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國經濟改革研究方法與途徑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分為新制度 經濟主義、文獻分析法、統計分 析法。
壹、新制度經濟主義
新制度經濟主義為本文主要的論點。而新制度經濟主義即新制度 經濟學，其主要以研究人們在經濟活動下的行為模式以及這樣的行為 規則所帶來經濟影響為主要特徵 。而新制度經濟主義注重經濟活動中 人與人之間的權利和利益關係分配 ，並且著重於個人與組織的經濟行 為之研究，不但有別於西方經濟學專注於精確化的趨向 ，而能更貼近 於經濟現實。因此，對於利益之間不斷變化及調整的社會而言 ，故本 文以新制度主義作為研究當前經濟現實的理論 。
貳、文獻分析法
透過閱讀論文、期刊、報章雜誌及書籍或網路取得有關的資料 ， 並以文獻探討的方式，加以分析既有學者的發現及研究成果 。透過此 方法，有助於綜觀相關學者的論點來輔助研究的論證 。更重要的是，
藉由文獻分析探討更不同的面向 ，使研究本身之內容更富有學術內涵 及豐富。
參、統計分析法
本研究將以文獻分析後所蒐集後的統計數據加以系統化 ，用數量 的發展來佐證本質上的改變 ，以增加研究的效度和信度 。因此本文將 針對中國經濟成就所呈現的數據 ，以各式的圖表呈現，以數字的意義 來說明其背後的意涵。
第二節 研究途徑：新制度主義
壹、新制度主義的發展
新制度經濟學派即使與過去的制度學派名稱相近 ，而且都標榜以
「制度」作為主要研究重心，但是新制度經濟學派在理論建構 、核心 問題、關注焦點、分析結構和決策影響等重要方面 ，都和過去制度學 派有所不同。新制度經濟學派不再過於追求過去制度學派所注重的「精 確化」、「數學化」的經濟學傳統，其所關注無非是人與人和人與物 之間的經濟關係研究。而其原因在於近代以來，西方經濟傳統的「工 具理性」成為趨勢，經濟學變成與物理學、力學或化學一樣，都是強 調經由公式推演而產生結論60。
研 究 制 度 的 學 者 可 以 從 早 期 制 度 學 派 的 代 表 人 物 凡 勃 倫
（Thorstein .B. Veblen）、康芒斯（John .R. Commons）和密契爾（Wesley. C.
Mitchell）談起，因為他們已開始將制度和制度變遷作為經濟學研究的
核心並企圖構建一套制度經濟理論體系 。此後早期制度學派發展形成 了兩個不同的學派：一是以加爾佈雷斯海爾布倫納（John K. Galbraith）、
繆爾達爾（Karl Gunnar Myrdal）等人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該學派繼承 了新古典經濟學傳統，主要研究制度對社會的功能以及制度的演進過 程，並且以制度分析、結構分析為重心，一方面主張強調改良技術在 制度演進過程中的重要，另一方面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所出現新的政 治經濟背景批判資本主義 ，並提出更為具體的政策建議 。特別的是新 制度學派比制度學派更注意資本主義的現實問題 。二是以科斯（Ronald
Coase）、諾斯（Douglass North）等人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該學派
運用新古典經濟學的邏輯和方法進行制度和制度分析 ，並將自身看作 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補充和發展。它重視制度均衡的分析意義並在「需
60 王躍生（1997），《新制度主義》。台北：揚智文化，頁 2。
求－供給」框架下展開對制度變遷的研究61。而九零年代後的社會主義 國家的經濟轉型，新制度主義更成為主要研究經濟轉型的研究途徑與 架構。
其中所要關注的是新制度經濟主義的興起 ，其創始可訴諸經濟學
家科斯（Ronald Coase）於一九三七年所發表的一篇論文 《企業的性質》
（The Nature of the Firm）標示「交易成本」概念的創立與交易成本理論
的初步形成。科斯選擇「交易」作為分析的基本單位元，並強調交易 關係是法律上所有權轉讓的制度意義62。科斯並提出「交易－產權」的 分析方法，強調制度及市場交易成本 ，認為任何契約都有交易成本，
制度的存在雖然不符合完全競爭的條件 ，但其目的在於將低交易成 本，促進市場運作，其間制度最關鍵作用在於協助澄清財產權之歸屬 ， 並保證其穩定性使交易談判得以進行63。其次，在一九六零年的另一篇 論文＜社會成本問題＞中，科斯以交易成本為前提，在對外部性問題 的研究中，提出科斯定理的基本概念並論述了產權的經濟作用 ，指出 產權的功能在於克服外部性問題 、降低社會成本與保障資源配置的有 效性，從而將產權導入了經濟學分析64。
