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黃宗羲的生平與時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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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黃宗羲的生平與時代背景

對於明遺老或遺臣而言，明末清初可說是個「天崩地解」的時代¹，不僅是改朝換代的震撼，包括學術文化、社會風氣和經濟發展都經歷著不同於以往的改變，行為在改變，人心也在改變，本文研究的主角－－黃宗羲，他的經歷反映了這時代發展的一個面項，他的生平與所處時代背景，醞釀出其思想的果實，本研究亦需從此來揭開序幕。

第一節黃宗羲的生平事蹟

一、名號與家世背景

黃宗羲（萬曆三十八年－康熙三十四年，1610-1695），字太沖，又字德冰，號南雷，又號梨洲²。在他的文章裡，經常使用不同的別號名稱，像是梨洲老人、梨洲山人、藍水漁人、魚澄洞主、古藏室史臣等等。這些稱號多少顯示黃宗羲當時所處的心境，希望能夠隱居山林，潛沉心性，得以為後人留書立言。因為其家居梨洲山邊，在其名著《明夷待訪錄》中又署名梨洲老人，

因此一般學者多半尊稱他為「梨洲先生」³。黃宗羲未滿三十歲即頗負儒名，

與其大弟宗炎（1616-1686）、二弟宗會並稱為「東浙三黃」⁴。入清之後，亦和河北容城孫奇逢（1584-1675）、陜西盩厔李顒（1627-1705）合稱為清初三大儒⁵。黃宗羲去世後，門人以其曾官拜南明左都副御史，即使未再仕宦清廷，

仍予以私諡「文孝」，以彰顯其行誼⁶。

黃宗羲出生於浙江餘姚城東南十餘里處的黃竹浦村（今日的餘姚市明偉鄉浦口村），該村位於剡水、藍溪、姚江會合口，村中多為黃姓，村東又有竹

1 黃宗羲，〈留別海昌同學序〉，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頁 627。

2 許錟輝，〈黃宗羲的生平及思想〉，《中華文化復興月刊》11：15（台北：中華文化復興運動推行委員會，1978：05），頁 75。

3 吳光，〈清初啟蒙思想家黃宗羲傳〉，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二冊，頁 104。

4 全祖望，〈梨洲先生神道碑文〉，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二冊，頁 4。

5 黃炳垕，〈黃梨洲先生年譜〉，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二冊，頁 15。今人通常將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視為明末清初三大儒，不管何者，黃宗羲都列名其中，

足見其在此階段的學術地位。

6 萬言，《南雷詩文集附錄‧文孝梨洲先生私諡議》，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一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頁 41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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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橫跨藍溪，因此習稱該村為「竹橋黃家」。竹橋黃家據稱是「漢穎川之後」，

穎川相傳是西漢大臣黃霸，為政外寬內明，而竹橋黃氏的始祖黃萬河，則是在南宋戰亂之際遷徙至黃竹浦定居，到了黃宗羲時已傳承了十七代⁷，依據黃宗羲所撰的《黃氏家錄》，其先人乃以耕讀傳家，進入仕途者多為地方小官，

或有以書畫為生，但絕少有外出經商者。到了黃宗羲這一代，亦不曾接觸過工商活動，主要仍以耕作和教授為生。黃家在鄉里向以學問德業為人倚重，

像是黃宗羲的曾祖父善治田，祖父精通易經，前來求教者甚多，地方有爭訟，

往往請之論斷，對鄉官亦仗義執言，毫無懼色⁸。至於黃宗羲的父親－－黃尊素（1584-1626），是少數進入中央為官的黃家子孫，萬曆四十四年（1616）

中進士，隔年出任寧國府推官，天啟三年（1623）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平生博覽經史，諳於掌故，工於詞賦，和父、祖一樣生性強毅，輕蔑庸懦之輩，

對於有氣節者衷心佩服⁹。黃尊素任官之後，不論在地或在朝，皆能秉持剛正不阿的態度為官，最後因此得罪魏忠賢而冤死獄中。黃宗羲生長在這樣的環境裡，耳濡目染之下，自然造就他日後勤學好問、善惡分明，而且不輕易妥協的性格。

黃宗羲出生於明神宗萬曆三十八年八月八日（1610. 09. 05）。黃宗羲的母親姚氏為續絃，元配過門三載就因病身故，未曾生養，所以黃宗羲是黃尊素的長子，其上無兄姐，下有四個弟弟¹⁰。傳說姚氏懷著黃宗羲時，曾經夢見麒麟，所以黃宗羲出生後便以「麟」為乳名。而當姚氏分娩前，黃尊素曾推算黃宗羲最佳的生辰八字，如能在其推算的時間出生，而且出生時若有金鼓之聲相配合，能使五行發揮最大的效果。湊巧姚氏生產當時，剛好有里優鳴鉦撾鼓而過，而黃宗羲便在父親推算的良辰吉時誕生，有人謂黃宗羲的生辰八字只與孔子生辰相差一字而已。黃宗羲在此良辰吉時出生，又與孔子誕生的時辰相近，家人認為此子必有不凡之一生。黃宗羲的七世孫黃炳垕

（1815-1893）言黃宗羲「貌古而口微吃」，有口吃的問題，而黃宗羲的季子黃百家（1643-1709）則形容其父「生而岐嶷，壯能舉鼎」；黃宗羲兩側額頭髮際之處，有如銅錢般大小的紅、黑痣，有人言為日月痣，也有人認為此乃肉角之象徵¹¹。

7 徐定寶，《黃宗羲評傳》，頁 42-43。

8 黃宗羲，〈贈太僕公黃大綬〉、〈封太僕公黃曰中〉，《黃氏家錄》，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頁 407-409。

9 徐定寶，《黃宗羲評傳》，頁 44。

11 黃百家，《南雷詩文集附錄‧先遺獻文孝公梨洲府君行略》，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一冊，頁 419，436-437。黃炳垕，《黃梨洲先生年譜》卷上，收入於沈善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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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羲的子孫，認為黃宗羲的生辰八字與樣貌，早已宣告其非常人之處，

黃百家言其父自幼常遇神異禎祥之事，更加認定父親出身不凡，天有所佑¹²，即使茹苦一生，屢遭災殃，仍能逢凶化吉，著書立言，永昭後世。全祖望也認為黃宗羲身為勝國遺臣，「蓋瀕九死之餘，乃卒以大儒耆年受知當宁，又終保完節，不可謂非貞元之運護之矣¹³」。黃宗羲是否有神靈庇祐未必可知，亦未必可言是聖賢降世，但處在非常時期卻屢能逢凶化吉。然而黃宗羲卻認為自己的存在替親友帶來災難，早年喪父，中年以後，母死、妻喪、弟亡、子孫夭折，與其親善的好友也先其而去。死別的感傷，尤其是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無奈，高壽的黃宗羲歷經不知幾次，這讓九死一生的黃宗羲認為自己根本不受天佑，還累及親友¹⁴。後人所視為的不凡經歷，黃宗羲卻認為是老天爺無情的折磨。

二、生平經歷

黃宗羲的一生，或可從以下的話看出端倪：

其始入京訟冤，對簿復仇，為孤兒；繼而南渡，為黨臣；繼而起兵、

出師、立寨、乞師、從亡，為孤臣；繼而乞養為孝子，為遺臣，而卒為大儒，有千百人行之不能終者¹⁵。

從孤兒到大儒，這條路千迴百轉，既漫長又艱辛，高壽對他人而言或許是福氣，但對黃宗羲而言，只怕是歷盡滄桑。

（一）孝子名士

八歲以前，黃宗羲在山明水秀的黃竹浦快樂地成長，八歲時，中了進士的父親被委任為安徽寧國府推官，黃宗羲和剛出生不久的大弟，跟隨父母北上，直至十三歲才回家鄉赴童子試。這五年間，黃尊素勇於和地方惡勢力抗爭，為民喉舌，當黃宗羲返鄉應試時，黃尊素也進京接受考察，因為政績卓著，受到東林人士的提拔，黃尊素得以名列朝廷都察院。第二年授與山東道監察御史，成為在京十三道監察大員的一名，同年黃宗羲考上秀才，補仁和

