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蘇軾詩中的仕隱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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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蘇軾詩中的仕隱典型

在上一章當中，個人就佔據蘇軾生命最大比重的主題──仕宦──試作探討，結合詩文與仕履，梳理並點出東坡糾葛在仕／隱之間幾個主要的創作主題，

顯然隨著年歲和歷練的累積，蘇軾文學的精神內涵是與時俱進的，也讓我們在閱讀之際，可以觀想詩人獨特的生命觀照。仕隱衝突既是蘇軾一生無時或忘的難解習題，在多次的顛簸經驗中，成為他發想生命的觸媒，除了前述章節所強調仕隱矛盾的具體演變外，情懷衝突的發展，亦表現在詩中構築的人物典型上。

自魏晉以來，「據事類義，援古證今」¹的「用事」觀念蔚為大觀，其目的在以過往故實類比並突顯當下情志，成為隋唐以降重要的詩文傳統²。文學創作的範疇中，一古一今的事類聯比在邏輯上之所以能夠成立，和人類生命的發展歷程存在著身心共相有很大的關係。顏崑陽教授指出：

人類的存在經驗就個殊性來說，都是偶然的、單一的、不可重複的。然而，

就構成經驗的人生與一切外緣諸因素的因果關係而言，卻有其型態的類似性，置身於同類型態的存在經驗因果關係中的主體，其精神經驗具有共感性，而意義的詮釋也有其共識性。例如個殊主體在特定時空中的愛情經驗，雖然都是偶然的、單一而不可重複的，但是構成這種經驗的人生與外緣諸因素的因果關係，卻是類似的型態；而置身於此因果關係型態中的各主體，其悲哀、愉悅、痛苦、幸福等實質的精神經驗，卻可彼此設身處地，

互為主體地通感；就此精神經驗的價值意義的反思，也可能獲致同意的共識。這種存在經驗與價值意義的可共通性，使一切主體精神經驗為實質的人文活動，諸如文學藝術的鑑賞、歷史文本的解讀等成為可能。詩中用典，

所謂經驗的類比與對照，也在這基礎上成立。³

透過顏教授詳盡的說明，可知使事用典主要是奠基於古今皆然的情感共鳴或事類理解的基礎上，而此一動作的前提必然為：兩者是處於同一種文化價值脈絡之中

1 運用典故是古人創作極為普遍的技巧。如劉勰：《文心雕龍》（台北：金楓出版社，無出版日期），

〈事類〉：「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頁305。

2 請參考：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成都：巴蜀書社，1997），頁 524—541。

3 顏崑陽：《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1），頁 18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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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之，典故的運用除了表現作者情志和作為替代性的敘事功能外，尚有深厚的歷史文化意涵及哲學美感藏在其中，可稱之為「藉故言新」的創作策略。對寫詩的文人來說，使事用典可以增加詩意承載的密度，因此極受歡迎，只是，此創作手法有一定難度：除了要以嫻熟故實的「學」為前提要件外，還要能具備透視古今二造事務肌理的「識」，才能引用得當，達到情理相得的境界。就此而言，

雖然歷代詩人多用典，但以中國古詩固有的二大類型──「唐音」、「宋調」──

來分析，典故屬於人文意象，乃是史料記載的一種轉換形式，在本質上無疑較貼近冷靜諦觀的宋人情懷。因此宋代詩壇普遍盛行「資書以為詩」、「以才學為詩」

之法，成為當代超越唐詩的重要著力點⁴，其中成就最大者，莫過於蘇軾、黃庭堅和王安石三人。

蘇軾才高學富，且善於比喻，用典時信手拈來，不論常典或僻典，都能寫得筆曲辭達，宋人說他「用事精切，雖老杜、白樂天集中未嘗見也」⁵，評價極高。

基於蘇軾喜好跨文類的書寫習性，舉凡詩、詞、文中皆蘊含大量故典，濃縮了情、

理、史三方面的審美作用，而他也成為詞中使事的前瞻性人物⁶。誠如王秀珊所論東坡詞裡三種不同仕宦情境的典故類型⁷，蘇軾在寫詩過程中，亦隨著官宦生涯各個階段的意識起伏而塑造了不同的人物形象。從文類的觀點，詩詞同源異流，在寫作策略、態度及典故的選用上都有各自完足的系統⁸；蘇軾援引古典以表述己意，在臧否人物的微言大義中，同時也說明了處世價值的認同所在，其筆下的仕隱典型，即是詩人生命意識的典型。

是以，本章接續前篇，在爬梳蘇軾畢生充滿仕宦矛盾的情形之後，接著擷取幾個詩中重要的人物典型，透過典故人物的接受和塑造，進一步將蘇軾的仕宦觀具體化和深化，並歸納出蘇軾理想中的人物特質。

4 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將「用典」概念進一步細分成「用事」和「沿襲」二種：前者指使用古書故事或有出處的詞語，後者則指模仿、襲用或點化前人的詩句。二者之間異中有同。請見周裕鍇：

《宋代詩學通論》，頁527—528。

5 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79，集部 418，詩文評類，頁 1479-20。

6 王偉勇曾說：「宋代詞人，不論豪放、婉約，皆慣使事用典。」（見氏著：〈宋人序跋中的詞論〉，

收入台灣大學中文所：《宋代文學與思想》（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9），頁 455。）其中，由於蘇軾習慣「以詩為詞」，使事又精當切合，造成了「詞境的擴大」，開啟後人在詞中大量用典的風氣，形成了所謂的「東坡範式」。詳見王兆鵬：《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2），頁176、王秀珊：《論東坡詞中的仕隱情懷》（台中：中興大學中文所碩論，2002），頁54—55。

7 即「事功型」、「執著型」及「隱逸型」三種。請見氏著：《論東坡詞中的仕隱情懷》，第四章第二節。

8 在書寫策略上，詞重情感抒發，故常運用風景描寫來影射思想和情緒，作者的形象隱晦在字句之間；然而重理的詩強調作者的思想性，因此直接吟詠主題，個人的形象表達極為鮮明。保佳昭教授曾以蘇軾同時的詩詞創作進行分析，值得參考。請見氏著：《新興與傳統──蘇軾詞論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5），〈試論蘇軾的詞和詩之比較〉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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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白居易：疏離的仕宦觀

一、蘇軾的白居易接受

白居易在宋初詩壇極受重視，王禹偁非但師法其詩引領了一個「白體詩」的時代，同時還從樂天仕宦經歷中學得「謫宦安知是勝游」的想法轉換，後來宋代士人在貶謫中多能樂觀看待，皆可追溯至白氏遺風。因此，大陸學者張再林稱白居易為「宋型文化的第一個代表人物」⁹，很能說明白居易之所以受到宋人普遍企慕、倣效的重要原因，實是二者之間在生命情調上具有某一程度的契合。

在眾多的前代詩人中，蘇軾自承喜歡、並引以自喻的並不多見，像陶淵明那樣作為師法對象的已是少數，若要前後一致維持好評，那更是少之又少，然而，

白居易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例子。關於蘇軾對白居易的愛好，早在宋代就已成為話題。如與蘇軾同時的王直方就說：「東坡平日最愛樂天之為人。」¹⁰周必大在詩話中也記載：「本朝蘇文忠公不輕許可，獨敬愛樂天。」¹¹到了南宋，羅大經《鶴林玉露》更是肯定地說：「本朝士大夫多慕樂天，東坡尤甚。」¹²顯然兩宋時期蘇之愛白已成公論，翻閱蘇軾的詩文集，處處可見評論樂天的靈光閃耀¹³。

問題是，這麼多各具特色的前輩詩人，為什麼蘇軾會獨鍾白居易？這個部分，和二人仕宦經驗的類同頗有相關。根據白居易生平所載，他秉性聰慧，二十九歲進士及第，在文藝理論、創作和政績上的表現有目共睹。由於出身貧困，白居易特別關心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為了「補察時政，洩導人情」，故倡導「新樂府運動」，獲得了很大的迴響。元和十年（815），宦官與朝臣的矛盾日益尖銳。

