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乾嘉學術之概況
第一節、 乾嘉學術與經學、考據學之關聯
皮錫瑞《經學歷史》云：「經學自兩漢後，越千餘年，至國朝而復盛。兩漢 經學所以盛者，由其上能尊崇經學，稽古右文故也。國朝稽古右文，超軼前代。」
1馬宗霍《中國經學史》亦云：「有清一代，論者號為經學復興，以為承元明積衰 之後，而能轢宋超唐以上躋兩漢之盛也。」2因此，學者皆以為清儒肆力於經學 之研究，故可稱為「經學復盛時代」。梁啟超亦詳述清儒之經學著作云：
清學自當以經學為中堅，其最有功於經學者，則諸經殆皆有新疏也。其 在《易》，則有惠棟之《周易疏》，張惠言之《周易虞氏義》，姚配中之《周 易姚氏學》。其在《書》，則有江聲之《尚書集注音疏》，孫星衍之《尚書 今古文注疏》，段玉裁之《古文尚書撰異》，王鳴盛之《尚書後案》。其在
《詩》，則有陳奐之《詩毛氏傳疏》，馬瑞辰之《毛詩傳箋通釋》，胡承拱 之《毛詩後箋》。其在《周官》，有孫詒讓之《周禮正義》。其在《儀禮》，
有胡承拱之《儀禮今古文疏義》，胡培翬之《儀禮正義》。其在《左傳》， 有劉文淇之《春秋左傳正義》。其在《公羊傳》，有孔廣森之《公羊通義》，
陳立之《公羊義疏》。其在《論語》，有劉寶楠之《論語正義》。其在《孝 經》，有皮錫瑞之《孝經鄭氏疏》。其在《爾雅》，有邵晉涵之《爾雅正義》，
郝懿行之《爾雅義疏》。其在《孟子》，有焦循之《孟子正義》。……十三 經除《禮記》、《榖梁》外，餘皆有新疏一種或數種，而《大戴禮記》則 有孔廣森《補注》、王聘珍《解詁》焉。此諸新疏者，類皆擷取一代經說 之菁華，加以別擇結撰，殆可謂集大成。3
1 參見皮錫瑞《經學歷史》(台北：漢京文化，1983 年 9 月)，頁 295。
2 參見馬宗霍《中國經學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92 年 11 月)，頁 139。
3 參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 44-45。附入氏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里仁書局，
因此，清代儒者幾乎將所有儒學經典都重新加以訓詁與解釋，乾隆時更以 朝廷之力開四庫館，集天下英才編纂《四庫全書》，其後阮元、王先謙亦匯編清 代學者考究經書的訓釋，先後編成《皇清經解》、《續皇清經解》，莫不充分展現 清代學者治經的斐然成就，足以超邁前代，可謂中國經學發展之總結。
而清代經學尤以乾隆、嘉慶時期為盛，梁啟超將清代學術分作四期：啟蒙 期、全盛期、蛻分期、衰落期。其中全盛期以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
王引之為代表，亦名曰正統派。正統派為考證而考證，為經學而治經學4。此全 盛期之正統派學者，其活動之時正為乾嘉時期。梁氏又以為治全盛期學史者，
考證學以外，殆不必置論，茍無全盛期諸賢，則考證學能否成一宗派，蓋未可 知。因此，梁氏直言「夫無考證學則無清學也。故言清學必以此時期為中堅。」
5
所謂考證學即是考據學，就清學而言，他們的研究範圍，大都以經學為中 心，而旁及小學、音韻、訓詁、史地、天文、曆算、金石、典制、校勘、輯佚、
辨偽等；在研究方法上，又都強調「無徵不信」，研經證史，都重視考證，且不 以孤證自足，必取之甚博6。梁啟超認為考據學乃是一種科學的研究法，而其治 學方法可歸納為「注意」、「虛己」、「立說」、「搜證」、「斷案」、「推論」六項7。 考據學既以乾嘉時期成就最高，故乾嘉學術往往稱之「乾嘉考據學」。又因 考據學在引證取材時，多極於兩漢，故亦有「漢學」之稱。乾嘉考據學歷來多 分作吳皖二派，吳派的宗師惠棟，力闢宋儒之說，以遵循漢人經師古訓為要，「凡 古必真，凡漢必好」，至其再傳弟子江藩，乃大張「漢學」之旗幟，著有《國朝 漢學師承記》，將清代經學或考據學定名為「漢學」，並云：「今人名經學為漢學，
蓋以秦火而後，漢始昌明其學，魏晉以降，漸亦頹廢，而國朝則直追兩京，斯
1995 年 2 月)。
4參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 7-9。附入氏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里仁書局，1995 年 2 月)。
5 同上注，頁 30。
6 參見王俊義〈再論乾嘉漢學的幾個問題〉，《清代學術論叢》第二輯(台北：文津出版社，2001 年 11 月)，頁 17。
7 同上注，頁 41。
為極盛」8， 又云：「至本朝三惠之學，盛於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於歙，
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日。」9江藩標舉惠棟、戴震、王鳴盛、錢大 昕、朱筠、紀昀、邵晉涵諸人，以為皆尊崇漢儒，不廢古訓，乃崇尚實學之士，
故以「漢學」為清學之代表。江藩「漢學」之說得到阮元之支持，除協助《漢 學師承記》之刊印之外，又為江書作序，其後阮元自編《學海堂經解》(即《皇 清經解》)，乃以「漢學」為收錄標準，「漢學」之名遂有代表清代考據學之勢。
然而，「漢學」之名，究屬偏狹，無法涵蓋乾嘉學術之全貌，故龔自珍致函 江藩，反對其書用「漢學」之名，認為應以「經學」之名，正式取代「漢學」
之稱，故主張江書應正名為《國朝經學師承記》，這樣才可看出考據學家就是經 學家，考據學就是清代學術之正統。龔自珍批評江藩以「漢學」代替考據學，
有「十不安」，其云：
夫讀書實事求是，千古同之，此雖漢人語，非漢人所能專，一不安也。
本朝自有學，非漢學，有漢人稍開門徑而近加邃密者，有漢人未開之門 徑，謂之漢學，不甚甘心，不安二也。瑣碎餖飣，不可謂非學，不得為 漢學，三也。漢人與漢人不同，家各一經，經各一師，孰為漢學者乎，
四也。若以漢與宋為對峙，尤非大方之言，漢人何嘗不談性道，五也。
宋人何嘗不談名物訓詁，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六也。近有一類人，以名 物訓詁為盡聖人之道，經師收之，人師擯之，不忍深論，以誣漢人，漢 人不受，七也。漢人有一種風氣，與經無異，而附於經，謬以裨竈梓慎 之言為經，因以汩陳五行，矯誣上帝為說經，大《易》、《洪範》，身無完 膚，雖劉向亦不免，以及東京內學，本朝何嘗有此惡習，本朝人不受矣，
八也。本朝則別有絕特之士，涵詠白文，創獲於經，非漢非宋，亦惟其 是而已矣，方且為門戶之見所擯，九也。國初之學，與乾隆初年以來之
8 參見江藩《經解入門‧凡例》，頁 5。
9 參見江藩《漢學師承記》(台北：學海出版社)卷一，頁 5。
學不同，國初人即不專立漢學門戶，大旨欠區別，十也。10
龔自珍之言頗為合理，「漢學」之名不足以概括創新求實的「考據學」，考 據學客觀實證之科學方法，乃清代學者「自得」之學，非漢非宋，自成一派。
