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文学简史（下）
保加利亚文学 九至十八世纪文学
保加利亚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南端。七世纪时，古保加尔人和斯拉夫人在 这里建立斯拉夫——保加利亚王国，立东正教为国教。十世纪末，王国遭到 拜占庭入侵，十二世纪末，国王阿森领导人民推翻拜占庭的统治，建立第二 保加利亚王国。十四世纪末，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侵入并占领保加利亚全境。
从此，保加利亚国土沦亡近五百年之久。十八世纪，奥斯曼帝国走向衰落，
保加利亚历史进入了民族复兴的新时期。
在古代，斯拉夫人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严重阻碍了民族文化和书面文 学的发展。九世纪时，基里尔、麦托迪兄弟创造了斯拉夫文字，写作了《谈 话录》和《正确信仰论》，成为保加利亚书面文学的开端。基里尔字母的广 泛流传，也促进了斯拉夫各民族国家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中古保加利亚的书面文学基本上是宗教文学。教士们创作了大量的训诫 词、祷文、赞词、圣徒传记、政论等。但也有的作品具有世俗生活的内容。
如克利门特・奥赫里兹基的《哲学家基里尔赞》和《基里余、麦托迪赞》、
切诺里泽茨・赫拉贝尔的《谈文字》等，赞颂了基里尔兄弟的历史功绩。
与正统宗教文学存在的同时，“经外文学”与波戈米尔文学也发展了起 来。“经外文学”指与《圣经》有关而又偏离《圣经》的文学作品。这些作 品把圣经故事与现实生活的真实图景揉合在起，曲折地表现了人民对现存制 度的不满。如《亚当夏娃外传》描写了人类始祖被逐出天堂后的悲惨遭遇，
曲折地反映了中世纪劳动人民的苦难，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圣母 游地府》描写统治者、富人和教士因在人世间的恶行而在地府受到种种酷刑 的折磨，表现了劳动者对统治阶级的憎恶。
土耳其人灭亡保加利亚后，推行严酷的民族压迫和宗教同化政策，保加 利亚民族文化受到极大的摧残。这一时期，反对土耳其的民族压迫，维护自 己的民族特性，争取本民族语言、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存在的权力，成为文 学创作的基本主题。如帕特里阿赫・埃夫提米的《伊凡・里尔斯基传》详述 了圣徒里尔斯基为反对拜占庭统治而殉教的事迹，并歌颂了国王阿森驱逐拜 占庭人、光复祖国的历史功迹；格里戈里・察布拉克的《埃夫提米赞》歌颂 了埃夫提米在抵抗土耳其人入侵的战斗中被俘后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波 普・佩尤的《格奥尔吉・索非斯基传》和马特依・格拉马蒂克的《尼古拉・索 非斯基传》，分别写一金匠和鞋匠因拒不信仰伊斯兰教而被土耳其人活活烧 死和用石头砸死的惨剧，歌颂了普通劳动者的英勇行为和爱国精神。
十八世纪后半期，随着保加利亚民族意识的重新觉醒，思想文化上的启 蒙运动与民族解放斗争新文学应运而生。它们的先驱者是希伦达尔斯基和弗 拉查斯基。
帕伊西・希伦达尔斯基（１７２２—１７９８）于 １７６２ 年写成的《斯拉夫—保 加利亚史》，不仅是一篇闪炼着民族复兴思想火花的政治宣言，也是民族解 放斗争新文学诞生的里程碑。书中提出了民族的教会、民族的语言和民族的 国家的口号，鼓舞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求得民族的自主、自立与宗教、文化、
教育和经济上的解放。他所提出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 性要求。这部史书语言通俗流畅，具有文学价值。
索弗罗尼・弗拉查斯基（１７３９—１８１４）的自传体回忆录《罪人——索弗 罗尼的生平与苦难》，以十八世纪末的社会动乱为背景，描写了自己所经受 的屈辱和苦难，揭露了土耳其统治者、希腊教士和本国财主的罪行，歌颂了 弗拉查地区人民揭竿而起的反抗精神，是一部倾注了民族复兴思想的启蒙作 品。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文学 １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急剧衰落的时期。
１８３８ 年西方各国强加于它的不平等通商条约，进一步破坏了它的经济基础。
土耳其在与沙俄之间的多次战争中遭到失败，促使了它的附属国相继脱离它 而独立。与此同时，保加利亚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并有所发展。新兴的 资本主义经济与腐朽的土耳其封建专制制度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推动着保 加利亚民族解放斗争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终于导致保加利亚教会与君士坦 丁堡主教区的分离。当法、奥、匈、捷诸国的资产阶级于 １８４８ 年发动一场硝 烟弥漫的街垒战的时候，保加利亚农民正在巴尔干山区举行有组织的武装暴 动。这是因为保加利亚处在异族统治的特殊历史条件之下，也是由于它的资 产阶级软弱无力。１８５３—１８６５ 年的俄土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著名革命民主主 义者拉科夫斯基、卡拉维诺夫等人在罗马尼亚建立革命领导机构，组织革命 武装，多次越境进入保加利亚国土，发动武装起义，其中，以 １８７６ 年 ４ 月的 起义规模最大。这次起义它动摇了土耳其统治的基础。１８７７ 年沙俄再次对土 耳其宣战，１８７８ 年俄土订立和约。由此保加利亚获得自治地位，取得了民族 解放斗争的伟大胜利。
在保加利亚独立之前，随着反土耳其斗争进入高潮，民族解放斗争新文 学空前地繁荣起来。新的文学继承了十八世纪以前古代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优 良传统。它无论在质和量的方面都有飞跃的发展，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
新文学的重要作者，如拉科夫斯基、卡拉维洛夫、波特夫等都是在国外受过 良好教育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既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战士，又是民族解 放斗争新文学的创作者；第二，新文学是为宣传民族解放运动斗争的而创作 出来的。它反映的是民族解放斗争的火热生活，作品中出现了一批民族解放 斗争的正面人物形象；第三，作品从宗教文学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现实 主义创作方法已逐渐地确立了它的主导地位。有些作品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 了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结合。第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学体裁与样 式。近代意义的诗歌、中短篇小说、戏剧、杂文、寓言等逐渐产生。报纸杂 志的创办和文学书籍的发行，使新文学获得了有效的传播工具，扩大了读者 范围和政治影响。保加利亚文坛呈现出姹嫣红的局面。
２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产生新的诗歌。诗歌的创作者大多是从事文化 启蒙活动的学者与作家。如尼奥菲・鲍兹维里、尼奥菲・里尔斯基、瓦西尔・阿 普里洛夫、彼得・贝朗、伊凡・鲍戈洛夫、米拉丁诺夫兄弟、纳依登・格罗 夫等。他们的诗作歌颂了祖国光荣的历史和人民的战斗精神，缅怀了早先的 启蒙思想家，表现了人民对土耳其统治者及希腊教士的愤恨。这些作品在艺 术上还不够成熟，但却是新文学的胚芽。十九世纪中叶，诗歌创作开始繁荣。
诗歌题材以反映民族解放斗争为主。重要诗人有：
多布里・钦图洛夫（１８２３—１８８６）是民族复兴时期第一位著名诗人。他 的许多诗在民间流传。名诗《起来吧，巴尔干的勇士！》号召人民摒弃逆来
顺受的奴隶思想，唤起他们为自由而斗争。《狂风呼啸，巴尔干回响》、《你 在哪里，永世不渝的人民的爱！》等诗，以巨大的热情号召人民与异族统治 者浴血奋战，是六十年代人民斗争的战歌。
格奥尔吉・拉科夫斯基（１８２１—１８６７）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创始者与组织 者。他在领导革命的同时从事民歌的搜集整理和诗歌创作活动。他的长诗《森 林的旅客》（１８５８）凝聚了他在巴尔干山脉组织武装斗争的生活体验，真实 地反映了克里米亚战争前后国内的反抗运动。它描写的是德拉戈依等一群青 年农民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到巴尔干山去当海杜村（反土游击队员）
的故事。长诗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浪漫色彩对革命斗争起了推动和鼓舞作 用。