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崛起主要是由於各種商業活動 、貿易的專業分 工，使得經濟活動和經濟關係日趨複雜 。人與人之間的經濟活動充滿 著不確定性，遂讓古典正統的經濟學無法去解釋和解決許多歷史和社 會的問題，加上原有的經濟制度日益產生矛盾 。因此以研究人們在經 濟活動中的行為規則和行為方式 ，及此行為方式之下的經濟影響為特 徵的新制度經濟學派在近二十幾年受到重視 。相對地漠視人與人之間
61 程柯（2003），＜制度變遷和 WTO 下中國銀行業的發展＞，《中國經濟評論》，第 3 卷，第 5 期，頁 65。
62 同註 27，頁 30。
63 同註 35，頁 31。
64 廖顯仁（2003），《中國國有企業改革之研究－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研 究所碩士論文，頁 14。
關係而注重技術器物的傳統經濟學而言 ，新制度經濟學派所具有對於 人和組織經濟活動的研究則較符合現代經濟現實的需要 。
由於新制度經濟學派研究人與組織之間的經濟活動之外 ，也關注 於人們之間利益、權力關係的研究，這些都很接近經濟現實；而正統 西方經濟學日益精確化、數學化的趨向，則是逐漸遠離人的利益關係 的研究。新制度經濟學派研究人們之間利益關係變化的理論 ，和轉型 社會不斷變化的利益調整、利益再分配的現實需要吻合65。從新制度經 濟學派學者道格拉斯．諾斯等人有關對於制度研究的著作獲得諾貝爾 經濟學獎可以看出，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理論已經被企業 、經濟學家和 政治學家所重視其價值。由此見來，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理論其影響不 僅限於經濟學領域，更是包含政治、法律、社會等社會科學。而「制 度」的功能及「制度變遷」的影響，而「經濟成就」所呈現的經濟成 果，則是顯示此「制度」是否能夠擁有交易上的利益，也就是相對交 易成本的降低。
此外新制度經濟學派認為 「時間」因素可以被提出來做為解釋制 度的演進和制度的穩定，主要是因為構成制度的非正式限制的變化步 調緩慢；這些非正式限制包括意識形態 、社會習俗、道德規範和宗教 信仰等等。諾斯認為，即使正式規則做了全面的改變 ，但是非正式限 制的變化卻依然如故或者變化的曲線是呈現緩慢的 。因此，制度保持 相對穩定卻又緩慢地變化 。這正是由於制度因非正式限制變化緩慢也 維持其穩定。而制度的改變首先是來自於利益相對價格發生變化 ，利 益團體欲降低交易成本的所推動著制度 ，而使制度隨之發生變遷的過 程。因此制度無論是相對穩定還是緩慢變遷 ，它總是維持著動態的形 式。換句話說制度隨著「時間」的遷移而演進，這也是新制度經濟學
65 同註 60，頁 6。
派對「制度」所採取的重要觀念。
貳、新制度主義的研究途徑
新制度主義因為來源甚多學者也都認知到事實上不僅存在一種制 度主義，而是存在「多種」制度主義，以致於內部也造成了分化 。而 後為人所引用的在英國《政治研究》是一九八六年由霍爾（Peter A. Hall）
與泰勒（Rosemary C. R. Taylor）發表的＜政治科學和三個新制度主義＞
所提出的分法，文中將新制度主義分為 「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理性選擇制度主義」（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社會學制度主義」（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三種途徑66。 一、歷史制度主義
歷 史 制 度 論 最 早 是 由 史 坦 莫 （Sven Steinmo） 與 賽 倫 （Kathleen
Thelen）、史考波（Theda Skocpol）等學者所使用與闡述。他們認為「廣
義的說，歷史制度主義象徵著一種企圖 ，鬥爭是如何的受到進行制度 背景的影響與塑造67。」制度動態（institutional dynamism）與變遷（institutional
change），以及理念創新（ideal innovation）與制度侷限之間互動的研究
為其主要的研究課題。制度變遷研究可說是該理論的核心議題68。 首先，歷史制度論重視制度（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則）所建構出 來的限制性（constraining）及動能性（enabling），觀察制度是如何「結 構化」和「媒介」行為主體的互動，進一步影響到行為的選擇及產生69。 而「制度主義」核心價值是以制度為中心來檢視歷史 ，並以國家、政 治制度為中心來分析歷史 。歷史制度主義者認為制度本身是根源於政
66 Peter A. Hall and Rosemary C. R. Taylor（1996）, “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Institutiona lism, ” Political Studies, Vol.64, pp. 936 -957.
