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報告
具有「中國特色」的國族主義: 近代中國的「家國」想像與數
位人文研究(第2年)
計 畫 類 別 ： 整合型計畫
計 畫 編 號 ： NSC 102-2420-H-004-057-MY2
執 行 期 間 ： 103年08月01日至104年07月31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計 畫 主 持 人 ： 楊瑞松
共 同 主 持 人 ： 蔡宗翰、謝育平
計畫參與人員：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林愷哲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蔡伊盈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陳聖為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謝長鴻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曹依婷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林愷哲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劉毓晴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平賀匡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謝佳瀠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平賀匡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徐禎苓
報 告 附 件 ： 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處 理 方 式 ：
1.公開資訊：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年後可公開查詢
2.「本研究」是否已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否
3.「本報告」是否建議提供政府單位施政參考：否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0 月 25 日
Michael Billing所形容的Banal Nationalism「平庸，平淡／日常
生活的國族主義」現象。但是「同胞」一詞成為近現代中國國族論
述中的重要符號的歷史過程，並不是一個由中國傳統自然演變到近
現代的現象，也不是一個純然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界自身發展的結果
。本文仔細分析下列三項課題:(1)張載《西銘》的「民吾同胞，物
吾與也」的意旨和歷史意義，(2)明治日本時期，現代意涵「同胞」
流行的現象，（3）「同胞」如何進入晚清中國語境，並成為國族論
述想像之要角。本文將論證宋代張載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其實和「同胞」作為具有現代國民意涵的符號之興起，並沒有直
接明確的關連性。在晚清以前，「民胞物與」之說的重心，始終在
於強調居於上位者要有仁民愛物的美德，而非是要以「同胞」符號
來形塑論說超越家族關係的共同體想像。另一方面，作為具有現代
意義的「同胞」符號最早浮現的歷史舞台，並非是晚清中國，而是
明治日本。最晚在1870年代末，「同胞」已是日本國族想像共同體
的符號，並且歷經民權運動、國粹主義和國體論等各種論述加以運
用推廣而深入人心。在19世紀末，此一「同胞」符號經由梁啟超引
介，成為另一個重要「日語借詞」進入中國的語境，不久之後，進
而成為中國種族國族主義論述的要角。這一段發生於十九世紀下半
葉，在明治日本和晚清中國接續發生的「召喚國族，發現『同胞』
」的歷史，很遺憾地，迄今為止並未受到學界嚴密的檢視，尤其是
兩國之間「同胞」符號的關連性，也沒有得到清楚的分析和探討。
本研究將填補此研究空白，同時反思這個影響深遠的國族符號的歷
史意義和其所引發之情緒效應。
中 文 關 鍵 詞 ： 民吾同胞 同胞 梁啟超 明治日本
英 文 摘 要 ： The popularity of “tongbau” (sibling) undoubtedl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banal nationalism” as
defined by Michael Billing in modern China. However, this
phenomenon does not originate from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tradition. Neither is it a product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my study, I have
focus on the following three issues: (1) the original
meaning and its implication of Zhang Zai’s famous
statement “People are my siblings.” (2) the popularity of
“tongbau” as compatriot in Meiji Japan. (3) How the new
meaning of “tongbau”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and became
a key component in national discourse and imagination. I
will argue that there is no direct connection between Zhang
Zai’s statement and the modern sense of “tongbau.” In
the past, Zhang’s statement was mostly invoked as a moral
instruction for the superiors to show their virtues by
treating the people well. In fact, the pioneer use of
“tongbau” as compatriot in modern sense took place in
Meiji Japan, where the term was widely used in the
discourses of civil right movements and nationalism as
well. In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Liang Qichao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discourses. As a result, the term
has since the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Unfortunately, this
important trans-lingual and transcultural development has
by far not been critically examined. My study will not only
shed new light on this development but also explore its
important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and its emotional
dimensions.
1
從「民吾同胞」到「我四萬萬同胞之國民」：
傳統到近現代「同胞」符號意涵的變化
楊瑞松
摘要
「同胞」語彙在近現代中國國族意識的流行程度無疑已達到如同 Michael Billing
所形容的 Banal Nationalism「平庸，平淡／日常生活的國族主義」現象。但是「同
胞」一詞成為近現代中國國族論述中的重要符號的歷史過程，並不是一個由中國傳
統自然演變到近現代的現象，也不是一個純然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界自身發展的結
果。本文仔細分析下列三項課題:(1)張載《西銘》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意旨
和歷史意義，(2)明治日本時期，現代意涵「同胞」流行的現象，（3）「同胞」如何
進入晚清中國語境，並成為國族論述想像之要角。本文將論證宋代張載的「民吾同
胞，物吾與也」
，其實和「同胞」作為具有現代國民意涵的符號之興起，並沒有直接
明確的關連性。在晚清以前，
「民胞物與」之說的重心，始終在於強調居於上位者要
有仁民愛物的美德，而非是要以「同胞」符號來形塑論說超越家族關係的共同體想
像。另一方面，作為具有現代意義的「同胞」符號最早浮現的歷史舞台，並非是晚
清中國，而是明治日本。最晚在 1870 年代末，「同胞」已是日本國族想像共同體的
符號，並且歷經民權運動、國粹主義和國體論等各種論述加以運用推廣而深入人心。
在 19 世紀末，此一「同胞」符號經由梁啟超引介，成為另一個重要「日語借詞」進
入中國的語境，不久之後，進而成為中國種族國族主義論述的要角。這一段發生於
十九世紀下半葉，在明治日本和晚清中國接續發生的「召喚國族，發現『同胞』
」的
歷史，很遺憾地，迄今為止並未受到學界嚴密的檢視，尤其是兩國之間「同胞」符
號的關連性，也沒有得到清楚的分析和探討。本研究將填補此研究空白，同時反思
這個影響深遠的國族符號的歷史意義和其所引發之情緒效應。
關鍵詞：民吾同胞 同胞 梁啟超 明治日本
2
From “People Are My Siblings” to “My Four Hundred Million Sibling as Compatriots”:
The Changing Symbolic Meanings of “Tongbau”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The popularity of “tongbau” (sibling) undoubtedl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banal
nationalism” as defined by Michael Billing in modern China. However, this phenomenon
does not originate from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tradition. Neither is it a product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my study, I have focus on the following
three issues: (1) the original meaning and its implication of Zhang Zai’s famous statement
“People are my siblings.” (2) the popularity of “tongbau” as compatriot in Meiji Japan. (3)
How the new meaning of “tongbau”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and became a key
component in national discourse and imagination. I will argue that there is no direct
connection between Zhang Zai’s statement and the modern sense of “tongbau.” In the past,
Zhang’s statement was mostly invoked as a moral instruction for the superiors to show their
virtues by treating the people well. In fact, the pioneer use of “tongbau” as compatriot in
modern sense took place in Meiji Japan, where the term was widely used in the discourses of
civil right movements and nationalism as well. In the end of the 19
thcentury, Liang Qichao
introduced this term with the new meaning into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discourses. As a result, the term has since the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Unfortunately, this important trans-lingual and transcultural
development has by far not been critically examined. My study will not only shed new light
on this development but also explore its important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and its emotional
dimensions.