梁啟超、周予同認為可逕稱之「清學」，其學術成就已超越「漢學」11。因此，清 代學術不宜稱之「漢學」，可稱之「清學」，又以清學的中心為乾嘉考據學，故 又可稱之「考據學」。然而，「考據學」只是一種研究方法，清學的研究內容應 以「經學」為中心，故焦循反對以考據之名稱乾嘉學術，也反對稱之「漢學」， 而主張學術只有一個名稱，即「經學」，其云：
經學者，以經文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術算、陰陽五行、六書七音等 為之輔，匯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訓故，核其制度，明其道義，得聖 賢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經世之法，以己之性靈合諸古聖人之性靈，並貫 通于千百家著書立言者之性靈，以精汲精，非天下之至精，孰克以與此。
不能得其精，竊以皮毛，敷為藻麗，則詞章詩賦之學也。12
焦循認為「經學」可涵蓋各種學問，包含考據與義理之學，故乾嘉學術應 稱之「乾嘉經學」。
大體而言，可概稱此一時期為「乾嘉學術」，又以研究內容偏重於經學，亦 可名為「乾嘉經學」；又因此一時期的學者，多以小學名物入手，從事經典文字 的考核工作，普遍反映出一種客觀實證的考據學風，故又可稱之「乾嘉考據學」。
第二節、 漢宋之爭的定義與內涵
所謂「漢學」，，指採用漢人訓詁名物方式以解經之學；至於「宋學」，多 指崇尚宋人談論性理的義理之學。漢、宋之分立，自清儒開始，如近人張舜徽 云：
10 參見龔自珍〈與江子屏箋〉，《龔定庵全集類編》卷七，頁 211-212。
11 參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周予同《中國經學史講義》第七章〈清學〉，頁 77。
12 參見焦循〈辨學〉，《雕菰集》卷八。
「漢學」、「宋學」之名，發自清儒。名之不正，孰甚於此。最初見於《四 庫提要》，其後江藩撰《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錄》，於是門戶之見，
牢不可破，彼此攻訐，視同水火。13
因此，將漢、宋之學明標對舉者，始自《四庫全書總目》，如其〈經部總敘〉
云：
國初諸家，其學徵實不誣，及其弊也瑣。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 兩家互為勝負。夫漢學具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以服漢儒也；
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以服宋儒也。消融門戶之見，
而各取所長，則私心袪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14
《四庫全書總目》可視為以紀昀為首的一群漢學家的集體編纂之作15，也代 表了乾嘉時代崇尚漢學考據的主流思想。《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雖說要「消 融漢宋門戶之見」，又〈詩類‧總敘〉亦云：
攻漢學者，意不盡在於經義，務勝漢儒而已。伸漢學者意亦不盡在於經 義，憤宋儒之詆漢儒而已。各挾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濟以不平之氣，激 而過當，亦其勢然歟。16
觀其所言，漢宋之爭已流於意氣之爭，故要公平視之。不過，這些多只是 場面話，紀昀等纂修官實心向漢學，故《總目》整體呈現的是一種「尊漢抑宋」
13 參見張舜徽〈四庫提要敘講疏〉，《舊學輯存》(濟南：齊魯書社，1988 年)，頁 1653。
14 參見清乾隆敕纂、紀昀等編修《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5 月)，卷一，頁 1-2。
15 紀昀本人將《四庫全書總目》視為己作，其云：「余于癸巳受詔校秘書，殫十年之力，始勒為
《總目》二百卷，進呈乙覽。以聖人之志，經籍以存。儒者之學，研經為本，故經部尤纖毫不 敢茍。」(參見〈詩序補義序〉，《紀曉嵐文集》卷八，頁 156。)清人亦多贊同《總目》為紀昀個 人之作，如朱珪〈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文達紀公昀墓誌銘〉、江藩《漢學師承記》、阮元《揅經 室三集》皆有此見。近人如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張舜徽《中國文獻學》、本田成之《中 國經學史》、吳哲夫《四庫全書薈要纂修考》等亦皆採紀昀自作觀點。然而，亦有部分學者認為
《總目》非紀昀一人所作，乃館臣集體成果，如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沈津〈翁方綱與四庫 全書總目提要〉(收入馬泰來《中國圖書文史論集》)、楊晉龍〈四庫學研究方法芻議〉(收入蔣 秋華《乾嘉學者的治經方法》)。持平而論，《四庫全書總目》應非紀昀一人之力，而是分纂官、
總纂官等各部門學者通力而作，再共同刪潤修改而成，紀昀在其中扮演彙整各家說法的重要角 色。
16 參見《四庫全書總目‧經部‧詩類總敘》(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5 月)，卷十五，
頁 1-320。
的主張17，如《總目‧凡例》云：「故說經主於明義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訓詁，則 義理何自而推？……今所錄者，率以考證精核、論辨明確為主，庶幾可謝彼虛 談，敦玆實學。」又云：
漢唐儒者，謹守師說而已。自南宋至明，凡說經講學論文，皆各立門戶，
大抵數名人為之主，而依草附木者，囂然助之。朋黨一分，千秋吳越，
漸流漸遠，并其本師之宗旨，亦失其傳，而讎隙相尋，操戈不已。名為 爭是非，實則爭勝負也。人心世道之害，莫甚於斯。18
可見《總目》認同「考究文字訓詁以通義理」的考證實學，並以「漢唐儒 者，謹守師說」為是，而大力抨擊「有害人心世道」的宋明講學，確具有「尊 漢抑宋」之傾向。此外，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一書中亦表現出相近的觀點，
其云：
夫漢儒以訓詁專門，宋儒以義理相尚，似漢學粗而宋學精。然不明訓詁，
義理何自而知？……蓋漢儒重師傳，淵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
漢儒或執其舊文，過於言傳，宋儒或憑臆斷，勇於改經。記其得失，亦 復相當。惟漢儒之學，非讀書稽古，不能下語；宋儒之學，則人人皆可 以空談。19
及至江藩，在《經解入門》以及《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等書中，
嚴標漢宋之學門戶，將崇尚漢儒訓詁考據之學定名為「漢學」，將崇尚宋儒義理 之學稱作「宋學」，反映「尊漢排宋」的學術傾向，其云：
