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末以來的教育思潮與中共早期的教育活動
清末以來，西方勢力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所展現的壓倒性優勢對中國人 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衝擊，有識之士一方面反省中國的問題，一方面也開始 探求西方文明的優勢所在。仿自西方的新式教育這一背景之下出現，一開始 只是被當成學習西方知識技術的媒介，但在往後的數十年中，西方勢力侵逼 日甚，國家民族存亡的危機意識也日益高張，改革訴求從「自強」、「維新」
一直到「救亡」，因改革需要而發展的新式教育被賦予更多急切的期待，並且 隨著改革思維的演進而不斷接受檢驗和修正。從十九世紀末開始，「普及教育」
成為有識之士心目中挽救國家衰敗的重要方式，沿襲西方的作法，「普及教育」
最初的焦點放在兒童身上，但人們很快的發現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差異，普及 教育的對象開始擴展到成人身上，造就了一九二○年代「平民教育運動」的 盛況。中共成立初期正值「平民教育運動」風潮，中共成員不僅參與其間，
並且以此為合法的掩護，這樣的經驗成為日後中共推展農村教育的重要參考。
第一節 教育思潮的轉變--從自強運動到平民教育運動
一、自強之道—從「師夷長技」到「普及教育」
仿自西方的新式教育在一八六○年前後開始在中國出現，這是科舉制度 實施以來中國教育「千古未有的變局」。新式教育不再以儒家經典為主要內 容，也不再以科舉考試為目的，這是和傳統教育最顯見的差異，不過所有這 些改變的意義都必須從新式教育出現的時機說起。
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後「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呼聲便已陸續出現，但 一直要到一八六○年左右，歷經更多次內外戰爭的教訓後才凝聚了足夠的共 識和力量開始推展「洋務」，建立與西方文明接觸的正式管道，也開始學習西 方之「長技」。新式教育最早是以外交、軍事所需的西方語文和軍事相關教育
為主要內容。早期改革者對於西方的認識不多，對中國本身問題的理解也不 夠真切，但對於西方國家在戰場上所展現的強大軍事力量則是印象深刻，因 此一八六○年的「自強運動」以「船堅炮利」為主要目標，所有的教育建設 也就圍繞這一個主軸發展。以後對於西方文明的認識加深，「洋務」的內容漸 漸增加，新式教育的範圍也隨之擴大，不過這些教育措施旨在推展各項「洋 務」，只能算是洋務相關事宜的技術人才培養，影響相當有限。
一八七○年代起開始有人注意到，西式教育的價值不僅在於推展洋務，
運用在普遍性的國民教育上同樣具有重要意義。鄭觀應對西方國家廣泛而完 整的教育體制深有所感，他認為因教育普及而培養的無數人才是西方國家強 盛的主要原因，如果中國也建立同樣的教育制度，「以中國幅員之廣，人材之 眾，竭其聰明才力，何難駕西人而上之哉。」1 不過這樣的想法要等到一八 九四年的甲午戰爭之後才得到了較多的共鳴。甲午戰敗，「船堅炮利」顯然不 足以應付國家所面臨的危機，新一波的檢討聲浪再次湧現，自強運動以來的 教育措施也開始接受檢視和批判。「泰西之所以富強不在炮械軍器，而在窮理 勸學。」「才智之民多則國強，才智之士少則國弱。」「令鄉落咸設學塾，小 民童子，人人皆得入學…則人才皆可勝用矣。」2 以政府之力「廣設學校」、
「開民智」、「鼓民力」成為這一時期許多人眼中的「自強之道」，包括張之洞、
李瑞棻、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人都有普及教育的主張，並且開始討論學 校制度的建立。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期間，朝廷要求各省州縣府改書院 為中西學堂，開辦中、小學堂，是這一波思潮的具體展現。3雖然「變法維新」
最後以「百日新政」收場，許多改革措施也隨之廢棄，但值得注意的是，戊 戌期間的興學措施倒是大部分保留了下來。當慈禧下令盡廢新法時，劉坤一 和張之洞等地方督撫都明確表示反對撤消學堂，堅持繼續興學，4可見此時普
1 鄭觀應，《盛世危言》卷一學校(台北:學術出版社影印，1965 年)，頁 3。
2 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蔣貴麟編《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十二)(台北:宏業出版社，
1976 年)，頁 30-31。
3 有關戊戌變法期間相關的教育措施見〈戊戌變政期間之新教育〉，《近代中國教育史料》
(一)(上海:中華書局，民 15)，頁 72-77。
4 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台北:稻鄉出版社，1991 年)，頁 67。
及教育的觀念在朝野間已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識。也因為有這樣的背景，後來 京師和各省會已辦的小學堂都被明令保留，因新政所議設的小學堂也仍授權 地方斟酌辦理，因此有人認為這一時期的教育改革比起經濟、政治、軍事方 面的改革保留了更多的成果和影響。5不過缺乏中央的繼續主導推展，這一時 期教育的發展依然只能寄望個別地方官員的識見和意願，難有大規模發展的 機會。
新式教育的發展一直到一九○○年庚子之亂的刺激後才有了根本的改 變。庚子之亂引起全國震動，清廷自知難辭其咎，面對各方輿論交相指責，
推動適度改革同時具有匡正時弊和安撫人心的雙重作用。對於留心教育的人 士而言，庚子之亂期間拳民的荒唐行徑正是民智未開的具體事徵，甲午戰敗 以來蘊釀的「開民智」風氣在此時已成為輿論最關切的議題，6過去「百日新 政」中曾經短暫推動的學校制度建設又重新獲得了動力。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一九○二年清政府頒佈了《欽定學堂章程》(或稱壬寅學制)，翌年加以修訂 後頒佈實施《奏定學堂章程》(或稱癸卯學制)，自此新式教育的推動進入了 另一階段。此一章程的實施具有兩個重要的意義: 首先，這是我國近代第一 個由中央政府正式頒佈，並在全國範圍內推行的新式教育學制。這一學制的 頒行使新式教育的推展從此有了法令化的「施工藍圖」，並且脫離地方官各行 其是的局面; 7 其次，在這個章程中，新式教育不再只是洋務範圍內的專業 技術教育，而是一套包涵從高等教育到初等教育，從專業技能教育到一般國 民教育的革命性教育體制。8 科舉制度雖然要到一九○五年才被廢除，但實
5 王炳照等編著，《中國近代教育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1994 年)，頁 141-42。
6 李孝悌指出這個時期「開民智」一詞，如同五四時期的「德先生」與「賽先生」，是當時 知識分子的流行語。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台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1992 年)，頁 13-14。
7 見喻本伐、熊賢君，《中國教育發展史》(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 年)，頁 423。
另見陳啟天，《近代中國教育史》(台北:台灣中華書店，1969 年)，頁 48。
8《奏定學堂章程》的內容包括《初等小學堂章程》、《高等小學堂章程》、《中學堂章程》、《高 等學堂章程》、《大學堂章程》附《通儒院章程》、《蒙養院章程》、《家庭教育法》、《初級 師範學堂章程》、《優級師範學堂章程》、《任用教員章程》、《初等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
附《實業補習普通學堂及藝徒學堂章程》、《中等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高等農工商實