67 Sven Steinmo and Thelen Kathleen （1992）,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ilsm,”
Compartive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
68李豫雙（2005），《大法官對於憲政制度變遷之分析 －新制度主義的觀點》，東華大學公共行政 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24。
69 胡婉玲（2002），《從新制度主義論歐洲議會職權之變遷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 士論文，頁 35-39。
治組織結構或存在於社會的正式規則或非正式的習慣 、規範等，換言 之制度本身是個行動主體70。
歷史制度主義論者認為且制度與歷史間存在一種互為因果關係的 脈絡性，歷史的因素呈現所謂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現象71。 但由於制度變遷過程中充滿著 「不可規則性」（irregularities of history） 及「歷史的不確定」（historical indeterminacy），歷史主義制度學者也認 為在路徑的發展過程中，因為非預期因素或意外偶發事件，會使得制 度選擇改變原來的路徑和對路徑的依賴 ，或者是產生非意圖的結果
（unintended consequences）。因此歷史主義制度者不但注重歷史，歷史非
預期因素也是相當受到重是的一項變數72。
歷史主義制度學者主張，行為者採取更為宏觀社會學的觀點作為 行動思維。其理論價值與理性選擇制度論一樣 ，採取「理性計算」的 觀點，但對於理性選擇制度論在面臨行動者為何在不同時期會產生不 同偏好的改變，無法作合理的解釋的缺點加以修正73。他們認為偏好並 沒有恆久不變的，而「理性」本身是由社會及歷史所建構的 ，並且人 與人間存在極大的差異74。
此外，歷史制度論採取權力取向，制度是權力關係下的產物 ，充 滿著偏差性（bias）75，往往有利於某特定利益團體 ，使該團體有比其 他利益團體更為接近決策管道的路徑及能量 ，在制度下形成不對稱的 發展。從此角度來看，制度變遷是國家在不同時間的政策差異變化 ，
70 同註 62，頁 15。
71 林國明（2003），＜到國家主義之路：路徑依賴與全民健保組織體制的形成 ＞，《台灣社會學 刊》，第 5期，頁 1-71。
72 同註 68，頁 24-25。
73 蕭子音（2003），《英國地方民主之研究 －一個歷史制度途徑的探討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頁 8。
74 吳悅（2004），《我國大陸經貿政策變遷之研究 －新制度論觀點之分析》，東華大學公共行政 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6。
75 所謂的偏差性，主要指的是制度的產生 ，一方面是制約行動者行為的一套標準程式 ，但另一方 面，卻是行動者在追求利益下所產生的特定秩序及規範 。同註 73，頁 7。
更被視為反映利益團體權力以及不同政治行動 ，制度變遷理論重視國 家制度的結構化以及協調利益團體的衝突 ，因此也被稱為「衝突協調 的新制度主義」（mediate-conflict neoinstitutionalism）76。
霍爾與泰勒歸納歷史制度主義有下列四 項特徵77： （1）將制度與 行為者行動間的互動關係作宏觀的界定 。（2）制度發展與實際運作中 所產生的權力不對稱關係。（3）強調路徑依賴與制度發展的偶發性 、 非預期性的結果。（4）關注制度層面及其他因素對政治輸出的影響 。
二、理性選擇制度主義
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理論是由李克（Willam Riker）、薛普西（Kenneth Shepsie）、梅可賽勒（Richard Mccelvey）、溫格斯特（Barrt Weingast）等 學者的論點所建構而成，其概念吸收新古典經濟學中有關 「經濟人」
的假設以及新制度經濟學中有關 制度在經濟組織中作用的理論 ，其主 要分析工具有產權、尋租與交易成本等理論78。其焦點放在研究制度形 成的原因及制度可持續維持的方法 ，並解釋行為者的制度選擇的動 機，說明制度所能影響的範圍主體 。
朱德米提到研究的範圍也從最初的國會立法過程的觀察79，擴大到 官僚體系、政黨、法院的運作行為，更進一步到民主化問題、種族衝 突，與各國政府、跨國聯盟等不同的層面80。理性選擇途徑是採取一種 計算的取向，理性自利的行動者在企圖極大化其目標與偏好的同時 ， 必須考慮相同理性行動者的行動策略。因此，在行動之前必須考慮或
76 同註 68，頁 25。
77 Peter A. Hall and Rosemary C. R. Taylor, op. cit., p. 938 。
78 朱德米（2001），〈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興起〉，《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 期，頁 110。
79 M. Mccubbins, R. Noll and B. Weingast. （1989）, “Structure and Process Politics and Policy:
Administrative Arrangements and The Political Control of Agencies,” Virginia Law Review, Vol.75, pp. 431-482.
80 徐斯勤（2002），＜新制度主義與當代中國政治研究 ：理論與應用之間對話的初步觀察 ＞，
《政治學報》，第 32 期，頁 95-170。
預期其他行動者的行動81。
理性制度主義理論並認為想要對社會現象充分的解釋 ，就必須將
「制度」納入到分析的內部變項中 ，因為所有的社會行為都發生在特 定的制度背景下，因此，將「制度」變項作為行為決策時的重要變項 之一82。而行動者由於受到集體規則制約或意識型態或訊息搜集等因素 影響，最佳的均衡狀態或是最佳的選擇方案 ，並不會存在，因此，僅 是選擇次佳的均衡（sub-optimum）或次佳的方案而已83。
根據亞羅不可能定理的定義 ，行為者的動機或偏好無法完全印證 集體選擇的結果，為解決個體與集體行動的不對稱關係 ，如外部性及 公用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理論提倡以「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作為主要的解釋變項，來解釋和預測個人行為及其導致的
範圍結果，並試圖解決社會中所產生的外部性或搭便車以及公用地悲
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所影響對外資源配置不均衡的難題84。
論者並且認為從自利的角度出發會促使團體的利益達成極大化 ， 除了為增加團體利益的極大化外 ，就不應該對個人的自由加以設限 ， 在理論的意識型態上主張最小的政府與經濟自由的政策85，這也是使得 理性制度理論帶有自由主義的色彩 。
