏朝中多為利祿之徒

熙寧五年杭州

〈監試呈諸試官〉、〈試院煎茶〉、〈八月十七日，是日榜出，

餘與試官兩人復留五首〉

對新學表達不滿

熙寧五年杭州〈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鹽法苛急熙寧五年杭州〈畫魚歌〉刑罰太繁熙寧五年杭州〈吳中田婦歎〉賦稅苛急熙寧六年杭州〈山村五首〉 1. 諷鹽政太苛

2. 諷朝廷與民爭利熙寧八年密州〈莫笑銀杯小答喬太傅〉削減庫錢

熙寧十年徐州〈送魯元翰少卿知衛州〉刑罰太繁元豐元年徐州〈次韻潛師放魚〉刑罰太繁

元豐二年湖州〈次韻周開祖長官見寄〉諷朝廷拙於施政，導致年年水旱

【表二蘇軾杭密徐湖時期政治諷諭詩舉隅】

由於宋代士大夫普遍具有參政意識，對於自己的治國見解大多相當堅持，是以黨爭愈形劇烈。而這種根源於政見相左的異己傾軋，其實正是宋人倦仕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如蘇軾和黃庭堅的歸隱之志，大多伴隨著不滿現實政治的因素。是故在他們的詩中，「仕」與「隱」通常指向一體的兩面：由於用世之志極為殷切，

但外在環境的條件卻無法提供足夠的揮灑空間，於是反彈的力道改以「不如歸去」

的「隱退」面貌加以呈現，就此構成糾葛不斷的「仕隱情結」。

蘇軾歷任各州的熙豐年間，正值王安石新法在各地風風火火地推行之際，全國從上到下，無一不受新法的籠罩。就本質來說，熙寧變法是基於改革國家財政

(15)

的目標而推動的，立意雖好，然而，制度在推行的過程中困難重重，由於流弊叢生，因此實行之後，對社會底層的人民實是弊多於利。這樣的情況看在首度以官僚身份走入民間，深刻感知人民被壓榨的狀況的蘇軾眼中，當然不吐不快，於是一系列諷喻時政的美刺之作於焉誕生，成為蘇軾第一個仕宦順境中最為突出的詩作主題：

追胥連保罪及孥，百日愁歎一日娛。⁵¹

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滯留愧淵明。……歸田雖賤辱，

豈失泥中行。寄語故山友，慎勿厭藜羮。⁵²

今年粳稻熟苦遲，……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裏招羌兒。龔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卻作河伯婦。⁵³

老翁七十自腰鎌，慚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忘解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54

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勸農冠蓋鬧如雲，送老虀鹽甘似蜜。……平生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菙。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居高志下真何益，氣節消縮今無幾。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別駕舊齊名。如今衰老真無用，付與時人分重輕。⁵⁵

其中，食鹽專賣政策作為整個財政改革的要項，本質上可以視作一種變相的稅收制度，對人民的影響尤其重大，為禍也最深⁵⁶。蘇軾奮筆為詩，將社會底層人們在苛酷的鹽法迫害下飲食無鹽，愁容滿面的慘況描寫得淋漓盡致，如〈山村五首〉

以食筍老翁來諷刺鹽法太苛；而〈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則不滿朝廷在農忙時期開鑿鹽運，以地方施政官員的身份為人民向朝廷發出不平之音。除此之外，官吏催租孔急，逼得百姓在錢、米兼無的窘境下，甚至到了「不如卻作河伯婦」的

51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二，卷七，〈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元韻答之〉，頁 319。

52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二，卷八，〈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頁 338。

53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二，卷八，〈吳中田婦嘆〉，頁 404。

54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二，卷九，〈山村五絕之三〉，頁 439。

55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二，卷七，〈戲子由〉，頁 324。

56 黃寶華教授對宋代鹽法有清楚扼要的說明。請見氏著：《黃庭堅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19—22。

(16)

