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驚隱詩社的「屈陶」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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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驚隱詩社的「屈陶」情結

文人結社，早自西漢時期便已出現在文獻記載。文人結社既有吟風弄月，滿足個人心性愉悅的目的，又有揣摩時文風氣，以為進身之路的功利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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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一個文人社團，「驚隱詩社」不可忽略的是它所具有的文學創作價值，尤其是社團成員流傳後世的文學作品，足以見證清初詩壇的發展走向。現今學界相關驚隱詩社的研究，大多集中焦點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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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筆者更為關注的是驚隱詩社的政治立場，以及它所凝聚的政治意涵。由於驚隱詩社是在明清交替背景下產生的，詩社成員都是秉持不仕的前朝遺老，藉由吟詩酬唱來緬懷故國，共同凝聚守節不貳的遺民心志。由此而論，驚隱詩社不單是文人之間的詩文結社，更具有某種層面上的政治意涵，展現在社員對於屈原、陶淵明的祭祀儀式。透過對古代忠節志士的緬懷，用以激勵社員志節，這樣崇尚忠義的風氣，說明了驚隱詩社有著不同一般文人結社的遺民色彩。尤其是在清初遺民社團中，類似驚隱詩社祭祀屈原、陶淵明則十分罕見，因而顯得特殊。基於這一特性，引發筆者考察明遺民心態的研究動機，透過對於驚隱詩社的分析，來說明社人「宗屈學陶」背後的遺民意念。

其次，關於本節所謂的「屈陶」，主要是指驚隱詩社中以屈原、陶淵明做為崇拜的對象，因而合稱為「屈陶」。而「宗屈學陶」則是指驚隱詩人有意的向屈原、陶淵明學習，是一種見賢思齊的崇拜心態所衍生的外在表現，包括在個人詩文當中，或是行為表現上的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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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學者陳寶良認為「詩文社」的淵源追溯，可回溯到漢代的梁園雅集。梁園為漢梁孝王劉武所築，為游賞與延賓之所，當時名士如司馬相如、枚乘皆為座上賓客。此類結社當中，又可依其性質略為分類，如詩社與文社、文會。其中「詩社」之所以不同於文社、文會，主要在於詩社是文人士大夫聚合而成的文學團體，以吟風弄月、把酒弄盞，崇尚風雅為主，其團體成員志趣合一，是休閒雅致的一種表現。文社、文會則與此不同，它的出現則因宋代科舉盛行，應試舉子匯聚而成，尤其明清以來更是如此，士人舉行文會來揣摩八股時文。不過，詩社與文會之間的界線並非明顯絕對，兩者之間往往混同而模糊。參見陳寶良，《中國的社與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四章「文化生活型會社」，頁 2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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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驚隱詩社的研究，主要是在中文學界，集中在詩社成員文學創作的討論。相關的研究成果可見嚴迪昌的《清詩史》（臺北：五南出版公司，1998）、霍有明的《清代詩歌發展史》（臺北：

文津出版社，1994 年）。以及何宗美，〈樂志林泉，跌蕩文酒—驚隱詩社及其文學創作淺析〉，《南

開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3 年第 4 期，頁 1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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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驚隱詩社的成立

驚隱詩社的活動主要以蘇州一地為主，關於詩社事蹟的記載，可見於後世編撰的方志史料當中。例如乾隆時編修的《震澤縣志》

³

、《吳江縣志》

⁴

，或是同治的《蘇州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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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載錄的資料則是零星散見其中。另外，在詩社成員的詩文集中，保留不少當時活動的記載，然而僅有部分成員詩文作品至今留存，如潘檉章的《松陵文獻》、《觀物草廬焚餘稿》、周燦的《澤畔吟》、歸莊的《歸莊集》、

朱鶴齡的《愚庵小集》，以及顧炎武的詩文著作等等，多數成員的作品都已亡佚不傳。因此，後世文人的追述記載，也可提供相關線索做為參考，例如楊鳳苞《秋室集》中〈書南山草堂遺集後〉介紹驚隱詩社的事蹟，並載錄了社員名單，最值得參考。因為文中《南山草堂遺集》的主人葉繼武（字桓奏，生卒不詳），正是驚隱詩社的核心領袖，可惜此書早已亡佚。當日楊鳳苞得以親見此書，許多記載自然接近原貌，成為地方志編修時參考與轉引的對象，也是日後許多相關記錄的依據，有助於進一步瞭解詩社的活動。所以本文，除了參酌現存詩社成員的詩文集外，更以楊鳳苞《秋室集》中的記載為輔，進行相關討論。

（一）詩社的成立與性質

根據楊鳳苞〈書南山草堂遺集後〉的記載，驚隱詩社的活動時間，主要始於庚寅終於甲辰，即順治七年（1650）至康熙三年（1664），歷時大約十五年左右。

由於驚隱詩社的成立，其成員主要是故國遺老，顯見詩社本身的政治立場。不過，

驚隱詩社做為一個遺民社團的出現，並非特例，從《書南山草堂遺集後》的記載，

可知明清易代以來遺民結社的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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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見於〈人物卷‧節義〉「吳宗潛」條、以及〈舊事〉「葉桓奏」條。參見陳和志等修；倪師孟等纂，《乾隆‧震澤縣志），卷 18，以及卷 38。收錄於《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

第 20 號，總頁 713 以及 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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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纕等修；倪師孟等纂，《乾隆‧吳江縣志》卷 58〈舊事三〉。收錄於《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第 163 號，總頁 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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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銘皖等修；馮桂芬等纂，《光緒‧蘇州府志》，卷 160，〈人物卷‧第 33〉「吳宗潛」條。收錄

於《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區，第 5 號，第 5 冊，總頁 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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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職，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結為詩社，以抒寫其舊國舊君之感。大江以南無地無之，其最盛者東越則甬上（筆者：浙江寧波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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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吳則松陵（江蘇吳江縣）

⁷

。然甬上僻處海濱，多其鄉之遺老，

閒參一二寓公。松陵為東南舟車之都會，四方雄俊君子之走集，故尤盛於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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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明清之際遺民社團的成立，可謂是大江南北，無地不有。尤其是東南一帶風氣最盛，其中又以吳江地區最為突出。大陸學者張兵從當時社會文化環境因素，與遺民詩群地域分布的相關性著手，透過分析卓爾堪《明遺民錄》中所輯五百餘家遺民詩人，發現屬籍江蘇者有二百零三人，所占比例 40%，證明江南遺民詩群是清初遺民詩群中最龐大的一個群體，反映了江南地區遺民結社的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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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宗美進一步解釋此一現象，認為清初遺民結社一方面直接承襲晚明文人結社的風氣，另一方面與此起彼伏的反清復明鬥爭相呼應，關乎清初世事風雲之大局。因而類似驚隱詩社的遺民社團，在清初南北各地的數量至少在五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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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清初「驚隱詩社」的出現，可以視為明末以來文人士子吟詩唱酬的聚會，是以文會友的雅集。但是在性質上，驚隱詩社具有政治上抗清不仕的「遺民立場」，使得社集與一般情況下的詩社不盡相同，有著特殊的政治意涵包含其中。如〈書南山草堂遺集後〉記載，當時驚隱社人「各敦蠱上履二之節，樂志林泉，跌蕩文酒，角巾野服，嘯歌于五湖三泖之間，亦月泉吟社之流亞也。」

