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集刊
第六十六輯第二期 2020年6月 頁1-36
蔡元培的南洋跨境經歷與華僑文化 教育語境之探討
許德發、張惠思
摘要
蔡元培於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前後，曾多次越洋留學與考察。他留學與考察 歐美之經歷已有不少研究，然學界對於他在往返中西之時停泊於南洋的經歷卻缺 乏關注，連其《日記》與《自述》的相關記載也多有不詳，他對華僑教育的影響 亦未被探析。實際上，南洋馬來亞的新加坡與檳榔嶼是當時的主要港口，是亞洲 大陸與西方世界之間水路交通的必經之地，蔡元培數次訪問歐美皆途經此地。本 文追溯蔡元培五次過境與逗留馬來亞之過程及其步履之處，梳理其行程、活動、
演講及與當地華僑互動之事跡，進而從流寓於外的華僑社會之視角探析他的過 境與活動的意義，以對相關研究略做補闕。本文將追問，南洋華人如何對待這位
「民國大教育家」、「前教育總長」、「北大校長」的來訪？蔡元培又如何回應 華僑所急切關心的僑教問題？本文將藉著當地華人對他的反應揭示其在華僑社會 中的崇高地位。
關鍵詞：互動、南洋、華僑教育、過境、演講
許德發，馬來西亞蘇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學中文學程高級講師（通訊作者）
張惠思，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 電子郵件：khor_teik_huat@fbk.upsi.edu.my
投稿日期：2019年11月02日；修改日期：2020年01月11日；採用日期：2020年04月09日
Cai Yuanpei’s Cross-Border Experience in Nanyang and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al Context
Teik-Huat Khor, Hooi-See Teoh A b s t r a c t
Cai Yuanpei had conducted many overseas studies and investigation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Despite many studies on his experience of studying in Europe and the States, the academic circles lacked attention to his experience of staying in Nanyang while he traveled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fact, Singapore and Penang of Nanyang were the main ports at the time, they were the essential waterway between the Asian continent and the western world.
Cai Yuanpei passed through the region for a few times during his visitations to Europe and the States. This article traced back a number of transits and entries of Cai Yuanpei to Malaya and his footsteps including his schedule, activity, speech and his interactions with local Chinese people, and then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transit and activ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The article answers the questions such as how do Nanyang Chinese treated the visitations of this great educationist of
Teik-Huat Khor, Senior Lecturer, Chinese Program, Sultan Idris Education University, Malaysia (Corresponding Author)
Hooi-See Teoh, Senior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Malaysia Email: khor_teik_huat@fbk.upsi.edu.my
Manuscript received: Nov. 02, 2019; Modified: Jan. 11, 2020; Accepted: Apr. 09, 2020.
the republican era, the ex-education minister, the Peking University principal. Did his thinking conform to the developing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and their culture? This paper exposes the responses and comments of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to reveal his lofty position in local Chinese society from his spatial and temporal transmigration in his Nanyang voyage.
Keywords: interaction,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cross-borders,
speech
壹、前言：留學西洋與過境南洋
蔡元培（1868-1940），中國近代著名的革命家、新式教育家。晚清以降，