地步！在中央政策部分，蘇軾亦不滿朝廷廢詩賦、改取法律取士的科舉措施；〈戲子由〉一詩顯然對朝廷新興律學，以法律為取士之用的做法表達了反對的立場。

蘇軾認為，當官是為了致君堯舜，如今取法而廢詩書，顯然有本末倒置之虞；因此詩中先說「讀書萬卷不讀律，致君堯舜知無術」，強調新政的治國之法有行不由徑之虞；緊接著進一步就新法的其他細則提出批評，所謂「平生所慚今不恥，

坐對疲氓更鞭箠」，顯然走私鹽的貧民太多，連最初深以罰民為恥的蘇軾都麻痺了。這牽扯到刑罰太過細密繁瑣的問題，蘇詩中也曾二度以之為題，細膩呈現，

如〈畫魚歌〉末二句：

豈知白梴鬧如雨，攪水覓魚嗟已疎。⁵⁷

蘇軾將「池魚中刃」比喻為百姓受罰，而此處「攪水覓魚嗟已疎」無疑是形容在新法太過嚴緊的情況下，誤蹈法網的的人民數目不斷攀昇的情況；另外，〈次韻潛師放魚〉一詩更直接將法罟過密以「疲民尚作魚尾赤」來譬喻之，蘇軾說「數罟未除吾顙泚」，實是對自己身為官員卻無力回天感到十分地焦急與不滿，透過他反覆吟詠「如今衰老真無用」等詩句，可知蘇軾為官是以「便民安居」為關懷所在，套用馬斯洛的理論，獲准用世的他是將「小我」的自我實踐寄寓於「大我」

的和諧繁榮之中，發揮了儒家迫切的兼濟熱誠。

值得注意的是，蘇軾既無法認同新政，又難以超脫執行者身份，因此在萬分尷尬的處境下，萌生矛盾且強烈的出處情結。關於這個部分，以〈沁園春〉一詞最具代表性：

孤館燈青，野店雞號，旅枕夢殘。漸月華收練，晨霜耿耿，雲山摛錦，朝露漙漙。世路無窮，勞生有限，似此區區長鮮歡。微吟罷，憑征鞍無語，

往事千端。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身長健，但優游卒歲，且鬬尊前。⁵⁸

熙寧七年（1074）十月，作者在由海州赴密的途中，因為黃河冰封，難以繞道至齊探視弟弟，故只能藉詞抒懷，遙寄子由。詩人從旅途迢遙聯想到世途無窮、勞生鮮歡，進一步對現況產生了寥落之感。就此，蘇軾回想兄弟當年入京情景，二

57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二，卷八，〈畫魚歌〉，頁 399。

58 鄒同慶，王宗堂：《蘇軾詞編年校註》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2.9），頁 134—135。

(17)

人初出茅廬，自恃滿腹才學，便以為可以效法杜甫，行「致君堯舜」之道；然而，

世事多變，已屆中年的兄弟倆目前分隔二地，會見無時，連最起碼的「用舍行藏」

都不能隨心所欲，只能消極地互祝身體長健，以待日後相從。此詞以今昔映襯之筆寫入，可知蘇軾對於自己的仕宦發展並不滿意，雖然已是一州的知州，卻仍有濃厚的不遇不感。然而，壯志未消的詩人當然不會自此一路頹唐。且看他在密州任內騎馬打獵時，還藉著詩句流露了冀盼重用的眼神，其〈祭常山回小獵〉詩末二句：「聖明若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⁵⁹便是以西涼州主簿謝艾事，據詩注記載：