¹¹

驚隱社人具有「遺民」性質，楊鳳苞此處的描述，特別強調他們在政治立場上的鮮明色彩，遂以元初宋遺民社團「月泉吟社」來相比擬。

¹²

這樣的基調，從社員的

6

甬上為浙江寧波的舊名。寧波在甬上邊，所以代稱為「甬」或「甬上」。

7

松陵為江蘇吳江的舊名。五代吳越以前此地名為松陵鎮，故以松陵為別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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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鳳苞，《秋室集》，卷 1〈書南山草堂遺集後〉，葉 15b-16a。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叢刊》，集部，第 1476 冊，總頁 10。

9

張兵，〈清初遺民詩創作的社會文化環境與遺民詩群的地域分布〉，《西北師大學報

(社會科學版)

》， 1997 年 4 期，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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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宗美在《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中，專闢一章來討論明遺民與其結社活動等議題。其中考證清初明遺民結社，收錄有 50 餘例。參見氏著《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7-19 與 308-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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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鳳苞，《秋室集》，卷 1〈書南山草堂遺集後〉，葉 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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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泉吟社成立於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

（1286）

，主事者皆是入元不仕的宋遺民，如吳渭

（生卒年不詳）

、吳思齊

（1238~1301）

、方鳳

（1241~1322）

以及謝翱

（1249~1322）

。吟社曾於至元二十五年十月

十五以〈春日田園雜興〉為題，對外徵詩並提出賞格，期限於翌年正月十五為止。短短三個

月便得詩二千餘首，並於三月揭榜贈與獎賞，隨後將得獎作品付梓為《月泉吟社詩》。相關研

究參見歐陽光〈元初的遺民詩社〉一文，收錄於氏著《宋元詩社研究叢稿》（廣州：廣東高等

教育出版社，1996），頁 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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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文集內容來看，更為明顯，例如朱鶴齡〈同茂倫、樵水、長發、庶其，小集介白齋中得落字〉所言：「激懷不得平，感物增淒索，維我二三子，高言振靈魂。」

可知社集中詩人悵時悲物的感懷。

¹³

進而展現遺民意識，抒寫其「舊國舊君之感」。

（二）詩社的成員、活動與結束

關於驚隱詩社的社員名單，在清乾隆時編修的《震澤縣志》、《吳江縣志》等方志，以及楊鳳苞的《秋室集》皆有明確而詳細的記載。筆者依據〈書南山草堂遺集後〉的記載，轉錄成員名單如下：

苕上 (浙江湖州) 范梅隱風仁、沈雪樵祖孝、金完城 □

（名字亡佚不詳）

、陳雁宕忱、

禾中 (浙江嘉興) 顏雪臞俊彥、朱載揚臨、鍾琴俠俞、武林戴曼公笠、玉峯 (崑山) 歸元恭莊、顧寧人炎武、梁溪 (無錫)、錢礎日肅潤、吳門陳皇士濟生、

程杓石棅、施又王諲、同邑 (吳江) 吳匡廬珂、吳東籬宗潛、吳南邨宗漢、

吳西山宗泌、吳芳時宗沛、吳赤溟炎、吳北窗寀、吳曜庚在瑜、吳融司南杓、

吳石城嘉楠、顧茂倫有孝、顧樵水樵、戴耘野笠、潘力田檉章、葉開期世侗、

周闇昭燦、周機高爾興、周其凝撫辰、周安節安、朱長孺鶴齡、朱不遠明德、

鈕晦復名倫、鈕蓀如綮、王兆敏錫闡、王雲頑礽、沈建芳永馨、沈彥博泌、

李北山恆受、錢鍾銘重、金甯武甌、金彥登廷璋、金公覲始垣、金耳韶成、

顏子京祁、鍾賓王嶔立、葉桓奏繼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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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名單來看，驚隱詩社成員大約有五十人左右，里籍大約不出江蘇三吳、浙江杭嘉湖此一範圍。透過對比，不同文獻的社員名字、人數，記載大致相同，僅有少數成員略有缺漏。由於不同文獻記載的社員名單幾乎一致，即便姓氏排列的順序也相同，可以推斷名單可能謄錄自同一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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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關於驚隱社人的生平事蹟，

已故學者謝國楨已有詳盡的考證，發表於〈顧炎武與驚隱詩社〉一文可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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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云：「驚飈蕩高柯，肅肅鳴霜蘀。江濤引寒烟，飛向檐前落。激懷不得平，感物增凄索。維我二三子，高言振靈魂。主人方據梧，蕭遠命東郭。瞻矚生清風。嘉尚各有託，壁穿竹氣涼。

座汎山光薄。獨樂有清吟，草廬非寂寞。」詩見朱鶴齡，《愚庵小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卷 2〈同茂倫、樵水、長發、庶其，小集介白齋中得落字〉，總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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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鳳苞，《秋室集》，卷 1〈書南山草堂遺集後〉，頁 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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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隱詩社成員可見於《乾隆‧震澤縣志）卷 38〈舊事〉、《乾隆‧吳江縣志》卷 58〈舊事〉，

以及《光緒‧蘇州府志》卷 148〈雜記五〉等。其中《蘇州府志》明言所據出自《震澤縣志》，

兩書記載完全相同，而《震澤縣志》主要依據「葉桓奏詩稾與其他可考者」錄出名單，比如

葉氏〈中秋對月寄懷同社〉一詩，收錄了絕大多數社員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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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不敢掠美，故不贅述，僅就其中關鍵人物略做說明。

根據文獻，主持驚隱詩社的領袖人物主要是葉繼武（字桓奏），以及吳宗潛（字東籬）、宗漢（字南邨）兄弟。謝國楨認為驚隱詩社的建立，主要由葉、吳兩家為其主幹，從名單看來，吳江吳氏的確實是大宗，所佔人數最多。依據《松陵文獻》

的記載，吳宗潛「兄弟七人，及從子炎，並有雋才」，「申酉間，奮身許國，與弟宗漢、宗泌往來兵間，數蹈危難，兄振遠死之，乃歸隱嚴墓村，……結驚隱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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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奮身許國」對比《震澤縣志》的記載，實是吳氏兄弟曾經參贊浙東魯王舉事抗清。舉事不成後，吳氏兄弟返回故鄉隱居，與邑中高蹈志士組成詩社，由吳宗潛擔任祭酒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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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另一位驚隱詩社領袖人物葉繼武，他的生平事蹟可由凌淦《松陵文錄》可知：

慷慨有大節，輕財好施，篤於友誼，……隱居唐湖北渚，所居名曰古風莊，有烟水竹木之盛，因與吳興沈祖孝、范風仁、同邑吳宗潛、潘檉章等舉逃社，為歲寒交，一時三吳高士莫不指唐湖為武陵、柴桑焉。四方賓至無虛日，繼武傾貲結納，人皆以孟嘗君稱之。……自號懶道人，……

同人私諡為高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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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可知，葉氏居住的唐湖經常是詩社舉辦聚會的場所，被參與詩社成員視為世外淨土，由於繼武慷慨好客，因而有「孟嘗君」的稱譽，在社集中的地位頗為重要。由此可知，驚隱詩社的成立，多賴吳江葉氏、吳氏大力鼎助，故能聚集當時蘇州、湖州地方高蹈不仕的故舊遺老。再者，從驚隱詩社的活動時間來看，開始於順治七年（庚寅，1650），時距清兵南下已有六、七年，江南歷經幾次抗清事變之後，也逐漸歸於平靜，尤其部分社員曾經參與舉事，起謀抗清，如今聚合籌組詩社，似乎有退居隱避的用意。正如學者謝國楨所指，上述《松陵文錄》所稱驚隱詩社又名「逃社逃社逃社逃社」，帶有「暫時逃避而含有潛謀再舉的意思。」