際上在《奏定學堂章程》頒佈之時它就已經失去價值了。
過去各地方對新式教育的推行可能限於官吏才識和意願而無法順利發 展，但在朝廷的政令要求之下，即使是夙無理想的官吏也往往基於求功或考 成而不得不照章行事，9即便只是虛應故事，都能對新式教育的推動產生一定 作用。自此，新式教育開始有了較快速而普遍的發展。根據陳啟天的統計，
在一九○三年到一九○九年間中國各類新式學堂數目增加約七十三倍，學生 數增加二百二十五倍，10在這些增加的數目之中，小學教育的部分佔了百分 之九十八以上，11就普及教育的觀點來看是最具意義的部分。在現代的教育 體制中，兒童的小學教育是所有教育的基礎，也是人數最多、分佈最廣的教 育層級，對於一個國家整體人力素質的改造有著最廣泛和深刻的影響。「苟欲 興學，則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強行小學制度始。」12一八九四年以來主張「廣 設學校」以「開民智」的人士眼中，小學教育的發展是一個國家推動普及教 育的重要指標。一九○三年起，普及教育的重要性成為朝野普遍的認知，推 展小學教育也從此成為政府官方無法忽略的議題。在往後的二、三十年中，
中國歷經多次大小內戰，國家政權也在不同政治勢力間轉移，但每一個新上 台的政府都不會忘記普及教育的宣示，以學齡兒童全面就學為目標的義務教 育計畫也不斷被提出。13這些義務教育計畫限於種種原因實際上從未全面實
業學堂章程》、《實業教員講習所章程》、《實業學堂通則》、《各學堂管理通則》、《學務綱 要》、《畢業學生考試專章》、《獎勵專章》等。
9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頁 216。
10陳啟天，《近代中國教育史》，頁 190-191。
11以一九○九年為例，該年全國各級新式學校總數為五萬二千三百四十八所，小學校佔了五 萬一千六百七十八所; 該年各級學生數共一百五十六萬零二百七十人，小學生佔了一百五 十三萬二千七百四十六人。見陳啟天，《近代中國教育史》，頁 134、190-191。
12梁啟超，〈教育政策私議〉，《梁啟超全集》第二冊(北京:北京出版社)，頁 754。
13《奏定學堂章程》中的《初等小學堂章程》是最早提出義務教育規畫的官方辨法，但是章 程中也指出短期內要求所有學齡兒童入學有實際上的困難，因此未強行要求。以後，清 政府在一九○七年公佈《強迫教育章程》，袁世凱政府在一九一五年頒佈「義務教育施行 程序」，北洋政府則在一九二○年規定全國分期舉辦義教年限，預計一九二一年開始至一 九二八年完成; 一九二八年及一九三○年，國民政府先後召開兩次全國教育會議，決定以 二十年為限推動全面的義務教育，一九三二年又鑑於國家人力財力不足，另頒「短期義 務教育實施辦法」。有關清末以來義務教育推展的情形見陳寶泉，〈我國義務教育之經過
施，但是對於觀念和風氣的形成卻有一定的作用，許多地方士紳或統治者從 中得到了啟示，因此清末以來許多地方以省、縣甚至村為單位來推動義務教 育，並且有了相當的成果。14這樣的氣氛對小學教育的推展當然是有所助益 的，從表 1-1 和圖 1-1 的統計數字中可知，除了在一九一六年前後發展略有 倒退之外，15一九○二年到一九三○年間小學教育發展大致上是呈現穩定成 長的趨勢。在一九○二年時小學只有一七三所，學生三千六百人，到了一九
表 1-1 1902 年至 1930 年小學教育發展統計表
年 分 1 9 0 2
1 9 0 3
1 9 0 4
1 9 0 5
1 9 0 6
1 9 0 7
1 9 0 8
1 9 0 9
1 9 1 2
1 9 1 3
1 9 1 4
1 9 1 5
1 9 1 6
1 9 2 2
1 9 2 9
1 9 3 0
學 校 數
1 7 3
5 3
4 4’
0 4 2
6’ 2 4 2
2 2’
3 2 8
3 4’
0 0 6
4 0’
4 1 3
5 0’
2 6 5
8 6’
3 1 8
1 0 7’ 2 8 7
1 2 1’ 0 8 0
1 2 8’ 5 2 5
1 2 0’ 1 0 3
1 7 7’ 7 5 1
2 1 2’ 3 8 5
2 4 4’ 6 1 8
學 生 數
3’ 6 0 0
2 2’
0 1 3
9 3’
2 6 7
2 2 1’ 2 4 1
4 8 0’ 4 1 1
8 9 8’ 0 2 6
1’ 1 6 5’
2 0 5
1’ 4 9 9’
4 3 4
2’ 7 9 3’
6 3 3
3’ 4 8 5’
8 0 7
3’ 9 2 1’
7 2 7
4’ 1 4 0’
0 6 6
3’ 8 4 3’
4 5 5
6’ 6 0 1’
8 0 2
8’ 8 2 0’
7 7 7
1 0’
7 8 8’ 5 8 2
及推行〉，《近代中國教育史料》(二)，頁 156-158; 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中國 教育年鑑》第一次第三冊，頁 487-488; 司琦著，《中國國民教育發展史》(台北:三民書局，
1981 年)，頁 129-130。
14有關清末以來各地方自行開展的義務教育，見陳寶泉，〈我國義務教育之經過及推行〉，《近 代中國教育史料》(二)，頁 156-158。在這些地方中，最具代表性的要屬閻鍚山統治之下 的山西。山西自一九一八年以後開始全面推動兒童義務教育，第一年的學齡兒童入學率 便已有 38.5%， 到一九三○年時兒童入學率已達到 66.7%，不僅為各省之冠，而且比當 年全國兒童平均入學率的 22.07%高出三倍有餘。有關山西兒童入學率見《中國教育年鑑》
第一次第三冊，頁 503。
15數據雖然顯示一九一六年的小學教育人數和學校數都呈現下滑的趨勢，但這個數據並不可 靠。一九一六年正是袁世凱帝制垮台之時，也是各方勢力割據的開始，此後北洋政府號 令所及的區域大幅縮小，因此可以推測，由於許多地區的統計數字已難取得才造成全國 統計數字的大幅下滑。同樣的原因造成一九一七年以後官方全國教育統計中斷長達十二 年之久，除了一九二二年中華教育改進社的調查數據外，直到一九二九年全國性的官方 統計工作才再度恢復。
資料來源:
一、 1902-1909 年的統計數字引自邱秀香，《清末新式教育的理想與現實—以新式小學堂 興辦為中心的探討》(台北:國立政治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頁 129。
二、 1912-1916、1922、1929-1930 等年分統計資料取自《中國教育年鑑》第一次第三冊，
頁 423。
圖1-1 1902年至1930年的小學教育發展趨勢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1902 1904 1906 1908 1910 1912 1914 1916 1918 1921 1923 1925 1927 1929
年分 學校數
0 2000000 4000000 6000000 8000000 10000000 12000000
學生數 學校數 學生數
三○年學校已有二十四萬餘所，學生一千多萬人，平均每一年增加學校八千 七百所，學生三十八萬五千人。
考慮到這三十年間國家政經局勢的劇烈動盪，這樣的成果確實難得，只 不過這樣的數字統計並未讓當時關心教育的人士稍感安慰。清末以來的新式 小學教育幾乎是從零開始，即使受教育的人數正在快速的增加，但這些數字 與中國龐大的人口數相比永遠顯得渺小，無法入學的人數依然要比受教育的 人數來得多。據桑兵的估計，日本在一九○九年的學齡兒童入學率為
97.38%，但該年中國的學齡兒童入學率只有 3.7%;16 到了一九三○年，雖然 入學率已成長六倍，達到 22.07%的水準，17但是經過了三十年的教育推展卻 依然有近五分之四學齡兒童沒有入學，這是很難令人釋懷的事實。早在一九 一○年就已經有人覺得小學教育發展的速度太慢，擔心依照這樣的速度發展 下去，中國想要達到教育普及的理想可能得花上幾百年的時間。18 二十年後 國聯教育調查團的報告也預估，即使只是最低限度的小學四年義務教育，中 國最少還得再花上二三十年的時間才可能達成。19對於從清末以來便一直希 望以小學教育來推動普及教育，以普及教育來救亡圖存的人士來說，這樣的 結果是令人心急的。
清末以來的小學教育發展受限於許多客觀環境的條件，其中政治局勢紊 亂和教育經費的困難是最主要的原因。自新式小學教育推展以來，清末七、