艾，本書生也，善能用兵，故以此自比。若用軾為將，亦不減謝艾也。⁶⁰

顯然蘇軾是藉事託志，表達了自己足堪任事的志慨，不但可與〈江城子密州出獵〉

61一詞互文參照，也讓我們聯想起愛國詞人辛棄疾在〈永遇樂〉中「廉頗老矣，

尚能飯否」的迫切心境。

古人四十而稱老⁶²，中年時期的蘇軾既有感於「老大無成」的壓力；另一方面，在政治圈行之有年，多年的實戰經驗使之明瞭君臣、同僚之間互動關係的複雜幽微，經常不是自己可以掌控的。故其仕進觀已不復未仕之初的明朗純粹，而是表現為一種既執著於年少理想，又無法遂其志願的徬徨意緒，在其仕宦人生觀的脈絡中，呈現出「仕／隱」交雜的衝突景觀⁶³。然而，隨著元豐二年「烏臺詩案」的發生，蘇軾的佐國意願逐漸在「受人攻詰」與「貶謫離居」等內外磨折中大量消耗，詩人雖未退出官場，但隱逸之念的大幅提昇卻根本性地改變了日後出處的心態，在「仕宦前途」和「文學創作」二方面都是極為關鍵的轉折。

（二）元祐時期

59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二，卷十三，〈祭常山回小獵〉，頁 647—648。

60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二，卷十三，頁 648。

61 此詞題目一作〈獵詞〉：「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

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見鄒同慶，王宗堂：《蘇軾詞編年校註》上冊，頁146—147。

62 宋人好嘆老。徐培均認為，古人在四十五歲之後，輒以「垂垂老矣」自視之。見氏著：《秦少游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2），（下），頁 498。

63 如倅杭時作〈立秋日禱雨，宿靈隱寺，同周、徐二令〉云：「崎嶇世味嘗應遍，寂寞山棲老漸便。惟有憫農心尚在，起占雲漢更茫然。」（《蘇軾詩集》冊二，卷十，頁473。）可知其身老心疲，但抱負仍在。

(18)

神宗去世之後，朝廷權柄由親近舊黨的高太后⁶⁴把持，遷謫多年的蘇軾終於得以脫去罪臣身分，起復還朝。在極為快速的升遷過程中，蘇軾對於命運的無常想必感受深刻，尤其自己在黃州困頓五年之後還能榮登玉堂，悲喜夾雜之情難以盡述。因此，他在〈送陳睦知潭州〉中，以目前「朝元閣上酒醒時，臥聽風鑾鳴鐵鳳」的得意之貌對比昔日鳳翔的攜友偕遊，如今「舊遊空在人何處，二十三年真一夢。我得生還雪髯滿，君亦老嫌金帶重」⁶⁵，在寫盡人事滄桑之餘，更有人生如夢、富貴如幻的體悟。至於詩人再度還朝的複雜心情，可參考〈用前韻答西掖諸公見和〉：

雙猊蟠礎龍纏棟，金井轆轤鳴曉甕。小殿垂簾白玉鉤，大宛立仗朱絲鞚。

風馭賓天雲雨隔，孤臣忍淚肝腸痛。羨君意氣風生座，落筆縱橫盤走汞。……閉門憐我老太玄，給札看君賦雲夢。金奏不知江海眩，木瓜屢費瑤瓊重。豈惟蹇步苦追攀，已覺侍史疲奔送。……借君妙語發春容，顧我風琴不成弄。⁶⁶

此詩乃應酬之作，紀昀評之曰：「無所取義，却說得精采，此種純以筆力勝，不以性情勝矣。」⁶⁷所言極是。雖然只是詩人還朝後吟和同僚的作品，然從詩意的鋪陳，仍可發現蘇軾對於位居翰林實有苦盡甘來的「自得」之感，惟以朝中新秀眾多、難分敵友，詩人謫後立朝，難免流露出幾絲不勝怖懼之情，因此他以「顧我風琴不成弄」來自我謙讓，主要用意在表達對西掖諸賢的推重⁶⁸。不過，受到熙豐年間定王氏之學於一尊的取士流弊所影響，元祐時期，朝廷上下逐漸對文學之臣低落的水平感到不滿，進而在大臣激烈的論辯之後，改擇以兼採經義和詩賦的方法來取士；另一方面，也影響了元祐時期蘇氏文學集團的成熟。時風所致，