佩特科・斯拉维科夫（１８２７—１８９５）是著名的启蒙学者和诗人。六十年 以后的诗作体现了“一切为人民”的精神。《英雄好汉》等诗表达了自己忠 于人民的赤子之心。在《致不幸的兄弟》、《在农村》等诗中，倾注了对贫 苦农民的深切同情。在《高楼大厦》中他慨叹社会的不平：“穷人劳作不分 昼夜”，富人却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诗人还写有许多讽刺大资产阶级贪婪、
欺诈、残暴与媚敌的讽刺诗。
斯拉维科夫写有三部长诗。以《贝洛诺加的泉水》（１８７３）艺术成就最 高。它描写农村姑娘格尔干娜与小伙子尼科拉真诚相爱。一次，她偶然被苏 丹大臣看中，大臣妄图将她诱入宫廷中。但大臣的甜言蜜语和威逼利诱都遭 到了她的严词拒绝。诗人通过她的形象歌颂了保加利亚劳动妇女的美德和宁 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她的形象富于浪漫色彩，具有时代的典型意义。
赫里斯托・波特夫（１８４８—１８７６）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家兼著名诗人。
他生于一个进步的教师家庭，十五岁到俄国敖德萨求学，受到赫尔岑．车尔尼 雪夫斯基的影响，开始作写诗歌。他最初的诗歌《致母亲》、《致兄弟》倾 诉了身在异国的孤独和对祖国亲人的怀念。１８６６ 年因思想激进受沙皇政府迫 害，中途辍学。回故乡后因从事革命宣传而触怒土耳其当局，再次去俄国学 习，途经罗马尼亚时，毅然加入保加利亚革命流亡者的行列，在此创办革命 报刊，宣传民族解放思想。
１８６８ 年 ７ 月，革命领导人哈基・迪米特尔组织了两支起义队伍，进入保 加利亚。波特夫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参加了队伍。在横渡多瑙河的前夜，他 写了著名的《离别》一诗。诗歌采用民歌形式，把与母亲诀别的慷慨悲怆与 展望胜利的豪放乐观揉合在一起，抒发了他炽烈的革命热情，表现了视死如 归、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概。
不久，哈基・迪米特尔遇难牺牲。波特夫怀着巨大的悲痛写了著名的《哈 基・迪米特尔》一诗。诗歌以浪漫主义手法描写天上的日月星辰和地上的飞 禽走兽护卫英雄的遗体，娇丽温柔的白衣仙女迎接英雄的灵魂，哺育英雄成 长的巴尔干山也唱起了雄浑的海杜特之歌，悼念与歌倾英雄的光荣牺牲：
在争取自由的战斗里倒下的人，
永生不死：大地、天空、猛兽和自然，
都要为他哀悼，
歌手们也要唱歌颂他。
１８６９ 年，波特夫当选为中央革命委员会委员。此后，他写了《哀歌》、
《海杜特》、《斗争》、《给我的第一个恋人》等诗。其中，《海杜特》是 一部叙事长诗。它以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斗争为背景，歌颂了农民恰夫达尔 子继父志，争当游击队长的革命决心。长诗韵律优美，具有民歌风味。
在歌颂英雄业绩的同时，波特夫也写了许多犀利泼辣的讽刺诗，辛辣地 嘲讽了那些麻木不仁的蠢人、懦弱无能的软骨头、高谈阔论的空想家、唯利 是图的财主。
１８７３ 年革命领导人瓦西尔・列夫斯基因叛徒出卖被害。波特夫写了《瓦 西尔・列夫斯基的绞刑》一诗。这是一首具有强烈的号召力和艺术感染力的 悲壮的挽歌，表达了人民深沉的悲哀。１８７６ 年 ４ 月，波特夫率队回国支援 ４ 月起义，途中遭到土耳其军队的阻击，不幸中弹牺牲。
波特夫的诗歌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保利亚诗歌 史上开创了一代诗风。他的许多诗都被谱成歌曲，广为传唱。
３
保加利亚较成熟的戏剧和小说作品出现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最初，在学校的重要集会上出现了师生共同演出的对话剧，多以社会伦 理、反抗异族压迫问题为题材。到五十年代末，开始产生了外国翻译剧本，
随之也出现了保加利亚人的独创剧作。如鲍格丹・依科诺莫夫（１８３６—１８７１）
写的喜剧《洛维奇的主教》（１８６３）、斯拉维科夫的喜剧《马拉科夫》（１８６４）
等。
为保加利亚戏剧奠定基础的是多布里・沃依尼科夫（１８３３—１８７８）。他 是民族复兴时期的著名戏剧活动家、剧作家。重要作品有《拉依娜公主》、
《普列斯拉夫宫的受洗》、《被曲解的文明》等。其中以后者最为著名。它 尖锐讽刺了大资产阶级一味媚外的奴才本质和希腊教会的伪善面目。剧本强 烈的批判精神受到观众赞扬。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保加利亚出现了外国翻译小说。有的作品被译者加 工改写，使其具有民族特色。五十年代末，出现了保加利亚作家创作的小说。
代表性的小说家有德鲁梅夫、卡拉维洛夫。
瓦西尔・德鲁梅夫（１８４１—１９０１）是保加利亚最早的小说家、剧作家。
在俄国求学时即开始写作小说。重要作品为《不幸的世家》（１８５９）。该作 品主人公维尔科兄弟三人是爱国的商人。他们殷实富足的境况引起土耳其县 官吉马尔的嫉恨，借机夺占了他们的家产。他们被逼得家破人亡，最后走上 反抗的道路。作品中所表现的“只有斗争才有出路”的积极思想，对当时的 现实斗争起到了推动作用。
德鲁梅夫享有盛名的剧本是历史剧《伊凡科》（１８７２）。它表现的是十 二世纪末在拜占庭帝国操纵下保加利亚所发生的一场宫廷斗争。剧中，拜占 廷奸细——希腊贵族伊萨克为了从内部颠复保加利亚，唆使大臣伊凡科暗杀 国王阿森一世。剧本借古喻今，揭示了本国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给外敌 以可乘之机，从而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危害，启发了群众一致对外的爱国心，
推动了当时反对希腊主教控制，争取宗教自主权的斗争。剧本冲突尖锐、情 节曲折，场面激动人心，是保加利亚戏剧走向成熟的标志。
留宾・卡拉维洛夫（１８３４—１８７９）是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毕业于 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因从事革命活动，受沙俄政府迫害。后流亡贝尔格
莱德等地，创办革命报刊，曾被选中央革命委员会主席。卡拉维洛夫才华出 众，写有多种体裁的作品，以小说成就最高。反映民族解放斗争、揭露农村 大财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的贪婪本质，是作品的主要题材。《土耳其州官》
（１８７１）揭露了土耳其人贩卖保加利亚儿童、迫令女童当其头目的侍妾的罪 行。《受难者》（１８７０）描写了被流放的起义战士的悲惨遭遇。《首领》（１８７１）
通过几个人物对国家兴亡不同态度的描写揭示了他们不同的命运，表明了以 斗争求生存的生活真谛。
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地主和资产阶级残酷压榨劳动人民，并与土耳其 人相勾结，反对人民的革命斗争。作者在《有钱的穷人》、《孩子不象爹娘》、
《旧日的保加利亚人》、《宠儿》等作品中深刻揭露了这一典型的社会现象。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旧日的保加利亚人》和《宠儿》。
《旧日的保加利亚人》（１８７２）描写十九世纪中期以财主里本和教师耿 乔・哈只为代表的社会上层人物的寄生生活和他们贫乏空虚的精神面貌。小 说笔调平和、诙谐，不以情节取胜，而以生活画面的白描和人物塑造见长。
里本和耿乔长年累月围绕酒的质量、马的品种、枪的好坏争论不休，显示出 他们的卑微猥琐和愚昧狭隘。他们没有崇高的理想，远离蓬勃兴起的民族解 放运动，被作者讽称为“旧日的保加利亚人。”
《宠儿》（１８７５）借写大财主涅诺夫妇的独生子尼科尔乔的浪荡行为，
揭露了剥削阶级腐朽的道德面目。尼科尔乔从小在父母的娇宠下养成种种恶 习，成年后终日花天酒地，为非作歹。涅诺夫妇为使他改邪归正，处心积虑 地破坏一对穷苦人的婚姻，强娶潘卡为媳。但其宠儿依旧我行我素，最后逃 往国外。“宠儿”这个资产阶级继承人的形象，正是这个阶级道德沦丧的象 征。小说人物形象鲜明、语言幽默生动，是保加利亚独立前的杰出的作品之 一。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文学 １
１８７８ 年，保加利亚取得了国家的独立。１８７９ 年通过的宪法确认了资产阶 级的私有财产权，保障了资本主义在保加利亚的自由发展，也为民族文化的 发展创造了条件。
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和原始积累过程的加速，导致了小生产者的破产和 贫富的两极分化。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也开始尖锐化。索非亚、
普罗夫迪夫等地爆发了罢工，许多地区也发生了此彼起伏的农民运动。由于 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的迅速传播，１８９１ 年建立了以布拉戈耶夫为首的工人社 会民主党。从此，保加利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保加利亚逐渐变为外国资本的附庸，劳动人民 备受外国资本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掀起了日益广泛的罢工运动。以 德籍国王斐迪南为首的资产阶级政府不择手段地镇压革命，并把保加利亚拖 进两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保加利亚独立后，国家的文化生活以普罗夫迪夫和索非亚为活动中心。