八年間算是國家政權運作較穩定的時期，但是在內部動亂和外力侵擾的雙重 因素之下，一方面歲入減少，一方面還要支付對外戰爭失敗的巨額賠款，教 育經費的投資自然有限; 民國成立後，國內政局更加紊亂，各方勢力相互征
16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頁 174。
17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教育年鑑》第一次第五冊，頁 167。
18冥飛，〈教育普及至速須二百年〉，《教育雜誌》，第二卷第三期，1910 年 3 月，頁 10-12。
19國際聯盟教育考察團，《國際聯盟教育考察團報告書》(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年)，頁 74。
四年的小學教育指的是當時學制中的初級小學教育。自一九○三年以來小學教育就一直 被分成初等與高等兩級，一九三○年的學制規定，小學教育共六年，前四年為初等小學 教育，後兩年為高等小學教育。民國以來所討論的義務教育均是指初等小學的四年義務 教育。
伐，內戰頻仍，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將大部分經費用在軍備上，教育經 費同樣受到了極度的壓縮。20在諸多不利的環境因素之下，自清末以來，小 學教育的興辦主要是依靠動員民間的力量來完成。根據統計，一九○四年以 後由地方募集「公款」所辦理的「公立小學」數量便已超過官方出資所辦的
「官立小學」，甚至許多官立和私立小學也都因為經費的困難而必需由「公款」
來挹注。21 既然小學教育如此倚賴民間的力量，於是民間的意願和能力便成 了小學教育發展的重要關鍵。一般而言，較為貧僻的地區經濟條件不佳，既 無餘力亦無意願在教育的建設; 經濟條件較佳的地區通常興學意願較高，但 許多地方卻願辦舊式私塾，而不願辦新式小學。一方面，新式教育的師資有 一定的資格，校舍和設備有一定的規格，各式教科書則需要官方審定的版本，
這些條件都使新式小學的籌辦要比傳統私塾困難得多; 另一方面，新式小學 教育和傳統的教育觀念存有極大差距，例如受新式教育的外來年輕教師，行 事作風與地方的保守風氣格格不入，社會地位也遠不及傳統的塾師; 課程內 容如歌唱、體育、遊戲等都不是傳統觀念中的教育項目，難以被地方人士接 受。即使學校順利辦起來了，學生入學又是另一個問題。據 Rawski 的估計，
新式小學的學費是傳統私塾的兩倍以上，換言之，入學的經濟門檻提高了，
有能力入學的學生也減少了。22
小學教育發展的緩慢自然會引起許多的檢討聲浪，只是主要問題出在不 可抗力的大環境因素，一時之間似乎很也難提出真正有效的解決之道。不過，
20有關清末和民初教育經費的困難見邱秀香，《清末新式教育的理想與現實—以新式小學堂 興辦為中心的探討》(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頁 39-40; 及邱 秀珍，《五四時期平民教育運動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 文，1990 年)，頁 14-18。
21邱秀香，《清末新式教育的理想與現實—以新式小學堂興辦為中心的探討》，頁 46，55-56。
一九○三年頒佈的《初等小學堂章程》及《高等小學堂章程》中將小學分為三類，由官 費出資興辦者為「官立」，地方集資興辦者為「公立」，個人出資興辦者為「私立」，章程 中明令地方官由公產以「花紅」或「扁額」來鼓勵地方人士捐款興學，一九○六年設立 的勸學所，設有總董和勸學員，重要任務之一便是在各地方勸募和籌款。
22有關新式小學與私塾之間的比較參見 Evelyn Sakakida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higan Press, 1979), pp.155-167。
正當大部分人還在為小學教育問題大傷腦筋的時候，普及教育的另一條出路 已經逐漸在縕釀之中，以「小學教育」為主的「普及教育」觀念也逐漸的轉 變。一九二○年前後平民教育運動的興起代表這一波轉折的高潮，在這個轉 折中，普及教育依然是關注的重點，只不過焦點已由過去正規的學校制度轉 移到一般社會大眾的教育，開啟了中國教育發展的另一個階段。
二、普及教育之道—從小學教育到平民教育
中國受到西方國家的刺激而了解到「開民智」的重要，並且以西方國家 的教育制度為藍圖，制訂了近代以來中國第一套新式教育制度。只不過中西 之間條件畢竟不同，這一套在西方和鄰國日本行之有年的制度，在中國卻很 難符合人們的期望，尤其在最受關注的普及教育一項更是顯得力有未逮。前 面提到的政局紊亂和財政困難固然是普及教育不彰的重要因素，但是這套制 度中所存在的盲點也是重要的原因。
前面提到，清末以來的普及教育政策是以小學教育為主，然而在當時迫 切需要教育的並不只是兒童而已。據張朋園的估計，二十世紀初中國人口的 識字率約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一九三○年也不過百分之三十。23 在這百分之 七、八十的文盲人口中，小學學齡兒童只佔了十個百分點，24其他多數是已 過學齡的成青年。中國新式教育制度的出現有著「自強」和「救亡」的迫切 危機感，如果說普及教育是為了「開民智」、「鼓民力」，那麼只注意到少數「未 來主人翁」，卻忽略了多數現成可用的成青年顯然是不合理的，但是一九○三 年的《奏定學堂章程》對於成青年文盲幾乎完全沒有教育規劃，十九個細部 章程中，只有《初等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中附加的《實業補習普通學堂及
23張朋園，〈評勞著「清代教育及大眾識字能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九期，
1980 年 7 月，頁 461。
24以一九三○年的統計為例，該年全國學齡兒童四千九百萬，約為總人口數四億六千四百萬 的 10.5%。見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教育年鑑》第一次第五冊，頁 165-67。
藝徒學堂章程》提供了一小部分的就學機會，25而且歷年的教育調查中不見 有相關的統計數據，顯然並沒有受到太多重視。
相對於官方的忽略，民間人士對於社會大眾教育的推動顯得較積極些。
自一八九四年以後就不斷有人議論大眾教育的重要性，尤其在庚子之亂後，
「開民智」成為知識分子最關注的議題，由民間人士或個別官員所發起的民 眾教育活動漸漸增加。李孝悌在《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一 書中詳細的說明了當時地方官紳廣泛的以白話報、演講和戲曲等為媒介，向 一般民眾傳播時事、介紹新知及推展政令，有意識的進行著民眾教育。值得 注意的是，除了這些較為廣泛和鬆散的教育形式外，較有組織的民眾學校也 開始出現。Borthwick 在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一書中提到，
一九○二年以後各地官紳所設立的職業訓練學校和半日學校漸漸增加，這些 學校主要是提供給一般民眾和包括童工在內的職業工人職業訓練或識字教 育。26從當時眾多的記載可知道民眾教育的活動已經相當的常見，但是清政 府對於這些民間或個人的活動反應相當遲鈍，即使在一九○六年准劉學謙所 奏，諭令各省成立半日學校以「普及教育」，27但並未有積極推展動作，一九
○八年的統計各省半日學校仍然只有七百餘所，學生二萬多人。28
清政府也許反應遲鈍，不過倒也不是未有所感，尤其在預備立憲以後，
教育部門也開始注意到社會大眾教育的需要。預備立憲在一九○六年五大臣 考察回國後開始進行籌劃，主要目的在為改制君主立憲所需的條件和基礎先 做籌備。對於接受帝王統治已有數千年的中國民眾來說，君主立憲可說是完
25根據《實業補習普通學堂及藝徒學堂章程》，這兩種學校是以「已經從事各種實業及欲從 事各種實業之兒童」為入學資格，實業補習普通學堂入學學生需具初小畢業資格，但如 已過學齡(十六歲以上)，別無就學機會者也可入學; 藝徒學堂招收未入初小、十二歲以上 的學生。由此可知，這一個章程原本的對象只有兒童，但在入學資格上的彈性規定使得 年齡較大的社會人士似乎也有入學的機會。