2016年5月，頁
從「民吾同胞」到「我四萬萬同胞之國民」：傳統
到近現代「同胞」符號意涵的變化
*楊瑞松
* 本文為科秓部計畫(102-2420-H-004-057-MY2)的研究成果。幾位匿名審查者對拙作 提出若干寶貴指正意見，僅在此向他們一併致上謝意。
歐人曰：支那人無愛國之性質。我四萬萬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 其一雪此言哉！1 芸芸哉！吾種族，黃帝之胄盡神明，浸昌浸熾遍大陸，縱橫萬里皆 兄弟，一脈同胞古相屬。君不見，地球萬國戶口誰最多？四百兆眾 吾種族。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倫。 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2
一、召喚國族，發現「同胞」
長期以來，在近代中國的公共論述中，各種以「同胞」之名的表述，可 謂是不絕於耳；例如「我四四萬萬同胞」、「全國軍民同胞們」、「同胞們，起 來吧！」等行文，不時出現在各類型政令文宣、藝文作品、教科書等日常生 活中所接觸到的公共論述。在台灣過往長期堅守的「反共復國」基本國策 下，「消滅萬惡共匪，解救苦難同胞」的口號，不僅是好幾個世代的人從小 到大所受到教育過程中，不斷被灌輸的「神聖使命」，也在各類作文演講比 賽和考試測驗題目中持續出現的主題。例如，國立編譯館所編訂的國民中 學《公民與道德》第五冊中的〈愛同胞敬軍人〉章節的結語，即有如下的敍 述：「如今我們大陸的同胞，不幸淪入鐡幕，過著非人的生活，我們豈能見 死不救？所以凡是中華兒女，都矢志要反共復國，解救苦難同胞。」3近年 來台灣主體意識高漲下，以「兩千三百萬同胞」之名的各類表述方式，也同 樣地充斥在各類公共論述中。1 梁啟超，〈愛國論〉，張品興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一 冊，頁276。 2 梁啟超，〈愛國歌四章〉，張品興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第九冊，頁5429。 3 國立編譯館，國民中學《公民與道德》，第五冊（台北，國立編譯館，1975），頁 24。
如本文開頭的引文所示，以「同胞」之名的論述，往往帶有激動的情 緒，召喚全民一體的集體意志和認同情感，同心協力為國族共同體奮鬥不 懈，甚至為此不惜犠牲個體之生命。從晚清以降，「同胞」作為一種形塑國 族共同體意志和召喚集體認同情感的符號，在近代中國國族意識的建構過 程中，持續扮演著極為顯眼的角色。這其中更有趣且反諷的現象是：雖然 孫中山曾經常抱怨「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只 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4，但是帶有明確家族意涵的「同 胞」，卻成為近代中國國族論述中的重要國族代稱符號來召喚國族。更重要 的是，由於「同胞」在近代中國的各類公共論述中的廣大普及現象，幾乎已 是一般大眾朗朗上口且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國族共同體表述方式，它的存在 正如同 Michael Billing 所形容的 Banal Nationalism「平庸，平淡／日常生活
的國族主義」一般（例如每天的升國旗儀式），已融入一般大眾生活中，成
為日常意識和行為中自然存在的一部分。再者，誠如 Michael Billing 所指 出，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形塑過程的一個重要關鍵議題，正是做為
國族的「我們」（the national “we”）是如何被建構而成，而這個被建構的「我
們」又被賦予何種意義。5由以上諸點視之，基於「同胞」作為近代中國國 族的一項重要稱謂符號，而且可謂是日常生活國族意識的一個重要環節， 它的形成過程和意涵演變實在值得加以深入探討分析。然而弔詭的是，在 坊間有關近代中國國族意識形塑的重要研究中，關於「同胞」的深入探討 卻是鳯毛麟角。例如在沈松橋、王柯和村田雄二郎等有關近代中國「國民」 議題的代表性重要作品中，「同胞」一詞均不是他們探討分析的對象。6之所 以如此，可能正是上述所揭示，「同胞」符號長期存在因而普及，造成「自
4 孫中山，《三民主義》（台北：文景書局，2013），頁4。
5 Michael Billing,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6), 70-74. 6 沈松橋，〈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1895-191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集刊》，第73卷第4期（台北，2002），頁685-734；王柯，〈“民族”，一 個來自日本的誤會：中國早期民族主義思想實質的歷史考察〉，《二十一世纪》， 第77期（台北，2003.06），頁73-83；村田雄二郎，〈近代中國「國民」的誕生〉， 國分良成等編，《日中徹底對論—中日全球化の行方》（東京：新書館，2000)，頁 172-198；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中國近代思想與中國學術 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頁195-220。
然而然」存在的錯覺，致使長期以來「同胞」的相關議題並未被「問題化」 （problematized）或是「歷史化」（historicized），而成為被深入探討的嚴肅課 題。 然而，「同胞」一詞作為現代國民的代稱的用法究竟源自何處？首先， 我們將從解析字典上所提供有關「同胞」的字面意義開展討論與審思。坊 間代表的大字典，如《辭源》、《辭海》、《大辭典》（三民）、《中文大字典》 和《大漢和辭典》的「同胞」詞條定義，都是以兩條詞意來解釋「同胞」。 例如《辭海》對「同胞」的解釋如下： （1）〈漢書東方朔傳〉:『同胞之徒』注：『胞者胞胎之胞，言親兄弟』 （2）喻親近也。張載《西銘》：『民吾同胞』猶言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今稱同國人曰同胞，亦此意。」7 辭典上看似清楚合理的解釋，在仔細審視下，卻出現一些亟待釐清的 疑點。首先，「同胞」第 2 義的解釋行文（今稱同國人曰同胞）並未清楚地 說明所謂「今稱」是指何時開始？是指辭典發行時的二十世紀下半期？還 是二十世紀初開始？抑或其他時間（近代民族國家興起之時）？再者，和 上述問題密切相關的是，辭典以張載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說法和「今 稱同國人為同胞」並列，似乎強烈意味著「今稱同國人為同胞」的說法是源 自宋代張載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文句。然而事實上真的是如此嗎？事 實上，或許正是因為張載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和所謂「今稱國人為同 胞」現代意義之間關係的不確定性，在《中文大字典》和《大漢和辭典》 中，均把張載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文句，列入在解釋「同胞」的第 1 義（親兄弟)的例句中，而在「同胞」第 2 義中，僅有「同國之民。喻親近 也」的行文而無張載的「民無同胞」或其他任何例句，因而避免了上述的瞹 眛。8