為了宰相武元衡被刺案件，上疏請求緝兇的白居易被以「越職言事」的罪名出貶江州，使他在滿腹苦悶的情況下，轉而以佛教調適身心，奠定後半生明哲保身、

隨遇而安的生活態度。對朝政漩渦的深刻感知，促使白居易在五十八歲退隱洛陽，其「中隱」之說，是他之所以能在中國士人貶謫史上佔有一席之地最重要的原因：

9 氏著：〈白居易是「宋型文化」的第一個代表人物〉，《中州學刊》2006 年第一期（總第 151 期），

頁204。張教授此論，是單就文化型態而言，並不考慮其他歷史的因素（如朝代劃分）。

10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前集，卷廿一，頁 141。

11 【宋】周必大：《二老堂詩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80，集部 419，頁 1480-711。

12 南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之三‧丙編，「樂天對酒詩」條，頁 287。

13 周必大用「屢形詩篇」四字來形容蘇軾詩文中評論白體的頻繁。請見《二老堂詩話》，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80，集部 419，頁 148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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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諠。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閑。不勞心與力，又免飢與寒。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君若好登臨，城南有秋山。君若愛游蕩，城東有春園。

君若欲一醉，時出赴賓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歡言。君若欲高臥，但自深掩關。亦無車馬客，造次到門前。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賤即苦凍餒，貴則多憂患。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窮通與豐約，正在四者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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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隱」相對於「大隱」和「小隱」，指的是隱逸文化三階段中，折衷於兩者之間，最後形成的主張。隱逸原本是讀書人自外於官僚系統，用來追求人格獨立與心靈自由的一種方法，然常伴隨著物質的缺乏，對文人最根本的生存問題造成威脅¹⁵。為了解決謀身之資，並在黑暗時局裡安身立命，六朝出現了抹滅「廟堂」

與「山林」界線的「大隱隱於朝」之說，表面上看似魚與熊掌兼得，但實為有識之士所不取¹⁶。只是，官場險惡，即使文人以「大隱」為名，仍然很難完全逃離權力鬥爭的漩渦，在這種情況下，與其「大隱於朝」當上高官，還不如退後一步，

以放棄更高層級的名利為代價，來換取競逐時可能犧牲的性命安全（通常是以爭取外任州牧為途徑）──這便是所謂的「中隱」，最早雖由謝玄暉所提出，但理論的完足與發揚還是要等到中唐的白居易。〈中隱〉一詩，將其身在仕、其心在隱的曖昧狀態解釋得非常清楚，詩人既有俸錢居處可免飢寒之苦，也能隨時登山游蕩、飲酒作樂，既不必像處賤之時擔心斗米柴鹽，也不必如顯貴之人煩憂利益爭鬥；換句話說，中隱的政治態度是以維護個體生命的身家財產與意識自由為前提，盼望在仕宦的道路上，謀得平安長久、輕鬆度日的空隙。這種嚮往平澹安逸的仕宦哲學相較於儒家傳統的濟國大志無疑較顯疏離，對後來不思高位但又需要養家的士大夫來說，毋寧大開方便法門，同時滿足了儒家社會對讀書人「學優則仕」及個體嚮往安逸閒居的內在心理，可以說，士人一旦選擇了「中隱」，也就意味抱持著一種閑散無事、若即若離的官宦心態。

白居易從早年倡導「新樂府運動」的積極進取，一路退守至大和年間宦情愈

14 【唐】白居易：〈中隱〉，收入《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6），冊十三，頁 4491。

15 可參考張仲謀：《兼濟與獨善──古代士大夫處世心理剖析》（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頁 185—186。

16 廣義的大隱概念可以推溯至西漢時期「避世金馬門」的東方朔。一般說來，大、小隱之名起於晉人王康琚的〈反招隱詩〉，當時玄學議題滲入仕隱抉擇的脈絡之中，提供一些貪名求利的官員繼續事奉朝廷的藉口；加上許多知識份子為保身遠禍，只能主動求官，藉「朝隱」之名保全初志，

可見「大隱」形成於相當複雜的時代背景。詳見王文進：《仕隱與中國文學──六朝篇》（北市：

臺灣書店，1999），頁30—38。另，張仲謀對「真／假隱」進行了詳細的考辨，可參考。見氏著：

《兼濟與獨善──古代士大夫處世心理剖析》，頁174—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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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的居士形象，其仕宦選擇顯示了一個傳統知識份子在對危機四伏的政局現實有所醒察的情況下，由慷慨濟世變為安生求適的價值轉換，其生命意態的追求，是由大格局的外傾轉向小格局的內省。在「視仕宦為必然」的唐代¹⁷，他先是以壯心鑠盡之後急流勇退的作為，拒絕再受政治擺弄，顯示另一種看待生命價值的獨特方式；另外，正是拜此毅然決心所賜，白居易優游自外於長安政局十八年，從容躲過了慘酷的牛李黨爭和甘露之變¹⁸。特殊的際遇，使他刻意營造的閑適生活與書寫在當代即已迭受好評¹⁹，進而形成宋初白居易接受美學的視角初胚。

趙宋在立國之初，受到帝王自樹風範的影響，士大夫普遍視藝文為政治之外的休閑娛樂，將尋常生活經營得繞富情味，充滿了藝術審美的人文觀照。在這種情況下，白居易公餘樂暇、悠游於日常家居的情懷無疑是宋人的情懷的範本，一時間文壇追摹白體，競相吟詠「閑」、「樂」主題²⁰；加上宋人習慣對前人進行文章、性格的全面評價，白居易獨特的仕宦美學開始受到注意，隨著白體詩的盛行，

越趨深化的內涵逐漸形成一套嶄新的官場典型，成為宋人投射自我的特定對象。

以本文探討的蘇軾為例，他對白居易的喜好，即是立基於宋型文化對白氏處世態度的接受與發揚，因此仕宦初期（熙寧年間）嘆詠樂天的詩文，多就處世之姿為焦點。值得注意的是，蘇軾的白居易接受在文化氛圍的影響之外，尚有更為本質的因素。蔡正發比較蘇、白，發現他們擁有相去不遠的仕宦曲線，二人皆曾經歷

「立朝／用世→貶謫／幽居→起復」宦游周期，無論政治主張、才氣學問、道德胸襟、個人遭遇及情趣愛好各方面都驚人地相似²¹。在此情況之下，白居易會引

17 唐代國力富強，人民的生命追求較為多元，然對士人來說，功名仍是人生價值的核心，因此，

無論懷抱是仕是隱，唐人生命觀的思考大多從仕宦的追求出發，對功名的渴望與懷才不遇，成為詩文歌賦中永世不歇的吟誦主題。請見陳威伯：《盛唐詩人生命觀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碩論，2000），頁 151。

18 白居易因為退居洛陽而全生，相較之下，與他同時的幾個文人，如元稹死於廢黜，李德裕死於讒嫉，王涯死於變亂，牛僧孺和李宗閔遭到遠竄，下場都不如意。詳見張再林：〈「淵明吾所師」

與「出處依稀似樂天」──論蘇軾對陶淵明和白居易的接受〉，《貴州文史叢刊》2004 年第四期，

頁24。

19 牛黨要角牛僧孺在乞退不得之際，曾寄詩白居易：「唯羨東都白居士，月明香積問禪師。」另外，劉禹錫亦在詩中數度表達了追陪樂天的心意，如：「洛陽舊有衡茅在，亦擬抽身伴地仙」、「從君勇斷拋名後，世路榮枯見幾回」……等。大和至會昌年間，唐代更出現了一批以老年和閑官為主體的「東都閑適詩人群」，即是拷貝自白居易的洛陽生活模式。詳見李妮庭：《閑樂：宋初白居易接受研究》（花蓮：東華大學中文所碩論，2004），頁 5—8。

20 當時重要的詩人如徐弦、李昉、王禹偁等皆上承白體，發展出情味各異的閑適書寫。詳見李妮庭：《閑樂：宋初白居易接受研究》。宋人熟習白體，其含義主要有三：一、效元稹、白居易、劉禹錫等人詩藝唱和之風，藉以符合「君臣唱和」的創作潮流；二、白體淺切隨意，適合休閒唱和、