26 Sally Borthwick,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Era (Stanford, Calif.: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83) ,pp.110-112。
27〈通行京外給事中劉學謙奏設半日學堂片稿文〉，多賀秋五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
清末編(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 年)，頁 409。
28（清）學部，〈各省普通學堂學生統計表〉，《第二次教育統計圖表》。
全陌生的洋玩意兒，因此在清政府所頒的預備立憲詔書中便有「廣興教育」
一項，希望透過教育使國人認識新政體，並具備新時代公民的基本條件。「廣 興教育」該從何做起? 清政府首先想到的還是正規學制中的小學教育，於是 便有了《強迫教育章程》的出現，要求七歲以上之學齡兒童一律就學，如有 不從則「罪其父兄」。29不過這個章程在「咨行各省」之後就沒了消息，既不 見相關細節的討論，也沒有實際推動的跡象，計畫似乎突然中止。「強迫教育」
的計畫一直到一九○九年才又在學部預備立憲分年籌備事宜中重新出現，但 章程正式頒佈的時間推遲到預備立憲第八年(一九一五年)，並且預定在預備 立憲第九年才正式試行。30
強迫教育計畫中斷的真正原因並不清楚，可能是清廷考慮到各方條件的 不足，但更有可能的是，清政府這時已經體認到要以小學教育來為立憲創造 條件實在是緩不濟急。從一九○六年頒佈的《勸學所章程》中，可以看到清 政府已經開始在尋求其它的途徑來為立憲做教育準備。勸學所設立的目的就 是要在地方設立專責的教育主管機關，加強對各地教育推展的督促，除了針 對現有的學校系統外，另外一個重點便是「宣講所」的設罝。宣講所是地方 的民眾教育機構，對象不拘，「即衣冠藍縷者亦不宜拒絕」。31教育方式按各 地集巿日期派員宣講，內容有「聖諭廣訓」、國民教育、修身、歷史、地理、
格致和白話新聞等項目。在章程頒佈三個月後，學部又公佈了一份宣講用的 書目，其中包括聖諭、政令宣導、修身、治安、教育、外國小說、西人傳記、
衛生、農工商基本知識和白話報等四十個項目的書報。32一九○八年的統計，
29〈學部咨行各省強迫教育章程〉，舒新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二)，頁 148。該章程 並未詳載日期，編者據各方資料判斷時間當在一九○六至一九○七年間。
30〈學部奏報分年籌備事宜摺〉，多賀秋五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清末編，頁 604。
31〈奏定各省學務官制辦載權限並勸學所章程摺〉，同上，頁 423-425。宣講所的設置早有 先例，自一九○○年以後便有許多地方官員在地方設立宣講所做為傳播時事、新知和宣 導政令的場所，成為地方上重要的民眾教育機構，但這些只是個別官員的措施，直到一 九○六年之後宣講所的推展才有了官方法令的依據。有關清末宣講所的運作內容見李孝 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頁 70-84。
32〈學部通行各省宣講所應講各書文〉，多賀秋五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清末編，頁 535-537。
各省的宣講所有三千二百一十四所，清廷對大眾教育的推動顯然已較過去積 極。33
宣講所宣講的對象不固定，活動亦無一定的日程，還算不上是有組織系 統的教育措施，清政府顯然也了解到宣講所的侷限性，因此從一九○八年起 便開始規畫「簡易識字學塾」，並且在一九○九年開始正式頒佈實施。學部的 奏摺中明白指出簡易識字學塾意在補小學教育之不足，以失學成人和貧寒兒 童為對象。奏摺中提到過去推展教育的困難:「民瘠則經費難，地僻則師資缺 乏，此辦學之難也; 生計操作之鮮暇，書籍用品之無資，此就學之難也。」
環境條件既然無法改變，因此簡易識字學塾的成立意在變通，將辦學和就學 的門檻同時降低，讓教育能更容易普及。為使學塾設置容易，學部想到了各 級學堂現成的師資和設備，利用晚上、下午，星期年假或暑假等課堂閒置期 間附設兼辦，如此一來，不需太多的成本就可以讓教育機會倍增; 另一方面，
課程設計上只規定「簡易識字課本」和「國民必讀課本」為必修，其它科目 如算術、體操等由各校依自身條件斟酌開辦，因此師資只要「文理通順，略 具普通知識者即可」，未有嚴格的資格限定。為使學生就學容易，學塾規定一 律不收學費，課本文具亦由學塾發給，以免除學生的經濟負擔; 學習時間可 以彈性調整在上、下午或晚間，方便在職工作者就學。34從簡易識字學塾的 設立可以看到，清政府官員已經從過去的經驗中找出推展教育的新方向。
簡易識字學塾的出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首先，這是近代以來官方第一 次為學齡人口以外的民眾所設計的教育制度。簡易識字學塾不僅有固定的教 科書，也有相關修業和畢業的規定，甚至在畢業後可以取得進入小學的資格，
已經儼然成為國家正式教育體制中的一環。簡易識字學塾的另一個重要意義 是修正了《奏定學堂章程》實施以來的教育政策，為困難重重的小學教育找 到了一個補救的辦法，大大的擴展了教育範圍，讓更多的人得以接受最低限 度的教育。過去清政府對於半日學校的推展意興闌珊，但是不過數年的時間，
33(清)學部，〈各省宣講所統計表〉，《第二次教育統計圖表》。
34〈學部奏遵擬簡易識字學塾章程摺〉，多賀秋五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清末編，頁 627。
清政府對於簡易識字學塾已有了完全不同的態度，不但頻頻催促各省學司認 真辦理，還規定每三個月要上報學校和學生的增減以為考核，有人因此抱怨:
「今日一通飭，明日一嚴札，抑若此項學塾之緊要，尤在於小學教育之上。」
35以政府之力來推動民眾教育，成效顯然要比個別人士零散的努力好得多，
據一九一一年學部的統計，該年各省簡易識字學塾有一萬六千三百一十四 所，學生二十五萬五千四百七十七人，36與半日學校的發展過程相比，簡易 識字學塾的發展顯然要來得順利。
簡易識字學塾的發展在兩年之間就已經相當可觀，若能持續發展的話應 該會有更大的成績和影響。奇怪的是，隨著清政府的垮台，民眾教育制度的 發展似乎也陷入了停頓。在民國元年的政府組織中，教育部成立了「社會教 育司」將民眾教育的工作獨立出來，顯然是有意在這方面上給予更多的重視，
但對於已略有成績的民眾學校卻沒有繼續辦理的指示，於是民眾學校的發展 又回到過去自求多福的局面。從統計數字中可以看到這種倒退的發展趨勢。
民國初年民眾學校有公眾補習學校、半日學校和簡易識字學校幾種名稱，據 一九一六年的統計，這三種學校的數量合計約六千所，只有一九一一年簡易 識字學塾數量的的三分之一強。37為什麼早已形成氣候的民眾學校在這個時 候會有倒退的發展? 政權交替的混亂情勢可能是原因之一，但對於正規教育 制度的迷信可能才是最重要的因素。莊澤宣指出，從設立的宗旨來看，簡易 識字學塾原意只是輔小學的不足，是一種附屬和臨時性質的措施。民國成立 後，許多人樂觀的以為再過十年八年小學教育便能普及，因此便將這種學塾 取消了。38Borthwick 則指出，簡易識字學塾的學費便宜，彈性大，推展容易，
又因為這類學校兼收兒童，因此許多地方官傾向於以這類學校取代正規的學 校。然而，職業教育家並不認為這一類簡易的學校能取代正規學校，為了確
35莊俞，〈論簡易識字學塾〉，《教育雜誌》，二卷三期，1910 年 3 月，頁 25。。
36見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教育年鑑》第一次第三冊，頁 600-601。
37見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教育年鑑》第一次第三冊，頁 602-603。
38莊澤宣、徐錫齡編，《民眾教育通論》，頁 65-66。
保小學的正常發展，辛亥革命之後許多地方都將學塾取消。39
