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柏大師與東林黨人
戴繼誠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犯罪學系講師
提要：作為晚明經世運動的兩支重要力量，以紫柏為代表的即佛法而救世法的努力和以東林 為代表的以朱子理學精神澄清天下的企圖給晚明晦暗社會生活帶來一抹亮麗的希望之光。紫 柏等高僧的佛教經世思潮與東林等士人的救世理念在眾多問題上有相近或一致之處，但二者 各自為戰，未能進行溝通與交流，且由於東林黨人的嚴辨儒釋之防反而給紫柏等叢林救世努 力造成很大阻力。紫柏在君子小人之辨上的通融未能給固執己見的多數東林黨人以啟迪，遂 使後者在執政之初就陷入無法挽回的危機，並導致全軍覆沒的結局。
關鍵詞：紫柏 東林黨人 救世 君子小人之辨
晚明政治黨派林立，大批官僚身陷其中，黨人之間明爭暗鬥，勢同水火，給晚明經濟社 會帶來嚴重的後果。黨爭始於萬曆初期的內閣與言官之間爭權奪利，尚氣好勝。夏燮《明通 鑒》卷六十八云：
初，言路為居正所抑，至是爭礪鋒銳，搏擊當路。羊可立、李植、江東之並荷上寵，
三人更相結，亦頗引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為重，執政惡之。未幾，御使丁此呂劾 侍郎高啟愚主南京試，以「舜亦以命禹」為題，為居正勸進。上手疏示申時行，時行 言：「此呂以曖昧陷人大逆，恐讒言踵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尚書楊魏，因請出 此呂於外，植、東之交章劾時行、魏蔽塞言路。上為罪啟愚，留此呂，時行、魏求去。……
許國尤不盛憤，專疏求去，言：「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顛倒是非在小人，
今乃在君子。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
罔上行私，其風漸不可長。」意蓋指中行、用賢等也。自是言官與政府日相水火矣。
[註 1]
清算張居正運動中的幾員幹將李植、江東之、羊可立臭味相投，又拉攏趙用賢、沈思孝 等人為重，形成了最初的集團性勢力。在這種情況下，其他官員逐漸或主動或被動地加入不 同集團之中。黨派對立在萬曆二十一年癸巳京察中急劇激化，此後，朝中正、邪兩黨涇渭分 明，「物議橫生，黨禍繼作」。[註 2]萬曆三十五年（一六○七）黨派已經形成。朝中有以宣 城人湯賓尹為首的宣黨，以昆山人顧天峻為首的昆黨，以顧憲成為首的東林黨[註 3]。
從總體上說，東林黨人恪守儒家經世致理念，以國事為重，對其他幾黨進行了不懈地鬥 爭。但也好意氣用事，嚴辨小人、君子，在天啟初期自己勢力最旺時，不僅沒有適時停止黨 爭，反而對其他黨派窮追猛打，務以斬草除根為快，導致後者向魏忠賢閹黨集團靠攏。隨著 光宗對閹黨的支持，朝政為魏忠賢所把持，東林黨遭到滅頂之災。《明通鑒》云：
一時齊、楚、浙三黨盤踞言路，相與倡和，務以攻東林排擊異己為事。初，葉向高秉 政，黨論方興，言路交通銓部，指清流為東林。逐之殆盡，向高不能救。比方從哲秉 政，言路已無正人，至是京察，盡斥東林，且及林居者，大僚則中以拾遺，善類為之 一空。[註 4]
東林為自己的自命「清流」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一
紫柏大師圓寂於萬曆三十一年，朝中黨派林立始於萬曆三十五年，所以後期酷烈的黨人 傾軋大師是無從知曉了。但朝中正邪兩黨的角逐在紫柏生前就已經白熱化了，紫柏之死也是 黨禍的產物。顧憲成等東林黨魁對當時正在興起的佛教復興運動並無好感，且對佛教極力排 斥，而紫柏大師卻與東林黨中的重要人物如鄒元標、繆仲淳、于玉立等來往密切，且後兩者 是紫柏大師最為器重的弟子之一，因此，紫柏大師與東林之間結成了錯綜複雜的關係。
以顧憲成、高攀龍為代表的東林黨人關注時事，體貼民意，對朝政多所針砭。紫柏大師 一生以弘法利生為己務，出世不忘救世，性情剛烈，對晚明諸多禍國殃民的政策深為不滿，
並盡己所能，予以救治。像東林諸賢一樣，紫柏的救世之舉遭到了朝中官吏的不滿與嫉恨，
於是對他的懲罰不期而至。而最初提出對紫柏施與責難的正是與他一樣抱著強烈救世情懷的 東林幹將。紫柏之死雖非出自東林之手，但與東林幹將挑起的排佛運動有著密切的關聯，毋 寧說，東林的闢佛對紫柏的被抓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萬曆三十年，禮科都給事中張問達（？－一六二五）彈劾李贄，認為李贄狂誕悖戾，導 致「進來縉紳大夫，亦有誦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數珠，以為律戒，室懸妙像，以為歸依，
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於禪教沙門者，往往出矣」[註 5]。此疏一出，李贄即鋃鐺入獄。張 問達被認為是東林重要成員的。日本學者溝口雄三說：「無論是從出身還是從其為官政績來 看，張問達均不妄為東林派人士。」[註 6]
據《明史》卷二四一，張問達，字德允，涇陽人，與顧憲成是同鄉。萬曆十一年進士，
歷官知縣、刑科給事中、工科給事中、禮科給事中、右金都御史巡撫湖廣、吏部尚書等職。
當萬曆皇帝派礦監稅使對商民進行掠奪時，張問達上疏「陳礦稅之害」。典試山東時，他見 道中饑饉流離狀，又上疏「請亟罷天下礦稅」。萬曆三十年十月，他又乘天上出現星變之機，
再次上疏請「盡罷礦稅」。巡撫湖廣時，正值萬曆皇帝大興土木建造宮殿，要湖廣出四百二 十萬兩的皇木銀兩費，張問達又「多方拮据，民免重困久之」。張問達的這些作為確實與東 林主張完全一致。對待當時正在崛起的佛教復興運動，顧憲成等東林黨魁只是著力於理論的 批判，而以澄清天下、經邦安國為志的張問達卻沒有這份耐心，他直接訴諸於「武器的批判」
了。
李贄在萬曆三十年二月被抓，三月御史康丕揚[註 7]上疏神宗，彈責紫柏，稱李贄被抓，
紫柏漏網，無以使李贄誠服，應並置於法，查明黨徒，盡行驅除。疏上不報，紫柏之禍得以 拖延。很明顯，紫柏是與李贄一樣是被視為危險人物的。李贄的獄中自殺預示著排佛運動山 雨欲來。
萬曆三十一年，「妖書」事件[註 8]爆發，紫柏因此而牽涉被抓，關於紫柏入獄始末，沈 德符[註 9]《萬曆野獲編》中有詳盡的交代：
紫柏老人氣蓋一世，能於機鋒籠罩豪傑。於士大夫中最賞馮開之（馮夢禎）祭酒，于中 甫（于玉立）比部。于即馮禮闈弟子也。紫柏既北遊，適有吳江人沈令譽者，亦其高足 也，以醫遊京師且久。值癸卯秋（萬曆三十一年），中甫以故官起家至京，時次揆沈歸 德（沈鯉）為于鄉試座師，其時與首揆沈四明（沈一貫）正水火。而于於師門最厚。時太 倉王吏部冏伯，與于同門，日夕出儒次揆（沈鯉）之門，四明已側目矣。會江夏郭宗伯
（正域）以楚事劾首揆待命，郭與于同年莫逆，于之召起，王、郭俱有力焉，因相與過 從無間。首揆益不樂。沈令譽因王、于之交，亦得與郭宗伯往還。每眾中大言以市重。
適妖書事起，巡城御史康丕揚捕令譽，搜其寓，盡得紫柏、于、王二公手書。入呈御 覽，上（神宗）始疑臣下與客遊交結，並疑江夏矣。紫柏書中又云慈聖太后欲建招提見 處，而主上靳不與，安得云孝？上始大怒，獄事遂不可解。[註 10]
萬曆三十年，康丕揚疏責紫柏，未為神宗採納。此次獲得紫柏責備神宗不孝的書信，正 中其下懷。但紫柏被抓的原因遠比一封簡單的書信複雜，「妖書事件」是首輔沈一貫藉機打 擊次輔沈鯉的一個步驟。郭正域是沈鯉門生，將郭正域誣衊為妖書製作者，正可以牽連到沈 鯉。紫柏曾為郭正域所逐，沈一貫的黨徒康丕揚認為紫柏可能會由此而嫉恨郭正域，抓捕紫 柏，讓紫柏誣告郭正域可謂一石雙鳥，既除去紫柏，又連累沈鯉。此事在文秉《先撥志始》
中也有清楚地說明：