何謂漢學？許、鄭諸儒之學也。何謂宋學？程朱諸儒之學也。二學何以 異？漢儒釋經皆有師法，如鄭之箋《詩》，則宗毛為主；許氏著《說文解 字》，則博採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即其中今人所視為極迂且曲之 義，亦必碻有所受，不同臆造。宋儒不然，凡事皆決於理，有不合則舍
17 學者多主張《四庫全書總目》反映「尊漢抑宋」的傾向，如本田成之《中國經學史》、周積明
《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張維屏《紀昀與乾嘉學術》等皆是。
18參見《四庫全書總目‧凡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5 月)，頁 1-38。
19 參見紀昀〈灤陽消夏錄〉，《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古訓而妄出以己意。……此漢宋二家之所以異，而經家之所以不取宋儒 也。20
因此，「漢學」乃與「宋學」相對立，漢、宋之學遂成為不同的兩種學術類 型。
然而，乾嘉以前，漢宋之學並非不相容，如皮錫瑞云：「國初諸儒，取漢唐 注疏及宋、元、明人說，擇善而從，由後人論之，為漢、宋兼採一派。而諸公 當日，不過實事求是，非必欲自成一家也。」又云：「國初，漢學方萌芽，皆以 宋學為根柢，不分門戶，各取所長，是為漢、宋兼採之學。」21即以清初顧炎武、
黃宗羲等人，雖以理學空疏之風是導致明亡的重要因素，顧炎武更以理學末流 近於禪學，其云：
愚獨以為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 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今之所謂理學，
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而但資之語錄，校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論 語》，聖人之語錄也。」捨聖人之語錄，而從事於後儒，此之謂不知本矣。
22
雖然，顧氏對宋明理學亦非全盤否定，如今人黃啟華認為顧炎武雖辨析古 今理學的差異，卻並不否定理學，顧氏所不滿的只是已被禪學混雜，或流於空 洞、不重實事實行的理學，所以他才要辨證理學應以何種學術為內涵的問題。
顧氏沒有全面否定理學的態度，與明代考據學者兼重漢宋二學頗相似23。又顧炎 武嘗稱讚二程與朱子能宏揚儒學云：
兩漢而下，多保殘守缺之人，六經所傳，未有繼往開來之哲，惟絕學首 明於伊雒，而微言大闡於考亭，不徒羽翼聖功，亦乃發揮王道，啟百世
20 參見江藩〈漢宋門戶異同〉，《經解入門》(台北：廣文書局，1977 年 1 月)卷三，頁 65。
21 參見皮錫瑞《經學歷史》(台北：漢京文化，1983 年 9 月)，頁 305、341。
22 參見顧炎武〈與施愚山書〉，《亭林文集》卷三。
23 參見黃啟華〈乾嘉考據學興起的一些線索〉，《故宮學術季刊》第八卷第三期，頁 113-114。
之先覺，集諸儒之大成。24
顧氏向來被推為清代考據學的開山祖師，其「經學即理學」的主張，雖傾 向崇漢薄宋，但其實乃反對「空談心性」的陸王學派，對於「道問學」的程朱 學派，亦贊同其能考究六經以明聖言的功績。因顧炎武為學宗尚朱熹，而黃宗 羲為學秉陽明後學劉宗周，故江藩認為二人非純粹漢學，其云：
黎洲乃蕺山之學，矯良知之弊，以實踐為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陸王 之非，以朱子為宗。故兩家之學，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漢學為不可廢 耳！多騎牆之見，依違之言，豈真知灼見者哉？25
其次，閻若璩、胡渭諸人亦不完全排斥宋學，如錢穆認為閻若璩於宋人理 學未敢輕譏，其云：
然潛邱較謹飭，於宋人理學未敢輕譏，謂：「天不生宋儒，仲尼如長夜。」
又曰：「周元公三代下之伏羲，程純公三代下文王，朱文公三代下孔子。」
或問：「子於宋儒理學，既若是推崇，而於其經學反多未合，何也？」曰：
「近代奉宋儒經學者太過，而貶剝之者亦太過。間考朱子平生傳註，所 最得意者《四子書》，然多未盡；所拳拳屬意不置者，《儀禮經傳通解》， 止成得一稿子。所以元黃楚望氏欲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考 古之功，加以精思，沒身而止，蓋以朱紫陽猶不足以當也。嗚呼！豈易 言哉？」(《剳記》卷一)潛邱之意，僅欲以漢儒之博物考古，與宋儒之 理明義精者相闡證，對宋儒義理，未敢異同，較之崑山「經學即理學」
之語，固遠為謙抑也。26
今人暴鴻昌亦云：「清代前期批宋明理學最厲者是毛奇齡和顏李學派，但此 不屬漢、宋之爭，所以清代前期無漢、宋二學門戶之分。」27因此，大體而言，
清代初期並無嚴格地漢、宋對立的門戶之見，除了少數激烈反對宋學的學者之
24 參見顧炎武〈華陰縣朱子祠堂上梁文〉，《日知錄》(台北：明倫出版社，1970 年)卷五，頁 121。
25 參見江藩《漢學師承記》卷八。
26 參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 9 月)，頁 257。
27 參見暴鴻昌〈清代漢學與宋學關係辨析〉，《史學集刊》1992 年第 2 期。
外，更多學者是主張漢、宋之學兼重的觀念。
至於嚴標漢人家法，並且非議宋學者，應以乾嘉時期為代表。日人本田成 之《中國經學史》云：「清朝的漢學，完全脫離宋學而獨立的，是在乾隆、嘉慶，
然還未能十分純粹，那粹然脫盡宋學的痕跡，尚在嘉慶以後。但學問該博，實 力鞏固，確算乾嘉時代。」28乾嘉學者中，又以惠棟一派宗漢反宋尤為旗幟鮮明。
如梁啟超云：「清代學術，論者多稱為『漢學』；其實前此顧、黃、王、顏諸家 所治，並非『漢學』；後此戴、段二王諸家所治，亦並非『漢學』。其『純粹的 漢學』，則惠氏一派，洵足當之矣。」29章太炎亦云：「揭漢學旗幟的首推惠棟(定 宇)(蘇州學派)，他的父親惠士奇著《禮說》、《春秋說》已開其端，定宇更推揚之，
漢學以定。他所謂漢學，是擯斥漢以下諸說而言。」30因此，專門漢學應以惠棟、
江藩等吳派學者為主，而非全部乾嘉學者皆屬之。
其次，江藩等漢學家雖排斥宋學，乃是針對其治學解經的部分，然對於宋 儒之立身修德，並未否定，甚至加以讚許，如江藩云：「學者治經宗漢儒，立身 宗宋儒，則兩得矣。」31又云：「近今漢學昌明，遍於寰宇，有一知半解者，無不 痛詆宋學。然本朝為漢學者，始於元和惠氏，紅豆山房半農人手書楹帖云：『六 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不以為非，且以為法，為漢學者背其師承何哉！藩為 是記，實本師說。」32錢穆認為惠棟評《毛詩註疏》云：「棟則以為宋儒之禍，甚 於秦灰」，足見惠棟反宋甚為激昂，而江藩卻有讚許宋儒之言，則「吳學後起，