霍爾與泰勒歸納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有下列四項特徵86：
（一）採用行為假設:行為是達成極大化偏好的工具 ，具有固定的 偏好選項，並且具有高度策略性思考。
（二）政治形象的特徵：政治最終是集體行為作兩難困境抉擇 ，
81 Ellen M. Immergut（1998）,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26, No.1, pp. 11-14.
82 陳敦源（2000），＜人為何投票？－理性選擇觀點的緣起與發展＞，《民意研究季刊》，第 212 期，頁 55-59。
83 同註 69，頁 36-39。
84 吳定（2003），《公共政策辭典》。台北：五南，頁 88-89。
85 田國興（2003），《我國政風機構組織設計之研究 －新制度主義之分析》，國立成功大學政治 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55。
86 Peter A. Hall and Rosemary C. R. Taylor, op. cit., pp. 944-945。
也就是為了達到個人極大化 ，結果卻產生集體最差的結果 。因此缺乏 規則的制定則會破壞公共利益 ，如「囚徒困境」或「公用地悲劇」。
（三）對於政治決策的策略性的互動的高度重視 。
（四）發展出對制度起源的解釋：科斯首次將交易成本帶引進經 濟分析中；威廉森（Oliver Williamson）把制度概念化、可操作化，延伸 出分析市場與層級節制的扈從關係 ；諾斯整合上述理論，提出制度與 制度變遷以及經濟成就的理論架構 。
三、社會學制度主義
社會學制度論由梅亞（John M. Meyer），羅門（Brian Rowan），賽門
（Herbert Simon），馬曲（James G.March），歐森（Johan P.Olsen）等人所 提出由於他們都是起源於研究組織理論的學者 ，因此社會學制度論的 文獻主要集中在組織行為上，例如官僚體制、行為組織、利益團體等87。
社會學制度主義理論認為個人並非如理性選擇理論中所形容的理 性追求極大化的個人，反而只是制度環境下的滿足者，受制於其所鑲 嵌的脈絡（context）、環境與制度，因此符號、慣例與文化等制度性因 素建構了個人的偏好、身份與自我意象88。社會學制度理論不同於理性 選擇制度論在探究組織的行動 ，不倚靠以理性邏輯來解釋組織現象而 採取文化詮釋的途徑。由於理性選擇制度論對於為何無法充分解釋現 實世界中許多組織的形態和運作效能的某些無效率狀態 ，社會學制度 論因而提出文化的替代性觀點89。其認為文化所呈現出來的面貌，就是 組織所形成的規則、規範、程式，還包含存在於組織內、外環境為人 的行動提供「意義框架」的象徴、認知結構和道德模型。行為者的「制 度」的形式、意象所構成賦與行為者基本的偏好與價值 ，都被包含在
87 同註 84，頁 95-96。
88 同註 62，頁 17-18。
89 同上註，頁 17。
「制度」的意義之內90。因此制度可以說是一種文化。
社會學制度論解釋的重點是在解釋組織如何採取 一套特定的制度 形式或象徵符號，具有以下四點特徵91：
（一）組織利用環境維持其持續存在的形式 ，如公共部門的發展 可能是由眾多外在環境所創造的有利條件 ，如預算審查、法律命令、
政治支持所建構出來的。
（二）符號系統、認知圖像成為理解制度行為的最佳手段 ，制度 內的組織行為及個體行為依賴於符號運用與意義解釋 。
（三）強調歷史是人類生活的過去基礎 ，在組織行動下隱藏著歷 史所遺留下來的價值觀和理解力，反映「制度的歷史和積累性本質 」。
（四）社會學制度論將制度和組織視為是同一結構 ，而其最突出 的貢獻是將個人和制度的互動引入認知理性來分析 。制度與個人的行 動是高度互動（highly-interactive）及相互建構（mutually-constitutive）的關 係，並整合制度起源和變遷的微觀與中觀層級 ，新的制度形式產生並 不是效率的選擇，而在提昇組織與參與者合法性92，此種看法解決了理 性選擇制度的效率追求的困境 ，並提供與現實更貼切的論點 ，將制度 視為一個基本認知的學習過程93。
透過三個學派的比較（可參照表3-1），霍爾與泰勒指出94：
（一）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採用理性解釋人類的途徑 ，把制度理解 為影響到結果的規則，它的設計是為瞭解類似「囚徒困境」或「公用 地悲劇」之類的集體行動的兩難困境 。因此，在制度未完備之時可把
90 同註 84，頁 95-96。
91 Paul J. Dimaggio and W. W. Powell （1991）, “Introduction”, in Walter W. Powell and Paul J.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 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p. 1-40.
92 歐崇亞（1997）《新制度主義與公共組織分析 》，東海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頁 91。
93 Lynne G. Zuker,（1983）,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ism in Cultural Persistence., in W.W. Powell and Paul J. Dimaggio, eds, Chicago:U 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83 -107.
94 Peter A. Hall and Rosemary C. R. Taylor , pp. 950-957.
理性選擇論作為第一層觀察或規劃 ，將有助制度的完善性95。
（二）歷史制度主義把制度解釋為組織結構或正式或非正式慣 例、規範與風俗，其範圍包含從憲政規範或科層節制中執行的標準規 則到影響工會行為的慣例 。制度必須結構化及成為協調利益的機制 ， 此自可作為第二層的觀察96。
（三）社會學制度主義對於「制度」的界定義比政治學更加宏 觀。其要點在於個體和制度之間的相互關係建立在某種 「實踐理性」
的基礎之上，以一種具有社會適應性的方式尋求界定並表達他們的身 份97。而社會學制度主義更將組織與文化兩者融合起來 ，把文化視為提 供一個「意義框架」來指導人類行為。而組織所擁有的相同共同價值 觀與態度，可以理解成習俗、符號與認知圖像，亦即文化也是一種制 度。新制度理論身處在一個動態中開放的創造過程 。透過科際整合過 程，不斷地汲取社會科學裡其他理論的養分 ，以一種更寬廣的角度來 解決社會問題98。
95 同註 68，頁 26。
96 同上註。
97 James.G. March and Johan P.Olsen（1984）,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 iew, Vol.77, pp. 281-297.