7 《辭海》（台北：中華書局，1968），頁29。基本上，像這樣簡明扼要的解釋應該 足以滿足一般讀者對於「同胞」辭意所需要的理解。例如前文提及的國中課本《公 民與道德》〈愛同胞敬軍人〉章節中，首段標題「發揮同胞愛的精神」下的行文： 「同胞，本為同父母所生的兄弟。我們這裏所謂的同胞乃指同一個國家的人，張載《西 銘》所說：『民吾同胞』，即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意思。」即標示其行文是依據《辭 源》和《辭海》的解釋。國立編譯館，國民中學《公民與道德》第五冊，頁23、26。 8 見《中文大辭典》，頁114；《大漢和辭典》，頁3294。
這些辭典上所顯現出的「同胞」字義（同國之人）誕生時間的不確定 性，以及它作為國民之意和張載「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間關連的瞹眛 性，正提供了重新思索「同胞」符號意涵變化的重要切入點: 張載的「民吾 同胞，物吾與也」名言到底和「同胞」的現代意涵（同國之人）有何關係？ 就此課題而言，作為近代中國國民和國家意識形塑工程的靈魂人物，同時 也正是在中國的語境中率先使用「同胞」現代意涵的梁啟超（本文將會詳 細論證此點)，卻提出和上述多本現代辭典大異其趣的說法。梁啟超從 1898 年底開始大量以「同胞」論及國家和國民意識，例如在其著名的《新民說》 提到： 自十六世紀以來，歐洲所以發達，世界所以進步，皆由民族主義 （Nationalism）所磅礡衝激而成。民族主義者何？各地同種族，同言 語，同宗教，同習俗之人，相視如同胞，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 府，以謀公益而禦他族是也。9 然而，當他在痛責傳統中國思想論述缺乏國家觀念時，又特別以張載《西 銘》為負面例子來加以說明： 中國儒者，動曰平天下，治天下。其尤高尚者，如江都《繁露》之 篇，橫渠《西銘》之作，視國家為眇小之一物，而不屑厝意。究其極 也，所謂國家以上之一大團體，豈嘗因此等微妙之空言而有所補益？ 而國家則滋益衰矣。若是乎吾中國人之果無國家思想也，危乎痛哉！ 吾中國人之無國家思想，竟如是其甚也！10 不僅如此，當他在另一篇專文談論康德哲學時，大力推崇康德的一體論乃 徴諸實驗有憑有據之學時，卻又特別寫到「橫渠同胞同與之旨，猶近虛言」 來加以對比。11由此可見，從梁啟超的理解看來，張載的《西銘》不過是傳 統「天下觀」的產物，其中充滿高妙空言，完全沒有現代國家思想意識；特 別是「同胞同與」的行文，猶近虛言。由此可見，從梁啟超他對於《西銘》
9 梁啟超，《新民說》（台北：文景書局，2011），頁4。 10 梁啟超，《新民說》，頁27。 11 梁啟超，〈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學說〉，《新民叢報》第25集，1903年2月11日，頁 13。
的敵視和蔑視態度看來，他雖不時以「同胞乎！同胞乎！」來召喚國族，但 《西銘》的「民吾同胞」之語顯然不是啟迪他使用「同胞」現代意涵的思想 根源。12 所以我們不禁要追問，近代中國「同胞」的現代意涵究竟是在什麼樣的 歷史脈絡和情境下產生呢？何以一個原先僅是在表述家成員關係（尤其是 同父母之兄弟關係）的「同胞」，會成為在近現代的語境中，主要代表「同 國之民」全體代稱的符號，並且廣為流行呢？它的現代意涵是否真如梁啟 超所示，和《西銘》的「民吾同胞」毫無相干？抑或是它的產生過程是否另 有其他曲折的脈絡？而梁啟超本身如此積極地以「同胞」召喚國族的靈感 又是從何而來呢？ 王汎森對於晚清的思想資源和概念工具的分析討論，對於上述諸課題 的思考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線索。他特別指出許多新名詞如「國家」、「國民」 和「社會」經過日本人之手進入中國的語境後，「幾乎重新規範了中國人對 於社會、政治的看法，也廣泛影響學術研究」。13本研究也將證明，「同胞」 本身雖然不能算是新造名詞，然而就其指涉意涵的變化，以及它對於近代 中國公共論述的重要影響性而言，它的重要性和歷史意義卻完全符合王汎 森對於「國家」等日語借詞的評斷。14以下我將試圖從「同胞」古典意涵的 歷史演變，以及它在近代中國和日本的語境中的變化等課題的探討，將我 們耳熟能詳的「同胞」，重新置於歷史發展脈絡中，從而釐清這個重要的國 族召喚符號是如何由於那些重要歷史因素，尤其是明治日本的思想因素， 成為我們日常生活國族意識中「自然而然」存在且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12 例如在《新民說》，頁30梁啟超有如下的呼籲：「同胞乎！同胞乎！勿謂廣土之足 恃」，而在他1899年所作之〈愛國論〉中，如「我同胞之民」、「我四萬萬之同胞 之民」等感性呼喚更是洋溢全文，詳細分析見楊瑞松，〈近代中國的「四萬萬」國 族論述想像〉，《東亞觀念史集刊》，第二期（台北，2012.06），頁283-336。 13 王汎森，〈「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戊戌前後的幾種日本因素〉，《中國近 代思想與中國學術的系譜》，頁181-194，引文見頁188-189。 14 雖然不少保守復派人物，例如升允將「四萬萬同胞」和「保種」和「代表」等字都 視為新名詞而敵視之。見其觀點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北京：中 華書局，1993）第三冊，頁1470。本研究將會進一步分析其觀點於下文。
二、「同胞」的前世今生：民吾同胞 vs. 民吾赤子
「同胞」一詞作為「同國之人」在近代中國廣為流行的現象，和它在傳 統中國的語境中大都是以上述辭典所述的第一義（親兄弟）出現的情況， 有顯著的差異。事實上，從古至今，「同胞」單純作為親兄弟的代名詞，並 不是公共論述中重要的關鍵字眼。而由於張載的《西銘》被理學家們推崇 備至，其中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文句，經常在各類政治和哲學論述中 被援引，使得在這樣文句脈絡下的「同胞」一詞，也因而經常出現。然而也 正因為如此，要理解出現在張載《西銘》中的〈同胞〉符號意涵，如果貿然 將它抽離其原先的論述脈絡（例如將它簡單解釋為「同國之人」的稱謂）， 則不僅違背張載的原文意旨，同時也無視於在傳統中國的語境中，許許多 多運用張載此條文句的主要論述旨趣。值得注意的是，在後代各種論述的 引用中，除了原文全句如實引用的寫法外，幾乎都是以「民胞物與」形式， 甚或「胞與」的簡化形式，作為表達張載所強調的「仁民愛物」美德。換言 之，「同胞」一詞作為獨立指稱詞的用法並不多見，除非是單純運用在其古 典意涵（親兄弟）的論述上。 再者，儘管以程朱理學為首的理學家，對於張載的《西銘》推崇備至， 甚至視其為「有宋理學之宗祖」15，但也有不少士人對於《西銘》文章宗旨 提出質疑，甚至懷疑其中行文意趣是否「有違聖人之旨」。這些質疑所引發 的答辯論戰，正可以有助於我們進一步了解「民吾同胞」在傳統中國語境 中的可能意涵，與其它傳統政治秩序論述之間的微妙關係。以下我們將藉 由朱熹為《西銘》的相關答辯來進行探討。 在朱熹的文集中〈記林黃中辨易、西銘〉一文，詳細地記載了朱熹和林 栗有關《西銘》的論辯，其中林栗針對《西銘》開宗明義：「乾稱父，坤稱
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15 此為清代《御制性理精義》對其評價之語。有關宋明理學家對於「西銘」的評價和 詮釋，參閱呂妙芬，〈《西銘》為《孝經》之正傳？──論晚明仁孝關係的意涵〉，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3期（台北，2008.09），頁139-172。
