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外小说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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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常全集》

《李大钊选集》已经由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全书收作者自１９１３年至１９２６年的论文、演说、杂文、讲义等凡一百三十三篇，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人必须参阅的著作。从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作为初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同志的主导思想，他的较早的马克思主义的见解，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各种思潮对他的影响。

随着岁月的推移，这种影响在后来的文章里就逐渐缩小，逐渐趋向消灭。

《选集》所提供的这条思想发展的线索，和１９４９年７月北新书局印行的

《守常文集》相比，看来要鲜明得多，丰富得多。我们的确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启发。

大钊同志的文章散见于报章杂志，生前没有出过专集。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８日在北京英勇就义，当时就曾计划过为他编印选集，可是在那个社会里，荆榛遍野，豺狼当道，又哪里容得了欢呼“ 新世纪” 的声音呢？１９３３年，他遇难六周年的时候，北京人民在地下党的支持和领导下，发起为大钊同志募捐，并举行公葬。《守常文集》的稿子也在这个时候编定。

原稿分上下两卷，收论文三十篇。鲁迅先生写过一篇《题记》，后来编入《南腔北调集》，文后加上一段短短的附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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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篇，是Ｔ先生要我做的，因为那集子要在和他有关系的Ｇ书局出版。我义不容辞，只得写了这一点，不久，便在《涛声》上登出来。但后来，听说那遗集稿子的有权者另托Ｃ书局去印了，至今没有出版，也许是暂时不会出版的罢，我虽然很后悔乱作题记的孟浪，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里存留，记此一件公案。１２月３１日夜，附识。

１９３９年４月出版《守常全集》封面

所谓Ｇ书局，就是为鲁迅先生出版《集外集》的群众图书公司。当时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不久，规定要审查原稿。鲁迅一开始就主张不将《守常文集》送审，不用书店的正式名义出版，印成后自由发卖，免得大钊同志的文章在“ 检查官” 的笔下受刑。磋商未已，北京却有人放出空气，说是群众图书公司规模小，靠不住，这样的书应该委托大书店。一时颇有人随声附和。于是稿子便被转到了Ｃ书局——商务印书馆。当时商务的当权者是王云五，书稿送审，奉“ 命” 惟谨。一切都不出鲁迅之所料：出版的希望被扼杀了。索回的稿子留在北新书局编辑部。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大家又想起这个集子，为了避免牵涉旧案，

乃改名《守常全集》，于１９３９年４月托名社会科学研究社出版，由北新负责发行。可是书一露面，立刻又遭“ 租界” 当局的禁止，已经印成的都被没收。十年以后，上海解放，所幸纸版无恙，才又恢复《守常文集》

的名称，于１９４９年７月印出一部分。重编《李大钊选集》的时候，旧刊散佚，搜集为难，有几篇就直接采自这一版的《文集》。至于《守常全集》，据我所知，外间十分少见。我曾保存一册，１９５９年秋北来，临行将原书连同别的一些文献，送给了正在筹备的上海革命博物馆，算是让它有一个妥善的下落。严寒逝矣，春华蓬发，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压迫已成为历史的陈迹，现在是连曾经有过《守常全集》的这件公案，似乎也不大有人知道了。

《或外小说亼》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９日是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回想１９０６年他从仙台回到东京，决计放弃医学，从事善于改变人们精神的文艺活动，到此恰好也是整整五十个年头。那是他一生文学事业的起点。当时计划的文学杂志《新生》虽然没有出版，但封面、插画已经选定，原稿纸也已印好，连准备刊登的文章都动手翻译了，真是万事齐备，只欠东风——

一点支持的力量。但是这点力量终于没有找到，《新生》只好告吹。直到１９０９年，得到蒋抑卮的帮助，在东京出版了两册《域外小说集》，总算实现了《新生》的一部分计划。这两册《域外小说集》，无论从鲁迅的文学事业来说，或者从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说，都是早期特别值得珍贵的文献。又因原书流行不多，几乎成了新文学中的“ 罕见书” ，有资格放入新式黄荛圃的“ 百宋一廛” 里去了。

东京版《域外小说集》封面青灰色，上首印长方形希腊图案，书名右起横排，作篆文“ 或外小说亼” 五字；下端标第几册。极优美。扉页右上角印有两行文字：《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会稽周氏兄弟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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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也很别致。第一册出版于己酉２月１１日，第二册后４个月，于６月１１日印成。版权页上不记公历，当时公历还不很通行；也没有用宣统年号，则因留日学生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推翻帝制的运动，鲁迅是爱国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后来他在旧诗里说，“ 岂有豪情似旧时” ，指的就是这时候的少年豪情，印起书来，当然不会用他所反对的“ 皇历” 。书的发行人署本名：周树人；印刷者：长谷川辰二郎；印刷所：神田印刷所；

总寄售处：上海英租界后马路乾记衖广昌隆绸庄。后马路就是后来的宁波路，广昌隆正是蒋抑卮开的铺子。

鲁迅收在《域外小说集》里的译文虽然只有三篇：安特来夫的《谩》、

《默》，迦尔洵的《四日》。但《序言》、《略例》均出其手笔，版式书样，也都亲自厘订。《序言》云：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

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已酉正月十五日。

在这短短的几句话里，很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抱负。那种切切实实，

不自矜、不自馁的精神，正是鲁迅一生所坚决奉行的。《略例》所谈各点，亦肇后此主张之端，事虽小而信守勿渝。譬如他喜欢毛边书，自称

“ 毛边党” ，这在《域外小说集》就已经开始了：“ 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 他喜欢每页天地宽广，多留空白，《域外小说集》也正是这样实行的：“ 纸之四周，皆极广博，故订定时亦不病隘陋。” 卷末附录作者小传及注释，供阅读时参考，后来编辑《译文》杂志，仍然按此办法进行。凡有从实践中得来的好的主张，一定坚持到底，真所谓数十年如一日。至于对各国人名通例，详加解释，连标点符号的用法，亦一一介绍，更可见开垦者筚路蓝缕的苦心。

根据鲁迅后来的回忆，《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在东京只卖去二十册，在上海也不过二十册左右。“ 于是第三册只好停版，已成的书，

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

我们的书和纸版，都连同化为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

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从这个统计看来，东京版《域外小说集》流行于人间的，似乎只有四十部左右。但其实不止此数。鲁迅每印一书，

常好持赠知音，而蒋抑卮回国后，也曾托浙江省立图书馆大批捐赠，在卷首空页上盖一印云：“ 浙江省立图书馆辅导组代绍兴蒋抑卮先生捐赠” 。我曾从别的图书馆里看到。世有识者，当能珍重地保留着这部佳籍的吧。

１９２０年，上海群益书社曾将一二册《域外小说集》合排，重印出版，

虽篇什增加，而书品则远不如前矣。

科学小说

中国青年出版社于１９５６年及１９５８年先后出版了《格兰特船长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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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和《神秘岛》，作者是法国的儒勒・凡尔纳，他是著名的科学幻想小说家，所有作品，极受青年欢迎。《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岛》统称为凡尔纳的三部曲。他在作品里不但培育年轻人勇敢冒险的精神，而且灌输了许多科学知识。凡尔纳的著作和《江湖奇侠传》、《五十年后之新世界》等不同，由于作者知识非常丰富，一切叙述多有科学根据，因此他的幻想往往成为极有趣的预言——科学世界的预言。

儒勒・凡尔纳（Ｊｕｌｅｓ　　Ｖｅｒｎｅ）这个译名根据的是法语发音，看起来有点陌生，其实，他倒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作家之一。１９０２年，

梁启超创办《新小说》，从创刊号起，就登载了他的《海底旅行》，译者为南海卢藉东，由东越红溪生润文。这也是当时的一种风气，一个人照译原文，由另一个长于词藻的人替他修改润饰，发表时一同署名。儒勒・凡尔纳的姓名当时被译为“ 萧鲁士” ，大概是根据英语发音译了Ｊｕｌｅｓ一字，汉化了他的姓名。后来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也介绍过他，