文化人士云集在这里，组织文化团体、建立民族剧院、出版报刊书籍，使文 化事业空前繁荣起来。
在文学方面，不仅作家队伍迅速扩大，作品数量空前增多，而且各种文 学样式与文学流派也相继出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构成了这时 期文学的主流。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重要代表是伐佐夫、斯托扬诺夫、维利 契科夫、米哈依洛夫斯基、康斯坦丁诺夫、斯拉维科夫、雅沃罗夫等。他们 创作了大量深刻反映现实的作品。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文坛上还出现了民粹派文学。其代表作家为弗拉依 科夫、采尔科夫斯基、巴克西莫夫等。他们的作品固然反映了农民破产和无 产阶级化的过程，但却美化了宗法制时代的社会生活。
十九世纪末，随着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文学也开始登上了 文坛。代表作家是波梁诺夫和基尔科夫。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 开始传入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布拉戈耶夫、巴卡洛夫等杰出的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与批评家，显示了他们的战斗锋芒。
九十年代末，还出现了个性派和象征派文学。个性派的代表人物克雷斯 特夫以《思想》杂志为阵地，宣扬建立在尼采哲学基础上的“个人至上”思 想，在创作上则标榜逃避社会生活所谓“纯艺术”，它对少数作家产生过消 极影响。象征派的代表作家是特拉扬诺夫和利利耶夫。象征派文学同现实生 活的关系也比较间接，但对于丰富诗歌的艺术形式起过积极的作用。第一次 大战后，在无产阶级革命形势高涨的影响下，受象征派影响的诗人转而向现 实主义作家的阵营靠拢。
２
独立后的最初年代里，小说创作面临的首要课题是表现民族解放斗争的 光荣历史。为国捐躯的先烈们的丰功伟业、海杜特和人民大众的可歌可泣的 斗争精神，尤其是 １８７６ 年 ４ 月起义中保加利亚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更是作家
创作灵感的源泉。此外，反映新的社会现实，维护民族民主革命的传统，也 成为小说创作的新的任务。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不久便热衷于争权夺利、聚敛 财富，把民族复兴的理想抛诸脑后。对此，民主主义作家深为不满，在作品 中揭露和批判了这种倾向。
在最初阶段，写民族解放斗争题材的作家有斯托扬诺夫、维利奇科夫、
伐佐夫等。
扎哈里・斯托扬诺夫（１８５０—１８８９）的《保加利亚起义札记》是当时兴 起的回忆录文学的代表作。被誉为 ４ 月起义的卓越丰碑。作品真实地再现了 起义准备、爆发和被镇压的全过程，歌颂了保加利亚人民的斗争精神，生动 的描绘了民族解放斗争高涨年代的生活画卷。
康斯坦丁・维利奇科夫（１８５５—１９０７）的回忆录《在狱中》，真实地描 写了起义英雄失败后在狱中所受的折磨与痛苦以及他们坚贞不屈的革命气 节。
伊凡・伐佐夫（１８５０—１９２１）是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诗人和戏剧家。
青年时代深受波特夫的影响，积极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写作诗歌。其中，《帕 纳鸠里起义者》一诗成为 １８７６ 年 ４ 月起义的战歌。４ 月起义失败后，伐佐夫 流亡罗马尼亚，在此写作了诗集《旗与琴》、《保加利亚的哀伤》及《拯救》。
这些作品被称为歌颂 ４ 月起义的诗歌三部曲。其中许多诗被谱成歌曲，传唱 至今。
国家独立后，伐佐夫回到祖国，组织文学团体，创办报刊，建立民族剧 院，并写作了大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其中组诗《被遗忘者的史诗》
和小说《流亡者》艺术上成就最大。
面对新权贵们背叛民族复兴的理想，伐佐夫愤然写作了《被遗忘者的史 诗》，缅怀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反对新权贵们忘记过去的可耻。其中每一 首诗歌颂一位“被遗忘者”——民族复兴运动的历史伟人，如民族复兴运动 的先驱帕依西、民族复兴运动的领导人列夫斯基、拉科夫斯基、本科夫斯基 等。这些作品字字行行蕴含着诗人对“人民的使徒”——民族复兴先烈的崇 敬，也歌颂了人民在战斗中的觉醒和成长。组诗以现实主义笔触描绘了民族 解放斗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抒情气息，音调激越昂扬、
语言优美丰富，是伐佐夫诗歌发展到顶峰的标志。
《流亡者》（１８９４）是一部以流亡在罗马尼亚的革命者的生活为题材的 中篇小说。作品没有纵贯全书的中心人物，而是围绕斯特兰加、马其顿斯基、
布勒其科夫等人的流亡生涯构造情节。这些人爱憎分明，英勇无畏，是“禁 闭在异国笼子里的巴尔干的雄鹰”。他们忍饥挨饿、饱经风霜而不悔，他们 甚至举止粗野豪放，但对于祖国的眷念与思乡之情却使他们拥有一颗最温柔 的心。他们徘徊于多瑙河岸，一连数小时遥望祖国的国土。多瑙河在他们眼 中是那么狭窄，他们无时无刻不想跨到对岸，在祖国的国土上举起义旗。最 后，这些英雄人物都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通过这些人物形 象的塑造，作者歌颂了民族解放志士的爱国精神与高尚的革命品格，并以此 反衬现实，启发人们的爱国心。
伐佐夫享誉世界文坛的作品是长篇小说《轭下》（１８９４）。作者因不满 独裁政府的统治，于 １８８７ 年流亡敖德萨。在此，他回想起过去那些“决定命 运的日子”，心情不能平静，便以 １８７６ 年 ４ 月起义为题材写成了这部作品。
《轭下》通过白拉切尔克瓦这一局部地区起义的酝酿、准备、举事与失败的
生动描写，真实而艺术地展现了保加利亚民族的新觉醒与总奋起，歌颂了保 加利亚人民不甘心忍爱奴役，渴望挣脱土耳其统治的重轭的爱国主义精神和 沉着坚毅、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气概。
小说开头，革命者奥格涅诺夫来到白拉切尔克瓦，在磨房里杀死了两个 行凶作恶的土耳其人，打破了这里的平静。随后，越来越多的群众卷入了这 场斗争。面对土耳其人的严酷统治和暴行，群众的革命觉悟日渐提高。在“一 个民族的疯狂”一章中，作者生动地描写了起义准备进入高潮的真实情景；
川流不息的宣传员跋涉于乡村田野进行起义的鼓动，各地革命委员会昼夜不 停地派遣信使传递消息和命令，农民赶造土枪土炮，年轻人练枪法、妇女们 缝袜子、烤饼干，皮鞋匠做背包、子弹带和军鞋，连思想保守、顾虑重重的 财主马尔科也献出了他的樱桃树制造炮身。正如作品中所说“保加利亚的民 族精神从来没有发扬到这样的高度”。
起义爆发了，起义者沉浸在初享自由的欢欣与渴望胜利的盲目信心之 中。他们全然没有想到，一支全副武装的土耳其正规军偷偷地结集，并向他 们猛扑过来，把他们击倒在血泊里。小说的悲剧性结尾，艺术地展现了历史 的真实。
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众多人物形象。奥格涅诺夫是小说的 主人公，是坚定的革命者，作者把他置于斗争的漩涡和生活的激流中加以描 写。无论是面对出生入死的考验还是处理同女教师拉达的爱情关系，作品都 表现出他崇高的爱国精神和勇于牺牲的高贵品质。
伐佐夫在《轭下》中以现实主义方法全面展示出一幅保加利亚民族解放 斗争的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小说结构紧凑，情节变化有致，细节描写真实 细腻，人物形象刻画生动丰满，是一部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史诗式作品。
１８８９ 年，伐佐夫回国担任教育部长。到二十世纪初，他发表了短篇集《花 花世界》、长篇《新的大地》和《卡扎拉尔女皇》、喜剧《升官图》等作品。
在这些作品中，伐佐夫对政府的腐败黑暗、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进行了深刻 的揭露，从而把保加利亚的批判现实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巴尔干战争后，伐佐夫写了五部历史题材的小说和剧本。他一生共写有 六十余部作品。这些作品是保加利亚半个世纪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阿列科・康斯坦丁诺夫（１８６３—１８９７）为著名讽刺作家。曾任检查官和 律师，由于刚直不阿，遭到解职。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以犀利的笔锋对资产阶 级政党进行猛烈的抨击，因而遭暗害。