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二冊，頁 18。

12 黃百家，《南雷詩文集附錄‧先遺獻文孝公梨洲府君行略》，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一冊，頁 437。

13 全祖望，〈梨洲先生神道碑文〉，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二冊（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頁 9。

14 黃宗羲，〈亡兒阿壽壙誌〉，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510。

15 李聿求，〈黃宗羲傳〉，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二冊，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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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第子員¹⁶。

黃尊素與東林人士相善，但行事風格甚為務實，他寧願把時間精力放在當務之急，也不願將精神耗費在歷史舊帳或言詞交鋒上。因此黃尊素對於東林人士屢在「三案」上作爭論¹⁷，並不表認同。當國政日衰，朝中大臣如楊漣（1572-1625）、左光斗（1575-1625）、魏大中（1575-1625）等東林人士，

經常在夜晚至黃家討論國是。年紀尚輕的黃宗羲雖然還不能完全了解國家局勢，但是透過大人們的談話，心中也是明白忠奸、清濁之分。天啟四年（1624），魏忠賢與熹宗乳母客氏相勾結，玩法弄權，操控朝政，清流君子紛紛彈劾，

黃尊素措詞嚴厲的奏疏，換來罰俸一年以及魏忠賢、客氏的忌恨。之後黨爭加劇，黃尊素三番兩次上疏諍言，想盡辦法營救被捕的東林人士，卻在隔年被魏閹同黨曹欽程構陷彈劾而削官返鄉。年底黃宗羲迎娶餘姚按察使葉六桐之女為妻，新婚未到半年，天啟六年初（1626），黃尊素被羅織罪名而下獄，

家人營救未果，最後冤死獄中，年僅四十三歲。史稱這場黨禍為「七君子之獄」，黃氏家道也從此衰落¹⁸。

黃尊素死後，姚氏每思及亡夫，必哭至暈絕，黃宗羲必須苦苦相勸，姚氏則告誡「爾欲解我，第無忘大父粘壁書」。所謂「粘壁書」，指的是黃宗羲的祖父為提醒黃宗羲喪父之仇，在黃宗羲經常出入的地方，於牆壁上寫下「爾忘句踐殺爾父乎」八個大字，用以提醒黃宗羲為父申冤報仇，黃宗羲表示了解母親之用心，姚氏方得止哭¹⁹。

天啟七年（1628），崇禎繼位，年方十九歲的黃宗羲，對於時局還未清楚的情況下，便身藏鐵錐，帶著為父申冤的奏疏前往京城。適時崇禎為求政權鞏固，開始清算魏忠賢，平反天啟朝的冤案，撫恤死難諸臣家屬。黃宗羲進一步上書要求會審並誅殺閹黨餘孽，在會審時，黃宗羲於公堂之上以利錐刺殺許顯純，使其血流被體，並且毆打崔應元，拔其鬚以祭亡父，七君子的子嗣也聯手擊斃虐待父親的獄卒。冤獄平反後，黃宗羲與其他蒙冤罹難者的子

16 徐定寶，《黃宗羲評傳》，頁 47，53。

17 三案指的是萬曆、泰昌年間所發生的「廷杖案」、「紅丸案」、「移宮案」。

18 徐定寶，《黃宗羲評傳》，頁 55-57， 60-63。七君子死難，其他六人為左都御史高攀龍

（ 1562-1626 ）、應天巡撫周起元、監察御史周宗建（ 1582-1626 ）、春坊左諭繆昌期

（1562-1626），以及吏部文選司員外郎周順昌（1584-1626）、御史李應昇（1593-1626）；此冤獄之造成，乃因京城謠傳黃尊素欲仿明武宗年間（1506-1521），御史楊一清誅殺宦官劉謹之故事，要蘇杭織造太監李實充當過去揭發劉氏的閹人張永，圖謀翻局，孰料魏忠賢逼迫李實讓在京的李永貞代草疏章，誣告黃尊素等人「欺君滅旨」、「乾沒帑幣」，繼而發詔逮捕之。

19 黃宗羲，〈移史館先妣姚太夫人事略〉，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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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設祭於詔獄中門，哭聲如雷，聞者動容，崇禎帝對此感嘆地說：「忠臣孝子，

甚惻朕懷²⁰！」沒有追究他們傷人的行為。而黃宗羲的表現，也備受朝野人士讚賞，「當是時，姚江黃孝子之名震天下，事定還里，四方名士無不停舟黃竹浦，願交孝子者」²¹。然而，父親的冤死，自此讓黃宗羲對於黨爭的問題，

時有偏激的傾向，不能客觀對待，至老都不曾改變態度。

黃宗羲雖然出身於書香門第，但他完全不喜歡應付八股制藝的學業，經常在課餘時間私下購買野史小說，等父母熟睡後再起身觀看，黃尊素雖然知道，但為了不限制黃宗羲的心性發展，一直都沒揭穿²²。當黃尊素就逮前，

好友劉宗周（1578-1645）為其餞行，精通經史的黃尊素對黃宗羲說：「汝近日心粗，不必看時文，且將架上《獻徵錄》涉略可也。」並將兒子的學業託付予劉宗周。三年後，待父親沉冤得雪，歸葬故里，黃宗羲始遵父志，開始閱讀二十一史，「每日丹鉛一本，遲明而起，雞鳴方已」，約兩年閱畢²³。從學劉宗周以來，黃宗羲極力維護師門，力駁佛禪因果之說的挑釁，使得劉子門人日益增多，劉宗周「慎獨」之說也得到廣泛傳播。黃宗羲致力讀史以後，

對於史書所載歷代的經世之業多有涉略，並且廣泛閱讀儒家經典和諸子百家之作。此外，他對史書中所談及的天文曆算、地理文藝也有相當的興趣，多方研讀有關天文、地理、曆法、數學、音樂、宗教等書籍，甚至於西方傳入的自然科學也認真研究。最難能可貴的是，黃宗羲不僅博覽群書又能融會貫通、見解卓越，這使他年紀輕輕便名滿儒林，前來就教者極多。也把兩位弟弟調教的相當好，兄弟三人因此被稱為「東浙三黃」。這段時期的努力，替他日後成為學識淵博的大儒，奠定了相當的基礎²⁴。

少年得志的黃宗羲有相當的驕傲和自信，他自言：「天啟忠臣之家，其後人多有賢者，而兩浙之黃、魏為最著。……當是時，考官之入棘圍者者，皆欲得此兩家之後人出其門下。」即使家道中落，「然讀書談道，窮巖冷屋，要復人間推排所不下，則嫣然相對於霜落猿蹄之夕者，自信有不以彼而易此

21 邵廷采，〈遺獻黃文孝先生傳〉，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二冊，頁 62。

22 黃宗羲，《南雷文鈔‧家母求文節略》，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一冊，

頁 24。

23 黃宗羲，〈補歷代史表序〉，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77。

24 吳光，〈清初啟蒙思想家黃宗羲傳〉，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二冊，頁 108-110。劉宗周，字起東，號念臺，學者稱之為「念臺先生」，因其講學於蕺山，又稱為

