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 47
哲思小品 人的生命有限，知識卻如汪洋。在求學旅程中，良師彷彿是帶領自己前 進的舵手，說著，揚帆吧！當我們航向未知的藏寶圖，領略天光變換，
最感謝那些生命中的舵手。且看傅教授回憶過往，親炙兩位大師的風 采 … …
求學路上的恩師
◎傅佩榮
一、南懷瑾先生
在最近一次媒體訪談中，大陸記者稱我是「台灣來的，繼南懷瑾先生之後的 哲普大師」。我對於別人給我的所謂「封號」，一向抱著尊重的態度，通常也不 願多作評論。譬如，別人稱我「大師」，我心中有啼笑皆非的感覺，不知該接受 還是該拒絕，因為我很早就認為：在人文學界要達到大師的資格，大概總是七十 歲以後的事。
說到「哲普」，是就哲學的普及推廣而言。在台灣，南先生是經典詮釋者、
修行指導者；他是活躍於社會高層的知識份子，一般人不會把他與哲學聯想在一 起。他曾經受聘於輔仁大學哲學系，教的科目是中國哲學史，但是為期甚短，大 概二三年而已。我正好在輔大上過他的課，對他當然印象深刻了。
他是怎麼上課的呢？首先，當時哲學系用的教科書是馮友蘭教授的《中國哲 學史》，但因為兩岸處於敵對狀態，所以馮著並未標示作者大名，由學校總務處 影印成書，賣給學生作上課之用。南先生上課並不用教科書，想到什麼就說什 麼，至於內容則五花八門，學生們聽了反而津津有味。一年下來沒有學到什麼專 業的中哲史，倒長了許多稀奇古怪的見識。
有一次，他見同學們無心上課，大概是接近耶誕假期的緣故，他面露微笑宣 布：「今天不上課了，我教你們打坐吧！」說完雙手一按，整個人就躍上講桌，
盤腿坐好，雙腳掌心朝天，雙手合十，狀如老僧入定。同學們都是二十歲的年輕 人，自然看得目瞪口呆。有些人跟著老師的口訣，也開始盤腿數息了。
聰明人喜歡表現幽默感。南先生知道許多學生常擔心考試與分數，就勸大家 看開一點，並說：「因為學生太多，我沒有時間閱卷，所以就用電扇來吹考卷，
再依考卷落點的遠近來決定分數。」意思是：寫得較少的卷子比較輕，也吹得比 較遠，所以分數也較低。反之，誰寫得越多，誰的分數就越高了。後來真有同學 按這種方法得到高分。哲學系教師的隨興自在與不可捉摸，於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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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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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印象最深的是南先生的一句話：「一個年輕人在二十六歲以前沒有成就，
他就終身沒有希望了。」這句話對我是很大的打擊。我心想：大學畢業已經 二十三歲了，當兵兩年就二十五歲了。再怎麼聰明與努力，二十六歲最多取得碩 士學位，怎麼談得上什麼成就呢？南先生依自己的特殊經歷來作普遍的推論，因 他二十六歲在大陸西南地區就聲名大噪，成為傳奇人物。
我後來唸了道家，才算化解長期存在心中的壓力。有人少年得志。有人大器 晚成。朝四與暮三，加起來是七；朝三與暮四，加起來也是七。既然整體看來，
總數都是七，我們又何必加入情緒因素，在其中表現無謂的喜怒哀樂呢？
記者知道我與南先生有一小段師生因緣，就追問我對他老人家的評價。我 說：「南先生不是學院派教授的那種學者，他是絕頂聰明的讀書人，對中國各種 學問，儒釋道的一切經典，一看就懂，一懂就能講得頭頭是道。」這時如果斤斤 計較於某些意句的解釋，恐怕有些文不對題而大煞風景了。
譬如，南先生最為膾炙人口的書是《論語別裁》。他確實別出心裁，把《論 語》打散開來，依其生活背景與核心觀念來加以介紹，使人讀來深感趣味，好像 時空的差距消失了，孔子也變得真實而有生命。那麼，如果由學術研究的立場來 看，這本書的評價如何？這就見仁見智。依今天大陸國學熱的情況而論，許多以