的部分，提出以下的嚴重質疑： （張載）又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也，其大 臣宗子之家相也。」……其以大君為父母乎？為宗子乎？《書》曰：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茲固《西銘》所本以立其說者也。然一以為「父母」一以為「宗子」 何其親疏、厚薄、尊卑之不倫也。其亦不思甚矣。父母可降而為宗子 乎？宗子可升而為父母乎？是其易位亂倫，名教之大賊也，學者將 何取焉？16 林栗的主要質疑直接挑戰張載「民吾同胞」的理想和現實世界中君民尊卑 秩序觀之間的潛在衝突。林栗引用《尚書》，描述天地生萬物，以人為萬物 之靈，並選擇其中最聰明者為人君（元后），而人君以父母之姿統治教化人 民（元后作民父母）的古聖賢所傳之政治人倫秩序真理。他依據此項古典 真理，批判張載的「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也」的說法，是把〈尚書〉中相對於 人民處於父母地位的人君，降格為和人民之間屬於平輩的「宗子」，因此才 詰問「父母可降而為宗子乎？宗子可升而為父母乎？」從而痛斥張載的說 法「易位亂倫，名教之大賊也」。 針對林栗的抨擊，尤其是有關「易位亂倫」的指控，朱熹的回應卻是： 侍郎（指林栗）未曉其文義，所以不免致疑，其餘未暇悉辨，只大君 者吾父母宗子一句，全錯讀了，尤為明白。本文之意蓋曰：人皆天地 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 父母之宗子爾。非如侍郎所說，既為父母，又降而為子也。17 朱熹認為林栗對張載的指控乃是錯讀文意的結果，但是如果我們比對朱熹 的回答和林栗原先所提出的指控，則不難看出朱熹完全忽略了林栗引用《尚 書》的「君民＝父子」的論點來攻擊張載論點的思維邏輯。然而，朱熹之所 以如此輕易地忽視林栗的思維和其斥責張載「易位亂倫」的指控，或許是 因為朱熹本身基於「理一分殊」詮譯架構所理解的「西銘」，根本不會產生 人倫秩序錯亂的問題。根據以朱熹為主的理學家的理解，當西銘揭櫫的「天
16 朱熹，《晦庵集》，《朱文公文集》，（台北：商務，1979），卷71，頁1648-1649。 17 朱熹，《晦庵集》，《朱文公文集》，卷71，頁1648。
地生萬物和人」或是「民吾同胞」道理時，是立基於真正在人世間通行的法 則，亦即是有「等級差別」和「親疏遠近」的人倫政治秩序之上，進而闡明 「一理與我相為貫通」的道理。也正因為如此，當朱熹一方面高聲以「天下 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來解釋「西銘」的「民吾同胞」說法時18，另一方面 卻直言不諱：「如人之一家，自有等級之別」的「常道」。 當代學者何炳棣認為朱熹關於《西銘》主旨的解釋，尤其是有關尊卑秩 序的堅持論點，相當精準掌握張載的核心思想，並加以引用從而佐証他本 身的詮釋觀點：「《西銘》所構繪的宇宙本體論不可能是基於博愛和泛平等 的理念，無疑是宗法模式的。」19對於何炳棣而言，《西銘》的核心論述， 並非「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這段話，而是緊接其後的這一段話：「大君者， 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何炳棣認為此段話表達出「大君」 既是「一統專制帝國的皇帝」，也是「天下唯一至高的『宗子』」，而「以天 下為家，以大臣為『家相』完全是宗法意識」。他反駁韋政通和季羡林等學 者認為《西銘》是主張博愛思想的論點，因為他們僅僅是依據「民胞物與」 這段話而作擴大聯想，並未從其整體文脈來了解《西銘》主旨。何炳棣總結 認為張載的《西銘》乃是沿續漢代董仲舒的「君尊臣卑」的理論：「《西銘》 宇宙本體論的目的正是賦予專制王朝以最高層次的理論根據」。20然而，值 得注意的是，被何炳棣視為是最具有保守專制色彩的「大君者，吾父母宗 子」這段話，在余英時的詮釋下，卻是代表張載思想的最精采之處： 張載比「大君」為「宗子」，決不可等閒視之。他的深層用意是通過 宗 法 化 以 消 滅 君 主 的 絶 對 權 威 ， 縮 短 君 臣 之 間 一 段 不 可 逾 越 距 離。……如果君主祇是「宗子」,臣民都變成了「旁親兄弟」，君相之 間也比照著「宗子」與「家相」的關係重作安頓，而「三綱」中的第 一「綱」──君臣──便將發生根本性質的變化。張載敢於將牢不可破 的「天子」概念擴大應用在天下所有臣民的身上，僅此一端即顯出
18 見張載，《張橫渠先生文集》，《正誼堂全書》（台北，藝文印書館，1969），卷之 一，頁2。 19 何炳棣，〈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體論：從張載的《西銘》談起〉，《何炳棣思想 制度史論》，（台北：聯經出版社，2013），頁385-398。引文見頁391。 20 何炳棣，〈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體論：從張載的《西銘》談起〉，頁388-396。
理學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開創精神。21 余英時此處「如果君主祇是宗子，臣民都變成了旁親兄弟」的說法，顯然是 順著《西銘》「民吾同胞」的前提，配合「君主為宗子」的說法，將西銘中 的「人皆為天地之所生」的想法，理解為是張載對於君臣尊卑秩序的新思 維。 兩位當代大學者立基於同一段話，卻得出對張載的《西銘》主旨幾乎是 南轅北轍的詮釋。究竟《西銘》是在捍衛高不可犯的專制王權？還是它挑 戰君主的絶對權威，是傳統政治思想上的一項重大突破？22然而不論余英時 和何炳棣兩者之間的詮釋差異，或是宋代時朱熹和林栗之間的爭論，皆顯 示《西銘》全文的旨趣，以及其中「民吾同胞」的相關論述，都有很多詮譯 上的出入空間。誠然，究竟何種詮釋較貼近於張載的原意，是一值得深究 的課題。然而，本研究將聚焦「同胞」符號意涵演變，觀察「民吾同胞」這 段話如何在歷史上被理解援用，從而加以釐清它和具有現代國民意涵的「同 胞」之間究意有何關連，進行更有意義的探索。 關於這個議題的探討，余英時的一項觀察論斷是極具參考價值。他指 出：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張載撰《西銘》，是為了開導那些有志於求道而思 想還有所拘執的人，……。擴大到極限，張載預想中的讀者群也祇能 在「士」階層之內，而不包括農、工、商及其他類群，《西銘》「民吾 同胞」一語便是最有力的內證。把「民」當作「同胞」看待，這樣的 要求豈不明明是向「士」或「士」以上的在位者提出的嗎？」23
21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台北：允晨文化，2003） 上冊，頁217。 22 余英時雖然將張載的說法視為是對「君尊臣卑」的傳統思想的一項重大挑戰，但也 以「至於這一設想是否過於一廂情願，反而是一個不相干的問題」之行文，暗示了 張載之說的理想性遠大於其在現實上實踐的可能性。見前引，頁217。而從本文以下 所列舉多項宋以後的代表性論述的例子看來，尤其是將「民吾同胞」和「民吾赤子」 的說法並列的情形看來，的確在現實上張載的說法並未改變君臣或君民上下尊卑秩 序的看法。簡言之，所謂民吾同胞之說，並未改變上位者以君父的角色看待下位者 為子民的想法。 23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頁213。