在追求富強與強調經世致用的思潮下，留學與遊歷漸成風氣（蔡明純，2017，頁 173-226），蔡元培於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前後亦多次越洋留學與考察教育。晚 年的蔡元培還流寓香港，並病故於斯地，一生可謂經常處於流動不居的越境狀態 之中。他去過歐美五次，其中逗留德國最久，長達五年，其次則是法國，先後居 留三年（崔志海，2004，頁71）。蔡元培留學與考察歐美的經歷，已多有學者進 行研究，其旅法勤工儉學的事跡更為顯議題，1然而，對於他往返於中西之時停 泊在南洋馬來亞的經歷，以及當時與海外華人互動的研究，卻是付之闕如。蔡元 培的南洋過境與逗留的事跡，連他自己撰寫的《蔡元培日記》（蔡元培、王世 儒，2010）與《自述》（崔志海，2004），也多有不詳。可以說，蔡元培對華僑 教育的影響至今尚未被探析。地處南洋的新加坡與檳榔嶼是近代英國殖民地的主 要港口，實際上是亞洲大陸與西方世界之間水路交通的必經之地。新加坡在地理 位置上有「南洋第一埠頭」之稱，檳榔嶼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海上驛站，又是眾 多華僑聚居之地，蔡元培數次訪問歐美途中都曾經此地，與南洋華人社會多有互 動。
1907年5月10日，蔡元培隨從孫寶琦第一次遠赴歐美，7月6日經過莫斯科，
7月11日到達柏林（高平叔，1995，頁31），此行主要在德國萊比錫大學研讀哲 學、心理學與美術學等，直至武昌起義後才回國。他在1911年11月上旬，通過西 伯利亞回返中國（崔志海，2004，頁74）。1912年9月，蔡元培因不滿袁世凱專 制，「預料政治上的糾紛方興未艾，非我輩書生所能挽救」（崔志海，2004，頁 92），毅然卸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一職，準備赴德、法等國學習與考察，展開第 二次遊學（陳瀛濤，1995，頁136）。此次蔡元培是經由水路，第一次過境新加 坡與檳榔嶼。直至1913年，由於發生宋教仁案，蔡元培自述道：
1 蔡元培的各種傳記都有記錄，他也寫了〈西游日記〉（蔡元培、王世儒，2010）。相關 研究可參閱高平叔（1995，頁31-32，48）的〈蔡元培的遊學生涯〉。
孫先生力主與袁世凱決裂，招我等回國，陳君英士自上海來電催促，遂 與汪君精衛約期，由西伯利亞回國。（崔志海，2004，頁93）
他於6月2日回到了上海。不久二次革命發生，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所發動的反 對袁世凱武裝鬥爭失敗，孫中山與黃興等人流亡海外，蔡元培亦不能自免。恰 好吳稚暉將往法國，於是他們兩人相約而行，在同年10月15日抵達法國馬賽（陳 瀛濤，1995，頁144）。此次蔡元培再一次經由水路途經南洋，第二次過境馬來 亞。1915年，他與李石曾等人在法國組織勤工儉學會，直到1916年回國，在11月 8日抵達上海（陳瀛濤，1995，頁144），並於12月26日接任北京大學校長。1919 年五四運動爆發，蔡元培雖繼續在北大推行制度上的改革，但難見容於軍閥，舉 步維艱，社會上傳言軍閥要炮轟北大，他為了避其鋒芒，於1920年11月下旬從上 海出境，第三次途經新馬，12月下旬再次抵達法國。此行前後歷程九個月，1921 年從日本返回上海（陳瀛濤，1995，頁144）。1923年7月20日，他辭去北大校長 職，與家人又從上海啟程，第四次經過新加坡與檳榔嶼，前往比利時，這是第 五次遊歐。此次歷程長達兩年半左右，1926年初，教育部電促他回國，遂第五 次（也是最後一次）過境馬六甲海峽，於2月3日回到上海（陳瀛濤，1995，頁 341），這也結束了他一生出遊歐洲的歷程。
在當時，若通過陸路，從中國遠赴歐洲必須通過西伯利亞，而若取道水路，
則需繞過馬六甲海峽。綜上所述，出遊歐美，蔡元培多次取道馬六甲海峽，至 少在往返途中五次經過馬來亞，不可謂少。故此，本文嘗試經由馬來亞早期中文 報刊資料研究，以追溯蔡元培過境南洋馬來亞之過程及其蹤跡，梳理其行程、活 動、演講及與當地華僑互動的事跡，進而從當時流寓在外的華僑社會之視角探析 他的過境與活動的意義，包括未被探析的蔡元培對華僑教育的影響，以補蔡元培 研究之遺缺。晚清以來，「遊歷海外」風氣極盛，為許多士大夫的共同經驗，那 麼蔡元培又在馬來亞做了哪些觀遊？倘若放大來看當時的背景與脈絡，他往返中 西的南洋跨境之語境與身分是變動的，從作為第二次革命失敗的流亡者、前教育 總長到作為北大校長身分之變動，再到1910∼1920年代初期南洋華僑社會內在情 境之轉換，皆影響了其南洋行旅。蔡元培可說是中國現代教育家，民初時期他執 掌教育部期間為中國教育部確立的思想基礎和制度框架具有肇始性意義（陳洪
捷、蔡磊砢，2016，頁96-104；熊春文，2006），而其一生另一件不可不提及之 事業則是與五四運動前後有關的北大校長職位。因此，依據其個人事業及時代的 分野，本文將分為兩個小節來論述，即辛亥革命之後與五四運動時期，以此脈絡 化其來訪與過境之涵義。此兩個階段其實也反映了1910與1920年代初期新馬華人 社會兩個不同的時代背景。
實際上，處在這兩個10年的馬來亞華人社會是一個正在穩定化的社會。1911 年辛亥革命之後，即蔡元培擔任教育總長時期，正是馬來亞新式華文小學興起之 時。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啟蒙之風甫呼吹而過之時，證諸歷史，該年新馬社會 才有了第一所中學，並成為當時華人社會的文化與教育中心。易言之，在上世紀 的那兩個10年之間，整個馬華移民社會正在重建其文化與機制，而教育正是其 文化再生產的重要前提。故此，作為文化再生產最大指標的文學也正在起步中。
1919年10月初，《新國民日報》創刊，其副刊《新國民雜誌》出現了具有新思 想、新精神的白話文章，馬華新文學史才有了發端。而在思想上，此時談不上有 何思想系譜可言，1927年國民黨清黨後左翼文人南來，才逐步形成一股時代浪潮 的左派勢力。在這樣的背景下，蔡元培五度來到新加坡及檳榔嶼，面對的是一個 怎樣的氛圍呢？本文將追問，南洋華人是如何對待這位「民國大教育家、前教育 總長」、北大校長之來訪？蔡元培的來訪對他們而言，意味著什麼呢？蔡元培在 其那麼重要的教育家位置上，又如何回應華僑急切關心的僑教問題？在海外華人 思想、文化、教育皆深受中國國內變化的影響之境況下，他的思考是否切合正在 發展中的僑教及其文化？他與僑領有何互動與交遊？
質言之，本文擬從蔡元培的空間與時間位移的南洋行旅中，揭示他與寓居在 外的華人社會之跨界、跨社會情境之互動，並藉當地華人對他的反應兼論其在華 僑社會中的地位。本文亦嘗試縱觀近代中國與華僑歷史文化脈絡，也從蔡元培個 人的生命與思想歷程，指出他過境新馬的文化與教育意義。
貳、辛亥革命後：身為「前教育總長」的 蔡元培及其過境新馬
辛亥革命後，蔡元培曾先後出任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唐紹儀內閣教育總 長。任內，他提倡新式教育改革，我們有必要瞭解他在此一時期的思想及地位，
才能窺探這一時期華僑社會對他的期待與態度。蔡元培的理念是以教育救國，強 調教育制度改革。在中國近代教育思想發展史上，他是第一位提出國民教育、