御史康丕揚疏參僧人達觀，醫生沈令譽，俱捕下獄。……江夏（郭正域）為南少宗伯，
榜示驅逐，達觀乃往京師，由內閹以聞於慈聖。於是璫戚畹，宰官居士，共相崇奉，
一如江南。丕揚等擬借此以興大獄，波累諸公，且以江夏榜逐故，意達觀必藉此紓恨 也。達觀始終不旁及一語。提牢主事徐禎稷與杖三十，遂說偈而化。慈聖聞其被逮也。
令內閹傳諭法司云：「達觀高僧也，偶被誣累，毋等他求。」然已無及也矣。[註 11]
《明史》卷二二六郭正域傳亦有類似的記載，云：「令譽故嘗往來正域家，達觀亦時時 游貴人門，嘗為正域所搒逐。」[註 12]郭正域亦為東林幹將，沈令譽是紫柏的俗家弟子，又是 晚明著名中醫繆仲淳的學生，而繆仲淳也是後來東林運動的重要成員。
繆仲淳（一五四五－一六二七），名希雍，號慕台，人稱「虞山儒醫」，江蘇常熟人。
晚明著名中醫，他與「緇流羽客、樵叟村豎，相與垂盼睞，披肝膽」，與紫柏等為方外摯友。
他為人「重氣節，嫻經濟」，關心國計民生，後加入東林，和東林黨人丁元薦、錢一本、于 玉立等人「以節概意氣相期許」，「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曾因此而將全家遷到浙江長興，
與丁元薦為鄰。他鼓勵于玉立在朝廷不惜生命，為民請命，保持氣節。他還與錢謙益議論朝 政，斥宦黨為危害國家，草菅人命的「小人」。又曾深夜扣門訪錢一本於常州，兩次為同族 繆昌期傳遞與閹黨鬥爭信息。故在東林黨中有「義俠名醫」之稱，是東林重要黨魁。天啟年 間閹黨炮製的《東林點將錄》，把東林黨人比作水滸一百零八將，繆仲淳則被比為「神醫安 道全」。
在獄中，紫柏是被認為的妖書製造者被審訊的。據〈東廠緝訪妖書底簿〉：「初三日，
王之禎問達觀，你是哪裡人？為何造作妖書？」[註 13]但「獄詞無可按，特以救清公（憨山德 清）書謂語連朝廷，欲引子罵父律，不果。竟擬坐左道。獄具將上，師聞之曰：世法如此，
久住何為」[註 14]？以「擬坐左道」制裁紫柏，此舉與李贄被貫之於「敢唱亂道、惑世誣民」
的罪名被抓如出一轍。紫柏見世法無望，遂帶著滿腔遺恨於十二月十七日坐化。
紫柏被抓後，京城人人自危，只有紫柏俗家弟子于玉立敢於站出來為紫柏之冤抗疏直辨。
而于玉立也在當時也被認為是東林勁旅的。據《明史》卷二三六：
于玉立，字中甫，金壇人。萬曆十一年進士。……久之，起故官。康丕揚輩欲以妖書 陷郭正域，玉立獨左右之。會有言醫人沈令譽實為妖書者，搜其篋，得玉立與吏部郎 中王士騏書，中及其起官事。帝方下吏部按問，而玉立遽疏辨。帝怒，褫其官。
玉立倜儻好事。海內建言廢錮諸臣，咸以東林為歸。玉立與通聲氣，東林名益盛。而 攻東林者，率謂玉立遙制朝權，以是詬病東林。[註 15]
紫柏受怨入獄，于玉立也牽涉其中，但他不畏強暴，申張正義，是當時京師中唯一一位 敢為紫柏大師申冤的官吏。
紫柏罹難後，遺體浮葬北京慈慧寺，第二年南移浙江徑山五峰塔內，後又移出。萬曆四 十三年。曾與紫柏有過交往的吏部尚書朱國禎[註 16]瞻禮紫柏塔，預知塔內有積水，遂與繆仲 淳商議，將紫柏遺骸遂移至開山，後又謀至文殊台。憨山〈達觀大師塔銘〉云：
越十一年乙卯，弟子先葬師全身於雙徑山後，適朱司成文寧公禮師塔，知有水，亟囑 弟子法鎧啟之，果如言，復移龕至開山。乃與俗弟子繆希雍（繆仲淳）謀得五峰內，大 慧塔後，開山第二代之左，曰文殊臺，卜於丙辰十一月十九日荼毗，廿三日歸靈骨塔 於此。[註 17]
而朱國禎在天啟年間也是被視為東林幹將的。
紫柏著述後被弟子輩們搜集整理，彙編成冊，由憨山大師親自校閱，編成《紫柏老人集》
行世，但此集所編並不完備，紫柏著作散亂各地有待整理。晚明著名學者錢謙益[註 18]遂擔當 起搜集與出版紫柏遺作的職責。
錢謙益並沒有親承紫柏法席，兩人生前也無緣一見，但在《紫柏尊者別集》中他稱自己 私淑紫柏已久。關於此一因緣，錢氏追述道：在紫柏入滅後的第一年 （一六○四），錢稱自 己「夢至高山，有大和尚危坐巖端，謂是達觀尊者，恭敬禮足已，指左方地，命余坐，密語 咐囑，戒以勿忘，涕淚悲泣而寤」[註 19]。
錢氏寫此序文是在清順治庚子（一六六○），上距紫柏之死已有近六十年時光，而錢氏 還如此清晰地記住此一夢境，說明他對紫柏的惓惓不忘之情。錢氏身當禪宗內部為綱宗與派 系禍起蕭牆之時，對當時臨濟宗等傳承有自的宗門內訌深惡痛絕，卻對紫柏與德清這些師承 不詳的尊宿抱有崇高的敬意。他在〈紫柏尊者別集序〉中說：
尊者挺生東吳，氣宇如王，蹴踏天下，機緣悶現，從地湧出。實有關於國運隆替，法 運廢興，未可以凡心世智妄為此（應為比）量也。尊者出世萬曆中，正國家日中豫泰之 候，貂寺氈裘孽牙盤互，師以慈願戒力，住王舍城而為說法，溥聖母之慈雲，開賢主 之智日，庶幾礦稅可罷，黨禁可除，戎索可清，殺運可挽。群小張羅鉤黨，推刃妖書。
師於是棄幻有之身軀，息清流之禍。法幢既倒，國論日非。……尊者秉金剛心，具那 延刀。舉手可以拍須彌，噓氣可以吸溟渤。……[註 20]
因此，他盛讚「近代宗匠，未有公虛博大若此者」[註 21]。錢所說「庶幾礦稅可罷，黨禁 可除，戎索可清，殺運可挽。群小張羅鉤黨，推刃妖書。師於是棄幻有之身軀，息清流之禍。
法幢既倒，國論日非」，對照紫柏及其生前身後所為，錢謙益對紫柏的認識應該是非常準確 的。
錢氏甚至準備繼憨山之後，為紫柏再造一「塔銘」，以續紫柏未竟「平生三大負」遺願，
認為續燈錄一事「非獨紫柏老人未了願力，實末法一萬年中慧命所繫」[註 22]。
錢謙益又將紫柏與憨山對舉，認為二者均為晚明末法時代的傑出英豪。他說：
偉矣哉！（憨山）大師與紫柏尊者，皆以英雄不世出之資，當獅弦絕響之候，捨身為法，
一車兩輪。紫柏之文，雄健而斬截；大師之文，紆餘而悲婉；其為昏塗之炬火則一也。
昔人嘆中峰輟席，不知道隱何方？又言楚石、季潭而後，拈花一枝幾熄，由今觀之，
不歸於紫柏、憨山而誰歸乎？後五百年魔外鋒起，篤生二匠，為如來使，佩大法印，
然大法燈，殆亦儒家所謂名世間出者。[註 23]
錢謙益與東林黨人有著密切的交往，他二十九歲點中探花之後，與葉向高、孫承宗、高 攀龍、楊漣、左光斗、周順昌等往來不斷，被認為是東林黨人的重要支持者。東林黨人在遭 到閹黨大肆迫害之後，錢謙益亦被成為東林黨的領袖人物。
就這樣，無論在生前還是在身後，無論是在弘法實踐還是救世理念，紫柏都與東林黨人 結下了不解之緣。
二
晚明是一個世俗化進一步加劇、傳統倫理道德倫理與原則加速轉化的時期。人心不古，
世風日下，佛教面臨發展的機遇，但又有積弊纏身，極需整頓；同時，政局混亂，生靈塗炭，
末世與末法惡性循環。大亂必有大雄，或有趁機渾水摸魚者，以收漁翁之利（如魏忠賢閹黨 之輩）；或有悲天憫人者，以振濟天下為己任。就後者來說，晚明時期，在儒家內部出現了 以顧憲成、高攀龍領導的東林運動，他們「以朱子為宗」，力闢狂禪餘毒，打出反閹清政的 大旗。「（東林）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註 24]，與腐朽的宦官集團進行了堅決地 鬥爭，對振奮民心，挽國運於既倒有積極的意義。與之同時，在佛教內部應運而生了紫柏與 憨山等傑出僧侶，他們不滿足於自得解脫的小乘精神，而是勇於以大乘菩薩情懷擔當起救世 與救法兼顧的職責，即佛法而救世法，藉世法而彰佛法。覺心與救世，珠聯璧合，他們以與 東林諸賢有著同樣的風節，擔負著同樣的重任。具體而言，在以下幾方面上，二者的作為是 完全一致的。
(一)強烈的救世情結與承擔道義的精神
紫柏曾說：「大丈夫處於大塊間，本分事元無多端，不過經世出世而已。……人為萬物 靈，果於經世、出世，兩無所就，又甘與愚癡人競無明，更錯矣。」[註 25]將經世、出世視為 人生的兩大主題，而就晚明具體的歷史情境而言，經世與出世是一而二，二而一。憨山也說：
「丈夫處世，既不能振綱常，盡人倫，……既當為法王忠臣，慈父孝子。」[註 26]同樣表達了 一種兼容出世與經世的情懷。二人以出世身作入世事業，汲汲於佛法的弘揚與世法的拯救，
