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通史第一章 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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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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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１７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在世界历史上，在１７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已经发生过一次资产阶级革命，那就是１６世纪末的尼德兰革命。但是，它的影响是微小的，

而且革命的结果，尼德兰并没有走上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则第一次在欧洲的一个大国里推翻了封建制度，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这次革命也推动法国等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加速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崩溃。在英国革命期间及革命后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也促进了１８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兴起。因此，１７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标志了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第一节　　革命的背景

（一）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

早在１５世纪末，在英国东部及西南地区就开始了圈地运动。这个运动到１６世纪末及１７世纪初更加猛烈了，这主要是由两个原因促成的。第一，

到１６世纪末，由于工业的发展及城市的成长，增加了对于农产品的需求，

于是原料品及粮食价格扶摇直上。在这个情况下，经营生产粮食的大农场是有利可图的，这就推动地主投入圈地运动的热潮。第二，到１７世纪初，封建的习惯地租与资本主义地租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地主看到把土地出租给农业资本家比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对自己更为有利。这也是刺激地主进行疯狂的圈地的重要因素。

圈地运动造成了巨大的后果。第一，它实现了农业的直接生产者（农民）

与生产手段（土地）分离的过程，使英国成为原始积累的典型国家。脱离土地的农民一方面为工业资本主义提供了劳动力，另一方面也为工业创造了市场，因为农民消失的过程，也就是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的过程。第二，圈地的结果，在英国农村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地主对于农民的封建剥削过渡到农业资本家对农业工人的资本主义剥削。地主在圈地之后，往往把土地出租给农业资本家，有的则自己经营资本主义农场，一变而为农业资本家。

农业资本家在大规模的农场上采用雇佣劳动进行农业生产。这种农场在经济上相当于工业中的手工工场。把土地出租给农业资本家的地主所得的地租已经不是封建地租，而是资本主义地租了。资本主义地租是建立在剥削农业工人的剩余价值的基础上的，农业资本家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地租交给地主。因此，地主便成了农业工人的间接的剥削者。由于粮食价格不断上涨，

由于农业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地主所得的资本主义地租总是提到很高的水平，因之他们的收入是很可观的。进行了圈地的地主，无论是亲身经营资本主义农场也好，还是把土地出租给农业资本家也好，他们都与资本主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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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的关系了，也就是都资产阶级化了。马克思把这样的贵族地主称为新贵族，以有别于封建贵族。第三，在经过圈地后出现的资本主义农场上，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１７世纪上期，资本主义农场一般都使用人工肥料，在排水及土壤改进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许多农场已使用新农具甚至农业机器了

（如播种机）。这些农业技术及方法的改进，只有在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农场上才有可能实现。结果，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因而产量比封建农业经济提高了三四倍。

不过，圈地运动及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到１７世纪上期，只限于东部及西南地区，而西北部及北部地区依然保存着古老的封建农业经济。处在地主的封建剥削下面的农民，在法律上分为两种，一为自由持有农，一为公簿持有农。后者对地主的封建依附关系比前者为甚，社会地位亦较前者为低。

不过二者都向地主缴纳封建地租。封建地租早在１３、１４世纪以来就已采取货币地租形式，而且货币地租的数量是固定不变的。公簿持有农除了向地主缴纳封建地租外，还要负担一系列苛捐杂税：当本人死后子嗣继承份地时，

必须向地主缴纳“死后税”，在把土地转让给他人时，要纳“许可税”。地主还可以向公簿持有农任意课以罚金，并且强迫他们为自己提供劳役。据１６４７年长期国会登记册上的记载，在德拉姆郡南部斯托克顿主教的一所庄园里，公簿持有农必须替地主修理水磨，替地主运粮食到德拉姆城，替地主收割干草，否则要交纳４０先令的免役金。他们“犯罪”时还得受庄园法庭审判。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农奴制残余。到１７世纪上半期，由于价格革命的影响，货币购买力大大降低，于是许多地主不顾传统习惯，提高了货币地租额，从而加强了对于农民的剥削。

（二）　工商业的发展

呢绒工业是英国的“民族”工业，革命前呢绒生产遍及全国各个城市及广大农村。早在１６世纪，在呢绒业中就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有的采取分散的工场手工业形式，也有的发展到集中的手工工场阶段。有些集中的手工工场的规模已相当大了，如伦敦商人萨缪尔・米科在自己的工场里同时雇用了数千个工人，其产品还可以行销于国外。到１７世纪上半期，在古老的行会手工业中也生长出资本主义要素来。行会的上层分子，亦即富裕的作坊主人通过残酷地剥削工匠及学徒而致富，并且扩大了经营规模，因之这样的作坊逐渐地便带有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性质。除了呢绒业而外，在制铁等部门也产生了手工工场的组织形式。

随着工业的发展，对外贸易也兴隆起来。英国不但出口呢绒等工业产品，而且还入口大量原料。英国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贸易公司进行的，其中最古老的要算“商人冒险公司”。大商人每年从对外贸易中获利甚多。英国商人还参加非洲奴隶贸易，甚至有人从事海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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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工场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增长，推动了金融事业的发展。英国最早履行银行职能的是“金匠”，“金匠”接受私人存款，也对外贷款和兑换货币。这可以说是银行的萌芽。伦敦是英国贸易及金融事业的中心，而商业区又是伦敦商业金融事业的中心。伦敦交易所开设于１５６８年，它不但在英国，

而且在全欧洲也有很大的影响。

总的说来，到１７世纪上半期，英国仍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占优势。到１６６５年，英国农业资本（包括土地房屋及农具）价值等于２．１亿镑，而其他的资本价值（包括工商业）只等于４０００万镑。

英国的工商业与外国相比，也不算是最先进的，英国无论在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上，都远远落后于荷兰和法国。英国工商业发展虽然不大，但是英国资本主义总的发展却比欧洲其他国家有更大的成就。这是因为英国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渗透程度，是为其他国家所不及的。

（三）经济变动下的英国社会阶级状况

圈地运动大大地改变了农村的阶级关系。首先是原来是统一的贵族分裂成为互相敌对的两大集团。在东部及西南部的农村里出现了直接间接与资本主义农业发生关系的贵族——新贵族。新贵族主要是从中、小贵族（乡绅）

转变而来的，因为参加圈地的绝大多数是这些乡绅。

新贵族的土地财产不断地扩大，亨利八世在宗教改革时拍卖的寺院土地，大部分落到新贵族手中。１７世纪初国王詹姆士一世出卖王领土地时，有一半为新贵族买去。１６２５～１６３４年的十年间全国出卖土地总值为２３万镑，

而新贵族仅仅１３３人就买到一半以上的土地。新贵族还投资到工商业，成为身兼工商业者的土地所有者。同时，新贵族也经常由商人来补充自己的队伍，很多大商人由于买到土地一变而为地主。他们从破产的封建贵族手中买到土地后，就出租给农业资本家，坐收资本主义地租，从而跻身于新贵族集团。新贵族所处的地位异常优越，他们和旧式封建贵族享受同样的特权及政治地位，而经济地位却比旧贵族为高。就是和工商业资产阶级比起来，新贵族也有很多优越的条件，因为他们本身多半担任地方官吏，可以利用特权及政治地位发展自己的经济。新贵族的地产事实上不是封建性的财产，而是资产阶级性的财产。他们的经济与工业资本主义互相适应，因而他们与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是一致的。而且由于有的新贵族兼营工商业，也由于新贵族不断由商人补充，所以新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便自然而然地建立了同盟。新贵族的国会议员在下院充当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在法院里以陪审员的身份袒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的联盟中，后者总是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新贵族也有其苦恼，这是因为他们受到骑士领有制的压抑。在英国，从中世纪以来一直保存着所谓骑士领有制，在这个制度下，英国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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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的土地都不算是他自己的私有财产。在法律上，国王是全国最高的土地所有者，全国土地都属于他所有，而地主贵族的土地则被认为是从国王那里领到的，因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是有条件的，他的领有土地，是以向国王履行一定的封建义务为前提的。最早，贵族地主为了履行封建义务，必须为国王服军役。从１２世纪以来，这个义务又为“盾牌钱”所代替，即由地主缴纳货币捐税，以代替服军役。除“盾牌钱”以外，地主还要负担各种贡赋，