康斯坦丁诺夫写有不少杂文和游记。讽刺小说《甘纽大叔》是他的代表 作。作品主人公甘纽是个野心勃勃、粗俗不堪的玫瑰油商人。他自称跑遍了 整个欧洲，但无论到哪里都闹笑话，出尽了洋相。他对异国的文明开化、社 会习俗很不买帐，称其为装腔作势。然而，他回国后对周围的人却十分自负，
处处显示自己见多识广。他从欧洲回国后，见到国内政局变化不定，居然趋 时髦、赶浪头，决心投身政界。他纠集了同伙同道，参加竟选。为了攫取权 力，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操纵并控制选举。他还挤进新闻界，创办报纸，
无耻吹拜执政党党魁，而该党魁下台后，他又极尽漫骂之能事。《甘纽大叔》
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由十八个独立成篇而又有连续性的小品组成。它 成功地塑了主人公的艺术形象，集中表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资本原始积累 阶段新兴资产者的典型特征。作品的前半部，甘纽大叔在欧洲做玫瑰油买卖，
还刚蜕去农民、小资产者的外皮，身上既有资产阶级唯利是图，吝啬贪婪的
一面，又有小生产者眼光短浅、保守固执、缺乏教养的一面，因此在文化程 度较高的环境中，经常陷入可笑可悲的境地。但他最本质的性格特征是在作 品后半部展现出来的。出洋归来后，他清醒地认识到政治权力对自己发财的 重要性，从小商人变成了企业家、政客。在风云变幻的政坛，他十足显示出 一副见风使舵、朝秦暮楚的变色龙形象。作者巧妙地运用幽默讽刺、夸张对 比等手法，刻划了主人公多层次的个性特征，读来令人感到可笑又可恨。
安东・斯特拉希米罗夫（１８７２—１９３７）是曾受现代派影响的作家，但其 主要倾向仍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他的作品着重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农民的困 苦和独裁政府的专横跋扈。主要作品为短篇小说集《笑与泪》、《十字路口》、
《霍罗舞》（长篇小说）及剧本《幽灵》、《婆母》等。斯特拉希米罗夫的
《笑与泪》中最杰出的短篇为《科恰洛沃的纠纷》、《在田野》、《走上宽 阔的路》等，这些作品较深刻地揭露了农村社会的矛盾。《科恰洛沃的纠纷》
写财主塔修和神甫瓦西尔从逃离的土耳其人手中廉价购买了大宗财产，而神 甫死后塔修又夺占他的土地，由此引发了神甫继承人与塔修之间的争斗。作 者描写这一争斗时，也表现了农民的痛苦，满腔愤怒地抨击了九十年代资本 主义农村的黑暗现实。
长篇小说《霍罗舞》（１９２３）以 １９２３ 年无产阶级 ９ 月起义为题材，描写 了人民起义被镇压的血泪现实。起义烈火被扑灭后，区长伊凡诺夫强占一位 烈士的妹妹米巧为妻。米巧趁婚宴之机与心上人逃出虎口，由此引起一场新 的逮捕和屠杀。法西斯分子居然强迫死者家属围着尸体跳霍罗舞。作品揭露 了法西斯统治者凶残暴虐和惨无人道的嗜血本性，富于教育意义。
格奥尔吉・斯塔玛托夫（１８６９—１９４２）以写短篇小说著称。他一生任法 官，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万能、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有透彻的了解。作 品有《短篇小说选》、《特写集》、《短篇小说集》（二卷）等。
短篇小说《勤务兵迪莫》通过一个正直、活泼、质朴的农村青年遭受长 官的压迫、欺凌乃至被折磨至死的悲惨遭遇，抨击了资产阶级军队中存在的 压迫制度和军官的残忍腐败。短篇《两种才能》刻画了一个踌躇志满的资产 者的形象典型。他是个行骗能手，靠制造假护照捞取钱财，在外省过着奢侈 腐朽的生活，还恬不知耻地认为能干卑鄙勾当也是一种才能，自吹自擂地标 榜自己是国家的栋梁、社会的中坚。短篇《小索多玛》以第一次大战为背景，
写企业家阿巴罗夫利用投机倒把、夺占土地等不正当手段大发横财，并让自 己女儿与占领军军官成婚，儿媳妇与占领军厮混。阿巴罗夫的儿子从战俘营 归来，见到这种情景，大为惊诧与失望，最后在绝望中自杀。在《维梁诺夫》
中，作者写主人公维梁诺夫带着美好的理想来到首都。他想当一名对人民有 益的作家，并很快被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吸收，成为该党党报的编辑。但他的 地位的变化使他忘了自己贫穷的出身，忘了美好的理想，变成了一个贪婪自 私、道德败坏的人。
斯塔玛托夫善于以辛辣的笔触讽刺资本主义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作品文 笔简练，情节发展富于戏剧性。作者偏重于揭露人性中恶的一面。因而作品 正面表现社会中积极力量有所不足。
埃林・彼林（１８７７—１９４９）以写短篇小说著称。一生写有诗歌、杂文、
小说和儿童读物等作品。其中最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写于第一次大战前。如两 部短篇小说集和中篇《格拉克一家》。这些作品主要以本世纪初的农村生活 为题材，无情地鞭挞了压榨农民的富农，高利贷者、税吏和宪兵。作品的正
面人物是贫苦农民、濒于破产的小生产者和进步的乡村教师。
埃林・彼林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有《天灾》、《在另一个世界》、《安德 列什科》、《未收的麦田》、《罪行》等。《在另一个世界》借写农民马特 科死后幸入“天国”的见闻和感受，反衬出充斥税吏、高利贷者的人间世界 的黑暗。作品对比鲜明，饱含讽刺意味，传神地描写了破产农民的心态。《天 灾》中一名进步教师在农村青年的支持下，经过一番斗争，填塞了一口名为 消灾赐福、实则传播疾病的死井。小说揭露了神甫欺诈乡民的伪善嘴脸，描 写天灾人祸及教师的斗争都较真实感人。《安德列什科》写一个法庭执事去 农村惩办“漏税者”，反遭青年农民安德列什科作弄与惩罚的故事。小说通 过两个人物看似幽默轻松的对话，谴责了资产阶级政府的搜刮政策，歌颂了 农民群众的阶级友爱与沉着机智的斗争精神。作品笔调诙谐，对话生动，两 个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跃然纸上。《未收的麦田》则以沉郁的笔触写青年农 妇拉扎琳卡对压迫、凌辱她一家的统治者所进行的沉默无言而又坚强不屈的 反抗；《罪行》中这种反抗采取了激烈的形式：青年农民利波愤然杀死夺走 他家财产、蹂躏他妹妹的财主，虽则这种反抗是单枪匹马的。埃林・彼林还 写有不少表现青春、爱情和幸福的饶有情趣的短篇小说，它们深受读者喜爱。
《格拉克一家》（１９１１）通过对一个富裕大家庭兴衰过程的描写，表现 了资本主义关系侵蚀下农村宗法制的崩溃。约尔丹・格拉克以自己辛勤的劳 动建立起一个殷实富足的大家庭。然而，他的大儿子鲍让贪婪、狡诈，偷窃 父亲的钱财；二儿子彼得喜爱喝酒，不善经营；小儿子帕维尔在城里当兵，
寻花问柳，不断向家里要钱。于是，财产引起的利害冲突导致了这个家庭的 分崩离析。作品中对家庭纠纷中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动写得细致入微。第一次 大战后埃林・彼林写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土地》，主要揭露了富农阶级卑鄙 贪婪的财产意识表现了他们的道德沦丧，具有较深刻的批判意义。
埃林・彼林善于用简练而集中的手法描写人物和事件，对民间风俗和田 园景色擅长作独到的描写。因而作品别具风格，散发出保加利亚农村浓郁的 乡土气味。
格奥尔吉・基尔科夫（１８６７—１９１９）是保加利亚无产阶级散文的奠基人。
曾在俄国、维也维求学。后为工人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曾主编《工人报》，
并在该报发表自己的杂文。
基尔科夫为配合革命斗争写了不少杂文，鲜明而集中地反映了十九世纪 末二十世纪初的政治形势，讽刺矛头直指斐迪南皇帝和资产阶级政党，刻画 了政客、阴谋家、投机商、拜金狂、虚伪的神甫等反面人物的丑恶形象。他 在著名小品《政治动物园》中，对资产阶级保守党作了如此辛辣的嘲讽：“保 守党有两只手，一只用来画十字，另一只用来偷窃。保守党有一条毛茸茸的 尾巴，它不是用来打苍蝇，而是为了在皇帝面前摆动。自由党平时有两条腿，
只在走出酒馆和走进皇宫时有四条腿。”对于斐迪南皇帝，基尔科夫也敢于 进行单刀直入的嘲讽，揭露他傲视、蔑视保加利亚人民并对其实行野蛮统治 的反动本质（《狼的头目》、《狼与羊》等）。讽刺小品《蜘蛛狩猎》刻画 了玫瑰油收购商、资产者斯坦乔的典型形象。他逢人“露出一副年老心慈和 基督教的虔诚”模样，而他的心却象一口枯井，贪得无厌，冷酷无情。作者 撕破了他的面纱，揭露了他对农民敲诈勒索的贪婪本性。
基尔科夫的杂文继承了康斯坦丁诺夫的讽刺传统，同时又给讽刺文学带 来了新的题材和思想，使其成为无产阶级嘲笑和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具有
深刻的意义。
２
民族独立后的诗坛上，批判现实主义的诗歌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
民族解放斗争题材在诗歌创作中不象在散文中那样受到重视。由于诗歌对现 实生活较为敏感，诗人把自己的视野转向了时代和社会的新问题。九十年代 后的主要社会问题是资产阶级统治同新兴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之间的矛盾。