²⁰

不過，做為一個文人結社，驚隱社人間不免要吟詩詠物，詩酒唱和，因此在現存的社人詩文集當中，可以看到當時成員們的聚會情況。例如從潘檉章《觀物草廬焚餘稿》中

16

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205-225。

17

潘檉章，《松陵文獻》，卷十〈隱逸傳〉「吳宗潛」條，頁 12b-13a。收錄於《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7 冊，總頁 101。

18

《乾隆‧震澤縣志），卷 18〈節義〉，「吳宗潛」條。收錄於《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第 20 號，總頁 713。

19

凌淦，《松陵文錄》，卷 17〈高蹈先生傳〉。轉引自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頁 208。

20

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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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辰五日賦得投詩贈汨羅，時周闇昭、機高、拭山、吳東籬、匡廬、顧樵水、

葉桓奏，集敝齋作〉，以及〈九日同匡廬、寧武、耳韶、賓王、雪筠、東籬、南村、桓奏、載陽、蓀如、公覲、融司、曜康，集鈕悔復齋，祭陶杜二先生，分得休字〉，這兩首詩中列舉的人名，可見社集聚會的情況，而參與的人數眾多，亦有部分參與者姓氏字號不在社員名單之上，仍有待進一步考證。不過，絕大多數的社集，並非所有成員都能出席，三五人為首的個別性聚會則成為常態。例如顧炎武北遊後，曾作詩〈酬歸祚明、戴笠、王仍、潘檉章四子韭溪草堂聯句見懷二十韻〉酬答驚隱社友，歸莊、戴笠、王仍、潘檉章四人，起因是歸莊等四人曾在潘氏的韭溪草堂中舉辦聚會，並做詩寄懷顧炎武。由此可知詩社成員之間的互動狀況以及其中的堅定情誼。此外，社集成員彼此酬唱詩文數量甚多吳宗潛曾予以編輯成《驚隱篇》，胞弟吳宗漢則增輯為《歲寒集》，可惜迄今都已亡佚失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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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史案」與詩社的結束

促使驚隱詩社結束活動，銷聲匿跡，主要的因素是社員涉入清初一件重大的文字獄案，即康熙二年的莊廷鑨「明史案」。根據《秋室集》的記載，莊廷鑨（生卒年不詳），烏程南潯人，家業甚富，其父允成（生卒年不詳）為體恤廷鑨目盲，特地購入故明大臣朱國禎未完成的史稿，並招募賓客文人增損修飾，取名為「明書」。順治十七年「明書」付梓行世，書中列名吳越文士十八人為參閱，其中包含驚隱社人吳炎、潘檉章。由於此書涉及天啟崇禎兩朝舊事，文中多毀謗指斥之語，冒犯新朝禁忌，於是為人告發。雖然莊氏曾百般賄賂疏通，終究釀成大獄，

吳炎、潘檉章因此牽連其中，入獄刑求同遭死難。由於吳、潘兩人曾有志編撰明代一朝史事，曾結合驚隱社人中博學通文者一同參與，

²²

卻因盛名而列名參閱，

實際上並未參與莊氏「明書」的編撰，不幸受到牽連而罹難。「明史案」實是清

21

《乾隆‧震澤縣志），卷 31〈書目〉，收錄於《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第 20 號，

總頁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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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吳炎兩人有志於編撰明代史事，根據戴笠〈潘檉章傳〉記載，潘檉章「專精史事，謂諸史惟

(司)

馬遷書最有條理」，「欲倣之作《明史記》而友人吳炎所見略同，遂與同事。檉章分撰本紀及諸志，炎分撰世家、列傳，其年表、曆法則屬諸王錫闡，流寇志則戴笠任之。……

而崑山顧炎武、江陰李遜之、長洲陳濟生皆熟於典故，家多藏書。並出以相佐。」由此可見

《明史記》可謂是驚隱詩社眾成員的集體著作，社員潘檉章、吳炎、王錫闡、戴笠、顧炎武、

陳濟生等人直接或間接參與此事，彼此分工撰述成書。可謂是出於「國可亡，史不可亡」的

信念，來為明代留下史書。事見戴笠，〈潘檉章傳〉，收於潘檉章，《松陵文獻》，《四庫禁燬書

叢刊》，史部，第 7 冊，總頁 3。

(7)

廷有意打擊漢人而起的文字獄案，殺戮示威，株連甚廣，因此上述十八位列名參閱者皆論死，凡刻書、賣書、購書者，以及關連此案的知府、推官等人一併連坐，

受此牽連者死者七十餘人，遣戍者百餘人。

²³

影響所及則是驚隱詩社的活動因而停輟，大型的集會則不再舉行。此後驚隱社人的行事多轉低調，如吳宗潛此後「隱於醫，著名苕霅間」，而戴笠隱居著書，「孜孜編纂，雜采朝報野史，參之見聞」

有《聖安書法》、《文思紀略》、《魯春秋》、《行在秋陽》等書，希冀為明朝留下記載。

²⁴

23

楊鳳苞，《秋室集》，卷 5〈記莊廷鑨史案本末〉，頁 5a-10b。

24

潘檉章，《松陵文獻》，卷 10〈隱逸傳〉「吳宗潛」、「戴笠」條，頁 12a-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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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驚隱詩社追慕「屈陶」的風氣

學者趙園在《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中曾提出一個遺民史研究的課題：「遺民史述說」。她認為遺民經常由歷史情境取喻，構成他們有關遺民史的特殊敘說。

他們構成的遺民史論，往往是遺民用以自我界定、詮釋的常用方式，而對遺民史興趣，則是出於尋求自我象徵，以致尋求將自我經歷納入史述的途徑。因此遺民反覆引述的典型除了伯夷、叔齊、陶淵明之外，還有宋遺民謝翱、鄭所南等人。

25

受到此一觀點的啟發，筆者發現驚隱詩社有意的以古代忠節事蹟作為激勵遺民守志的典範，成為當時眾多遺民群體中最具特色的一群。此種心態，如同社員歸莊（1613~1673）

²⁶

的自陳：「自陵谷變遷，士君子之秉大義、抱微尚者，有鬱積於中而又難於訟言，則託之古人以見志。」

²⁷

藉由古人事蹟來反照自身的遺民處境，

其中意涵不說自明。因此，本小節主要探究驚隱社人對於「屈陶」的欽羨與效法，

透過分析社人舉辦祭祀屈陶祭典背後的意涵，及其仿效「屈陶」意象的相關行為表現，來看驚隱社人追慕「屈陶」的心態。

（一）緬懷「屈陶」的祭祀活動

驚隱詩社令人關注的忠節情懷，主要表現在詩社成員於特殊時節所舉辦的祭儀：「歲於五月五日，祀三閭大夫；九月九日，祀陶徵士，同社麇至咸紀以詩」

²⁸

可惜現今留下的文獻，並未有記載當時詩社如何進行祭典的相關資料，無從得知詩社與祭典如何經營。不過，就崇祀的忠義對象而言，驚隱社人除了屈原、陶淵明之外，尚有杜甫（712~770）

²⁹

、林逋（967~1028）以及鄭所南（原名思肖，後改以號

25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269-270 以及 27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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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莊，字玄恭，生平事蹟參見謝正光、范金民編，《明遺民錄彙輯》，下冊，頁 1170。

27

歸莊，《歸莊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3〈歷代遺民錄序〉，頁 170。

28

楊鳳苞，《秋室集》，卷 1〈書南山草堂遺集後〉，頁 16a。相似記載亦見於潘檉章《松陵文獻》、

《乾隆‧吳江縣志》、《乾隆‧震澤縣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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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潘檉章《觀物草廬焚餘稿》中有詩〈九日同匡廬、寧武、耳韶、賓王、雪筠、東籬、南