作者的姓名被译成为“ 焦士威奴” ，那却是两个字连译，但根据的仍然是英语发音。至于他的作品之所以为中国读者熟悉，主要还是因为鲁迅先生译过他的两部作品，那就是：《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

《月界旅行》出版于１９０３年１０月，进化社版，当时采取卖稿的方式，所以只混称“ 中国教育普及社译印” ，没有具上译者的姓名。但原作者却被误作美国培伦，序文里说：“ 培伦者，名查理士，美国硕儒也。”

鲁迅先生是从井上勤的日译本重译的，看来日译本也是根据美国出版的英译本重译，所以把作者当作美国人；又因日本人念齿唇音的“ Ｖ” 为唇音的“ Ｂ” ，把ＪｕｌｅｓＶｅｒｎｅ译成为查理士・培伦，越来越像一个美国人的姓名了。《月界旅行》日译本分二十八章，鲁迅缩成十四回。《地底旅行》出版于１９０６年３月，凡十二回。第一回及第二回曾在《浙江潮》

杂志上发表，译者署名之江索士，这是鲁迅先生早年用过的笔名。后来由启新书局出版，三十二开本，较《月界旅行》略小，彩色封面，形式和当时小说林社出版的书籍很相像。作者的译名是“ 威男” ，这是Ｖｅｒｎｅ的音译，但籍贯又被误成为英国，大概还是因为日译根据的是英译本的缘故吧。这样，儒勒・凡尔纳在中国读者的记忆里，就有了三个国籍，

这是亟需为之订正的。

凡尔纳生于１８２８年，殁于１９０５年。如果根据我们今天的科学发明回过头去看一看他的著作，有许多地方的确值得我们惊讶。同时，他的某些作品里反对人压迫人，提倡社会公道和人类正义的精神，也是使我们深深地为之感动的。清朝末年，许多人倡导西洋文明，但往往着重于猎奇和空想，所谓神秘小说、幻想小说、电术小说等等怪名称，充斥于出版界。一般人都把西洋末流作品，奉为珍宝。在这种蔚然成风的环境里，鲁迅独能力排众议，披荆斩棘地选出凡尔纳的两部作品，介绍给迫切地需要科学知识的中国青年，这种眼力，也同样是值得我们倾倒，值得我们佩服的。

《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因为出版较早，在鲁迅译著单行本中，

很不易得到。我寻找多年，一直没有获睹庐山真面目。１９５４年冬，上海书商从浙江镇海乡下觅得《月界旅行》一册，携来求售，索价奇昂，踌躇再四，终于还是把它买了下来。不久，上海鲁迅纪念馆也购得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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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旅行》一册，为了使两书能够相映成辉，　　１９５６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时，我就把这册《月界旅行》送给了新建的鲁迅纪念馆，使鲁迅先生所译的儒勒・凡尔纳的作品，能够同时展出，合成全璧，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心愿。

闲话《呐喊》

《呐喊》原为新潮社“ 文艺丛书” 的一种，共印两版。第三版起，

改由北新书局发行，列为《乌合丛书》之一。新潮社初版本《呐喊》于１９２３年８月出版，当时《文艺丛书》已经出了两种，一是冰心的《春水》，

二是鲁迅翻译的《桃色的云》，《呐喊》按次序该是第三种。新潮社各书纸质精良，装帧讲究，《呐喊》用大红封面，在当时可说十分别致。

初版收小说十五篇。这些小说在结集之前已经享有盛誉，因此书一问世，

立刻销售一空。同年１２月再版，内容仍旧，只是印刷者京华印书局却改为京师第一监狱。以监狱而承办印务，看来有点古怪，可是说句笑话，

鲁迅先生和那时的“ 囚犯” 偏偏特别有缘，现在阜成门内西三条故居里，

还保存着一些桌椅，也是监狱的产品。书籍的影响自然不同于家具。后来北洋军阀逮捕持有《呐喊》的青年，问罪的证据有两点：一，封面“ 赤化” ，二，承印的人是“ 囚犯” 。在“ 官” 们的眼里，很显然，这两者已经被莫名其妙地联系起来了。

北新版的《呐喊》用的是原纸型，惟一的区别在封面。中间黑方块里用铅字排印的书名和作者署名，这回都由鲁迅先生亲自写成图案字，

比原来的为大，不过因为总的布局没有更动，如果不把两种版本放在一起，粗心的读者一时是看不出来的。至于内容的改变，则是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１９２４年１月）发表了成仿吾《〈呐喊〉的评论》以后，前后经过，鲁迅在《故事新编》的序文里已经谈得很清楚。他抽去了最后一篇《不周山》，根据自述，直接的原因是这样：

《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

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 魂灵” 回敬了当头一棒

——我的集子里，只剩着“ 庸俗” 在跋扈了。

仿吾在文章里曾借用法国作家法朗士的话，说批评是“ 灵魂的冒险” ，鲁迅的答复针对了对方的意见。至于说当《呐喊》“ 印行第二版时” ，抽去了《不周山》，这“ 第二版” 指的是重排的时间，即１９３０年１月北新版第十三次印刷的时候，离仿吾的发表批评已经整整六年。《呐喊》作为《乌合丛书》之一，自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开始到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鲁迅逝世为止，先后印行了二十余次，可以看出这部书受欢迎的程度。

鲁迅自己对创作的要求是严格的，例如关于《不周山》的评价就十分认真。不过《不周山》也自有其本身的特点，不能说成仿吾的评论没有一点道理。我觉得这篇小说放在《呐喊》里的确不很调和，后来改名

《补天》，作为《故事新编》里第一篇，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一种很重要的尝试。《呐喊》出版后，评论、读后感之类出现了不少，有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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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收在未名版《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后归开明）和北新版《鲁迅论》

里。现在看来，这些评论有许多不仅未必精当，而且往往含有偏见。也有一二篇值得参考的，例如雁冰（茅盾）的《读〈呐喊〉》，对《狂人日记》分析得较为深刻，他还指出：“ 《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 不但道出了鲁迅在艺术上的刻苦探求，同时也说明他作为现代文学奠基人的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我以为这个提示十分重要。我们需要系统地分析《呐喊》的创造，研究一个先驱者拓荒开来的功劳。对于文学史研究工作者来说，这一步是不能不做的。几时才能让我们读到一部这样的著作呢？

半农杂文

１９３４年７月１４日刘半农先生逝世后，杂志如《人间世》、《青年界》

曾替他出过纪念特辑，蔡元培、鲁迅都写了文章。鲁迅先生写的是《忆刘半农君》，称道他《新青年》当时的功绩，譬如答王敬轩的双簧信，

“ 她” 字和“ 牠” 字的创造等等。我觉得这是所有纪念半农文章里最好的一篇，不掩瑜，不溢美，句句道出了半农的为人。最后几段说：

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 密斯” 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我想，假如见面，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不给一个“ 今天天气… … 哈哈哈” 完事，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

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后来有人通知我，半农是要来看我的，有谁恐吓了他一下，不敢来了。

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到北平后，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

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 浅” 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这篇文章作于１９３４年８月６日，距半农之死约半月余。感怅无地，

读来十分沉痛。到１１月３０日，周作人写了一篇《半农纪念》，发表在同年１２月２０日出版的《人间世》第十八期上。其中有一段说：

还有一首打油诗，是拟近来很时髦的浏阳体的，结果自然是仍旧拟不像，其辞曰：

漫云一死恩仇泯，海上微闻有笑声。

空向刀山长作揖，阿旁牛首太狰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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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农从前写过一篇《作揖主义》，反招了许多人的咒骂。我看他实在并不想侵犯别人，但是人家总喜欢骂他，仿佛在他死后还有人骂。本来骂人没有什么要紧，何况又是死人。无论骂人或颂扬人，