轉不以詆宋過甚為然矣」33。其實江藩並非不同師門宗漢反宋之說，而只是在學 術領域上有所分別。蓋其宗漢反宋的部分乃繼承惠棟之說，以漢儒解經治學為 是，乃是反對宋儒解經多立新說，且推翻漢儒之解，故認為宋儒有誤解儒學經 典之弊，所以在這個層面上，可有「宋儒之禍，甚於秦灰」的批評。至於程朱
28 參見本田成之《中國經學史》(台北：古亭書屋，1975 年 4 月)，頁 268。
29 參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十。
30 參見章太炎〈國學的派別〉，《國學概論》(香港：三聯書店，2001 年 4 月)，頁 53。
31 參見江藩〈漢宋門戶異同〉，《經解入門》(台北：廣文書局，1977 年)。
32 參見江藩《國朝宋學淵源記》卷上(台北：學海出版社)，頁 2。
33 參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 9 月)，頁 354-355。
等宋學家講究誠正修齊之道，有益於世道人心，此乃道德的層面，並非吳學探 求之重心，故仍以宋儒為是。
漢學家對宋學的批評，也激起了宋學家的反制，如姚鼐云：「今世天下相率 為漢學者，搜求瑣屑，徵引猥雜，無研尋義理之味，多矜高自滿之氣，愚鄙竊 不以為安。」34又云：「且其人生平不能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爭名，安 得不為天所惡，故毛大可、李剛主、程綿莊、戴東原，率皆身滅嗣絕，此殆未 可以為偶然也。」35至其後學方東樹更作《漢學商兌》一書，大力護衛程朱理學，
對顧炎武以下至惠棟、戴震、阮元等漢學家，一一加以抨擊，其云：
至宋代程朱諸子出，始因其文字，以求聖人之心，而有以得於其精微之 際，語之無疵，行之無弊，然後周公孔子之真體大用，如撥雲霧而睹日 月。……逮於近世，為漢學者，其蔽益甚，其識益陋，其所挾惟取漢儒 破碎穿鑿謬說，揚其波而汩其流。抵掌攘袂，明目張膽，惟以詆宋儒攻 朱子為急務。要之不知學之有統，道之有歸，聊相與逞志快意，以騖名 而已。36
又云：
漢學家皆以高談性命為便於空疏，無補經術，爭為實事求是之學，衍為 篤論，萬口一舌，牢不可破。以愚論之，實事求是，莫如程朱，以其理 信，而足可推行，不誤於民之興行，然則雖虛理，而乃實事矣。漢學諸 人，言言有據，字字有考，只向紙上與古人爭訓詁形聲，傳注駁雜，援 據群籍，證佐數千百條，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國，了無益處，徒 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然則雖實事求是，而乃虛之至者也。37
方東樹批評漢學家治經破碎穿鑿，認為宋儒程朱之學乃「實事求是」，有助 於世道人心，反而漢學家只在故紙堆裡爭勝，無益於修齊治平之道，故漢學才
34 參見姚鼐《惜抱軒文後集》卷三。
35 參見姚鼐《惜抱軒文集》卷六。
36 參見方東樹《漢學商兌》(台北：商務印書館，1978 年)之〈重序〉。
37 參見方東樹《漢學商兌》(台北：商務印書館，1978 年)卷中之上，頁 39。
是「虛之至者」也。其次，對於漢學家主張由文字聲韻等小學以求詁訓，由名 物制度考究經義，「義理存乎訓詁」、「訓詁明則理義明」的研究方法，方東樹亦 否定之，認為「義理有時實有在語言文字之外者」，其云：
夫謂義理即存乎訓詁，是也；然訓詁多有不得真者，非義理何以審 之？……若謂義理即在古經訓詁，不當歧為二。本訓詁以求古經，古經 明而我心同然之義理以明，此確論也。然訓詁不得義理之真，致誤解古 經，實多有之。若不以義理為之主，則彼所謂訓詁者，安可恃以無差謬 也。諸儒釋經解字，紛紜百端。……總而言之，主義理者，斷無有舍經 廢訓詁之事；主訓詁者，實不能皆當於義理。何以明之？蓋義理有時實 有在語言文字之外者。故孟子曰：「以意逆志，不以文害辭，辭害意也。」
漢學家專泥訓詁，如高子說詩，所以多不可通。38
最後，方氏更舉出漢學有所謂的「六蔽」，云：「其一力破理字，首以窮理 為厲禁，此最誖道害教。其二考之不實，謂程朱空言窮理，啟後學空疏之陋，
不知朱子教人，固未嘗廢注疏。其三則由於忌程朱理學之名及《宋史》道學之 傳。其四則畏程朱檢身，動繩以理法，不若漢儒不修小節，不矜細行，得以寬 便其私，故曰宋儒以理殺人。其五則奈何不下腹中數卷書，及其新慧小辨，不 知是為駁雜細碎、迂晦不安，乃大儒所棄餘，而不屑有之者也。其六則見世科 舉俗士，空疏者眾，貪於難能可貴之名，欲以加少為多，臨深為高也。」39
方東樹批評漢學的地方，雖多憤激主觀的成分，然亦有部分切中漢學之弊，
故梁啟超云：「方東樹之《漢學商兌》，卻為清代一極有價值之書」40，又云：「其 書為宋學辯護處，固多迂舊，其針砭漢學家處，卻多切中其病，就中指斥言『漢 易』者之矯誣，及言典章制度之莫衷一是，尤為知言。」41因此，以江藩《漢學 師承記》標舉的「漢學」，以及方東樹《漢學商兌》維護的「宋學」，形成漢學
38 參見方東樹《漢學商兌》(台北：商務印書館，1978 年)卷中之下，頁 79-87。
39參見方東樹《漢學商兌》(台北：商務印書館，1978 年)卷中之下，頁 148-149。
40 參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十九。
41 參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十九。
考據與宋學義理之爭。
然而，「漢、宋之爭」的定義與內涵則尚有所爭議，如漆永祥云：
乾嘉學者所講的宋學，一般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指宋代經學，幾乎全被 他們否定；二是指宋明理學，則是有肯定，有否定。肯定其正心誠意、
立身致行之學，而否定其性理之學。對于宋代訓詁考據之學，他們不僅 不反對，還樹為楷模，表彰有加。42
如此，則乾嘉考據學者對「宋學」，不全然排斥，只是否定其經學與性理 之學。 張麗珠亦云：
當我們習慣地以「宋學」代義理學時，我們是從廣義的角度，把「宋學」
視為全部義理學的總稱；但當我們說「漢宋之爭」時，其實它就只能就 狹義的理學而言。也就是說「宋學」有廣義與狹義兩種不同的指攝內容，
不過由於一般人未能正確地認識清代新義理學，所以在以為理學就是義 理學唯一內容、全部內涵的情形下，當談及「漢宋之爭」時，便往往以 對「宋學」的廣義認識─義理學，來指攝本來應是狹義指向的理學，而 把「漢宋之爭」應該有更確切的指向內容─即本文所闡述的，是指清代 義理學中持漢儒義理與持宋儒義理者之義理對峙。43
漆永祥將宋學分作經學與理學兩種，認為乾嘉學者否定宋代經學與理學中 的性理之學，但肯定立身修行以及訓詁考據之學；張麗珠則認為清代「漢宋之 爭」真正關鍵性的內容，應在於「義理學內部存在著難以調和的漢宋歧見；而 不是考據學與義理學兩種不同型態的學術路線之爭」這樣的觀念44。
其實，訓詁考據之學漢、宋兩代俱有，並非漢人之專利，宋代程朱諸儒之 經典考證，亦有其自得之處。只是惠棟、江藩等吳派學者，以漢儒說法較為近