臨場發揮；三、學習白氏曠達樂觀的生活態度，以及借詩談佛、道之理。可見徐、李等人學習白體詩，有其歷史背景。可參考劉揚忠：《中國古代文學通論‧宋代卷》（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2005），頁 28—29。

21 根據蔡正發所言，蘇白二人相同之處有：一、策論政略：皆以務實尚用為主；二、文學才能與創作主張：文學創作皆擅眾體，且早期都熱衷於諷喻美刺詩；三、審美情趣：二人皆愛陶淵明、

愛松竹、愛酒、愛風流。見氏著：〈蘇軾與白居易比較研究〉，收入《思茅師專學報》（綜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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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蘇軾的注意，成為後者在不同人生階段重要的師法對象也就不難想像了。因此，蘇軾不止一次在詩中自比樂天，如：「它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老居士」²²、

「我似樂天君記取，華顛賞遍洛陽春」²³、「我甚似樂天，但無素與蠻」²⁴，這樣的情懷，也引起了歷代學者的注意，在眾多的詩話著作中，留下了蘇白互相評比、

輝映的文字記錄²⁵，從中可見白居易在諸多方面給予蘇軾巨大的影響。

二、走向疏離的仕宦觀

雖然原先就對白居易抱持一定程度的好感，但蘇軾的樂天接受，還是要以黃州時期為觀察重點。周必大《二老堂詩話》曰：

白樂天為忠州刺史，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²⁶

當時，蘇軾有感於二人仕履的相似，於是將所耕之地名為「東坡」，並以之為號，

實有師法白居易遷謫忠州時恬淡悠閑的修養之意²⁷。再者，本文第二章論及謫臣心境時，筆者曾就宋人「謫宦是勝遊」的開闊想法加以分析，點出能對負面貶謫抱持正面態度的宋代第一人王禹偁，其想法顯然是受到樂天精神的挹注²⁸；元之

第十一卷第一期（總20 期），1995.5。

22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五，卷廿九，〈贈李道士并敘〉，頁1534。

23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五，卷三十二，〈贈善相程杰〉，頁1689。

24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五，卷廿八，〈送程懿叔〉，頁 1433。

25 較具代表性者如宋人葉寘《愛日齋叢抄》，詳細考察了蘇軾追摹白氏風範的時間起點：「東坡之慕樂天，似不盡始黃州，〈弔海月辯師〉云：『樂天不是蓬萊客，憑仗西方作主人。』倅杭時作，

已有慕白之意。……」另外，有大批資料以黃州東坡為觀照重心，考證蘇白仕隱情懷的源流關係。

如宋人周必大《二老堂詩話》、清人趙翼《甌北詩話》……等，日人近藤元粹亦在《蘇詩紀事》

上引文論斷：「蘇公謫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專慕白樂天而然。」關於蘇白的淵源考略請參考蔡正發：〈蘇軾與白居易比較研究〉，頁36。筆者認為，黃州經驗乃是蘇軾仕宦生命轉折的首要關鍵時期，白居易深深影響東坡的並非單純外顯的枝節行為，而是內在整體仕宦價值的改組，就蘇軾後續的生命構成來說，有相當核心的價值意義，而這也是白居易之所以成為蘇詩中仕隱典型的重要原因。

26 【宋】周必大：《二老堂詩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80，集部 419，頁 1480-711。

27 關於蘇軾經營東坡的詳細情況，請參考本文第二章第三節。

28 李妮庭論述宋初詩人對白居易的接受情況，認為王禹偁「是透過對白居易生命典範的確認與生活哲學的學習，來試圖抗拒謫宦生命的遺落、平撫自我理想疏離的焦慮」，就此可以推知他對樂天從容恬淡的謫居風範嫻熟的程度。請見氏著：《閑樂：宋初白居易接受研究》，頁11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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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耿介高潔，按蘇軾對他向來的欣賞服膺，很難想像在蘇軾對白居易的深刻愛好中，會沒有王元之介入的影子。無論如何，起因於個人生命經驗的疊合與時代文化的積澱²⁹，蘇軾在黃州之後的詩文中，的確對白居易表示了強烈的喜好，而這股企慕樂天的情緒，在元祐還朝之後達到高峰。其〈軾以去歲春夏，侍立邇英，

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繼入侍，次韻絕句四首，各述所懷〉之四云：

微生偶脫風波地，晚歲猶存鐵石心。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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邇英閣位於崇政殿西南，乃宋代侍臣講讀之所。是時，蘇門故交在舊政還原的氣氛中齊聚於朝，加上兄弟團圓³¹，對入翰林侍講的蘇軾來說，實是一生中難得的順遂時光。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唱和子由，將尋常立侍邇英的悠然心境藉文字表露無遺。詩中既有「坐閱諸公半廊廟，時看黃色起天庭」³²的值日翦影，也有緣於帝王重視講讀，自覺得君的儒士自傲（「上尊初破早朝寒，茗盌仍霑講舌乾。

陛楯諸郎空雨立，故應慚悔不儒冠」³³），飄散出一股濃濃的得遇之感，生動刻劃了蘇軾在歷盡艱險之後，那種喜得今日、否極泰來的形象。然而，儘管已蹈高位，

黃州五年仍然深刻地印在詩人的腦海當中，因此在組詩的第四首，出現了「微生偶脫風波地」等句。其中，「風波地」指的是風雲詭譎的「官場」³⁴，置於當下的語境，顯然與詩禍發生後的種種密切相關，而蘇軾之所以能從謫境中逃脫，主要是由於政局變動而非個人功勞，因此詩中說「偶脫」，流露出一絲僥倖。至於「鐵石心」則化用宋璟典故。宋璟為人「耿介有大節」，唐睿宗時反對太平公主干預朝政，主張李隆基繼承大位，並奏請公主移就東都。當時，李隆基懼怕為太平乘隙所趁，因此表奏加罪於宋璟，使之從中書門下三品貶為楚州刺史，歷魏、兖、

冀三州刺史及河北按察史，不得還朝³⁵。艱困之中，宋璟將滿腹鬱悶寄情於梅，

29 兩宋文士以書房為天地、案頭為山水的生活型態，皆可視為唐代「吏隱」或「心隱」普及之後造就的文化現象。

30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五，卷廿八，〈軾以去歲春夏，侍立邇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繼入侍，次韻絕句四首，各述所懷‧其四〉，頁1507。

31 蘇轍在元祐元年（1086）冬季以起居郎入侍邇英，後遷中書舍人，與蘇軾同立於朝。

32 蘇軾這裡是說自己在邇英閣值夜，一邊坐閱幾位講席的文稿，一邊觀看破曉天色的景況。見《蘇軾詩集》冊五，卷廿八，頁1056。

33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五，卷廿八，頁1506。

34 按「風波地」一詞二見於《蘇軾詩集》，除了本詩之外，即是作於元豐元年（1078）徐州任內的〈次韻王廷老退居見寄〉，詩言：「回頭自笑風波地，閉眼聊觀夢幻身。」（《蘇軾詩集》冊三，

卷十七，頁890。）蓋蘇軾化用白居易「況在名利途，平地有風波」詩意，表達對宦海無定、風波易起的深沉感慨，可與本詩相互參照。

35 【宋】歐陽脩、宋祁：《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六》（台北：鼎文書局，1976），〈宋璟傳〉，頁 4391—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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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下清麗婉媚的〈梅花賦〉，是以皮日休在〈桃花賦序〉中稱道他是「困於窮、

厄於躓，然強為是文」³⁶，其鐵腸石心與婉媚麗辭的對比正好形塑出宋璟有情於筆，孤傲於心的不媚世俗形象。蘇軾援用此典，蓋藉宋璟寫梅寄志之意，牽引出自己昔日黃州愛梅的物我觀照³⁷，而他說「定似香山老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

是強調自己在樂天精神的灌溉下，生命的重心已由「世緣的追求」轉向「道的企慕」，是以養成了渾似廣平的鐵石心腸，不再為世俗的是非榮辱所輕動。詩句自註曰：

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軾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為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