經世與出世不僅不是矛盾的，而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紫柏明確反對視佛門為空門的陳 舊觀念，認為「空」藥之施行，僅是應病權策，度化救人才是佛法本懷。憨山〈塔銘〉云：
（紫柏）義重君親忠孝之大節。入佛殿見萬歲牌必致敬，閱曆書，必加額始覽。師於陽 羨，偶讀《長沙志》，見忠臣李賁（芾），以城垂陷，不欲死於賊，授部將一劍，令斬 其全家，部將慟哭奉命，既推刃，因復自殺。師至此，淚直迸灑，弟子有傍侍者不哭，
師呵曰︰「當推墮汝於崖下。」其忠義感激類如此。[註 27]
忠肝瀝膽，慷慨激昂，確非常人所能為。陸符《傳略》亦云：
白衣弟子入室，激發以忠義，懲戒貪暴，形于論說。至謂教人制舉業進身，使為大盜 劫財，較昔人盡馬入馬腹，其罪報當愈甚。[註 28]
而他以「平生三大負」的高風亮節以及「斷髮如斷頭」的豪邁氣概正是他解救蒼生於倒懸情 操的具體體現。
與紫柏一樣，憨山充分利用他精明的處世才能周旋於晚明居士與官吏之中，盡己所能地 為遭受災難的百姓施與資助。在山東牢山時，他曾將皇太后贈與修建僧廟的三千金轉施與當 地饑民以解燃眉之急。在流放嶺南時，恰逢當地天災，他不顧自己囚徒之身，帶領弟子們收 埋餓殍，安撫百姓。面對某些僧侶的消極出世情緒，憨山滿懷感慨地坦言：
（佛陀）成佛之後，入王宮而舁父棺，上忉利而為母說法，示佛道不捨孝道也；依人間 而說法，示人道易趨菩提也；假王臣為外護，示處世不越世法也。此吾大師示現度生 之楷模，垂誡後世之弘範也。嗟乎！吾人為佛弟子不知吾佛之心；處人間世，不知人 倫之事。與之論佛法，則儱侗真如，瞞頇佛性；與之論世法，則觸事面牆，幾如檮昧。
[註 29]
紫柏、憨山與東林黨人中重要成員鄒元標、于玉立、繆仲淳等為方外摯友。這說明東林 與紫柏、憨山等在救世這一方面是達成某種默契的，但鄒元標等似乎沒能自覺意識在二者之 間作協調與交流工作，遂使二者各自為戰，且顧憲成、高攀龍等的嚴辨儒、釋之防，反使紫 柏等的經世努力毀於一旦。在紫柏與憨山的救世、救法之舉也遭到重大的挫折之後，東林救 世運動也遭受滅頂之災。
顧憲成、高攀龍為代表的東林運動鑑於心學末流袖手談心性，卻於世無補的流弊，轉而 主張回歸儒家經世本懷。東林書院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 關心」的對聯集中體現了東林黨人關注現實，勇於兼濟天下的精神。顧憲成致力於朱子理學
的鼓吹，以救世為歸，他說：「士之號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於救世者也。」[註 30]對張載與 朱子的宏大志向欽慕不已，他說：
張子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試看此語是 何等氣魄！朱子曰：「吾儕講學，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一己，下不害於將來。」
試看此語何等心腸！[註 31]
對朱子理學的推崇表達了他們對狂禪運動清談誤國的不滿，意欲兼濟天下的豪情。高攀龍也 說：「學者以天下為任。」[註 32]救世成為東林黨人擔當正義的集中表現，他們在思想上對李 贄為代表的狂禪採取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希望以此整頓日益萎靡頹廢的世風人心，在朝中勇 敢地對神宗的某些不當措施進行糾正與抵制，並不遺餘力與閹黨集團作了堅決的反抗。在當 時具體條件下，救世即意味著與世相沈浮，而非遠離於急劇變動的政壇之外，但一經涉入詭 譎動亂的政治，必然會遇到意想不到的挫折與困難。東林志士對此有充分的思想準備的。鄒 元標說：「弟癡儒，一心以報國為事。為世齟齬此自有任其責者，與己何傷。」[註 33]正是有 如此敢於擔當正義的勇氣與決心，他們才能在救世運動中，特立獨行，壯懷激烈，百折不撓，
至死不渝。
紫柏與憨山等晚明高僧以出世之身作救世事業。在晚明這種末世兼末法的時代，他們面 臨著雙重的職責。一方面，面對積弊叢生的晚明佛教，他們必須勇於整頓，痛加針砭，黃宗 羲說：「萬曆以前，宗風衰息，雲門、溈仰、法眼皆絕；曹洞之存，密室傳帕；臨濟亦若存 若沒，什百為偶，甲乙相授，類多墮窳之徒。紫柏、憨山別樹法幢，過而唾之。」[註 34]正是 因為對晚明佛教現狀的不滿，紫柏、憨山不願廁身宗門，而是以師承不詳僧侶的身分致力於 佛教的再振。他們在教內積極從事於廢棄寺院的修復與重建，引導僧侶致力於經典的研讀與 戒律地嚴守，鼓舞正法的回歸，抵制僧風的墮落。在教外，一方面指導身邊的居士護法們忠 君愛民，束身守法；另一方面對朝中不當政策進行了力所能及的鬥爭。但紫柏、憨山的救世 與救法之舉實際上要遠比他們想像的更困難，因為他們不僅受到教內守舊勢力的抵制與非 議，更有來自官府的約束，甚至鎮壓。所以他們始終難得教內外真正的理解與支持，即使是 與他們在經世救世觀念上有著完全一致的東林黨人也非真正理解他們的心態。如上所說，紫 柏被抓與東林黨人的闢佛運動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二)在「爭國本」運動中，都堅持皇長子朱常洛繼承皇位，反對改立鄭貴妃之子朱常洵
神宗皇后王氏無子，萬曆九年（一五八一）萬曆生母慈聖皇太后派人到五台山祈請五台 僧人籌建祈嗣法會，為神宗才人王夫人祈嗣。在此之前，憨山等五台僧人已準備建無遮法會。
但憨山聞知太后旨意後，遂決定將已經籌辦完畢的無遮法會改為祈嗣法會，憨山此舉遭到了 一些人的反對，但他堅持己見。他說：
予以為沙門所作一切佛事，無非為國祝釐，陰翊皇度。今祈皇儲，乃為國之本也，莫 大於此者。[註 35]
由於憨山的努力，祈嗣法會辦得非常成功。就在憨山在五台山為王才人祈嗣的同時，神宗也 派內使到湖北武當山為自己鍾愛的鄭貴妃請道士作法事祈嗣。萬曆十年王才人生下朱常洛，
萬曆十四年鄭貴妃生下朱常洵。按照長子繼承的原則，朱常洛應冊立太子，但神宗愛屋及烏，
希望立朱常洵為太子。神宗此舉有違傳統嫡長子繼承制原則，遭到群臣的反對，遂決定以推 延辦法逼迫君臣就範。於是圍繞著立儲問題，朝中不同黨派均希望以此打壓對方，從中漁利。
先是禮部尚書沈鯉請立太子，神宗不悅，罷其官。首輔申時行窺測神宗心態，因循委蛇，不 置可否，次輔王錫爵提出「三王並封」[註 36]，遭到群臣更大地反對。神宗見自己的目的達不 到，索性一拖再拖，直到萬曆二十二年，皇長子十三歲時，才准許他正式出閣講學受教。萬 曆二十九年，在萬般無奈之下，神宗才被迫詔立朱常洛為太子，朱常洵為福王，立儲問題暫 告結束。但朱常洵又不肯就番，滯留京師，立儲餘毒並未徹底清除。萬曆三十一年的「妖書 事件」爆發，是「爭國本」問題上的必然結果。
在爭國本問題上，由於紫柏、憨山均與慈聖皇太后交往密切，且因五台山祈儲法會的關 係，所以在一開始就站在皇太后一邊，而皇太后是立常洛為太子的堅決支持者。所以紫柏、
憨山在所謂爭國本運動中從一開始就站在常洛一邊。紫柏、憨山的舉動令神宗頗為不滿，萬 曆二十三年，神宗藉口憨山私建海印寺將他發配到偏僻的嶺南，萬曆三十一年又以妖書事件 為幌子抓捕紫柏，置之牢獄，紫柏因此罹難。這兩件事都與「爭國本」事件有直接的聯繫。
東林黨在爭國本運動中是冊立常洛的堅決擁護者，對王錫爵的「三王並封」之策作了堅 決地抗爭。顧憲成、史孟鱗等利用同鄉的關係力勸王錫爵收回三王並封議。顧憲成並上疏神 宗痛陳三王並封的危害，其中云：
太子，天下本。豫定太子，所以固本。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就見在論是也，待 將來則非也。我朝建儲家法，東宮不待嫡，元子不並封。廷臣言甚詳，皇上概弗省，