42 參見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頁 24。
43 參見張麗珠〈「漢宋之爭」難以調和的根本歧見〉，《乾嘉學者的義理學》(上)(台北：中研院文 哲所，2003 年 2 月)，頁 278-279。
44 參見張麗珠〈「漢宋之爭」難以調和的根本歧見〉，《乾嘉學者的義理學》(上)(台北：中研院文 哲所，2003 年 2 月)，頁 270。
古，而宋儒解經多出己見，故標舉宗漢反宋之「漢學」，解經一以漢儒為尚。故 對吳派學者而言，漢人之學所成者在於訓詁考據之學，宋人之學所成者在於義 理修身之學，如此才有「漢宋之爭」乃考據學與義理學相爭的一般世俗觀念。
當然，嚴格地分析，這樣的觀念是有問題的，因漢宋兩代皆有考據、義理之學，
並不能完全將考據與義理簡化為漢宋之爭。然而若就吳派學者而言，訓詁考證 上宗法漢儒、排斥宋儒之經解，亦可算是一種「漢宋之爭」，而這也影響了當時 乾嘉學者的認知。
至於義理之學，也並非宋明理學之專利，清代戴震、焦循諸人頗多批判宋 儒性理之學，此即所謂「乾嘉新義理學」也。戴震早年雖有「漢儒得其制數，
失其義理；宋儒得其義理，失其制數」45的偏見，其後乃修正云：
言者輒曰：「有漢儒經學，有宋儒經學，一主於故訓，一主於理義。」此 誠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謂理義，茍可以舍經而空凭胸臆，將人人鑿空 得之，悉有於經學之云乎哉？……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 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賢人聖人之理義非它，存 乎典章制度者是也。46
中年以後戴震修正早年「漢儒得制數，宋儒得義理」的觀念，轉而認為「理 義存於典章制度」，必須通過訓詁解經的手段以求得經書之理義，而宋儒之理義 多空憑胸臆，乃鑿空得之，故東原不以宋儒於義理有得。其後戴震循著「由文 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的途徑，著成《原善》、《孟子字 義疏證》等言義理之書，批判宋儒性理之學，從而建立起自己的義理之學。
儘管戴震的義理學有別於宋儒之理學，但不為當世所重，乾嘉學者多推重 戴氏訓詁考據之學，而並不認同其義理之學。雖有一二學者深知東原有自得之 義理，與宋儒理學不同，乃是東原學術最精善之處，如章學誠云：「戴著《論性》、
45 參見戴震〈與方希原書〉，收入《戴震文集》卷九，此文為戴震乾隆二十年卅三歲之作。
46 參見戴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收入《戴震文集》卷十一，此文為戴震乾隆三十年四十三 歲之作。
《原善》諸篇，於天人理氣，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 無作，是固不知戴學者矣。」47焦循亦云：「東原生平所著書，惟《孟子字義疏證》
三卷、《原善》三卷，最為精善。知其講求於是者，必深有所得，故臨歿時往來 於心，則其所謂義理之學可以養心者，即東原自得之義理，非講學家《西銘》
太極之義理也。」48
然而，當時乾嘉學者多不能欣賞東原義理之學，如錢大昕、紀昀、朱筠等 考據大家都推重東原訓詁名物之作，而嘆息其耗費精神於無用之義理，如章學 誠云：
而當時中朝薦紳負重望者：大興朱氏、嘉定錢氏，實為一時巨擘，其推 重戴氏，亦但云訓詁名物、六書九數用功深細而已，及見《原善》諸篇，
則群惜其用精神耗於無用之地，僕於當時力爭朱先生前，以謂此說似買 櫝而還珠，而人微言輕，不足以動諸公之聽。49
余英時亦認為乾嘉學人反對東原講義理者，可以分為兩派：一派是從傳統 的程朱觀點攻擊東原的「異端」，如姚鼐、彭紹升、以至翁方綱諸人皆是；另一 派對東原的義理之學的攻擊則從訓詁考證的立場出發，朱筠和錢大昕是其中的 最重要的人物50。當時漢學家專務考證之實學，基本上輕視「空談性理」之宋學，
從而也多不談義理之學，如孫星衍〈笥河先生行狀〉評朱筠曰：「先生以南宋已 來，說經之學多蹈虛，或雜以釋氏宗旨。」51章學誠〈朱先生墓誌銘〉亦云：「先 生於學無所不窺，……至於文字訓詁、象數名物、經傳義旨，並主漢人之學。」
52錢大昕亦云：「宋明人言心性，亦清談也。」53又如紀昀，更是「尊漢抑宋」學 風的主導人物，其主持的《四庫全書》可說是漢學家的大本營，如《四庫全書
47 參見章學誠〈書朱陸篇後〉，《文史通義》內篇二。
48 參見焦循〈申戴〉，《雕菰集》(台北：鼎文書局，1977 年 9 月)卷七，頁 95。
49 參見章學誠〈答邵二雲書〉，《文史通義》補遺續。
50 參見余英時〈戴東原與清代考證學風〉，《論戴震與章學誠》(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 年 11 月)，頁 113-114。
51 參見《笥河文集》(《畿輔叢書》本)，卷首，頁 21-22。
52 參見《章氏遺書》卷十六，文集一，頁 29。
53 參見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國學基本叢書》本)卷十八，頁 434。
總目》云：「先有漢儒之訓詁，乃能有宋儒之義理。相因而入，故愈密愈深。必 欲盡掃經師，獨標道學，未免門戶之私。」54余嘉錫認為紀昀「自名漢學，深惡 性理，遂峻詞醜詆，攻擊宋儒，而不肯細讀其書。」55黃雲眉亦認為紀昀《四庫 提要》之作用有三：一、推崇注疏。二、非議朱熹。三、攻擊講學。帶有「尊 漢抑宋」之傾向56。
可見考據學家「尊漢抑宋」的主張，乃是以漢人考據之學，取代宋人性理 之學，他們將宋人理學視為「空談心性」，否定義理之學的地位，而以考據學為 首。所以，在乾嘉考據學者的心目中，義理之學非其所重，更不會肯定戴震之 新義理學。因此，戴震之義理學在當時並沒有被學界接受，遭受到漢、宋兩方 陣營的反對，在當時考據學極盛的學術環境中，談義理很容易被歸為空虛無用 之學。所以漢學家也絕不可能與宋學家在義理上爭勝，因義理並非漢學家所長，
也非其治學之重點。故戴震去世後，洪榜撰〈戴東原行狀〉，載入〈答彭進士書〉
一文，該文乃發揚東原有別程朱的新義理學，朱筠遂反對將此文載入〈行狀〉， 並謂「可不必載，戴氏可傳者不在此。」洪榜乃上書朱筠云：
頃承面諭，以「狀中所載〈答彭進士書〉，可不必載。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何圖更於程朱之外，復有論說乎？戴氏所可傳者不在此。」榜聞 命唯唯，惕於尊重，不敢有辭。退念閣下今為學者宗，非漫云爾者。其 指大略有三：……其一謂：經生貴有家法，漢學自漢，宋學自宋。今既 詳度數，精訓故，乃不可復涉及性命之旨，反述所短，以揜所長。……
蓋閣下之旨，出是三者，仰見閣下論學之嚴，制辭之慎。57
朱筠認為〈答彭進士書〉，與《原善》、《論性》諸篇皆為「空說義理」，故
「可以無作」。因此朱筠認為戴震義理之作，乃反述所短(義理之學)，以掩所長(考
54 參見紀昀《四庫全書總目》上冊，卷三七，頁 318。