里边所表示出来的反正都是自己。

此诗此文，据说都是为鲁迅而发的。抹煞事理，如此其极，想起来真不免令人毛发悚然。鲁迅所说的双簧信和“ 她” 与“ 牠” 的创造，周作人所说的《作揖主义》，以及半农后来禁呼“ 密斯” 的文章，都见于

《半农杂文》。《半农杂文》分第一册与二集两本。第一册由北平星云堂书店出版，１９２４年６月发行，道林纸印，十八开大本，卷首附作者小影两帧，第二帧且为彩色。自序一篇，三号仿宋字排。正文四十五篇。

从这些文章看来，半农确是战斗过来的。《奉答王敬轩先生》和《作揖主义》，都是对旧礼教旧道德极猛烈的攻击，想不到一经举引，竟成了两个极端。这本书在上海方面，曾由开明书店代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本侵略军进占整个上海，当时书店尚有存书，但其中《悼“ 快绝一世

■ 徐树铮将军” 》一文，代售者害怕文字狱，应市时已经撕去。我生平最讨厌这种残本，并且也想知道这位曾经为林琴南所期望的“ 荆生将军”

小徐被暗杀后，半农为什么哀悼他？哀悼为什么又竟犯忌？于是辗转托人，才从书栈里找出一册完整本。原来半农在那篇文章里，说明死的悲哀，不在于本人，而在于关系人。徐树铮一死，应该致唁的倒不是他本人，而是另外四种人。第一种是白宫里的那位“ 内外感” 圣人；第二种是国外国内的一班欢迎欢送，忙得屁滚屎流的阔老；第三种是他的一百多个随员、顾问、翻译、参议，下至无量数的二爷三小子之类；第四种呢？他说：

最后，便是东方的那一个贵国了！本年１２月２５日，居留天津的该贵国人所办的《天津日报》，登了两段新闻，一段的题目是《叛将郭松龄■ 最后》，又一段的题目是《快绝一世■ 徐树铮将军》。

哈哈，其喜可知，其喜可知！乃曾几何时而“ 快绝一世” 四字竟成谶语！而可怜敝国的天，又不能赶快加工，替贵国在五分钟之内造出同样的一个鞠躬尽瘁的忠臣来，这不是糟尽天下之大糕么！我们对于该贵国，也该重重重重重重重重… … 的致唁！

自然，这对于当年的“ 友邦” 和彼时的敌人是很不敬的，这本书便不得不遭到剜心的惨刑。至于《半农杂文二集》，则于１９３５年７月半农逝世周年忌的时候，作为遗著，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文前也插照片两页。全书收正文四十九篇，门人商鸿逵序一篇。此书为《良友文库》之八，四十八开小本，和星云堂的一比，大小悬殊，插在书架上，一高一低，一厚一薄，看上去实在很不舒服。不过半农的文章，读起来却是使人十分畅快的，既流利，又幽默。有人说他有举重若轻的本领，“ 清淡时有如微云淡月，浓重时有如狂风急雨。” 这句话说得很中肯。不过幽默易流于浮，流利易流于滑，有时不免有这种毛病。但就大体而论，半农的杂文很是泼辣，证明他应该是一个战士而不应该是一个打油诗人。

他的文体，正如他的诗歌一样，值得特别提出来研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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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碎了的《旧梦》

１９４４年８至９月间，徐调孚同志曾以陈时和笔名，在柯灵主编的《万象》上，写过一篇《新录鬼簿》，专谈已经逝世的几位作家的逸事，其中被提及的，第一个是鲁迅，第二个是刘大白。调孚还替大白开列了一个著述书目，共计十八种。已刊的十六种，未刊的二种，说明大白先生的确是一个“ 多方面的人” 。但在这十八本书里，诗和有关于诗的计十种，占全部著作半数以上。这样看来，说大白是一个“ 多方面的人” 固然可以，说大白是一个诗人，或者也不算为过吧。

大白著作中，最早印行的是诗集《旧梦》，《旧梦》出版于１９２４年

（扉页作１９２３年１１月，误），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商务替文学研究会出过不少书，多为三十二开本，有几本诗集却为四十开狭长本，这个集子便是其中之一。全书左起横排，计五百页。骤眼望去，厚厚一册，简直和学生小字典一样。作者在《付印自记》里提到自己诗作的缺点，第一是“ 用笔太重，爱说尽，少含蓄。” 第二是“ 传统气味太重” 。细读《旧梦》，的确使人有这样的感觉。

原来，大白本名金庆棪，字伯贞，清朝举人。辛亥革命以后，更姓名为刘靖裔，字大白。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文章，

有时也署名“ 汉胄” 。大白先生旧学根底极好，而反对传统影响亦最烈。

他称文言为“ 鬼话文” ，白话为“ 人话文” 。可是自己的诗文又往往摆脱不了这种过去的羁绊，“ 你要向前，因袭却要你朝后，” 正是他自我剖白的痛苦经验。商务版《旧梦》印刷粗糙，错误百出。例如有一首《梦之怀疑》，诗题竟倒印为《疑怀之梦》。对于当时迷信大书店的人，实在是当头一棒。后来，这本书由开明书店改版重印，分作四册，书名分别为《丁宁》、《再造》、《秋之泪》、《卖布谣》。重印本初版每本书后各附跋文《撕碎了的旧梦》一篇。这个题目具有双关意义，一方面说明往事不再，一方面也指出收在这四个集子里的诗篇的由来。改版本于１９３０年１月起陆续印出，删去原书序文序诗。书内剔除、添补、移动、

订正的地方不少。作者自述重印的动机是：

并且，印成的《旧梦》，有些是模糊的，有些是零乱的，有些是颠倒的，有些是舛错的，有些是骈衍的，有些是漏略的；它底排列，它底剪裁，它底妆束，没有一点不给人们以不愉快的印象。印成的《旧梦》，这样地使人不愉快；《旧梦》中所写出的旧梦之影，

也未必能给人以愉快的印象了。

“ 五四” 运动时候，大白先生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当教员，他虽然是前清科第中人，而鼓吹新文化不遗余力，一时称为骁将，且不免有过火的地方。例如刘半农创造“ 她” 字，他也接着创造了一个男性第三人称的“ ■ ” 字，而把“ 他” 作为两性通称。这个建议后来为实践所否定，

并未通行。他还镌有一个图章，叫做“ 寻常百姓” ，用来钤在书上。１９２７年以后，刘大白弃教从政，由教育部次长而至代理部务，既据要津，渐忘来路，他不但自藏锋铓，而且一切作为，也已非“ 寻常百姓” 。“ 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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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了的旧梦” ，看起来，到此又要重“ 撕” 一番了。

《童　　心》

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里的诗集，开本和《旧梦》一样，尚有王统照的《童心》、朱湘的《夏天》和梁宗岱的《晚祷》。商务书版，大都毁于“ 一・二八” 炮火，以后重印，版权页上一律注明“ 国难后” 第几版，留此数字，以志不忘，倒也颇有意思。上面说的诗集四种，后两种都曾重印，惟《旧梦》和《童心》久已毁版，极为难得。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在上海一家旧书店里购得《旧梦》，几天后又在同一个地方买到《童心》。一时高兴，在空页上加了几句题记，并曾作为《书话》之一在《文汇报》上发表，其中有这样的话：

《童心》为剑三最早诗集，收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４年诗１５４首，前附《弁言》小诗一首。此书出版于１９２５年２月，去今已２０余年，

剑三亦垂垂老矣。龚定庵诗云：“ 瓶花帖妥炉香定，觅我童心廿六年。” 北望齐鲁，战火未已。念此白头诗人，真令人有无穷的感慨，

无穷的感慨呵！

剑三是王统照先生的字。当时和谈破裂，蒋介石积极发动内战，后面几句，指的正是这个。《书话》发表后，剑三自青岛寄来一律，题曰：

《谢晦庵君》，附注：“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作于海滨” 。全诗如下：

旧稿飘零刊本残，谢君拾掇自荒摊。

童心愿化春泥种，往事难如蜡泪干。

北国鼓鼙萦梦寐，平生意想剩华颠。

西窗何日同听雨？樽酒论文忘夜阑。

提起“ 樽酒论文” ，里面有一段故实。原来抗日战争初期，我们都留居上海。蛰处一隅，时相过从。当时常在一起的还有西谛、柯灵、长简、健吾、西禾诸人。剑三和西谛都喜欢喝酒。有时相聚小酌，快谈古今，一直到夜阑才踏月归去。后来剑三北归，我们几个人为他饯行，他在席上也做过一首诗，加题曰《将北归赋此以示诸友》：