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和美感教育「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 廢」的教育思想家（熊春文，2006，頁93）。「五育並舉」是蔡元培教育思想 的顯著特點，背後有著「健全人格」的觀念，即是以公民道德教育為中心的德、
智、美諸育和諧發展的思想，這是他對中國近代教育理論的重大貢獻（熊春文，
2006，頁93-95）。這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創，它不僅適應了辛亥革命後改 革舊教育的需要，亦順應了當時中國社會的變革，以及世界發展的潮流。蔡元培 不久即因不滿袁世凱的專制統治而辭職。如上一節所言，辛亥革命後，他兩次到 歐洲是為了考察勤工儉學及西方教育以改革祖國教育，而當時華僑社會即是處於 這一語境下接待他的。
一、第一次途經馬六甲海峽：激勵學務總會、鼓勵僑生學習國文
前面提及，蔡元培第一次途經英屬馬來亞是在他遠赴德國訪學途中。這是他 第二次到歐洲，卻是第一次以水路到歐洲，因而途經馬六甲海峽。1912年9月27 日早上，他乘「亞非利加郵船」赴德路過新加坡，新加坡《叻報》有以下記敘：
本日早六句鐘許，該輪船□經抵叻（作者按：新加坡）。本坡華僑總商 會經於前禮拜接悉上海來電，故經預備歡迎一切。探悉該輪將到，即 先派有代表林鏡秋、許夢芝、李江海、吳熾寰四君馳往丹戎巴葛碼頭候 接，而中國駐坡領事曹謙君亦即率同叻地各學堂之校長等赴船迎候，彼 此提手相□，言論甚歡。蔡君隨即登岸，至領事府署及華僑總商會茶會
間。君擬於今日下午仍附原船啟行西渡，並聞有秘書官胡國樑君亦將繼 至。胡君係搭日本郵船，須後禮拜三日始能抵叻云。（〈蔡元培先生到 叻〉，1912）2
隨他一道抵埠有其家屬與秘書員顧兆熊。《叻報》報導：
中華民國前臨時教育總長蔡元培先生籍隸浙江，早歲前往德京留學，其 於教育一道最有心得，曾在柏林某大學中□中國歷史之講習，此次辭退 教育部事務以後，正擬復遊德國再行研究教育之道。適值德京某大學堂 聘其講學，先生欣然允受，遂即整備行裝，偕同夫人暨男女二公子由滬 放洋，附搭本坡實密公司之奧國輪船西渡，並有顧兆熊君伉儷隨從，同 赴德。（〈蔡元培先生到叻〉，1912）
引文中可見，他的過境受到新加坡總領事、華僑總商會、各學堂校長等的熱情歡 迎。儘管他已卸任教育總長，中國駐新馬總領事也還是在主要歡迎者行列中。而 總商會正是當時馬來亞華僑最具代表性的領導機構，足見其被華僑所重視。在華 僑總商會安排的歡迎茶會上，商會總理沈子琴致歡迎詞，然後便是蔡元培給予答 詞與演說。可惜的是演講詞沒能完整留存下來，我們僅能從報刊知其大意：「謂 中華民國成立，宜以除黨見興教育兩大問題，為今日之要事。洋洋灑灑，並讚美 商會組織之完備，辦事人之熱心云云」（王世儒，1998，頁149；〈新加坡商學 各界歡迎蔡元培君〉，1912）。爾後，總商會代表亦請蔡、顧二夫人到會，二夫 人不久復至總領事署會晤領事曹謙夫人。下午一時（〈蔡元培過叻〉，1912），
則再由華僑學務總會同人開歡迎會，首先由曹領事宣布開會緣由，並代學界全體 致歡迎詞，再請蔡元培演說，賓主歡敘。茶會後，蔡、顧二君即登船，於該晚啟 程赴歐（王世儒，1998，頁149；〈新加坡商學各界歡迎蔡元培君〉，1912）。
是時，華人社會報刊與社會輿論是如何看待蔡元培的來訪呢？當時新馬教育
2 《總匯新報》也有相關報導：「前教育部長蔡元培氏，現偕同家眷乘西伯利亞船前往歐 洲遊歷，今早到坡（作者按：新加坡），曹領事及華僑總會暨學務總會籌辦處全體辦事 人員，齊到丹戎巴葛一號碼頭迎迓上船」（〈蔡元培過叻〉，1912）。
界稱他為「民國大教育家、前教育總長、前教育總長蔡君元培」，並稱「蔡君係 赴英、法、德、意諸國，考察學務，研究教育辦法，以便歸國整頓學務，將來回 國，必有益於我民國教育前途也」（王世儒，1998，頁149；〈新加坡商學各界 歡迎蔡元培君〉，1912）。立場偏向改良派的《南洋總匯新報》則記載：「查蔡 君別字鶴卿，又號孑民，浙江山陰縣人氏，學問道德，淵博高深，學界中人，無 不奉為泰斗云」（〈蔡元培過叻〉，1912）。可見華僑社會是以他作為「民國大 教育家」、「學界泰斗」來接待的。除了受到中國總領事及其書記等員接待與華 僑總商會之迎接外，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引文中「學務總會籌備處各同人，各學堂 校長，同往迎接」的意義。華僑學務總會對蔡的態度與期待可從一篇刊於報章的
《頌詞》中看到：
民國建元之月日，前教育總長、浙東蔡鶴卿先生，與顧僉事遊歷外洋，
道經星島，僑民學子，聞之而喜，走相告曰，天意其將啟斯文於僻處 遐荒之神明冑裔，俾蔚為祖國之英，以與世界爭雄長歟？不然，何我僑 眾所素仰之泰斗，可望而不可即者，竟不憚風浪，惠然肯來，令僑此人 士，得親其馨欬，受其覺牖，以慰平生景慕之志哉。先生學問文章，照 人耳目，而愛國之念尤摯，當南北統一時，奔走國事，身任其勞，及天 下已定，政見不同，雖大總統再四挽留，終不能稍涉游移，而以身作 則，此其道德之高尚為如何哉？雖然先生之去位，非若孤隱者流，絕口 不談時事者也，將以其所持之主義，不施於朝，而施於野，以致力於社 會也。（〈學務總會籌辦處歡迎蔡先生所上之頌詞〉，1912a，1912b）
以上頌詞鮮明揭示了「僻處遐荒」的華僑教育界對蔡元培來訪是如何的「聞之而 喜，走相告曰」，認為「天意其將啟斯文」於南洋，對其敬仰幾乎到了仰望高山 的地步。蔡元培辭任教育總長之舉，也被視為道德高尚之作為。以1912年的華僑 社會文化與教育發展語境而言，這些「赴船迎候」的「各學堂之校長等」其實可 說是當時知識界的核心人士。更具意義的是《頌詞》的下半部分內容所透露的意 涵：
同人等權領僑務，或忝膺講席，當懼不得要領，致負一方之幼稚子弟，
以貽我民國羞。近者聯絡學界全體，謀英屬教育之統，以冀其進化，
而有學會籌辦處之設，基礎甫具，規模待立，方懼不得其道，如航之斷 港絕潢，終無至海之望，何幸天玉其成，竟得先生蒞此，作為南針，俾 無徘徊歧路之患。他日有成，誰謂非先生此一行之賜也哉。額手相慶，
馨香以祝，曷容緩乎，爰獻頌曰：維我先生，學博而精，閎中肆外，崛 起之英，初掌教育，旋即告辭，效力社會，藉鞏國基，胸懷磊落，目空 今古，求之時賢，罕與儕伍，宏此遠謨，利民福國，何幸僑胞，得所矜 式。（〈學務總會籌辦處歡迎蔡先生所上之頌詞〉，1912a，1912b）
從引文中可見，僑教界與知識界對得以一見蔡元培，是視之為「天玉其成」，他 們急迫地要求蔡元培的意見「作為南針，俾無徘徊歧路之患」，展現了南洋有 志之士之理想與追求。究竟學務總會是怎樣的一個組織呢？首先，我們必須再回 溯僑教、僑社的背景。辛亥革命之前，馬來亞華人社會開始創設華文新式小學 教育。馬來亞最早出現的新式學堂，是1904年設立於檳城的孔聖會中華學校，
接著有吉隆坡尊孔學校（1906年）、霹靂育才學校（1908年）和吉隆坡坤成學 校（1908年）等。但新式小學教育在辛亥革命前夕只是華人辦學的序幕而已，
辛亥之後，馬來亞華人社會才進入空前的辦學熱潮（鄭良樹，1998，頁162）。