根據余英時的理解，張載這篇充滿深奧哲學義理的論說，乃是針對位於四 民之首的士或更上位的統治階層而作。他是要呼籲居上位者，要以對待同 胞之情感和方式，推廣至其他下層位階的「民」。換言之，張載立說主旨乃 是要勸說上位者發揮慈愛之心，善待被視為「同胞」的其他人群。這和現代 許多有關「同胞」論述，是以「全民」作為言說訴求的對象，存在著相當不 同的論述旨趣。余英時這項觀察，事實上也印證了在晚清之前，有關「民吾 同胞」的論述，幾乎都是在表述上位者對下位者的慈愛憐憫之心，並非單 獨將「同胞」作為一種全稱符號，如同近代中國所出現的「同胞」作為全體 國民的代稱一般。 更值得注意的歷史現象是，這些有關上位者如何對待下位者之論述經 常理所當然地將傳統上「君視民如赤子」的說法和「民吾同胞」之情感相結 合，但卻沒有出現任何林栗所擔心的「易位亂倫」意涵，或是出現余英時所 謂的君民關係重新定位的突破現象。例如南宋高官潛說友的〈牧民銘〉：「天 生蒸民，皆吾同胞。痛癢切身，勿瘠民膏，凡而戚忻，繫命爾曹，惟既厥 心，毋憚爾勞，繆以千里，根于差毫」24，即是以引用「民吾同胞」的說法， 來說明為官為的「牧民」之道，告誡在上者應體恤民情，加以關懷照顧。 明代幾位大儒的相關論說，即明顯地反映了上述的論說模式。例如湛 若水在其《格物通》中，在有關「聖人之於民也，其猶赤子乎？」的解釋中 認為： 如保赤子言保民也。傳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有同胞共與之仁，則 保赤子之心自不容已。民之視其君，猶赤子之視其父母，饑寒疾苦， 罔不仰望焉，為人上者，苟能誠心愛民，如慈母之保赤子，則必為之 求順其欲也。25 從湛若水的行文可以看出，此處「民吾同胞」說法，並沒有和民如君之赤子 的傳統說法有所矛盾。所謂有「同胞共與之仁」，僅是在強調上位者有這種 關懷同胞血親的仁愛之心，但卻不意味著如此一來「臣民都變成了旁親兄 弟」（按余英時的形容）。也就是說，「民吾同胞」的語意作用，不過是要強
24 潛說友，《臨安志》，《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43，頁453。 25 湛若水，《格物通》，《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50，頁340。
調君愛民如子的「自然天性」（保赤子之心自不容已），將君對民的教化養 育類比為父母對子女的自然感情流露。 這樣的論述模式在王陽明的名作〈告諭浰頭巢賊〉中更是表露無疑。在 這篇可謂是王陽明對於盜賊團體的「温情喊話」中，王陽明以「爾若謂我必 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論述前提，以 為父母者不得不殺為惡之子，以保全其他為善之子女的心情類比，表逹他 要清掃同為「子女」的盜賊以保全其他子民的決心和內心掙扎。其結語「鳴 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 哉！興言至此，不覺淚下」26更是神來一筆。很顯然地，以「致良知」之學 聞名的王陽明，一方面明白地宣告「民吾同胞」來表達其慈愛之心，另一方 面也很自然地以「父母官」之姿（而非是人民的兄弟之輩）宣告「爾等皆吾 赤子」，將「慈愛父母官」的「愛之但不得不殺之」的心理掙扎很傳神地表 述。王陽明將「民吾同胞」和「民吾赤子」的理念，很自然地加以並列結合 的論述，再一次充分顯示張載的「民吾同胞」說法，在傳統中國的思想論述 中，主要是被援引以表逹上位者對於下位者所懷有（或所應有）的慈愛之 心或美德，而非是用來召喚集體認同意識。 這些援引「民吾同胞」的論述，再再顯示其重點是要強調上位者應有的 「仁民愛物」美德。即使是一般通俗的勸人行善論說，依然依循此種論說模 式。例如從明末即廣泛流行的善書《了凡四訓》在論及君子和小人之分時， 有如下的論述：「君子所以異於人，以其存心也。君子所存之心，只是愛人 敬人之心。蓋人有親疏貴賤，有智愚賢不肖；萬品不齊，皆吾同胞，皆吾一 體，孰非當敬愛者？愛敬眾人，即是愛敬聖賢；能通眾人之志，即是通聖賢 之志。」27同樣地，此處論述的重點依舊是君子的「愛人敬人之心」，所謂 「一體同胞」的信念，無非是要「自然化」此種愛敬之美德。因為這些論述 的重點在於表達「民吾同胞」所意味的德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這段 話在被引用時，因此經常被簡化為「民胞物與」，甚至於「胞與」。對於了解 《西銘》論述主旨的讀書而言，這些可謂變形簡化的「民胞」、「胞與」符號，
26 王陽明，《陽明學生道學鈔》，《南贛書卷五》，明萬曆琥林繼錦堂刻本，頁67-69。 27 袁了凡，黃智海居士釋，《了凡四訓白話解釋》（台北：善導寺，1964），頁138。
應都能夠馬上心領神會的「通關密碼」，理解作者要表達的文意。然而，這 樣的符號簡化表述方式，也正凸顯了在傳統的論述中，「同胞」一詞本身並 未具有獨立的重要符號意涵，而是它和其他語辭所結合代表的「仁愛」美 德才是重點。 另一方面，正因為此種「仁民愛物」的美德施用的對象之「民」，在原 先《西銘》的論述中，並沒有設下明確的族群邊界，在後代引用所謂「胞 與」美德的論述，甚至是用來意味此種仁愛精神，是跨越國家族群的邊界； 尤其是從統治者的觀點，表達他的仁愛之心是可以擴及至「化外之民」。例 如清雍正皇帝在論述貴州苖蠻的撫綏政策時，以「朕思內地、苖疆之人皆 吾赤子，其果能抒誠歸嚮者，朕豈忍令其德化之外！」的基本原則，命令官 員「勿徒恃兵力，殺傷苖民，統俟從容，再行化導，以副朕好生胞與之至 意」。28此處所謂的「好生胞與之至意」即是將「民吾同胞」的美德施用對 象擴及至屬於化外之民的苖人。同樣地，乾隆皇帝以同樣的模式表述如何 處理外國船隻遇難靠岸：「沿海地方，常有外國船隻遭風飄至者。朕胞與為 懷，內外並無歧視，外邦人既到中華，豈可令一夫失所！」29 以上的種種論述例證顯示，在晚清以前，援引《西銘》「民吾同胞，物 吾與也」的論述，基本上都是在談論一種關懷他人的美德，尤其是指在上 位者對於下位者所（應）有的慈愛之心。「同胞」一詞鮮少被抽離此脈絡來 加以論述，更遑論是被用來指涉有確定國族邊界的共同體。而且，正如上 述雍正和乾隆等人的論述所顯示，這種「民吾同胞」美德是可以被詮釋為 跨國的美德，這又和「同胞」作為同一國的國民之現代意涵格格不入。簡言 之，當代辭典所定義的「同胞」的現代意涵（同國人），其實並非源自於傳 統中國思想中的「民吾同胞」從宋到清末時期的相關論述傳統。這或許說 明了梁啟超何以在論及國家和國民意識的形塑時，不僅沒有提到《西銘》 的任何正面影響，反而給與相當負面的評價（因為其「高妙」的言論，以宇 宙天下為胸懷的論述框架，可能危害現代國族對外疆界分明，對內要求一 體的想像）。
28 〈雍正六年撫綏生苖〉，鄂爾泰，《貴州通志卷之三十三》，頁768-769。 29 〈四裔考〉，《清文獻通考卷295》，頁4177。
無論是在菁英階層的思想知識論述上，或是在較通俗的公共論述領域 中，「同胞」的符號意涵依舊依附在「民吾同胞」的美德論述下，或是單純 出現在有關「同胞兄弟」的論述中。就以從 1872 年開始發行的《申報》為 例，透過目前可供全文圖像資料檢索方式，我們發現最早刊載包含有現代 國民意涵的「同胞」的報導是在 1902 年 5 月 28 日刊行，題為〈上海富強 戒烟善會總善會章程上〉之文章。其中「去中國之毒而與我同胞轉貧為富， 轉弱為強者，其惟戒烟一事而起點乎！」行文，明顯地是以「同胞」代表 「同國之人」現代意涵。同樣地，通過政治大學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 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的檢索結果，也顯示出具有「同胞」現代意涵 的論述肇始於 1898 年，而到了世紀之交才成為廣為流行的現象。 從上述的歷史現象，我們不禁要追問，如果在中國的語境中並未有強 烈證據，能證明傳統《西銘》的「民吾同胞」是具有現代國民意涵的「同 胞」的根源，那麼在晚清開始風行的「同胞」新意涵又是由何而起，以及因 何而起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需將我們探討的目光，從傳統中國轉 到另外一個同樣是在十九世紀經歷從傳統到現代巨大轉變的國度───明治 日本。
三、一體感的召喚：明治日本的國族論述想像