55 參見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序錄》(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頁 54。
56 參見黃雲眉〈從主編者意圖上估計四庫全書之價值〉，《史學雜稿訂存》(濟南：齊魯書社，1980 年)，頁 228-241。
57 參見江藩《漢學師承記》(台北：學海出版社)卷六，頁 12。
據之學)，甚為不智也。余英時亦指出朱筠所謂「何圖更於程朱之外復有論說」
者，其意正是說程朱論性與天道已屬空談，東原不必更蹈其覆轍也。朱筠說這 番話，其立足點在新起的考證學，而非傳統的理學，是十分明顯的58。
因此，「漢宋之爭」儘管有簡化之嫌，考據與義理之爭無法概括全部乾嘉學 者，然以當時學術中心實在於考據學，而重視漢人經解訓詁又是考據學之主流，
故以考據學為漢學之內涵應是當時學界所公認的事實。其次，程朱性理之學可 謂宋學之中心，宋儒理學乃乾嘉學者普遍認知的談論義理之學，至於戴震等人 提倡的新義理學當時並未能形成主流思潮。所以，就乾嘉時代的整個學術生態 觀察，所謂「漢宋之爭」仍然應以考據與義理之爭為主(嚴格說是漢人考據與宋 人義理之爭)，而並非是義理學的內部之爭，也不會是漢儒考據與宋儒考據之爭。
第三節、 吳皖之分派與發展
乾嘉考據學之分門別派，當時學者已有略論，如戴震云：「震入都過吳，復 交於先生令子秉高與二三門弟子若江君琴濤、余君仲林，皆篤信所授，不失師 法。先生之學有述者，是先生雖已云逝，而謦欬仍留。震方慨然於徒接先生畫 像，而吳之賢俊後學，彬彬有漢世鄭重其師承之意，可不謂幸歟？」59戴震以惠 棟子秉高以及江聲(字琴濤)、余蕭客(字仲林)等人均為吳之後學，隱然以惠棟為 吳地宗派之意也。
又如洪榜云：「嘉定光祿王君鳴盛嘗言曰：『方今學者，斷推兩先生，惠君 之治經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捨古亦無以為是。』王君博雅君子，故言云 然。其言先生之學，期於求是，亦不易之論。」60按：洪榜將王鳴盛之言斷章取 義，僅就有利於戴震之「求其是」言，實則乃洪榜轉述有誤也。蓋王鳴盛云：
間與東原從容語：「子之學與定宇何如？」東原曰：「不同。定宇求古，
58 參見余英時〈戴東原與清代考證學風〉，《論戴震與章學誠》(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 年 11 月)，頁 121。
59 參見戴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戴震文集》卷十一。
60 參見洪榜〈戴東原先生行狀〉，收入《戴東原先生全集》。
吾求是。」嘻！東原雖自命不同，究之求古，即所以求是，舍古無是者 也。61
可見所謂「惠君求其古，戴君求其是」乃是戴震自言也，並非王鳴盛之意 見，後世學者多誤信洪榜所言，而誤認王鳴盛推崇戴震之學乃「求其是」也。
其實，王鳴盛仍然站在維護惠棟的立場，認為「舍古無是者也」，其意乃謂惠棟 之學求古，求古即是求是，二者並無不同。因此，王鳴盛並不認為惠戴二人學 術有何不同，即不以戴震之言為然也。錢穆亦推衍王氏之言云：
謂「舍古無以為是」者，上之即亭林「舍經學無理學」之說，後之即東 原求義理不得鑿空於古經外之論也。然則惠、戴論學，求其歸極，均之 於六經，要非異趨矣。62
雖然，王鳴盛等吳派學者認為惠、戴二人之學並非異趨，戴震本人卻認為 己學與惠棟不同，即求是與求古之不同，這種觀點也影響了皖派之後學，如王 引之云：「惠定宇先生考古雖勤，而識不高，心不細，見異於今者則從之，大都 不論是非。來書言之，足使株守漢學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63可見吳派學者 雖不認為惠、戴二人之學有別，戴震及其後學則自認不同於株守漢儒經注之吳 學，王引之批評吳派治學「識不高，心不細」，主要是說吳派雖也主張通小學以 治經學，但其文字、聲韻、訓詁之學卻見粗略，反不如皖派之精細，尤其在「因 聲求義」的訓詁方法上，更是皖派的一大特色與成就，也是皖派解經超出吳派 的最大關鍵，如此惠、戴二人學術隱然有分流之勢。
及至清末民初，章太炎《訄書‧清儒》綜理前人說法，明言乾嘉學術分惠、
戴二派云：「其成學著系統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吳始惠棟，其 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戴震，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異也。」64又於西元 1911 年〈與吳承仕書〉云：「銓次諸儒學術所原，不過惠、戴二宗。惠氏溫故，故其
61 參見王鳴盛〈古經解鉤沉序〉，《西庄居士始存稿》卷廿四。
62 參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 9 月)，頁 356。
63 參見王引之〈致焦循手札〉。
64 參見章太炎著，徐復注《訄書詳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12 月)，頁 139。
敦守舊貫，多不仕進。戴氏知新，而隱有所痛於時政，則《孟子字義疏證》所 為作也。」可見章太炎將乾嘉考據學大略分為惠棟與戴震二派，認為二人乃能 成學著系統者。章太炎又分析二人學術之優劣云：
就惠、戴本身學問論，戴不如惠，但惠氏不再傳而奄息，戴的弟子在清 代放極大異彩，這也有兩種原因：甲、惠氏墨守漢人學說，不能讓學者 自由探求，留發展餘地。戴氏從音韻上闢出新途徑，發明「以聲音合文 字，以文字考訓詁」的法則。手段已有高下。乙、惠氏揭漢學的旗幟，
所探求的只是漢學。戴氏並非自命為漢學，叫人從漢學上去求新的發見，
態度上也大有不同。65
章太炎以惠、戴二人為乾嘉學術宗派領袖，其後梁啟超接續其言謂吳、皖 二派為乾嘉學術之中堅，其云：
正統派之中堅，在皖與吳，開吳者惠，開皖者戴。惠棟受學於其父士奇，
其弟子有江聲、余蕭客，而王鳴盛、錢大昕、汪中、劉台拱、江藩等皆 汲其流。戴震受學於江永，亦事棟以先輩禮。震之在鄉里，衍其學者，
有金榜、程瑤田、淩廷堪、三胡─匡衷、培翬、春喬─等。其教於京師，
弟子之顯者，有任大椿、盧文弨、孔廣森、段玉裁、王念孫。念孫以授 其子引之。玉裁、念孫、引之最能光大震學，世稱戴段二王焉。66
因此，自從章、梁二人將乾嘉學術(或謂考據學)，分作吳派惠棟與皖派戴震 二大學派，後世研究乾嘉考據學者多遵從之，也成為學界的普遍共識，如馬宗 霍《中國經學史》云：「乾隆時分倗樹幟，則有東吳、皖南兩派，吳學惠棟主之，
皖學戴震主之。」67又云：「故知自乾隆以訖嘉道，言經學者莫能外漢學，言漢學 者莫能外吳、皖兩派焉。」68周予同亦云：
65 參見章太炎〈國學的派別〉，《國學概論》(香港：三聯書店，2001 年 4 月)，頁 53。