加上人才聚合，蘇軾開始以文壇盟主的身份倡導文風，結合蘇門集團的文采風華，創造出元祐文學的興盛榮景。另外，就官職的職掌來說，翰林學士是文學之臣，位極清貴，蘇軾入西掖之後，自然著重文章之事，時常和同僚應和酬唱，加

64 高氏為仁宗之后，神宗之母，故哲宗朝為太皇太后。她對蘇軾有「國士之知」，提攜不遺餘力，

因此林語堂稱之為蘇軾的「守護神」。氏著：《蘇東坡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2），頁 311。

65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五，卷廿七，〈送陳睦知潭州〉，頁 1426—1427。

66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五，卷廿七，頁 1429—1430。

67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五，卷廿七，頁 1429。詩題附註。

68 蘇軾似是以「自言老弱」為言語策略。自言其老，如〈送陳睦知潭州〉：「我得生還雪髯滿，

君亦老嫌金帶重。」（見《蘇軾詩集》冊五，卷廿七，頁1428。）自言病瘦，如〈再次韻答完夫穆父〉：「豈知西省深嚴地，也著東坡病瘦身。」（見《蘇軾詩集》冊五，卷廿七，頁1431。）

(19)

上元祐年間「蘇門六君子」齊聚於京⁶⁹，彼此的往來更是密切，是以本時期的蘇軾詩文多以雅集之音為大宗，其人生的追求，主要落實在「文道」的傳承之上⁷⁰。在這種情況下，儘管蘇軾心中仍存「粗報君恩便乞身」的知遇情懷，在「君恩得報」之前不能輕易致仕；加上詩人這次起復獲得的位階更高，能做的事想必更多，

因此兼濟熱情再度被燃起。只是，受到謫黃經驗的影響，此番的「用世」已不可避免地摻入了佛道二家「超脫物外」的思辯色彩，逐漸將蘇軾的仕宦曲線，由積極的高度導向調和後的低點。

嚴格說來，蘇軾一生的仕宦追求皆以儒家兼濟為基線，然而，不同時期會受到不同的要素影響，導致用世的強度有所差異。因此，與詩案之前相較，就「同」

的部分來說，元祐年間的仕宦追求基本上仍以得君行道為理想，只是身處西掖，

就實際的政績來說，與外任時期的貼近民生的形態並不全然相似；更重要的是

「異」的部分，雖然蘇軾在元祐年間受到幾位舊黨人物（如高太后、司馬光）的器重，爬到了文學之臣的頂峰──翰林學士，然而，注重實用的政治態度使蘇門的幾位詩人呈現出迥異於舊黨的價值判斷，在「盡廢新法」的趨勢潮流中，表達了不以為然的看法。這是因為蘇軾等人在長期的外任實務中，同時發現了新法的便民⁷¹與害民，以蘇門的政治理念來看，顯然去蕪存菁會比司馬光式的全盤推翻來得好。職是之故，蘇軾既無法在熙豐年間茍同新黨急躁切進的作為，也難以讚許元祐年間舊黨對新政全盤皆廢的主張。〈與滕達道書〉說：

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⁷²

顯然元祐年間的蘇軾，已能採較為客觀的立場來檢討過往的政治主張，然而，蘇軾並沒有等到大展身手的機會。元祐八年（1093）九月，太皇太后高氏病逝。隨

69 「蘇門六君子」指的是黃庭堅、秦觀、陳師道、晁補之、張耒、李廌。此一文人集團的形成，

與他們共同推重蘇軾有絕對且直接的關連性，尤其蘇軾謫黃時期，六人始終不離不棄、致候關懷，

使他們與東坡的師生情誼終生不渝，也因此催化出後續的元祐文學。換句話說，「六君子」雖然以文相交，然「蘇門」的形成主要是由於政治事件──類似的政治立場讓「蘇氏文人集團」蘊含了文學以外的豐富涵義，而這也是日後蘇門成員屢遭打擊，然蘇軾文學集團卻始終存在的關鍵因素。詳細論述請參考馬東瑤：《蘇門六君子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11。