其中有所谓“助钱”，这是地主的长子接受骑士衔、长女出嫁以及国王作战被俘时为了拿钱赎取而必须缴纳的。其次是继承税，亦即地主子嗣继承采邑时所应纳的税。以上总称为骑士捐。但是，使地主更难以忍受的是，在骑士领有制下面，在他们死后而子女尚未成人时，他们的土地要暂时归国王所派来的官吏管理。在管理期间，国王甚至干涉地主女儿的婚姻问题，如果当事人不愿受干涉的话，必须缴纳“婚姻费”，其数量也是不少的。子女成年时，

还必须向国王纳特别捐，然后才能领回土地。此外，在国王官吏管理土地期间，他们还任意侵吞地主财产。而且，在１６、１７世纪，国王还以最高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干涉地主的圈地，并且对圈地者处以罚金。１７世纪初，地主由于圈地而纳给国王的罚金，构成国王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总之，封建的骑士领有制到１７世纪已经与大部分的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存在条件处于尖锐的矛盾状态。新贵族的土地所有制在经济上并不是封建的，而是资产阶级的，但是在法律上，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却继续受到国王的限制，这对于他们的发展极为不利。因此，他们迫切要求废除骑士领有制，

以便把自己的封建财产变为无条件的资产阶级私有财产。

未参加圈地运动的封建贵族依旧经营古老的封建经济，靠剥削农民的封建地租而生活。他们中间还有不少人担任官职或国教教会僧侣。“价格革命”

的结果，他们的固定的地租收入减少了，因而他们的生活下降，负债累累者，

大有人在，因而变卖土地者，亦复不少。这些旧贵族虽然经济地位下降了，

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是统治阶级，他们的命运是与封建专制制度紧密地联在一起的。因此，他们和国教教会的僧侣一样，都是最反动的集团。

资产阶级包括农业资本家和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农业资本家有不少人是从自由持有农转化而来的，他们经营资本主义农场，使用雇佣工人。１６世纪的“价格革命”使他们发财了，所以他们在经济地位上，与新贵族相埒。

随着手工工场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的势力也有所抬头。但是在城市资产阶级中间势力最大的是大商人大金融家。大金融家很早就与宫廷发生关系，并且扮演了向国家放贷的高利贷者的角色。大商人也占有重要地位。１６世纪末及１７世纪初，英国专制政府实行贸易独占制度：在对外贸易方面，只有从政府领取特许状的贸易公司方能在指定地区进行独占贸易，一般商人不得插足其间。因此，参加独占贸易公司的大商人，个个发了大财。这样的大商人，

全国只有两百人左右。大独占贸易公司靠独占地位而任意高抬物价，因之经过这些公司从海外购买原料的手工工场也大吃其亏。在这个情况下，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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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商人及手工工场主都反对独占制度。

在农村，人口众多的仍是以公簿持有农为主的自耕农，他们负担着沉重的封建义务，因此他们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剥削制度，使自己的份地成为自己的真正的财产。在圈地中失去土地的农民流浪者，生活无着，到处靠乞讨为生，其艰难困苦，是一言难尽的。他们渴望收回失去的土地，并且使土地变为自己的财产。在资本主义农场中劳动的农业工人，其状况也并不好多少，

其工资甚为菲薄，远远落在粮食价格后面。在１５４０～１６４０年的１００年间，

小麦价格上升三倍，而工资只增加两倍。

在手工工场中工作的雇佣工人，也极度贫困，其工资收入远远不足以糊口。手工业作坊的工匠及学徒，在师傅的剥削下，也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城市劳动人民也备受专制国家的政治压迫，他们享受不到任何自由及权利，

他们也被剥夺了选举权，政府官吏及地方贵族可以任意欺凌他们。

残酷的剥削及地主的圈地行为，一再引起劳动人民的反抗。农民反对封建地主剥削的斗争，反对圈地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城市劳动者反抗富人的斗争以及反对专制政府的税吏和地方治安法官的斗争，也此伏彼起。

进入１７世纪以后，斗争有了新的、更大规模的发展。１６０７年５月，英国中部的农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圈地斗争，数千农民，自称为“平等派”，

手持镰刀和棍棒、叉子，动手拆毁栅栏，填平沟洫，夺回被圈的土地。他们坚决表示：“宁肯英勇地死去，也不愿缓慢地死于贫困。”附近的居民运来食物、工具，以支持他们的斗争。但是，这次运动遭到无情的镇压。到１７世纪２０年代，农民运动又勃然爆发，席卷了西部及南部各郡。到３０年代，

反圈地运动在东部诸郡也高涨起来，自称“沼泽派”的农民英勇地反抗地主圈占公共沼泽地的行为。

城市的反抗斗争也加强了。１６１７年，在伦敦爆发了手工业作坊学徒工运动，１６２２年，格罗斯特郡又发生失业工人的暴动，失业者成群结队闯进富人家中，夺走食物。１６３９～１６４０年在伦敦又出现了失业工人及贫民的示威运动。

（四）资产阶级新贵族与清教徒运动

和西欧其他国家一样，英国早先也是个天主教国家，到１６世纪也发生了宗教改革。不过，英国的宗教改革是在国王亨利八世手中完成的。在这次宗教改革中，亨利八世切断了英国教会与罗马天主教教皇的关系，并且在１５３４年宣布自己为英国教会的首脑，同时封闭了七百多所天主教寺院，没收了寺院的土地。经过宗教改革后的英国教会称为英吉利国教教会（简称国教教会），其教义、组织及仪式与原来的天主教教会无重大区别，仍保存了主教制及各级教会的土地财产。与天主教不同的只是在于它的最高领导权从罗马教皇转到英国国王手中罢了。诚然，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国教教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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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变化，有些地方接近大陆上的新教，但是仍旧保存了天主教的不少痕迹。

日益成长起来的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逐渐地感到英国国教不利于本身的发展。这是因为：第一，国教教会成了国王手中的工具，是巩固专制制度的支柱；第二，国教教会的僧侣奢侈放荡，残酷地剥削教徒，这显然影响了提倡节约的资产阶级积累资金及扩大工商业活动；第三，国教教会保存了许多天主教教会的仪式及习惯：斋戒、祈祷及礼拜等繁文缛节，这些东西对于终日忙碌的资产阶级说来，是浪费时光的。为了反对国教，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便借用了现成的加尔文教教义作为斗争的武器。这里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加尔文教教义颇适合资产阶级口味。加尔文教教义的中心内容是宿命论，它认为：有一种人是上帝的选民，注定要得到“拯救”，而另一种人则注定要永世受地狱之苦。第一种人不需要任何善行都能“得救”第二种人则任何善行都“拯救”不了，因为世上一切都由上帝预先安排好了，非人类的意志所能左右。加尔文教还认为人们不管做什么职业，必须在自己的事业上表现出成绩，证明他是上帝的选民。假如他是一个实业家，他的买卖做得越好越成功，就越容易成为选民。这样，受到中世纪天主教会束缚的资产者，

从此可以用上帝的名义，把他们自己认为是“世界使命”的商业活动神圣化了。第二，加尔文教又废除“偶像崇拜”的华美仪式及讨厌的教会勒索，取消荒诞的纪念日，这一切都有利于资产阶级。第三，加尔文教的组织比较民主，因而合乎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的要求。