從一九○六年以後的發展可以看到，清政府教育官員在經過幾年的摸索 之後已經察覺到既有學制的盲點，並試圖在正規學制的框架之外找出修正和 補救的措施。小學教育的發展不順利固然令人失望，不過也許正是因為小學 的發展遇到了困難和瓶頸，才使得教育官員能深入檢討小學教育的問題，發 現其侷限性，而在普及教育之途上有了另闢蹊徑的決心。這些權宜之計也許 降低了對教育的原本要求，但卻是在有限條件下的可行方案，一方面讓屆齡 卻經濟狀況不許可的兒童有機會上學，一方面也讓已過學齡，再無機會進入 學校的失學成人得到補習的機會，這些都是過去教育政策中未曾考慮到的部 分。宣講所的設立是清政府第一次嚐試建立起社會大眾的教育管道，簡易識 字學塾的出現則是進一步讓這樣的教育更有組織和制度。雖然民間人士對於 民眾教育也多所著力，但是成果總是有限，有了官方的組織規劃和推展，民 眾教育的發展更有效率，若能持續發展，相信是會有重大影響。可惜這些從 實務中所得到的經驗和教訓在民國成立之後並未受到重視，學院派的教育家 未能察覺中國社會條件的關鍵影響，一方面高估了小學教育的影響力，一方 面又低估了民眾學校的功能，將清政府為適應環境所做的政策調整視為發展 的倒退，於是一切又必需重頭來過，一直到平民教育運動興起之後，民眾教 育的體系才又重新得到發展。
民國初年在民眾教育制度的發展上是呈現倒退的情形，但是如果說當時 人們「只知學校教育不知社會教育」40卻也不盡然。民初政府並非不知民眾 教育的意義，這一點可以從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的設立看得出來。實際上在平 民教育運動興起之前，政府也曾推行過以一般大眾為對象的「通俗教育」，只 是與簡易識字學塾相較起來，這一套以圖書館、博物館、演講為主的社會教 育活動不僅缺乏良好規畫，內容也顯得十分空泛，加上推行無力，所產生的
39 Sally Borthwick,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Era, pp.
113-114。
40 古 ，〈近百年來之中國社會教育及其應取之途徑〉，《近百年來之中國教育》(香港:龍門 書店，1969 年)，頁 128。
影響相當有限。41 一向主導輿論的知識分子們也不曾忽略這個議題，普及教 育之於新國家公民養成的重要性不斷被提出，為民眾教育營造出了氣氛，只 不過這些討論都只限於教育的方針和理想，至於該如何實際進行民眾教育則 是不置一詞。至於社會底層的教育活動，雖然失去官方的政策支持使得民眾 學校的數目大減，但根據一九一八年一份不完全的統計數字顯示，民眾教育 機構和學校的數目比起一九一六年已有逐漸增加的趨勢。42 所有的跡象都顯 示，多數人對於民眾教育的重要性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共識，只是似乎仍然 缺乏積極推展的動力和具體有效的實施方案，直到國內外一連串政治事件的 催化之後這種情況才開始有了轉變。
清末以來教育思想的轉變通常與重大的政治事件發展有關，平民教育運 動的興起也歷經了相同的過程。民國政府的成立原本讓許多人對中國的未來 充滿希望，但是這種樂觀的心情很快的便消失了。一九一五年中日「二十一 條」協定引起了全國的嘩然，夾雜著羞恥、憤怒和民族存亡危機感的氣氛仿 佛又回到了庚子拳亂後的時空環境，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關於山東問題的決 議傳回國內後更是將這種情緒推到了最高點。所有的不滿情緒最後都指向當 權的政府，但是才經歷過一次政權革命不久的知識分子這時認為，政權或政 體的問題癥結在於國家整體的文化，只有改變多數人的想法，喚醒民眾的覺 悟來爭取民主，造成一種「多數國民之運動」，才能真正解決中國的問題。43 於是一種以「多數國民」為對象的社會文化改造運動就此展開，以社會大眾 為對象的「平民教育」也就成了這一改造運動的重要形式。
平民教育的風氣在五四事件之前便已經開始蘊釀，在五四事件之後正式
41 見邱秀珍，《五四運動時期平民教育運動之研究》，頁 26-27; 及莊澤宣、徐錫齡編，《民 眾教育通論》，頁 35-38。
42可能是由於統計工作難以進行(原因見註 16)，一九一八年各地的統計大部分是沿用一九一 六年的數字，只有直隸、京師和奉天統計數字有所變動。光就這幾個地方來看，一九一 八年的民眾學校就比一九一六年多了約三百五十所，如果全國的統計完整的話，數字上 的成長應會更可觀。見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教育年鑑》第一次第三 冊，頁 601-602。
43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頁 6-7。
進入了高潮。青年學生延續五四事件以來的學潮熱情，希望借著廣泛的教育 能使大多數國人對國家處境有所覺悟，培養救國的能力，因此全國學生聯合 會號召各地學生開辦平民學校及演講活動，不少學者和民間人士也紛紛加入 其中，形成一股全國性的風潮。44不過這一個時期的平民教育活動並非是有 組織的活動，大部分活動都是憑著各地學生的義務從事和個別熱心人士的捐 款在維持，時間一久熱潮消退，許多活動便難以為繼。45晏陽初的加入為平 民教育活動重新注入了活力，他提供了一套較有組織和系統的作法，不僅有 專為成人平民所設計的教材和教法，對於教育活動推展也有一套縝密的步 驟，經過了幾年的研究和籌備，晏陽初於一九二二年開始在長沙、煙台、嘉 興等地進行試驗和推展工作，在當地各界人士的合作和地方政府的配合之 下，不僅得到了良好的成果，也引起舉國的矚目，於是在一九二三年聯合各 界的力量成立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將平民教育的熱潮延續了下去，而 且創造了平民教育運動更大的影響力。46
嚴格來說，晏陽初的平民教育方案與過去清末所推行的簡易識字學塾並 無太大不同，晏陽初提供簡易的教材，尋找現有正規學校校舍為教學場所，
以小學教員或稍具學識的熱心社會人士為師資，以社會在職大眾為對象，以 夜間閒暇之時來進行教學等，47這些都是過去清廷已有的做法。不同的是，
過去清廷的這套方法被認為是降低教育品質，妨礙正規教育發展，因此不受 到有識之士的青睞，以至於無疾而終; 但在經過了十幾年沉浮之後，多數人 終於體會到中國現有條件下推展教育的困難，了解正規學制之於普及教育的 無力感，於是這種過去曾被棄之如敝屣的教育方式在當時反而被各方如獲至 寶似的爭相推廣採用，一來一往之間，只能說是從歷史發展中所習得的教訓。
44湯茂如，〈平民教育運動的經過〉，《教育雜誌》，十九卷九期，1927 年 9 月，頁 3。
45例如著名的「北大平民教育演講團」及「平民教育社」等都在三、四年之內便因效果有限 或經費短缺而結束了活動。見邱秀珍，《五四運動時期平民教育運動之研究》，頁 88、96。
46有關晏氏這一時期的平民教育活動，參閱吳相湘，《晏陽初傳》(台北:時報文化，1981 年)，
頁 53-71。
47 晏陽初，〈平民教育〉，宋恩榮編，《晏陽初文集》(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9 年)，頁 2-3。
無論如何，平民教育運動所產生的影響是前所未有的，在多數人的普及 教育的觀念中，民眾教育的重要性已經取得與小學教育相同的地位。「五四」
引發了國人對社會民眾教育的重視，而晏陽初則是為民眾教育創造了一套可 行的方案，兩者相互加乘的結果終於引起執政者對於大眾基礎教育的興趣。
從一九二四年以後，平民教育促進會曾經先後應邀到東北的張學良、西北的 馮玉祥及廣西的白崇禧、李宗仁轄下區域協助推動平民教育。48統一全國之 後的國民政府也在一九二八年以後開始有了一連串推展民眾教育的方案和計 畫出現，一九三三年之後甚至開始有人建議將民眾教育加入正式的學制系統 中，成為與正規學校教育平行之社會教育系統。49 不過在實際的成果上，民 眾教育顯然還是無法與小學教育相提並論，前面提到一九三○年時小學生人 數已經有一千多萬人，但直到一九三四年為止，各種民眾學校的學生只有二 百三十萬人左右，50顯然當權者的政策上民眾學校仍然只是處於附屬的地位。
第二節 中共早期的教育活動—從平民教育到農村教育
在國民政府的眼中，民眾教育可能依然居於次要的地位，不過在夾縫中 求生存的中共卻對於民眾教育的重要性有較深刻的體會。