70 〈答張文潛書〉：「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數人取。」李廌《師友談記》亦云：「東坡嘗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

則其道不墜。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與某，

故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某也。』」顯然蘇軾是以「文統」的繼承者自居，並且相當主動地在找尋接棒人選，其中蘇門最為活躍的時期，即是元祐年間。

71 蘇軾對新法的肯定，以「役法」最為突出。詳見黃寶華：《黃庭堅評傳》，頁 45。

72 【宋】蘇軾：《蘇軾文集》冊四，卷五十一，〈與滕達道書〉，頁 1480。

(20)

著權力核心交接到年輕的哲宗手中，新黨勢力復起，一時間凡盡反新法者，無論隸屬朔、洛、蜀哪一黨，都在打壓的對象之列。據邵伯溫《邵氏聞見錄》記載：

至紹聖初章惇為相，同以為元祐黨，盡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呂微仲秦人，

戇直無黨；范醇夫蜀人，師溫公，不立黨，亦不免竄逐以死，尤可哀也。

73

哲宗改元「紹聖」，其意在紹述熙豐，在宋代黨爭史上，是新舊攻詰另一回合的開始。不同的是，比起元祐年間，此番新黨主政，報復的手段更為激烈，「紹聖」

因而成為宋代黨爭最為慘酷的階段，受到無故牽連而死傷的臣僚極多。蘇軾身為蜀黨的意見領袖，經常出言議論朝政，看在新黨的眼裡，當然欲除之而後快；另一方面，太皇太后垂簾多年，與皇帝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蘇軾在元祐年間極受高氏倚重，一旦改朝換代，境遇可想而知。哲宗親政後，察覺「國是將變」的蘇軾又重施故技，欲自乞補外以遠禍，然他先是三度乞越不成，被改派至北疆典帥定州，不到半年光景，就遭到朝中群小以「譏刺先朝」的罪名連番攻詰⁷⁴；一月之內，連遭二降，最後逐出嶺表，謫往英州。他在得知詔命後曾作短論〈三國名臣〉，盛讚諸葛亮兼領智謀與風節，「巍然為三代王者之佐」⁷⁵，對照朝中景況，

應有藉古諷今之意。將行之際，蘇軾在謁諸廟辭行時所作的二篇文章中透露了自己最直接的情緒反應。祝文言道：

軾得罪於朝，將適嶺表。雖以謫去，敢不告行。區區之心，神所鑒聽。⁷⁶

〈醮北嶽青詞〉：

少年出仕，本有志於救人；晚節倦遊，了無心於交物。惷冥多罪，憂患再罹。飄然流行，靡所歸宿。……⁷⁷

明白表示此謫原因在於「得罪於朝」，並非個人行事不端，而滿腔幽憤，也只能

73 【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十三，頁 146。

74 《長編拾補》卷九四月甲寅（十三日）紀事。詳見孔凡禮：《蘇軾年譜》（下），卷三十三，頁 1141—1142。

75 【宋】蘇軾：《蘇軾文集‧三國名臣》冊五，卷六十五，頁 2042。

76 【宋】蘇軾：《蘇軾文集‧辭諸廟祝文》冊五，卷六十二，頁 1928。

77 【宋】蘇軾：《蘇軾文集‧醮北嶽青詞》冊五，卷六十二，頁 1902。

(21)

向神明傾訴。至於少年時慨然用世的積極志意，此時看來，也早在眾惡消磨下，

成為遙不可及的明日黃花了！

第二節「隱」的誘惑

蘇軾一生依違在仕隱之間，仔細比對之後，可以發現詩人態度的不同處。以

「道仕」來說，蘇軾的用世思想十分堅定，像是在擇定了儒家為出處的基本態度之後，就義無反顧、必須執行的「內化」信念，屬於一種「理性的反射思考」；

但對於「隱」，由於是性格所致，所以摻入了較多感性的成分，尤其歸「隱」之念常在遭貶後萌發，故經常與生死之念、親友之情相互糾纏。就此而言，雖然按照「隱士」的定義⁷⁸，未曾致仕的蘇軾在「身份」上不能算是隱士，然而，緣於