然而，據鄭良樹（1998，頁185-186）於《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一書中所 述，在晚清至民初時期，新式學校興起後，基本上沒有任何新的專職性及專業性 行政單位加以管轄，因此，在僑居地設立專業性教育組織顯得相當迫切。據許蘇 吾所說：
民國二年，駐海峽殖民地領事胡惟賢有鑑於此，爰建議籌設華僑學務總 會，藉以聯繫，此事一經提議，各方反應熱烈，不久，華僑學務總會 首先在檳城成立。越年，胡領事邀各界名流組織英屬馬來亞華僑學務總 會，時丘菽園及客屬茶陽會館總理藍鏡清、養正校長宋木林、端蒙校長 張岫雲、道南校長林鼎華、愛同校長許濟侯、崇正校長陳觀波、應新校 長楊映波、寧陽夜校校長黃碧持等應邀在領事館組織籌備會，大家簽名
為發起人，廣募會員，遂於3月2日在新加坡正式開幕，選舉周潤享為總 理，宋林木為會長。四年三月呈報教育部核准立案……。（鄭良樹，
1998，頁187）3
換言之，學務總會的建立對華文教育十分重要，儘管我們無法知悉蔡元培與學務 總會的對話，其演說內容亦不可知，但從以上《頌詞》可略見，他似乎對這個正 在草創階段的組織提出不少建言。
蔡元培離去後不久，《叻報》曾連載學務總會的章程草案，讓我們可窺見此 一建構中的組織之成立宗旨與旨趣。其中提及，南洋英屬中華學務總會之創設 目的是輔助祖國教育行政之機關及關注南洋英屬華僑教育，鼓勵各地成立分支 以盡力協助、指導各地華僑學校之創設與維持。此外，它也負起「聯繫海內外 學會，以期共同進化合於民國教育之宗旨」之任務，「注重國民教育，使華僑 子弟皆有國民精神」，「注重社會教育以期各埠僑胞有國家之思想、公德之觀 念」（〈南洋英屬中華學務總會草章〉，1912）。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教育理 念多與上述蔡元培出任教育總長時所提倡之教育思想類似。上文提及的學務總會
《頌詞》曰：「何幸天玉其成，竟得先生蒞此，作為南針，俾無徘徊歧路之患。
他日有成，誰謂非先生此一行之賜也哉」（〈學務總會籌辦處歡迎蔡先生所上之 頌詞〉，1912a，1912b），似乎揭示了蔡元培對其章程之形成有所作用。一個月 後，蔡元培特致信給學務總會，信中言道：
南洋英屬華僑學務總會諸先生公鑒
日前道出新埠得與諸君子聚首一堂討論學務，曷勝祈幸。別來忽已月 餘，諸君子熱誠毅力，力謀統一教育之盛業，月來必大有進步。敬謝諸 君子招待之盛意，并祝貴總會之發達。
蔡元培敬啟
元年十一月四日。（〈前教育總長蔡元培致學務總會函照登〉，1912）4
3 原見許蘇吾（1950，頁122）。實際上，許蘇吾所謂「華僑學務總會」是於「民國二年
（1913年）組織籌備會」似有誤，因從以上報導顯然可知1912年它已在籌備中。
4 此函未收於《蔡元培全集》。
除了道謝，蔡元培言語間極為珍惜此次的交流與互動，也對學務總會「力謀統一 教育之盛業」表示激賞。顯然，面對如此「敬仰」他的海外華人，蔡元培是誠 懇與謙虛的。在另一則有關學務研究會會議的新聞報導中，論及會議提及學務總 會草創目的，「文案原楊君訪琴演說，謂自民國肇建，風氣□新，內政外交諸建 設□務統一……」，因此分布各地的華僑學校也需要協調，最重要是文中又提及
「蔡君元培、汪君精衛遊歷歐洲考察政學後先經此，力任發起勉同志□（擔？）
義務，期達目的……」（〈贊成學務總會□〉，1912），再一次可見蔡元培在其 中的作用。
隨後，蔡元培一行人於1912年9月29日乘搭郵船途經檳榔嶼，由閱書報社同 人接待。閱書報社接待蔡元培並不出奇，畢竟它是孫中山革命時期建立的革命外 圍組織。他們是在接獲新加坡華人商會的通報之後，於清晨6時到碼頭迎接蔡元 培。據報導，親自迎接他的有檳榔嶼革命志士黃金慶，更有意思的是汪精衛也恰 好在檳榔嶼，十餘人一道去迎接蔡元培。隨後一行人到閱書報社茶會。據報導，
蔡元培當日演說情況如下：
先生□□回國振興實業，及振興南洋教育為□，並謂僑民子弟，多拋棄 國文，喜讀西書，欲圖救此□弊，須有精通西語者，時開演說國學之重 要，以挽回之，並謂□□，須添以圖畫影戲以挽回之。為□曲□□喻，
則能通曉國文，與不通曉國文者，均能領會其意云云。嗣又謂此次匆□
過嶼（按：檳榔嶼），不能與諸君暢敘，今蒙歡迎備至，抱憾□深，當
□回國時，再圖良唔云。（蔡元培先生過嶼紀事，1912）5
如上所述，二十世紀初年，現代華校史也才正在開始，亦是革命運動與康有為的 保皇改良派之倡導，才開啟了馬來亞最早的新式學校的建立。換言之，1912年中 文教育還在起步階段，許多華僑子弟進入英文學校就讀，不懂中文者極為普遍，
在這之前兩年（即1910年），檳榔嶼《光華日報》主編雷鐵崖及隨後四年（即 1916年）來訪馬來亞的章太炎（許德發，2015，頁33-47），也有相同的觀察與
5 《蔡元培先生年譜》（王世儒，1998）未見記錄，1912年《蔡元培日記》則空白。
感嘆。蔡元培所謂的通過「戲曲圖畫」作為教育途徑，雷鐵崖也有相同的觀察，
他曾指出戲劇演出在檳榔嶼此一「……男女十餘萬口，能看報紙者，十之二三 耳」之地，可「輔助報紙所不及，而藉以開通下流社會者也」（許德發，2017，
頁111-126）。蔡元培建議懂得英文者對不諳中文的僑生解說國學的重要性，這 說明蔡元培理解當時的華僑教育問題，也提出了相應的看法。
蔡元培語畢盡興後即回船，郵船於11時半啟行。隔天《檳城新報》再刊出相 關報導，除了補記蔡元培的生平，並補充他演說的內容。報導中主要提及，蔡元 培認為同盟會產生於「破壞時代」，原持急進主義，但今天共和國剛成立，本黨 不加入內閣，並非放棄國事，而是如歐美那樣有朝野之分，今後我黨處於在野地 位，也將監督政府之行政。他說，袁世凱的政見是漸進主義，今後我黨也應如 此，「此數年間，務以網羅俊彥，培養人才，以待他日為國效力之預備，而施行 吾黨之政策云云」（〈蔡元培先生過嶼再紀〉，1912）。由於其演說對象是革命 組織閱書報社，蔡元培提及革命後革命黨處境自是題中之義。
二、再經新加坡與檳榔嶼：與汪精衛同遊檳植物園
誠如前述，由於發生宋教仁案，蔡元培歸國，不久因「二次革命」，他又於 1913年9月5日再携眷屬赴法國遊學，自滬啟程，第二次途經馬來亞。他於9月18 日到檳榔嶼，適逢汪精衛短住於陳璧君家，因此特別探訪了汪精衛（蔡元培，日 記，1913年9月18日）。當「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黃興與李烈均等人先 後避往日本，這時汪精衛亦感到在國內無事可做，便偕陳璧君等人去檳城。為了 照看孩子，又動員陳璧君的母親衛月朗與他們結伴同行，一同赴法。11月底，汪 氏夫婦第二次來到法國（王光遠、姜中秋，1992，頁31-32）。6
對於蔡元培此一行程，7中文報章如《叻報》、《檳城新報》並未見任何記 錄，可見他是低調過境，沒有公開活動。他先過境新加坡，我們只能從其日記中 獲得簡單的訊息，「十五日午前六時，到新加坡」（蔡元培，日記，1913年9月
6 不過書中說「汪精衛是10月下旬到檳城」，似有誤。
7 蔡元培於1916年10月2日即啟程回國，並在11月17日於杭州進行歡迎歸國演說（上海
《民國日報》，1913年11月21-23日）。
15日）。8「十六日午後五時，行。」（蔡元培，日記，1913年9月16日）顯然他 在新加坡只逗留不及一天。兩天後，他到達檳城，他在日記只簡略提及：