豈皇上創見有加列聖之上乎？有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天子繫乎天，君 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父子一體也。主鬯承祧，於是乎在，不可得而爵。今欲竝
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係乎？無所係，則難乎其為名；有所係，則難乎其為實。……
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不亦惜乎！伏乞令皇元子早正儲位，
皇第三子、皇第五子各就王爵。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宗廟之福，社稷之 慶，悉在是矣。[註 37]
顧憲成又致書並親自造訪王錫爵，反覆辯論，曉以利害，遂使「其後並封議遂寢」。[註 38]
針對神宗一再拖延立儲一事，東林黨魁錢一本上疏萬曆云：
陛下預設機穽以禦天下言者乎？使屆期無一人言及，則佯為不知，以冀其遲延；有一 人言及，則禦之曰；此來激擾我也，改遲一年；明年又一人言及，則又曰：此又來激 擾我也，又改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人敢言而後已。庶幾依違遷就，以全其衽席昵愛之 私，而曾不顧國本從此動搖。天下從此危亂，臣以為陛下之禦人至巧，而為謀則甚拙 也。此等機智不可以罔匹夫匹婦，顧欲以欺天下萬世耶！[註 39]
錢一本之疏痛快淋漓，正好戳著神宗痛處，神宗在震怒之下，將錢一本貶為平民，但面 對強大的反對聲浪，他也不得不讓皇長子朱常洛出閣講學。爭國本運動中東林黨人基本上站 在常洛一邊，由於他們的據理力爭，加之皇太后的從中支持，常洛終於得以冊立太子，承繼 皇位。
(三)在對礦稅政策上，都作了堅決的反抗
礦稅之害始於萬曆二十四年。由於萬曆二十年寧夏叛亂、二十年前後持續八年的朝鮮戰 爭、二十七年的播洲叛亂，導致本以捉肘見襟的財政更為緊張，在這種情況下，神宗遂派遣 大批太監為稅使至各地專門征榷商稅、礦稅。史載，萬曆二十四年七月，神宗「遣中官開礦 於畿內，未幾河南、山東、山西、浙江、陝西悉令開採，以中官領之」[註 40]。「中使四出……；
而姦人假開採之名，乘傳橫索民財，陵轢州縣。……富家鉅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 指以為下有礦脈。率役圍捕，辱及婦女，甚至斷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縱不問」
[註 41]。在瘋狂開礦斂財的同時，神宗又派稅使至各地徵收雜稅，這些稅使盤剝商民，肆無忌 憚，晚明商業遭受重大摧殘，民變蜂起，政局更加動亂。
萬曆二十七年二月（一五五九），紫柏大師駐錫廬山，適逢駐湖口中使李道橫行無忌，
南康太守吳寶秀出於民意，對之作了抵制。李道遂藉口吳違抗聖旨，將其抓捕，吳妻哀憤投 繯而死，南康黎民激於義憤，幾成變亂。紫柏聞知此事，義憤填膺，說：「時事至此，倘閹 人殺良二千石及其妻，其如世道何！」[註 42]遂策杖赴都門，欲以其「弘法利生」及「大乘沙 門」的胸懷，去拯救這位與自己素昧平生的太守。憨山〈達觀大師塔銘〉云：
吳入獄，師至多方調護，授吳公毗舍浮佛半偈，囑誦滿十萬，當出獄。吳持至八萬，
蒙上意解，得末減。吳歸，每念師輒涕下。師以予未歸初服，每歎曰︰「法門無人矣。
若坐視法幢之摧，則紹隆三寶者，當於何處用心耶？老憨不歸，則我出世一大負；礦 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若釋此三負，當不復走王舍 城矣。」[註 43]
紫柏在京師通過與一些同情吳寶秀的官員共同解救努力，遂使吳氏得以釋放。紫柏此舉更引 起一些官員的嫉恨，妖書事件正好給他們一個抓捕紫柏的藉口。
紫柏大師以礦稅不除為生平大負正是他經世慈悲情懷的真誠流露。神宗礦稅政策並未在 紫柏生前得以停止，但紫柏的果敢行動無疑加速了礦稅政策的壽終正寢。紫柏即佛法救世法 之志在此次解救吳寶秀的活動中展現得最為徹底。
當時在朝中對神宗開礦與徵稅政策批判最激烈的就是東林黨人。萬曆二十八年東林黨人 馮應京為湖廣按察司僉事，職司兵備，分巡武昌、漢陽、黃安三府，在湖廣大商民反稅監的 鬥爭中，馮應京站在商民一邊，在武昌、漢陽、黃安境內捕稅監治陳奉的爪牙，並且上疏萬 曆皇帝，列舉陳奉違旨詐贓、殺人無數、聚盜耀兵、僭妄無君等九大罪狀。但神宗袒護陳奉，
反將馮應京以抗撓凌辱欽使的罪名，將馮應京削職為民，並將押送京城治罪，禮部尚書東林 黨人馮琦為馮應京申冤。
萬曆二十九年，蘇州絲織作坊傭織推舉昆山人葛成為首領，反對稅監的大遊行，擊斃稅 監爪牙數人，稅監孫隆逾牆逃脫。兩天後，織工運動遭到鎮壓，葛成遇害。東林黨人對此次 織工反稅監運動深表同情，文震孟親自為葛成寫碑，朱國禎為之撰志銘。
對神宗礦稅政策反對最激烈的，是被浙黨目為東林巨魁的李三才。他在作淮陽巡撫時，
就對當地的稅監、礦監給予遏制，深得民心。由他帶頭，當時朝中官吏如馮琦、葉向高、張 問達、郭正域、周起元等後期東林榜上的著名人物，也都交章諫停礦稅，或總論礦稅的危害。
李三才上疏云：
皇上每有催征，必曰內府缺乏，不知天下百姓更缺乏也。皇上所謂缺乏者，黃金未遍 地，珠玉未際天耳。而天下百姓之所缺乏者，朝夕不過一飽，父子不相守。以此相較，
孰乏孰足，孰緩孰急？……皇上又謂前日已有停止之旨，遂可以塞人心也。一日不停 則百姓受一日之害，一日不止則國家釀一日之禍。[註 44]
在各地因稅監與礦監之害而不斷導致民變與朝中東林的人的抵制下，萬曆三十二年，神 宗終於下旨停止礦稅政策的實施。此時距紫柏坐化剛好一年。
三
東林黨人嚴辨儒釋之防，對當時正在崛起的佛教復興持嚴厲抵制與批判態度。在他們看 來，狂禪對社會已經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而佛教的興起無疑會加重這種危害的程度。所以在 他們激烈抨擊以李贄為代表的狂禪運動的同時，也對佛教作了批判。在他們的著作中充斥著 大量的辟佛言論，嚴 在《東林或問》中云：「顧（憲成）、高（攀龍）諸先生嚴心學、性 學之辨」並「力排佛學之非」。[註 45]劉宗周也說：「王守仁志學良知也，無善無惡，其弊也，
必為佛、老頑鈍而無恥。……佛、老之害，自憲成而救。」[註 46]均指出東林在對待佛、老上 的批判態度。但須要指出的是，東林及其後來劉蕺山所抨擊的佛教，是就心學折入禪學的流 弊為重心的，他們所打擊的目標首先是狂禪行徑，而非真正的佛法。顧憲成、高攀龍曾與泰 州後輩管志道、錢漸庵等就「性善論」與「心體無善無惡論」展開激烈地辯論，對管志道的 鳩合儒釋，三教合一深為不滿。東林將儒、釋差異再度對立起來，有兩個方面原因：
(一) 現實批判狂禪的需要，因狂禪的興起與佛教禪宗密切相關，心學 → 狂禪 → 居士 是陽明後學消融於佛教的一條清晰的線索，要剎住此風，必須從兩極做起。對佛教的批判是 自下而上的釜底抽薪之策，非如此不能剎住此風。顯然，對佛教的批判在這裡是工具性而非 終極性的，這樣做的理由不是因為佛教本身需要批判，實乃醉翁之意不在酒。
(二) 理論上的自恰，東林既然認為心學是李贄等狂禪的淵源，所以抨擊王學自是題中之 意，而能在理論上與王學對抗的只有朱子理學。高攀龍謂顧憲成的學術思想是「遠宗孔聖，
不參二氏（佛、老）；近契元公（周敦頤），恪遵洛、閩。」[註 47]清‧胡慎云：
至明弘、正之世，則姚江之學大行，而伊洛之傳幾晦，東林亦廢為丘墟。至萬曆之季，
始有端文顧公、忠憲高子振興東林，修復道南之祀，仿白鹿洞規為講學會，力闡性善 之旨，以闢無善無惡之說，海內翕然宗之，伊、洛之統復昌明於世。[註 48]
朱子理學歷來是抵制佛道的中堅，東林既然承其遺風，則必然接受朱子嚴分儒、釋之防的特 色，對佛教進行批判。