「仕隱衝突」的相生相成，其心中「歸隱」之念始終強烈。因此，隱逸的念頭可說是他一生盤桓不去的「鄉愁」，在探討詩人的仕宦心態時，有必要加以瞭解。

一、素萌隱志

在現存的二千七百餘首蘇詩中，明確談論「隱退」的詩即有二百四十八首之多，將近十分之一，數量極為龐大；若再進一步對照詩人現實的官場身分與仕宦理想，價值衝突時時可見。然而，蘇軾極早萌發的隱退之念，究竟因何而起？對此，我們首先可以從他的故鄉眉山找到一點線索。蘇轍曾說：

蘇氏自唐始家於眉，閱五季皆不出世。蓋非獨蘇氏也，凡眉之士大夫，修身於家，為政於鄉，皆莫肯仕者。⁷⁹

眉州文人之所以不尚出仕，其實是受到了歷史與地理因素的雙重影響。從歷史的因素來說：四川在宋初建國的頭四十年左右，由於宋兵對屯聚此處的西蜀降兵歧視與虐殺，導致了蜀兵的憤起造反。蜀地之民除了要面對伴隨著金戈鐵馬的燒殺搶掠，還要應付數額龐大的朝廷課稅，因此民心思定，只冀望飽食全生，根本管

78 李生龍認為「隱士」主要可分為三種型態：一、由於種種原因，進不了官場的士人；二、進了官場之後，又因種種原因脫離（含被動和主動）官場的士人；三、雖然出仕，卻身在官場，心在山林的士人。請見氏著：《隱士與中國古代文學》，頁2。

79 【宋】蘇轍：〈伯父墓表〉，收入《蘇轍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廿五，頁 414。

(22)

不上什麼仕宦功名。而地理的因素主要是：四川盆地位在群山的環抱之中，雖然內部資源相當豐富，但對外交通相對封閉，使得蜀人自古就產生了一種「超乎時空的盆地意識和文化」⁸⁰。因此，蜀地文人讀書而不求官，其學習的主要目的在於人格修養而非名利追逐，故宋初的眉州發展出一種慕古求實的學風，在「太學體」盛行的宋初顯得相當不合時宜。這種地方學風大大限縮了當地士子考中科舉的可能性，因此幾年下來，考上的人幾乎沒有；再者，「城中無進士」的情形，

又回過頭來影響了眉州的教育方針和出仕意願，惡性循環之下，當然就形成了「皆莫肯仕」的地方共識。就此看來，五代宋初的眉山蘇氏之所以「三代不仕」，與當地的風尚可說極為相關。

然而，對於詩人隱逸觀念的形成，眉山的影響只能算是外在的變因，畢竟對中國古代的文人來說，「仕」與「隱」最後都指向內心價值的抉擇，並非單純外力所能改變。因此，另一個重要的影響關鍵即是蘇軾本身的個性問題。前述曾經提及，蘇軾年輕時曾對《莊子》表達「深得其心」的說法，可見內心對於莊子適性逍遙的主張頗有共鳴，他在後來的〈與王庠第一書〉中表明年少時「本欲逃竄山林，父兄不許，迫以婚宦，故汩没至今」⁸¹，便是明證。「逃竄山林」意味著自由放曠的林泉生活，顯然對蘇軾來說，自由才是他內心深處最嚮往的人生真味。

試看作於二度出蜀赴京途中的〈過宜賓見夷中亂山〉：

江寒晴不知，遠見山上日。朦朧含高峰，晃蕩射峭壁。橫雲忽飄散，翠樹紛歷歷。行人挹孤光，飛鳥投遠碧。蠻荒誰復愛，穠秀安可適。豈無避世士，高隱鍊精魄。誰能從之遊，路有豺虎跡。⁸²