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此翁晚節閑適之樂焉。³⁸

這段註文清楚交代了蘇軾之所以自喻樂天的心理動機，重點在於「出處老少，大略相似」二句。值得注意的是，蘇軾自言慕白雖然是建立在「東坡」所代表的貶謫共相上，但詩人懷想樂天，並欲與之追配的時間點是在「起知文登，召為儀曹，

遂忝侍從」的元祐年間，就此而言，蘇軾欲從白居易豐富的人生經歷中擷取的，

已非抗鬱消愁的貶謫智慧，而是安穩恬淡的晚年想像，顯露了詩人長久浮沈於宦海之中，嚮往歸退閑居的美好祝願。相較於本文後續探討的馬少游和陶淵明，白樂天在蘇詩中代表的仕宦氛圍顯然偏向閑官無為的「中隱」，成為詩人在順境之中，片刻難忘的官宦圖像。故他一再重覆類似命題，又如：

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便從洛社休官去，猶有閑居二十年。

39

此詩作於元祐六年（1091）蘇軾視察湖、蘇二郡水災、在杭州舊景重游之際。詩人起復之後再度來杭，湖山依舊，但更化還朝的喜悅已在異己攻訐的洗禮下蕩然無存。蘇軾在詩題中說：「予去杭十六年而復來，留二年而去。平生自覺出處老

36 【唐】皮日休〈桃花賦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無出版年月），

冊1083，頁 1083-164。

37 梅花和海棠相同，是蘇詩中重要的逆境精神的象徵。宋人愛梅，蘇軾一生亦多次詠嘆梅花，然而，其中最富寄託者當屬謫黃與惠州二地所寫的梅花詩。從赴黃途中「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梅花二首之二〉）的知音情重到惠州「妙意有在終無言」的彼此神會，蘇軾賦予了筆下梅花高尚節操，成為自我形象投射的對象。這部分可另撰文探討。

38 蘇軾詩末自註。見【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五，卷廿八，頁1507。

39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六，卷三十三，〈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處老少，麤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三月六日，來別南北山諸道人，而下天竺惠淨師以醜石贈行，作三絕句‧其二〉，頁1761—1762。

(9)

少，麤似樂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杭州向來是蘇軾的愛好之地，加上此時外放州牧，算得上實踐了白居易「中隱」哲學，然而，蘇軾內心拋割不下國家政事，對自己無法安立於朝、為國謀福之事耿耿於懷。因此，詩中在提及自己和白氏的異同之處時，特別點出「安分寡求」，指的無非是遽捨朝政、

外放州牧之抉擇。雖說和白居易出處相同，然而，此時的蘇軾尚未棄絕仕進之念，

蕭瑟的心境，和樂天逍遙悠閑的「樂中隱」仍有距離，故詩中自言「衰朽」，只能企望在退休的生活形式上，與前賢一樣「文酒娛樂二十年」。

宏觀而論，由於蘇軾對樂天晚年「閑適之樂」的企慕仍然須以仕隱的糾葛情結為土壤，因此詩中對白居易仕宦美學的服膺程度，就隨著際遇的順逆而有所差異：順境時揣想歌伎助興的詩酒人生，洋溢著退休閑居的怡然之樂⁴⁰，無論貴賤，

追求的是一種超乎物外的曠達心境；陷逆時則反言其事，藉「樂天早退今安有」

41的感嘆來宣洩身處牢寵的仕宦苦水。數十年下來，可以說白居易的洛陽生涯已經成為蘇軾心中仕宦實踐的理想終點，突顯的不單是其中閑適之樂與超俗之道的精神追求，同時，還有封建文臣基於君威難測，朝不保夕的不安全感。這種企慕安閑，置個人意興追求和生涯想望為先的仕宦觀點，就中國歷來以儒為主的仕宦傳統的角度來看，無疑是消極且疏離的典範變型。當年白居易急流湧退、安於閑居的智慧，看在深諳官場之道且深有倦仕之心的蘇軾眼裡，慕白之心顯露的是整個宋代知識份子疲於仕宦時，最確切的心理感慨。只是，蘇軾一生屢遭貶抑，受到的仕宦打擊可以說數倍於樂天，因此前者對於人生真味的領會，也就不是長久安居的白居易所能望其項背。最明顯的例子在於，白居易退居東都之後，始終過著富裕完足的無憂生活；相反地，蘇軾半生遭貶，晚年流寓海外更到了衣食無著的地步。就此而言，雖然蘇白二人最終都以「曠達」的超脫面目示人，但樂天的

「閑適之樂」終究不脫歌伎文酒，挾雜了幾許世俗享樂的雜質；相形之下，蘇軾一生幾度衝破無形的價值限制、最終到達超曠物外的時刻，都是在物質條件極度匱乏的人生低谷。是以，東坡的「閑適」自始自終帶有「抗御物質誘惑的色彩」，

可以看作全然的精神產物，一再深化的結果，是將生活中表象的「閑」進一步提昇至心靈之「適」，其內涵的豐富程度大大超越了樂天之所能及⁴²。這是蘇軾在接受白居易仕宦觀後，以之為基礎的最大發展，同時，也是二人生命境界高低分野之所在。

40 如〈次京師韻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運判〉：「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挂冠及未耄，當獲一紀閑。」

41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六，卷三十三，〈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處老少，麤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三月六日，來別南北山諸道人，而下天竺惠淨師以醜石贈行，作三絕句‧其二〉，頁1761—1762。

42 此部分論點參考楊勝寬：〈蘇軾的「閑適之樂」〉，收入《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第廿三卷第一期，1996.1，頁 104。

(10)

第二節馬少游：仕隱之間的典型

援筆入仕，在儒家看來是極為自然之事，然而，真正的官場生活充斥著名利競逐的黑影，常使人在過於激烈的政治鬥爭中失卻了濟世熱情，進而產生了出處心態的矛盾。作為傳統知識份子的一員，複雜的仕宦情懷困擾了東坡一生，尤其隨著熙豐新政腳步的加快，固有的仕隱衝突開始在持反對立場的蘇軾心中發酵；

仕與隱，不但是詩人在外放生涯中宦途規劃的未來選項，同時，還是人生難以迴避的價值問題。綜觀蘇軾數十年的官宦旅程，真正掌握信念、勘破仕隱的時刻並不多，大多數的時間裡，詩人面前橫亙著的幾乎都是「或仕或隱」的岔路抉擇，

在順逆之際，反覆考驗個體對於生命價值的認知與落實。猶疑難定的心理狀態標誌著蘇軾在拈量出處優缺時的過渡階段，而他對日後官宦生涯的思考，則以藉事言志的形式，以「馬少游」形象的建構表達於詩作之中。就此而言，馬少游實是蘇詩中重要的仕宦典型，代表著價值體系在情理之間獲得平衡之前，搖擺不定的某個階段。

一、蘇軾詩中之「馬少游」典故概述

根據筆者統計，「馬少游」之典曾七度出現於蘇詩當中，整理繫年如下：

繫年地點詩人時年文本

熙寧六年杭州 38 〈山村五絕〉其五：竊祿忘歸我自羞，豐年底事汝憂愁。不須更待飛鳶墮，方念平生馬少游。

元豐二年徐州 44

〈次韻田國博部夫南京見寄二絕〉其二：火冷餳稀杏粥稠，青裙縞袂餉田頭。大夫行役家人怨，應羨鄉居馬少游。

元豐二年湖州 44

〈次韻章子厚飛英留題〉：款段曾陪馬少游，而今人在鳳麟洲。黃公酒肆如重過，杳杳白蘋天盡頭。

元豐八年離黃州 50 〈留題蘭皋亭〉：雪後東風未肯和，扣門遷客夜

(11)