顧憲成、高攀龍批判的矛頭是狂禪，所以對真正弘法護教、恪守戒律清規的高僧並無過 多指責。以維繫儒家道統自居的東林黨人主要擔心儒釋相濫，以釋混儒，以致佛學對儒學領 域的侵佔。高攀龍云：
乙巳（萬曆三十三年）仲夏，余遊武林，寓居西湖，見彼中士人，半從異教，心竊憂之！
問其所從，皆曰蓮池。問其教，出所著書數種，多抑儒揚釋之語。此僧原廩於學宮，
一旦叛入異教，已為名教所不容，而又操戈反攻，不知聖人之教何負於彼，庠序之養 育何負於彼，而身自叛之。[註 49]
高攀龍對雲棲人格並無責難，只是對雲棲出儒入釋，背叛儒教深為不悅。鄒元標也曾說：「論 曰，世儒好闢佛。佛不可闢，所以闢者，狂禪耳！」[註 50]對狂禪而非純粹佛法進行批判，鄒 元標與紫柏大師、憨山大師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應該說，在對待當時正在崛起的佛教復興運 動上，東林黨人並非鐵板一塊，顧憲成、高攀龍等的激進派嚴防儒釋界限，與佛教有所隔膜，
但另一些人卻持融通與開放理念，與教內僧侶交往不斷，相互推挹，如錢一本、薛敷教、岳 元聲均對臨濟宗漢月法藏之學問表示敬服。漢月出家時，只是由於薛敷教為他鬻僧牒，漢月 才得以正式取得官方授予的僧侶身分。岳元聲見到三十五歲的法藏，深為漢月學識折服，感 慨云：「堂我輩中巨人，被釋門束之以袈裟，信儒門淡薄也。」[註 51]明亡之後，士大夫（主 要是與東林有涉的官吏）逃禪有向漢月系集中的傾向，當與此有關。
黨派鳩集以利益為準，而利益的確立則根據自己集團的需要，這樣相互對立的黨派就以 自己的標準衡量對方集團的正義與邪惡，嚴分君子與小人之防。黨派之間目對方為小人，視 自己為君子，遂使君子、小人之辨在晚明政治生活中尤為刺目。
東林黨人嚴分君子、小人，導致晚明朝中二者水火不容，釀成河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惡 果。而恰是在東林嚴分君子、小人的早期，紫柏就敏銳地體察出東林這一策略的謬誤，並在 與鄒元標的接觸中影響後者逐漸走出情緒化的誤區，避免盲目與衝動，更趨理性與沈穩。
黨爭導致物議橫生，相互仇怨，遂有黨禍的接連不斷。黨爭是晚明政治走向深淵的重要 原因之一，中國儒家傳統思想注重中庸之道的平衡，主張和而不同。孔子云：「（君子）矜 而不爭，群而不黨。」[註 52]「周而不比」[註 53]，但黨爭恰與此相違。萬曆三十年顧憲成曾 與管志道就陽明四句教導致的冤屈君子、出脫小人有過長久的駁辯。黨爭中君子、小人之辨 實是此次論辯在實踐上的運用。東林講學「多裁量人物，訾議國政。亦冀執政者聞而藥之也。
天下君子以清議歸於東林，廟堂亦有畏忌」[註 54]。東林諸賢如顧憲成、高攀龍、鄒元標、趙 南星等操守嚴正，直言敢諫，他們大多是當時官僚政治中的一批敢抱道忤時、正直廉潔的官 員，以國體為重，以澄清天下自許，企圖扶大廈於將傾，從總體上說，不失君子之風，但他 們過於拘泥於君子、小人的區分，以非常苛刻的標準突顯兩者之間的差異，結果反使本該與 自己站在同一反閹陣線的官吏被迫與閹黨聯手，昔日摯友反目成仇。東林黨人並非全為名節 之士，而其他諸黨也不都為奸佞之徒。朱彝尊曾說：「東林多君子而不皆為君子。異乎東林 者亦不皆小人。」[註 55]洵為的評。《明史》卷二三二對此更是有精細的辨析：
朋黨之成也，始於矜名，而成於惡異。名盛則附之者眾。附者眾，則不必皆賢而胥引 之，樂其與己同也。名高則毀之者亦眾。毀者不必不賢而怒而斥之，惡其與己異也。
同異之見岐於中，而附者毀者爭勝而不已，則黨日眾，而為禍熾矣。[註 56]
黨爭最激烈時，顧憲成還在給當時首輔葉向高[註 57]的信中稱「天下之最不可混者，莫如 君子小人之辨；最不可欺者，莫如真是真非之心」[註 58]。水至清則無魚，東林黨人的嚴分君 子、小人策略反使自己勢力日益被動，終以自己全軍覆沒而告終。
但東林諸賢並非全是嚴分君子小人如水火者，如鄒元標就甚具遠見卓識，持論也最為平 穩。鄒元標（一五五一－一六二四），字爾瞻，號南臯，江西吉水人，與顧憲成、趙南星合 稱東林三君。《東林點將錄》中鄒元標被比作天傷星武行者。萬曆後期黨爭白熱化時，他態 度轉而和緩，天啟元年鄒元標向光宗進「和衷」說，表達了他對黨同伐異現狀的不滿。他說：
今日國事，皆二十年諸臣醞釀所成。往者不以進賢讓能為事，日錮賢逐能，而言事者 又不降心平氣，專務分門立戶。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和，天地之和
自應。向之論人論事者，各懷偏見，偏生迷，迷生執，執而為我，不復知有人，禍且 移於國。今與諸臣約，論一人當惟公惟平，毋輕搖筆端；論一事當懲前慮後，毋輕試 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則議論公，而國家自享安靜和平之福。
[註 59]
眼見朝政不可收拾，群龍無首，他主張捐棄前嫌，合舟共濟，聯絡各派，共渡難關。但他的 主張受到了東林黨人的質疑，《明史‧鄒元標傳》說：
元標立朝，以方嚴見憚，晚節務為和易。或議其遜初仕時，元標笑曰：「大臣與言官 異。風裁踔絕，言官事也。大臣非大利害，即當護持國體，可如少年悻動耶？」時朋 黨方盛，元標心惡之，思矯其弊，故其所薦引不專一途。嘗欲舉用李三才，因言路不 與，元標即中止。王德完議其首鼠，元標亦不較。南京御史王允成等以兩人不和，請 帝諭解。元標言：「臣與德完初無纖芥，此必有人交構其間。臣嘗語朝士曰：『方今 上在沖歲，敵在門庭，祗有同心共濟。倘復黨同伐異，在國則不忠，在家則不孝。世 自有無偏無黨之路，奈何從室內起戈矛耶？』」帝嗣位已久，而先朝廢死諸臣猶未贈 恤，元標再陳闡幽之典，言益懇切。[註 60]
紫柏與東林黨諸賢如鄒元標、于玉立、繆仲淳交往極為密切，且東林重要成員繆昌期
[註 61]為繆仲淳同族。萬曆十八年，紫柏初會湯顯祖就在鄒元標宅舍，鄒與湯亦為好友。《紫 柏尊者全集》與《別集》中有幾封與鄒元標是書信與詩偈[註 62]。
在《與鄒南臯公》的書中，紫柏云：
燕山無量寺，風月不減西江。仲淳近當行蹤飄泊之際，足下能不忘燕山之舊，一旦為 渠東道，則西江風月，乃無量之故物也。牢山亦自燕山來，縲絏隆冬，將有萬里之行，
究其所自，因弘法被譴，亦可哀已。然觀其眉宇，自有一段不可言處，使人意消心化。
今渠道吉水，足下當一晤之。鐵佛菴有佛名而無佛實，如南臯即佛，不必別鑄。雖然，
也須大經罏 ，一上始不負名，此貧道犬馬心也。聞仲淳堪輿役忙，峰頭澗畔，葛藤 無量，倘失腳絆倒，足下不垂手扶持之，更待阿誰？昔溈山勘仰山曰，當此境界，鐵
佛也須汗出。夫此汗出境界，從上聖賢，苟不以了知為前茅，隨順心體為急務。此汗 亦未易出。[註 63]
這封信有幾點須要注意：(一)繆仲淳為紫柏最為親密的俗家弟子，紫柏《全集》與《別集》中 有許多與之交往聯絡的書札，關愛之情多所流露。在這封與鄒元標的信中，亦希望鄒能對繆 給予關照。(二)信中「牢山亦自燕山來，縲絏隆冬，將有萬里之行」。憨山遭遣在萬曆二十三 年，當年十一月於紫柏與憨山南京下關旅泊庵話別，從信中語句推測，此信當寫於該年。因 憨山嶺南之役應經過鄒元標的家鄉江西吉水等地，所以紫柏希望鄒元標在憨山經過時能與之 一晤，庶幾化解憨山抑鬱的心境。(三)紫柏一生以弘法為務，鐵佛庵在晚明毀棄不堪，是一所
「有佛名而無佛實」的寺院，繆仲淳可能忙於此寺院的堪輿事物，紫柏希望鄒元標能助一臂 之力，對鐵佛庵的修復盡己所能，給予幫助。憨山過吉水時，鄒元標的確與憨山有深入的晤 談，在鐵佛庵憨山也有詩偈相贈。[註 64]
從信中可以發現紫柏與鄒元標的融洽關係，紫柏在與馮夢禎[註 65]的一封信中，也說「南 臯拗強可取」[註 66]，而紫柏本人亦同樣性情剛烈，應該說，兩人性情相投，脾性相似，均屬 於偏向豪放、威猛的人格。
關於鄒元標的思想主旨，黃宗羲云：
先生之學，以識心體為入手，以行恕於人倫事物之間與愚夫愚婦同體為工夫，以不起 意空空為極至。離達道，無所謂大本；離和，無所謂中，故先生於禪學，亦所不諱。