英国加尔文教又称清教，这是由于加尔文教徒要求清除教会里的天主教残余而得名。清教最早出现于１６世纪６０年代。它一开始就以战斗姿态出现，

猛烈地攻击国教教会僧侣的道德“败坏”及生活“糜烂”，而提出“严肃”

的、“勤劳”的生活理想。实际上这是原始积累时代被理想化了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这样，资产阶级便不能发财。清教徒主张排除教会里的一切华美的装饰，如圣像、祭坛和花玻璃等。他们反对用祈祷书来祈祷，反对在提到基督时鞠躬，反对用十字架为受洗者祝福，反对在读福音书时起立。国教教会继续保持这些仪式，清教徒则宁愿在家中作礼拜。实质上，在清教徒“简化”、“廉价”的要求后面隐藏着追求利润及积累资本的欲望。清教徒通常身着黑袍，打扮朴素，与身穿华丽袍服的封建贵族及国教僧侣恰成鲜明的对比。他们不苟言笑，把跳舞、音乐及嬉游看作是恶魔的引诱和罪恶的根源。

到１７世纪上半期，虽然清教徒在英国居民中的数目日益增多，但是仍有不少居民信仰英国国教，而且在英国西北部还有不少天主教徒。但是清教教义最明显地表现了上升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清教徒宣传新的资产阶级道德和新的宗教的、政治的组织形式，他们在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团结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

不过，清教徒并不是清一色的，早在１６世纪末就发生分裂，分裂为长老会派和独立派。最富有的集团——大资产阶级上层新贵族——主张严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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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加尔文教会的形式改组国教教会，这些人被称为“长老会派”。他们要求长老（年长者）在教会中起主要作用，地方教会会议及中央教会会议应由长老组成，长老应当担当与天主教的主教差不多的角色，由他们督促信徒们奉行统一的教会仪式，并且严厉惩罚破坏教会纪律的人。长老会派认为长老不但应该在教会中保持领导地位，而且也应该在国家中起领导作用。独立派主张每个宗教团体都应该独立于国家政权及一切教会权力之外，信徒既不应该服从教皇和国王，也不应当服从长老及其宗教会议，他们提倡每一位信徒都享有宗教信仰上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当然是在加尔文教教义的基础上），

可以根据自己对于《圣经》的理解自由地“说教”和“预言”。与长老会派不同，独立派分成许多小教派，在组织上是涣散的。属于独立派的有中等资产阶级新贵族，也有部分农民和城市平民。

（五）英国专制制度与斯图亚特王朝统治的开始

早在１５世纪末，英国就开始形成专制制度，在专制制度下，国王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他凭借各种专制机构统治和压榨人民，并且以维护封建贵族的利益及封建剥削制度为己任。最重要的专制机构有枢密会议（枢密大臣是国王的左右手，协助国王统治国家）、星法院（是专门负责镇压叛乱贵族的机关）、高等法院（最初是压迫天主教徒的机关，后来变为迫害清教徒的工具）、国王裁判所（古老的司法机构）以及作为国王的精神统治机构的国教教会。国王不仅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而且也是大土地所有者。国王领地包括庄园、森林及狩猎园等，它们遍及全国各地。国王领地收入在１６１７年为８万镑，其面积之大，可以概见。

但是，专制主义在英国从未发展到法国那样强大的地步：第一，尚未形成庞大的官僚系统，在地方上还保留贵族的自治机关，地方各级行政人员都是地方贵族自己选出的，而不是由国王任命。第二，国王没有常备军，国家有事时只能临时召集民兵。第三，英国有国会，国会的存在是对王权的一个限制，而在法国，等级代表机关——“三级会议”早已停开了。英国国王没有经常的、固定的财政收入，平时国王及宫廷只能靠国王领地的地租及骑士捐维持生活。如有特殊的金钱需要，或者一旦发生战争，国王便不得不召集国会，要求国会同意他向臣民征收临时捐税。这就是为什么国会能够从中世纪以来在英国继续存在下来的原因。

英国国会分为上、下两院，上院议员是由国王任命的大贵族、高级僧侣及富人组成的。上院可以对下院通过的法律行使否决权，可以驳回下院所通过的不利于自己的法律。但是批准新税的权力却属于下院，如果下院不同意，国王是无权征收新税的。下院议员人数较多，议员的选举在各州及一些城市举行，每七年选举一次。在各州，只有乡绅及每年收入达４０先令的自由持有农方能享有选举权。乡绅在地方上势力很大，因此从地方上选进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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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多半出身乡绅。至于城市选举，则因地而异，有些城市从来就有选举权，有些城市则用金钱从国王那里买到选举权，更有些城市根本无权参加选举。大多数城市的选举操在富商大贾手中，因而当选的多是他们。这样，英国国会本身是颇不民主的，但是它却起了限制王权的作用。

英国专制主义在发展上大体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起于１５世纪末，迄于１６世纪下期，大体上相当于都铎王朝统治时期；第二阶段起于１６世纪末，迄于１７世纪革命的爆发，大部分是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在第一阶段，专制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特别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起了保护作用，因此得到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但是到第二阶段就不同了，一方面资产阶级特别是新贵族的财富日益增加，经济力量日益强大，他们不甘心受专制政府的任意支配，而开始进行反抗斗争（主要是通过国会），他们的目的便是夺取政权，以便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专制王权究竟是封建贵族专政的政权，君主是封建势力的最高代表和体现，他眼看资产阶级新贵族日益壮大，日益威胁封建统治，于是便开始镇压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反抗。因此，专制政府与资产阶级新贵族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占主要地位。这个斗争在斯图亚特王朝入主英国后便开始了。

１６０３年，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伊丽莎白女王逝世，由于无嗣，遵照女王遗嘱，苏格兰王詹姆士继承为英国国王，是为詹姆士一世。此后便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詹姆士一世虽然身兼苏格兰和英国国王，但这两个国家并未合并。詹姆士一世提倡“王权神授说”。他说：王权是上帝授予的，国王是上帝派到地上来统治人民的，因此国王的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臣民必须礼之若神明。国王既受命于上帝，则其不受地上法律的限制，

乃是理所当然的事。他又胡说什么“国王是法律的创立者，而非法律创造国王”。因此，国王是超然于法律之上的，他对待自己的行为只能向上帝负责，

人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王的命令。假如臣民认为国王滥用权力，他们只能祈求上帝开导国王，把他引到正确的道路上去。他还说：国会的权力也是从国王得来的，它的使命只能是向国王提出自己的愿望，而无权讨论国王的行动。“议论上帝……是渎神；议论君主……是叛乱。我不容许议论我的政权”。

詹姆士不但为专制主义暴政大造舆论，而且还加紧推行反动政策。他疯狂地迫害清教徒，在１６０４年的一次会议上公然威胁清教徒，表示要驱逐他们。同年，他还颁布命令，无条件地禁止非国教的任何教派组织的存在及活动。结果，许多清教徒由于在国内存身不下去，而逃往荷兰或北美。

除了宗教迫害之外，他还加紧搜刮人民。詹姆士的宫廷生活奢侈腐化，

弄得入不敷出，因此他不得不一再召开国会，要求国会同意他征收新税。１６１４年国会利用这个机会，要求他实行改革。因此他便解散了国会。此后，一连七年没有召开国会。在这个期间，詹姆士一世想尽一切手段增加自己的收入。１６１８年他开始实行国内独占制度：只有从政府买到独占特许权的企业公司才有权利贩卖某些商品，其中包括肥皂、植物油、煤、盐、纸、皮革、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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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等人民生活必需品。专卖商可以以原价的三倍出售这些商品。估计当时国王由于出卖独占特许权，每年可得七八万镑的收入。