日本思想史家丸山真男在評論日本從德川時代的封建體制轉化到明治 維新時期的變化時，認為十九世紀中葉外國勢力的壓迫，促成日本民族一 體意識形成的現象，是明治維新之後的一項重要發展。丸山真男進一步指 出，儘管日本傳統上有所謂神國觀念和民族性的想法，但是現實上的體制 卻一直阻礙所謂一體感的形成。統治的武士階層，不僅壟斷一切政治權力， 更是在生活方式和文化行為上，和其他農工商等庶民維持嚴格的身份界限。 這種社會結構造成了福澤諭吉所感歎「日本國中，幾千萬人被封閉在幾千 萬的個箱子裏，宛如被幾千萬牆所隔離」的現象，因而一般人沒有公共意 識，只知順從政府，卻不關心國事。簡言之，嚴格階級身分區隔的德川封建社會體制，對於尋求一體民族的民族統一意識，是一個根本性的桎梏。30 然而，十九世紀中期以降外來威脅的危機，終於促成以「尊王攘夷」為 口號，訴求天皇至高權威的維新政府，得以打破封建體制。以西方的國民 國家（nation-state）為典範，明治維新的領導階層謀求貫徹以天皇為中心的 「一君萬民」思想，將人民脫離封建體系關係，以平等均質的身份隸屬國家， 形成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在思想文化層面上，以福譯諭吉為代表的啟蒙 思想家，深信要有獨立的國家，先要有獨立的人民。他們深感當時日本人 大多還處於自私自利，無獨立思考，沒有現代國民意識的殘缺狀況，因此 疾呼以西方文明國為師，引介進步思想（如天賦人權觀念），形塑現代國民 意識，以扭轉日本「只有政府，沒有國民」的困境。31 誠如日本思想史學家松本三之介所指出，在明治時期的國民國家形成 課題上，當時可謂有兩種對比的觀點：一種是「自下而上的國家主義」── 強調以國民為中心，形成國民自發的國家／集體意識為基礎的國民國家； 另一種則是「自上而下的國家主義」，主張以政府為主導，強化政府的法律、 經濟、軍事等統治能力為核心形成國家，進而要求國民奉公守法，無條件 地愛國，1890 年所制定的〈教育勅語〉中，明確地要求國民以「臣民」之 姿，奉公守法，克忠克孝，即是此一觀點的代表性例子。32在這樣的思想背 景下，明治時期日本民眾的「國民化」過程，可謂在上述不同觀點彼此衝撞 角力下激盪而成。坊間相關的研究對於此過程中，關於「國民」、「臣民」相 關符號的運用和政治意涵演變，以及它們和傳統中的「萬民」、「蒼生」、「億 兆」、「眾庶」等慣用語的對比，已有不少分析討論。33可是如同「同胞」一
30 詳細分析，見丸山真男著，王中江譯，《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北京：生活．讀 書．新知．三聯書局，2000），頁268-274。 31 有關日本近代的政治轉型和啟蒙思想的發展，參閱李永熾，《日本近代史研究》（台 北：稻禾，1992），頁117-124。 32 松本三之介著，李冬君譯，《國權與民權的變奏──日本明治精神結構》（北京， 東方出版社，2005），頁13。 33 例如安田浩，〈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民族」觀念の形成──国民、臣民、民族〉，， 《近代天皇制国家の歷史的位置》（東京：大月書店，2011），頁24-43；佐藤能丸， 〈国粹主義における「国民」像の構想〉，《明治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研究──政教社 の成立とその周辺》（東京：芙蓉書房出版，1998），頁39-67。
詞在近代中國研究上鮮少受到注目，日本學界研究對於「同胞」符號在上 述「國民化」的作用和角色也並未有系統性的探討。然而，「同胞」作為一 種共同體的代號，同樣地在明治日本嶄露頭角後，逐漸成為重要的國族共 同體想像符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開始退出歷史舞台。以下的討 論，將從上述明治時期兩類型的國家主義論述，探討分析「同胞」符號在明 治日本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一) 作為共同爭取民權的「同胞」
嗚呼，我三千五百多萬的同胞兄弟啊！若兄弟們已與吾人同感同情， 為何不前進而只懇望國會的開設？為何不奮起而只欣慕民權的伸 張？為何不誓言而只企盼國權的擴張？嗚呼，仰望芙蓉峰之頂，俯 瞰琵琶湖之深啊！此等美麗山河的風光，此等可愛富饒的邦土，何 其美麗呀！何其可愛呀！起來吧！愛國的精心。奮起吧！獨立之氣 象。給坐在如此邦土山川上的人們。34 這是距今約 130 多年，在明治 12 年（1879 年）12 月 29 日時，由一群署名 「岡山縣兩備作三國有志人民」所公告的〈告同胞兄弟〉開設國會請願書結 語。不久之後，全文也刊載在次年 1 月 11 日的《大阪日報》上。從 1874 年 愛國公黨提出《民選議院建議書》為開端的民權運動，到了 70 年代末，已 在全日本各地引起許多地方人士的迴響，紛紛組成民間社團向政府提出要 求提高參政權的請願書，以及向公眾訴求的檄文。〈告同胞兄弟〉書正是出 於這樣的政治文化背景，而且成為當時廣為流傳的文宣作品。這篇充滿激 情的檄文，即使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讀來，也依然能感受到其字行裏間所 表露的熱切情緒。根據民權運動者小久保喜七的回憶，這篇文章深受青年 人所愛，口耳相傳，「當時人莫不把它謹記在心」。35 從目前的文獻資料推斷，最晚在 1870 年代末期，在日本的的公共論述34 〈同胞兄弟ニ告グ〉，板垣退助監修，《自由黨史》（東京：岩波書店，1997）上 冊，頁268。 35 色川大吉，〈自由民權 請願の波〉，《近代国家の出発》（東京：中央公論社， 1968），頁127。
中，以「同胞」一詞來表述全國人民，已經有一定的流通性。36這篇「告同 胞兄弟」書以生動的文筆和感性的字眼，來召喚「同胞」投入爭取民權的運 動的歷史意義，不僅是標示此種「同胞」意涵在當時已有相當的流通性，同 時它本身的流行無疑又再進一步推動此種「同胞」意涵的流行。它的另一 項特色，即是拾棄傳統的「億兆」、「蒼生」等空泛性字眼，而以相對明確的 「三千五百萬」人口數字，劃定國族共同體的想像邊界，清楚地界定「同胞 兄弟」的國族邊界。37同樣的表述方式，也出現在其他強烈表達君民共治， 提高人民參政權力的要求的請願書上，例如長野縣獎匡社的請願書中「國 家非獨君主所有，即我三千五百萬多萬同胞所有也」的行文。38另一篇刊行 於支持民權運動的《朝野新聞》的〈國約憲法論〉（1880 年 8 月 5 日第 2066 號），則以法國過往君主專制獨權，人民無權參與國政，只能算是「食客」、 「附籍人」而不是國民的現象為類比，認為以當時日本的政局而言，「我同 胞兄弟」也不能稱得上是國民。39 值得注意的是，「同胞」符號作為爭取民權訴求之國民的代稱，在經過 一些性別意識的修正後，也出現在從 1880 年代勃興的日本女權運動上。例 如著名的女權運動者岸田俊子在 1884 年所發表的呼籲日本女權意識的文 告，即是名為「告同胞姊妹」（同胞姉妹に告ぐ）。相形之下，前述的〈告同 胞兄弟〉無疑是基於長期以來男性中心主義的思維，以「同胞兄弟」代表全 日本三千五百萬國民的作法不同，而岸田俊子則是以「姊妹」取代「兄弟」
36 例如更早之前，在1878年2月間，一份由新瀉縣的民權運動組織「言志社」的入社廣 告中，即以下列行文說明他們的活動宗旨：「我們會友大談平生的宿志，相互研其 才智、博其學識，以成其為國家同胞謀福的決心與意志」，其中明白地運用為「國 家同胞」謀福利的措辭。見廣告全文於江村榮一，《自由民權革命の研究》（東京： 法政大學出版局，1984），頁286。 37 據明治八年官方文部省的統計報告，日本當時總人口數為三千四百萬，見福澤諭吉， 《通俗國權論》（東京：慶應義塾出版社，1878），頁53。有關人口數字和國族想像 之間的分析討論，見楊瑞松，2012.06，〈近代中國的「四萬萬」國族論述想像〉， 《東亞觀念史集刊》，第二期，頁283-336。 38 見此檄文於小野壽人，《明治維新前後における政治思想の展開》（東京：至文堂， 1944），頁549。 39 全篇論說收錄於鈴木安藏，《明治初年の立憲思想》（東京：育生社，1938），頁 175-176。