求見本體，即是佛氏之本來面目也。其所謂恕，亦非孔門之恕，乃佛氏之事事無礙 也。……先生即摧剛為柔，融嚴毅方正之氣，而與世推移。其一規一矩，必合於當然 之天則，而介然有所不可者，仍是儒家本色，不從佛氏來也。[註 67]
東林黨以濟天下、振頹廢為己任，以儒家修齊治平為旨歸，這點毫無疑問，但黎州謂元標「即 摧剛為柔，融嚴毅方正之氣，而與世推移。其一規一矩，必合於當然之天則，而介然有所不 可者，仍是儒家本色，不從佛氏來也」恐非的評。因為鄒元標等與紫柏、憨山酬倡往來，關 係密切，相互影響不容忽視，紫柏徑直稱元標為居士，或「鄒郎」，這充分說明二者關係的 非同尋常。在所謂的君子小人之辨上，紫柏正是對視二者如同水火的批判者。以鄒元標與紫 柏的交往上看，鄒元標早年素以直言敢諫著稱，[註 68]後期務為平和、穩健的作風應該受到紫 柏這方面的影響。
紫柏疾惡如仇，對朝中君子、小人之爭不會充耳不聞、袖手旁觀，他對敗壞僧風之輩深 惡痛絕，但在晚明政治角逐中的君子小人之辨上表現異乎尋常地中庸與豁達。紫柏說：
十習六交，惡情所積，果熟徵報，所以詶因也。若夫十號具足，萬德周隆，亦善情所 積，果熟詶因也。然惡積則受苦，善積則受樂，如一心不生，萬法何咎？人而知此，
則將善不敢恃，況敢為惡而甘受苦哉？故曰：善雖是美，惡固非善。善不藉惡，則為 善無資矣；惡不藉善，則為善無師矣。今有人於此。必欲逐盡小人，然後天下始可治 者，豈聖人之心也耶？[註 69]
「必欲逐盡小人，然後天下始可治者，豈聖人之心也耶」？紫柏所指明顯有針對東林意味。
天啟初，東林得勢，遂對其餘諸黨大加撻伐，必欲斬盡殺絕。《明史》載：
方東林勢盛，羅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異者，詬誶隨之矣。攻東林者，幸其近己也，
而援以為重。於是中立者類不能免蒙小人之玷；核人品者，乃專以與東林厚薄為輕重。
[註 70]
紫柏天生富有正義感，對百姓流離失所，而黨人卻為爭權奪利自然不會認同。在對待黨爭的 態度上，他以禪宗心體無善惡論化解小人、君子之執。但禪宗心體論實為修行解脫論，一旦 落實於政治層面就會陷入虛無主義的泥潭，所以他不得不借助佛教中道思想來完成他對黨爭 問題的「終極」裁定，也就是說，小人、君子相互依存，「盡逐小人」，非君子所應為，且
「小人」盡逐，「君子」焉存？
紫柏強調君子與小人之相處，應以君子之正義去小人之非善，如此方能不動干戈，感化 小人。他說：
鳥能飛，魚能游，然微空水，則翼不可展，尾不能動。故野馬奔於遠郊，長風游於太 虛，苟無肆足之地，容怒之天，則殆而已矣。故君子之處小人，若不能使之各得其所 用而不棄，則君子聞道奚益於世？[註 71]
君子聞道救世必然要與小人相處，相處之道不是盡逐之而後快，而是使「小人各得其所用而 不棄」，這或許是紫柏所持的一種涉世濟生的基本準則。在這一原則裡面，體現的是慈悲與 寬容，善良與容忍，中道與平實，中國佛教主張極惡之人亦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君子」、
「小人」之別乃一價值判斷，所以對之更不能執而不化，禍起蕭牆了。
紫柏的上述說法主要對東林嚴分君子小人而發，指出「盡逐小人」做法不妥，他對所謂 的「小人」充滿憐憫之心，卻並不遷就姑息。他指出「小人」也應化情復性，去頑歸良，如 此才能避惡從善，證達大道。他說：
小人與君子處，莫之然恒有不快君子之心，此正小人之情也。如小人幸而自知此情，
痛力克治，則不煩歲月，便覺與君子處，則快然；與眾人處，則惕然矣。從此以明勇 為前茅，克治弗己，將來與眾人處則快然，與君子處則惕然也。如至此，更克治之不 休，則又非深悟自心者不能耳。[註 72]
「情」為接物而生者，妄而非真，君子復性，小人濫情，故小人常為君子所攝，而後者如能 深悟自心，以精進之力克之不己，則終有進達君子之日。
紫柏君子、小人之辨著眼於晚明的現實政治角逐與紛爭，作為一名僧人，他更多從佛法 角度審視二者關係，君子、小人之辨遂轉化為大人、小人之分，他說：
佛法雖大，大於眾生之心。若離眾生之心，則大無本。由是觀之，則大乃眾生自大耳，
故發大人心者，為大人；不發大人心者，便落小人中矣。今汝發此大心，惟貴恒之。
故曰立心不恒，凶；恒則吉不可量。[註 73]
紫柏此論明顯有孟子思想與陸王學說的影子，將大人小人之分訴諸於禪宗的心本體論。心統 性情，善用其心，則為大人，迷失其心，墮為小人。
疾惡如仇的紫柏之所以在君子小人之辨中持中庸、平和理念與他對君子小人的看法有 關。如上文所言，君子小人之分為價值判斷，所以對他們的定位只具有相對性，而非絕對不
變的。小人不全是壞人，君子所為也非全為善事，小人施之得當，亦可得其所用，化害為利。
因而對小人就不能像東林那樣採用一棍子打死的做法，而是應病予藥，辯證對待，這既是一 種慈悲精神，又是一種處世方略。
紫柏之死不能說東林闢佛的直接結果，但與東林掀起的返歸朱子理學運動有必然的聯 繫，當醞釀起整個社會對佛教的反動時，對佛教的打壓就有了理由與藉口。紫柏對朱子為民 造福之舉給予極高的評價。在一首〈夜泊星子朱堤〉詩中，他說：「浪 南康城腳時，往來 舟檝命如絲。新安不產朱夫子，誰向湖邊築此堤？」[註 74]但對朱子理學關於情理等的闡述始 終不予認同[註 75]。在對待朱子理學的命運上，紫柏也曾有過驚世駭俗的議論。據沈德符《萬 曆野獲編》卷二十七〈紫柏評晦庵〉云：
董思白[註 76]太史嘗云：程蘇之學，角立於元佑，而蘇不能勝。至我明，姚江出以良知 之說，變動宇內，士人靡然從之。其說非出於蘇，而血脈則蘇也。程朱之學幾於不振。
紫柏老人每言，晦翁精神止可五百年，真知言哉！董蓋習聞其說而心服之。……今錫 山（指東林）諸公，又祖楊龜山，特與朱陸異同，辨晰精核，則二程淵源，又將顯著於 中天矣。[註 77]
學術轉換既是社會思潮變動的結果，又是新社會活動開展的理論前提。大風起於青萍之末，
張問達的疏劾李贄，是東林懲罰異端的第一步，康丕揚的疏責紫柏是這一運動的延續。紫柏 被抓是一系列晚明政治、社會、思想即將發生轉折一個信號。憨山遭遣預示著佛教復興已經 引起統治者的不安與不悅，打擊佛教運動正在醞釀；李贄之死標誌著心學末流掀起的狂禪運 動終於走到了自己的對立面，狂禪風氣至此畫上了句號。而紫柏之死更清楚說明了專制者對 佛教復興已經採取了仇視與嫉恨的態度。紫柏之死標明晚明佛教復興開始走下坡路，以紫柏、
憨山為代表的佛教經世道路遭受到重大的挫折，紫柏「生平三大負」中救世之願在東林等的 後續努力下，雖得以完成，但紫柏本人卻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紫柏去逝後，天啟初年，東林黨人一度掌政，對閹黨集團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但東林黨 人的期望值太高，他們在本質上沒有脫離士大夫清高、自負的傳統，以道義承擔者的姿態嚴 以律己，但失之於苛責處世。心學的「人人是聖人」的影響在他們的心目中並未完全清除，
以「聖人」心態衡量芸芸眾生，自然會令之大失所望，而這種失望的心情會轉化為更加注重 他們對君子小人界限地嚴加界定，避免自己淪落。以這種心態施政，必然會到處樹敵，自毀 自己陣腳。東林黨人以書生意氣經綸天下，與奸詐、陰鷙的閹黨黨徒相比，他們太幼稚、太 單純[註 78]，治理像晚明這樣已經病入膏肓的老大帝國來說，他們的經世技能是遠遠不夠的。
美國學者Charles O. Hucker 曾云：「明末東林運動的失敗，代表傳統儒家觀念與現實惡劣政
治勢力鬥爭的一個典型，他們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軍，但不是一個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團體。」