但是，这样做，詹姆士一世还不满足，他又实行日用品采买优先制，宫廷的采买官可以在市场上任意以贬低的价格强购农民、小生产者及小商人的物品，然后以三倍的价钱抛售。他又异想天开地实行鬻卖爵位的办法，定男爵价格为１０００镑，子爵为１０，０００镑，伯爵为２０，０００镑。此外，他又令各州州长向居民强制借债。

詹姆士一世的这种无限制的搜刮政策，特别是独占制度及日用品采买优先制，严重地影响了广大人民的生活，因而民愤极大。

对内是这样倒行逆施，对外政策亦乖张失措，大大地损害了资产阶级利益。当时，英国海外贸易殖民事业的强大敌人是西班牙，因此英国资产阶级要求英国专制政府实行打击西班牙海上力量的政策。但是，詹姆士一世却对西班牙实行友好政策。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联合起来，有助于巩固自己对英国的专制统治。他的对外政策，引起英国资产阶级的极大不满。

（六）专制制度的危机与革命的成熟

１６２５年詹姆士一世身死，王子查理即位，是为查理一世。他和其父一样，

相信“王权神授说”，而刚愎轻浮，犹有过之。

他继续推行搜刮政策。他通过州长，向各州富人强制借债，但是遭到拒绝。于是凡拒绝贷款者，均被逮捕入狱。由于强制借债政策失败，查理一世乃在１６２８年召集国会，指望国会同意征收新税。这一届国会在资产阶级新贵族的领袖约翰・义律和约翰・皮姆等人的领导下，乘机向国王提出“权利请愿书”，要求国王采纳。在请愿书中列举了四点要求：第一，未经国会同意，不得强制向人民借债和征税；第二，除非依据法庭判决及国家法律，不得逮捕任何人或剥夺其财产；第三，不许按照战时法逮捕人；第四，在普通人民家中不得驻扎军队。同时国会答应拨出３５万镑作为国王接受请愿书的条件。查理一世经过考虑之后，才勉强接受了请愿书中的要求。

但是，这并没有缓和国王和国会之间的斗争。不久又发生了国王征收吨税与磅税的争端。吨税是对入口的酒类征收的入口税，磅税是对出口的羊毛等物品征收的出口税。过去，每逢新王即位时，国会就照例授权国王终身征收这两种税捐。但是这次查理一世即位后，国会只同意他征收一年，而国王则坚持要求终身征税权。由于英国每年进出口额甚大，这两种税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占国王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因此，查理一世不顾国会的决定，年复一年地派官征收这两种关税。

１６２９年秋，国会针对国王强行征税的做法，宣布交纳吨税及磅税的商人为“自由的叛徒”。查理一世恼羞成怒，下令解散国会，于是英国开始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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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统治时期达１１年之久。在这１１年中，查理一世肆无忌惮地推行反动的高压政策及搜刮政策。

大主教劳德在查理一世的指使下，厉行宗教压迫政策，迫害的对象不仅有独立派，而且也有长老会派。镇压机器开动了，星法院和高等法院不断逮捕清教徒，在审问时施加种种非刑拷打。１６３０年苏格兰人雷顿由于著书攻击主教制而被捕，不但被处以１万镑罚金，而且惨遭毒打，被割掉耳朵后，判处终身监禁。１６３７年，长老会派分子普林尼等三人被捕，也处以终身监禁，

罪名是他们诽谤大主教。

在这个期间，反动政策特别表现在财政方面，查理一世不但继续征收吨税及磅税，而且还想出各种花样翻新的办法来搜刮全国居民。英国国王拥有大片大片的森林领地，而且靠近国王森林领地的民间土地又常常被国王官吏划入王领森林范围之内。１６３４年，查理一世突然下令勘查国王森林地界，并且规定：无论何人，凡其土地“侵犯”国王森林地界者，必须交出罚金。这种讹诈政策使得许多地主被罚，从而给专制政府带来数万镑的收入。１６３０～

１６３４年间，国王又以全国最高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向圈地者课以罚款。实际上，专制政府并不想认真禁止圈地，只不过借此机会向圈地的地主们进行勒索而已。政府又恢复了古老的船税，这个措施不但损害了地主的利益，而且也大大地加重了城市广大居民的经济负担。原来早在诺尔曼时代，英国海岸频遭海盗侵袭，为了防备海盗，政府曾向沿海居民征用船只。实际上，这种征用船只的办法后来久已不采用了。但是，查理一世在１６３４年借口英国海岸有被袭击的危险，颁布了“船税令”，在沿海诸州征收船税。１６３６～１６３７年，这个法令又推行到内地诸州，要求全体居民都必须交纳船税。

这个法令遭到许多人的反抗，如白金汉州的富户约翰・汉普登就带头拒绝交纳船税，尽管他应该交纳的船税不过２０先令。

更严重的是，查理一世无限制地推行工商业独占制度。在１６２９年至１６４０年间，英国许多消费品的生产及出卖的独占权都被交给一些大商人、大企业公司，国王在授予独占权时，获得了大量金钱。被划人独占的消费品种类极为广泛，其中包括肥皂、盐、铁、煤、砖、玻璃、皮革、淀粉、火药、麻布、

染料、钮扣、酒、啤酒、油脂、针和别针等差不多所有的日常用品。

实行无限制的独占政策，其影响所及，至为广泛。正常的工商业开始停滞，消费品价格腾踊，失业人数遽增。煤的独占，不但直接影响煤的生产，

而且还间接地影响了利用煤为燃料的其他生产部门。如冶金工业便由于煤价高涨而形衰退。没有得到专卖权的企业家便只好歇业或解雇工人，这就造成工人失业及挨饿。一部分资产阶级感到生意前途暗淡，而不得不携带资本移往国外，主要是荷兰。另外则有不少信仰清教的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及农民迁往美洲。留在国内的广大居民都感到生活的道路被堵死了，为了自己的前途，只有与专制政府进行坚决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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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１６４０到１６４９年革命

（一）长期国会与内战的爆发

１６３７年，苏格兰发生了起义。这次起义，是国王在苏格兰实行的暴政所引起的。到１６３９年，苏格兰起义者的队伍已进入英国北部边境。为了镇压苏格兰起义，必须拨出大量款项以充军费，必须要求国会同意征收新税。因此，查理一世不得不在１６４０年４月召集新的国会。但是新国会中的新贵族代表猛烈地抨击国王的暴政。查理一世在一怒之下，解散了国会。这一届国会一共只存在三个星期，所以历史上称之为“短期国会”。对于国王的这一专横行为，资产阶级新贵族束手无策，因为他们既没有组织起来，也没有武装力量。然而这时劳动人民的自发的运动却给予国王专制政府有力的回击。

当国会被解散的消息传出之后，群众的愤怒爆发了。伦敦及其郊区的下层劳动人民，如帮工、学徒、水手及脚夫等接连不断地举行大规模示威，抗议国王解散国会，还要求惩办国王的帮凶——大主教劳德，并冲进他的住宅。还有１万名市民要求召开新的国会。而且到这一年８月，苏格兰起义军又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在内外夹攻之下，国王又不得不硬着头皮下令选举新的国会。１１月３日，新国会召开了，这一届国会存在了１３年之久，所以史称“长期国会”。长期国会的召开是革命的开始。

长期国会的大多数议员是贵族。不仅上院全体议员（１２３个世俗贵族和２６个僧侣贵族）都是大贵族，而且在５００多个下院议员中，有１８０余议员是骑士，约有８０个是子爵或从男爵，另有１７０多人也都是绅士。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直接代表只有７０人左右。资产阶级议员只是后来经过补选才有所增多。在补选中，甚至有一些富裕的自由农民也进入了国会。国会的阶级成分决定了国会的政治态度，大多数议员倾向妥协，他们至多要求限制国王权力及实行某些温和的改革。只有以皮姆为首的少数议员态度比较坚决，主张实行更彻底的改革。