蹉跎十载负江南，双鬓徒赢雪色添！

梦寐海隅思钓咏，园林故里竞戈鋋。

飘凌空有逍遥羡，艰悴深知来复缘。

敢向人天存怨想，尚拟努力补华年。

末署恂如。剑三对于新旧诗都有造诣。《童心》以后，又出过《这时代》（１９３３年３月）、《她的生命》（１９３４年１２月）、《夜行集》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等诗集。其中以《这时代》最受读者欢迎。他还自费印过一册译诗，这就是线装的《题石集》，于１９４１年出版。除此以外，我觉得尚需提及的是：当他在上海为一家晚报编副刊时，曾写过许多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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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总题《炼狱中的火花》，于１９３９年７月由世界书局出单行本，列为

《大时代文艺丛书》之一，书名改为《繁辞集》，作者署名容庐。因此很少有人知道这本书是王统照的著作。全国解放后，他兴致勃勃，曾函邀我往山东大学教课，我因事未能成行。这一时期，他又写了许多诗，

出了好几本诗集。“ 力补华年” ，正是恢复“ 童心” 之期。可惜如今故人谢世，墓木且拱；往事如昨，而我已无法再践“ 樽酒论文” 之约了！

朱　自　清

朱自清先生逝世后，叶圣陶先生在《中学生》第二○ 三号上，写了一篇哀悼文章，题曰《朱佩弦先生》，中间有一段说：

他早期的散文如《匆匆》《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都有点儿做作，太过于注重修辞，见得不怎么自然。到了写《欧游杂记》《伦敦杂记》的时候就不然了，全写口语，从口语中提取有效的表现方式，虽然有时候还带有一点文言成份，但是念起来上口，

有现代口语的韵味，叫人觉得那是现代人口里的话，不是不尴不尬的“ 白话文” 。当世作者的白话文字，多数是不尴不尬的“ 白话文” ，面貌像个说话，可是决没有一个人的口里真会说那样的话。又有些全从文言而来，把“ 之乎者也” 换成“ 的了吗呢” ，那格调跟腔拍却是文言。照我们想来，现代语跟文言是两回事儿，不写口语便罢，

要写口语便得写真的口语。自然，口语还得问什么人的口语，各种人的生活经验不同，口语也就两样。朱先生写的只是知识分子的口语，念给劳苦大众听未必了然。但是，像朱先生那样切于求知、乐意亲近他人，对于语言又有敏锐的感觉，他如果生活在劳苦大众中间，我们料想他必然也能写劳苦大众的口语。话可要说远了，近年来，他的文字越见得周密妥贴，可是平淡质朴，读下去真个像跟他面对面坐着，听他亲亲切切的谈话。现在大学里如果开现代本国文学的课程，或者有人编现代本国文学史，谈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全写口语，朱先生该是首先被提及的。

这段话说得很有意思，所以我不惮烦地把它抄录下来。佩弦先生的

《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是被称作早期散文里的代表作的，论文字，平稳清楚，找不出一点差池，可是总觉得缺少一个灵魂，一种口语里所包含的生气。到了《伦敦杂记》，所用几乎全是口语，——圣陶先生说的知识分子的口语。逐句念来，有一种逼人的风采，使你觉得这确是佩弦的话，确是佩弦的口气，那么亲切，那么诚恳。只要你肯听，便叫满怀忿忿，也不会不慢慢地心平气和，乃至倾耳入神，为他一句一点头呢。这是佩弦先生文字的魔力。不过我还有一点想法，我觉得佩弦先生晚年文章偏于说理，倘论情致，却似乎不及早年；不过思想成熟，脚步坚实，再加上语言上的成功，这些地方远非早年所可比拟而已。试拿后期出版的《伦敦杂记》（１９４３年）、《诗言志辨》（１９４７年）、《标准与尺度》　　（１９４８年）、《论雅俗共赏》（１９４８年）和早期出版的《踪迹》　　（１９２４年）、《背影》（１９２８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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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１９３６年）校读一番，这差别是立刻可以看出的。而《你我》正是前后的转折点。圣陶先生从语言角度评述佩弦先生的散文，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我想说的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提倡散文，“ 五四” 以后的作品还有许多优秀的传统值得注意。从语言来说，现在有许多作家的语言已经超越了“ 五四” 初期的作家。在艺术上，语言是文学的根本问题，

却并不是它的全部问题。有些散文语言很好，甚至还很有个人特点，然而却不一定都有情致。佩弦先生后期语言比前期更接近口语，但人们还是爱读他的《背影》、《荷塘月色》，这是有原因的，不能够像有些人那样简单地用小资产阶级感情共鸣来解释这个现象。从用文言还是用白话的观点上，我们不想提倡旧体诗词，但人们还是喜欢读旧体诗词，写旧体诗词，而且有些旧体诗词的确写得很好，这里面有个同样的道理。

研究朱自清后期散文的语言，注意朱自清前期散文的情致，我们将会更清楚地了解朱自清的风格。

走向坚实

商务印书馆于１９４７年４月出版了一册许地山的小说集，书名《危巢坠简》，由郑振铎题封面。这是地山先生逝世后出版的遗稿。地山先生的文艺作品本来已经由商务出版过两册，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第一册《缀网劳蛛》，收小说及散文十二篇。第二册《空山灵雨》，收散记四十四章。用的都是落华生名义。《危巢坠简》虽系新出，其实半数以上还是旧稿。其中第一篇至第八篇，曾以《解放者》为书名，由北平星云堂书店出版，于１９３３年４月发行，道林纸印，留有毛边。并且还附了一个独幕剧：《狐仙》。改版重编时删去《狐仙》，另收新作六篇，

就是第九篇至第十四篇，都为后来陆续写出而未曾收集的作品。卷首《弁言》，也还是在《解放者》一书里用过的，表达了他对艺术的一些见解。

《危巢坠简》书前多了一篇周俟松——他的夫人的序文，其中第二段说：

任何一个人，只要觉得自己的精力，应该为大众服务的时候，

他越是不重视他个体的存在，更不会把自己的生死线看得那么分明。在我们十几年的共同生活上，觉得地山晚年比过去更为紧张，

不论这桩事或那篇文章，他都赶着做，新的任务又纷沓杂来，于是对于自己已成的文章，往往无暇去整理。现在，我虽想搜集所遗佚的，已无从去找了。所以，本书还不能算是他小说的最后遗集。

许地山先生对梵文造诣极深，致力于学术工作，有一个时期文艺作品写得不多。他在香港大学教书的时候，更努力于中国语文的改革，提倡拉丁化运动。抗日战争爆发，他积极鼓吹抗战，深受青年爱戴。他的早期作品多少带些宗教影响下的悲观色彩。所谓“ 生本不乐” 的观点，

贯串着他的许多著作。茅盾先生曾写过一篇《落华生论》，说他是一个怀疑论者，但从《春桃》开始，却在渐渐地走向坚实。这句话说得不错。

《春桃》以后，如《无法投递之邮件》和《铁鱼底鳃》，都表现了积极的充满民主精神的思想。《玉官》一篇，且在艺术形式上有所探索。诚如周俟松说的，小说一般都离不开对话，地山在这里却摒弃不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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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和描绘反映人物的思想感情，在艺术欣赏上给人以非常新鲜的感觉。在“ 五四” 一辈作家中，许地山和朱自清，尽管有许多地方很不一样，但思想逐渐走向坚实，艺术逐渐趋于成熟，而仍不放松追求和开拓，