十八日午前六時，到檳榔嶼。訪精衛於陳宅，在陳宅午餐、晚餐，偕游 極樂寺及略涉植物園。在琦珍攝影三：（一）同行諸人；（二）我家全 影；（三）我之半身影。琦珍為精衛之舅所設。（蔡元培，日記，1913 年9月18日）
此次過境檳榔嶼，蔡元培造訪了極樂寺。此寺始建於1891年，並於1904年竣工，
為馬來亞乃至東南亞規模最大的華人佛寺。其落成標誌著漢傳佛教在南洋的開 拓，是漢土與海外華人間的文化紐帶。許多中外名人路過檳榔嶼，極樂寺乃必到 之處，如康有為、章太炎等人。
此處比較有意義的是，蔡元培也遊覽了當地的植物園。證諸於歷史，1759年 英國皇家植物園（Kew Garden）宣告成立，這是隨著日不落帝國在世界各地建 立殖民地，各類物種的發現、標本的蒐集，需要一個定點以展示、研究的結果。
1841年，英國皇家植物園聘請著名植物學家W. J. Hooker擔任植物園主任後，把 該園發展建造為世界著名植物學研究機構，成為現代植物園的起點（侯江、李俊 紅、歐陽輝、李慶奎，2016，頁60-61）。隨此，植物園於前英殖民地重要海港 或都市也幾乎不可或缺，如1859年之新加坡、1871年之香港及1884年之檳城都先 後設立植物園。檳城植物園（Penang Botanical Garden）是由英國殖民當局所籌 建，由英國植物愛好者C. Curtis把原本的花崗岩礦場改造而成。它被原始森林所 包圍，其得天獨厚的地理形態使得它成為當時東南亞區域重要的植物園。反觀中 國，遲至二十世紀初西學全面引進後，始建立起一批現代意義的植物園，而正 規化科研性質的植物園，則設立於1930年代（侯江等，2016，頁61）。對於植 物園，應該是作為一位現代主義者的蔡元培所感興趣的，他在1923年路過法屬越 南西貢時，日記也詳細記下他遊植物園及觀博物館與訪婆羅門教堂之情景（蔡元
8 《叻報》於1913年9月16至17日皆無報導；《振南日報》於1913年9月17至18日亦無相關 新聞；《總匯新報》於1913年9月16至20日同樣沒有任何新聞報導。
培，日記，1923年7月27-31日）。據他在《自述》中所述：「總括來說，我向來 喜歡旅行，很注意三點：第一、是看一種不同的自然美；第二、研究古代的建 築；第三、是注意博物館的美術片」（崔志海，2004，頁73）。
參、「五四運動」後的過境與開展中的 新馬華文教育
1919年「五四運動」後，蔡元培以北大校長身分又於1920年11月24日至1921 年9月14日赴歐美考察，其公開的目的是調查歐美大學情況、訪求教員、籌建擴 充北大圖書館，但背後真正的原因是因張作霖、曹錕對蔡元培作為北大校長之不 滿，「李君石曾為緩和此種摩擦起見，運動政府，派我往歐美考察大學教育及學 術研究機關情况」（陳瀛濤，1995，頁329）。之後，他為了抗議教育總長彭允 彜干涉司法獨立、蹂躪人權而請辭北大校長職，並於1923年7月20日再次赴歐，
1926年2月3日回到上海。這段時間內，他又先後三次過境馬來亞，即1920、1923 及1926年。
事實上，1920年代是馬來亞華人社會重要的發展階段。「五四運動」後的文 化啟蒙氛圍對其現代華文教育之起步有著極大影響，賡續著辛亥以來的新學發 展。從人口統計看，直到二十世紀初，華人開始大量增加，依據正式的人口普 查，1911年馬來亞半島華僑人口約近70萬（占全部人口的29%），新加坡則有20 萬7千餘人，而到了1921年，馬來亞半島華僑已增至近85萬6千人（占29.4%），
新加坡則接近31萬（Manjit & Gavin, 1981, p. 30）。以男女比率計，1921年，馬 來半島增至每千位男性對比371位女性（Manjit & Gavin, 1981, pp. 151-152），這 使得新生人口大量增長及社會發展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因此社會各種體制之建 立，包括文化教育的需求，顯得愈來愈重要。不過，華僑始終是一個從屬社會，
文化體制的重建必須自力更生，以致在1919年以前還未有中學教育體制的創立。
依據比較可靠的數據，1921年，馬來半島僅有252所小學，教師人數約589位（陳 綠漪，1984，頁308）。至於中學，也在1919年「五四運動」這一年啟開序幕，
華校陸續開辦初中班級，如檳榔嶼的中華學校、新加坡的南洋華僑中學（1919年
3月21日開課）。9陳嘉庚（1989，頁36）曾說：「自是之後，南洋各處不但中等 學校繼起設立，而小學校亦更形發展，幾如雨後春筍」，如檳城鐘靈中學（1923 年元月）、尊孔中學（1924年）等陸續創辦初中；高中班級則直到1930年代方才 設立，如新加坡南洋女中（1930年）、鐘靈（1931年）、尊孔（1935年）、華僑
（1938年）及中正與吉隆坡中華（1939年）等（鄭良樹，1999，頁319-337）。
在此之前，華僑子弟只得千里迢迢返回中國升學，或因經費無著而半途輟學。然 而，1920年代中學教育剛設立，華僑社會自然仍未形成一個知識階層。蔡元培即 以其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校長的身分，在這樣的氛圍中到來。
一、第三次過境與對「五四運動」後僑教問題之回應
1920年10月20日，蔡元培啟程歐洲考察前，在北大為他舉辦的敘別會上說，
他此次出國考察的原因之一是為圖書館籌款，此處他提及：
華僑方面，時常有信來，要我到南洋去，并且他們也有好些子弟到此地 來旁聽的。所以，我想在回來時，一到英屬、荷屬……各處去看看，順 便募點捐款。（蔡元培，1920a）
並說：「英、美我尚未到過，這次回來時候，必定從英、美經過，打南洋回國」
（蔡元培，1920a）。然而，他後來卻從日本直接返滬，並未專程逗留馬來亞以 到處遊覽與籌款（陳瀛濤，1995，頁329）。他只是再一次路過馬來亞。
1920年11月24日，蔡元培一行人自吳淞口登法船高爾地埃號，12月5日，
「蔡孑民先生偕陳大齊、張崧年、徐彥之、劉清揚、王新亞、李光宇、夏循垍、
劉運籌、陶尚劍諸君，乘法船高爾地埃，於清晨七時抵駐新加坡」（王世儒，
1998，頁298；〈蔡校長經過星嘉坡時之情形〉，1921）。這一行程並未見於其 日記，10但《北京大學日刊》轉載了新加坡華僑中學的報導：
9 1918年4月底，和國民黨及國民政府關係密切的同德書報社發表籌辦中學的「啟事」，
說明南洋華僑中學的創辦已開始進行（鄭良樹，1999，頁320-321）。
10 有關1920年的來訪，《蔡元培日記》缺。《檳城新報》亦沒有關於他登陸檳榔嶼的任
端蒙學校校長沈朝陽先生、道南學校校長形延祖先生及本校涂校長，均 同時赴船埠迎接，晤蔡先生略談，遂知該船於本日下午四時，即須啟 碇，於是將其欲辦各事，一一商定而接次行之。（王世儒，1998，頁 298；〈蔡校長經過星嘉坡時之情形〉，1921）
他們確定了當日緊凑的行程如表1。
表1
蔡元培經過新加坡時之情形
時間 行程
早上八時至九時 至林義順店中小坐，晤各商家。
十時至十一時 遊新加坡風景佳處。
十二時 至華僑中學午膳（素食）。
一時 參觀華僑中學，並與同學進行10分鐘談話。