诗人们继承波特夫诗歌的革命传统，在诗作中对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和资本主 义社会的弊病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抨击。代表性的诗人主要是伐佐夫、米哈 依洛夫斯基、斯拉维伊科夫、雅沃罗夫、德贝梁诺夫等。
斯托扬・米哈依洛夫斯基（１８５６—１９２７），十九世纪八十—九十年代诗 人，以写讽刺诗和寓言著称。最有讽刺力的作品是长诗《保加利亚人民之书》
（１８９６）。诗集中，作者借讽刺一个虚拟的土耳其君主以影射现实。阿卜杜 尔拉赫曼是个凶残的暴君。他把一群乞丐任命为大臣，视为亲信，任由他们 穷凶极恶地统治人民。他们中有的是制造阴谋与纠纷的专家，有的是实行警 察统治的的天才。他们对主子都俯首贴耳，恭顺地为其卖命。阿卜拉赫杜尔 曼还向其侄子面授治理国家的诀窃：
财产可以赐人，健康可以损害，
信念、荣誉不屑一顾，生命在所不惜，
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可以抛开，
唯有权柄万万不可放弃。
作品的讽刺矛头十分明显：直指皇帝和政府。诗人以非凡的胆略告诉人 民谁是他们最凶恶的敌人，因而长诗在人民反君主独裁统治的斗争中起了鼓 舞作用。
潘乔・斯拉维伊科夫（１８６６—１９１２）是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诗人。曾在 德国学习哲学与文学。因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宣扬“纯艺术”理论。然 而，残酷的现实给他的创作以巨大影响。他的大部分作品反映了时代的重大 问题。对斐迪南独裁政权的抨击，构成了他作品的基本主题。诗人称自己的 祖国是“充满眼泪、苦难和煎熬的国家”（《祖国》）。在这里，自由遭受 践踏，“一切按皇帝刁钻古怪的意愿行事”（《古怪的国家》）。１９０７ 年出 版的《叙事诗集》中的许多诗充满了对君主制的愤怒抗议。在《曼戈与熊》
中，诗人把皇帝耍弄人民比喻为茨冈人耍熊。在《达维特皇帝》中，残暴的 皇帝唆使儿子用暴力与掠夺来治理国家。在著名讽刺诗《真理之斧》中，诗 人把人民的反抗称之为借助于“真理之斧”进行的“神意裁判”。在长诗《血 之歌》中，诗人则把对斐迪南的愤恨倾泄在土耳其统治时代的暴君身上，并 把 １８７６ 年人民起义视为暴君应得的历史报应。
诗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生活环境的厌恶，使他转而希望回到故乡和大自 然中去。他的这种向往常常化作一首首回忆故乡的温馨的小诗：
草地上万物屏住了气息，
树林中枝叶静静地伫立，
天空以爽朗的容颜俯瞰着 那珍珠般的朝露和海洋。
斯拉维科夫写有三部叙事长诗。其中，《拉利查》（１９０７）最为著名。
它描写村姑拉利查和小伙子伊沃由真诚相爱到结成美满夫妻。但垂涎于拉利 查美色的财主之子弗拉哈由于嫉恨而杀死了伊沃。然而拉利查坚贞不屈，茹 苦含辛地侍奉婆母和养育幼小的孩子，表现了保加利亚妇女的优良品德。长 诗以民歌风格写成，牧歌似的恬静与悲剧的沉郁形成强烈的反差，寄寓了诗 人对善恶的道德评判。
佩约・雅沃罗夫（１８７８—１９１４）是十九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的著名诗人。曾 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其顿民族解放斗争。他的早期创作主要表现社会和政 治生活，即使爱情诗也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他写了许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 的诗歌。诗中对贫苦农民的困苦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把农民身受压迫而又 见不到出路的处境比喻为“在黑暗中盲目摸索”，呼唤有识之士用知识唤醒 他们起来斗争（《致一个悲观主义者》）。农民沉重艰辛的劳作、秋收时节 的欢乐、天灾人祸带来的困窘，使诗人感同身受。他把自己的这种感受凝聚 在《五月》、《田野》、《冰雹》等诗中。在诗人笔下，春天花草芬芳、百 鸟歌唱、羊群嬉戏的田园美景引不起穷苦农民的真正欢乐：
你看着、听着，感到厌恶，
周围怎么这样荒疏？
我们的胸中象被什么堵住；
我们心头的血停止了涌流！
反映马其顿人和亚美尼亚人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是雅沃罗夫 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在为马其顿民族解放斗争领袖戈茨・德尔切夫写的散 文诗和《流亡的囚徒》、《海杜特之歌》等诗中，作者热情地讴歌了马其顿 爱国志士的英雄业绩。
雅沃罗夫的诗歌画面生动、感情炽烈，韵律柔美，风格独特，深受保加 利亚读者喜爱。
１９０３ 年后，雅沃罗夫受到象征派的影响，写出的诗歌偏离社会生活，表 现个人感情的诗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迪米特尔・波梁诺夫（１８７６—１９５３）是保加利亚无产阶级诗歌的奠基人。
他在法国攻读医学时，即写诗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回国后主编党的文学刊物
《红笑》、《铁砧》等。最初的诗集《滴滴海水》、《从东方到西方》的问 世，给当时文坛吹来了一阵锐利进取的新风。
波梁诺夫第一首著名的诗歌是《被摧毁的偶象》（１８９５）。在诗中，诗 人宣告：已经沉醒的无产者将摧毁那赖以支持剥削制度的三重梯子——宗 教、君主和资本主义。这首诗被评论界称为社会民主党宣言的诗意表白，在 进步的知识分子中传诵甚广。在另一首名诗《死亡之树》中，诗人把资本主 义社会比喻为一棵死气沉沉的大树。它的根须已钻进人民群众的肌肤之中，
汲吮他们生命的汁液。在死亡之树的阴影下，阳光无法渗入，什么也不生长，
一切都将归于灭亡。诗人号召人民齐心合力将它砍倒：
你们甩开臂膀，扬起利斧，
一齐动手，砍倒这死亡之树。
这是对工人阶级的战斗呼唤，也是对独裁政府末日来临的暗示。诗人相 信真理必将胜利，社会主义终将实现。他在不少诗中都体现了他的这种革命 乐观主义思想。如《劳动》、《生活的脉博》、《扳道工》等诗。虽然诗中 对革命前景的展望还比较模糊遥远，但它们表现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对不甘 忍受压迫剥削的群众有巨大的感召力。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保加利亚工人阶级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波良诺 夫写了讽刺诗集《红鹤》。它比诗人以往的诗歌更具鲜明的浪漫色彩和更尖 锐的政治讽刺锋芒，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期的文学
资产阶级独裁政权将保加利亚拖入两次巴尔干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使 国家民族陷入了深重的灾难。统治者将战败的历史重负转嫁到人民头上，致 使民怨沸腾，阶级矛盾空前加剧。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罢工运动和士兵起 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面对革命形势的高涨，各种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
于 １９２３ 年 ６ 月组成了君主法西斯政府。同年 ９ 月，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 举行了反法西斯武装起义。起义惨遭镇压，但在历史上影响深远。１９３３ 年希 特勒建立法西斯政权后，保加利亚反动统治集团立即投入德国法西斯的怀 抱。他们废除宪法、解散议会，禁止无产阶级政党活动，共产党被迫转入地 下。１９３６ 年后，党内清除了左倾宗派主义，成立了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党中 央，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保加利亚法西斯政权把国家变成德国法西斯进攻巴尔干的桥头堡，对内实行 野蛮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联合民主进步力量，组成了反法西斯祖国 阵线，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于 １９４４ 年 ９ 月，在苏军配合下取得了夺取政权的 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保加利亚文学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其主要特征是 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学在与其他文学流派的斗争中逐渐 确立了自己的主导地位。战后不久，一批年轻诗人，为斯米尔宁斯基、丘里 亚夫科夫、亚森诺夫、赫列尔科夫等加入了无产阶级文学阵营，壮大了革命 作家的队伍。新的革命文学刊物、如《青年》、《红笑》、《新路》、《铁 砧》、《火焰》的涌现，对革命文学的繁荣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以格奥尔 吉・巴卡洛夫（１８７３—１９３９）、托多尔・巴甫洛夫（１８９０—１９７７）为首的马 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家为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地位进行了大量 的理论与宣传工作。革命文学创作在二十年代仍以诗歌发展领先，特别是讽 刺诗流传甚广。它们主要反映人民群众对战争和资产阶级统治的不满。斯米 尔宁斯基的诗歌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胜利前 景，开创了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先河。