彼此却有一致的地方。这就是当我们谈到朱自清，就不能不想起许地山的原因。

乡土文学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中兴出版社刊行了沪版《愤怒的乡村》，这是王鲁彦先生的长篇小说，由《野火》改名而来。《野火》原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发行，于１９３７年５月出版，列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三十八。不久，

抗日战争爆发。“ 八一三” 以后，良友已逼近火线，图书狼藉，饱饫铁蹄。这本书流到读者手里的并不很多，在内地改名出版，原因或者就在于此。对于鲁彦的小说，比起长篇来，我似乎更喜欢他的短篇，他在这方面的成绩有《柚子》（北新版）、《黄金》（人间版）、《童年的悲哀》（亚东版）、《小小的心》（天马版）、《屋顶下》（现代版）、

《雀鼠集》（文化生活版）、《河边》（良友版）。听说抗战时在内地还出过一本《伤兵旅馆》，我却没有见到。早期短篇经过作者自己的挑选，较优秀的都收入了开明版的《鲁彦短篇小说集》。同时，我又很喜欢鲁彦的散文，他的散文集有《驴子和骡子》（生活版）、《旅人的心》

（文化生活版）、《婴儿日记》（生活版）等数种。平实中带着回荡，

很有个人风格。有人以为鲁彦的作品是模仿鲁迅的，茅盾先生却指出了他们之间一个根本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人物创造上。他说：

… … 我总觉得他们和鲁迅作品里的人物有些差别：后者是本色的老中国儿女，而前者却是多少已经感受着外来工业文明的波动。

或者这正是我的偏见，但是我总觉得两者的色味有些不同；有一些本色中国人的天经地义的人生观念，曾是强烈的表现在鲁迅的乡村生活描写里的，我们在王鲁彦的作品里就看见已经褪落了。原始的悲哀，和Ｈｕｍｂｌｅ生活着而仍又是极泰然自得的鲁迅的人物，为我们所热忱地同情而又忍痛地憎恨着的，在王鲁彦的作品里是没有的；

他的是成了危疑扰乱的被物质欲支配着的人物（虽然也只是浅淡的痕迹），似乎正是工业文明打碎了乡村经济时应有的人们的心理状况。

这段分析的确抓住了要害。茅盾又说鲁彦的作品教训主义色彩太浓，我看这又是他和鲁迅在艺术手法上的差异。在鲁彦的小说里，客观的叙述往往搀和着主观的抑制，缺少鲁迅所常有的明锐和机智。所以，

我们读鲁迅的小说时觉得有辛辣的风趣，鲁彦的小说就不免有些沉闷的感觉了。他所描写的人物大都是乡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

取材不离故土，因此被人称为乡土文学家。这种乡土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很深的根基。“ 人情同于怀土” ，大恋所存，固不仅鲁彦而已。在鲁彦的短篇集子里，我最爱读《屋顶下》和《河边》两册。《屋顶下》出版于１９３４年４月，为《现代创作丛刊》之十五。《河边》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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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友文学丛书》之三十五，于１９３７年１月出版。世事变易，岁月匆匆，

鲁彦已成古人。作者所期待的“ 野火” ，不仅早已在他曾经描写过的土地上燃烧，而且连愤怒也早已转为欢腾了。

革命者！革命者！

闻一多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哀悼他的文章里，没有一篇不提到他是诗人，知一多为诗人者，又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有诗集曰《死水》

和《红烛》。《死水》出版于１９２８年１月，新月书店发行，收诗二十八首，格律整饬，和当时“ 新月派” 其他诗人相似。但不拘于个人情感之得失，把反动统治下的生活比作死水，对现实社会深致不满，则又卓然独立，和许多人不同。他的另一个诗集《红烛》出版于１９２３年８月，由泰东图书局发行，封面白底红字，用蓝条框边，装帧粗俗，殊不美观。

集内收序诗《红烛》一首，《李白篇》三首，《雨夜篇》二十一首，《青春篇》十七首，《孤雁篇》十九首，《红豆篇》四十二首。《红烛》各诗在形式上不及《死水》，而热情磅礴，意气焕发，攻击旧礼教甚力。

序诗有云：

红烛啊！既制了，便烧着！

烧罢！烧罢！

烧破世人底梦，

烧沸世人底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红烛啊！

你心火发光之期，

正是泪流开始之日。

… … … …

红烛啊！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

灰心流泪你的果，

创造光明你的因。

红烛啊！

“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诗中充满个人牺牲的情调，这是诗集的序诗，实际上也是一多先生生命的序诗。细细吟味，则知他后来为民主尽力，为国家殉难，决不是偶然的事情。在现代文学史上，原来是右翼或者接近右翼，终于变成左翼的人是有的，原来是左翼或者接近左翼，终于变成右翼的人也是有的。

至于摸索道路，稳步前进，“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一旦“ 知了”

以后，倾心真理，虽粉身碎骨而在所不辞的人，在知识分子中间也并非少数。一多先生说他自己的生命是从四十岁才开始的。以今日之我去否定昨日之我，并不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能够轻松愉快地做到。这里需要有一点勇气，有一点毅力，也要有一点前因后果。一多在探求新诗格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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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在这点上，他和“ 新月派” 诗人接近，而且的确曾经是“ 新月派” 中的一个。但作为诗人的内核，从《红烛》序诗所反映的思想分析起来，即使在前期，我们也很难以对“ 新月派” 的理解不加区分地来理解闻一多。“ 莫问收获” 固然近于诗人气质，“ 但问耕耘” 却已昭示了他作为战士的特色。革命者！革命者！固不仅诗人已也。

诗人朱湘

《文艺复兴》第三卷第五期（１９４７年７月１日）有一个《闻一多逝世周年特辑》，发表了一多遗著《神仙考》，文末附有朱自清短跋，说明他整理这篇稿子的经过，现在看来实在很是难得。还有更难得的是：

这个特辑又发表了朱湘遗著《闻一多与〈死水〉》一文。这篇稿子是朱湘作客清华园时所作，当时为一多看到，阻止发表，说是要等他死了以后才允许公开。这样，稿子就由别人收起并且保存下来了。朱湘不久自杀，一多后来又惨遭国民党特务谋害，稿子才由保存者送给《文艺夏兴》

发表。以诗人论诗人，的确有许多独到之见。

子沅（朱湘）处身在过去那个社会里，一生愤世嫉俗，落落寡合，

终至投水自杀。很多人把他的诗和“ 新月派” 的诗相提并论。从字锻句琢这一点看来，的确有点相似，尤其是和一多相似。但“ 新月” 一派作品里，很少有子沅的凄苦和幽愤。子沅生前出过三个诗集：《夏天》（１９２５年１月）、《草莽集》（１９２７年８月）和《石门集》（１９３４年６月）。

他在编辑《石门集》的时候，还决定另编一本《永言集》，已经辑集了一部分诗稿。他逝世后，才由赵景深代为编成。《永言集》于１９３６年４月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列为《新诗库》第一集第六种。在这些诗集里，我最喜欢的是他的《草莽集》。要研究朱湘的思想，我觉得还可以读一读他的书信。他生前出过一册《海外寄霓君》（１９３４年１２月），

收他给霓君夫人的信九十通。后来，罗念生于他死后又辑了一本《朱湘书信集》，于１９３６年３月出版，全书收他给友人的信八十六通。从这些信里，可以看出子沅贫困流连但又正直严肃的一生。他和别人讨论过诗，

讨论过科学，讨论过人生问题，嘻笑怒骂，率性见真。因此，“ 他很需要朋友，又爱得罪朋友。” 许多人都说他狂妄，同时不得不承认他的狂妄是一种严肃的狂妄。这种个性是旧社会的产物，可是旧社会又从来容不得这种个性。这便是诗人朱湘的命运。