「蕺山先生」；在萬曆、天啟兩朝時，曾經講學於無錫東林書院。崇禎初年，與陶奭齡共舉越城證人之會（紹興證人書院），但是劉子主「慎獨」，陶氏則近禪，不久便分道揚鑣，黃宗羲帶著吳、越名士四十餘人至劉宗周門下聽講，駁斥陶氏邪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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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意氣風發之情，溢於言表，黃宗羲對於自己的學識，從年輕到老都相當自負，少有謙虛過²⁵。黃宗羲從二十歲投入劉宗周門下，至三十六歲南明弘光朝傾覆，這十幾年的時間，他的生活過的相當平順，應是他此生最愜意的時光。除了讀書之外，黃宗羲遍遊大江南北，所到之處，無不詩酒爭逐，尋幽訪古，交友結社，認識了不少仁人志士和同好學友，也因此科舉屢試不第。

但在名宿文震孟（1574-1636）和父親的門人徐石麒（1578-1646）的安慰鼓舞下，黃宗羲對於科舉失利的結果逐漸釋懷，並且絕意仕進，專心投入於學問中。這段參與科舉的經驗，也讓黃宗羲往後對於科舉制度的檢討，傾向於批判與否定的立場²⁶。

明朝末年，文人結社之風盛行，志同道合者組成團體，不時集會，或者飲酒作樂、吟詩誦詞，或者高談闊論、諷議朝政。黃宗羲也參與過不少此類社團，像是南京的詩社、杭州的讀書社、幾社、復社等。其中以張溥（1601-1641）

所領導的復社成員最多，影響力也最大。黃宗羲雖然相當敬佩一些成員的文章風節，但是談到讀書學問方面，他則認為這些結社大抵「本領脆弱，學術龐雜，終不能有所成就」²⁷。隨著明末的黨爭加劇，這些文人結社也帶上更濃厚的政治色彩，最有影響力的復社，也被視為「小東林」，而遭閹黨餘孽所忌。曾經與魏忠賢親近的阮大鋮（1587-1646），被列入「逆案」而削職為民後，心有不甘，希望能夠恢復名譽，官復原職，努力和復社人士交好。此舉讓復社人士大感不安，認為阮大鋮若是復出，只怕為魏忠賢第二。於是在崇禎十一年（1638），由吳應箕（1594-1645）起草，黃宗羲等曾受閹黨迫害的忠臣子弟帶頭署名，在南京發布了聲討阮大鋮的〈南都防亂公揭〉，逼得阮大鋮在眾怒難犯之下，不得不離開南京，但是黃宗羲等人並不願就此罷休，又在桃葉渡舉行聲討大會，繼續痛斥阮大鋮的罪行，破壞雙方修好的可能性，

反而日後惹來殺身之禍²⁸。

崇禎十七年（1644），明朝因流寇之亂而亡，清兵入關後，掃蕩流寇勢力，

定都北京，鳳陽總督馬士英等人在南京擁立福王（1644）稱帝，建立南明弘光政權。馬士英擁立福王有功而獨攬軍政大權，起用阮大鋮為兵部侍郎，兩

25 黃宗羲，〈前鄉進士澤望黃君壙誌〉，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291-292。

26 徐定寶，《黃宗羲評傳》，頁 71，78-79。文震孟認為黃宗羲必以「古文鳴世，一時得失，

不足計也。」而徐石麒則認為「學不可雜，雜則無成」，鼓勵黃宗羲為學須為世用，不應花費過多心力於場屋，勸其勿在意科舉得失。

27 黃宗羲，〈陳夔獻墓誌銘〉，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440。

28 吳光，〈清初啟蒙思想家黃宗羲傳〉，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二冊，頁 1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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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並不以復國為業，專以打擊東林後裔和復社成員為務。以東林為蝗，復社為蝻，按照當年〈南都防亂公揭〉的支持者名單，編列《蝗蝻錄》²⁹。按名捕殺，黃宗羲也被捕下獄，隔年因清軍南下，弘光政權瓦解，黃宗羲才得以乘亂脫身，回到家鄉，開啟他抗清生涯³⁰。

（二）抗清忠臣

黃宗羲倉皇逃脫後，得知老師劉宗周在紹興絕食，便從家鄉徒步兩百餘里趕至紹興勸阻。對黃宗羲而言，劉宗周對其的影響力恐怕比父親黃尊素還深刻³¹。然而劉宗周死意甚堅，黃宗羲亦無可奈何。根據黃宗羲日後追憶，

劉宗周總共絕食二十日，十三天不沾滴水，死時亦不瞑目，亡國之事耿耿於懷，至死不忘。劉宗周死後，不少門徒陸續以身殉國，所剩無幾。此等情操，

激發了黃宗羲反清復明的意念和行動³²。

然而，在黃宗羲的抗清歲月裡，屢遭圍捕，四處潛逃，危機不斷，他回憶這段往事，自述道：

自北兵南下，懸書購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圍城者一，以謀反告訐者二、三，絕氣沙墠者一晝夜，其他連染羅哨之所及，無歲無之，可謂瀕於十死者矣³³。

黃宗羲的這段自述，說明了他抗清過程的艱辛與危難，但當時這些磨難都難以動搖黃宗羲抗清的決心。

順治二年（1645）清兵南下後，到康熙元年（1662），魯王、桂王（1647-1661）

29 黃宗羲，《南雷雜著稿‧錢孝直墓誌銘》，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一冊，

頁 47。取「蝗蝻」之意在於：「東林之有復社，猶蝗之有蝻，所以傳衣鉢者也。」

30 徐定寶，《黃宗羲評傳》，頁 80-83。徐定寶認為在天啟年間的黨禍中，阮大鋮在京任職僅數月，雖和魏忠賢交涉頗深，但策劃陷害東林人士方面，不可能涉足太深，而且他是投機政客，也不敢直接得罪東林人士，但最終名收逆案之中，阮大鋮內心頗感冤枉，一心想與東林後裔和復社修好，創作戲曲〈十錯認〉表明心意，然而黃宗羲等人卻採取完全敵視的態度，不加分析便予以排斥，張貼〈南都防亂公揭〉，使阮大鋮聲名狼藉，導致阮大鋮日後得勢報復，徐定寶援引陳寅恪的看法，認為黃宗羲等人的做法是一種過激的行為，不僅為自己惹來殺身之禍，更導致國局大勢不可收拾。

31 黃宗羲，《子劉子行狀》下，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61。黃宗羲少年喪父，手足年幼，鄉里之中，附於逆奄者動輒欺擾，劉宗周以其父未亡友自居，挺身而出，斥責鄉黨有意致難黃家者，不惜效法螳臂為其擋之，黃家方得轉危為安，是以劉宗周對黃宗羲而言，不僅是老師，更是恩人，因此對於劉宗周的感念之情，多於對自身父親的懷念，在黃宗羲的文章中，不乏記載劉宗周的生平言行和學說，黃尊素都未能得此禮遇，不論學問還是人格操守，劉宗周都給黃宗羲極大的影響。

32 黃宗羲，《子劉子行狀》下，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49。

33 黃宗羲，《南雷餘集‧怪說》，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一冊，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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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繼死難、明鄭大勢已去，悠悠十數載，正是黃宗羲春秋鼎盛的歲月（36 歲

～53 歲），他放棄安逸的生活，以自己和家人的身家財產性命安全做賭注，

跟隨魯王政權，投入這場希望渺茫的抗清運動。

弘光朝傾覆之後，為避免南明政權無人領導，明朝遺臣分別在紹興、福州建立起魯王和唐王（1646）政權，試圖做困獸之鬥。浙東的魯王政權建立後，一時士氣大振，浙東地區的舊明官兵和百姓同仇敵愾，黃宗羲亦毀家紓難，號召家鄉子弟組織「世忠營」，投奔魯王麾下，本想以布衣參軍，但魯王堅持授與職方主事，不久又升為監察御史。帶兵追隨魯王期間，黃宗羲主張西進，結合九江道僉事孫嘉績（1603-1646）的「火攻營」和查繼佐（1601-1677）