１９２３ 年 ９ 月起义遭到血腥镇压的惨痛现实，引起了进步作家的普遍关 注，写出了大量反映这场斗争的作品。如米列夫的《九月》、拉茨维特尼科 夫的《祭奠的火堆》、弗尔纳吉耶夫的《乡间荆棘》、米拉利切夫的《黑梦》
等。这些作品被称为“九月文学”。
三十年代，革命作家以《星》、《工人文学阵线》、《盾》等报刊为中 心，扩大了自己的阵地，建立了“劳动战斗作家联盟”，促进了反法西斯作 家的团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作家所掌握。这一时期，文学创 作的题材得到了丰富和拓展，体裁也日益多样化，反映社会生活广阔画面的 中长篇小说已逐渐出现。它们的作者是瓦西列夫、丘里亚夫科夫、维尔科夫、
卡拉斯拉沃夫等。
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仍然存在并有所发展，但总的说来，其作 品反映生活的深度已不及从前。但其中有些作家的作品仍然反映了时代和社 会的迫切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革命作家在十分严峻的形势下冲破重重障碍，
坚持以文学创作为武器，英勇顽强地开展反法西斯斗争。瓦普察洛夫、拉德 夫斯基、伊萨耶夫等写出了优秀的反法西斯文学作品。
２
第一次大战后的诗坛，象征派诗歌活跃一时。较有才能的象征派诗人有 利利耶夫、波普迪米特罗夫、特列亚诺夫、亚森诺夫、拉依诺夫、波特维尔 扎切夫、斯托扬诺夫和扣尔切夫等。它们主要在《环节》（１９１４）、《天平》
（１９１９）、《希佩里昂》（１９２２—１９３２）等刊物上发表作品，着意表现知识 分子对现实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彷徨心情。他们不主张对现实生活 作刻板的反映，热衷于抒写自己的直觉、意象和模糊、朦胧的情绪，刻意追 求作品形式的完美，象征、隐喻、寓意是他们常用的表现手法。但在尖锐复 杂的阶级矛盾面前，尤其是在 １９２３ 年 ９ 月起义之后，大多数象征派诗人都不 同程度地转向了现实主义，甚至参加到无产阶级作家的行列中来。
持续繁荣并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是无产阶级诗人创作的革命诗歌。继波 梁诺夫等人之后，斯米尔宁斯基、丘里亚夫科夫、亚森诺夫、赫列尔科夫、
米列夫、斯托扬诺夫等人取得了巨大的创作成就。到三十年代，拉德夫斯基、
瓦普察洛夫等人更以自己的诗作汇合到革命诗歌创作的热潮中来，并使这股 热潮成为诗坛的主流。
赫里斯多・斯米尔宁斯基（１８９８—１９２３）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
曾在中等技校、军官学校和大学法律系学习。十七岁时发表幽默作品。１９２１ 年入党，先后担任《红笑》、《工人报》、《人民军》等党报党刊的编辑工 作并写诗。因积劳成疾，二十五岁死于肺结核。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五百 余首诗和不少散文作品。
斯米尔宁斯基的诗作反映了资产阶级统治下社会的深刻矛盾，表现了劳 动者所受的苦难。组诗《城市的孩子》（１９２１）便是社会底层的一面镜子，
从中可以窥见因矿井失火而致盲的矿工、饱尝世态炎凉的老乐师、流浪街头 的穷孩子、风姿凋残的卖笑女人……与此相对照，剥削者却“在罪恶和芳香 中饮宴”。诗人愤怒控诉资本主义社会是“血污的世界”，压迫劳动者的是
“黄金、奴隶的法律”（《我们》，１９２０）。
在诗人的笔下，无产者已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是燃烧起革命烈火的 时代巨人（《工人》，１９２１）：
这奴隶已不再逆来顺受，
已不再无望地垂着双手。
他是从天神的羁绊下，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迎着时代的晨曦，
他迈开勇敢的步伐，
向着沉没在黑暗中的人类，
洒播着红宝石般的火星。
在许多诗中，诗人满怀激情地呼唤着人民起义。诗人预言，当那一时刻 到来时，席卷全国的革命暴动将有如火山爆发，“炽烈的熔岩滚滚奔流”，
“恐怖地动摇”那富人们“沉醉的天堂”（《维苏威的爆动》， １９２０）。
诗人坚信人民革命必将胜利。他号召以巨大的牺牲去迎接胜利的“节日的清
晨”（《在狂风里》，１９２１）。诗人把自己的第一本诗集题名为《总有一天》，
生动地反映了他的革命信念与胜利信心。
诗人还把自己最美好的诗献给了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先驱和英 雄。他赞颂古罗马奴隶起义的英雄斯巴达克斯（《在狂风里》），痛悼巴黎 公社委员德雷克留兹的牺牲（《德雷克留兹之死》，１９２２）。他满怀喜悦地 欢呼十月革命，赞美俄国弟兄“用红色光辉燃起了一颗星”（《北方的光明》，
１９２０）。他描绘 １９１９ 年德国无产阶级柏林起义时的壮烈图景，歌颂卡尔・李 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牺牲精神（《柏林风暴》，１９２１）；《卡尔・李 卜克内西》，１９２１）。这些诗篇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呼唤着革命风暴的来临。
斯米尔宁斯基的诗歌画面生动，感情浓郁，气势雄浑磅礴。诗中多采用 象征和借喻手法，形式上别具一格。
赫里斯托・亚森诺夫（１８８９—１９２５）１９１９ 年入党，１９２５ 年被捕，后被暗 杀。早期曾写作象征派诗歌。诗集《骑士的城堡》（１９２１）中充满城堡、王 子、神奇的王国等形象，抒情主人公对现实不满又远离人群。十月革命后，
诗人看到了祖国的光明前景，开始写作富有革命理想的诗歌，如《彼得堡》、
《宣誓》、《在花冈石围墙前》等。这些诗主要歌颂十月革命和苏联红军，
具有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一扫过去迷惘、彷徨的情调。此外，他还写有三 十余首政治幽默诗，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病进行了揭露和讽刺。
柳德米尔・斯托扬诺夫（１８８８—１９７３）于二十世纪初登上诗坛，早期写 作印象派诗歌。二十年代的诗作开始贴近现实生活。在《人类之母》（１９２５）
中，诗人从贫困与衣衫褴褛的劳苦大众身上见到了巨人的身影，并开始表现 他们的反抗。三十年代的诗作，表达了诗人对远离人民的悔悟，以及对祖国、
大地、人民和自由的热爱。他在《人间生涯》（１９３９）中写道：
我不能离群索居，
忍受不了周围的阒无声息；
要是原野上有两个人谈话，
我便是在远处聆听的兄弟。
这一时期，诗人还写作了不少反法西斯诗歌。组诗《西班牙》中的抒情 主人公已经站在反法西斯的最前线，对斗争的胜利充满了信心。这标志着诗 人已完成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转变。
格奥・米列米（１８９５—１９２５）是一位博学多才的诗人，曾在德国攻读文 学。１９１９ 年回国后，创办《天平》杂志，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并 发表象征主义诗歌如《残酷的戒指》（１９２０）、《圣像就寝》（１９２２）、《黄 玫瑰集》（１９２２）等。１９２３ 年 ９ 月的无产阶级起义惨遭镇压，使米列夫看清 统治者的凶残，思想深受震动，从此加入革命作家的行列。他创办了进步文 学刊物《火焰》，并于 １９２４ 年发表以 ９ 月起义为题材的著名抒情长诗《九月》。
长诗共分三部分，真实地展现了起义由准备到失败的全过程。第一部分写革 命风暴的酝酿和骤然降临。诗人形象的描绘了当时的社会危机四伏、阴霾满 天、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景。无尽的奴役与压迫把城乡劳动者逼入了绝境。
他们忍无可忍，拿起武器同反动统治者进行殊死的搏斗。诗人以无比兴奋的 情怀欢呼人民的觉醒，赞颂他们的英勇。第二部分写刽子手们的血腥镇压。
由于力量对比的悬殊，起义者遭杀戮，村庄被焚毁，家宅被洗劫，马里查河
变成了血的河流。诗人对惨烈情景的描绘，使人愤怒，也催人泪下。第三部 分写沉痛的哀悼与必胜的信念。起义虽然镇压下去了，但牺牲者的血不会白 流。诗人坚信，真理必胜，人民为之奋斗的美好社会必将来临。全诗充满爱 憎分明的革命激情。赞颂起义者的英雄主义时笔调高昂，控诉统治者的暴行 时词锋严厉冷峻。诗中对大自然的拟人化描写也烘托了情景，增添了长诗的 色彩与表现力。长诗发表后即遭查禁，但在群众中秘密传诵，有广泛的影响。