国会开幕后不久，皮姆就提议对国王宠臣斯特拉福进行审判，理由是他应对近年来的一系列暴政负主要责任。这实际上是向国王政府的公开挑战。

然而在一些保守的议员的百般阻挠下，这个建议迟迟未获采纳。群众对此甚为愤慨，他们来到国会前举行示威。也有成千上万的市民签名向国会提出请愿书，要求将斯特拉福作为“臭名昭著的罪犯”处以死刑。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下院以２０４票对５９票通过关于判处斯特拉福死刑的决议。然而上院却拒绝批准这个决议。伦敦群众得知后，不胜愤慨，他们人山人海武装起来跑到西敏寺院（国会所在地），一连两天冲击和包围国会，一再高呼“制裁！

制裁！”的口号，并且责骂那些反对处死斯特拉福的人为“祖国的叛徒”。

５月８日，上院在群众的一片口号声中以３７票对１１票通过了判处死刑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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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查理一世硬是不肯批准这个决议，他曾向斯特拉福一再表示，他的

“生命、荣誉和财产都不会被牺牲”。群众对国王包庇自己的宠臣的行为非常气愤。５月９日，大批群众涌向王宫前面。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查理一世只好签署了斯特拉福的死刑决议。５月１２日对斯特拉福行刑时，聚观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这充分反映了人民对他的仇恨。

在１６４０年１２月到１６４２年初，国会在与专制政府的斗争中还取得一系列其他胜利。１６４０年１２月，下院在一项特别决议里宣布征收船税为非法。

１６４１年２月，国会通过一项法案，限制了国王干涉国会的权力，规定：一届国会解散后到下一届国会召开前，间隔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国会在开始工作后未满５０天以前，未经国会本身的同意，不能解散国会或者中断它的会议。５月１０日，国王被迫批准了这个法案。６月，国王又被迫下“罪己诏”，

谴责了自己过去实施的税收政策，批准了关于任何补助金、关税和他种税（包括船税在内）未经国会同意不得征收的法案。另外，在这一年７月，查理一世又被迫取消星法院、高等法院等暴政机关。８月，他又不得不取消国内工商业独占制度。

国会取得这些胜利，也是伦敦广大群众积极支持的结果。大主教劳德的话就是证明，他说：“每当下院有什么议案将要提出，并且认为上院会坚决拒绝或国王不会同意的时候，渐渐地暴民们就会来到国会，高声喊出他们所要提出的这个或那个要求……”但是，人民运动的发展，使得长期国会的许多议员感到畏惧，他们的这种畏惧很明显地表现在他们对于“根枝法案”的态度上。

早在１６４０年１２月１１日就有１５，０００人签名的请愿书被提交给国会，

在请愿书上列举了高级僧侣的许多渎职行为，要求把主教，主持牧师及教士大会等“连根带枝”一齐废除。因此，国会不得不讨论这个问题，并且在１６４１年５月提出了关于废除主教职位的“根枝法案”。这个法案刚一提出，就遭到许多议员的攻击。反对者的动机，从一些人的发言中可以窥见。议员瓦勒说他之所以反对这个法案，是因为主教制可以充当防御人民的外围堡垒，如果人民“用举手及递交请愿书的方式就可以在宗教事务上取得平等，那末随之而来的将是要求土地法以及在世俗事务上的平等”。该法案虽然在下院获得通过（只是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但是被上院拒绝了。

也正是由于恐惧人民运动，所以国会有越来越多的议员倾向于与王党妥协，他们之反对“大抗议”，就说明了这一点。１６４１年１０月２０日，长期国会开始讨论“大抗议”。“大抗议”是国会与专制主义斗争的最重要文献，

其中揭露了国王政府的暴政，提出了一些重大的政策要求：实现工商业活动的自由，高级政府官员及大臣只能从“国会有根据相信”的人们中间任命，

而且建立大臣对国会的负责制等等。但是，在讨论时，许多议员认为这些要求过分了，他们特别反对大臣对国会的负责制。１１月２２日表决时，只是以１１票的多数（１５９票对１４８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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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抗议”被提交给国王时，他不但拒绝批准，而且还在１６４２年１月３日以叛国的罪名要求国会交出一贯表现激进的皮姆、汉普顿、赫塞里格、

霍里斯和斯特罗德等五位议员。然而国会不肯交出，于是国王便在１月５日亲自带领大批军队来到国会，想逮捕这些议员。其实，皮姆等人得到消息后，

早已逃到商业区躲避起来。商业区的数千名手工业者和平民武装起来，保护了皮姆等人。一周以后，伦敦市及南渥克的脚夫和水手组成的队伍簇拥着皮姆等五个人，沿途高呼“保卫国会，保卫王国”的口号，把他们护送到国会下院。这时，伦敦附近的白金汉郡和肯特郡的农民也结成队伍开到伦敦。劳动人民实际上已经控制了伦敦。

查理一世深知伦敦对自己不利，于是便决定离开伦敦到北方去，因为北方是旧封建势力盘根错节的地区，这里的封建贵族会全力支持国王的。１月１０日查理一世从伦敦启程来到了北方的约克城。到达北方后，查理一世便在封建贵族的帮助下加紧组织军队，积极准备内战。当地的封建贵族纷纷捐献财产，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参加军队的组织训练工作。

这时的国会也开始了军事上的准备。７月１２日，国会通过决议，成立了国会军队。

８月，查理一世认为军事准备已经充分，便悍然向国会宣战。９月２８日，

国王军队与国会军队在瓦塞斯特附近发生了战斗，内战就这样爆发了。为了挽救自己摇摇欲坠的政权，国王终于首先诉诸暴力。

（二）第一次内战

内战爆发后，全国立刻分为两大阵营：以国王为首的保王党阵营与以国会为首的革命阵营。从地理上讲，属于保王党阵营的是落后的西北部农业地区，属于革命阵营的是富庶的、工商业及农业发达的东南地区。从阶级关系来说，站在革命阵营方面的是资产阶级、新贵族、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及一切劳动大众，苏格兰起义者也加入革命阵营。领导革命阵营的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而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新贵族，因为新贵族不但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而且由于本身是贵族，长期享有政治特权，所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及能力。站在保王党方面的是旧的封建贵族及国教教会的僧侣。这两个阵营的力量对比是显然有利于革命阵营的，因为它拥有许多重要港口及舰队，这就保证国会军队在海上的优势，并且使它有可能切断国王军队与外部的联系。

而且国会方面更有取之不尽的财政来源，因为重要的工商业都市都在国会的控制之下，国会随时可以从伦敦的大商人及银行家那里取得贷款。国会也不愁没有巨额税收充作军费，因为东南地区有发达的工商业。革命阵营还有充足的粮食供应，因为东南地区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农业。相反地，保王党阵营在财政上只能依靠封建贵族的临时捐助，所以是很不可靠的，它的经济力量也非常薄弱，因为它所控制的西北地区的工商业及农业都极为落后。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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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力方面，国会方面有广大人民的支持，他们是为正义的革命事业而战的，因而可以发挥无穷无尽的战斗力。而保王党阵营没有群众基础，支持它的只是没落的封建贵族。

优势虽然是在革命阵营方面，但是革命阵营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领导革命阵营的是长老会派（长老会派控制了国会），军事指挥者也都是长老会派军官，而长老会派领导集团在内战中所执行的是一条保守的军事路线，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他们不敢发动人民群众参加反对国王的战争，而主要依靠雇佣兵作战，这样一来就严重地削弱了革命阵营的战斗力。第二，指挥军队的长老会派时时刻刻不忘与国王妥协，所以在战场上一贯采取消极等待的态度，而不肯大胆进攻。比如在国王北上后和内战开始之前，国会议员皮姆曾主张在国王凑足兵力之前，率军北上，直捣国王的老巢，