村、桓奏、載陽、蓀如、公覲、融司、曜康，集鈕悔復齋，祭陶杜二先生，分得休字〉，可見

陶淵明、杜甫等人皆為驚隱詩社的祭祀對象。參見潘檉章，《觀物草廬焚餘集》（臺灣：國家

圖書館典藏抄本）。杜甫，字子美，別號杜陵野老，祖籍襄陽。為盛唐時期詩人，善於描述民

間疾苦，抒發其憂國憂民情懷。風格平時而感人，有「詩聖」的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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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1241~1318）

³⁰

等人。由於杜甫每飯思君的忠節形象，引起遺民注意，例如朱鶴齡（1606~1683）在〈輯注杜工部集序〉中稱讚杜甫云：「自古詩人變不失貞，窮不隕節，未有如子美者。」欽佩之餘，自己還「惟手錄杜詩過日」。

³¹

可以看出他個人對於杜甫的崇拜與喜愛。

不過，令人好奇的是為什麼驚隱詩社要特地舉辦這樣的祭儀呢？正如同社員朱明德

³²

（生卒年不詳）做《廣宋遺民錄》的用心：「慨想於千載以上之人，苟有一言一行之有合於吾者，從而追慕之，思為之傳其姓氏而筆之書。」

³³

寄託古人做為個人際遇得失的代言者，使得明遺民在敘述古代忠義事蹟時，往往具有特殊的意涵，尤其是寄寓個人的忠節觀感。例如社人陳濟生（生卒年不詳）為了表彰明代忠義事蹟，特「命工傳寫有明三百年忠臣義士像，裝潢成冊。」

³⁴

這樣的心態也非驚隱詩社成員所獨有，似乎是一種時代氛圍的集體感受。誠如張履祥（1611~1674）

在〈跋西臺慟哭記〉中的自述：

予少讀〈謝先生傳〉，至天涼風急，挾酒登子陵臺哭文山，為楚歌擊石招之，輒不禁歔欷流涕也。……迄令二十餘年，得《晞髮集》，而見所為《西臺慟哭記》者，……而時事適與相類，正如中夜嬰兒失其母，有重喪者聞哭聲乃愈悲也。因書歲月以記之。時甲午（順治 11 年，1654）七月之晦。

³⁵

張履祥並非驚隱社人，也未見他與驚隱詩社之間有所往來的記載。然而身處明清易代之際，懷著國破家亡的傷感，使得明遺民對於古今易代之事容易產生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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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震澤縣志）云：「歲以五日祀屈原，九日祀淵明，除夕祀林君復、鄭所南。」語見卷 18〈節義〉，「吳宗潛」條。收錄於《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第 20 號，總頁 713。

林逋，字君復，人稱和靖先生，北宋錢塘人。為人性孤高自好，喜恬淡，不趨名利，終身不仕，隱居於西湖孤山，由於林逋終身未娶妻，與梅花、仙鶴作伴，人稱「梅妻鶴子」。鄭所南，

字所南，別字憶翁，宋連江人。性剛介，有志操，宋亡，隱居吳下，自稱三外野人，寄情詩畫，善畫墨蘭，平居坐必南向，歲時伏臘，必向南野哭。著有《心史》一書。

31

朱鶴齡，《愚庵小集》，卷 10〈輯注杜工部集序〉與〈傳家質言〉總頁 299 與 769。相關生平參見本章第三節。

32

生平事蹟參見謝正光、范金民編，《明遺民錄彙輯》，上冊，頁 141。

33

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之 2〈廣宋遺民錄序〉，收於《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33。

34

陳濟生，字皇士，生平事蹟參見謝正光、范金民編，《明遺民錄匯彙輯》，下冊，頁 777。

35

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卷 20〈跋西臺慟哭記〉，頁 597。《西臺

慟哭記》主要是元初宋遺民謝翱

（字臯羽，1249~1295）

所作，其目的是為了紀念宋末誓死不降的

文天祥，而在桐廬西臺絕頂，慟哭弔祭，事後乃作此書。有關此事，參見明‧程敏政，《宋遺

民錄》（台北：廣文書局，1968 年），〈謝翱〉部分。

(10)

也使得上述引文之事顯得自然。因此筆者認為，驚隱社人之所以追緬古代忠節義士，箇中原因除了是對忠節典範的仰慕之外，古今相似的情境感應，「異代同悲」

的共鳴，驅使著社人開始追尋古人可佩可嘆的事蹟。這樣的推論，可以由驚隱領袖葉繼武的詩中獲得驗證。在〈九日寒齋同逃社諸子祭陶淵明、杜子美兩先生〉

有云：

龍沙嘉會結寒盟，修祀先賢荐菊觥。離亂家鄉移酒郡，晉唐史歷紀花名。

一時共得南山意，千載同懷北極情。但願久長持晚節，蕭蕭門外任浮榮。

36

在詩文中流露出葉繼武創立驚隱詩社的宗旨和本意︰風雲驟變，江山易主，在無力回天的現實中，懷抱著對故明的眷戀，像陶淵明一樣隱居山林，任由門外沈浮枯榮，不降新朝以保晚節。這樣的宗旨聚合理念相同的遺民，而祭祀禮儀，使得詩人得以砥礪氣節，也是凝聚詩社向心力的重要精神支柱。祭祀「屈陶」的活動，

於是成為驚隱詩社在政治上的一大特色，如同潘檉章詩中所言：「同是失路人，

君已光千年。廣直既難為，詞賦猶可祖。」

³⁷

詩中壬辰即順治九年（1652），正是驚隱詩社剛成立之時，此時亡國氛圍尚濃，「同是失路人」的感同身受，使得屈原成為代言者，譜出古今同悲的哀調。而〈重九前一日，同匡廬、雪樵、東籬、

南村、桓奏、赤冥、公覲、融充、曜庚，集鈕悔復齋得公字〉一詩中，潘檉章表達如此的企盼：

頗怪今朝菊，□先慰客窮。不妨懷正則，未敢學陶公。節序看花異，河山對酒同。成旬仍有約，幸莫負籬東。

³⁸

參與社集的成員彼此約定，以「正則」（筆者，屈原名正則）、「陶公」為榜樣，做為遺民秉志不貳的師法對象。這樣的效法心態在驚隱社人中時常可見，效法的忠節

36

葉桓奏，〈九日寒齋同逃社諸子祭陶淵明、杜子美兩先生〉。收錄於吳振宗輯，《吳江葉氏詩錄》，卷 10。轉引自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頁 210。

37

〈壬辰五日賦得投詩贈汨羅，時周闇昭、機高、拭山、吳東籬、匡廬、顧樵水、葉桓奏，集敝齋作〉詩云：「吳楚舊土風，尤重五月五。競投菰黍□，以觸蛟龍怒。良朋惠我來，憑眺日方午。騷夢皆同調，思招靈為主。靈兮久不來，江河多猰□。為詩泣幽冥，光怪孰敢侮。具區即羅水，何必懷故土。哀彼蔓草嚴，自仇蘅與杜。各矜朦膄明，而怪離朱瞽。同是失路人，

君已光千年。廣直既難為，詞賦猶可祖。珍重一言投，恐為神所吐。俯仰懷抱間，誰肯寄堂廡。勝事我輩傳，勿令後人補。蹇拙勉陳詞，慚非白與甫」詩見潘檉章，《觀物草廬焚餘集》，不分卷。

38

潘檉章，《觀物草廬焚餘集》，不分卷。

(11)