尼古拉・赫列尔科夫（１８９４—１９５０），曾流亡国外，参加工人运动。回 国后写诗反对独裁政府，在《半夜宰割》中，他称独裁政府为“黑色的宰割 者”，诅咒他们“播种灾难与死亡”。《党证》一诗写一名 ９ 月起义的牺牲 者弥留之际请求党发给他党证并把它转交给年幼的兄弟，以便让他“记住那 硝烟弥漫的黑夜”，“记住那冰冷森林中我弥留的时辰”。诗人歌颂了抒情 主人公至死不悔的革命决心和对党的坚定信仰，塑造了起义战士的典型形 象。
赫里斯托・拉德夫斯基（１９０３—？），曾从事报刊编辑工作。他的著名 诗集《心向党》（１９３２）、《脉膊》（１９３６）以激越深沉的感情、鲜明丰富 的色彩反映了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现实，呼唤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为诗中 的抒情主人公，他表示自己既是用火热的笔讴歌革命的诗人，又是普通的战 士，愿意“象斯米尔宁斯基那样歌唱”，“象波特夫那样迎接死亡”。这样 的情怀，表现了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精神。
尼古拉・瓦普察洛夫（１９０９—１９４２）是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也是著名 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他生于班斯科城。从航海学校毕业后面临失业的威胁，
先后当过伙夫、磨坊工与火车司炉工。１９３３ 年入党，后成为党的领导人之一。
１９４２ 年在执行党的任务时被捕，随后被杀害。
瓦普察洛夫的诗歌是在沉重的劳动和革命烈火中用汗水和鲜血写成，篇 篇激情饱满，色彩浓烈，在保加利亚诗歌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瓦普察洛夫的诗歌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矛盾。在《工厂》、《忆 旧》、《世纪》等诗中，诗人描绘了那“使人窒息的”氛围和奴役劳动的阴 暗画面。“世界是一所监狱”，这就是诗人对丑恶现实所作的形象概括。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诗人以犀利的笔触刻画出德国“克虏伯”、“拜 尔”兵工厂那磨刀霍霍的刽子手形象（《纪事》），表现出对法西斯猖獗的 切齿痛恨。而德国法西斯在保加利亚的走狗所制造的白色恐怖，使“人们象 秋天的苍蝇那样死亡”。对此，诗人发出了抗议的怒吼（《历史》），并呼 唤暴力革命的到来。在《别担心，孩子们！》一诗中，他把暴力革命比喻为
“时代之水”，无产阶级命令它往哪里流就向哪里流。他豪迈地宣称：生活
“教会我们起来斗争，我们能把天上的太阳摘回”，显示了千百万劳动者雄 浑磅礴、势不可挡的革命气势。
诗人不仅用火一般的诗篇鼓舞劳动者的革命热情，而且身体力行，始终 站在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前列。他视死如归，要以自己的头颅索取“高昂的代 价”，“我倒下了，另一个人就接替我”。《抒怀》、《一封信》等诗都表 现了这种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
诗人深知，“战斗是艰苦而残酷的”，但他的诗作处处洋溢着历史乐观 主义精神。他把进步人类与黑暗势力的较量比喻为两个人之间的殊死搏斗
（《决斗》），而能够“打穿他铠甲的子弹“还没有发明”（《信念》），
表现了他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心。
诗人以国际主义精神关注着世界人民的命运。１９３５ 年西班牙人民举行反 法西斯起义时，他写了多首诗歌颂起义者，表达了他对西班牙人民的同情和 支持。
瓦普察洛夫诗歌的语言鲜明生动，节奏铿锵有力；在风格上，他把坦荡 的抒怀、严峻的发向和亲切的自述融成一体，别具一格。
３
本时期的初始阶段，小说创作以短篇为主。到三四十年代，中长篇小说 日益增多。创作者除老作家斯特拉希米罗夫、埃林・彼林、斯塔玛托夫外，
还有约夫科夫、明科夫、扎戈尔钦诺夫、佩特坎诺夫、斯坦内夫等。他们遵 循民族文学中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传统，运用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揭 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表现人民的痛苦和不满。同诗歌相比，小说创作中 直接反映革命起义作品较少，写农村题材的作品较多。
斯维斯托夫・明科夫（１９０２—１９６６）以写讽刺短篇小说著称。小说《机 械人》（１９３２）表现的是资本主义把人变成没有意识的机器的主题。《长 Ｘ 射线眼睛的太太》（１９３４）揭露了上流社会生活的丑态。《刺猥皮的故事》
（１９３６）描写小人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悲惨命运。明科夫的作品想象丰富，
构思奇巧，富于表现力。
约尔丹・约夫科夫（１８８０—１９５７）是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
他的作品主要描写战争和农村生活。中篇小说《老乡》《（１９１８）取材于 １９１３ 年的巴尔干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军人成了统治者实现扩张野心的炮灰。作 品以幽默生动的笔调描写了战地生活场景和军队中各种人物的形象。这些人 物身不由己地到了前线，但并不关心战争的因由，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仗。他 们一心惦记着家乡地里的庄稼无人照管，只希望战争快快结束，以便回家干 活。然而，激烈的战斗一旦打响，他们却又表现出某种不怕死的勇敢精神。
战争是非正义的，兵却是好兵，这就是小说所包含的真实意蕴。作品中四个 穿军大衣的农民士兵的形象，写得真实而又具有鲜明的个性。
约夫科夫的多数作品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在小说集《最后的欢乐》
（１９２６）、《安蒂莫夫客店的夜晚》（１９２８）、《妇人心》（１９３５）、《边 境的田庄》（１９３４）等作品中，作者满怀同情地表现了农民的悲惨命运和他 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短篇小说《白燕》中，一位老农用推车推着重病的女 儿，沿着电线杆徒然地寻找白燕，因据说它能治百病，而且是幸福的象征。
这一描写既揭示了深刻的父爱，也极有表现力地道出了农民的困苦。短篇小 说《塞拉菲姆》写一个农民辛苦劳动一夏天挣了点钱，想买件大衣，但见到 一个因给丈夫治病向财主借钱的农妇遭到拒绝时，他却慷慨解囊，把所有的 钱都给了她。这里，富人的冷酷、吝啬和穷人的善良、无私形成尖锐的对比，
突出地表现了农民的高尚品质和人道主义精神。小说《收割者》（１９２０）、
《戈罗洛莫夫的奇遇》（１９３８）表现了农民和财主的冲突；《阿尔贝娜》、
《鲍良娜》则描写了农村妇女的命运，塑造了她们动人的形貌和美好的心灵。
《斯塔拉山传奇》（１９２７）描写了许多古代绿林好汉劫富济贫的传奇故事。
约夫科夫还写有几部剧本，获得了良好的舞台效果。
格奥尔基・卡拉斯拉沃夫（１９０４—１９８０）是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最初 发表的小说集《街头沦落人》（１９２６）表现底层人民和流浪儿的悲苦生活。
《牧笛悲咽》（１９２７）再现了九月起义失败血泪斑斑的现实。三十年代中期 写的短篇小说集《在岗位上》和《两条阵线》歌颂了劳动者的成长和所创造 的革命业绩。在这些作品中，英雄形象的塑造是同残酷的阶级搏斗场面的真 实描绘联系在一起的。
中篇小说《农村信使》（１９３３）描写农民群众阶级意识的觉醒。主人公 卡扎卡为财主当雇工，财主以招他为婿作诱饵，进一步榨取他的血汗。卡扎 卡经过吃亏上当，识破了财主的骗局，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最终成长为 坚强的革命战士。作品真切感人，富有时代的典型意义。
作家三十年代后期写作的几部小说转向了对农村私有制的揭露。其中以
《曼陀罗》、《儿媳妇》最负盛名。
长篇小说《曼陀罗》（１９３８）通过农村私有者玛丽奥娜的形象揭露了金 钱对社会道德的毒害作用。为了聚敛钱财，玛丽奥娜不惜毒死丧夫的儿媳，
并以自己所信奉的“人对人是豺狼”的人生哲学毒害小儿子。她本人既是这 种私有制的化身，最终也成为它的牺牲品。作品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揭示了 主人公的生活哲学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形象地说明了金钱如同有毒植物 曼陀罗，对金钱的贪婪追求无异于饮鸠止渴。