[註 79]就東林的本意來說，他們「慨然以整齊天下為任」[註 80]，希望以滿腔熱忱拯救民眾於 水火，「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在天啟初期也曾有一番不俗的作為，不能否定 他們改革政治努力，但他們的確過於激進，以類似於「休克療法」的手段治療積弊百年的大 明痼疾，不僅適得其反，甚至連自己都不能自保，可謂「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沾衿」
了。
紫柏之死與東林的滅頂之災徹底結束了晚明經世救世兩大運動的努力，東林以懲罰異端 著手，以自己被視為危害朝政的新異端遭到殘酷鎮壓而結束。紫柏之死既是東林整頓世風地 勝利，又是東林即將被整頓的序幕。歷史就是在如此荒誕、殘酷卻又合乎它本身的邏輯在不 斷的「輪迴」迂曲中前行。
【註釋】
[註 1] 夏燮，《明通鑒》（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卷六十八，第二六五四－二六五五頁。
[註 2] 《明史》卷二三一「贊曰」。
[註 3] 關於東林是否就是「黨派」，學術界對此有不同意見，參見樊樹志《晚明史》（復旦大學出版社，二○
○三年）第六章〈東林書院與「東林黨」〉，第五八○－六二七頁。本文認為，東林固然不能完全類同 於近代意義的黨派性質的團體，但東林集團對自己以派系形式參與政治的有自覺認識的，不能完全否認 其黨派傾向。顧憲成本人就不諱言「吾黨」。有人指責他為李三才辯護，「不近於黨乎」？顧憲成說：
「豈惟是哉！」
[註 4] 同 [註 1] ，卷七十五，第二九二六頁。
[註 5] 轉引自容肇祖，《明代思想史》（齊魯書社，一九九二年）第二三三頁。
[註 6] ［日］溝口雄三著，索介然、龔穎譯，《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第四二○
頁。
[註 7] 按：李聖華，《晚明詩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二○○二年）第一二五頁，誤康丕揚為孫丕揚。
孫丕揚為當時東林幹將，《明史》卷二二四有傳。
[註 8] 妖書事件是晚明政壇風雲變化、官僚相互傾軋的一個縮影。萬曆三十一年，有人利用神宗在冊封太子問 題上的矛盾心態，意欲挑起宮廷衝突，匿名散發一本叫《續憂危竑議》的小冊子。據《明史》卷一一四：
「託『鄭福成』為問答，『鄭福成』者，謂鄭之福王當成也。大略言：『帝』（指神宗）於東宮不得已 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賡內閣者，寔寓更易之義。詞尤詭妄，時皆謂妖書。帝大怒。」妖書事件的 晚明「立國本」（下詳）運動是繼續。各黨派利用此一難得的機遇相互攻擊，競相爭寵，遂使晚明政壇 更趨混亂與動盪。紫柏成為此一事件中的官僚傾軋的犧牲品。
[註 9] 沈德符（一五七八－一六四二）明文學家。字景倩，又字虎臣，浙江嘉興人。萬曆舉人 。精音律，熟諳 掌故。所撰《萬曆野獲編》，並保存有關戲曲小說資料。另著有《清權堂集》等。
[註 10]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卷二十七，第六九○頁。對紫柏入獄始末的記載還 有弟子陸符的《紫柏尊者傳略》。按：《紫柏尊者傳略》，在敘述紫柏入獄時，對信件內容有較詳細的 說明，其中云：「牢山海印之復，為聖母保護聖躬香火。今毀寺戍清，是傷聖母之慈，防皇上之孝也。」
（《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三十二套，第一冊第七十四頁）
[註 11] 文秉，《先撥志始》（上海書店印行，一九八二年）卷上，第一一一頁。
[註 12] 《明史》卷二二六，〈海瑞（何以尚） 邱橓 呂坤 郭正域〉。
[註 13] 〈東廠緝訪妖書底簿〉，《紫柏尊者別集》附錄，《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三十二套，第一冊第七十 五頁。
[註 14] 陸符，《紫柏尊者傳略》，同 [註 13] ，第七十四頁。
[註 15] 《明史》卷二三六，〈李植（羊可立） 江東之 湯兆京 金士衡 王元翰 孫振基（子必顯） 丁元 薦（于玉立） 李朴 夏嘉遇〉。
[註 16] 朱國禎（？－一六三二）， 字文寧，烏程人（今浙江吳興人），萬曆年間進士。天啟年間，曾任禮部 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太子太保，曾一度官至首輔，是一位很有學問和正義感的近侍大臣。與東林一道，
他曾參與反對魏忠賢閹黨的鬥爭，事敗去職。
[註 17] 憨山德清，〈達觀大師塔銘〉，《紫柏尊者全集》卷首，《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三十一套，第四冊 第三一六頁。
[註 18] 錢謙益（一五八二－一六六四），明末蘇州常熟，字受之、牧齋，號蒙叟、東漳遺老等。萬曆進士，授 翰林院編修。天啟元年（一六二一）改浙江鄉試正考官，右春坊右中允，知制誥，參與修撰《神宗實錄》。
五年，因東林黨案削職。崇禎元年（一六二八）擢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後與禮部尚書溫體仁 爭權，革職歸里。南明弘光元年（一六四五）任禮部尚書。清順治二年（一六四五）降清，充《明史》
副總裁，不久辭職歸里，病卒。錢謙益輯有《列朝詩集》，著有《杜詩箋注》、《初學集》、《有學集》、
《投筆集》、《吾炙集》等著作，晚明著名學者。
[註 19] 《紫柏尊者別集序》，《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三十二套，第一冊第四十五頁。
[註 20] 同 [註 19] 。
[註 21] 錢謙益，《楞嚴經解蒙鈔》卷首之一。轉引自荒木見悟，《陽明學與明代佛教》（台灣：《一九七六年 佛學研究論文集》）第二七五頁。
[註 22] 錢謙益，〈與素華禪師〉，收於《牧齋有學集》卷四十。
[註 23] 錢謙益，〈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序〉，收於《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一。
[註 24]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五十八，〈東林學案(一)〉（《黃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第七二七頁。
[註 25] 紫柏真可，〈答于潤甫〉，《紫柏尊者全集》卷二十四，第五二四頁。
[註 26] 憨山德清，〈與管東溟僉憲〉，《憨山大師夢遊集》卷十五，《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三十二套，第 三冊第二○八頁。
[註 27] 憨山德清，〈達觀大師塔銘〉，《紫柏尊者全集》卷首，《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三十一套，第四冊 第三一六頁。
[註 28] 同 [註 14] 。
[註 29] 憨山德清，〈觀老莊影響論〉，《憨山大師夢遊集》卷四十五，《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三十二套，
第五冊第四一二頁。
[註 30] 顧憲成《涇臯藏稿‧贈風雲楊君令峽江序》卷八。
[註 31] 同 [註 30] ，《小心齋札記》卷四。