對象也沒有設限，表露出明遺民對於忠義典範的追崇，也反映了個人對於遺民志節的高度肯定。因此，屈原九死未悔的忠君憂國之心，投江死諫盼求君悟的赤誠，

以及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隱逸精神，與「恥屈身於異代」的行徑，

³⁹

在改朝換代之際，格外引人注目與關照，成為驚隱詩社遺民們追尋的對象。

（二）「宗屈學陶」的忠節崇拜

對於「屈陶」人格的認同與崇拜，驚隱社人主要展現在對於「屈陶」的精神效法，尤其藉由閱讀「屈陶」詩文，試著貼近古人來拉近彼此間的距離。例如《離騷》是屈原嘔心瀝血的心情寫作，抒發個人懷忠受黜的憤慨，觸動讀者忠君憂國之心，而成為驚隱社人的案頭讀物。例如社人歸莊喜讀《離騷》，文集中多見他夜讀《離騷》的記載：「《離騷》讀罷鐘初歇，支枕長吟夢不成。」「讀罷《離騷》

倦欲眠，霜清月自四更天。」

⁴⁰

再者，透過文字來追詠屈陶的創作，除了表達遺民欽慕的用意之外，更可視為個人抒發情志的一種表達。例如顧炎武有〈賦得江介多悲風用風字〉一詩，模仿《楚辭》中的〈哀郢〉，用以抒發個人如同屈原般的憂國情懷。詩云：

素節乘雲夢，清秋下渚宮。哀音生地籟，激楚入天風。落雁過山集，寒蟬抱樹空。傷心千里目，愁絕百年中。郢路原依北，江關久向東。有人宗國淚，何地灑孤忠。

⁴¹

詩末兩句，顯見顧炎武自傷一片赤心忠誠如同屈原一般無人得知，無以報國。另外，在〈顏神山中見橘〉中，顧炎武藉由屈原〈橘頌〉典故來描寫「橘」的特性：

「黃苞綠葉似荊南，立雪凌寒性自甘。但得靈均來結伴，顏神山下即江潭。」

⁴²

透過吟詠寒橘的特性，來反照自身的志節，尤其是末兩句，更顯得顧炎武期盼自己能師法古人，用以堅定自己忠貞不屈的性格。因此，當清廷招攬顧炎武編修《明史》時，顧炎武不惜以死自明：「果有此舉，不為介推之逃，則為屈原之死。」

⁴³

39

《宋書‧隱逸傳》：「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跡，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語見齊‧沈約，《宋書》卷 93〈隱逸〉「陶潛」，總頁 2288-2289。

40

歸莊，《歸莊集》，卷 1〈九日過普濟寺養疴〉、〈歲暮二首〉，總頁 10、50。

41

顧炎武，《亭林詩集》，卷 1〈賦得江介多悲風用風字〉，收於《顧亭林詩文集》，頁 280。

42

顧炎武，《亭林詩集》，卷 4〈顏神山下見橘〉，收於《顧亭林詩文集》，頁 353。

43

顧炎武，《蔣山傭殘稿》，卷 2〈記與感孝熊先生語〉，收於《顧亭林詩文集》，頁 196。

(12)

可以看出顧炎武對屈原的認同，透過援引屈原九死無悔的精神，成為表述個人心志的代言，將個人與屈原的懷忠情懷結合在一起，亦是某種的自我標榜。基於此種標榜的心態，使得屈原澤畔行吟的典故成了驚隱社人援引的「符號」。例如社人周燦（字光甫，生卒年不詳）

⁴⁴

以此來為詩文集定名，取為《澤畔吟》，取意屈原放逐時「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⁴⁵

用以表達自己面對鼎革世變的心境，宛如屈原放逐的悲憤，此種「異代同悲」的心情感受，後人為此作序時猶能感受其中的悲戚之意。

⁴⁶

相較於屈原報國無門的怨懟，驚隱社人對於陶淵明事蹟與人格的感召，同樣感到興趣。由於陶淵明辭仕退隱，過著閒逸的田園生活，自古以來便是文人士子失意時的精神安慰。更何況在明清鼎革之際，陶淵明異代不仕的形象自然成為明遺民藉以詮釋的例證，

⁴⁷

而寄託於「桃花源」的世外樂土，更是滿足了遺民對於大明淨土的期盼。

⁴⁸

尤其是陶淵明〈桃花源記〉文中「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記述，的確具有引人聯想，寄託想像的空間，如同周燦的〈題桃花源〉：「一自漁翁識避秦，山中又復紀千春。世間多少興亡俱，不及桃花洞裏人。」

⁴⁹

寄懷個人對於明清世變傷痛的情懷。在朱鶴齡〈夢桃源〉中，所謂「夢裏相尋身亦輕。」

帶有令人企盼嚮往的誘惑。

⁵⁰

此外，陶淵明「晉書年號，宋唯甲子」的立場，

⁵¹

也成為明遺民自我述說的一種政治表達。例如〈歸玄恭先生年譜〉記載，歸莊明亡以後僅用甲子記年，不奉清朝年號。

⁵²

此一行為在當時明遺民當中經常可見，也是一種集體共識。如社人顧樵在〈懷周光甫燦〉詩中，多用陶淵明典故，詩云：

44

生平事蹟參見謝正光、范金民編，《明遺民錄彙輯》，上冊，頁 215。

45

《史記》記載：「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披髮行吟澤畔。

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汨羅以死。」語見司馬遷，《史記》，卷 84〈屈原賈生列傳〉，頁 2490。

46

嚴鴻逵〈序〉云：「予偶過公里，公之孫某某，出所為《澤畔吟》以見示。予伏而讀之，辭旨和平，音節古淡而清涼悲感之意，時自露于音沈響震之餘。因作而嘆曰：『此義熙遺音也。後有知人能論世者，其必以公與靖節翁同為三閭之瓣香無疑矣。』」語見周燦，《澤畔吟》，收錄於《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4 年），集部，第 123 冊，總頁 467。

47

明遺民肯定陶淵明，不僅僅因其人品高潔，而且由於陶氏所處的晉宋之際實與明遺民所處的明清之際有相似之處。有關陶淵明生平參見齊‧沈約《宋書》記載，或見註釋 39。

48

李辰冬〈陶淵明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中，談陶淵明對中國文人的影響，以為後代文人將陶淵明用為典故者約有十九類，其中「桃花源」便因陶淵明對當時社會紊亂感到憂心和憤慨，

自己卻無法改變，於是形諸筆墨，寫了一篇《桃花源記》來描述一種理想的世界，寄託自己的理想。自從陶淵明寫了這篇（桃花源記）以後，後人便把「桃花源」比喻作一個理想的和平的安樂世界。見氏著《陶淵明評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4），頁 135-160。

49

周燦，《澤畔吟》，〈題桃花源〉，收錄於《叢書集成續編》，集部，第 123 冊，總頁 470。

50

朱鶴齡，《愚庵小集》，卷 3〈夢桃源〉，總頁 102。

51

齊‧沈約，《宋書》，卷 93〈隱逸‧陶潛〉。同註釋 39。

52

趙經達編輯，〈歸玄恭先生年譜〉，收錄於氏著《歸莊集》，附錄一，頁 523。

(13)

草痕添綠柳條柔，幾日東風到陌頭。處士詩篇存甲子，仙源物候記春秋。

讀書月照梅花屋，放鶴雲開杜若洲。十載紅塵衣不染，冰霜珍重舊羔裘。

53

詩中「存甲子」、「仙源」（桃花源）各有所指，表達對於周燦避世隱居志節的肯定。

而潘檉章在〈花朝社集同梅隱、樵水、白卿、初玉、開期即周闇昭齋中〉便以「陶家甲子正須論」來期勉眾人。

⁵⁴

由於潘詩中的花朝社集多半是驚隱社人，因此可以說是驚隱成員彼此間的共識。此外，對於「菊花」的推崇，亦可看出驚隱社人對於屈原、陶淵明的追求，例如朱鶴齡〈菊花〉詩所云：