的義軍渡海西行，卻遇清兵主力而重挫，紹興不久也因防守薄弱而被攻下，

魯王出逃。黃宗羲帶領殘眾退守四明山，駐軍杖錫寺，自己則微服出尋魯王下落，結果駐軍搶奪民糧，引起民憤，火燒杖錫寺，未被燒死的餘眾也被清兵剿滅，黃宗羲用自己的家財與心血所培植的軍隊就此告終³⁴。魯王政權的失敗，一方面是因為魯王與唐王政權，始終為了爭奪正統而不能整合勢力，

徒讓親者痛仇者快。此外，內部又有軍閥專擅獨行，不聽建言。兩個政權內部鉤心鬥角，互爭短長，善於私鬥，怯於外侮，儼然是回到東林黨爭時期的局面，甚至有過之而無不及，最後終遭瓦解的命運。因此黃宗羲對於這段經驗總有無限感慨，深刻感受君臣的自私所帶來的不幸。

黃宗羲既無營可歸，又被清廷通緝，只得扶老攜幼轉徙於老家和化安山的墓舍（黃尊素卜葬之地）之間，自己另擇深山獨居，研究象數曆學³⁵。順治六年（1649），黃宗羲得知魯王流亡海上，聞訊前往，魯王任命為左僉都御史，繼而升為左副都御史。然而黃宗羲空有名位，卻無用武之地，既無兵權，

建議又不被採納，只能天天和禮部尚書坐在海船中讀書論學，閒暇時註解《授時曆》、《西洋曆》、《回回曆》等曆書。不久，清廷下令逮捕抗清人士的家眷，

黃宗羲擔心老母安危，加上在臨時政權無可作為，便向魯王陳情後，潛返故里，結束在南明任官的生涯³⁶。離開之後，黃宗羲仍然和各地義師、魯王相通聲息。為免拖累家人，他開始四處流亡，在流亡的日子裡，到處奔波，極為辛苦，其中為了營救被清兵捕獲的大弟宗炎和摯友熊汝霖的夫人，終日奔走營救，以致勞累過度，甚至昏絕於沙灘一晝夜。到了順治八年（1651）夏秋之交，清軍攻下舟山縣城，魯王逃至金門、廈門投靠鄭成功。然而在順治

34 徐定寶，《黃宗羲評傳》，頁 86-87，89-90。

35 許錟輝，〈黃宗羲的生平及思想〉，《中華文化復興月刊》11：15，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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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年（1653），魯王被迫取消「監國」名號，浙東抗清宣告徹底失敗。但是黃宗羲仍然不死心，和大弟繼續參與四明山立寨抗清之事，結果又遇清兵主力追擊，黃宗炎再度被抓，幸經友人竭力營救，方得倖免於難。

黃宗羲對於抗清之事，心裡明白終不可為，但仍知其不可而為之。在這段期間，他得子喪子，子媳、孫女相繼病故，故居又遭逢兩次火災，人世間不幸之事，在這短短十幾年，大抵都讓黃宗羲遇到了，對於明室，也算是仁至義盡了。順治十六年（1659），西南永曆政權（桂王主政）近乎土崩瓦解，

鄭成功（1624-1662）的北征潰敗，在這段期間，黃宗羲不是隱居山林，就是四處遊歷，結交不少反清遺民，交換看法，最後終於能夠平心面對復國無望的現實³⁷。當魯王、桂王和鄭成功相繼亡故後，清廷算是一統天下，五十三歲的黃宗羲，對於滿清而言已經沒有任何的威脅性了。加上他卓越的文史造詣及學術聲望，即便清廷沒有明令赦免，也不再追究故事，黃宗羲終於得返家園，不再漂泊流浪，能夠專心從事講學和著述之事，開啟他人生另一階段的高峰³⁸。

（三）遺老大儒

順治十年，四十四歲的黃宗羲以梨洲老人自居，悲憤地寫下檢討明代亂亡，以及充滿反清情緒的《留書》。十年後，五十四歲的黃宗羲，以《留書》

為底本，完成了重要的政論著作－－《明夷待訪錄》，強烈的民族情感已經昇華，轉向對歷代的「治亂之故」提出批判³⁹。這並不表示他認同滿清的統治，

甘心放棄華夷之辨，只是在大勢所趨的情況下，既然武裝抗清已不可成，如何延續和發揚漢族的歷史文化，使後代子孫毋忘歷史教訓，成為他最關切的方向，著書講學，則是他努力的方式⁴⁰。

37 徐定寶，《黃宗羲評傳》，頁 97-101。

40 何冠彪，《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91），頁 144-149。然而，

這樣的態度，看在執著於抗清的同時代人眼裡，頗有微詞，原本和黃宗羲交好的呂留良

（1629-1683），多少也因此而和黃宗羲反目，黃宗羲雖然不仕清廷，但是在他的文章裡，

經常高呼康熙為聖天子，或以國朝稱呼清朝，而且和清廷諸多名臣來往密切，不僅推薦兒子入《明史》館，甚至向官聲不佳的徐乾學（1631-1694）請求幫忙，積極地為孫兒謀科第，

這和當年抗清的態度大相逕庭，因此錢穆認為黃宗羲的制行不如王夫之、顧炎武等人，晚節誠多可議。但是徐定寶認為，清初君主勤奮治國，興利除弊，即使是遺民，也不能否定其用心，在這樣的環境下，堅持華夷之辨沒有意義，黃宗羲有條件地承認滿清的合法統治性，並在某些方面與其合作，但堅不出仕，並不違背遺民的道德原則，如此才能為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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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羲的講學活動，主要是從康熙二年（1663）到康熙十九年（1679），也就是從五十四歲到七十一歲左右，約略十七、八年的時間。康熙二十八年

（1689）時，還以八十歲的高齡受邀至姚江書院講學，設館講學的地點，先後到過語溪（今為桐鄉縣）、海昌（今為海寧縣）、紹興、寧波、鄞縣等地。

在這段期間，不論是在餘姚故居還是在外出遊期間，都有許多慕名者前來求教，拜他為師者多達數百人，甚至不少地方官員親自邀請他前往講學，或是到他下榻處聽講，進而成為其門下弟子。黃宗羲的講學活動，不僅促進了浙東文化學術的繁榮，也培養了不少經史、文學、自然科學方面的人才⁴¹。劉宗周生前曾創設越城（紹興）證人書院，但是鼎革之後，劉宗周及其門徒多人，相繼以身殉國，證人書院因此停辦多年。在抗清階段，為了躲避清兵追捕而隱匿深山野林的時光，黃宗羲未曾浪費光陰，發憤唸書，體會到劉宗周淵博深厚的智慧學問，內心希望將來能夠發揚蕺山學說，即便身為蕺山門人之後進，在困苦厲學的情況下，反而洞澈蕺山之學⁴²。康熙六年

（1667），黃宗羲與同門友姜希轍、張應鰲等人受邀前往紹興講學，重新恢復了證人書院的講學活動，終於得以彰顯劉宗周的學問氣節。但是因為越中學風受科舉所制，不能自由發揮，加上越中書院受盛名所累，常有異端邪說前來挑釁，所以隔年黃宗羲便在朋友的廂助下，於寧波創辦甬上證人書院⁴³，同樣取名「證人書院」，就是要繼承劉宗周的學術事業，繼續發揚「慎獨」學說，致力於挽救明代末學流弊，革新學風。當劉宗周及其門人相繼殉國後，