附加於「同胞」，表明其訴求的旨趣是要喚醒全日本女性國民（婦女同胞） 的權利意識。40除了岸田俊子的例子外，以「同胞姉妹」（或「婦人同胞」） 的措辭行文，也散見於其他女權運動的文宣之中。41 在這些有關權利爭取的「同胞」論述中，大多是訴求於國民的平等一體 感，以激發共同爭取參政的權利（或男女平等的權利）之集體決心意志。但 是在其論述中，也經常引述明治初年天皇發佈的御誓文，和明治八年四月 十四日的聖詔，以推崇明治天皇積極讓國民參政的誠意和智慧。42但其中部 分論說，則是直接將「三千五百萬同胞」和「專制君主」相對立來論述（如 奬匡社的請願書），或是將真正的「國民」和「專權君主」視為水火不容（如 朝野新聞評論）。整體而言，無論是採「尊君」或「抗君」的立場來論述， 都不是基於日後盛行的「血緣族國」日本共同體想像模式，在「同胞」一詞 上就親屬血緣關係（尤其是天皇和日本臣民之間的血親關係）上大作文章。 而是以「兄弟」或「姊妹」配合「同胞」的論述行文，立基明治初期標榜的 「四民同一」的國民平等均質關係理念，令人產生一體感。 然而，誠如王柯的研究所指出，日本近代史上分別以「國民」和「民族」 兩種意義來理解英文的 nation 一詞，「同胞」意涵到了十九世紀八零年代也 開始有了相對應的變化。王柯認為在國粹主義運動（1888 年）開始以前， nation 主要是被理解為「國民」。但是國粹主義者不滿民權運動普遍所推崇 的西方思想和文化價值，他們主張維護發揚日本獨特的國粹，因而開始以 「民族文化」的角度來理解 nation，強調日本是一個基於共同文化歷史甚至
40 〈同胞姉妹に告ぐ〉，收入於鈴木裕子編，《日本女性運動資料集成》，第一卷《思 想‧政治Ｉ》（東京：不二出版，1997），頁74-85。 41 見相同用語事例於《日本女性運動資料集成》，《思想‧政治Ｉ》，第一卷，頁89、 90、107、110、121、122。在1899年刊行在〈興和之友〉的一篇由女權運動者清水 とよ所發表的〈敢て同胞兄弟に望む〉，更是向男性「同胞兄弟諸君」喊話，要求 男性同胞在熱衷於爭取設立國會的政治權利的同時，不應該忘記男女平等的價值也 同樣重要。見《日本女性運動資料集成》，第一卷《思想‧政治Ｉ》，頁119-121。 這篇行文也再度證明「同胞」符號運用的流通性。 42 關於這些民權運動的請願論述中，所採取的「尊君」論述風格分析，見金井隆典， 「哀訴」という思想──国会開設建白，請願にみる「主体」形成の過程，收入於新井 勝紘編，《民眾運動史4‧近代移行期の民眾像》（東京：青木書店，2000），頁157-181。
種族純粹性的政治共同體。43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同胞」開始染上「民 族」的色彩，成為另一種影響深遠的「同胞」意識。
(二) 作為日本民族成員的「同胞」
「同胞」在前述民權運動中，主要被用來召喚全民平等一體的意志，以 共同爭取現實的政治權利。但是「民族」意識所定位的「同胞」，則著重於 「同胞」彼此之間共同歷史文化的歸屬感，以民族文化和共同家園召喚集體 認同意識。而且到了 1890 年後「國體論」發展的高峰時，「同胞」更進一 步地是被界定為日本神聖「族國」的集體成員，「同胞」的召喚主要是強調 所有的成員基於血緣關係的向心力，所有「家族成員」必需以忠孝之心服 從「大家長」天皇的指令，成為上述「由上而下的國家主義」下忠誠的「帝 國臣民」。簡言之，「同胞」意涵的重心從先前側重「同胞兄弟姊妹」的平等 （平輩）關係，而在國粹主義和國體論的論述框架下，「同胞」轉成為強化日 本為單一民族「神話」的利器，成為強調族國所有成員共同團結在天皇（大 家長）指令下的集體服從意識。如果套用松本三之介對於明志日本精神結 構的詮釋比喻 （國權與民權的變奏），那麼我們可以說「同胞」的意涵從召 喚民權的旋律，隨著 1880 年代後期民權運動式微，漸漸轉而為歌誦國權的 曲調。44 國粹主義的代表人物志賀重昂，在其發表於國粹主義代表雜誌《日本 人》數篇著名召喚日本人意識的文章中，雖然也多次運用「同胞」符號，可 是卻顯現出和民權運動論述相當不同的「同胞」意涵。在《日本人》的創刊 號之首篇論文〈「日本人」の上途を餞す〉（指引「日本人」的前途）中，志 賀重昂以激昂的筆調，召喚鼓舞他心中理想的「日本人」共同為日本國努 力奮鬥： 爾等無須惴慄不安，必須要深厚爾等同胞兄弟姊妹的德義、啟發其 智力、並且要有追求豐衣足食的熱情並發揮之。蓋爾等有如此最多43 王柯，〈「民族」：一個來自日本的誤會〉，頁73-83 44 松本三之介著，李冬君譯，《國權與民權的變奏──日本明治精神結構》（北京： 東方出版社，2005）。
數的同胞兄弟姊妹，便要漸次增進每個人有適宜的清福快樂與智力 便利，而將這些個個增進的清福快樂聚集起來、智力便利湊合起來， 將之累累堆積，便可建築出鞏固確實的大日本的國力基礎。爾等「日 本人」的希望真可謂是到達此一境界哉。45 在他另一篇名作〈「日本人」が懐抱する処の旨義を告白す〉（「日本人」心 中懷抱之事要義的告白）中，他多次以優美的山水和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 等景物，訴求且歌誦「大和土」和「大和民族」，進而號召「同胞兄弟姊妹」 珍惜維護日本獨特的「國粹」。他以近似上述「告同胞兄弟」書的語法，不 斷讚美「富士山峰、琵琶湖、美麗邦土」。46 雖然志賀重昂和「告同胞兄弟」的作者一樣，也在召喚「同胞兄弟（姊 妹）」，然而他的關懷是作為大和民族的「同胞」們，如何發自內心珍愛日本 的山川草木和歷史文化傳統，從而奉獻自己各盡職守。這樣的召喚和民權 運動召喚「同胞」起來爭取平等參政權的旨趣迥然不同。同時，這種在民族 文化意識下的「同胞召喚」，含有濃烈的反歐化、反西方價值的傳統保守主 義立場。王柯對於國粹主義如下的觀察：「在強調天皇萬世一系及日本國家 體制的優秀和永久性，它與「國體論」一脈相承，在攻擊天賦人權論上比 「國體」論毫不遜色」。47由此觀之，我們就不難理解，國粹主義者所強調的 奉獻個人於集體認同的價值取向，以及他們神聖化日本民族歷史文化的說 法，從 1890 年代開始，經由「國體論」的推波助瀾下，得到更進一步的提 昇，成為「由上而下的國家主義」一項明顯的事例。 如眾所知，日本近代特殊的「國體論」論述，從幕末開始興起，不斷地 合理化天皇的統治地位，包含神格化天皇的地位，將天皇視為天神的「天 孫」，地位無比崇高。到了明治中期時，所謂「萬世一系」、「萬古不易」等
45 志賀重昂，〈「日本人」の上途を餞す〉，松本三之介編，《明治思想集II》（東京： 筑摩書房，1977），頁3-6。 46 志賀重昂，〈「日本人」が懐抱する処の旨義を告白す〉，收入於松本三之介編， 《明治思想集 II》，東京，筑摩書房，1977，頁7-11，引文見頁11。志賀重昂的其 他代表作〈日本前途の國是は「国粋保存旨義」に撰定せぎるべからず〉，也呈現 同樣意涵同胞符號的運用，參見《明治思想集II》，頁12-16。 47 王柯，〈「民族」：一個來自日本的誤會〉，頁79。
關於天皇尊貴地位的論述，已普遍被一般民眾所接受。而明治政府在 1890 年所頒布的「教育敕令」更可謂是國體論發展的一項高峰，將「國體」觀念 和其中尊崇天皇的忠孝思想，透過教育系統散播到日本各地。48 早期的「國體論」論述重點，主要為強調日本為神國，日本人是天神的 後裔，所享有的土地等資源均為天神所賜，而萬世一系的皇室乃是天孫， 擁有天神賦予的正當性來統馭日本臣民等說法。但是到了 1890 年代後，隨 著日本憲法的頒布和教育敕令的通行，在各類國體論中，強化日本為以天 皇為中心的「家族國家」的論調也越益明顯，強調「君民同祖」和「君民一 家」的「家國」思想，皇室被定義為全體日本人家族的宗家，而天皇亦即是 全民的「大家長」。49誠如陳瑋芬指出，天皇不僅是整個家族國家祖神的子 孫，也是神的化身；而人民被灌輸要以敬愛父母的自然感情和敬神的虔誠 態度來作為一名忠順的「臣民」和「赤子」。50 在上述「族國」觀的盛行背景之下，「同胞」一詞被運用在強化「君民 同祖」論述也就不難預期。作為明治憲法和國體論的代表人物的東大教授 穗積八束，即是運用了「同胞」符號，對於日本的「家族國家」特色下一註 解：「吾人的家國為血統團體。國家民族為同胞之血族。家為小國而國為大 家。聯結的淵源為同一的血脈，統一的力量為祖先崇拜的信仰。人倫之根 本在此生成。」51此外，歷史學者北川舜治在 1891 年為《教育勅語》所作 的童蒙解中，解釋其中的「博愛」觀時，更是清楚地定義以天皇為中心的家 族國家框架下的「同胞」意涵：「又人當相愛一事，欲使我全國四千萬人民 皆成同胞兄弟、同為天皇陛下之赤子，便該有全國如同一家的親和慈愛、