98 同註 68，頁 26。
表3-1：新制度主義各途徑的異同比較
理性選擇 社會學 歷史制度論
行動者的假定 理性的 有限的認知能力 具自我反思的能力
利 益
策略性因素促使理性行 動 者 選 擇 次 佳 均 衡
（如：囚徒困境、公用 地悲劇）。
行動者無法瞭解自身的 利益，時間以及資訊不 完全使得他們只能依賴 既 存 法 規 （ 有 限 理 性 論）。
行動者自我利益的表達 是 藉 由 集 體 組 織 所 形 塑，以及循溯於自己歷 史的制度。
政 治
過 程
如果缺少秩序的規則，
那麼就無法達成公共利 益；國會的投票規則會 影響結果。
組織內部與外部過程互 動形成結果， 像垃圾桶 理論模型， 為達成政府 再 造 與 政 策 執 行 的 努 力。
政治過程是由憲法、政 治制度、國家機關、國 家利益團體關係、政策 網絡等所建構的。
規 範
Elster 的看法：若缺乏 合法理性的手段，則實 質 的 目 的 殊 難 達 成 ， Buchana與Tullock 的 看法 -透過全體一致決 定法則，與買票以達成 效率最大化。
Perrow 的看法：對於
官僚權力與有限理性的 暗示。
Lowi 的看法：民主制 度的植基於國會功能的 增強，協商必需建構於 規則而非特定的結果。
權 力 強調單方面的行動 能力。
視位於組織結構的位置 而定。
由國家機關、決策制訂 管道、政治代表與心智 建構共同認知的結果來 決定。
制 度
機 制
透過規則所建構而 成的選擇權
透過程式、慣例來建構 選 擇 及 計 算 利 益 的 能 力。
由規則、結構、規範及 理念共同建構，對於利 益選擇及計算能力目標 的形成。
資料來源：Ellen M. Immergut（1998）,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Ne 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26, No.1, p. 18.
第三節 新制度經濟學派與經濟成就
壹、新制度經濟學與舊制度經濟學
制度研究從亞當．斯密第一部具有現代意義的經濟學著作 《國富 論》問世之後，歷經德國歷史學派、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美國的早 期制度學家，如凡勃倫（Thorstein.B.Veblen）、康蒙斯（John.R.Commons） 與 米 契 爾 （Wesley.C.Mitchell ） 等 ， 一 直 到 新 制 度 主 義 的 出 現
（Neo-Institutionalism），如加爾佈雷斯（John.K.Galbraith）。經濟組織和 制度結構一直是研究的趨勢，其歷史和正統經濟學理論一樣久遠99。舊 制度經濟學的經濟學家，基本上都強調非市場因素（如制度因素、法 律因素、歷史因素、社會和倫理因素等）是影響社會經濟生活的主要 因素，他們既不把資本主義社會當做是抽象的經濟人的組合100，也不把 資本主義經濟是依循著自然規律運行的 ，而重視制度分析或結構分 析。新制度經濟學改變了制度經濟學是以秩序為分析的重心 ，透過引 入交易成本的概念，使新古典經濟學進入了對於制度的分析 ，自此與 舊制度經濟學做了區別101。就像科斯說的：「能夠明確區分和標誌當代 制度經濟學家的，並不是他們講制度—美國制度主義者們當年也講制 度，也不是他們提出了一個新的經濟理論 —儘管他們以各種方式修正 了現行經濟理論，而是他們利用正統經濟理論去分制度的構成和運 行，並去發現這些制度在經濟體系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102。」在新制度 經濟學看來，「美國制度主義者的觀點不是理論性的 ，而是反理論性 的，在考慮古典經濟理論尤其如此 。他們沒有一個理論，除了一堆需 要理論來整理不然就是只能一把火燒掉的描述性材料外 ，沒有任何東
99 同註 64，頁 17。
100 孫經緯譯，RudolfRichter and Eirik G. Furubotn 著，（2002），《新制度經濟學》。上海：上海 財經大學，頁 45。
101 同上註，頁 1。
102 盛洪譯，Ronald H. Coase著，《論生產的制度結構》（1994）。上海：上海三聯書店，頁346-347。
西流傳下來103。」
新制度經濟學對於新古典經濟學的修正與擴展 ，主要分為兩部 分：一、關於人類行為的基本假設的修正與擴展 ，二、關於環境因素 的前提假設的修正與擴展104。
一、對人類行為基本假設的修正與擴展 ，主要有下列四項：
（一）追求利益最大化經濟人假設的擴展 ：由於新古典經濟學將 個人解釋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105」的經濟人。正如貝克爾（Gary Staniey
Becker）在《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一書中，將單純追求自身利潤最大
化的經濟人擴充為追求個人 「效用」最大化的經濟人，把人類行為的 其他非經濟特點都納到經濟人目標函數的集合之中106。霍奇遜（Godfrey
M. Hodgson）在其《現代制度主義經濟學宣言》中認為，所有對最大化
的批評只是改變最大化的 「約束條件」而已，並沒有改變「最大化」
本身。而人類行為的複雜性與不完全資訊並不能否認 最大化，只是要 給最大化加上適當的約束條件107。因為不論是個人或是企業，其目標雖 然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有可能為追求個人名譽 、社會地位、內心 舒適，而放棄其他利己的因素。由此可見，儘管經濟人的目標函數是 追求利益最大化，但還是需要考量到其他因素。