心學仍能站上清初的歷史舞台，黃宗羲算是盡了他最大的努力，雖然只是曇花一現，但也無愧於師了。

學術研究和精神思想狀態尋得一個更為穩定的環境和解放。何冠彪則認為在現實的考量下，許多明遺民即使堅不出仕，仍安排家族子弟出仕來保全家族的安定，就算是王夫之、

顧炎武亦不勸阻晚輩從事舉業和出仕，以維持家族生計、保障他們自身守節，然後才能悠遊於學問德業之中、發揚漢族文化。在溝口雄三看來，清政府將東林人士的言論訴求作為治國的基礎，某種程度而言，黃宗羲等人的建言與要求已獲得最終的勝利，只是這樣的勝利卻由異族所成全，面對異族統治的失衡感，黃宗羲堅持不仕二朝，但是因為新政權把他們安置在勝利者的位置上，使他們能夠安心度日，所以黃宗羲能夠沒有矛盾地看著自家子孫和門人參與新政權。另外參見徐定寶，《黃宗羲評傳》，頁 125-135。錢穆，《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一），頁 86。溝口雄三著，陳耀文譯，《中國前近代思想之曲折與展開》下編，

頁 248。

41 吳光，〈清初啟蒙思想家黃宗羲傳〉，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二冊，頁 126-127，139。

42 黃百家，《南雷詩文集附錄‧先遺獻文孝公梨洲府君行略》，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一冊，頁 422，425。

43 黃宗羲，〈董吳仲墓誌銘〉，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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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上證人書院是黃宗羲講學最久（1668-1675），也是影響最大和最有成就的地方，栽培人才無數。黃宗羲反對束書空談，重視真才實學，講求明經通史，經世致用，對於明末文人不務實學的態度，相當不齒，言之無物的仿古文章在他眼中形同垃圾，所以他特別強調經史的閱讀和自然科學的了解。

黃宗羲在其書院中，除了講授經史，也講授天文、曆法、地理、數學，即使他對於自然科學的了解不算豐富，但是在自然科學領域方面，也和他的朋友方以智（1611-1671）一樣，努力汲取科學新知，以當時的環境而言，也算是走在時代前端了。正因為黃宗羲重視真才實學，用心教導不遺餘力，所以他的弟子在經學、史學、文學和天文曆算方面都相當有成就，尤其在史學方面，

萬斯同（1638-1702）、全祖望（1705-1755）算是有名的史學家，不過心學方面就後繼無人了⁴⁴。

講學之餘，黃宗羲傾其餘生之力專事著述，以保存一代歷史文獻為己任。

自康熙七年至十四年（1668-1675），大量搜集整理明人文集，編成了《明文案》二百七十卷，黃宗羲對於此書的編纂相當滿意，但他仍繼續搜羅明人文章，甚至在七十四歲的高齡，不辭辛勞至江蘇崑山徐乾學（1631-1694）的家中抄書。《明文案》編成十八年後，黃宗羲已然八十四歲的老者了，終於在《明文案》的基礎上，擴編完成四百八十二卷的《明文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對於此書的編纂雖有批評，但仍認為「可謂一代文章之淵藪」，「考明人著作者，必當以是編為極備矣」，此話說明了《明文海》的價值，也肯定了黃宗羲的努力⁴⁵。

《明文案》與《明文海》這兩部著作耗費黃宗羲最大的心力。然而，黃宗羲六十七歲所完成的《明儒學案》，在思想史上更是一部重要的著作，被譽為中國第一部系統完整的斷代學術思想史專著，有系統的總結明代各家各派思想宗旨和源流演變⁴⁶，材料搜集豐富，並且如實著錄各家要言，「聽學者從

44 吳光，〈清初啟蒙思想家黃宗羲傳〉，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二冊，頁 129-130，134-135，139。黃宗羲對於浙東學術文化的貢獻，使其獲得「浙東學派」創始人的美名，吳光認為清代的浙東名家，在精神和學問上，繼承並發揚了黃宗羲的風格與傳統，

受其影響甚深，黃宗羲受此封號，當之無愧；不過何冠彪根據金毓黻、錢穆、余英時等人的考據，認為浙東並沒有一個源遠流長、組織嚴密、延續不斷的學派，無所謂家法傳授的學統，有的只是一種共同治學的精神，全祖望謙稱為黃宗羲的私淑弟子，然而之後的邵廷采、章學誠自致通達，和黃宗羲也沒有任何師承的關係，不當附會為浙東學派後繼者，黃宗羲的學術地位，無須藉此襯托。何冠彪，《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頁 342，344。

45 吳光，《明文海評語彙輯‧編者按》，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一冊，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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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擇」，希望將明代大儒的學說加以整理後，能讓世人明白「窮理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學不歸一，但不離此心的結果，其實萬殊總為一致，不當「剿其成說以衡量古今，稍有異同即詆之為離經叛道。」既宣揚明代心學，又矯正文人相輕的不當態度⁴⁷。此外，黃宗羲在其臨歿前，

仍努力撰寫《宋元學案》，未成而卒，遺命黃百家繼之，最終由全祖望完成。

這位高壽的老人，到死都手不釋卷，努力著述，其著作成就，無論是在數量上或是質量上，都不亞於古代名家，同時代人中，恐怕只有王夫之可與之等量齊觀⁴⁸。

明亡之後，黃宗羲無法再穿戴明朝衣冠，但又不願穿著清人的長袍馬褂、

瓜皮小帽，便仿古制，穿戴角巾（晉代處士所帶帽子）、深衣（古代大袖寬身的庶人吉服），表示不事異族之心⁴⁹。即便中央與地方咸知其博學多聞，有意起用他修史或備顧問，黃宗羲皆以老病推辭，不為所動，甚至地方上的鄉飲酒禮邀其參加，也用不孝無德來推卻邀請，任何官方的活動，一概不參加⁵⁰。唯一例外是為了修撰《明史》，配合康熙所下特旨，讓數十名胥吏至其所居，

謄寫黃宗羲相關明代史事的論著，抄錄送京，並同意讓黃百家代其入《明史》

館校勘。黃宗羲願意配合是希望藉由修史以彰顯前朝忠義事蹟，亦非順從上意，直到了八十一歲的高齡，康熙皇帝仍想召他來京，刑部尚書徐乾學認為黃宗羲必然推辭，康熙對於人才難得，深感可惜⁵¹。黃宗羲並非不知康熙皇帝對他的厚愛，所以願意稱之為聖天子，但是即使他不再反清，卻也不願為清廷做事，這樣的矛盾，或許是政權交替下的遺民，最為無奈的地方吧。

年輕時的黃宗羲，以孝子身分名滿天下，意氣風發。中年時，卻因抗清，

成為滿清懸賞追捕的孤臣，四處隱匿躲藏。到了晚年，黃宗羲只想默默地著述講學，傳遞民族文化，卻又被大儒盛名所累，忙於推辭官方的徵召。他的名字帶給他大起大落的人生，迨至晚年，黃宗羲有感而發，深深覺得「浮沉陸海，不為人之所指名」，未嘗不是一幸⁵²。然而就算年少即名滿天下，終其

47 黃宗羲，〈明儒學案序〉、〈明儒學案序‧改本〉，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73，75-76。

50 黃宗羲，〈與李郡侯辭鄉飲酒大賓書〉，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207。

52 黃宗羲，《南雷雜著稿‧壽徐掖青六十序》，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一冊，頁 64。

(13)

一生卻從未名利雙收。自他父親去世後，身為家中長子，生計負擔落到他肩上，為了讓家人不失溫飽，送往迎來不失禮數，責任感強的黃宗羲只能憑藉著人脈，四處講學以維持一家生計，雖不至借貸度日，遇有急用，也得連夜奔走親友之間，請求奧援，不得緩頰。到了晚年，生活也未見改善多少，「或至不能舉火」，算是相當窮困了⁵³。但是在困頓的環境中，黃宗羲仍能刻苦向學，著書編撰，可以想見其人心志有多麼堅毅強健，就算一生千辛萬苦，依舊維持讀書人的風骨，不改其性，也足以令人欽佩了。