一時三十分 赴道南、端蒙、啟發、華僑中學四校歡迎會。會場假道南校食堂。
三時 演講結束
三時三十分 全體合影
四時 回船啟碇
註： 整理自蔡元培先生年譜（頁298），王世儒，1998，北京市：北京大學；〈蔡校長經 過星嘉坡時之情形〉（1921，1月7日），北京大學日刊，3版。
有關蔡元培在林義順店中晤見各商家及遊新加坡風景並無留下紀錄。爾後，
蔡元培參觀華僑中學，對僑中語多稱讚，看到華僑學校校訓「明智力學 愛國樂 群」八字時，似有深感，隨即書寫了「樂群」二字以增華僑中學。「吉隆坡尊孔 校長周君南君，係其高足，此次因病未能來叻歡迎，蔡先生詢問之餘，亦行增四 字……」（王世儒，1998，頁298；〈蔡校長經過星嘉坡時之情形〉，1921）。
三時，歡迎茶會之後，三時三十分全體合影。四時船乃啟碇，送者約三十餘人。
當日的行程雖然倉促，但均能依照所預定的行程。
何報導。蔡元培此程於12月27日抵達法國，1921年8月29日從美國啟程回國，經日本，
9月14日抵上海（蔡元培，日記，1921年9月14日）。
在歡迎會上，蔡元培即席對華僑、道南、端蒙與啟發四所學校的師生進行演 說，由華僑中學15位童子軍及道南童子軍五人負責維持秩序與招待來賓。演說 會上，華僑中學涂校長略為介紹，隨即蔡元培進行演講，長約一時三十分，「聽 者均鼓掌不已」（〈蔡校長經過星嘉坡時之情形〉，1921）。道南學校教員夏應 佛、養立學校教員陳安仁記錄其演講。蔡元培開場首先言道：
兄弟已經幾次到過新加坡了，今天得有機會，和諸位共話一堂，實在榮 幸得很。只是今天沒有什麼預備，所以不能有多少貢獻，還望諸君原 諒。
他對四校師生說道，「在座諸君，大半是學界中人，因此可知這裡的學校多 了」，他隨即言道：
我今天就把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說一說。剛才從中學校（作者按：華僑 中學）來，知道中學內有商科一班，這卻是職業教育的性質，不在普 通小學校或中學校的普通教育範圍以內。……職業教育所注重的，是專 門技能或知識，有時研究到極精微處，也許有和日常生活絕不相干的情 形。例如研究衛生的，查考起微生蟲來，分門別類，精益求精，有一切 另外的事都完全不管的態度。這是從事專門學問的特異點。
……可是我們要起蓋房子時，必得先求地基堅實，若起初不留意，等到 高屋將成，才發見地基不穩，才想設法補救，已經來不及了。我剛才講 過普通教育好像房屋的地基一樣，所以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要特別注 意才是。……若在中小學內，並沒有建築好基礎，等到自悟不夠時，再 要補習起來，那就很不容易了。（陳安仁、夏應佛，1920）
蔡元培曾說過，「五四運動」後唯一好結果是平民教育（蔡元培，1920a），實 際上在「五四運動」之後，新馬社會已有小學、中學和專給勞工的夜校等，此 外，「新加坡為華僑人文薈萃之區，響應創設新式學校更是熱烈。在職業教育 方面，自1917年起，養正、工商二校，已設有職業科目」（李恩涵，2015，頁
406）。顯然，蔡元培已可具體把握華僑的教育發展步伐，他提醒華僑開辦專 職，但不得忽略基礎教育。
接著，他對四校師生言明基礎教育的基本要旨，指出中國政府審查教育會已 把普通教育的宗旨定為：（一）養成健全的人格；（二）發展共和的精神。他並 說明所謂健全的人格內分四育，即體育、智育、德育和美育（陳安仁、夏應佛，
1920）。其實這是他出任教育總長的重要業績。他不厭其煩地詳細說明，體育 是要發達學生的身體，振作學生的精神，並不是只是賭賽跑或開運動會，博得名 譽、體面上頭。其所以要比賽或開運動會，只是要引起研究體育的興味；因恐 平時提不起鍛鍊身體的精神，故不妨和人家較量較量。如果只求個人勝利，或一 校的名譽，不管生理上有無危險，這不要說與身體上有妨害，且成一種機械的作 用，便失卻體育的價值了。對於智育，他說，教書不是像注水入瓶那樣，注滿就 算完事，最重要是引起學生讀書的興味，老師不可以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地都講 給學生聽，最好是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老師不講也可以，等到學生實在不能用自 己力量瞭解功課時才去幫助。他進而言道：
常用口頭的講授，或恐有失落系統的毛病，故定出些書本來。要知道書 本不過是給我一個例子，我要從具體的東西內抽出公例來，好應用到別 處去。（陳安仁、夏應佛，1920）
他也認為，學生分班次是不得已的辦法。由於學生個性不同，有的近文學，有的 喜歡算術，因此每個人對於各科進步的快慢也不能一致，但由於經濟方面或其 他原因，一時竟沒辦法。但是必須活用為妙，就是遇到特別的資歷，應施以特 別的教練。「總之，教授與求學這兩方面不可呆板便了」（陳安仁、夏應佛，
1920）。至於德育，蔡元培認為並非依照前人預定的格言去做就算數。他認為所 謂道德，是不論何時何地照此做法，大家都能適宜的一種舉措標準。萬物的條件 不同，原理則一致。比如人不可以只愛自己，於是有些人講愛家，偏於家庭，有 些人則提出愛群，可是他的原理只是愛人一語而已。「所以我們必須一方面考察 現時的風俗情形，一方面推求出舊道德所以釀成的緣故，比較一下」。舊道德成 立的原因如果沒有了，不必死守。「總之，要隨時隨地看事勢的情形，改變舉措
的標準」（陳安仁、夏應佛，1920）。至於美育，他說晚近人士太過忽略美育，
所以必須從德育分開。
美育之在普通學校內，為圖工音樂等課，可是必須活用，不可成為機械 的作用，比如此前描摹古人的法帖一點一劃，其實已經失卻生氣，和機 械差不多，美在哪裡？圖畫也如此，此前學子往往臨摹範本，圓的圓，
三角的三角，絲毫不變，這亦不可算美。
他就近取材，以新加坡為例，指出：
現在新加坡天氣很好，故到處有自然的美，要找美育的材料很容易。最 好叫學生以己意取材，喜歡圖畫的教他圖畫，喜歡雕刻就教他雕刻，
引起他美德興趣。不然學生喜歡的不教，不喜歡的硬叫他去做，要求進 步，很難說的。（陳安仁、夏應佛，1920）
他進而言道：「還有看見西洋教音樂，要用風琴的，於是也就買起風琴來，叫孩 子和著唱，實則我們中國也有蕭笛等簡單樂器，何嘗不可用？」他以為，這種 模仿終不免帶著機械性質。最重要是使學生自學，不宜硬以自己意思壓在學生身 上。
但尋常一級的學生，總有二十人左右，一位教員，斷不能知道個個學生 的個性，所以在學生方面，也應自覺，教我的先生，既不能很知道我，
最知我的，便是我自己了。……大概受畢普通教育，至少要獲得地平綫 以上的人格，使四育平均發展。（陳安仁、夏應佛，1920）
如上所言，在中國近代教育思想發展史上，「五育並舉」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 個顯著特點，其中特別強調「體、德、智、美諸育」和諧發展以建立「健全人 格」，這是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重要的貢獻（熊春文，2006，頁93-95）。