66 參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二，附入《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里仁書局，1995 年 2 月)，頁 9。
67 參見馬宗霍《中國經學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92 年 11 月)，頁 145。
68 同上注，頁 148。
一般說來，乾嘉漢學可分起源吳中(今江蘇蘇州)惠周惕而成於惠棟的「吳 派」，和起源於江永而成於皖南戴震的「皖派」兩大支。「吳派」以遵循 漢人學說為主，主張搜集漢儒經說，加以疏通，而旁及史學與文學。……
「皖派」主張以文字學為基礎，從訓詁、聲韻、典章制度方面考釋經義。
69
又云：
關于中期學派問題，有人主張分為三派，我認為只有兩派，即吳(中)派 和皖(南)派。……吳派、皖派的異同點問題，相同的在于兩派都是考據 學派，尊奉許鄭之學，從文字訓詁著手，進而研究經典。不同之處有二 點：第一，成就不同。吳派還未達到哲學高度，而皖派如戴震不局限于 文字學、經學、史學，而能達到哲學研究，反對宋代理學的思想很強烈，
超過了顧炎武。第二，方法上不同。吳派講「博」，皖派博而精斷。總之，
皖派的學術地位高于吳派。70
然而，吳、皖二派之分，存有不少缺失，故有部分學者提出質疑71，認為這 種分法並不適當，也不符合乾嘉學術發展之實況。歸納這些質疑之理由，大略 如下四點：一、吳、皖二派並不能概括整個乾嘉學術。二、吳、皖之分僅針對 其差異處言，忽略二者有甚多相同之點。三、以地域、師承來劃分吳、皖二派，
與事實不符。四、乾嘉學術是同一學派之內部發展，貿然劃分吳皖二派有違學 術發展之歷史事實。
關於第一點，論者謂如浙東史學家全祖望、章學誠、邵晉涵諸人，以及常 州今文學派莊存與、劉逢祿，甚至桐城古文家方苞、姚鼐等，皆非吳皖二派可 以容納。另外，亦有學者主張吳、皖之外可分出揚州學派，以阮元、焦循、王 念孫、王引之、汪中諸人為代表，並云：「吳學最專，徽學最精，揚州之學最通。
69 參見周予同〈章學誠「六經皆史說」初探〉，《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頁 721。
70 參見周予同《中國經學史講義》(上海文藝出版社)，頁 80-81。
71 如陳祖武〈乾嘉吳皖分野說商榷〉，《貴州社會科學》1992 年 7 期；暴鴻昌〈乾嘉考據學流派 辨析─吳派、皖派說質疑〉，《史學集刊》1992 年 3 期。
無吳、皖之專精，則清學不能盛；無揚州之通學，則清學不能大。」72按：乾嘉 學術的中心在於考據學，而考據學又以經學研究為主，故史學、文學本非其所 重，浙東、桐城自然非考據學之中心，兼且桐城派古文家以維護宋學為己任，
更非以漢學為主流的考據學家所能接受。至於常州今文學派，其學以闡釋孔子 微言大義為主，與「不空談義理」的漢學家並不相容，故亦不為考據學家所看 重，周予同亦以為「雖然莊存與是乾隆間人，但真正發生影響的是龔自珍、魏 源、康有為，那是在後期。」73又如所謂揚州學派之代表人物，王念孫、王引之 父子乃戴震之門人後學，凌廷堪亦自稱為東原私淑弟子，阮元、焦循義理之學 亦頗多繼承東原之處，故揚州諸人或學出東原，或主張近於東原，實不必另分 門派。至於汪中，其學實長於子學，又治學亦盛贊東原云：「古學之興也，顧氏 開其端；河洛矯誣，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閻氏 也；專言漢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餘年不傳之絕學，及戴氏出，而集 其成焉。」74汪中既以戴震為古學之集大成，其治學殆亦認同戴氏。因此，揚州 學派諸人可歸入戴氏一派，並不須要另立宗派。故吳皖二派雖無法涵蓋乾嘉學 術之全體，但卻可代表當時學術之主流，也可呈現當時考據學之大要。
其二，吳、皖二派皆從標舉漢學的旗幟出發，利用名物訓詁的方式考究經 義，而反對鑿空解經，故皆重視漢人經注，以其去古未遠，多言有所據，此其 所同也。故惠棟云：「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 後乃著竹帛。所以漢經師之說立於學官，與經並行。五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 言，非經師不能辨。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不可改也，
經師不可廢也。余家四世傳經，咸通古義。」75戴震亦云：「夫所謂理義，茍可以 舍經而空凭胸臆，將人人鑿空得之，奚有於經學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無 當於賢人聖人之理義，然後求之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縣隔也，然
72 參見張舜徽《清代揚州學記》。
73 參見周予同《中國經學史講義》，頁 80。
74 參見凌廷堪〈汪容甫墓誌銘〉，《校禮堂文集》卷三十五。
75 參見惠棟〈九經古義述首〉，《松厓文鈔》卷一。
後求之故訓。故訓明則古經明，……松厓先生之為經也，欲學者事於漢經師之 故訓，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義，確有據依。」因此，藉由識字審 音的文字音韻工夫，探求古字古義，而求得古經之理義，可避免「舍經而空凭 胸臆」的弊病，此為二人之治學共同點，也是漢學乃至考據學的共同主張。
不過，二人雖有共同主張，但其學更有不同之處，如梁啟超評惠棟之學云：
「惠氏家學，專以『古今』為『是非』之標準。」「惠派治學方法，吾得以八字 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漢皆好。』」「惠派宗旨，蓋謂凡學說出於漢儒者，皆 當遵守，其有敢指斥者，則目為信道不篤也。」76可見惠派以宗漢崇古為治學標 準，排斥漢以後之經注。然而，戴震則不墨守漢人經說，主張空所依傍，其云：
「治經必先考字義，次通文理，志乎聞道，必空所依傍。漢儒訓詁，有師承，
有時亦傅會；晉人傅會鑿空益多；宋人則恃胸臆以為斷，故其襲取者多謬，而 不謬者反在其所棄。」77又云：「其得於學，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今之 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乎聞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篤，如南北朝人所譏：
『寧言周、孔誤，莫道鄭、服非』，亦未志乎聞道者也。」78東原所謂「徒株守先 儒而信之篤」無疑也批評到墨守漢儒經注之惠派學說，而謂「漢儒訓詁，有師 承，有時亦傅會」，則不盡贊同漢儒訓詁，故梁啟超云：「震之所期，在『空諸 依傍』，晉、宋學風，固在所詆斥矣。即漢人亦僅稱其有家法，而未嘗教人以盲 從。錢大昕謂其：『實事求是，不主一家。』」79又云：「戴派之言訓詁名物，雖常 徵引漢人之說，然並不墨守之。」80梁氏更比較惠、戴二家治經之異云：