（四）日暮西山

黃宗羲在其生命將盡的階段，雖然年事已高，病痛不斷，仍然持續地閱讀、寫作和編書，坦然面對生命的終結，在他看來：

年紀到此，可死；自反生平雖無善狀，亦無惡狀，可死；於先人未了，

亦稍稍無歉，可死；一生著述未必盡傳，自料亦不下古之名家，可死。

如此四可死，死真無苦矣⁵⁴。

這段話說明黃宗羲期待生命結束的理由，也算是黃宗羲給自己一生的評斷，持平中庸裡，猶然帶著些許的自負和驕傲。凡事積極的黃宗羲，在等待人生盡頭到來的過程中，早已為自己的身後事打點好一切，但是對於喪禮知之甚詳的黃宗羲，卻選擇一個不隨流俗的喪葬方式。他在父親黃尊素的墓旁做好一個生壙，然而他並不採用「棺周於身，槨周於棺」的傳統模式，而是

「易棺以石床，易槨以石穴」，對於別人質疑不合禮法，恐讓子孫被目為不孝，

他則認為「聖人之為棺槨，以概天下之人。其有不欲概者，自創為法，亦聖人之所不禁也」⁵⁵。所以黃宗羲並不認為去棺槨為非禮，相反的，他認為子孫盡到養生之孝，遠比死後給予隆重的喪禮和華美的棺木更加重要，倘若子孫不從其遺願，才是不孝。從這裡也可看出黃宗羲灑然脫俗的率性，他一生堅持走自己的路，只要是對的，他都無所畏懼，看到世俗對於喪葬的奢華浪費，黃宗羲決意用其最後的心力去教化世人，以最簡樸的方式為其生命畫下令人驚目的句點。

八十六歲的黃宗羲早已無法離開病榻，在其病危之時，寫下了〈梨洲末命〉再次交代自己的安葬事宜，內容之詳細，猶如其平生之規矩嚴謹，但仔

53 黃百家，《南雷詩文集附錄‧先遺獻文孝公梨洲府君行略》，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一冊，頁 435-437。

54 黃宗羲，《南雷文補遺‧與萬承勳書》，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一冊，

頁 84。

55 黃宗羲，〈葬制或問〉，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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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觀看，卻是再簡單不過了。他交代子孫在其死後隔日清早抬至壙中石床，

僅用一被一褥覆蓋，無須放置任何紙塊錢串，但壙內須充滿香氣，墓前隨宜分為階級、拜壇，其下分種三池荷花。春秋祭掃要選擇天氣晴朗之日前來，

他認為逢雨改為堂祭是無禮且無誠意的流俗，來拜祭時，要確實添加新土，

不可虛應故事，祭品項目也詳細規定，不准殺羊、折齋、做七。前來憑弔的親友若帶任何銀錢紙燭都要加以謝卻，若有真心相待者，不妨在墳前種梅五株，即為感激不盡。文末交代子孫在其壙前要立兩根石條，作為望柱，刻上黃宗羲對自己一生操守與作為的總結：「不事王侯，持子陵（嚴光，37 B. C.-43）

之風節；詔鈔著述，同虞喜之傳文。」並期待日後子孫親友若能為自己的墓再添兩根石條作成亭子，那一切就心滿意足了⁵⁶。

「不事王侯，持子陵之風節；詔鈔著述，同虞喜之傳文。」這兩句話表達了黃宗羲對自己的驕傲，不仕異族，講學著述，他認為自己已經盡到了自己該盡的責任義務，於世已無所憾。康熙三十四年七月三日（1695. 08. 12），

一代大儒黃宗羲平靜地離開人世，他的門人不捨其行誼泯滅，以其曾官拜南明左都副御史，仍予以私諡「文孝」，取「文」之意在於黃宗羲學問淵博，貫穿百家，取「孝」則因「非先生之孝，無以啟先生之節之奇；抑惟先生之節，

愈以先生之孝之大。蓋言節而先生之制行固直而彰，言孝而先生之立心更曲而苦也⁵⁷」。此話說明了黃宗羲一生行事的動力所在，正出自於為了不辱先人的孝心，做人如此，做學問亦如此。不論其一生是否中正無過，在天崩地解的時代，從孤兒到一代宗師，這條路他走得戰戰兢兢、如履薄冰，發揮非常人之堅強意志，的確不是凡夫俗子可以相比擬的，即非聖人，也令人敬重。

56 黃宗羲，〈梨洲末命〉，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191。嚴光字子陵，曾與東漢光武帝（25-57）一同遊學，光武帝即位後，嚴光隱姓埋名，即使光武帝親身探視，請其入朝，嚴光依舊不為所動，終其一生不願入仕。有關嚴光事蹟，可參考范曄，〈逸民列傳‧第七十三〉，《後漢書》卷 38，收入於楊家駱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

第四冊（台北：鼎文書局，1990），頁 2763-2764。虞喜，生卒年不詳，乃是晉朝時人，同樣不曾入仕，平生專心於經傳之中，兼覽讖緯，凡所著述數十萬言，相關事蹟，參見房玄齡，〈列傳第六十一‧儒林〉，《晉書》卷 91，收入於楊家駱主編，《新校本晉書并附編六種》

第三冊（台北：鼎文書局，1982），頁 2348-2349。

57 萬言，《南雷詩文集附錄‧文孝梨洲先生私諡議》，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

第十一冊，頁 415-416。原本亦有門人提議諡「文節」，取其「好廉自克」之意，後來在黃宗羲的遺像前執爻決定，以「文孝」為諡名。

(15)

第二節黃宗羲的經世之學

一、治學的態度

黃宗羲讀書問學的態度，和其做人處世的態度可說是互為表裡的，同樣的認真嚴謹，也同樣的嚴格挑剔。黃宗羲勤學的態度，非常人所能比，為了搜羅明人文章，無錢購書則向友人借書來抄，每每抄書至雞鳴。喜好象數之學，常因苦於無從叩問或勤算未果，而導致心火上炎，頭目為腫，卻也樂此不疲⁵⁸。到了晚年，慶吊吉凶之禮盡廢，甚至連女兒請求歸寧省親都不允，

深覺九死一生，豈可不愛惜餘生，怎能浪費光陰在慶吊吉凶之間⁵⁹。這種如同孤僻老人之行徑，看得出黃宗羲對於學問的執著，甚至到了一種不盡人情的固執，可以想見他的主觀意念也是相當強韌的，如此之宵旰勤勞，凡事盡心盡力，其實也是為了告慰父親在天之靈⁶⁰。

然而，黃宗羲對於學問的認真與堅持，也使得他不易包容其他不同的學術意見，這和他生平處世的態度相類，個性耿直，不假辭色，遇有行為不符其規矩者，必當直言，所以朋友對他也多有微詞⁶¹。全祖望認為黃宗羲的言行易遭人議論的原因有二，一為「黨人之習氣未盡，蓋少年即入社會，門戶之見深入而不可猝去，便非無我之學」；二為「文人之習氣未盡，不免以正誼明道之餘技猶留連於枝葉，亦其病也」，這兩個毛病，黃宗羲本人並不自覺，

時時流露這兩種習性，而累及德性心術之修為 ⁶² 。另外一個友人鄭溱

（1612-？）也嘗言：「梨洲門戶之見太重。故其一人墮門戶，必不肯原之，

此乃其生平習氣⁶³。」換言之，黃宗羲其實是個主觀意識極重的人，不論做人處世的原則或是學術真理的追求，往往都堅持己見，不容分說。錢穆先生也認為黃宗羲存有講學家習氣，尊傳統卻重門戶，與人爭執學術異同，往往

59 黃宗羲，《南雷餘集‧怪說》，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一冊，頁 73。

61 江藩，〈黃宗羲傳〉，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二冊，頁 79。

62 全祖望，〈答諸生問南雷學術帖子〉，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二冊，頁 213。

63 全祖望，〈汰存錄跋〉，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二冊，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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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過甚之處，不脫明末學人面目⁶⁴。失於激進和主觀的結果，無怪乎當年阮大鋮一心求好未果，惱羞成怒下，欲將東林復社一網打盡。