《儿媳妇》（１９４２）写农村财主尤塔兰和儿媳妇谢芙达之间的冲突。谢 芙达终日不停地劳动仍不能使公婆满意。过门数年的不育更使她遭到公婆的 岐视和虐待。她的丈夫身患重病，尤塔兰却说成是偷懒装病，是受了谢芙达 的唆使，以致他未治身死。痛定思痛，谢芙达开始意识到丈夫实际上是被尤 塔兰害死。于是，她勇敢地揭露了他曾杀害一个偷摘玉米的小孩的罪行。尤 塔兰为了几穗玉米杀人，把儿子、媳妇视若寇仇，无非是聚敛家财。小说通 过塑造尤塔兰这样一个财迷心窍、泯灭人性的典型、揭露了农村私有制的罪 恶。作者对谢芙达的形象刻画很有心理深度。她是一个旧时代农家妇女的典 型。她要改变自己被侮辱被损害的地位，只能在家庭矛盾的范围内抗争。于 是，她由逆来顺受转变为公然揭发公公的罪行，其思想发展的脉络真实可信。
克鲁姆・维尔科夫（１９０２—１９６０）是三十年代的无产阶级作家。他的名 作为长篇小说《鲍罗沃村》（１９３３）。它描写了山区鲍罗沃村 １９２３ 年 ９ 月的 起义。山村中有个锯木厂，厂里的农民雇工长期遭受区长兼厂主纳科的残酷 剥削和压迫。在城市工人起义的影响和推动之下，革命者马林带领这些农民 工就地举行了武装起义。作品揭示了山村复杂的阶级矛盾，描写了起义由爆 发到被镇压的全过程。作品结构严谨，人物形象鲜明，充满惊心动魄的场面。
在保加利亚无产阶级文学史占有重要地位。
三十四年代还有许多作家写作历史题材小说，如扎戈尔钦诺夫的《最后 一天》（１９３４）、斯托扬诺夫的《默罕麦德・辛纳普》（１９３６）、佩特坎诺 夫的系列历史小说《收获》（１９３０—１９３７）等等。这些作品表现了人民的爱 国思想和斗争精神。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文学 １
１９４４ 年 ９ 月 ９ 日，保加利亚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其后，经过尖锐复杂的 斗争，保加利亚共产党取得了执政的地位，按照苏联模式在城乡建立了高度 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并于四十年代末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经过几十年 的努力，保加利亚由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农业—工业国，
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社会也比较安定。但由于原有的工业基础薄弱，也由 于体制的僵化和指导思想上的失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得到充分的 发挥，经济未能以应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为社会的近一步发展留下了隐患，
终于在八十年代末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目前，保加利亚已走上了与以往不 同的发展道路。
建国后，保加利亚共产党在领导经济、文化事业的同时，也领导着文学 事业。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作家世界观的基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文学 创作的基本方法。作协组织团结了全国的作家队伍，并引导作家致力于反映 火热的现实生活，注意发挥文学的审美和教育功能。四十—五十年代，文学 创作侧重于反法西斯题材和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着意表现新时期中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六七十年代，许多作家的注意力已扩展到社会道德题材和 历史题材，并开始关注科技革命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广泛影响。几十年间，不 论在诗歌、小说还是戏剧领域中，都创作出一批健康的、鼓舞人民积极向上 的作品。一代一代的文学新人也不断涌现。应该说，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成 绩还是巨大的。
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所出现的曲折一样，保加利亚解放后文 学的发展也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文学界反对过
“无冲突论”，批评过公式化、概念化的“生产小说”；１９５６ 年后，开展过 反对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的斗争。此后，作家的创作环境有所改善。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也逐渐成为开放的体系。但文学中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斗争仍很 激烈。七、八十年代，随着多种文艺思潮与多种创作方法的出现，文学创作 出现了更加纷繁复杂的局面。
２
保加利亚解放后，无产阶级诗人如拉德夫斯基、伊萨耶夫、丘里亚夫科 夫等以欣喜的心情写诗歌颂革命的胜利，缅怀反法西斯战士的丰功伟绩。拉 德夫斯基发表了反映三、四十年代革命风暴的诗集《空气窒闷》（１９４５）、
伊萨耶夫写了表现集中营生活的诗集《火》（１９４６）、安德列耶夫写了《游 击队之歌》，抒写了死难烈士在诗人感情世界中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许 多四十年代登上文坛的现实主义诗人，这时也以同一题材创作了许多充满激 情的诗作。如汉切夫的诗集《子弹袋中的诗》（１９５３）、佩伊切夫的《进攻 之前的顷刻》、加贝表现女英雄的长诗《维拉》（１９４６）、拉林的《士兵日 记》（１９５３）等，都是当时引人注目的优秀诗作。
解放后不久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引起了诗人们的普遍关注。有些诗人到 建设工地参加义务劳动，体验生活，创作出许多反映建设的宏伟图景、刻画
建设者们新的精神风貌的诗作。
伊凡・拉多耶夫（１９２７—）的《旗帜飘扬》（１９５１）描绘了工地热火朝 天的建设情景。布拉加・迪米特洛娃（１９２２—）到罗多彼山区生活两年，写 出了诗集《罗多彼颂》（１９５４）。在诗集中，诗人把耳闻目睹的感受和民间 传说揉合在一起，歌颂了普通劳动者的建设热情。写建设题材最有成就的诗 人是潘留・潘涅夫（１９３０—１９５９）。诗人作为义务劳动队的一员，全身心地 投入季米特洛夫城的建设。他的诗集《早晨好，人们！》（１９５６）感情浓烈、
意境深远。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不是隔岸观火式的赞赏建设成就，而是作为劳 动者的一员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建设联系在一起。诗人宣称：“我不祈望道 路轻松”，“建设事业不能没有我”，体现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觉性和 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
１９５６ 年消除个人迷信的后果与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使一些被挫伤的诗 人，如塔尔切夫、佩伊切夫、拉伊诺夫、格罗夫、鲍日洛夫等解脱了出来。
他们纷纷写诗抒发自己的感受。最先呼唤解冻的诗人是格奥尔吉・加戛罗夫
（１９２８—）。他的《早春》（１９５７）一诗的发表给诗坛带来了春的信息。他 表示要象越冬的鸟儿那样自由地歌唱。汉切夫写诗讽刺了一些在同志之间制 造仇恨的“伪革命者”，称他们是铁一样冰冷的人。阿列克山德尔・格洛夫
（１９１９—？）的长诗《不平静的思绪》（１９６２），诉说了自己在个人迷信时 期的遭遇。诗人从前是一位反法西斯革命战士，解放后却遭到不公正的打击。
诗歌描写了他当时思绪万千、愁肠百结的精神状态，并为正义得以伸张而感 到庆幸。
随着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一些三十年代的民主主义诗人，如弗尔纳耶夫、
巴格良娜等也写诗称自己获得了“第二次创作生命”。尼古拉・弗切吉耶夫 的《沿着你的道路走过》、多拉・加贝的《等一等，太阳！》（１９６７）倾诉 了自己的对新时代的感怀，表达了对祖的真诚的爱。
在 １９５６ 年以后的诗坛上，加戛罗夫、马特夫、麦托迪耶夫以社会政治为 题材所写的诗歌占有重要地位。
加戛罗夫在发表《早春》之后，于次年发表诗集《在沉默的时刻》，倾 诉了他对违反社会主义准则的现象的不满。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对革命充满了 挚爱之情：
革命啊，
你在我的脉管中，
注入了纯洁而欢快的血液，
给了我听觉、视力和意志。
然而为了维护革命事业的正常发展，诗人请求母亲——党教会他识别破 坏社会主义准则的人。
加戛罗夫的诗歌感情真纯炽烈，诗风刚劲有力，博得了评论界的高度赞 赏。
帕维尔・马特夫（１９２４—）的诗集《海燕在浪头休息》（１９６３）、《未 被伤害的世界》（１９７０）显示了诗人对时代迫切问题的关注和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诗人借抒情主人公之口表明，看待事物不能依据陈规陋见和虚幻的揣 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