經過。不知舊竹生新筍，但見清伊換濁河。無復往來乘下澤，聊同語笑說東坡。明年我亦開三徑，寂寂兼無雀可羅。

元祐四年京師

（赴杭前） 54

〈次韻黃魯直寄題郭明父府推潁州西齋二首〉

其二：寂寞東京月旦州，德星無復綴珠旒。莫嗟平輿空神物，尚有西齋接勝流。春夢屢尋湖十頃，家書新報橘千頭。雪堂亦有思歸曲，為謝平生馬少游。

元祐七年離揚州 57

〈行宿、泗間，見徐州張天驥，次舊韻〉：二年三躡過淮舟，款段還逢馬少游。無事不妨長好飲，著書自要見窮愁。孤松早偃原非病，倦鳥雖還豈是休。更欲河邊幾來往，衹今霜雪已蒙頭。

紹聖三年惠州 61

〈和陶酬劉柴桑〉：紅藷與紫芽，遠插牆四周。

且放幽蘭春，莫爭霜菊秋。窮冬出甕盎，磊落勝農疇。淇上白玉延，能復過此不？一飽忘故山，不思馬少游。

【表三蘇詩中馬少游典故運用一覽表】

由繫年可知，這七首詩的創作時間橫跨了三十八歲到六十一歲，時間雖久卻不連續，寫作地點也全無規則可尋。這樣的分布情況，顯示了此一典故的應用並非出自即景生情或信筆快意而誤用，而是單純出自於當下行事措意的默合；再者，「馬少游」能在多如恆河沙數的詩典中脫穎而出，廿年間數度獲選泅泳於蘇海之中，顯然其事典情理與東坡所要表達的生命情懷頗有類比之處，值得注意。

二、蘇軾詩中「馬少游」典故之運用

要理解蘇軾引用「馬少游」的詩意，首先必須對典故本身有所掌握。《後漢書‧馬援列傳》卷廿四曰：

……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

援乃支牛釃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吏，

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

(12)

里閒，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跕跕墯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

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⁴³

在古代中國的社會構成中，從小以讀書為業的「士」被定位為國家未來管理人民的「勞心者」，出仕對他們來說，是免於貧窮的謀生之道，因此歷代士人莫不孜孜矻矻於經世之術，即使進了官場，也力求表現，生活才有保障⁴⁴。相較之下，

范曄筆下的馬少游顯然想法有所不同。根據《後漢書》的記載，少游曾對堂兄抱持著用世決心、效力沙場的胸懷有所貲議；史書形容他的反應是「哀」之，並暢言「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車，御款段馬，為郡掾吏，守墳墓，鄉里稱善人，斯可矣」云云，似乎在基本的日常用度之外，一無所求。就此言之，馬少游仕宦觀念最特殊的地方在於：他揚棄了過往冀求高位的出仕準則。對他來說，「仕」是士階層賺取衣食溫飽的途徑，出仕是必要的沒有問題，重點在於出仕之後，「為宦之道」的方向和內容。因此，他將士的畢生追求限定在「為郡掾吏」、「鄉里稱善」、「乘下澤車」、「騎款段馬」，目的是為了避免在「致求盈餘」

的過程中遭受到和陶潛如出一轍的辱仕之「苦」，故他的話中反映一種「知足不辱」⁴⁵的心態；而此一「苦」字，便是馬少游之所以懷抱小吏之志的重要關鍵。

究竟在馬少游所認知的仕宦之道中，所「苦」者何？以史書為本，我們應可從馬援身上找到線索。馬援出身官宦世家，新莽時，三位兄長皆為二千石，加上他「少有大志」，常對左右發下豪語：「丈夫為志，窮當益堅，老當益壯」⁴⁶，可以猜知這是一個官宦氣息濃厚、出仕意識較為強烈的家族。雖然個人無法從信史窺知馬少游幼時家境，但從他「常哀」馬援大志的記錄來推斷，少游的厭仕應當不是家庭經濟或個人能力導致他無法與人在官場上一較高下，而是純粹出自個體對追逐厚祿的意願之低落。這個部份，應該和馬援曲折的仕宦歷程有關。馬援少孤，雖然志高才具，然擔任郡督郵時，曾因私縱重罪犯而亡命北地；王莽末年，

各地兵起，遇赦田牧的馬援投效朝廷，不意新莽兵敗，只能寄身軍閥勢力，最終

43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新校後漢書注》（台北：世界書局，1972），第二冊，卷廿四，〈馬援列傳〉第十四，頁838。

44 「出仕」是中國士人的預設價值之一，相關研究眾多，請參考李生龍：《隱士與中國古代文學》

（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頁 14—19；張仲謀：《兼濟與獨善──古代士大夫處世心理剖析》（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第一章。

45 黃山谷形容馬少游特質之語。見《山谷外集詩注》卷五〈薄薄酒二章，並引〉曰：「……以予觀趙君之言，近乎知足不辱，有馬少游之餘風。……」收入【宋】黃庭堅撰，【宋】任淵等注，

【民國】劉尚榮校點：《黃庭堅詩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冊三，頁 890。

46 【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冊二，卷廿四，〈馬援列傳第十四〉，頁827－

828。

(13)

拜入劉秀麾下，成為東漢有名的猛將⁴⁷。為了實踐自己的理想，馬援出生入死，

拚戰不懈，即使在不遇伯樂的慘澹生涯中，依舊勇往直前。不消說這樣的經歷需要付出強大的意志和努力，看在從弟少游的眼中，意味著高官厚祿背後隱藏著龐大代價，是以不如官卑位小，卻悠游度日來得自在安穩。

在此，范曄樹立了二個幾乎可說是對比的仕宦觀點：一方是胸懷大志、欲立天下奇功的馬援；另一方則是安於鄉里、追求知足之樂的馬少游，不同的信念所導致，前者食邑三千且御兵無數，而後者則僅足衣食溫飽、享譽不過鄉里之廣，

功業的規模高下立判。其中，馬少游哲學要傳達的莫過於個體擇定生命價值的強烈自覺，與不被名利所囿限的自由意識。這樣的形象，看在承平日久、早已臣服於大一統皇權之下的唐宋士大夫眼裡，無疑具有身／心雙方的自由意指，對依違在仕隱之間的自己來說，形成了某種理想人格的張本，尤其在感嘆時命不遇、宦途多蹇時最有共鳴。如唐代劉禹錫〈經伏波神祠〉便說：「一以功名累，翻思馬少游」⁴⁸，在懷想伏波將軍神威的同時，不免也令人產生「官場疲困」的心情聯想。到了宋代，迴響更多。略舉詩例如下：

王安石：「已知軒冕真吾累，且可追隨馬少游」⁴⁹；黃庭堅：「老夫多病蠻江上，頗憶平生馬少游」⁵⁰、

「我老倦多故，心期馬少游」⁵¹；

陳師道：「不應為米輕鄉里，定復還從馬少游」⁵²、

「豫恐登臨處，長思馬少游」⁵³、

「早知乘下澤，不再結青綸」⁵⁴、

「未仕寧論馬少游，虛名非復韓潮州」⁵⁵；晁補之：「言歸款段誰能約，正有疏頑馬少游」⁵⁶；陳與義：「明朝又作河梁別，莫負平生馬少游」⁵⁷。

47 請見【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冊二，卷廿四，頁827—846。

48 【唐】劉禹錫著、【民國】高志忠校注：《劉禹錫編年校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

冊一，卷二，頁180。

49 【宋】王安石原著，秦克、鞏軍標點：《王安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次韻酬朱昌叔六首之三〉，卷五十四，頁442。

50 【宋】黃庭堅：《黃庭堅詩集注》冊二，卷十三，〈次韻黃斌老晚遊池亭二首之一〉，頁464。

51 【宋】黃庭堅：《黃庭堅詩集注》〈次韻張禹直、魏道甫贈答之詩〉

52 【宋】陳師道撰，【宋】任淵補箋，【民國】冒廣生補箋、冒懷辛整理：《後山詩注補箋》（北京：

中華書局，1995），上冊，〈上趙使君〉，頁 379。

53 【宋】陳師道：《後山詩注補箋》上冊，〈登寺山〉，頁384。

54 【宋】陳師道：《後山詩注補箋》下冊，〈甲亭〉，頁518。

55 【宋】陳師道：《後山詩注補箋》下冊，〈送王生兼寄西堂圖澄禪師〉，頁574。

56 【宋】晁補之〈次韻王正甫馬陵感事〉，收入《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1998），冊十九，