雖然黃宗羲有其個性上的偏失，卻無損於他治學的認真。追求學問對他而言，不只在於獲取真理，更重要的是能夠有益於世。當科舉之學興，士人讀書只為求取富貴，不求甚解，耗費一生精力，也讀不出所以然來，於世無用，反而導致「先王之大經大法，兵農禮樂，下至九流六藝，切於民生日用者，當為荒烟野草」⁶⁵，看到這樣的科舉流弊，黃宗羲格外重視能夠「切於世用」的學問，所以主張學習不拘泥於一方，以務實的態度來面對學習，而非浪費精力於無用八股考試。此外，儒家本就主張學以致用，問學求道，不僅是為了修身、齊家，更是為了能夠治國、平天下，一般百姓沒有充分的經濟能力和閒暇時間來接受教育、參與政治活動，能夠有時間、金錢受教育的人，應當要承擔造福百姓的責任，作人民的代言者，為民服務⁶⁶，若只知讀書窮理，靜敬修養，拋卻治世的責任使命，反而是背離儒家宗旨⁶⁷。所以黃宗羲對於宋明理學空言道德心性也甚表反感，他批評道：

儒者之學，經緯天地，而後世乃以語錄為究竟，僅附答問一二條於伊、

洛門下，便廁儒者之列，假其名以欺世。制財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閫扞邊者則目為粗材，讀書作文者則目為玩物喪志，留心政事者則目為俗吏，徒以「生民立極、天地立心、萬世開太平」之闊論鈐束天下。

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世道以是潦倒腐泥，遂使尚論者以為立功建業別是法門，而非儒者之所與也⁶⁸。在黃宗羲看來，學道與事功並不衝突，「事功而不出於道，則機智用事而流於偽；道不能達之事功，論其學則有，適於用則無，講一身之行為則似是，

就國家之急難則非也」⁶⁹。讀書問學，目的在經世致用，這就是黃宗羲治學的基本精神，學道與事功相合一，才能使知識力量發揮到最大，改善現實世界的問題，使之趨向於美好。

明代中晚期開始興起實學風潮，不論是科舉流弊或是心學、理學的空泛，

都引起有識之士的憂慮。東林人士遂帶頭引領，反對閉門講學，主張關心時事，捨虛就實，要將學問落實到治國平天下，所以明末清初的學人也多半承

64 錢穆，《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一），頁 42。

65 黃宗羲，〈天一閣藏書記〉，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113。

66 狄百瑞（W. T. de Bary）撰，朱榮貴譯，〈黃宗羲《明夷待訪錄》之現代意義〉，收入於周博裕主編，《傳統儒學的現代詮釋》，頁 7。

67 李明友，《一本萬殊－－黃宗羲的哲學與哲學史觀》（北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 340。

68 黃宗羲，〈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421。

69 黃宗羲，〈姜定菴先生小傳〉，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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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這樣的思維，講求經世之學，經世文章的撰寫與編纂成為風氣，希望能為現實問題提供解決之道⁷⁰。然而，明清之際的劇烈動盪，更使得這階段的知識分子更加不安，各種問題紛至沓來，卻無法找出具體的解決方式，社會風氣大幅改變，國家歷經改朝換代，在這天崩地解的時代裡，知識分子勢必得找出一條新的出路，以免再度遭受同樣的困境。當他們回首過往，進行檢討反省，自然針對空疏的學風進行嚴厲批判，這也使得像是黃宗羲一類的憂國憂民者，更加重視經世致用的學問，也努力的從所學當中，了解人世的變化興革，以趨吉避凶。

二、治學的方向

黃尊素的門人徐石麒曾對黃宗羲說：「學不可雜，雜則無成。無亦將兵農禮樂，以至天時、地力、人情、物理，可以佐廟謨、裨掌故者，隨其性之所近，併當一路，以為用世張本⁷¹。」這句話對黃宗羲而言，顯然發揮了一定的影響力。黃宗羲是個博學多聞的人，為學不拘泥於一方，但絕非蜻蜓點水般地接觸，而是能夠將各式學問潛心研究，並且互相融會，加以貫通成為自己內在的思維底蘊。而好學不倦、學識廣博，不只是因為個人對於學習充滿興趣，也是希望能夠得到解決國計民生、導正社會人心的方法，康熙皇帝希望黃宗羲能夠入朝備顧問，也是著眼於其深厚廣博的學問，能夠針對種種社稷問題，提出有益的建言，所以黃宗羲的各項學問，其實都蘊含著用心於世的精神。

全祖望言黃宗羲：以「濂、洛之統，綜會諸家，橫渠（張載，1020-1077）

之禮教，康節（邵雍，1011-1077）之數學，東萊（呂祖謙，1137-1181）之文獻，艮齋（薛季宣，1134-1173）、止齋（陳博良，1141-1207）之經制，水心（葉適，1150-1223）之文章，莫不旁推交通，連珠合璧，自來儒林所未有也」⁷²。黃宗羲的友人陳之問則稱美黃宗羲：

於蕺山門為晚出，獨能疏通其微言，證明其大義，推離還源，以合於先聖不傳之旨，然後蕺山之學如日中天。至其包舉藝文，淵綜律曆，

百家稗乘之言靡不究⁷³。

70 李明友，《一本萬殊－－黃宗羲的哲學與哲學史觀》，頁 335-337。

71 黃炳垕，《黃梨洲先生年譜》卷上，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二冊，頁 21。

73 黃宗羲，〈陳令升先生傳〉，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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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見，黃宗羲的學術興趣是相當廣泛的，不一而足，僅能就其大者做約略的介紹，顯現其經世致用的面向。

（一）心學

有明一代，不論是前半期佔統治地位的程朱理學，或是主導後半期的陽明心學，到了明末清初，面對大變革時代的種種新問題，都出現了理論上無法解決的危機。黃宗羲對此深感不滿，批評這些心學家和理學家逃避現實問題：「天崩地解，落然無與吾事，猶且說同道異，自附於所謂道學者，豈非逃之者愈巧乎⁷⁴？」在這樣的認知下，理學與心學都被批判，社會需要一種新的哲學思維。黃宗羲順應時代的呼喚而著手哲學史的整理，並且對於哲學理論展開新的探討，《明儒學案》、《宋元學案》、《易學象數論》，以及《孟子師說》等著作，都是黃宗羲努力耕耘，想解決理論問題的具體結果⁷⁵。

黃宗羲繼承劉宗周的路線，對於程朱理學進行批判，同時也不斷地修正陽明心學。但是他並未完全捨棄程朱理學，而是在心學的基礎上，將兩者截長補短，以適應現實社會的需要。

黃宗羲在〈明儒學案序〉中談到：「盈天地皆心也，變化不測，不能不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故窮理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⁷⁶。」天地萬物變化不居，如果離開心的統攝包容，其實都不具意義，客觀世界只有透過主觀意識的了解，才有實質意義。同樣的，透過心的主導，人的行為和感受才會產生是非善惡，所以黃宗羲才言「盈天地皆心也」，起心動念決定了人的行為和客觀世界的意義，故而要窮此心之萬殊，而非窮萬物之萬殊。然而，這個賦予宇宙萬物意義的「心」，雖然看不到、摸不著，

但並非難以搜尋的，透過工夫實踐、讀書窮理、修德養性、經世致用的過程中，就可以體察到「心」的存在⁷⁷，心之本體就存在於人事萬物中，其中的變化運行皆有條理，所以窮心自是窮理⁷⁸。