對於剛剛起步的職業教育，他也進一步提出看法：
又我們人類本是進化的動物，對於現狀常覺不滿足的。故這裡有了小 學，漸覺中學的不可少。辦了普通教育，又覺職業教育的不可少了。南 洋是富於實業的地方，我們華僑初到這裡的，大多數從工事入手以創造 家業。不過發大財、成大功的，都從商務上得來。商業在南洋，的確很 當注意的。這裡的中學，就應社會的需要，而先辦商科。然若進一步去 研究，商業的發達，必借原料的充裕，那原料又怎樣能充裕呢？不消 說，全在農業的精進了。農業更須種種的農具，要求器械的供給，又宜 先開礦才行，這又側重到工藝上頭。按我國製造的幼稚，實在不容不從 速補救。開了鐵礦自己不會煉鋼，卻將原料賣給別國，豈不可惜？若精 了製造業，便不怕原料的一時跌價，因為我們能製造應用品出售，也可 不吃大虧啦。
照現在的社會看來，商務的發達可算到極點了，以後能否保持現狀，或 更有所進步，這都不能有把握。萬一退步起來，那麼急須從根本上補 救。像研究農業和開工廠等，都足為經商的後盾，使商務的基礎，十分 穩固，便不愁不能發展。故學生中有天性近農近工的，不妨分頭去研 究，切不可都走一條路。（陳安仁、夏應佛，1920）
他亦提及，中國為何到了今日不如西洋，便是因為他們有科學的緣故。他指出中 國農夫不能使用新法，連一畝田能出多少米，養活多少人，都不能計算出來。所 以，現在學生對於某種科學有特別興趣的，大可去專門研究。
喜歡音樂的，能調養他人的精神，提高社會的文化，也儘有價值，儘早 自立。總之，受畢普通教育，還要力圖上進，不可苟安現狀。若愁新 加坡沒有專門學校，那可設法出國，或出洋去。（陳安仁、夏應佛，
1920）
顯然，他為華僑社會具體提出了辦理職業教育的出路，勸告華僑不可捨本求末，
應注意工藝技術。實際上，華僑社會是一個商業與勞工階級社會（顏清湟，
1991，頁131-133），缺乏工藝技能，蔡元培可說語重心長地指出了華僑社會更 根本的需求。可惜這一論述似乎未為華人社會所重視，這一「工藝技能」主張過 於超越一個移民社會之有限條件了。
如上所述，此時期的新馬華文教育已提升至小學及中學的層次，唯獨欠缺女 性中學教育。1907年，清政府學部頒布《女學章程》，正式把女學納入學制系 統，但《女學章程》僅包括小學堂、初級師範學堂，並無女子中學堂、實業學堂 的設置（葉鐘鈴，2010，頁55）。早期新馬女子學校的學制和課程基本上即遵照 此一課程標準而設置，因此早期新加坡稍具規模的女校，如中華女校、南洋女 校、南華女校和靜方女校，除開辦小學課程外，都僅附設師範講習科（兩年）或 初級師範班（葉鐘鈴，2010，頁55-56）。創辦於1916年的「公立南洋女學校」
（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學前身）雖已於1917年增設師範講習班，但始終沒有女子中 學。蔡元培特別針對女中言道：
男女都可教育，男女能力一樣，但我國男女的界限素嚴，今年內地各校 要試辦男女合校時，有許多人反對。如果果真大眾都以為非分校不可，
那就另辦一所女子中學也行。如果經濟問題，也可以男女合校。在歐洲 還有把一校劃分男女二部的，這也是一種方法。天下沒有一定不變的方 程式，只有原理是不差的。我們且把膽子放大了，試試男女合校也好。
如果家庭中父兄有所懷疑時，就另辦一所女子中學，或把男子中學劃分 二部，或把講堂上男女座位分開，便極易辦到了。女子中學只要父兄與 學生兩方面多數要求起來，我想一定可以實現的。（陳安仁、夏應佛，
1920）
據報導，直到1923年：
養正學校校長何劍吳先生對於南洋華僑教育原抱有極大之宏願，故自任 養正學校以來，校中之興革，頓改舊觀。此次該校擬開放為男女同學，
何先生鑑於新教育之潮流，本亟希望其成立，為南洋教育界中放一異 彩，不意此事於日前開董事會議，竟為多數校董所阻，而男女同學之
議，遂為之打消，聞有某董曾畢業於暨南大學者，其所持反對之理由，
謂金錢與女色、為人之所欲云云。（〈男女不能同校〉，1923）
實際上，對於男女同校課題，養正學校立場頗為反覆，它曾實施女生部，但又於 1917年停辦（葉鐘鈴，2010，頁57）。由此可見，當時馬來亞的風氣保守，蔡 元培提及男女同校是相當先進的。蔡元培鼓勵華僑取變通之法，「且把膽子放 大」、「一定可以實現的」，果然於數年後，即1927年，南洋女子學校終於開辦 三三制高初級中學，蔚為南洋女子最高學府（葉鐘鈴，2010，頁56）。追溯起 來，上述言論是蔡元培的固有看法。1912年1月，蔡元培出任南京國民政府第一 任教育總長後不久，即頒發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通令》，規定：初等小學，
可以男女同校，從形式上確立了男女可接受同等教育。1919年，當甘肅女生鄧 春蘭上書蔡元培要求北大廢除「女禁」時，蔡元培頂住頑固派的壓力，毅然答應 招收女生。1920年2月，經蔡元培直接同意，無錫女子王蘭成為北京大學第一位 女生，3月上旬，又有楊壽璧、趙懋蕓、趙懋華、韓恂華、程勤若、奚湞、查曉 園八人陸續進入北大（裴紅英，2013）。正是蔡元培開風氣之先，提倡男女同校 學習知識，提升了女性在社會上的地位，自此，中國女子教育進入新紀元（裴紅 英，2013）。顯然，蔡元培勇於打破男女有別的古老禁律，率先實行男女同校制 度。蔡元培對當時華人教育界之提倡，可能對第一所女子中學校之出現產生了積 極的作用。當然如上所述，這時華人社會已歷經「五四運動」之洗禮，追求新式 教育的發展，包括女性教育已在必然的趨勢中。
除此之外，蔡元培在演講前也特別會見南洋華僑中學學生，他稱年輕人如
「旭日初升，又沒有染著社會惡習慣，身心潔白，覺得事事都可以有為」，因此 鼓勵他們「保存這點的好處」（蔡元培，1920b）。有意思的是，他稱這些學生 為「南洋青年學生的中心點」（蔡元培，1920b），而所謂中心點就是：「責任 最重大，是模範，與社會的好壞有莫大關係。比方南京學校的中心點就是高等 師範，北京學校的中心點是北京大學，而南洋學校的中心點自然是南洋華僑中 學」。他進而言道：
諸位既是中心點的學生，就要時時刻刻（注意）怎麼樣才能夠做人家的 中心點？去其所以不能中心點的，就其所以能做中心點的，這就是元培 所希望咧。（蔡元培，1920b）
其實，「五四運動」之後風氣大開，當時有不少中國教師和文化人到馬來亞來，
這為華文中學的發展提供了師資條件。1919年，陳嘉庚倡辦南洋華僑中學，蔡 元培顯然知道這所中學剛創辦一年餘，可說是當時華僑社會最高教育機關。易言 之，此透露出了當時華人社會的文化正處於立基的關鍵時刻，蔡元培非常自覺地 對學生加以鼓勵。
有關他這一次之過境，《檳城新報》的報導補充了不少細節。據報導：
北京國立大學校長蔡孑民君，此次往歐考察教育，並籌劃北大圖書館 事，已見前報。茲接石叻（作者按：指新加坡）通信，蔡君已於前星期 六（即四日）上午六時餘鐘抵叻。查蔡君係於廿二晚抵滬。滬上人士，
開大歡迎會。廿六日搭高爾地哀號，由滬出發。廿六日抵叻，同行有留 學生四十餘人，內有女生二十餘人。聞劉清揚女士亦在內。女生多剪短 辮髮，精神奕奕。曾到三所學校參觀，皆只留片時，不及多談。謂石 叻教育情形，比較昔日，稍有一點希望。惟行程迫促，各界欲開會歡 迎，而蔡君已解□。時為即日下午三點餘鐘云。11（〈蔡孑民抵叻〉，