卷一一三四，頁12847。

(14)

宋人的從政環境號稱優遇文人，然而，趙宋帝權的空前擴大壓縮了知識份子精神自主的空間，加上官僚體系日趨龐雜、規定繁多，擔任地方小官時又普遍有行役之苦，種種原因，構成了士大夫嘆詠政治之道時的負面印象。是以，我們看上述提及馬少游的詩作，大致都出自倦仕或悔仕之心，前者如黃庭堅「我老倦多故，

心期馬少游」、王安石的「已知軒冕真吾累，且可追隨馬少游」；後者則有陳師道

「不應為米輕鄉里，定復還從馬少游」、「早知乘下澤，不再結青綸」……等。至此，原本默默無聞的馬少游在宋代士大夫特定的仕宦心態之接受與詮釋下，逐漸提升了歷史的能見度，其有取有捨、原則分明的知足形象被聚焦放大，和象徵傳統仕宦觀的從兄馬援，並列成為宋人觀照自我仕宦道路的一組座標軸，反映了一部分當代出仕文人的心靈共相，箇中代表的時代涵義，值得後續加以探討。

至於蘇軾選用「馬少游」典故的頻率，在唐宋二代詩人群中是相當突出的。

大致上，蘇軾詩中的「馬少游」典故主要有「寫懷」與「喻人」二種用法。尤其前者是基於自傷時命的感慨，相較於後者⁵⁸，具有一種感士不遇的情懷，而這也是他藉馬少游之事言情述志的緣起。蘇軾首度以馬事入詩是在熙寧六年（1073），

杭州通判任內所作的〈山村五絕〉其五；雖然五首中僅末首牽涉其事，但考量組詩本身有其結構的完整性，為了避免誤讀，以下先將五首全部列出：

其一：竹籬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處處花。無象太平還有象，孤烟起處是人家。

其二：烟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令黃犢無人佩，布榖何勞也勸耕。

其三：老翁七十自腰鎌，慚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其四：杖藜裹飯去怱怱，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57 白敦仁：《陳與義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無出版年月），〈次韻答張迪功坐上見貽張將赴南都任二首‧其二〉，頁130。

58 後者如〈次韻章子厚飛英留題〉：「款段曾陪馬少游，而今人在鳳麟洲。黃公酒肆如重過，杳杳白蘋天盡頭。」王文誥注曰：「公簽判鳳翔時，章惇為商洛令，同游終南。」（見《蘇軾詩集》冊三，卷十九，頁987。）東坡追摹當年情景，以馬少游來比擬章子厚，蓋當時的子厚官卑位小，

與馬氏條件相似。

(15)

其五：竊祿忘歸我自羞，豐年底事汝憂愁。不須更待飛鳶墮，方念平生馬少游。⁵⁹

此時，距離變法啟動已近四年之譜，王安石設計的財政改革，正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實行推廣，只是受限於制度和實行層面的流弊，百姓普遍未蒙其利，反受其害。

蘇軾對這些狀況了然於心，一方面變法之初，他就曾在中央與新黨政策辯論過；

另一方面，兩年來外放民間的施政經驗，也使他對問題的本質更為瞭解，因此，

在美刺傳統的驅使之下，創作了不少諷喻詩，這組〈山村五絕〉即是一例。據詩意鋪陳，其一寫景，描繪春曉花開的樸實景致，是山村野嶺的本來面目；其二到四從三個角度來分述鹽法太峻，不但使農民競相棄耕從商、販賣私鹽，另有許多阮囊羞澀的底層民眾被迫過著採筍充饑、飲食無鹽的日子，而其他自力更生，入城買賣者，也因為青苗法與民爭利的緣故，「過眼青錢轉手空」，殫精竭慮、曠日費時的謀生，最後只學得一口城中語音而已。蘇軾引經據典，每首絕句篇幅雖小，

卻將一般民眾受到壓迫的貧困生活描寫得如在目前，當時心中的感慨可想而知。

面對身不由己的政治處境，蘇軾既無力推翻新政，又無法引退歸耕，是以頗感愧怍。因此他說：「竊祿忘歸我自羞，豐年底事汝憂愁」，看似是對老農的抱歉言語，

其實暗裡湧動的，是對當朝政權強推新法的不滿與控訴。蘇軾之羞，一方面是出自對同為官僚體系之一員的身份；另一方面，顯然與政治主張難以落實的抑鬱不遇息息相關。畢竟以儒家觀點，仕宦不僅是「職業」，更是「志業」，真正立志高潔、懷抱用世的「士」要不力抗時局，死而後已，要不就該像陶淵明一樣解組歸田，方得其所。雖然，站在蘇軾身為人臣和人夫、人父的立場，現實考量使他無法採取太過激烈的手段，但內外交逼之下，蘇軾還是由「愧仕」轉入「退仕」之念，詩末二句「不須更待飛鳶墮，方念平生馬少游」，便是藉著馬少游的人生哲學來反襯自己的「竊祿忘歸」實為「貪躁犯戒」，不但帶有自慚且羞的意味，由於「飛鳶墮」一詞有仕途受挫、志業難伸的意涵，在馬援生命場景中點染著南方瘴癘阻礙戰功的無奈，而在蘇軾的語境中，則未嘗沒有比附小人進讒的可能，因此詩人進一步明確地點出理想的退仕時間就在當下，可知蘇軾早年在與新法抗衡時，對為官事業無力焦躁的一面。

上述的詮釋，即是馬少游掌故在蘇詩裡最典型的運用方式。或許是它背後意指的仕隱情懷正好是蘇軾最重要的人生課題，相符的語境不斷出現，馬少游也因而一再入詩。又如徐州任內的〈次韻田國博部夫南京見寄二絕其二〉：

59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二，卷九，〈山村五絕〉，頁439。詩題一作〈山邨五絕〉。見曾棗莊、曾濤：《蘇詩彙評》冊一，卷九，頁327。

(16)

火冷餳稀杏粥稠，青裙縞袂餉田頭。大夫行役家人怨，應羨鄉居馬少游。

60

表示自己在為官之日離鄉背景、飄泊無定，不及少游安居鄉里多矣。此時的筆觸不再慷慨激昂，而是轉向沈穩內斂的情感表達，在用語上也採用了較為軟調的「應羨」二字，比〈山村五絕〉多了一種寬和之感。四十四歲的蘇軾在多年的歷仕磨練中深刻體會了做官的酸甜苦辣，雖然內外環境一再變遷，但事隔多年之後，唯一不變的似乎是對於馬少游恬澹鄉居的嚮往，而這份嚮往，也成為蘇軾不遇情懷的反面論證：

寂寞東京月旦州，德星無復綴珠旒。莫嗟平輿空神物，尚有西齋接勝流。

春夢屢尋湖十頃，家書新報橘千頭。雪堂亦有思歸曲，為謝平生馬少游。

61

上面這首次韻詩⁶²的寫作目的是為了贈別郭明甫，當時明甫將從京師派任至潁州，摯友相別，使得詩中充滿了舊交零落的寂寞之感。在蘇軾的設想當中，郭明甫雖然遠離京師的好友圈，但他有獨到的詩酒文藝，仍然可在潁州西湖逍遙度日；因此，詩人并立了「寂寞東京」和「西齋接勝流」二個地名的意象，以懸想示現的手法，藉明甫在西湖的美好生活來反襯自己由於寂寞無友而貧乏難耐，是故末聯曰：「雪堂亦有思歸曲，為謝平生馬少游」，藉著朋友出處的抉擇聯想到自我思歸的渴望之情。另外，「為謝平生馬少游」一語以「謝」（此處應解作「慚愧」

之意）字為詩眼，強調的是根植於蘇軾仕隱矛盾中的「愧仕」情結，二度運用，

強化了此事在蘇詩中的意象強度。觀察其他蘇詩的馬少游典故，幾乎沒有逸出這個意義範疇，多以「追悔」的情緒打底，走的是唐代劉禹錫的老路。唯一特別的是〈和陶酬劉柴桑〉一詩：