[註 32] 高攀龍，《高子遺書‧與李肖甫書》卷八。
[註 33] 鄒元標，《願學集‧答江纘石中丞》。
[註 34] 黃宗羲，〈三峰禪師塔銘〉，轉引自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東方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一一一頁。
[註 35] 憨山德清，《憨山老人自序年譜》，《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三十二套，第五冊第四八○頁。
[註 36] 即將神宗長子常洛，皇三子常洵，皇五子常浩，一併封為王，待成年後再擇其善者立為太子。這是神宗 的緩兵之策，實際上是不願意讓常洛嗣其位。神宗這一計謀為大臣識破，王錫爵因是此建議的始作俑者，
遂受到朝臣的大加撻伐。
[註 37] 《明史》卷二三一〈顧憲成傳〉。
[註 38] 同 [註 37] 。
[註 39] 同 [註 37] ，〈錢一本傳〉。
[註 40] 同 [註 37] ，卷二十〈神宗本紀〉。
[註 41] 同 [註 37] ，卷八十一〈食貨志五〉。
[註 42] 憨山德清，〈達觀大師塔銘〉，《全集》卷首，第三一六頁。
[註 43] 同 [註 42] 。
[註 44] 文秉，《定陵注略》卷四〈內庫進奉〉。
[註 45] 嚴珏，《東林書院志》卷十七。
[註 46] 劉宗周，《修正學以淑人心，以培國家元氣疏（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劉子全書》卷十四。
[註 47] 高攀龍，〈顧涇陽行狀〉，《東林書院志》卷七。
[註 48] 胡慎，《東林書院志序》。
[註 49] 高攀龍，《高子遺書》卷三〈異端辨〉。
[註 50] 《黃檗無念禪師復問》卷五，《中華大藏經》第二輯。
[註 51] 《三峰和尚年譜》萬曆三十五年。
[註 52] 《論語‧衛靈公》。
[註 53] 《論語‧為政》。
[註 54]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五十八，《黃宗羲全集》第八冊，第七三一頁。
[註 55]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三十二，《史館上總裁第六書》，轉引自［日］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 的演變》（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第三四八頁。
[註 56] 《明史》卷二三二〈魏允貞（弟允中 劉廷蘭） 王國 余懋衡 李三才〉贊曰。
[註 57] 葉向高（一五五九－一六二七），福建福清人，神宗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中進士，授庶吉士，進編 修，升為南京國子監司業，改左中允。葉向高對於黨爭則盡力居中調停，希望都能求同存異，以國事為 重。天啟四年，魏忠賢勢力強盛，開始大殺東林黨人，凡朝中正直之士，都被加上東林黨的罪名，或流 放、或殺害。葉向高因是朝中清流的代表，被列為東林黨首魁。葉向高獨木難支，遂于同年七月致仕。
[註 58] 轉引自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第四十五頁。
[註 59] 《明史》卷二四三〈鄒元標傳〉。
[註 60] 同 [註 59] 。
[註 61] 繆昌期，字當時，今江蘇江陰人。為諸生有盛名，舉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東林重要黨魁，後 為閹黨所害，東林六君子之一。
[註 62] 紫柏真可，《紫柏尊者全集》卷二十三〈與鄒南臯公〉，第五一九頁；卷二十八〈與鄒南臯居士〉，第 二十七頁；卷二十九〈道吉水懷鄒郎〉，第四十一頁。
[註 63] 紫柏真可，《紫柏尊者全集》卷二十三，第五冊第五一九頁。
[註 64] 鐵佛寺，位於今江西廬山西北麓蓮花峰下，最早建於唐代貞觀年間（六二七－六四九），宋代太平興國 年間（九七六－九七九）比丘尼願蓮吸收女眾出家，壯大道場，廟中僧人或許是女尼，將寺廟起名為「鐵 骨寺」。「骨」與「姑」音，又謂堅硬，因之鐵骨寺意含「鐵心修行的尼姑」。據《廬山小志》載：「鐵 骨寺」亦名「鐵骨庵」。明嘉靖年間（一五二二－一五六六）發大水，將「豐雲庵」沖決，但殿中「唯 佛座巋然。因眾倡重，旁有鐵骨庵」。憨山德清在流放嶺南時經過鐵佛寺，鄒元標因紫柏之請，與之晤 談，憨山遂有〈過鐵佛庵贈鄒爾瞻給諫〉一詩，其中云：「江上青山不斷春，門前流水淨無塵，開門忽 見庵中主，恰是金剛不壞身。」「庵」是一種規模較小的廟，大多指信佛出家女子居住之處，所以，「鐵 骨庵」向有僧尼住持。隨著歲月流逝，「鐵骨庵」也隨之尊佛從教改為「鐵佛寺」了。
[註 65] 馮夢禎（一五四八－一六○五），字開之，號具區，又號真實居士，浙江秀水人（今嘉興人），萬曆五 年（一五七七）會試第一，官編修，曾為南京國子監祭酒。馮夢禎有詩名，重氣節，與沈懋學、屠隆、
湯顯祖、鄒元標等友善。後追隨紫柏參禪，是紫柏佛教復興活動中最為得力的俗家弟子之一。
[註 66] 紫柏真可，〈與馮開之共十六首〉，《別集》卷三，《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三十二套，第一冊第六
○頁。
[註 67]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二十三〈江右王門學案八〉，《黃宗羲全集》第七冊，第六二一頁。
[註 68] 《明史》卷二四三〈鄒元標傳〉載：「張居正奪情，元標抗疏切諫。……疏就，懷之入朝，適廷杖吳中 行等。元標俟杖畢，取疏授中官，紿曰：『此乞假疏也。』及入，居正大怒，亦廷杖八十，謫戍都勻衛。」
[註 69] 紫柏真可，〈長松茹退〉，《全集》卷九，第四冊第三九四頁。
[註 70] 《明史》卷二百五十六，〈崔景榮傳贊〉。
[註 71] 同 [註 69] ，第三九一頁。
[註 72] 同 [註 69] ，〈法語〉，《全集》卷三，第四冊第三四三頁。
[註 73] 同 [註 69] ，〈示元信〉，《全集》卷五，第四冊第三六○頁。
[註 74] 紫柏真可，〈夜泊星子朱堤〉，《紫柏尊者全集》卷二十七，《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三十一套，第 五冊第二十四頁。
[註 75] 參見〈皮孟鹿門子問答〉，《紫柏尊者全集》卷二十一，同 [註 69] ，第五冊第五○四－五○五頁。
[註 76] 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 字玄宰，號香光，別號思白，明代南直隸松江府上海縣（今屬上海市）
董家彙人。晚明著名書畫家，跟隨紫柏參禪，與紫柏等教內僧侶友善。
[註 77]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七〈紫柏評晦庵〉（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第六八九－六九○頁。
[註 78] 《明史》在談及廷臣爭國本運動中，謂錢一本的疏章「最戇直」。
[註 79] 轉引自台灣林麗月，〈明末東林派的幾個政治觀念〉，載《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十一期（一九八 三年）。
[註 80] 《明史》卷二四三〈趙南星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