1920）
《新國民日報》也有類似報導（〈蔡元培氏抵叻〉，1920）。這裡值得注意的 是，蔡元培「謂石叻教育情形，比較昔日，稍有一點希望」，顯然，蔡元培觀察 到此時僑教比起他七年前（1913年）所見已有所進步。
11 有關「廿六日搭高爾地哀號，由滬出發。廿六日抵叻……」的報導有誤。實際上，蔡 元培一行人是於11月24日從上海出發，12月5日抵達新加坡（王世儒，1998，頁298- 299）。
二、第四次過境：學生運動及與僑領陳嘉庚、林義順之互動
3年後，蔡元培又偕夫人周峻、女威廉於1923年7月20日，乘「波楚斯」號 船離滬赴歐。他們於8月2日到新加坡（王世儒，1998，頁420-421；蔡元培，日 記，1923年8月2日；〈蔡元培行踪〉，1923），12這一次的行程在其日記中有詳 細的記錄。縱觀《蔡元培日記》之敘事體式，其詳述者實不多，這似乎可說明他 對此一經歷之重視。《日記》罕見地記下他與當時新加坡重要華僑領袖之間的聚 談觀遊。日記中提到：
午十一時，到新嘉坡。一時登陸，乘汽車，到Robinson Road訪林義順 君，晤邵甘裳及邱君。閱本地報，知北京無大變化，顧維鈞已任外交總 長。臧致平離廈門，為王永泉所敗。謠傳江浙將決裂。林君至，先邀往 中華俱樂部午餐，此俱樂部所賃之屋，德人之產，歐戰時為英政府所沒 收，中華俱樂部賃之，而分賃其地面之屋於某肆，又分賃樓上之後層於 法國及日本領事館，而俱樂部則設於第二層樓之前方。在此午餐。（蔡 元培，日記，1923年8月2日）
林義順是早期新加坡華僑領袖，潮籍，被視為橡膠大亨，同時是東南亞地區黃梨 種植業翹楚而被譽為「黃梨大王」。林義順也是當年孫中山在新加坡創立同盟會 時，任新加坡分會會長張永福的外甥（梁元生，2005，頁110）。
隨後，蔡元培偕往林義順之橡樹山，即所謂義順莊，「看試割橡樹，割其 皮，則汁自流注，以指拈汁而搓之，即成膠。其所製，新者皆潔白。有土番所製 者，褐色而有咸臭」。有意思的是，日記提到：「其別墅曰澄華，滿張中山、黃 陂、克強、競存、叔和、精衛、烈武、溥泉、太炎諸君之字，我所書一紙亦在 焉」（蔡元培，日記，1923年8月2日），可見林義順對革民家，包括蔡元培的景 仰。蔡元培甚至寫下，「在別墅食香蕉」，頗為有趣。到了下午4時，他又至當 時重要的華僑領袖陳嘉庚的公司，「看膠皮製造業，以鞋底為大宗，並製各種鞋
12 1923年7月20日，蔡元培離滬赴歐，8月2日到新加坡；1926年1月2日由法啟程回國，1 月22日到新加坡（蔡元培日記）。
面，製球、製人、鳥、犬等玩物，並試製人力車輪機汽車輪，尚未出售」（蔡元 培，日記，1923年8月2日）。陳嘉庚的工商企業公司主要與樹膠業休戚相關，如 購買膠園、生產膠片、磨膠、加工、買賣、出口、製造膠品、零售及從事膠園投 機買賣等，樹膠是重要的單項生意，可說是整個公司的主要命脈。蔡元培提及的 膠皮製造業，應該就是在陳嘉庚公司中占據重要位置的塗橋頭熟品廠。這所塗橋 頭熟品廠的產品，林林總總，計有馬車膠胎、手推車膠胎、膠鞋底、膠製品、車 扇帶、膠管、鉛綱網管、肥皂盒、罐頭用膠劑等（楊進發，1990，頁57）。1922 年，陳嘉庚才回來接任其弟所經營的事業：「生意有適度之擴展，如熟品廠之員 工已增至千餘名，以生產各類輪胎（汽車輪胎除外）、膠帽、膠製玩具、膠球、
膠鞋等……」（楊進發，1990，頁58）。蔡元培日記如此詳細記載，或說明他對 此一參觀印象深刻，畢竟這一膠廠極具規模，膠業更是南洋最見稱著的工業，也 是華僑重要的經濟資源。
同時，《日記》中蔡元培也清楚記下他見了陳嘉庚的情況（蔡元培，日記，
1923年8月2日）。13據他說，陳嘉庚樸實可親，但不能說普通話，他們之間的 交流必須經由陳嘉庚兒子陳厥福口譯，但據蔡元培，陳嘉庚詢問辦學校事頗詳 細（蔡元培，日記，1923年8月2日）。陳厥福曾隸業北大預科2年，算是北大校 友。實際上，陳嘉庚當時已投身教育行業，1913年在廈門興建集美學村。如上 所述，陳嘉庚亦於1919年創辦華僑中學，後因事回國，由林義順繼任董事長，
而1923年這一年恰好陳嘉庚剛復任董事長。蔡元培在日記中寫道，「彼所最注意 者，為學生罷課及延請好教員不易二事；對於有高級中學後不辦大學預科，亦懷 疑」。蔡元培也一一回覆之：
第一事，答以學校當於平日考查學生意見，先為安排；如彼等已發難，
而學校自審無錯誤，則當堅持之，不必因挾制而遷就。第二事，告以先 劃定款購設備圖書儀器，使教員得研究學問之憑借，則學者肯來。第三 事，告以高級中學畢業生程度不能即入大學本科，可設補習班。（蔡元 培，日記，1923年8月2日）
13 陳嘉庚（1989）的《南僑回憶錄》未見記載。
1920年陳嘉庚在廈門創辦廈門大學，也曾邀請蔡元培、汪精衛與黃炎培等人為籌 備員，並於上海開會（陳嘉庚，1989，頁26）。此時，他們之間應已相互認識。
對於有關罷課議題，陳嘉庚特詢問蔡元培，顯然因為他知道蔡曾面對過五四運動 學生罷課事。眾所周知，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曾經歷過學生運動，而新馬社會 隨著中學校之創設，自1920年代也開始面對學生運動，到了1950年代達到高潮，
以至面對英殖民地政府之忌諱與鎮壓。然而，陳嘉庚這一詢問是針對哪一家學校 則有待考察，因為華僑中學罷課當於1926年間（何鈞，1926），而廈大才剛創 辦，因此極可能是與集美風潮有關。集美學校於1918年3月創辦中學與師範班，
據楊進發的看法：
然而不幸的是，集美校長資質平庸，於是出現1918年至1919年間三易校 長之事。直到1920年，陳嘉庚才委聘畢業自北大經濟系的葉淵（1891- 1955）為集美學校校長，自此校務方漸步入正軌，葉淵亦逐步接掌全部 校政。（楊進發，1990，頁106）
惟自1920至1928年，校風風潮雲湧，堅不讓學生干政的葉校長乃鬧事者堅決欲除 之的對象。有鑑於此，陳嘉庚極力袒護他。集美學生嘗試致電陳嘉庚，要求將 校長更易，陳嘉庚則如是回電：「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楊進發，1990，頁 107）。對於「五四運動」，蔡元培基本是同情學生的愛國熱情，但同時認為學 生救國應重在專研學術。他甚至認為，罷課比罷工之損失還要大，並擔心學校之 紀律不易維持（嚴海建，2008，頁150-151）。所以不難理解，他會以「學校自 審無錯誤，則當堅持之，不必因挾制而遷就」答之。如此看來，陳嘉庚的處理方 式似與蔡元培相近。之後華僑中學或廈大鬧學潮，陳嘉庚之處理方式是否曾受蔡 元培影響，仍待進一步研究。無論如何，這一對話可謂乃一代新馬教育家與中國 教育泰斗之間的重要互動。至於對話中所提及的「高級中學畢業生程度不能即入 大學本科」一事，則透露了華僑教育也面對中學生畢業後如何繼續升學的重要問 題。
之後，陳嘉庚約蔡元培至中華俱樂部的海濱別墅。這一別墅原為一位僑商花 費二十餘萬所建，但破產後以十餘萬售諸中華俱樂部。陳厥福因此對蔡元培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