紅藷與紫芽，遠插牆四周。且放幽蘭春，莫爭霜菊秋。窮冬出甕盎，磊落勝農疇。淇上白玉延，能復過此不？一飽忘故山，不思馬少游。⁶³

60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三，卷十八，頁931—932。

61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五，卷三十一，〈次韻黃魯直寄題郭明父府推潁州西齋二首其二〉，

頁1642—1643。

62 這首次韻詩的原作是黃庭堅的〈寄題郭功甫潁州西齋〉。見【宋】黃庭堅：《黃庭堅詩集注》冊一，〈目錄〉，頁22。

63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七，卷四十，頁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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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王文誥詩題注語：「其〈酬劉柴桑詩〉，乃白鶴新居蒔植之作，……此則從容自得，以其境遇不同，故詩之氣質，亦絕不類也。」⁶⁴所論良是。惠州時期的蘇軾生命觀已然完足，豁達心態既已奠定，面對逆境時自然顯得胸有成竹。因此，詩以白鶴新居周遭的農作物起興，摻以幽蘭霜菊等花卉點綴，描繪出一幅文人氣息濃厚的農家田樂圖。對這個時期的東坡來說，仕宦衝突已經構不成太大的威脅，

生活中更重要的是活著，故他關注「窮冬出饔盎」、「淇上白玉延」⁶⁵，以居食無憂的和樂心境來呼應後面的「一飽忘故山」，突顯蘇軾對物欲的需求之低。更重要的是，詩人在結尾時自言溫飽進而「不思馬少游」的典故運用，有別於過往對倦仕思歸、悔仕求退的意指，蘇軾藉由描寫惠州躬耕生活的一隅，將當下衣食飽足的謫官畫面疊合上馬少游微官鄉里的形象。試想：東坡雖為貶謫，但他領有薄俸、安於田園，有機會時也不忘為人民做點事，另外，和村老往來密切，情感生活和樂，就許多方面來說，幾乎與不去鄉里的馬少游沒有二樣。這一方面是晚年蘇軾「心安即故鄉」的修養使然；另一方面，透過和馬氏的類比，東坡暗中把負面貶謫所遭遇的貧困不遇抽換成為少游甘居小吏的知足情懷，進而獲致仕、隱之間的平衡。職是之故，蘇軾即使身處窮鄉惡壤，依然可以超然物外，面對苦人心志的貶謫現實，也能怨而不怒，淡而有致，足見詩人寄寓在此事典之中的怨悱之情，已在長久的歷練和探索中被超越了。

三、蘇軾詩中「馬少游」典故的意蘊：一種新仕宦觀的形成

黃徹《溪詩話》卷四記載：

昔人行事措意，默與己合，則喜用之。馬少游欲乘下澤御款段，不去鄉里，

雖自謀獨善，亦可為貪躁之戒。伏波在浪泊，下潦上霧，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以為何可復得。故東坡云：「何須更待飛鳶墮，方念平生馬少游。」又：「大夫行役家人怨，應念歸鄉馬少游」、「雪堂亦有思歸曲，為謝平生馬少游」，以其可喜，不直押韻也。⁶⁶

這段話從用典的技巧原理說起，分析蘇軾之所以喜言馬少游，實是出自「行事措

64 見【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七，卷四十，頁2216。

65 蘇軾自註：「淇上出山藥，一名玉筵。」（《蘇軾詩集》冊七，卷四十，頁2216。）山藥有養生滋補的功能。

66 【宋】黃徹：《溪詩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79，集部 418，頁 147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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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默與己合」的心理動因，換句話說，東坡不但在處世哲學有類同馬氏之處，

同時，他的「行事措意」更有足為詩人所鑑照者，是以黃徹稱之「可為貪躁之戒」。就筆者看來，馬少游作為蘇詩中最具特色的仕宦典型之一，其積極的意義在於啟發蘇軾對舊有仕宦思維的沈澱與修正，進而形成了另一種嶄新的仕宦觀。

按照黃徹所說，乘下澤車、騎款段馬的少游乃「貪躁之戒」，換言之，是作為馬援的對立面而存在的。套用到蘇詩的語境當中，不難發現所謂的「少游哲學」

只是蘇軾在自嘆其位時用來自我曉喻的「生活目標」而已；這也就是說，蘇詩裡第一人稱的相應人物並非悠游於低階仕宦的馬少游，相反地，衝鋒陷陣的伏波將軍馬援，他才是東坡自我意識的情感投射對象，是以詮釋此一典故時，馬援的心境成為理解蘇軾的重要鎖鑰，尤其是「下潦上霧，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念少游平生時語」的時機所在，更是判讀意義的憑藉。

馬少游其人於史無傳，故後人對他的認識，全都來自馬援的追憶。然而，馬援是在什麼樣的情況下回憶起此事？就《後漢書》所記，乃「當吾（即馬援）在浪泊、西里閒，虜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顯然是生死交關、危在旦夕的時刻。一般說來，人為了實現夢想，通常都願意付出相當的努力，尤其夢想越大，隨著個人執著的程度越高，忍耐痛苦的能耐也越強；

可是，一旦個體遭遇的困境過於強大（無論身心，如瀕死經驗），再怎麼堅強的意志力，艱困之中，仍會使得膽怯心起，並對理想的初衷有所質疑。由此觀之，

馬援平日雖為一頂天立地的彪炳勇將，然在下潦上霧之際，抬眼又見象徵自由的飛鳶經過，物我對照，自然萌生「臥念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之感，對過往的積極用仕有所追悔，而這顆「悔仕」之心，便成為觸動少游往事的觸媒，開啟了回憶和情感的洪水閘門。

至此，馬援之所以「臥念少游」，很明顯是受到「下潦上霧，仰視飛鳶」的影響，而這個「飛鳶墮」的挫折意象，則是我們貞定馬少游仕宦觀代表意義的重要關鍵。就二馬本身的仕宦觀來比較，二者最大的差異在於追求功業規模的大小，更重要的是，以馬援和馬少游的例子來看，在「絕世功勲」與「自謀獨善」

間，顯然還存在著性命風險的問題：從軍的馬援本著軍人追求榮譽和勝利的天職，在戰場上積極奮發，然而，要獵取這樣的絕世功勲，往往必須以命相搏；相較之下，馬少游只追求最基本的人生用度，無論物質、人際或職業成就，都足夠就好，對他來說，人生顯然有高於物質的追求目標，其守成的態度，恰好反映少游之所以被稱作「貪躁之戒」的原因──所謂「自謀獨善」，乃是以生命無價作為前提來立論的。撇開典故實際的具體情節不說，從一般事理的角度，人們對二馬事功的喜好與抉擇，背後牽涉的正是付出與收穫的對價問題。就此，二馬的仕宦觀對後來無數知識份子來說，實是一道直指性命核心的題目，讓人對未來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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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抉擇與設定有重新思索的機會。

以蘇軾的例子來說，他在父親的培養下，仕宦的目標相當明確，加上和弟弟聯名並中之後，來自各方的讚賞和肯定強化了他用世的決心，因此即使明知其性格和政治主張不合時宜，依然堅持臣綱，無論在朝在野，皆以輔佐明君、「功成名遂還鄉」⁶⁷為望，其用世熱情之切，從「未成報國慚書劍」⁶⁸、「老去君恩未報」

69等自剖就可窺知一二。再者，北宋仁宗之後，國家積弊漸多，亟需改革⁷⁰，知識份子的濟世熱情受到慶曆變法的催動，大多對勵精圖治的神宗懷抱期待，希望能在某個關鍵時刻，親手推動國家制度的改革。早年登科、才華洋溢的蘇軾亦是持有如斯夢想的一員，因此，對他來說，要實踐仕宦的理想當然應以朝廷為舞台，