两本散文

梁遇春别署驭聪，又名秋心，擅长译事，所译文艺作品凡十余种，

但他自己的著作，却只有散文两册：曰《春醪集》，曰《泪与笑》。后一书且为遗作，出版之日，距作者之死已两年矣。遇春所著不多，而才思横溢，每有掣胜之笔。《春醪集》出版于１９３０年３月，由北新书局发行，收散文十三篇，如《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醉中梦话》、《人死观》、《“ 还我头来” 及其他》、《“ 失掉了悲哀” 的悲哀》等，一看题目，就知道作者苦思竭虑，对人生进行着不断探索，真有“ 语不惊人死不休” 的味道。卷首有序，自叙春醪题名，出于《洛阳伽蓝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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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侠所说的话：“ 不畏张弓拔刀，但畏白堕春醪。” 结末说：

再过几十年，当酒醒帘幕低垂，擦着惺忪睡眼时节，我的心境又会变成怎么样子，我想只有上帝知道吧。我现在是不想知道的。

我面前还有大半杯未喝进去的春醪。

这篇序文作于真如，当时他在暨南大学当助教。不久北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事。遇春所谓“ 再过几十年，当酒醒帘幕低垂” ，不料三年后就与世长辞，这杯酒未免喝得太早，醒得太快了。废名把他未问世的《泪与笑》带给在上海的石民，希望找个出版机会，寄来寄去，结果还是由废名寄给开明书店，于１９３４年６月出版。全书收散文二十二篇。

序三，废名、刘国平、石民作。废名说他“ 文思如星珠串天，处处闪眼，

然而没有一个线索，稍纵即逝。” 这句话说得颇有见地。遇春好读书，

且又健谈，对西洋文学造诣极深。看的驳杂，写来也便纵横自如。鲁迅先生曾说“ 五四” 以来“ 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 。就风格而言，有的雍容，有的峭拔，有的明丽。遇春走的却是另一条路，

一条快谈、纵谈、放谈的路。他爱思索，爱对自己辩论，有时带着过多感伤的情调，虽说时代使然，却也不能不是他个人的缺点。但他毕竟是严肃的，对生活作过认真的思考。我觉得在进步的道路上，最可怕的是浑浑噩噩，浮浮沉沉，小注即满，油滑自喜。如果是一个认真的人，不管他过去怎样感伤，活到现在，他是会对生活找到应该找到的结论的。

不幸遇春早年夭亡，我们只能把他当作一个文体家，而且即使作为文体家，跟着遇春的逝世，这条路不久也荒芜了，很少有人循此作更进一步的尝试。我喜欢遇春的文章，认为文苑里难得有像他那样的才气，像他那样的绝顶聪明，像他那样顾盼多姿的风格。每读《春醪集》和《泪与笑》，不免为这个死去的天才惋惜。但我相信：我们终于将会出现这样的散文，这样的风格，而并不带有梁遇春式感伤的情调。

骈肩作战

一提起３０年代文艺界的思想斗争，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 左联” ），在左翼文化总同盟领导下，它是一个十分活跃的组织。“ 左联” 的成立早于“ 文总” ，在开始阶段，几乎兼负着

“ 文总” 的任务；到了后来，又一直和兄弟组织如“ 剧联” 、“ 美联” 、

“ 记者联” 等协作得很好。“ 左联” 活动面广，领导的刊物多，曾经打了几次大仗，因此影响十分深远。当然，除了“ 左联” 之外，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 社联” ）的功劳。“ 社联” 主持的刊物在数量上并不少于“ 左联” ，不过因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更为直接，刊物的寿命更短，往往出了一期即被禁止，只得改名重来。在思想斗争上，例如对胡适《我们走那条路》（即所谓“ 五鬼闹中华” ）的批判、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等等，同样是毫不含糊地打得十分漂亮的大仗。“ 社联” 成立于１９３０年５月２０日，比“ 左联” 迟两个半月，比“ 文总” 早一个半月。其中有些人同时又是“ 左联” 的成员。我觉得３０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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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文化运动有一个特点，这就是互相配合，骈肩作战，铜山洛钟，此呼彼应，在这点上做得很有成效。所以尽管白色恐怖空前严酷，而斗争的声势却特别浩大。比如“ 左联” 和“ 社联” ，由于工作性质多隔一层，

和别的兄弟组织像“ 剧联” 、“ 美联” 等比起来，似乎只能算是堂兄弟吧。但是“ 左联” 开会，“ 社联” 一定派人出席；“ 社联” 开会，“ 左联” 也始终有人参加。１９３０年５月“ 左联” 的一次大会上，还作出过这样的决议：“ 和社会科学家联盟发生密切的关系，经常派人参加‘ 社联’

的一切活动。” 从这里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如果进一步研究，

不仅在组织关系上、在与敌对思想斗争上是这样，就是在介绍和阐扬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上，两者也是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 社联” 翻译了不少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 左联” 也翻译了不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了结合中国的实际需要，并且使青年易于理解，易于接受，它们骈肩作过共同的努力。要说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举出《文艺讲座》和

《社会科学讲座》这两本书来作例子。

《文艺讲座》已经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之一影印出来了。“ 左联” 的《文艺讲座》和“ 社联” 的《社会科学讲座》完全是姊妹篇。两书原来的计划都是两个月一期，全部一百万言，分六期出齐。可是都只出了第一期就被禁止了。《文艺讲座》由神州国光社于１９３０年４月出版，冯乃超、沈端先（夏衍）、钱杏邨（阿英）

三人编辑，封面标明“ 第一册” ，内收冯乃超、朱镜我、彭康、鲁迅、

麦克昂（郭沫若）、沈端先、蒋光慈、钱杏邨、华汉（阳翰笙）等著译的文艺论文十九篇。《社会科学讲座》由光华书局于同年６月出版，朱镜我、林伯修（杜国庠）、王学文等编辑，封面标明“ 第一卷” ，内收朱镜我、吴黎平（吴亮平）、林伯修、王学文、柯柏年、郭沫若、冯乃超、柳岛生（杨贤江）等著译的社会科学论文十二篇。两书从内容到形式，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一个是谈文艺的，一个是谈政治、经济、哲学的，这一点不同；但都是介绍马克思主义，或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问题，作辅导性的尝试，却又完全相同。至于作者、书名、编排一直到封面形式，看来都反映了这个特点，说明“ 左联” 和“ 社联” 这两个团体的紧密联系，也说明在不同的岗位上，如何为一个共同目标骈肩作战时此呼彼应的关系。许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谈到《文艺讲座》的时候，往往把它作为“ 左联” 成立后中国各派进步作家团结的第一个标志，这点当然是正确的；但如果视野再扩大一些，把《文艺讲座》和《社会科学讲座》放在一起来看，那么，也不妨说，这又是当时中国文化领域内站在不同岗位上左翼文化人互相团结的第一个标志了。我以为，左翼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从这里，可以总结出一条重要的经验。

“ 怎样研究” 丛书

“ 左联” 和“ 社联” 都成立于１９３０年上半年，在这之前，也就是从１９２９年秋天起，左翼文化界大团结的局面已经形成。不仅在文艺方面，

就是在文艺与其他社会科学方面，也都有了密切的接触。和《社会科学讲座》、《文艺讲座》一样，１９３０年３月，上海南强书局已经出过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柯柏年的《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一本是钱谦吾（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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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的《怎样研究新兴文学》。这两本书并不用丛书名义，事实上却大有丛书的味道。什么是这个丛书的名称呢？只要一看这两本小书就知道，它们的名称是印在封面上的一个红色大“ ？” 号，根据这一点启示，

或者也可以叫做“ 怎样研究” 丛书吧。

这两个小册子的目的都是帮助青年自学，所以编写得比较通俗，卷末又各附了一个有关本学科的书目。现在看来，两书都有缺点。《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谈自修方法多，理论部分比较单薄，不免流于空泛；

《怎样研究新兴文学》虽然有结合苏联小说的地方，但偏于情节介绍，

而且理论上多少有点所谓“ 经验一元论” 的影响。但这只是一方面。在基本精神上，两书仍有许多可取的地方，特别是对于知识较少的社会青年，在当时，简直等于给他们打开一个窗子，指出了一个柳暗花明的崭新的世界。所以一经发行，就广泛销行，立刻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