籬間金蘂漫縱橫，莫訝精神太瘦生。種貴延年堪送老，人能載酒可同傾。

甘馨露夏寒芳淡，疎放燈前取影清（自註小字：杜詩菊蘂凄疎放），陶徑不須愁落瓣，靈均原自解餐英。

⁵⁵

由於「屈原餐菊」、「淵明採菊」的緣故，菊花的意象在驚隱社人當中，經常成為詩文吟詠的對象，成為忠節象徵。在社人詩文當中，「詠菊」的作品實屬常見。

⁵⁶

基於陶淵明愛菊的緣故，社人葉繼武、鈕棨則以重菊自樂，尤其是歸莊，直讚菊花「尤與幽人節士為宜」，標榜其風骨，更做一篇〈尋菊記〉來記述他個人尋花賞卉的樂趣。

⁵⁷

而潘檉章〈賦得人淡如菊〉中如此期盼著：

良友參差集，開襟坐短離。看花同有骨，為我故生姿。寫照凌霜在，論交若水宜。因思千古士，採擷得真師。

⁵⁸

在社人詠菊的意象的背後，隱含了對於陶淵明忠節的感佩。在這樣的共識下，陶淵明相關詩文自然也成為明遺民仿作的對象。如〈擬陶九日閑居和沈雪樵〉有云：

53

顧樵，〈懷周光甫燦〉。轉見周燦，《澤畔吟》，附錄一。收錄於《叢書集成續編》，集部，第 123 冊，總頁 476。

54

詩云：「尋春步屐到郊原，握手吾齋意氣存。簡默自成花日月，維持不墜酒乾坤。來同巢燕原無主，出共林鶯欲有言。約束芳菲遲老眼，陶家甲子正須論。」參見潘檉章，《觀物草廬焚餘集》，不分卷。

55

朱鶴齡，《愚庵小集》，卷 5〈菊花〉，總頁 229。

56

鈕綮愛菊而種菊，曾作《上巳日種菊》云：「未肯忘秋興，霜花手自栽。力鋤非種去，懸想故人來。宿土承新露，疏籬傍老梅。相依成密友，日夕共徘徊」。又《秋懷》十首，殊有靖節風致。參見謝正光、范金民編，《明遺民錄彙輯》，下冊，頁 815。

57

歸莊，《歸莊集》，卷 6〈尋菊記〉，下冊，頁 381-388。

58

潘檉章，《觀物草廬焚餘集》，不分卷。

(14)

「大運有密移，幽人感頹齡，……世士嘗苦醉，而我嘗苦醒」，表達潘檉章對於陶淵明的欽慕，遂以「寄言千載上，庶用共沈冥」，企盼著心靈上的交流。

⁵⁹

對此，有學者指出，驚隱社人在字號上亦表現出學陶隱逸的認同，例如吳宗潛取字

「東籬」，吳宗漢與吳寀個別取字「南村」、「北窗」，顯示出吳氏兄弟個人對於陶公真逸灑脫的嚮慕。

⁶⁰

以上所舉，主要說明驚隱詩社成員們對於「屈陶」人格的認同，以及反映在個人行為與詩文的欣羨之情。由此可知驚隱詩社的結社宗旨與

「宗屈學陶」的深意，如同何宗美所指明，「驚隱」之「隱」實乃「隱」而不仕之意，「逃社」之「逃」，即為「逃」祿守節之謂。

⁶¹

所反映的正是驚隱詩社在清初遺民社團之中，顯著而特別的地方。

59

詩云：「大運有密移，幽人感頹齡。佳名與我諧，及此採芳馨。出門欣滿袖，入室恥空瓶。世士嘗苦醉，而我嘗苦醒。一殤乃不御，何以遣心形。候蟲生急響，孤鴻起寂聽。所賴禾黍新，

好風吹冷冷。時逢荷篠人，高話神農經。紛華亮無奪，耳目暫得寧。寄言千載上，庶用共沈冥。」語見潘檉章，《觀物草廬焚餘集》，不分卷。

60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頁 328。

61

同上註。

(15)

第三節驚隱社人的「屈陶」論述

如同上節所言，驚隱社人對於「屈陶」兩人的崇慕，可以由定期的祭祀，以及詩文中的忠節崇拜可以看出。因此，本小節主要透過幾位驚隱社人的「屈陶」

論述，來看驚隱社人對「屈陶」的接受與闡發，尤其是「屈陶」忠節形象給予社人怎樣的論述空間。

（一）顧炎武的屈陶情真說

由於朝代的轉換，對於許多士大夫來說可謂是個人道德節操的考驗，無論是

「忠明」抑或「降清」，當時士大夫的選擇與考量，各有其一套的出發立場。遺民，身為特定時空下的產物，其所關心的焦點除了遺民身份的自我價值之外，更關注維持天下綱常的忠節正道。這樣的關注，反映在顧炎武《日知錄》中對「降臣」的看法：

《記》言：「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入。」《說苑》

言：「楚伐陳，陳西門燔，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戰國策》

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國雖大赦，降城亡子，

不得與焉。』」下及漢魏，而馬曰磾、于禁之流，至于嘔血而終，不敢靦于人世。時之風尚從可知矣。後世不知此義，而文章之士多護李陵，

智計之家或稱譙叟。此說一行，則國無守臣，人無植節，反顏事讎，行若狗彘而不之媿也。何怪乎五代之長樂老，序平生以為榮，滅廉恥而不顧者乎！

⁶²

有鑑於明清易代以來，對於仁義道德又是一次的嚴格考驗，顧炎武反對前朝盡棄忠義廉恥，靦顏事賊的風氣。反照現今局勢，顧炎武關心的是如何去「保天下」

的課題。他說：

62

顧炎武，《日知錄集釋》（長沙：岳麓書社，1994），卷 13「降臣」，頁 508-509。

(16)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號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

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臣其君，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⁶³

固然後人將顧炎武此言概括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兩句口號，強調每一個普通人對於國家興亡都負有責任。然而，就顧炎武的原意而言，應該強調「忠於一姓」的「忠君」情懷，已然不如「天下正道」的信念來得重要，指的是「綱常倫理」的提倡。一姓朝代的更迭歷來都有，而令顧炎武擔心的是，每個人所秉持忠義信念的淪喪，將導致天下的倫理綱常無法正常維持下去，實是華夏道統的淪亡。因此，在《日知錄》「文辭欺人」中，顧炎武對於此時世人秉性提出了質疑：

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慚，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

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躅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偽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

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複，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

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為言者。偽也。《易》曰:「將叛者共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夫鏡情偽、屏盜言，君子之道，興王之事，莫先乎此。

⁶⁴

顧炎武透過對屈原，陶潛表達的「情真」給予充分肯定，認為「君子之道，興王之事」，「莫先」於「鏡情偽、屏盜言」的駁斥，用以反對「朝賦采薇，夕有捧檄」

的矯作。抨擊「末世人情彌巧」，強調的是重視個人對於道德綱常的重視與落實。

本於此一心態，抑或出於失節的憂慮，顧炎武感嘆的是遺老故舊的「失身暮年」。如同他為驚隱摯友朱明德《廣宋遺民錄》所做的「序文」：「於此之時，其隨世以就功名者固不足道，而亦豈無二一少知自好之士，然且改行於中道，而身