平民教育運動和共產革命運動同在五四運動的時空環境下蘊釀和發 展，目的同在改造中國社會，因此儘管有著截然不同的思想指導和社會改造 策略，兩種運動不可避免產生了相互的影響。艾愷指出，平民教育運動後來 轉向農村地區的發展，受到了中共農民運動成果的啟示相當大。51同樣的，
平民教育運動過程中所創造的經驗也對中共日後根據地教育的政策和實施起
48 吳相湘，《晏陽初傳》，頁 67、89、358。
49 古(木某)，〈近百年來之中國社會教育及其應取之途徑〉，《近百年來之中國教育》(香港:
龍門書店，1969 年)，頁 129。
50 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教育年鑑》第一次第五冊，頁 190。這裏的民 眾學校包括公私立的「民眾學校」，及各種職業補習學校。
51 艾愷(Alitto，Guy S.)著，王宗昱、冀建中譯，《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237。
了相當大的影響。
平民教育運動是全國性質的風潮，中共成員自然也受到這股風氣的影 響，許多重要的中共人物都曾經投身其中。例如毛澤東在一九一七年還是長 沙師範學生時就曾經參與工人夜校的辦理，一九二○年擔任師範附小主事也 辦理了平民學校;52 五四運動期間，以推動大眾教育為目的「北京大學平民教 育講演團」中可以看到鄧中夏、張國燾等等人名列其中;53 陳獨秀和彭湃在廣 東陳炯明政府之下任職時也都曾大力開辦平民學校。54 在早期，這些參與平 民教育的中共成員也許只是平教運動熱潮的追隨者，不過隨著共產革命運動 的開展，平民教育對於中共而言卻有了不同的意義。
事實上，已決心從事共產革命運動的中共成員們，對於教育改造中國的 理想並不以為然。毛澤東指出，在缺乏人力、資金和政權支持的情況下，這 種形式的教育充其量只是「一二學校報館」的「小教育」，這樣的社會改造手 段即使最後能得到成功，也是百年之後的事。55 而中共成員從俄國經驗中得 到的啟示，革命奪權是社會改革的捷徑，也只有在「無產階級獲得政權」後，
真正的社會改造才有可能。56 不過，教育作為社會改造的主要方式也許力有 未逮，但作為革命活動的媒介則是十分理想，尤其中共早期活動遇到許多困 難，當時蔚為風潮的平民教育活動倒成了中共早期幾年最為便利的活動形式。
中共成立初期的發展並不順利。共產主義的激烈主張，加上俄國共產革
52 有關毛澤東早期的平民教育活動，見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長沙:湖南人民出 版社，1980 年)，頁 81-83。
53 邱秀珍，《五四時期平民教育運動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 論文，1990 年)，頁 84。
54 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巿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近百年教育 史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266-267; 及葉左能，《陸海豐農民運動》(北 京:中共中央黨校，1993 年)，頁 28，218。陳獨秀在一九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三年二月 間擔任廣東省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彭湃則是在一九二一年十月以後擔任海豐勸學所 所長。
55 毛澤東，〈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毛澤東給蕭旭東蕭(蔡)林彬并在法諸會友〉，中國革命 博物館等編，《新民學會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頁 147-150。
56 蔡和森，〈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蔡林彬給毛澤東〉，中國革命博物館等編，《新民學會資 料》，頁 162。
命造成社會動盪的實際例證，使得共產黨早已成為各地方政府的眼中釘，所 有的活動都受到嚴厲的取締，總書記陳獨秀曾因此被捕入獄，57黨務組織的 發展也受到極大限制。除了「資產階級政權」的打壓外，中共在面對「無產 階級」群眾時也充滿了挫折感。保守成性的工人和農人對於這些陌生卻又熱 心異常的讀書人充滿戒心，加上中共黨員的激烈言論，生怕惹事生非的工農 群眾往往避之唯恐不及。58無法合法公開活動，加上面對群眾的困難，使得 中共黨員不得不在革命之路上尋求其它的活動方式，於是他們所熟悉的平民 教育便成了革命活動寄身的最佳場所。平民教育運動和中共革命活動所針對 的同是中下階層的成青年，兩者都負有傳播新知思想的任務，這些同質性為 兩種活動的結合帶來許多的方便。此外，平民教育運動的風行也為中共的活 動創造了有利的環境: 一方面，受到各界認同的「平民教育」提供中共黨員 公開活動的名目，平民學校也成為組織據點和成員身分的良好掩護; 一方 面，「平民教育」之名不僅去除了地方當局疑慮，同時也去除了群眾接收思想 宣傳的戒心，使得思想傳播和成員吸收更加順利。59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許多平民學校在中共黨員主持之下紛紛成立。據羅 章龍的回憶，一九二一年前後，除了羅氏親自參與的北平長辛店勞動補習學 校外，在洛陽、天津、豐台、唐山、張家口、吳淞、徐家棚、溝邦子、大槐 樹、長沙、九江、昆明、包頭等地都有中共黨員設立工人補習學校;60在這些 學校中，北平長辛店的勞動補習學校和湖南安源的工人夜校較為後人所熟
57 陳獨秀在中共成立初期曾經二度在上海被捕，第一次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原因是當局懷 疑他散播過激言論; 第二次則是在一九二二年八月，原因是當局懷疑他與共產活動有關。
陳的兩次被捕雖然都因為各方的營救而獲釋，但是對於中共早期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心 理衝擊。有關陳獨秀被捕的相關資料見唐寶林等編，《陳獨秀年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88 年)，頁 156、172-173。
58 有關中共初期在面對群眾時所遇到困難，參考羅章龍，《樁園載記—中國共產黨黨史回憶 錄(1915-1924)》(北京:東方出版社，1989 年)，頁 106-108; 及彭湃，〈海豐農民運動〉，人 民出版社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資料》，頁 147-149。
59 參閱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台北:聯經出版社，1998 年)，頁 153。
60 羅章龍，《樁園載記—中國共產黨黨史回憶錄(1915-1924)》(北京:東方出版社，1989 年)，
頁 111。
悉。中共黨員打著「平民教育」旗幟在兩地進行組織發展，61為日後這兩地 工人運動的發展站穩了第一步。除了長辛店和安源外，湖南長沙的例子可以 更清楚的看到中共如何在從平民教育的活動中發展勢力。湖南由於省憲運動 的緣故，平民教育運動早從一九二一年以後便已經成風氣，62在一九二二年 時更是平民教育促進會最早的試點城巿。當時負責湖南黨務的毛澤東便指示 利用這樣的時機來進行活動，與地方開明人士聯絡，通過地方政府取得合法 地位。63在這些活動之中，除了先前提到的安源工人夜校外，中共也在此時 將平民教育活動帶入農村。一九二二年七月左右，中共黨員在湖南長沙成立
「農村補習教育社」，開始辦理農村地區的平民教育。64到一九二四年時，教 育社已經設立了十餘所補習學校，發行多種定期刊物，並且編成多種平民教 育課本。65最值得注意的是，「農村補習教育社」在一九二三年得到長沙縣公 署的委託代辦全縣的農村教育，66中共黨員顯然得到了相當大的活動空間。