諾斯認為：「即使我們對動機（指人類行為的目標函數集合 ）的 瞭解還不完整，我們還是可以跨進一大步，只要我們正式地去詮釋制 度如何改變個人為其信念所需付出的代價 ，以及制度扮演何種關鍵角
103 同上註，頁 346。
104 陳春光、郭琳（2001），＜新制度經濟學的前提假定對新古典傳統的拓展與修正 ＞，《九江師 專學報》，第 4 期，頁 18-24；顏愛靜譯，Eirik G. Furubotn and Rudolf Richter 著（2001），《制 度與經濟理論：新制度經濟學之貢獻》。台北：五南，頁 2-8。
105 在此同時是指追求個人利潤最大化 ，亦即追求個人財富最大化的經濟人 。
106 王業宇譯，Gary S.Becker 著（2000），《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上海：人民，頁 58-63。
107 向以斌譯，Godfrey M.Hodgson 著，（1993），《現代制度主義經濟學宣言》。北京：北京大 學，頁 148-160。
色使非財富最大化的動機影響選擇108。」也就是說透過「制度」的研究 和分析，來解釋人類行為的最大化目標函數是最佳的途徑 。
（二）機會主義的行為假設：機會主義傾向是指人們藉著不正當 手段來追求自我利益極大化的行為 。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包括有限理 性、不完全競爭、不確定性、不完整資訊與正交易成本 ，都是對新古 典經濟主義的修正。經濟人在這樣的環境中受利益最大化行為動機的 驅使下，可能會運用資訊的不對稱與正交易成本等客觀環境現實 ，做 出欺騙、違背承諾等不正當手段來獲取自身利益 。制度對於現實社會 處於正交易成本與不完全資訊的環境中 ，所做的經濟分析是非常重要 的109。
（三）個人偏好的內生性假設：新制度經濟學將個人偏好 視為經 濟系統的組成部分，修正新古典理論忽略社會環境的假設 ，並認為與 社會經濟的制度是密不可分的 ，因此個人的偏好選項是受到社會經濟 系統整體影響的，隨著社會經濟系統的改變而變化 。
（四）有限理性的行為假設：按照西蒙（Herbert H. Simon）的定義，
「理性是指一種行為方式，這種行為一方面適合現實指定的目標 ，另 一方面在給定的條件下和約束的限度內110。」而新制度經濟學修正了過 去新古典經濟對於經濟人完全理性的假設 ，提出有限理性的觀點。由 於自身的理性有限加上現實與理想的差距 ，社會經濟存在不完整資訊 和不確定性，都導致了人們的理性有限且造成執行費用和監督費用的 提高，所以需要制度安排來降低因為有限理性所帶來的困境 。
二、關於環境因素的前提假設的修正與擴展
（一）制度資源稀缺性的環境假設 ：資源稀缺性的假設是所有經
108 同註 1，頁 35。
109 同註 62，頁 23-24。
110 楊礫、徐力譯，Herbert H.Simon 著（1991），《現代決策理論的基石：有限理性學說》。北京：
北京經濟學院，頁 3。
濟學的共同假設前提。羅賓斯（Lionel Robbins）曾說：「經濟學是一門 行為科學，探討人類如何利用具有多種用途的稀少資源 ，以期達成其 目的111。」新古典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對稀缺性資源要加以最佳化配 置都是肯定的，其差異之處在於對資源內容的看法 ，新制度經濟學將
「制度」納入經濟分析中可說是一種經濟資源 ，也將制度視為和其他 資源一樣具有稀缺性。
（二）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假設 ：由於交易成本中包括資訊成 本的存在，由於每個經濟人對於市場運作不可能獲得完全的資訊成 本，因為資訊的不對稱而導致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 。此外，新制度 經濟學認為在現實的制度市場中是不完全競爭的 。它把制度市場套用 不完全競爭的假設，將制度視為稀缺性資源，因而有供給與需求制度 市場的產出。
（三）不確定性、複雜性與不完全資訊的環境假設 ：新制度主義 否認新古典經濟學假設經濟行為與其後果的確定性與簡單性 ，不但用 動態分析的方法取代新古典經濟學的靜態分析法 ，進一步納入「時間 因素」將經濟變數複雜化與不確定化。制度變遷也因為環境的不確定 性與複雜性，就有可能創造出更好的制度取代原先的制度安排。
（四）正交易成本的前提假設 。正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理 論重心。新制度經濟學強調現實中正交易成本的存在和制度作用關係 是不可忽視的，並且針對新古典經濟學「零交易成本」的假設加以修 改。
貳、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理論
所謂制度（institutions），「乃是一個社會中的遊戲規則。更嚴謹的
111 Lionel Robbins（1935）,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London:
Macmillan, p. 16.；轉引自李華夏、陳坤銘譯，Ronald H.Coase 著（1995），《廠商、市場與法 律》。台北：遠流，頁 12。