「心得」為名的書都過於主觀與淺顯，那麼南先生的書當然值得一讀。不過，如 果有學生要寫研究報告，恐怕就不會倚賴這本書。南先生是一位生活哲學家，而 不是學院派的教書匠。
二、余英時先生
我在耶魯大學唸書時，博士論文有兩位指導教授，其中一位是余英時先生。
余先生那時已經名滿天下，望重士林。他有一次寫了一篇長文，討論中國古代的 價值觀問題，結果台灣的《中國時報》一天刊完全文。這是前所未見的尊重規 格。我為此事向他致意時，他謙稱：「這實在是名過其實了！」
學者受到媒體的肯定，並非只是個人獲得虛名，而是他的學問有益於世道人 心，這當然值得額手稱慶。他是指導教授，每週指定我要閱讀專書與論文，我則 固定每週一小時向老師報告學習心得。我在作報告時，余先生只是靜聽，有時眼 望天花板，有時清理他的煙斗。每當我講到自己的看法或者表達不太有把握的意 見時，他就會轉頭看我一眼，意思好像在說：「真是如此嗎？」
被他如此一望，不免有些心虛，我就立即補充說明，不然就停頓一下，靜聽 老師的指示。我的報告時間最多半小時，剩下的半小時就開始聊天了。不管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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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思小品
任何題材，余先生都會旁徵博引，展現歷史學者的博學多聞，讓我頗覺「望洋興 嘆」。即使聊到現實生活的題材，他也能侃侃而談，說出許多通透的道理。
我在寫完博士論文之後，終於忍不住請教余先生：「為何能夠如此博學？有 沒有什麼祕訣？」
他說：「有的，我從年輕的時候，就養成一種習慣。每天晚上臨睡前，我都 要自問：『今天又過去了，我今天有沒有學到新東西？』如果答案是有，我才上 床睡覺；如果答案是沒有，那麼我就到書房去，隨便取一本書翻閱，一定要確定 自己學到了一點新東西，我才願意去睡覺。」
只要養成這樣的習慣，再持之以恆，那麼三十幾年下來，自然擁有豐富的學 識了。余先生的成功祕訣即在於此。然而，一般人最缺乏的正是恆心，如果沒有 明確的動機，又怎能產生奮鬥的動力呢？談到動機，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
今之學者為人。」孔子口中的「古」應該是指周初及以前；當時的學者考慮的 是：學習可以改善自己的生命。到了孔子的時代，學者所想的是成名得利，取得 官職與俸祿。再往下兩千多年，到了今日，學術分工日趨細密，絕大多數學者的 專業知識完全與自己的「生命處境」沒有任何關聯了。
因此，即使是專業學者，也需要重新找到學習的動機，亦即學習是為了增益 自己的生命價值，讓自己在「好學、深思、力行」的良性循環中，不斷感受心靈 成長的喜悅，對自己與周遭的親人朋友，都是一件美好的事。
余先生的方法，或許是受到子夏的啟發。在《論語》中，子夏認為「好學」
就是：「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意思是：每天知道自己所未知，每月不 要忘記自己所已知。明末大儒顧炎武寫《日知錄》，他的書名也是取自此語。由 此可見大家心同理同，都想把握每一天，而不願稍有鬆懈。
我自耶魯歸來之後，常常想到余先生的教誨，也總是提醒自己要每天學習一 點新東西。二十多年過去了，我未能完全做到這樣的要求，實在不免愧對老師。
我在今年四月下旬應邀前往安徽電視台主講十二集《莊子》，認識當地一些 朋友。他們談到當代學者時，便強調胡適之先生是安徽人。這時我就加上一句：
「我也有兩位恩師是安徽人，一位是方東美先生，一位是余英時先生。」這些當 然只是為了聊天助興，因為身為學生不能依靠老師來博取名聲，反而應該更加努 力，使老師受到推崇。方東美先生常說：「一個老師最大的悲哀，是沒有教出勝 過自己的學生。」身為學生的我們聽到這樣的話，自然心生警惕，努力上進，即 使無法青出於藍，也要做到不辱師門。若非如此，文化又如何可能不斷向前進展 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