不久就被禁止了。这一个事实，使后来“ 社联” 和“ 左联” 都考虑到应该做更多的辅导工作，通俗化工作，有编写“ 讲座” 的必要。在这个意义上，两本小册子似乎又成为骈肩作战的《文艺讲座》和《社会科学讲座》的先声，因而也就在历史的进程中多了一层意义和作用。

《世界文化》第二期

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了一批“ 左联” 时期的刊物，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说来，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方便。听说最近在上海还成立了出版印刷公司，也许影印工作要由后者来担负了吧，我希望在节约纸张的原则下，这个工作能够继续进行，不致中断。

影印杂志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过去只有善本古籍，才有人肯动用玻璃版。革命文艺是在残酷的压迫与摧残下成长起来的，从阶级的功利观念出发，我们有必要扩大所谓善本书的涵义。上海方面这个工作之所以值得称道，就因为它不仅保存了革命文献，使大家清楚地看到先驱者的足迹。而且影印工作本身也是一种调查研究，在搜集挑选的时候，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重要的线索。

“ 左联” 时期刊物很多，除了直接由“ 左联” 编辑的机关杂志外，

还有归“ 左联” 领导的外围刊物，前后究竟有多少种，已经没有人能够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了。当“ 左联” 刚刚成立的时候，曾有整顿刊物之议。根据统计，仅上海一地，当时正在刊行的一共是十八种。加上其他各地，以及在先已被禁止和以后陆续出版的，也许要十倍或者二十倍于此数吧。旧刊散佚，记录不全，不免造成现代文学研究工作上的许多困难。但在影印过程中，确乎也有新的发现。比如说，“ 左联” 成立不久决定出版的刊物《世界文化》（１９３０年９月１０日出版），这是一个综合性杂志。证诸文字记载和许多人的回忆，出一期便被禁止了。到了１９３２年１１月，“ 文总” 又刊行过一个综合性杂志：《文化月报》（十六开本），

也是出一期便被禁止了。但上海文艺出版社却找到了《世界文化》第二期（１９３３年１月１５日出版，二十三开本）。内容和第一期《世界文化》

或第一期《文化月报》都有点近似，作者也多是“ 左联” 和“ 文总” 的成员。这便带来了一个疑难问题：倘说《世界文化》本来就出过第二期吧，根据当时的形势似乎不大有此可能；倘说本来没有出过第二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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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又明明存在着第二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经过仔细考查，才知道这一本《世界文化》是由“ 文总” 编辑，其实该是《文化月报》的第二期。两个刊物的社址是相同的，《本报启事》和《征稿条例》的文字是相同的，出版期也大致衔接。更重要的一个证据是：发表在《文化月报》

第一期上嵩甫翻译的《五年计划中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是一篇未完待续的稿子，却由《世界文化》第二期续登完毕，这就坐实了前后承继的关系。不过因为刊名由《文化月报》改作《世界文化》，开本由十六开缩为二十三开，从形式上，容易造成错觉，使人联想到“ 左联” 的第一期《世界文化》，以为倒是它的续刊了。

这一个发现，对于我们研究“ 文总” 的活动有很大帮助。特别是它登载的两篇《关于文艺上的关门主义》短论，瑕瑜互见，已经揭露了个别成员的一些错误倾向，当我们总结这一阶段历史经验的时候，也是一个值得参考的重要的材料。

翻　版　书

我们这一辈人觉得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情，在孩子们的心坎里往往会是一个无法理解的疑问。我有一个在六年级里念书的孩子，有一次，从书架上取下一本过去开明版的小说，指着最后的一页问我道：“ 爸爸，这是什么意思呀？为什么从前每一本书里都要印上这两句话呢？”

在这区区八个字里，确实也能看到我们社会的深刻的变化。旧来称书有四厄：水、火、兵、虫。从“ 五四”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根据这一时期进步书刊的遭遇，其实最大的灾害还是两个：一是反动官僚的禁毁，二是牟利商人的翻印。关于禁书，罪案重重，以后再说。现在先谈书商的翻印。书籍之有翻版，恰如孙行者从身上拔下毫毛，化身百亿，

变成数不清的小猴儿一样。就广泛流传、扩大影响来说，本来应该是很有意义的。我推崇今天的影印工作，却决不宽恕过去的翻版书籍。那时候，翻版书不仅是对作者的剥削，并且也是对读者的欺骗。所谓“ 著书都为稻粱谋” ，当然不是革命文化人的目的，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个革命文化人曾经以此为目的；只是卖文为生，笔耕度日，终究还是当时社会制度下一个客观的现实。翻版书等于盗印，自然要减少作者的收入，

影响作者的生活。不过最坏的却是它所包含的欺骗性。这种书往往变乱旧章，面目全非。从前有人说过：“ 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 长洲叶昌炽在《藏书记事诗》里，咏明刊赵安仁旧藏《北堂书钞》，曾有句云：

“ 不善刻书书一厄，永兴面目叹全非。” 可见在明清已经如此。到了资本主义勃兴，商人造孽，一切都为了金钱，有时一句一错误，一篇一改动，把原书搅得一塌糊涂，简直令人哭笑不得。

近来由于工作的需要，我翻阅了一些现代文学书目，也检查了几家图书馆里以作家为纲的卡片编目，竟发现我们的著名作家还有这许多著译的单行本，为我所不曾见过，甚至也不曾听说过。“ 选集” “ 文集”

“ 别集” 之类不必说了。举个例说，在鲁迅名下，就有一本这样的书：

《一个秋夜》，鲁迅译，　　１９３２年上海新文艺书店出版。在蒋光慈名下，

就有《碎了的心与寻爱》，１９３１年上海爱丽书店印行；《最后的血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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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１９３１年上海美丽书店印行；《一个浪漫女性》，　　１９３１年北京爱丽书店出版；《夜话》，　　１９３６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三对爱人儿》，

１９３２年上海月明书店刊行。所有这些书都清清楚楚地标明着：蒋光慈著。

以我的孤陋寡闻，的确不知道鲁迅曾经译过高尔基的《一个秋夜》，更没有料到蒋光慈竟成了这样“ 哀感顽艳” 的恋爱小说家。怎么办呢？非把这些书借出来一读不可了。借到之后，才知道所谓鲁迅译的《一个秋夜》，全书收各国短篇小说十六篇，竟没有一篇是鲁迅所译。这十六篇小说，完全剽窃自朝花社编印的两本《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里原有鲁迅译的小说九篇，悉数都被剔除，反而把非鲁迅译的安上了鲁迅的名义，用以欺骗读者。至于名为蒋光慈著的小说呢，《碎了的心与寻爱》是《鸭绿江上》的改名，仅仅把各篇次序颠倒一下；《最后的血泪及其他》收录了《纪念碑》里蒋光慈与宋若瑜的通信，又加上一些不知什么人的情书；《一个浪漫女性》收小说四篇，第一篇《一个浪漫女性》腰斩了《冲出云围的月亮》，原为该书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其他如《情书一束》是黄弱萍《红色的爱》的改名，《洪水》

是洪灵菲《在洪流中》的改名，《捉蟋蟀》是杨邨人《小三子的故事》

的改名，可是统统都被算作了蒋光慈的作品；《夜话》（出版者也不是真的生活书店）收小说七篇，第一篇《夜话》剜自《最后的微笑》，原是该书的第三节，其他如《践踏》、《恐怖》、《盐场》、《我在忏悔》、

《从上海到苏州》等篇，则是从《太阳月刊》和《拓荒者》这两个刊物上集合起来，顺序应为菀尔、平万、建南、微尘、征农等的著作，也统统都被算作了蒋光慈的作品；在最后一本《三对爱人儿》里，几乎看不出一点光慈的影子。我之所以不惮烦地指出这些，无非是说，张冠李戴，