一举而扑灭国王的势力，但是长老会派拒绝了这个建议，结果坐使国王军事力量增强，因而造成战争拖延的局面。再比如在战争开始后，指挥军队的长老会派军官艾塞克斯在战场上按兵不动，迟迟不肯指挥军队前进。１６４２年１０月，在牛津附近打败了国王军队后，本应乘胜追击敌人，但是艾塞克斯突然下令退兵，结果使敌人转败为胜。

长老会派之所以执行保守的军事路线，是因为它代表上层有产阶级的利益，最害怕人民，生怕人民参加革命战争，有朝一日会侵犯自己的财产，从而他们总是希望与国王势力妥协，以便共同对付人民的革命力量。

长老会派的保守的军事路线给革命战争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所以战局越来越不利于革命阵营，到１６４３年秋，国王军队占领了东南地区的大部分地方，全国有四分之三的土地落到国王军队的铁蹄之下。

当国会中的长老会派上层领导把内战步步引向失败的绝路上的时候，农民群众的自发的反封建斗争汹涌澎湃地发展起来。内战开始后不久，有的农民就说：“贵族们当我们的主人已经很久了。现在该我们去当一当他们的主人了。”许多地区农民拿起武器与地主展开斗争。

但是，农民运动中规模最大的是西南各郡发生的“棒民”运动。“棒民”

运动采取的是“中间”道路，既反对封建王党，也反对国会。“棒民”大约有十万人，基本群众是农民，但是领导力量却比较复杂，除农民外，还有教士、贵族、军官、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等。“棒民”自称他们的目的便是联防互保，以保卫自己的“自由和财产”，使其免受“一切掠夺者和其他非法暴力的侵犯”。但总的说来，“棒民”对王党更为敌视，他们之所以举起“中间”道路的旗帜，主要是由于他们对国会的政策不满。“棒民”运动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打击了当地的封建贵族和王党的气焰，保卫了农民的利益，而且也在于它在客观上促进国会的军事改革，因为如果战争继续沿着失败的道路发展下去，农民运动将会进一步扩大，在长期国会看来，为了制止农民运动的发展，就必须扭转战局，而为了扭转战局，就必须实行军事改革。

当然，促进国会实行军事改革的更重要的原因是战争的失败本身。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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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战争败衄，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命运和前途将不堪设想。于是，最关切这两大新兴阶级的切身利益的独立派首先提出军队改组的要求。在独立派的压力下，国会在１６４５年初决定改组军队，通过了“自抑法”。根据“自抑法”，

凡身兼议员的军官均应辞去军官职务。于是，艾塞克斯、曼切斯特和瓦勒等昏庸怯懦的长老会派军事领导人都离开军队，军队的指挥权落到以奥立佛・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分子手中。

克伦威尔于１５９９年出生在亨丁顿郡的一个乡绅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化了的新贵族。克伦威尔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后来又一度在伦敦攻读法律，从伦敦返故里后，一心一意经营牧场和管理土地。但是由于一个时期农产品价格猛跌，他的家几乎濒于破产，卖掉了很多土地及房产。

此后，他就变为小地主了，财产收入勉强够维持生计。

１６４０年克伦威尔当选为长期国会议员，１６４１年他积极参加“大抗议”

的草拟工作，这时，他的卓越的政治才能已见知于当世。不过，在国王及宫廷大臣眼中，他的威望要比其他政治领袖小得多。

内战开始后，具有远见卓识的克伦威尔深知：为了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必须利用人民的力量。因此他在战斗开始后，就装备了一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小商人组成的队伍参加战斗。这是一支新型的骑兵队伍，纪律严明，

英勇善战，而且每个士兵都浸透着革命意识，满怀着对于封建专制制度的仇恨，因而他的队伍转战各地，屡次获胜，有“勇士军”之称^１。１６４４年７月２日，克伦威尔的骑兵在马斯顿草原战役中，击溃了保王党骑兵，取得了内战以来第一次大捷。

在担任了指挥全军的重要职务后，克伦威尔便以“勇士军”为榜样改组军队，改组后的军队称“新模范军”。“新模范军”不但有严格的纪律，而且实行民主，大胆提拔出身下层人民的士兵为军官。如佛克斯上校是铜匠出身，普莱德上校是车夫出身。因而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克伦威尔还彻底改变了过去的战略方针。过去长老会派军官根本不想打败敌人，因而毫无作战计划，处处陷于被动地位。克伦威尔采取了大胆进攻的战略，并且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实际上这意味着克伦威尔执行了正确的革命的军事路线。

军事改革后不久，战局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１６４５年６月，国会军在纳斯比附近取得了大捷，几乎全部歼灭了敌军，并且俘虏５０００人。此后，

战局急转直下，到１６４６年７月，内战终于以革命阵营的胜利而结束。国王查理一世也成为阶下囚。

（三）反对长老会派的斗争

１６４６年第一次内战结束后，英国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革命

1 ①勇士军的原文为“ironside”。过去译为“铁骑军”，不甚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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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营与保王党阵营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决，而革命阵营内部各阶级之间的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斗争的中心问题，已不再是如何推翻封建专制制度，而是如何巩固已取得的革命成果并且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革命阵营内代表不同阶级的各个政治派别，都有自己的打算和主张，并且彼此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个斗争不仅对英国革命的发展和结局，而且对以后很长时期英国历史发展，都发生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个斗争首先是长期国会的政策引起的。

１６４０年１１月长期国会召开后，它越来越发挥政权机关的作用。内战爆发后，它成了最高政权机关。长期国会的议员成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内战一开始，国会中的保王党议员就离开国会，投到保王党阵营，于是长老会派和独立派在国会里占绝对的优势。到１６４５年新模范军建立时，根据“自抑法”，在军队里担任军官的长老会派议员放弃了军职，把力量集中在国会里，

此后国会就成了长老会派手中控制的工具。国会长老会派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政权，竭力维护他们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的利益，实行了一系列损害人民利益的政策和措施。

（１）宗教政策。在人民的压力下，早在１６４２年２月，长期国会就已经把国会里的主教都赶走了，接着又禁止僧侣干涉世俗事务，到１６４６年终于废除了主教制。英国国教教会也被取消了，长老会得到官方的承认。但是长老会开始干涉公民事务，并且要求全国人民一律遵奉长老会的信条。这样一来，和革命前一样，人民还是享受不到信仰自由。长期国会也剥夺了人民的言论自由。１６４３年长期国会下令实行书刊的预先检查制度，禁止出版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著作及报纸。这实际上就是限制了人民表达不满情绪的自由。

（２）加重了人民的赋税负担。本来在内战年月里，由于受到国王军队的蹂躏，人民的生活陷于困难的境地。资产阶级新贵族控制下的国会不但不采取任何措施去减轻人民的苦难，反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１６４３年７月在皮姆的建议下开始征收国产税，亦即对消费品征收的间接税。最初它只是一种临时措施，以三年为限。可是后来一直没有废除。最初只向奢侈品征税，但是后来到１６４４年１月，肉类、盐、兔子、鸽子等也被列入被征税的项目之内。到１６４７年，政府每年所征收的间接税平均达４００万镑。国产税的征收引起物价飞腾，因而大大增加了劳动人民的负担。

（３）长期国会保留了教会什一税。和欧洲天主教国家一样，英国国教教会也向农民征收什一税。农民许久以来就被这个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长期国会的大多数议员反对废除什一税，因为英国宗教改革后，许多世俗封建主取得征收什一税的权利。在革命时期，由于出卖主教土地，享有征收什一税的权利的世俗地主人数更为增加。结果，什一税被保存下来了。