說，制度是人為制定的限制，用以約束人類的互動行為 。因此，制度 構成了人類交換的動機。此處所謂的交換包括了政治的 、經濟的及社 會的行為。制度變遷則決定社會隨著時間演進的方式 ，所以，研究制 度變遷乃是理解歷史演變的關鍵112。」而新制度經濟學派在探討制度 時，是以接近世俗的觀點和接近普世價值的看法來解釋 。因為制度每 日限制著我們的行為和生活 ，也可以說處在專業化和分工化複雜的今 人們已離不開制度所帶給我們的影響和利益 。而新制度經濟學派這是 以這種角度切入探討。
制度在一個社會中的主要作用是建立人們互動的穩定結構 （未必 是最有效率的），以降低不確定性，制度的演變可以經由習慣 、行為 準則、社會規範，乃至成文法、不成文法以及個人契約來達成。因此，
制度不斷的改變我們所能做的選擇 ，不過，雖然在我們周遭明顯可見 制度的快速變化，但是實質上我們必須用歷史學家的眼光才能察覺113。
根據諾斯的解釋 ，制度的形成是以人類的交換方式變化作為出 發。諾斯認為人類自古以來的交易形式可劃分為三種 ，其中是以訊息 的對稱性和交換的複雜性為主要的區隔 。最先出現的是以小規模生產 和地區性貿易下的人情式交換。重覆來往、文化同質（相同的價值觀）、
缺乏第三者執行（而且不見得需要它）都是典型的條件114。在這樣的交 易模式下，由於專業化和分工簡單，買和賣經常是同時發生，交易雙 方都較能掌握對稱的訊息，因此生產成本經常是高於交易成本 。
第二種是非人情的交換。這種交換關係裡，交換各方受到親戚關 係、誓約、交換人質或商人行為準則的約束 。早期發展的長程和跨文 化貿易以及中世紀歐洲的事及都是建立於這種制度構造之上 。它們能
112 同註 1，頁 7。
113 同上註，頁 10。
114 同上註，頁 44。
使市場擴大並且促成更複雜的生產和交換之利益115。而此種交易形式相 較於原始的簡單非人情交換 ，所呈現的是由於經濟體系中交換範圍和 數量的複雜，而以人際關係或交情作為其延續交換的方式 。
第三種交換方式是具備第三者執行的非人情交換 。成功的現代經 濟體系包含著現代經濟成長所必須之複雜契約 ，就是以它作為不可或 缺的基礎支柱116。由於現代經濟所形成的複雜契約行為，交換各方有可 能利用訊息的不對稱，經由欺騙及投機的心理取得其利益 ，因此需要 有強制執行的第三者來保護契約所規範的權利義務 。而此第三者的產 生最有效的方法便是訂定一套制度 ，包括正式限制和非正式限制 ，又 或者將產權移轉給國家，由國家作為強勢的組織來確保交易成本的降 低。
制度的形成誠如上述所提到的人與人之間的交易方式改變與所面 對的環境越趨於繁雜，加上訊息不完全的狀態下，在作出選擇和決策 的同時也面臨許多不確定性 。即使根據經濟學假設人類是有限理性
（limited rational）的前提之下，人的行為都會依利益極大化的原則而進
行，但有限理性的因素導致在人追求最大利益過程中無法達到預期中 的目標，無法在現實世界中瞭解最大利益的真正意涵且獲取古典經濟 學理論明顯的最大利益。也就是個人行為可能會因有限理性的原因不 但損害自己的利益，更有可能在與他人互動過程中造成對方的利益損 害。因此制度的存在的必要性是需要社會一個穩定的規範來減少許多 不確定的產生。
一般而言，制度限制包括兩種，一種是什麼行為個人不准去做 ， 另一種是何種條件下個人可以從事某些行為117。因此制度的面向除了有
115 同註 1，頁 45。
116 同上註。
117 同註 1，頁 8。
可以在複雜的人類活動中帶來秩序（order）以及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 之「指導性」面向外，尚擴及規則以及授權（entitlement）等限制個人的 選擇集合之「限制性」面向。通常指導性的面向在於減低人類互動過 程中的不確定性與資訊不對稱所產生的交易成本 ，而限制性的授權以 及規則在功能上則是提供人類特定的選擇集合118。
新制度主義的內容除了介紹基本的制度觀念之外 ，尚包括二個基 本觀念：一、交易成本；二、產權
一、交易成本
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中，將交易成本定義為：「為了市場交 易，有必要發現誰希望進行交易，有必要告訴人們交易的願望和條件 ， 以及透過討價還價的談判締結契約 ，督促契約條款的嚴格履行等等 。 也就是說，交易成本是獲得準確的市場訊息所需付出的成本 ，以及談 判成本和經常性契約的成本119。」威廉森（Oliver Williamson）：「交易 成本分為兩類，一是事先的交易成本，即為簽訂契約、規定交易雙方 的權利、責任等所花費的成本。二是簽訂契約後，為解決契約本身所 存在的問題、從改變條款到退出契約所花費的成本 。……交易成本還 和交易特性有關，即資產專用性、交易不確定性和交易頻率120。」阿羅
（K.J. Arrow）：「交易成本是經濟制度操作的成本121。」諾斯：「交易
成本包括衡量交換事物之價值成分的成本及保護權利 、監督與執行契 約的成本122。」交易成本產生的原因，主要在於「不確定性」，而制度 的存在目標就是為了降低 「不確定性」。交易過程中「不確定性」源 自於三個面向，分別是人的不確定性、環境的不確定性及交易標的的
118 王耀鋒（2003），《終止耕地三七五租約之研究 －以制度變遷與交易成本為基礎 》，台北大學 地政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0。
119 同註 111，頁 132。
120 盛洪主編（2003），《現代制度經濟學》。北京：北京大學，頁37。
121 吳宣恭（2000），《產權理論比較－馬克思與西方現代產權學派 》。北京：經濟科學，頁 325。