63

同上註，卷 13「正始」，頁 471。

64

同上註，卷 19「文辭欺人」，頁 684。

(17)

於暮年，於是士之求其友也益難。」

⁶⁵

此序做於康熙十八年，清廷特舉「鴻儒詞科」來網羅當世遺老碩彥，令顧炎武傷感的是榜中「相識幾半，其知契者，愚山

（施閏章）

、荊峴

（湯斌）

、鈍庵

（汪琬）

、竹垞

（朱彝尊）

、志伊

（吳任臣）

、阮懷

（高咏）

、蓀友

（嚴純蓀）

」，

⁶⁶

其中不乏早年抗清，暮年變節者，不少人因此淪作「兩截人」。

⁶⁷

影響所及，使得明遺民志節遭受極大衝擊。此時距離明亡已是卅餘年後，人事景物與鼎革之際的氣氛已有顯著不同，自是遺民守節最為艱難的時刻。

⁶⁸

是否有遺民意識到此，而以應試「博學鴻詞」作為褪去遺民身份的下台階梯呢？對此，我們不得而知。然而，從顧炎武序文中可以感受到顧氏對於遺民未來發展的危機意識，

⁶⁹

表露出對於失身變節者的惋惜，而「求友難」則凸顯遺民的寂寞與邊緣化。

隨著時間流逝，遺民不再是清廷的對立者，甚至將在未來逐漸凋零殆盡。

⁷⁰

於是顧炎武藉朱明德《廣宋遺民錄》以明志，是「以存人類於天下」的表現，既是對遺民為「天地元氣」的強烈肯定，亦是自我的肯定。

（二）朱鶴齡的「甲子論」

朱鶴齡，字長孺，號愚庵，吳江人，明末諸生，生於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卒於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入清以後，朱鶴齡絕意仕進，隱居著書，時論以鶴齡、李顒（1627~1705）

⁷¹

、黃宗羲（1610~1695）與顧炎武並稱為「海內四大布衣」。

65

顧炎武，《亭林文集》，卷 2〈廣宋遺民錄序〉，收於《顧亭林詩文集》，頁 33。

66

同上註，卷 4〈答李子德〉，收於《顧亭林詩文集》，頁 74-75。

67

康熙十八年，清廷廣開鴻儒詞科，召納當世名儒碩彥，許多遺民名列其中。杜濬

（1610~1686）

勸誡好友孫枝蔚

（1620~1687）

，以「忍癢」、「思痛」為由，切勿淪為「兩截人」而晚節不存。語曰：「且夫年在少壯則其作兩截人也，後截猶長；年在遲暮而作兩截人，後截餘幾哉？……深願豹人

(枝蔚)

堅匹夫之志，明見義之勇，毋為若人所笑，則吾道幸甚，弟將再拜以賀。三十年古道相期必如是，乃不相負耳。」事見杜濬，《變雅堂文集》，卷 4〈與孫豹人書〉，頁 3b-4a。

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叢刊》集部，第 1394 冊，總頁 38 上。對此，顧炎武曾說：「余嘗遊覽於山之東西，河之南北二十餘年，而其人益以不似。及問之大江以南，昔時所稱魁梧丈夫者，

亦且改形換骨，學為不似之人。」顧炎武，《亭林文集》卷 2〈廣宋遺民錄序〉，收於《顧亭林文集》，頁 33。

68

透過長時間的「動態」觀察，李瑄對於清初 50 年間清廷招攬明遺民，與明遺民群體因之而嬗變的動向，作了一個完整的陳述，有助於瞭解明遺民與清廷政策之間的互動過程。參見李瑄，

〈清初五十年間明遺民群體之嬗變〉，《漢學研究》，第 23 卷第 1 期，頁 291-323。

69

關於顧炎武對於康熙朝「鴻儒詞科」的應對態度，以及對其他遺民出仕應舉的舉措，可見孔定芳，〈「博學鴻儒科」與晚年顧炎武〉，《學海》，2006 年第 3 期，頁 49-53。

70

趙園認為「遺民本是一種時間現象，『遺民時空』出諸假定，又被作為遺民賴以存在的條件。」

隨著時間的流逝，遺民所擔心的則是世道趨於清平，期待的「恢復」轉而落空。隨之而來的

「失節憂懼」卻隨時考驗遺民心志，『末路不可不慎』使得遺民戒慎恐懼。參見氏著《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頁 373-381。

71

生平事蹟參見謝正光、范金民編，《明遺民錄彙輯》，上冊，頁 261。

(18)

朱鶴齡閉戶著書終生，學擅箋疏，長於詩詞研究，後來受顧炎武鼓勵轉而致力於經學研究，有《杜工部集輯注》、《李義山詩集箋注》，著有《毛詩通義》、《尚書埤傳》等。相關生平事蹟可見於《清史稿》

⁷²

與《松陵文獻》

⁷³

。

當明清鼎革之際，陶淵明「忠晉說」

⁷⁴

所蘊含的道德意義與遺民忠節精神的象徵，特別引起明遺民的關注，因而有遺民發諸言論為陶淵明忠晉之說辯護。例如朱鶴齡深信沈約《宋書》說法引之有據，即便「宋人有辨其不然者」，

⁷⁵

仍作

〈陶潛論〉來伸張己意。所謂宋代時人對於陶淵明忠晉立場的質疑，學者鍾優民研究甚詳，他認為隨著《陶淵明集》的大量刊印，以及在宋人閱讀與校訂之下，

有關《陶集》詩文繫年

（晉書年號，宋唯甲子）

的問題則為宋人注意，進而提出議論。

首先，先是北宋僧人思悅

（

生平不詳，大約活動於英宗治平年間，1064~1067

）

，對《陶集》

中詩文的記年提出了非議。思悅認為陶淵明在晉代便已有詩以甲子繫年，與《文選六臣註》所云：「潛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者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有所不合。對此，思悅質疑：

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400）距丙辰（416），凡十七年，只九首耳，皆晉安帝（387~418 年在位）時所作也。中有〈乙巳（405）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作〉，此年秋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即解印綬，賦〈歸去來辭〉。後十六年庚申（420），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豈容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以自取異哉？引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耳。

⁷⁶

思悅強調《陶集》中晉代時所作的詩文也有繫年甲子者，例如〈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作〉便是，因而認為「甲子」說是出於後人的「誤讀」而誇大

72

《清史稿‧儒林傳》「朱鶴齡」條記載：「鼎革後，屏居著述，晨夕一編，行不識途路，坐不知寒暑，人或謂之愚，遂自號愚庵。嘗字謂『疾惡如仇，嗜古若渴，不妄受人一錢，不虛誑人一語。』著有愚庵詩文集。」參見趙爾巽等纂，《清史稿》，卷 480，〈儒林一〉，總頁 13124。

73

潘檉章，《松陵文獻》，卷十〈隱逸傳〉「朱鶴齡」條，葉 17a。收錄於《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7 冊，總頁 103。

74

大陸學者鍾優民指出，就「陶學」發展歷程，歷來對陶淵明的研究有兩大議題：「隱逸」與

「忠晉」的說法。有關陶淵明歷來的論述不外乎集中在「隱逸」與「忠晉」中各自闡述。關於陶淵明「忠於晉室」的看法，首見齊‧沈約《宋書》記載。自宋代開始，陶淵明其人與陶詩中的「忠晉」態度，躍然成為宋人爭論的焦點，贊成反對雙方執一詞，迄今不斷，為陶淵明形象增添幾分忠憤色彩。參見魏正申，〈對陶學兩大癥結—「隱逸」與「忠晉」的創釋—鐘優民先生治陶貢獻論〉，《九江師專學報》 1995 年第 4 期，頁 3-8。