一九二四年湖南平民教育促進會成立時，十五名董事中有五名是中共黨員，
還有多名中共黨員在其中擔任重要職務，67顯示中共已經從平民教育的參與 中取得了一定的影響力。這樣的影響力對於中共在湖南地區的活動當然有著 極大便利，以安源的活動為例，在李立三赴安源之前，先在平民教育促進會 裏的一位社會主義青年團員手中取得公函，因為毛澤東告訴他，只要有了這 張公函，「事情就好辦了」。有了這張公函，李立三的活動果然十分順利，當
61 有關長辛店和安源兩地的工人補習學校成立經過可參見見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 (1919-1928)》(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年)，頁 15; 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頁 375; 及唐純良，《李立三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25-34。
62 吳相湘，《晏陽初傳》，(台北:時報文化，1981 年)，頁 59。省憲運動以「自治」為號召，
湖南教育界認為民眾不識字、無知識難以奢言自治，因此全力推動平民教育為實行省憲 作預備。
63 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頁 375。
64 鍚瑞，〈對農村補習教育社通告第一號的意見〉，中國革命博物館等編，《湖南農民運動資 料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361-364。
65中國革命博物館等編，〈農村平民教育的讀物和團社介紹〉，《湖南農民運動資料選編》(北 京: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367。
66中國革命博物館等編，〈長沙農村教育之曙光〉，《湖南農民運動資料選編》，頁 365。
67中國革命博物館等編，〈農村平民教育的讀物和團社介紹〉，《湖南農民運動資料選編》，頁 367。
地縣知事不僅未加刁難，甚至大表支持。68湖南地區群眾運動的成功在一九 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充分的展現出來，雖說湖南省憲對於結社自由的保 障使得中共的活動有了較大的空間，69 但是中共黨員利用平民教育來掩護活 動，從平民教育的參與中取得影響力，可能也是中共在湖南能順利發展的重 要原因。
平民教育活動對於中共早期的活動有極大的幫助，但是對中共而言這些 活動畢竟只是權宜措施，充其量也只能算是革命活動的前置作業，一旦吸收 群眾、發動群眾的任務達成，群眾組織建立之後，群眾運動便取代之成為活 動的重心，對平民教育的推動也就顯得不再積極。在中共工人運動的經驗中，
一個地區的活動由辦理夜校開始，一旦夜校有了基礎便組織工會，再由工會 接管夜校，往後活動的重心也轉移至工會。70農民運動顯然也依循著相同的 模式，在一九二七年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將農村中政治 教育的成功歸功於農民協會利用標語、圖畫和演講所作的政治宣傳，平民學 校已經不再是重點。71實際上，一九二五年以後有關農村教育實施情形的記 載相當少，雖然可以看到許多會議中有「開展農民教育」的決議，72但這些 文件宣示的性質濃厚，看不到有實際施行的情形和成果，一九二六年的一份 文件中明白指出:「過去農村教育計畫實施很少」。73
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漢分共及接下來的各地暴動失敗後，中共不得不放棄 在湖南與廣東經營多年的地盤向華中長江中游的山區逃亡，往後數年則是在
68 唐純良，《李立三傳》，頁 28-29。
69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頁 200。
70 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頁 355。
71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竹內實編，《毛澤東集》補卷 2(東京:蒼蒼社，1983-1984 年)，頁 239-40。
72 這些文件包括〈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的重要決議〉、〈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 決議案〉及〈關於農民運動決議案—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見人民出 版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資料》，頁 317、頁 429。及竹內實編，《毛 澤東集補卷》2，頁 175。
73人民出版社編，〈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的重要決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 農民運動資料》，頁 317。
各方人馬的追剿中四處流竄，直到一九三○年各地蘇維埃政府陸續成立之後 才有了較穩定的根據地，各地的教育也才逐漸的開展。大致來說，一九三○
年以前中共的教育活動只限於軍隊或幹部的教育，一般群眾教育除了象徵性 的宣示和為期數天的訓練班外，在紛亂的戰局中顯然尚無餘力進行較有組織 的教育活動。74一九三○年以後，中共各根據地的形勢逐漸穩定，有組織的 群眾教育活動才逐漸的增加。相較於早期的教育活動，這時的中共掌握了局 部的政權，所能進行的教育工作已經不再只是點狀的「小教育」，也不再僅僅 是革命活動的掩護，構建一套能發揮廣泛影響力的完整教育制度是這一段時 間的重要工作。
不同於以往，中共一九三○年以後的教育活動，開始從抽象的政綱或決 議轉變為實際活動。以閩西根據地為例，在一九三○年除了可以看到各種推 動教育的決議和通告之外，有幾項特別具有指標性意義的措施: 一、各地設 立了列寧師範或辦理短期「暑期教員訓練班」以培養小學師資; 二、設立各 種學校，包括以兒童為對象的小學、以成人為對象的夜校或補習學校以及非 正規學制的識字班; 三、規定土地稅百分二十為教育經費; 四、印發師範用 課本及《群眾課本》; 五、公佈包括《小學組織法》在內的各種學校運作規 定和指示。75以上這些措施意在解決教育工作中人力、經費、教材和學校實 際運作的各種細節問題，顯示教育工作已經確實在進行之中。
與過去相比，這時期中共教育活動最大的不同就是小學教育的建立。由 於群眾運動的需要，在此之前中共的教育活動多以成青年為對象，小學教育 經驗相當少，但是當中共掌握了政權，甚至有了領土和人民的「國家」之名 後，小學教育的建設就再也不能置之度外了。由於意識形態的不同，中共無 法完全接收過去已有的小學教育系統，師資必需改造或重新培養，教材也必 需重新編製，在許多方面等於是重新開始，中共在這些方面顯然要花費較多 的心力。
74董純才主編，《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史》第 1 卷(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1 年)，頁 38-39。
75皇甫束玉等編，《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紀事》(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9 年)，頁 24-38。
除了整頓小學外，另一個更具意義的措施便是成人教育制度的建立。受 到平民教育運動的影響，各根據地從一開始便積極的推動成人的教育體系。