48 有關明治時期國體論的發展，參閱陳瑋芬，〈「天命」與「國體」：近代日本孔教 論者的天命說〉，收入於張寶三、楊儒賓編，《日本漢學研究初探》（台北：台灣 大學出版中心，2004），頁71-108。 49 關於「家族國家」觀的分析，見松本三之介，〈家族国家の構造と特質〉，《明治 思想における伝統と現代》（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23-47。李永熾， 〈明治日本「家族國家」觀的形成〉，《日本近代史研究》（台北：稻禾，1992）頁 113-161。 50 見陳瑋芬，〈井上哲次郎的《敕語衍義》──關於「忠孝」的義理新詮〉，《近代 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 頁213。 51 穗積八束，《國民教育‧愛國心》（東京：八尾發行，1897），頁16。
患難相助、困頓時互相扶持之情感。」52 這段論述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有 君民同血緣「君民同祖」的基本理論框架，但是皇室作為萬世一系宗家的 崇高地位，使得天皇穩居「大家長」的位子，統治全民如赤子。 而在另一本同樣是以闡明《教育勅語》為宗旨的著作《國體述義》中， 作者更是不斷複誦以天皇崇拜為中心的「君民同祖／一家」的思想，而且 運用大量的「同胞」以及「四千萬同胞」的字眼來召喚克忠克孝的日本「臣 民」： 敬神尊王的兩種道德，與我同胞的祖先及天皇有關，更是與我同胞 息息相關的道德，是謂「愛國」，即是愛我國家、圖國家之利益、增 進國利民福與保護國家。故愛國的道義，乃與公共息息相關之道義 也。53 從以上這些論述例證可以看出，隨著以天皇崇拜的國體論融入法律以及制 度，「同胞」作為同一「家族國家」之「血緣」成員，這樣的代稱意涵也廣 為流行。但是這些論述的基本立場，都是以強調日本國民之間的家族血緣 關係，進而共同團結尊君愛國。著名的國體論者井上哲次郎在他後來廣為 人所閱讀的《敕語衍義》的序言中，表逹了他對於「四千萬同胞」的倚重和 期待： 然日本為一蕞爾小國，方今乃各國恣意吞噬之秋，不可不思四方皆 敵。雖不得不從事與列國親善的交際工作，然一旦外虜趁隙而入， 所能倚靠者不在外頭，唯有我四千萬同胞而已。苟為我邦人者，為 了國家當將性命視如塵芥之輕，……54 姑且不論這些國體論思維和先前的民權運動論述，以及國粹主義思潮它們 之間對於「同胞」意涵的差異性，所有這些以「同胞」來描述全體日本國民 的論述模式，無疑均有助於具有全體國民意涵的「同胞」一詞通行於一般 大眾論述。舉例而言，在《朝日新聞》1891 年 3 月 15 日針對俄國皇太子在
52 北川舜治，《教育勅語童蒙解》（東京：商報會社，1891），頁13。 53 磯部武者五郎，《國體述義》（東京：哲學書院，1892），頁81。這一部著作不厭其 煩地反覆講述「君民同祖/君民一家」的國體論思維，書中不斷以「同胞」符號或家 族關係定位日本國體。 54 井上哲次郎，《敕語衍義》（東京：井上蘇，1891），頁3-4。
日本遇剌受傷（大津事件）的社論中，即接連使用「四千万の同胞」一詞， 描述對此事件深感不安和歉意的全日本國民。55此外，《讀賣新聞》在 1892 年的一篇社會新聞，即是以〈無禮の外人我が同胞と禽獸視れ〉（無禮外國 人將我同胞和禽獸等同視之）為新聞標題。56再者，著名的《大陽》雜誌， 在其 1895 年第一期的發刊辭中，也不斷以「同胞諸君」、「同胞四千萬」的 字眼來稱謂廣大的讀者群。57其他如《讀賣新聞》在 1895 年所刊出的一篇 來自從事日清戰爭（甲午戰爭）河南大尉的感謝狀，其標題即為〈我四千萬 同胞に感謝れ〉，內文不僅一再地感謝四千萬同胞支援前線軍人作戰的厚 意，同時也不忘稱誦天皇的鴻恩。58這些新聞報導事例都再再顯示在 1890 年代時，「同胞」一詞作為全國人民的代稱，作為現代國族想像共同體的符 號，在日本的日常生活論述中已是司空見慣的現象了。 上述軍人的感謝狀中，所傳達的奮勇作戰以謝「同胞」厚意和天皇鴻恩 的愛國情操，和井上哲次郎在其《勅語衍義》序中，所強調的國家有難時， 唯有「四千萬同胞」可以依賴之思維相映成趣。這種以效忠天皇為中心，團 結全體日本國民成為服從奉獻自我的「臣民」之思想信念，無疑對近代日 本的「國民意識」有相當深遠的影響。59在 1910 年制定的日本小學讀本和 歌唱課本中，都包含一首〈同胞ここに五千万〉（同胞在此五千萬）的歌曲 教材。全曲共有七段歌詞讚美日本各方面的榮耀和興盛發逹，每一段並都 以「同胞在此五千萬」作為結語，全曲歌詞充分表露出國粹主義和國體論 思維所宣揚的天皇制「家族國家」的臣民尊崇之情，如其前兩段歌詞所示： 北起樺太、千島 南迄台灣、澎湖島 在大海浪潮洗禮下的 大大小小四千個島嶼上 朝日的旗幟飄揚著 同胞在此五千萬
55 〈露國皇太子殿下傷らる〉，《朝日新聞》（東京），1891年5月13日，版2。 56 〈無禮の外人我が同胞と禽獸視れ〉，《讀賣新聞》（東京），1892年9月6日，版 3。 57 〈太陽の發刊〉，《太陽》，第一號，1895年1月15日，頁1-2。 58 《讀賣新聞》，1895年2月20日，版 3。 59 有關井上哲次郎忠孝觀的影響分析，見陳瑋芬，〈井上哲次郎的《敕語衍義》── 關於「忠孝」的義理新詮〉，《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 的嬗變》（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頁191-245
遠自神話時代始 君臣之分便已定 萬世一系不為動 乃我皇室大稜威 舉頭仰見普世光 同胞在此五千萬60 除了同胞一詞在 1890 年後，開始帶有濃厚的「自上而下的國家主義」色彩 外，還有另一項特色也徝得注意：在這一系列運用「同胞」符號表述日本國 族共同體想像的論述，不論其主要用意為何，明確的人口數字經常伴隨「同 胞」符號（三千五百萬、三千八百萬、四千萬、五千萬）的行文方式之現 象。這些數字的出現不僅能標示國族想像的邊界，同時這些與時俱增的數 字變化，也顯示著相對具體精確的全國人口數目，在培養國民意識的集體 認同感的重要性。傳統的「天下百姓」、「黎民蒼生」、「億兆」等空泛的字 眼，對於統治者而言，或許可以滿足其統治權力遍及各地的想像；然而，對 於現代國族共同體想像而言，一個相對明確的人口數字，方可以在列國競 爭的國際局勢下，區別劃定「我族」和「他族」的界線，從而訴求「我族」 團結一致的一體感。而這種人口數字加上「同胞」符號的表述方式，也極可 能正是近代中國「四萬萬同胞」論述的先行典範。 1945 年 8 月 14 日，日本裕仁天皇下詔宣布接受盟軍條件準備投降。在 這一份日本近代史上重要的歷史文件上，天皇運用了「臣民」和「赤子」措 辭向其國民喊話，但是在結語中，也運用「同胞」一詞再度召喚國民團結： 「朕於茲得以護持國體，信倚爾等忠良臣民之赤誠，常與爾等臣民共在。若 夫為感情所激，妄滋事端，或同胞互相排擠，擾亂時局，因而失誤前途，失 信與世界，朕最戒之。」61這一份文件標誌一個時代的終結，亦即一個從明 治維新逐漸發展成的天皇制家族國家體系的終結。從後見之明看來，當裕 仁天皇以「同胞」符號向其國民召喚時，也標示著這個在明治時代「醞釀成
60 《改正国定小學讀本》（東京：博報堂，1910），頁92。原文為「北は樺太千島よ り 南台湾澎湖島 大洋の波に洗わるる 大小四千の島々は 朝日の御旗ひるが へす 同胞ここに五千万。 神代はるけき昔より 君臣分は定まりて 万世一系 動きなき 我が皇室の大みいつ あまねき光仰ぎ見る 同胞ここに五千万。」 61 〈詔書〉，收入於朝日新聞社編，《終戰記錄》（東京：朝日新聞社，1945），卷 首。
長」的國族符號，由於染上了濃厚的民族和族國思維色彩，也即將從日本 的公共論述舞台上退場。62然而，「同胞」作為近代國族想像的符號，在近 代中國的歷史發展上，卻又呈現出相當不同的軌跡和曲折的命運。為了理 解這一個發展，我們探索的焦點也將回到晚清中國的公共論述語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