（４）实行反农民的土地法。在革命当中，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让农民所耕种的土地成为他们自己的财产。但是长期国会所实行的土地立法，不但没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反而大大损害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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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而使新贵族得到好处。土地立法主要有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１６４６年长期国会通过了废除骑士领有制的法律，取消了贵族地主对于国王的封建从属关系，从而使贵族地主的土地变为他们的真正财产。地主此后不要再向国王政府纳骑士捐了，在土地问题上再也不受国王政府的干涉了，进行圈地时也不用向国王缴纳罚金了。但是这个立法给英国广大农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在实施这项立法之后，贵族地主可以毫无阻碍地进行圈地，因而圈地运动比革命前大大加速，到１８世纪下期，即革命后１００年内，圈地运动基本上完成了，英国的独立农民阶级终于全部消灭了。土地立法的第二个内容是：长期国会在内战期间没收了国王、保王党人及国教教会的土地。在内战期间及战争结束后，又把这些没收来的土地分期分批拍卖了。结果，这些土地都落到大资产阶级新贵族手中。相反地，农民并没有得到土地，他们继续处在被剥削的地位。这样，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领导这次革命的是资产阶级新贵族的联盟，新贵族是农民的直接敌人，他们当然不肯以有利于农民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

长期国会所实行的这些反人民的政策和措施，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和愤慨。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手工业者、小商人及富裕农民，即城乡小资产阶级。

在第一次内战结束后不久，他们就发动了一个强大的运动——平等派运动。

他们愤怒地抨击了长期国会的倒行逆施。并且提出了下列要求：解散长期国会，实行普选制，并且在普选制原则的基础上选出新的国会。平等派的领袖有约翰・李尔本、理查德・欧佛顿、威廉・渥尔文等人。李尔本本来是小地主的幼子，在１２岁时就被送到伦敦去当学徒。在内战期间他积极参加革命战争，并且由于勇敢善战而累迁至上校地位。他早在１６４５年就开始发表民主言论，提出了国家最高权力应该属于人民的主张。他认为国会的活动应当以人民的幸福为依归。他反对上院的存在，他说上院和国王一样，都不是人民选出的，只有为人民所选出的下院才能代表人民。他也反对君主制，主张取消国王。他指出：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应该比别人享受更优越的地位。因此他反对封建特权。在１６４５～１６４６年间，他又提出了取消独占制及减轻“贫民及中等人”的税务负担等要求。欧佛顿和渥尔文也大胆地宣传人民主权思想，强调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要求废除君主制。总之平等派要求建立一个没有国王没有上院的、每个成年男子都能参加选举的、一院制国会的民主共和国。因此，平等派运动在本质上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是一个最革命的人民运动，因而博得城乡广大贫民的拥护，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最重要的是它得到了国会军队的广大士兵的强烈支持，士兵们纷纷加入平等派运动。士兵就是穿军服的劳动人民，因而平等派运动发展为一个群众性的、武装的人民运动。

这样，在第一次内战结束后，在英国出现三个政治派别：除了长老会派及独立派之外，又出现代表城乡小资产阶级利益和部分劳动群众利益的平等派。长老会派控制着国会，因而掌握全国政权。他们在政治上力图保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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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革命进一步发展，并且屡次与国王谈判，希望保留君主制度，以期他们的阶级利益得到更可靠的保障。军队的指挥权掌握在独立派军官手中。独立派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中等新贵族两大集团的利益。第一次内战结束后，这两大集团的阶级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在政治上，长老会派控制了长期国会，

独立派被排斥在统治圈外；在经济上，对外贸易独占制仍未取消，中等工商业者的经济活动受到压抑；在宗教上，长老会教义成为全国必须信奉的教义，独立派的宗教活动及思想言论受到限制。因此，独立派对现状颇为不满，

准备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军队，与长老会派控制下的国会作斗争。但是他们也害怕平等派运动会侵犯本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们有时又企图勾结国王和长老会派，共同镇压平等派及人民运动。

按理说，当时掌握国家最高政权的长老会派应该考虑解决摆在革命阵营面前最迫切的问题：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体制，如何满足各革命阶级在革命中所提出的要求，以及如何处置被俘的国王等问题。但是长老会派不但不考虑这类问题，反而把矛头直接指向在内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军队。这是因为长老会派看到军队已成为中、下层势力的大本营，士兵已经成为平等派的同义语，深深感到自己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于是，１６４７年３月，国会便以减轻人民赋税负担为借口，决议解散军队，妄图借此打击平等派。这个决议在军队中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士兵们在平等派的领导下，拒绝解散。李尔本猛烈抨击国会中的长老会派，指出他们比大宪章颁布以来任何一个君主更为残暴。他说：现在人民别无选择，只有用武力把这些暴君连根铲除。１６４７年４月末５月初，许多连队的士兵在李尔本等平等派的帮助下选出了自己的代表——鼓动员，并且组成了“鼓动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一建立，就成了团结和领导士兵的核心，同时也成为联系军队里的士兵与军队外的平等派的纽带。这样，以军队内的士兵为基干的民主力量开始形成，这个民主力量不但直接与国会里的长老会派对抗，而且大有摆脱独立派军官的控制之势。

不久，军队里有人听说长老会派加紧了同国王的勾结，为了防止长老会派的阴谋得逞，１６４７年６月初，骑兵掌旗官乔埃斯率领骑兵５００人到囚禁国王的赫姆比城堡把国王劫持过来，押到军队驻地——纽马凯附近。

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军官们在高涨着的士兵运动面前，必须选择自己的道路：或者和广大士兵一道与长老会派国会作斗争，或者由于害怕民主势力的发展而站到长老会派国会方面和它共同镇压士兵。最初他们犹豫不决，抱观望态度。士兵对此颇有反感，士兵鼓动员公开警告克伦威尔说：如果他不立刻前来领导他们的话，他们将不顾他而独自前进了。于是克伦威尔不得不表示愿意站到士兵这一方面来。当时克伦威尔之所以决定采取这个态度，是由于他看到选择和长老会派合作的道路，等于独立派军官的自杀，因为军队是他与长老会派进行斗争的支柱，相反地选择与士兵合作的道路，既可以依靠士兵的支持去推翻长老会派的统治，又可以保持自己对士兵的领导权，并且有机会控制士兵的越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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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派与平等派合作的标志，便是成立“全军会议”，这是１６４７年６月５日在克伦威尔的建议下成立的。会议由军队的所有的高级将领和每团两个军官代表、两个士兵代表（鼓动员）组成，作为代表全军讨论重大问题的机构。在会议中，高级军官人数比士兵代表多，克伦威尔想借此去控制士兵的行动。而李尔本等平等派却天真地相信士兵代表可以在会议中与军官代表分庭抗礼，以平等地位讨论国家大事。可以说：以前成立鼓动员委员会是士兵摆脱独立派高级军官的控制的重要契机，而现在成立“全军会议”则又使平等派士兵落到高级军官的控制之下了。这是平等派一大失策。

６月５日，全军会议通过了“庄严协约”，表明军官和士兵同心协力反抗国会关于解散军队的决议。６月１４日会议又通过“军队的宣言”，宣布军队负有保卫人民自由的使命，并且要求解散现有的长期国会而召开新的国会，改革现存的选举制度，三年改选一次国会，实现请愿自由及出版自由等等。宣言也阐明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同时还从理论上说明士兵——身穿军服的农民、手工业者——有权过问国家大事。从表面上看，这个文件贯串了平等派的思想，从而这个文件的发表似乎是平等派原则主张的胜利，但实际上这不过是独立派高级军官的一种策略，他们暂时在理论上让步，用来赚取平等派士兵在组织上的服从。