蘇軾望著長江兩岸蓊鬱的森林，很自然地揀擇了「飛鳥」與「山」的意象入詩，

這二者都讓人有「隱士」的聯想。隱士們居於深山，雖然可以謝絕塵務打擾，達到「避世」的效果，然而深山意謂著「蠻荒」，對年輕的詩人來說，似乎不是理想的住所，是以後半段有「蠻荒誰復愛，穠秀安可適」、「誰能從之遊，路有豺虎跡」的質疑。此詩言及「隱逸」，用的是旁觀者的評論口吻，可知對此時的蘇軾來說，「歸隱」還只是一個常識性的名詞而已，不是未來預定實踐的計劃，然而，

透過他充滿詩意的想像，還是可以察覺對於隱居生活的嚮往。類似的想法又如〈入峽〉：

80 馬斗成：《宋代眉山蘇氏家族研究》，頁 28。

81 【宋】蘇軾：《蘇軾文集》冊五，卷六十，頁 1820。

82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一，卷一，頁 8。

(23)

……蠻荒安可住，幽邃信難妉。獨愛孤棲鶻，高超百尺嵐。橫飛應自得，

遠颺似無貪。振翮遊霄漢，無心顧雀。塵勞世方病，局促我何堪。盡解林泉好，多為富貴酣。試看飛鳥樂，高遁此心甘。⁸³

除了再次表達「蠻荒難住」的看法，下半段用唐僧靈徹「相逢盡道休官好，林下何曾見一人」⁸⁴句意，相較於上一首詩，更明確地透露出對於此去「為富貴所行役」的嘆惋，顯現其渴望自由的一面。因此，當他在牛口看見村野人家負薪煮食，

物質生活雖不富裕、但全家團聚的和樂畫面時，便有了「人生本無事，苦為世味誘。富貴耀吾前，貧賤獨難守」、「今予獨何者，汲汲強奔走」⁸⁵的感慨。這是蘇軾仕宦初期念及歸退的最大誘因，後來的詩作中，類似的意象一再出現：

君看麋鹿隱豐草，豈羨玉勒黃金鞿。人生何以易此樂，天下誰肯從我歸。

86

宦遊無歸時，身若馬繫皁。悲鳴念千里，耿耿志空抱。⁸⁷

鳥囚不忘飛，馬繫常念馳。⁸⁸

在第一首引詩中，蘇軾吟詠韓愈的〈山石〉為野遊助興。按韓詩：「人生如此自可樂，豈必局束為人鞿。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老不更歸」，感嘆出仕猶如被套上了鞿鞍，不若放歸山野來得自在。蘇軾援引此意，正是要以退之的酒杯來澆自己心中的塊壘，故他舉出象徵隱逸的「麋鹿」來對比「玉勒黃金鞿」，顯然「仕宦」經驗對他來說，「不自由」的觀感甚於一切。詩人一方面推崇「人生何以易此樂」的「樂」（即「隱逸之樂」）無與倫比，另一方面則反向言之，倦仕之心不言可喻。在此時期的詩文語境中，「鞿鞍」一再被視為「仕」的象徵，「身若馬繫皁」、「鳥囚不忘飛，馬繫常念馳」等句就成為蘇軾抒發「身在魏闕」而「心念江

84 一作「相逢盡道休官去」。見《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6），冊廿三，卷八一Ｏ，〈東林寺酬韋丹刺史〉，頁9133。

86 〈二月十六日，與張、李二君遊南溪，醉後，相與解衣濯足，因詠韓公〈山石〉之篇，慨然知其所以樂而忘其在數百年之外也。次其韻〉，見【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一，卷五，頁198。

87 〈和子由記園中草木十一首〉其六。見【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一，卷五，頁 205。

88 〈秀州僧本瑩靜照堂〉。見【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一，卷六，頁 234。

第二章 蘇軾詩中的仕隱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