75

關於此一爭論，參見鍾優民，《陶學史話》（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頁 43-44。

76

思悅所言，參見清‧陶澍集注，《陶靖節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卷 3。轉引自

鍾優民，《陶學史話》，頁 44。

(19)

渲染的。此後贊成甲子記年，以及反對者意見紛歧，形成宋代以來關於陶詩繫年的論戰。

⁷⁷

由於正反雙方都不斷提出新的見解，使得爭論跨越數個朝代能未能平息。對此，朱鶴齡反對宋人之說，遂引宋遺民謝枋得（1226 ~ 1289）

⁷⁸

的說法加以辯駁：

以余考之，桓玄篡位，晉氏不斷如線，得劉裕而始平，改元義熙，自此天下大權盡歸劉裕。淵明賦〈歸去來辭〉，實義熙元年（405）也。至十四年，

劉公為相國，恭帝即位，改元元熙（419）；至二年庚申（420），禪於宋。觀恭帝之言曰：「桓宗之時，晉氏已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詳味此言，則劉氏自庚子（400）得政至庚申革命，

凡二十年，淵明自庚子以後題甲子者，蓋逆知末流必至於此，忠之至，義之盡。思悅、裘父，殆不足以知之。

⁷⁹

朱鶴齡贊同謝枋得的說法，所謂「淵明自庚子以後題甲子者，蓋逆知末流必至於此」，便是認為陶淵明已知劉裕有野心篡奪晉朝，於是在劉裕建宋前二十年，便存有甲子繫年的用心。由此，朱鶴齡進一步辯說：

（謝枋得）疊山之論固核，然吾觀淵明之意，有進于是者。彼夫劉裕之猜忌，傅亮、謝晦諸人之賣國，不難以司馬天子為几上肉。其肯容晉室遺臣，傲然削新朝之帝號，而優游以羲皇上人終老耶？況淵明之祖烈之清明，又諸人之所深惡，而思欲媒糱其短者耶！故其詩之此書甲子者，

所以存其恥事二姓之心，書甲子而始於二十年以前者，又所以泯其不書年號之跡。

⁸⁰

引文可知，朱鶴齡認為陶淵明先祖陶曾為晉室重臣，為了避免遭受劉裕迫害的可能，於是以「書甲子而始於二十年以前者」，來「泯其不書年號之跡」。如此的舉動，隱藏了陶淵明恥事二姓的用心。此一動機是謝枋得欲言未明之處，遂由朱氏之口而出，可視為清初明遺民對於忠晉說法的新詮釋。因此，陶淵明之所以能優游終老，不受政治迫害，後世譽為「隱逸詩人之宗」，以隱遯避世著稱，便是出

77

對於陶詩繫年的爭議過程，參見鍾優民《陶學史話》中的各章，皆有細論當時代的爭執論點。

78

謝枋得，字君直，號疊山，遠祖居會稽，江西弋陽人。南宋滅亡後，枋得隱居不仕，元廷多次徵聘，終於被送往大都，絕食五日而死。著有《疊山集》。

79

謝枋得所言，參見清‧陶澍集注，《陶靖節集》，卷 3。轉引自鍾優民，《陶學史話》，頁 44。

80

朱鶴齡，《愚庵小集》，卷 11〈陶潛論〉，頁 514-15。

(20)

於陶公欲藉「世隱」來寓藏其忠節的緣故。據此，朱氏進一步解釋：

王弘之要路可就也，顏延年之酒錢可納也，任天下以羸疾棄我，曠達容我，絕不以養高釣名疑我，夫然後可以逍遙容與，卒全此生於東籬北牖之間，不然而洵沈約所稱，其有不嬰宋氏之網羅者幾希矣。

⁸¹

由上可知朱氏認為陶淵明見識遠勝於他人，不可全然視為隱者，並強調隱逸正是為了避禍全身。至此顯見朱鶴齡心目中陶淵明之所以託跡於隱，實是寄寓他個人恥事二姓的看法，也是強調陶淵明的忠晉立場。然而作為代言者，朱鶴齡為何強調陶淵明歸田隱逸是為了保全生命，這主要與他自己身處亂世的出處之道有所關連。朱鶴齡認為：「論隱逸者，不難於于承平之時，而難于易姓之代。」他強調：

「明乎《蠱》之時義者，然後可以言隱逸矣。」所謂《蠱》乃是《易經》的一卦，

朱鶴齡解釋說：

《蠱》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夫古之君子，莫不秉道濟時，

羨鴻儀而卑蠖伏，不事王侯，豈所樂哉！惟時不可以有為，道又不容以苟屈，不得已而長遯丘園，其跡已鄰于亢矣。故上九之象曰：「高尚其事。志可則也。」夫志藏于中，必有拊膺填臆，隱忍不能自白者，以其風節攸存，故曰可則，事則變也，而非正也，非正則雖高不可訓也。

⁸²

朱鶴齡這一段話主要陳述君子身處亂世之道，主要依循《易‧蠱》的〈上九〉爻辭所言，強調「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理。與孔子所謂有道則仕，無道則隱的道理相近，所秉持的是運行不悖的儒家倫常。此中的道理，筆者根據《近思錄》

的記載，來看朱熹對於出處的解釋：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大小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

81

同上註，頁 515-16。

82

同上註，頁 515-16。

(21)

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⁸³

此處朱熹提出幾種士人出處的應對之道，如論是高潔自守、退而自保、安於不求知、獨潔其身等，不論何者，反映的是士人不事王侯應有的態度，都應該以唯退知足之理，以躁進苟求為戒，尤其是遵從「進退合道」的理念。由此觀之，身為遺民的朱鶴齡，在出處觀念上仍是遵循上述《易經》所示，以守其「忠節」之正道。因此朱鶴齡認為處於易代之間，古今許多事例必須引以為鑑，作為榜樣：

吾觀易姓之代，其主類猜忍自雄，而左右之者，又多甄豐、華歆輩，于此而孑孑然自明其高，是深中其所忌也。吾為修潔，而彼即以修潔罪之；

吾為委蛇，而彼即以委蛇罪之。韋思祖之于赫連勃勃，司空圖之于朱全忠，未嘗敢與時忤，然其大者諸夷，小亦困辱，豈非高則鄰亢，亢則生悔，剛陽居上，非匹士之所宜有耶。

⁸⁴

因此推論，朱鶴齡以為陶淵明之所以託跡於隱逸，正是符合《易經》的道理，藉以避難全身，「況淵明之祖烈之清明，又諸人之所深惡，而思欲媒糱其短者」，必須匿跡藏形。於是才有謝枋得所謂「蓋逆知末流」之論，遂有詩文「書甲子而始於二十年以前者」，用以「泯其不書年號之跡」的舉動。作為一種論述，朱鶴齡的〈陶潛論〉正好反映了其遺民自身的處世之道。

83

宋‧朱熹；張伯行集解，《近思錄》（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 年），卷 7〈出處〉，頁 204。

84

朱鶴齡，《愚庵小集》，卷 11〈陶潛論〉，頁 512-13。

(22)

小結

入清以來，明遺民繼承明末文人結社的風氣，在南北各地形成許多的遺民社團，而這些社團中就以驚隱詩社以祭祀屈原、陶淵明的活動，顯得十分特殊。根據史料可知驚隱詩社的活動情況，詩社活動大多在順治年間，直至康熙二年社員捲入「明史案」才結束。前後大約十五年左右。透過驚隱社人的詩文創作，可以感受驚隱社人面對易代國亡世變的傷感。

第一章 驚隱詩社的「屈陶」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