毛澤東一九三一年一月《興國調查》報告中就已經提到當地的平民夜校「村 村都有」。76再從閩西的例子來看，動員成年男女上夜校是各縣蘇維埃政府工 作重點之一，而且這種動員是具有強制性質的。例如龍岩縣規定夜校學生如 不上學又勸導不聽，必須罰「洋油」三斤;77 一九三○年十一月甚至規定三十 歲以下男子一律上學。78 這樣的成人教育實際上已經與義務教育無異，中共 根據地的群眾教育規畫從一開始似乎就在朝著一種成人教育與兒童教育並重 的雙軌制度發展，這可以算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個創舉。一九三三年國 民政府教育部所召開的「民眾教育專家會議」中，與會專家曾建議政府在現 有學校教育系統之外，另定一平行之社會教育系統。79這些民眾教育專家可 能沒想到，他們的構想早存在於中共的佔領區中。
這一時期另一個具有開創性意義的教育措施就是針對成人文盲所設置 的「識字班」。中共雖然嘗試建立起成人的學校教育，讓當時大部分為文盲的 成人有機會接受教育的改造，不過要讓所有成年人都上學並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 一方面，並非所有地方都有成立學校的條件; 另一方面，成年人需擔負 家計，尤其是成年男子工作在外，要騰出固定的時間安坐在課堂之中接受正 式教育確有困難。為了讓這些人有機會得到最低限度的教育，中共設計了一 種更加簡易和靈活的學習方式，名之為「識字班」。根據閩浙贛省蘇文化部在 一九三三年六月頒佈的「識字班工作」來看，識字班學習內容主要在漢字的 讀寫，比起夜校分成識字、政治和科學常識三種課程80要簡單許多; 由於課程 內容少，因此上課時間較短，教員的教學也就有著「隨到隨教」的彈性; 辦 法中雖然規定以學滿三千漢字為標準，但是課程似乎沒有一定的進度。此外，
76毛澤東，〈興國調查〉，竹內實編，《毛澤東集》第 2 卷，頁 249-50。
77皇甫束玉等編，《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紀事》，頁 28。
78皇甫束玉等編，《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紀事》，頁 37。
79古 ，〈近百年來之中國社會教育及其應取之途徑〉，《近百年來之中國教育》，頁 129。
80陳元暉等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教育人員委員部命令第十二號—頒佈夜校辦法大 綱〉，《老解放區教育資料》(一)(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1 年)，頁 255。
考慮到成人工作時間的不確定，這份工作辦法也設想了許多彈性做法，除了 集中教學外，還可以在路口設置「識字板」，由專人把守負責教導過路的行人 認字，或者由識字班主任到學生家中在各種器物貼上名稱等。81隨著時間的 發展，識字班的教學方式後來發展成一種「隨時、隨地、隨人數」，「畫地為 字」的教學方式，82這大概有史以來最具彈性的教學制度了。
從一九三○年的情形來看，中共日後教育體系的雛形在這時已經出現。
從小學、成人學校83以至於識字班，理論上中共領土內所有需要基礎教育的 人民都被納入這套架構之中，設想這套制度的人顯然有相當精細的考量。一 九三○年以後中共群眾教育的發展大致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其它根據地相 關的訊息雖然較為零散，但是可看得出來發展方向是相同的。只不過在惡劣 的經濟條件和不斷的戰爭威脅之下，初次能在教育上當家作主的中共卻顯得 不太積極。從現有的資料來看，一九三○年以後蘇區各地的群眾教育工作似 乎一直是處於各自為政的狀態，即使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華蘇維埃共和 國」成立，中央政府設有相當於教育部的「教育人民委員部」，但是卻一直不 見提出任何的教育工作指示，一直到一九三二年底，「共和國」政府有關小學 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具體辦法仍然付之闕如。84
許多現象顯示，當時「教育人民委員部」的運作存在著一些問題。以部 長85一職為例，教育人民委員部成立之初推選瞿秋白為部長，但瞿當時身在 上海根本無法視事，於是三個月之後才決定由徐特立代理。86奇特的是，一
81編者不詳，《赤匪反動文件彙編》第五冊政治，頁 1497-1518。
82毛澤東，〈長岡鄉調查〉，竹內實編，《毛澤東集》第 4 卷，頁 157。
83這時的成人學校有許多不同的名稱，依上課時間的不同稱之為平民夜校或半日學校，有時 亦合稱為業餘補習學校。
84毛澤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兩週年紀念對全體選民的工作報告書〉，竹 內實編，《毛澤東集》第 4 卷，頁 107。
85正確的職稱應是「教育人民委員部人民委員」。當時蘇區政府的各部門稱為「人員委員部」， 而部長稱為「人民委員」，為行文方便，本文以「部長」一詞稱之。見陳桂生，《徐特立 教育思想研究》(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 年)，頁 28。
86瞿秋白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中被 舉為教育人民委員部人民委員，並且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時獲得連任。在此期間他一 直保有教育人民委員部人民委員的職銜，但實際上他一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五日才從上
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瞿秋白來到瑞金之前，徐特立總計代理部長一職長達兩 年之久，蘇區政府卻一直沒有將他真除的意思。在這兩年之中徐特立擔任中 央列寧師範校長，到過興國縣設識字骨幹訓練班，也到地方指導建立識字運 動分會與識字小組，87但卻很少看到他以部長的身分對於蘇區的教育發表過 具體的意見和指示。徐特立自已也提到，他在這段期間「…只發出一個訓令，
是對於各縣教育的指示，其餘全用書信。」88一個中央政府的教育部長捨棄 了正常的行政指揮管道，而只靠書信來管理整個教育體系的運作，似乎不是 一個正常的現象。
中央層級教育單位的任務，簡單來說是在確定教育政策和目標，並為這 個目標的實現制訂出一套可行的制度。這一套制度的頒訂一方面可以讓下級 單位的工作有所依循，一方面也是督促地方教育工作的最低標準，以確保國 家或政府所設定的目標能順利達成。沒有這些標準，下級單位的措施無所適 從，上級單位的監督和考核沒有標準依據，其結果可能就是使得教育工作漫 無章法，甚至停頓不前。若從這個角度來看，教育人民委員部在設立後的一 年之中不但未曾制訂出一套完整的教育辦法，即使是一般的通告和指示也幾 乎看不到，顯然並沒有發揮其應有的功能。一九三三年以後，教育人民委員 部這種「無為而治」的工作方式開始受到批評，該年三月中共臨時中央人民 委員會在連續兩次的常會中要求教育人民委員部要健全整個教育行政系統的 組織與工作，發布教育任務的指示和各種教育實施辦法。89該年九月，當時 擔任共和國主席的毛澤東也指責負責教育的同志未確立教育方針，忽視建立 普及教育制度，掃除文盲沒有計畫進行。90在中央人民委員會的催促下，教 育人民委員部在四月終於發出了第一號訓令，訓令中對於教育工作提出了幾 項工作重點，包括健全教育行政組織，成人教育與小學教育並重，儘速發下
海來到江西瑞金。
87陳桂生，《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 年)，頁 31、41。
88徐特立，〈抗戰給我的機會〉，《徐特立文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頁 135。
89皇甫束玉等編，《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紀事》，頁 72。
90毛澤東，〈關於教育工作—中央人民委員會訓令第十七號〉，竹內實編，《毛澤東集》第 4 卷，頁 2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