以重大體制的改革為內容；然而，時運所趨，蘇軾在政敵得勢的情況下，始終無法立足朝綱，反倒在異己不斷的攻訐之下，自請外任為地方的郡州父母官。這時，

理想與現實第一次出現了難以彌合的落差，是以他在杭、密、徐、湖階段度過了自覺失意的幾年；不意元豐二年，烏臺詩案爆發，原先看好的錦繡前程一夕變調，

迎接他的，是往後二十餘年大起大落的戲劇化人生，蘇軾實現廟堂高論的機會，

就在烈焰不斷的熾熱黨爭中無聲地流逝，最終，化為泡影。

如此複雜的心路歷程，不消說，蘇軾的仕隱情結始終是不斷流動的。透過「馬少游」這扇窗口，我們又能窺見些什麼呢？首先，馬少游以一個「知足不辱」的小官形象，為東坡提示了一種有別於傳統仕宦觀的視角。在一般的情況下，位之尊卑往往決定了決策層級的高低與影響事物的淺深，以儒家的觀點，士之出仕既然是為「得君行道」，那麼，在「澤被天下」的自我期許下，必然會以「高位」

作為爭取的目標。因此，素負大志的蘇軾，在早期的仕宦經歷中大多扮演著馬援積極進取，百折不撓的角色，故他奮不顧身地上疏、朝議，即使在黨爭的影響下被迫外放也不改其度。然而，透過反覆品味馬少游的鄉居風範，蘇軾領悟到仕宦之道，並不局限於朝廷，與其不斷爭取那個終究可能會落空的「鴻鵠之志」，還不如師法馬少游，安心地在州郡外地扮演好為民興利的角色。就此而言，馬少游實是一種「務實」的仕宦觀，呈現出詩人拈量仕、隱平衡的階段性特徵。

67 這是東坡詞中一再出現的仕宦旋律，出自謝安典故。內容詳見王秀珊：《論東坡詞中的仕隱情懷》（台中：中興大學中文所碩論，2000），第四章第二節「謝安」部分，頁 59—74。

68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一，卷四，〈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弟二首之二〉，頁154。

69 鄒同慶、王宗堂：《蘇軾詞編年校註》中冊，〈滿庭芳〉，頁568。

70 宋代重文輕武，開國頭數十年致力於民間發展，累積社會財富。然而，真宗朝開始繳納鉅額歲幣給契丹，除此之外，國內大肆舉行封禪，朝廷奢侈之風漸起，國力大損；到了仁宗初期，多年積蓄早已消費殆盡。因此，仁宗初期雖然表面上看來國泰民安，然中央財政已經吃緊，軍隊和官僚體系的冗員問題也漸次浮現。遲遲無法因革改善的結果，終於促成了熙寧年間的王安石變法。

詳見【日】內藤湖南著，夏應元編選並監譯：《中國史通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上冊，頁37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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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陶淵明：由仕到隱的典型

本章前述所討論的二個仕宦典型，白居易閑居樂游，屬於詩人的順境寄託；

而馬少游知足守成，正好提供我們洞見蘇軾一個新的仕宦觀的角度。然而，在蘇軾波瀾起伏的仕宦生命裡，還有很大的時間比例落在貶謫的象限中，那樣的生命情境，並不包含在上述的討論範圍。因此，以下進入東坡人生逆境的仕宦典型分析，代表人物，即是個人風格十分強烈的六朝詩人──陶淵明。

一、蘇軾的陶潛接受

蘇軾和朋友間往來的和詩不少，但追和古人的對象卻只有二個：陶潛和李白；前者以一百零九首和陶、〈歸去來集字十首并序〉和〈問淵明〉等為主，而後者則僅見〈和李太白並敘〉一篇，單從數量來看，就可證見陶淵明在蘇軾心中的重要性。

基本上，蘇軾對陶詩的接受源遠流長。根據日本學者保佳昭教授所言，蘇軾開始有意識地追求平淡詩風是在謫黃期間，晚年真正學陶，但追慕陶詩風格的舉動，最晚在赴杭州通判任途中就已開始⁷¹。由此可知，蘇軾在先天的情感意態上就和淵明頗為接近，加上後來政治處境的困頓，使他愈發宗仰陶淵明。蘇軾曾說：

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

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

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黽勉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

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

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⁷²

在這段話中，蘇軾提出愛陶的來龍去脈，主要是有感於自己和淵明同樣「性剛才

71 曾棗莊教授也說，蘇軾貶黃之前的詩作中，就有不少酷似陶潛的清新之作。保教授便是根據曾教授的論點，進一步作出上述的推論。詳見【日】保佳昭：《新興與傳統──蘇軾詞論述》（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2005），頁 53。

72 【宋】蘇轍：《欒城後集》，卷廿一，〈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請見四川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編：《蘇軾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上編（一），頁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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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與物多忤」的特質。陶淵明一生志向依其境遇可分為「少年」、「遊宦」和「歸耕」三期，由少至老，逐漸淡出名利場中⁷³。從〈雜詩〉自言「憶我少壯時，無樂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鶱翮思遠翥」⁷⁴的紀錄看來，欽羨用世乃是詩人少年時代的理想，後來之所以絕意仕進，主要是受到內外變因的作用：其外因來自於魏晉動蕩黑暗的政治現實；而內因，即是詩人對自我秉性剛烈的認知後果。面對孱幼的兒女，陶潛坦言當時放棄官祿的原因在於「自量為己，必貽俗患」，權衡之下只好「黽勉辭世」，選擇全家飢寒但自由的隱退生涯⁷⁵。雖然，對其家人而言，

因此墮落飢寒的生活未必出自所願，然陶淵明的行為兼具了「自覺」、「自知」與

「自持」的風範，使他在歷史上留下了「智者」與「隱者」的美名⁷⁶。淵明一生幾度進退，大都出自「現實經濟」與「自我尊嚴」的拉扯，忠於當下感受的他，

人生看來格外戲劇化。有趣的是，這樣的經歷在蘇軾看來其實頗有觸發，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陶潛和蘇軾皆是少年懷抱濟世之忱，欲有一番作為之人，然而，陶潛考量自己無法負荷官場的應對模式，是以毅然決退，進而處窮；相形之下，蘇軾堅持不退，最後的結果仍然不出飢寒的「窮」境。所以如此，因素固然很多，

但在蘇軾的立場，實在不是容易釐清的問題；是以當他一再顛躓於仕途，並藉此洞悉了畢生出處的艱難所繫乃在於「以犯世患」的那一刻，豁然開朗的他自嘲半生仕宦卻「不早自知」，以致於多受了許多罪，在這一點上，明顯不及陶潛之智，

故他既愧又喜，「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實是向上天及朝廷希求一個安穩寧靜的晚年，而作於惠、儋的一百二十四首和陶詩，即是他愛陶超乎尋常的直接證明。

二、陶潛的鏡像作用

由於陶潛早已作古，其對蘇軾造成的影響（或是「蘇軾對陶潛作出的評論」），大多是以蘇軾單方面接受的方式來進行。就此，我們可以援用法國學者拉康

（Jacques Lacan，1901-1981）「鏡像階段（Mirror Stage）」中的觀點來討論。「鏡像階段」主要是用來說明兒童自我認知的過程，內容分為三階段⁷⁷，主體透過對

73 請見陳怡良：《陶淵明之人品與詩品》（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頁 125—143。

74 【晉】陶潛：《靖節先生集》（台北：華正書局，1975 台一版），卷之四，頁 8。

75 張仲謀認為：「陶淵明作為一人格範式，其典型意義在於：他不是無條件的隱居不仕或唾棄功名利祿，而是把物質利益與心靈自由分置於心理天平的兩端；他可以拋棄一切，唯獨不能拋棄的是人格意志與心靈的自由。」見氏著：《兼濟與獨善──古代士大夫處世心理剖析》，頁271。

76 王秀珊：《論東坡詞中的仕隱情懷》，頁112。

77 鏡像階段的三個時期：一、兒童將鏡中之影感知為一個真實事物且會主動接近挑逗的影子；二、

已經辨認鏡中形影並非虛幻的能動之物，僅僅只是一個影像（image）；三、綜合上述二個時期，

並將經驗加以具體化和深化，理解鏡中「影響」乃是「自己的」影像。請見杜聲鋒：《拉康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頁 130—131。

第三章 蘇軾詩中的仕隱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