122 同註 1，頁 37。
不確定性三大類123。諾斯曾說：「訊息的成本是交易成本的關鍵124。」
由此看來，機會主義是影響交易成本的一大重要因素之一 。只要每個 人在社會中都能遵守一定道德規範 ，如此一來每個人所付的交易成本 也越少。
交易成本是一連串的制度成本所構成的125，可以說包括了訊息成 本、談判成本、擬定契約的成本、簽訂契約的成本、實施契約的成本、
界定產權的成本、控制產權的成本、監督管理的成本與制度結構變化 的成本126。他們認為現實的世界，不但有生產成本要考慮外，更存在著 龐大的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的存在，必須正視顯著的影響資源的流 向及分配127。
透過交易成本途徑，雖然有效地將紛雜的政策現象化繁為簡 ，歸 納出合乎理性選擇的邏輯論證 ，但有可能因此遮蔽或遺漏了某些重要 真實的情況128，學者布坎南（Buchanan）就指出檢驗資源的方式，效率 並不是唯一的法則，由於交易成本過度重視效率的觀點 ，容易忽略到 交易法則的決定。此外，對於交易成本的計算，現今仍停留在所謂的
「詮釋現象」階段，並無法達到「驗證理論」計算的境界，也成為理 論運用時的困境129。
二、產權
產權是一種社會工具，它幫助人們形成與其他人進行交易時的合
123 環境因素包括了不確定或複雜性 、少數交易、資訊不對稱及氣氛；交易標的物因素包括了資產 專屬性，可再區分為實體專屬、人力資產專屬、地點專屬、無形專屬及特定投資專屬 。
124 同註 1，頁 37。
125 黃亦淨（2003），《交易成本、制度與經濟成長》，逢甲大學經濟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0-11。
126 同註 64，頁 21。
127 經由粗略的估算指出，交易成本的比重即佔有經濟體系所國民生產淨額 （NNP），多達 50%至 60%，由此可見，如何降低交易成本，則成為一件重要的政治經濟課題。顏愛靜譯，Eirik G.Furubotn and Rudolf Richter 著（2001），《制度與經濟理論：新制度經濟學之貢獻 》。台北：
五南，頁 41。
128 張其祿（2001），＜管制政策之交易成本途徑分析：以醫療管制為例＞，《東海社會科學學報》，
第 21 期，頁 57-72。
129 John D.Huber and CharlesR.Shi pan（2000）, “The Costs of Control:Legislators, Agencies and Transaction Cost,”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 Vol. 25, No.1, pp. 25-52.
理預期，並通過社會的法律、習俗和道德規範得到表達130。一組完備的 產權包括：
（一）使用權：在允許的範圍內有權利自由使用資源 。
（二）所有權:在合法範圍之下壟斷資源的擁有 。
（三）讓渡權：改變資產的擁有權。
（四）收益權：在不損害他人的條件下可以享受從佔有資源中獲 得各種收益。
產權所呈現在社會生活中是一 種權利和約束的意義，產權理論的 中心論題是：「交易成本會造成產權制度的配置 ，而相對影響生產活 動。」因為交易成本的形式眾多 ，因此要考慮財產權的不同歸屬 ，對 交易成本以及資源的運用影響作不同的安排 。由於產權需要有明確的 安排，因而資源的稀少性讓產權的界定有了實質上的意義 。當產權界 定給不同的團體，就會產生不同的產權分類；產權界定的方式，可分 為由市場交易界定、由企業界定或由政府界定。欲評估產權制度是否 有效率，取決的就在於是否能夠將外部效應予以內部化的程度 ，如國 家在選擇企業經營者主要的考量在於政治性並非追求經濟利益 ，導致 國營事業的外部性很強，但是效率反而不如私人經營 。當此時由於產 權如不能調適市場機制且提高交易成本，民營化政策就會因應出現131。
新制度主義學者對於產權的看法，就像德姆賽芡（Harold Demsetz）：
「產權是一種社會工具，其意義來自如下事實：它們幫助個人形成與 他人交往時可以合理持有的預期 ，這些預期反映在法律習俗和社會道 德中 ， 產權的擁有者被社會同伴所認同 ， 允許他以特定方式行 事。……產權的形成是用以降低交易成本132。」或者阿爾欽（A. Alchain）
130 宋國誠（2000），＜產權理論與中國大陸的國有企業改革 ＞，《中國大陸研究》，第 43卷，第 3期，頁 27。
131 同註 68，頁 30-31。
132 Yu-shanWu,op.cit.,p.81.
所言：「產權是一種透過社會強制而實現的 ，對某種經濟物品的多種 用途進行選擇的權利。產權要有社會強制才能實現 ，沒有社會強制實 現不了133。」由此可見產權清晰有助於激勵個人或組織對利益的追求 ， 相對的也約束個人或組織在特定範圍內從事公平性的競爭 ，就連薩謬
爾森（Paul Samuelson）在談到產權制度時，也把它描述成經濟結構最基
本的東西134。
因此產權理論主要目標在於降低或消除制度安排或市場機制操作 的社會成本，改善資源配置提高產權效率 ，其方法藉由是透過界定、
改變和安排產權結構一系列的過程 ，最終促進經濟成長。135
133 吳易風（2001），《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 》。北京：經濟科學，頁 367。
134 宋光華主編（2001），《當代中國經濟學》。北京：崑崙，頁 2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