惠派之治經也，如不通歐語之人讀歐書，視譯人為神聖，漢儒則其譯人 也，故信憑之不敢有所出入。戴派則不然，對於譯人不輕信焉，必求原 文之正確然後即安。惠派所得，則斷章零句，援古正後而已。戴派每發
76 參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十，收入《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附錄，頁 31。
77 參見戴震〈與某書〉，《戴震文集》卷九。
78 參見戴震〈答鄭丈用牧書〉，《戴震文集》卷九。
79 參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十一，收入《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附錄，頁 34。
80 參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十二，收入《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附錄，頁 39。
明一義例，則通諸群書而皆得其讀。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漢學，戴派則確 為清學而非漢學。81
因此，惠、戴二人之學，有異有同。不可因其異而諱言其同，亦不可因其 同而避言其異。故惠、戴二派雖同為乾嘉考據學之中堅，雖有以小學名物考究 經義之共同主張，但仍無妨於二者治學之不同。例如宋明理學之中，亦可分出 程朱與陸王兩個系統，並不會因其分別流派而掩蓋其偏向內在義理之學的共同 主張。
其三，以地域、師承來劃分吳、皖二派，本就是一種概略的分法，不應苛 求其中學者的個別差異。故如暴鴻昌云：「就所謂皖派學者而論，其學術中堅，
除戴震外，多為皖外之人。凌廷堪說戴震卒後，『其小學，則有高郵王念孫、金 壇段玉裁傳之；測算之學，則有曲阜孔廣森傳之；典章制度之學，則有興化任 大椿傳之，皆其弟子也。』四大弟子中，三人為江蘇人，一人為山東人。無一 皖人，『皖派』何在？因此稱『皖派』不確。」82其實，當初劃分吳皖二派時，只 是因惠棟為吳地人，而戴震是皖地人，遂以此開派二人籍貫為派別之名，並未 嚴格限定其弟子或心附此派之人必須為同一籍貫地理，故若以門派中諸弟子或 學者籍貫之異就否定分派，則未免過度。王俊義亦認為「以地域命名和劃分學 派，本是中國古代學術史的傳統，以吳派與皖派作為惠棟和戴震為代表的學派 的名稱，也只是一個代稱與概稱。當時和其後的學者是否屬於吳派與皖派，也 並非僅僅以是否吳人、皖人為根據。更主要的是還要看是否與惠、戴有師承關 係、相互間的治學宗旨與特色是否相同。」83因此，吳、皖之名稱，只是當初命 名之便利性，並不能據此嚴格限制非該二地之學者不能歸入兩派。且若嚴格限 制地域，則北方考據學者朱筠、紀昀等人，以及嘉定學者錢大昕，亦將無所著
81參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十二，收入《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附錄，頁 39。
82 參見暴鴻昌〈乾嘉考據學流派辨析─吳派、皖派說質疑〉，《史學集刊》1992 年 3 期，頁 68。
83 參見王俊義〈再論乾嘉漢學的幾個問題〉，《清代學術論叢》第二輯(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 心，2001 年 11 月)，頁 22。此外又收入王俊義、黃愛平《清代學術文化史論》(台北：文津出版 社，1999 年 11 月)，頁 42。
落。故吳、皖之分，不僅在地域、師承，更重要的是在學派之治學特色方面。
其四，論者謂「就學術演進的實際狀況來看，吳、皖分派有一最為明顯，
亦最為重要之可酌處，即他忽略了對乾嘉學派作動態的、歷史的研究，因而無 形中掩蓋了乾嘉學術演進的軌跡。由惠學到戴學乃一發展過程，實為乾嘉學派 從形成到鼎盛的縮影。」84王俊義則認為吳皖之分派，並不否認乾嘉漢學是一個 歷史過程，也不會掩蓋其演進的歷史軌跡85。按：王氏之言為確，乾嘉學術劃分 吳、皖二派，只是幫助學者研究考據學治學方法與態度之異同，並了解吳、皖 二派主張有所繼承推衍，亦有創新之處，並不會因此就掩蓋了乾嘉學術演進的 軌跡。即就主張劃分吳皖二派的梁啟超而言，其云：「清儒最惡立門戶，不喜以 師弟相標榜；凡諸大師皆交相師友，更無派別可言也。」86又云：「在此期(全盛 期)中，此學派(正統考據學派)已成為『群眾化』，派中有力人物甚多，皆互相師 友，其學業亦極『單調的』，無甚派別之可特紀。故吾欲專敘一二人，以代表其 餘。當時鉅子，共推惠棟、戴震。」87可見梁氏亦認為惠、戴二人皆屬乾嘉時期 之正統派，亦不否認當時二派學者不分門派、互相師友之實情，而因當時學界 公認惠、戴二人為考據學之代表，故據以分派。梁氏說法只是說明乾嘉當時學 界的共同趨勢，或許惠戴二人當時並不強調彼此論學之不同，但自其後學乃至 近世學者來看，二人論學實有明顯相異之處。因此，分析二人論學不同，乃至 論述二派學術主張之歧異，可讓學界更清楚了解考據學之全貌，有助於釐清整 個乾嘉學術發展之趨勢與影響。反言之，若迴避二者之異，而僅求其同，才是 掩蓋歷史事實，也阻礙了對於乾嘉學術之發展的研究。
因此，吳、皖之分派仍有其學術價值，並不須貿然推翻此說，除非有更理 想的分派理由，否則仍應保留此說。不過，必須認清的是兩派並非截然對立，
84 參見陳祖武〈乾嘉學術與乾嘉學派〉，《文史知識》1994 年 9 期，頁 14。
85參見王俊義〈再論乾嘉漢學的幾個問題〉，《清代學術論叢》第二輯(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 心，2001 年 11 月)，頁 22。此外又收入王俊義、黃愛平《清代學術文化史論》(台北：文津出版 社，1999 年 11 月)，頁 42。
86參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二，收入《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附錄，頁 10。
87參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十，收入《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附錄，頁 30。
而是同一考據主流思潮下的不同發展，二派之學有異有同，亦互相激盪影響，
循著對二派學說之研究，將有利於我們掌握乾嘉考據學之主流。其次，吳、皖 二派之分也不宜嚴格限制地域或師承，而應更宏觀地從學術主張之特色著手，
也才能避免部分學者依違於二派之間的矛盾現象，以及建立明確的分派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