心學與理學的最大差異，即在於前者認為世界是由主體自我的「心」主宰著，後者只承認世界是由超我的客觀之「理」來掌握，換言之，理學強調

74 黃宗羲，〈留別海昌同學序〉，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627-628。

76 黃宗羲，〈明儒學案序〉，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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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對外在天理的臣服，心學則重視內在心性的覺悟⁷⁹。黃宗羲的話繼承了心學理論中最基本的東西，但又進一步地闡揚陽明心學的重要內涵－致良知。

王陽明晚年著重辯明何謂「知」、何謂「致知」的問題，用以點出朱熹

（1130-1200）「格物窮理」所造成的「以知識為知」、「向外求理」的偏差。

到了黃宗羲的時代，天下爭言良知，卻演變成束書不觀、玄虛放蕩，甚至墮於佛老的境地，面對這樣的風氣，有識之士開始強調知行關係中，何謂「行」，以及如何「行」的問題，黃宗羲也就此加以修正發明致良知的理論⁸⁰。王陽明所謂「致吾心良知之天理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理」，就黃宗羲而言：

以聖人教人只是一個行，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是行也，篤行之者，行此數者不已是也。先生致之於事物，致字即是行字，以救空空窮理，只在知上討個分曉之非⁸¹。

所以黃宗羲認為，致知就是「行知」，「致吾心良知之天理於事事物物」

也就變成了「行吾心良知之天理於事事物物」，為了避免空空窮理，輕浮不實，

主張以力行為工夫⁸²，因此才會說「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強調實踐的精神，要能踐履篤行，而非空言。黃宗羲合致知於格物之中，以心性、

事功為體用一貫之實學，因此江藩（1761-1831）稱讚黃宗羲：「學出於蕺山，

雖姚江之派，然以慎獨為宗，實踐為主，不恣言心性，墮入禪門，乃姚江之諍子也⁸³。」將宋明諸儒的內聖修養，加以落實到外王事業，這就是何以黃宗羲強調學道須與事功合一，學以致用、經世應務，就是力行實踐的具體表現。

黃宗羲的哲學路線，和他處世精神互為表裡，但為了導正理學和心學所帶來的偏差學風，在讀書治學上，他也採取批判修正的態度，希望可以改善明人講學的不良習氣。黃宗羲認為理學家「所讀之書不過經生之章句，其所窮之理不過字義之從違」，但是心學家卻又「無事乎讀書窮理」；不是束書從事於遊談，就是謹守語錄教條，兩者皆難以有所成就，因此黃宗羲提出批評：

「讀書不多，無以證斯理之變化；多而不求於心，則為俗學」，鼓勵學人多讀

81 黃宗羲，〈姚江學案〉，《明儒學案》卷 10，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七冊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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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並且能夠用心體會，但是所讀之書絕非語錄教條，而是以六經為根柢，因此要求受業者必先窮經，此外，「經術所以經世，方不為迂儒之學，故兼令讀史」⁸⁴。重經讀史，可說是黃宗羲針對宋明理學空疏學風的補救辦法，但是黃宗羲無意成為另一個語錄發明家，所以「教學者說經則宗漢儒，立身則宗宋學」，堅守儒家本位，力排佛老⁸⁵，以中國的經典史籍來傳授內聖外王之法，

傳承孔孟的儒學脈絡，為明末清初學風的轉換，提供了相當的貢獻。

（二）史學

黃宗羲重經、史，不僅在於挽救晚明以來的空疏學風，經、史對他而言，

都是經世濟民最重要的根據。

「學必原本於經術，而後不為蹈虛；必證明於史籍，而後足以應務」⁸⁶，經術原本就是為了經世，證明於史籍，曉得如何落實聖賢之言，而後方足以應務。換言之，除了有經世的用心，也必須培養經世的能力，這樣的能力可以從經典和歷史的閱讀中去搜尋。因此黃宗羲認為二十一史所載，皆是經世之業，從歷史找到借鏡，才能曉得如何解決問題，但必以六經為根本，才不會離卻聖賢之心，所以黃宗羲的經世思想中，經常帶著以古為鏡的對照反省意味。不過，黃宗羲常感嘆科舉興盛之後，史學幾廢，即便未曾有史學之禁，

環顧四週，無人讀史，而人才越益難得⁸⁷。因此黃宗羲相當重視歷史文獻的保存和閱讀，本身也寫了不少史學著作，在「經世應務」的信念上，較為重視近現代史（宋、元、明，以明為重）的政治和思想演變，關注於歷代治亂之故的檢討。

黃宗羲的史學著作相當多，學術史的撰寫，主要就是未完成《宋元學案》

和已成的《明儒學案》；有關制度的反省檢討，則以《留書》、《明夷待訪錄》

和《破邪論》為主，抨擊君主專制和錯誤的價值觀念。為了不讓後人忘記南明的人物史事，寫了不少相關的記述，以《弘光實錄鈔》、《行朝錄》和《海外慟哭記》等最為詳實。黃宗羲認為國史既亡，野史亦為國史⁸⁸，理當責無旁貸記載這段抗清歷程，並且在《行朝錄》中，仿「太史公曰」的形式，於

84 黃宗羲，〈留別海昌同學序〉，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627。

86 全祖望，〈甬上證人書院記〉，《鮚埼亭集外編》卷 16：記 1，收入於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 1059。

87 黃宗羲，〈補歷代史表序〉，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77。

88 黃宗羲，《弘光實錄鈔‧序》，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二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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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卷文末以「史臣曰」來論述自己的意見與感嘆。這幾本著作其實充滿黃宗羲個人強烈的主觀情感，但其中對於南明歷史的敘事，仍保存了不少珍貴的史料，可提供吾人對於南明歷史發展的了解。

人物傳記方面，黃宗羲替晚明以來的抗清人士和節烈婦女寫下了大量的碑誌、傳狀。有些是受請託而寫，有些是主動為友人立傳。黃宗羲有心紀錄明代的德行人物以昭告後世，並戮力表彰這些人物的氣節和功業。從這些墓誌銘或傳文中，可以探知晚明以來的人物風俗和社會發展，以及黃宗羲對於晚明政局的不滿與批判，也有助於了解明末清初的政治社會狀況。而這些文章另一特色，在於所記之德行人物的生平事蹟與操守，一如完人，無可挑剔，

對照其他奸險之徒，是非善惡立現。黃宗羲認為史書的功用不僅在紀錄歷史過程，亦當發揮揚善懲惡的功效，所以主張寓褒貶於文字之中，彰顯有節操的人物，並使亂臣賊子懼，才可使後人借鏡警惕⁸⁹。

此外，黃宗羲也重視文獻的收藏整理，所以編輯了《明文海》以保留明人的文章精華，並且對於浙東地區人文、地貌，做了不少的考察，整理當地歷代文人的著作和方志史料，給予後人相當有益的資料來研究浙東地區的學術文化⁹⁰。

黃宗羲對於史學研究的關心和大量的史學著作，在《明史》的編纂上也發揮了相當的作用，他讓自己的兒子黃百家和弟子萬斯同兄弟接受清廷的徵召，赴京入史館修史，並且和史局要員保持密切聯繫，不斷提供自己的想法和意見，諸如體例、架構和內容方面，都提出過建議，而黃宗羲所搜集和撰寫的資料，亦有不少被收錄於《明史》中，因此全祖望認為「蓋自漢、唐以來大儒，惟劉向（77-6 B. C.）著述強半登於班史，……而公於二千年後起而繼之」⁹¹，稱美黃宗羲可以媲美二千年前的劉向。姑且不論《明史》能否和

《漢書》相提並論，但也說明了黃宗羲對於《明史》的付出和貢獻⁹²。

（三）實學

晚明學者在「崇實棄虛」的學風下，對於科學的研究也展開了相當濃厚的興趣，務實致用的「質測之學」由是興起，並且產生了不少科學家，如徐光啟（1562-1633）、宋應星（1536-？）等人，他們注重實地勘查，講求科學

第一章 黃宗羲的生平與時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