在发表“军队的宣言”之后，广大士兵强烈地要求军队开进伦敦，对国会长老会派采取行动。然而克伦威尔对于这个要求一再推搪，他害怕军队到了首都以后士兵的声势进一步增长，更难以驾驭。但是未几长老会派议员在伦敦掀起反对独立派的骚乱（７月２６、２７日）。这样，克伦威尔再也无法抑制士兵的要求，于是决定向伦敦进军。军队在进军途中到处受到群众的欢迎，８月６日清晨浩浩荡荡进入伦敦。在进入首都后，军队首先平定了长老会派所掀起的骚乱，然后清洗了长期国会中的１１名长老会派首要分子。独立派开始控制了长期国会。

这样，国会同军队的斗争，长老会派同独立派的斗争，就以军队和独立派的胜利而告结束。此后，独立派与平等派之间的斗争开始占首要地位。

（四）平等派与独立派的斗争

早在８月１日独立派军官就以全军的名义发表了一个政治纲领：“军队建议纲目”，其主要内容有：第一，解散长期国会，另选出新国会，但惟有纳直接税者方能参加选举。这无异剥夺了劳动人民的选举权，用意无非是保证资产阶级新贵族的政治统治。第二，保留君主制及上院，但要限制国王的权力：由国会产生的国务会议向国会负责，而不向国王负责，国务会议有宣战、媾和和外交大权。８月末，独立派军官便以这个文件为基础与国王谈判，

但是国王对于限制王权这一点很不满意，所以谈判失败了。

独立派与国王的勾结，引起了广大士兵的愤慨，他们猛烈地抨击独立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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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他们也反对“军队建议纲目”，并且在１０月１５日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军队事业”，到１０月下旬又提出更为激烈的纲领草案：

“人民公约”。这两个文件内容要点如下：第一，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

第二，解散长期国会，按普选制原则选出新国会，凡年满２１岁及以上者均有选举权，只有保王党人例外；选区按人口比例重新分配。第三，取消上院，

成立一院制国会，国会享有立法大权，有对外宣战及决定对外政策的权力，

也有任免官吏的权力。下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不受任何个人或团体的干涉”。第四，任何权力机构都不能干涉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也不能强迫人民服兵役从事战争。第五，所有的人，不论其官职、财产、地位、出身的不同，都一律服从统一的法律。第六，取消对外贸易的独占制度，废除日用品的国产税。第七，停止圈地，把以前夺取的公社土地归还给农民，取消什一税。一句话，平等派士兵在这里勾画出一幅反映城乡劳动人民渴望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蓝图。诚然，纲领中也有不足之处，比如它没有要求改善农村中人口众多的公簿持有农的地位。但是它在１７世纪中叶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政治纲领，对于鼓动群众斗争，推动革命深入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样，到１６４７年下半年，独立派和平等派提出截然不同的纲领，从而形成相持不下的对立局面。为了打开这个僵局，１０月末１１月初在伦敦郊区帕特尼举行了军队会议。在会上，唇枪舌剑，辩论得极其激烈。参加辩论的，

独立派有克伦威尔和爱尔顿，平等派有雷因波洛上校、塞克斯比及军队外的平等派威尔德曼和配第。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国家政权形式和普选权。平等派在发言中一致要求消灭君主制，认为君主制是与自然权利学说及人民主权论格格不入的。独立派则主张保留受限制的王权，他们认为取消君主制将是一个可怕的跳跃，将导致国家的崩溃。爱尔顿说国王及上院的权力“是地上最合法的”，是由于人们之间订立契约的结果而产生的。双方锋芒相对，各不相让。

在讨论普选权问题时，独立派坚决反对普选权。爱尔顿声称：“我想，

为一切人所共有的权利是不存在的。我认为除了与这个王国经常有利害关系的人以外，任何人都没有决定王国事务的权利，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选举应该决定用什么法律来管理我们的人。正是这样的人凑在一起，实质上代表王国，从而应该选举代表。”爱尔顿所指的“经常与王国有利害关系”的人，

实际上就是有财产的地主及工商业者。爱尔顿甚至不承认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他对人民抱鄙视的态度，他甚至狂妄地声称人民群众仅仅有权利享受“空气和地面上的生存空间”。他的观点遭到配第的有力反驳。配第说：“我们认为没有丧失出生权利的一切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选举权”。爱尔顿又以私有财产的捍卫者的姿态发言道：承认选举权的平等，结果将使财产受到侵犯，为了确保财产不受侵犯，就应该由土地所有者、商人、手工工场主来管理国家。独立派的另一个代表里乞说：不关心保存财产的人们的数目，比有产者的数目多五倍，如果前者享有选举权的话，他们选出的代表会轻而易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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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制定消灭财产的法律。为了反驳独立派的这个论点，平等派在会上一般地都否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而且配第还说：实行普选权不但不会造成财产的消灭，而且还有助于私有财产的保存。平等派雷因波洛痛陈剥夺人民的选举权的害处，他指出：剥夺大多数人民参加投票的权利，将造成英国的暴虐统治，其专横跋扈将不减于过去的专制王权。他还说：决定一个人是否有投票权不是财产而是理智。否定一个人的投票权，就是否定他运用他的理智的权利。他还引用自然权利学说及主权在民的思想为普选权辩护。塞克斯比主张一切英国人都参加选举，而不应以财产多少为转移，他断然反对剥夺贫民的选举权。

双方各执己见，相持不下。

１１月５日，趁克伦威尔缺席的机会，军队会议在平等派的坚持下通过了召开全军大会来表决是否接受“人民公约”的决定。

为了破坏平等派的计划，高级军官下令军队分为三个部分，分期分别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举行军事检阅，为的是避免平等派利用全军大会达到表决

“人民公约”的目的。平等派又决定利用军事检阅的机会举行武装示威，强迫高级军官接受“人民公约”。

本来军事统帅部只指定七个团队在威尔集会接受检阅，平等派却发动了另外两个团队来参加。这九个团队的士兵都在帽子上贴着“人民公约”全文。

１１月１５日，当费尔法克斯、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出现在检阅场时，平等派下级军官雷因波洛便从团队中走出来，准备把“人民公约”交给费尔法克斯，

但是被克伦威尔部下的军官推开了，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对每个团队都讲了话，号召士兵们服从命令把“人民公约”拿掉，并且要求他们在关于服从长官命令的誓词上签名。在听完讲话之后，原来的七个团队服从了总司令的命令，在誓词上签了名，并且自动取下了“人民公约”，但是另外两个团队的士兵却拒绝这样做。不过，他们只是消极地不服从，而没有积极行动起来。

克伦威尔为了防止士兵转入行动，便决定采取威吓手段，他突然拔出剑来闯到士兵队伍中间，严厉命令他们抛掉帽子上的“人民公约”，他自己还动手去撕，并且当场逮捕１４名平等派积极分子，就地组成军事法庭把其中三名士兵判处死刑。其中一个人（阿诺尔德）当场处决，另外两个人后来被减刑。

如英国历史家迦狄诺所说，克伦威尔的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使叛乱军队的秩序重新恢复起来”。

因此，平等派士兵与独立派军官之间的斗争，就以独立派的胜利而告终。平等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即独立的组织和领导权。他们只知高唱民主原则，而忽视了现实的权力，在组织和领导权问题上任凭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的摆布。高级军官们虽然在争论原则问题时，有时也有些让步的表现，但是在领导权问题上寸步不让。当克伦威尔一步一步地把平等派从领导机构中排挤出去之后，就运用这个领导地位的权威，把平等派运动淹没在血泊之中。本来平等派在１６４７年成立鼓动员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