以假乱真，这是我们今天编目时候必须辨别清楚的；至于滥改原文，佛头着粪，则更有待于研究工作者作进一步的分析与考订。天下还有这样颠倒黑白、淆乱乾坤的事情吗？这是对原书的糟蹋，我们有责任为作者、

也为一些淳朴的年轻人所不能理解的今天。

《子夜》翻印版

由于旧社会的书商造孽，使许多人一听到翻版书，禁不住怒气冲冲，

倘不是嗤之以鼻，也一定会摇头叹息。翻版书的名誉可以说是坏透了。

不过就我见到过的翻版书之中，也有一部使我大为佩服：展视之下，爱不忍释。这就是《子夜》的翻印版。

茅盾先生的《子夜》于１９３３年１月出版，发行之后，立刻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使左翼文坛在创作方面的声势为之大振。瞿秋白称《子夜》

为“ 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说《子夜》的出版是“ 中国文艺界的大事件” 。一时中外报刊，竞相介绍。这就使国民党反动派十分着急。到了１９３４年２月，《子夜》便和别的一百四十八种进步文艺作品，笼统地被加上“ 鼓吹阶级斗争” 的罪名，一律“ 严行查禁” 了。

书店老板们因为“ 血本有关” ，不得不据“ 理” 力争，经过函电往返，

最后决定的办法是分别处理。《子夜》被归入“ 应行删改” 一类。“ 检查老爷” 用朱笔在这部名著下面批道：“ 二十万言长篇创作，描写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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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以重量资本操纵我国金融之情形。ｐ．９７至ｐ．１２４讥刺本党，应删去。十五章描写工潮，应删改。” 所谓９７页至１２４页，其实就是整个第四章。这一章，曾以《骚动》题名，作为短篇收入天马书店版的《茅盾自选集》（１９３３年４月初版）里，这一次也被敕令删去了。这样，《子夜》虽然放禁，却已经受过肉刑，在重印的版次中，不见了描写农村暴动的第四章和描写工厂罢工的第十五章，成为一个肢体不全的残废者了。

《子夜》封面篆字系叶圣陶书写

然而反动派的想法错了，他们一手是掩不住天下耳目的，翻版书在这个形势下便表现了战斗的作用。自然，我这样说，决不是指粗制滥造的一折八扣书（《子夜》曾有这种翻版），也不是指在敌人卵翼下装点

“ 小朝廷” 的盗版书（所谓“ 关东出版社” 也翻印过《子夜》），使我激动的是一种严肃的战斗的工作。我见到过一种翻版，大小和开明初版本一样，封面仍然是叶圣陶先生篆文“ 子夜” 两字，扉页由王伯祥先生题签，底版小方块用斜行英文　Ｔｈｅ　　Ｔｗｉｌｉｇｈｔ：　　ａＲｏ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ｉｎ　　１９３０，连续反复地组成，这个底版出于茅盾先生自己的设计。翻印版一仍其旧。所不同的，翻印版分上下两册，标点放入行内。绿色厚纸封面，全书用重磅道林纸印，光滑洁白，比开明初版布面精装本的米色道林纸更为讲究。字型淳朴，墨色匀称，入眼非常舒服。和一切冒充伪装的不同，它毫不讳言地声明自己是“ 翻印版” 。卷末附影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查禁书报批答第一五九二号一纸；卷首有救国出版社的《翻印版序言》，文云：

《子夜》是中国现代一部最伟大的作品。

《子夜》的作者，不仅想描写中国现社会的真象，而且也确能把这个社会的某几方面忠实反映出来。

《子夜》之伟大处在此，《子夜》不免触时忌，也正因此。

它出版不久，即被删去其最精彩的两章（第四章及第十五章）；

这样，一经割裂，精华尽失，已非复瑰奇壮丽之旧观了！

本出版社有鉴于此，特搜求未遭删削的《子夜》原本，重新翻印，以飨读者。惟原书为一大厚册，篇幅太大，兹特分为上下两册出版；上册由第一章至第九章，下册由第十章至第十九章，既不致割裂原著的体裁和文气，也便于读者的随身携带。

天才的作品，是人类的光荣成绩，我们为保存这个成绩而翻印本书，想为尊崇文艺、欲窥此书全豹的读者们所欢迎的罢。

救国出版社这个救国出版社在哪儿呢？我问过许多人，却终于得不到圆满的答复。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样措词得体的《序言》，是一般出版社的编辑所写不出的，这样严肃认真的翻印工作，也是一般出版社的老板所做不到的。那么，即使我们还不能够查出救国出版社的所在，岂不是已经或多或少地可以了解其真实的面貌了吗？可见翻印工作也还是鱼龙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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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欲定功罪，首先得看它是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中。

且说《春蚕》

讲完《子夜》，不免就想到《春蚕》，这倒不是因为从长篇谈到短篇，故意来一个说“ 长” 道“ 短” ；而是因为两书的出版时间接近，彼此的命运相似。就我个人来说，中间还有一段小小的感受，所以表过《子夜》，且说《春蚕》吧。

《春蚕》出版于１９３３年５月，比《子夜》迟四个月。《子夜》发行以后，读书界传出消息，说是续集定名《黎明》，不久即可问世。惹得很多人前往书店探问。我知道作者尚未动笔，一时不会出版。有一次，

到开明书店买书的时候，也情不自禁地问了一声：《黎明》来了没有？

回忆当时这个举动，一方面，固然是急于想读一读第二部，另一方面，

也反映了长夜待旦、积愤欲吐的心情。我们不仅渴望茅盾先生的《黎明》

早日写成，同时也渴望时代的“ 黎明” 早日到来。可是售书员没有回答我，却从书架上取下一册黄色布纹纸封面的书来，这就是刚刚出版的《春蚕》。作为年轻时候曾经期待过的“ 黎明” 的替身，直到如今，我还好好地保存着它。

《春蚕》初版本收《春蚕》、《秋收》、《小巫》、《林家铺子》、

《右第二章》、《喜剧》、《光明到来的时候》和《神的灭亡》共八篇小说，书末附有短跋。作为书名的短篇《春蚕》，论故事情节和《秋收》

《残冬》有连续性。当时《残冬》尚未脱稿，而《秋收》却已犯忌。在１９３４年２月这次禁书中，《春蚕》便和《子夜》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检查老爷” 对这个短篇集也有一条批语，说道：“ 《秋收》后半篇有描写抢米风潮之处，《喜剧》ｐ．２０８有不满国民革命言论，均应删改；又《光明到来的时候》一篇不妥，应删去。” 习惯于黑暗的动物，对于他们，

光明的到来当然是不妥的。其时再版早已印成（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只得把这三篇重新抽掉，在书脊加印“ 订正本” 三字。因此所谓“ 订正本” 的

《春蚕》，不但成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连页码也有三处不相衔接了。

我不知道现代文学史上对《春蚕》的评价怎样。我自己，还清楚地记得初读《春蚕》（包括《秋收》《残冬》）和《林家铺子》时候那种激动的心情。在我看来，《春蚕》对于农村生活的描写，比起“ 五四”

时期的小说来，的确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也给同时期描写农村的作品以一定的影响。３０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急剧崩溃，作为１９３２年的一个特点，叫做“ 丰收成灾” 。“ 丰收” 而会“ 成灾” ，今天的青年恐怕是很难理解的，然而事实却又的确是这样。那一年，粮棉蚕畜，每一项都有很好的收成，于是官僚资产阶级就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乘间进行残酷的剥削，想尽办法压低价格，造成一个“ 谷贱伤农” 的局面，使农民在丰衣足食的幻想面前，依旧不得不卖儿鬻女，以“ 逃丰” 来代替逃荒。

当时选择这一题材的作品不少，只是能够以艺术力量给予较深的概括的，《春蚕》而外，不过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夏征农的《禾场上》、叶紫的《丰收》、洪深的《农村三部曲》（剧本）等几个而已。

作家有责任去反映人民生活中迫切的问题，却没有理由把自己束缚在一个狭隘的主题上，随俗浮沉。茅盾先生在艺术构思上，保持着独特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