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體系下的大國類同盟現象：後冷戰時期中俄安全合作的實踐（1991-2019）

doi:10.6342/NTU202100119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一元體系下的大國類同盟現象：

後冷戰時期中俄安全合作的實踐（1991-2019）

Quasi Alliance Under Unipolar System: China-Russia Security Cooperation After Cold War (1991-2019)

張智鈞

Chi-Chun Chang 指導教授：明居正 博士 Advisor: Chu-Cheng Ming, Ph.D.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Decembe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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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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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謝辭

在台灣大學政治系度過這三年半的時光，真的是足夠精采且充實。每當回想起 這段旅程的起點，總令我體會到人生當中機緣巧合的奇妙之處。好像有個上帝在默 默安排著這一且事物的到來，讓渺小的我一步一步地去接觸這世界上我所不知道 的一切。那一天大概是在 2015 年的 3 月的時候，我還是一個與台大隔著一條基隆 路相望的台科大大三學生，對畢業後的未來仍有些徬徨的學生。那天偶然在校園內 的餐廳中看見一張海報，內容是關於中國政治與兩岸關係的講座，將在當天於台大 校園舉行，而演講者就是我指導教授，明居正老師。

我本身就是一個對政治相當感興趣的人，會主動關心台灣政治與兩岸之間的 議題，去年（2014）發生的「太陽花運動」我也參與其中。但想將興趣與專業之間 在當時仍有很大的距離，我也純粹抱著好奇的心情，參加了這場講座，萬萬沒想到 我的人生因此而改變。明老師的演講內容精采絕倫無須贅言，在演講結束之後也仍 在教室外頭與眾多聽眾繼續分享更多知識，不厭其煩的回答所有人的問題。我也是 其中之一，當時的場景我至今仍印象深刻，後來的每一次明老師的演講我無不參與，

甚至是明老師開的台大課程，我主動前去旁聽。這讓我對政治這一領域有了最初步 的學術性理解，也慢慢讓我對自己的未來更清晰的想像。要說我和這些聽眾有什麼 不同，就是我已下定決心要考上台大政治系碩士，我要當明老師的學生，向他學習 一切知識。而在 2017 年，我終於如願以償。

如今，三年半的時光匆匆飛逝，在國際政治的學術領域中完成了我人生中的一 個里程碑。在這期間有許許多多的機會能與明老師談天說地，在課業上給予數不盡 提點與教誨，說來真是我最奢侈的日子。但除了課業與學術上的指導，其實更寶貴 知識總是在學校以外，跟著明老師，我學到了做「人」的道理。人活在世界上應當 如何認識自己、觀察世界，該如何對待別人、又該追求什麼，不斷在各種時候提醒 我要思考這些問題，這都是在教科書中學不到的人生體悟。我常常想，如果不是遇 到明老師，我也不會進入台大政治系。或許，拿到碩士學位不是我真正的目標，而 是我跟在明老師身邊經歷的這些過程，才是上天安排給我的意義，也是對我未來人 生影響更加深遠的經歷。在此，誠摯的感謝明居正教授在這些年中給予學生的所有 幫助，學生會帶著明老師的教誨，在未來的人生旅途中繼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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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這三年半裡，我也遇到許許多多的貴人，他們在我所遇到的各種困難與挑戰中 不時給予協助，也讓我有更多的機會能表現自己。感謝陳世民老師在我擔任助教的 兩年中包容我常犯的錯誤，也信任我的能力；感謝吳玉山老師教導我作為助教時安 排所有課程進度的種種細節；感謝烏凌翔學長，放心將明老師的助教工作交棒給我，

也為我留下許多寶貴的課程教材，以及在整個碩士生涯中的各種經驗分享；感謝唐 豪駿學長將我拉進台經院一起共事，讓我能有更多的機會在職場上學習。以及在每 一次碰面時用最嚴格的標準檢視我的理論能力；感謝葉曉迪學長和我一起討論各 種國際政治與兩岸關係的各種議題，並以淵博的學識解答我的種種疑問；感謝謝基 業學弟讓我有作為他人前輩的自知，在跟隨前人腳步的同時也做好自己的榜樣，在 撰寫各種期末報告之時相互扶持。感謝施俊耀同學，總是千里迢迢來到台大與教授 和我們聚會，談論各種千奇百怪的政治議題，總是帶著許多書籍與資料和我們分享，

讓我知道更多我所不了解的知識領域。

還有許許多多的人在我的求學生涯中提供很多幫助，無法一一列出，但我由衷 的感謝你們的幫忙，你們都是我這份論文能夠完成所不可或缺的助力。也感謝我的 父母、伴侶、以及朋友們的無限包容與支持，讓我能在這段時間裡無後顧之憂的栽 入國際政治學的汪洋大海中，持續探索與前行。

張智鈞 2020 年末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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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中文摘要

國家透過建立同盟來抵抗外部威脅，是國際關係中常見的手段。然而在當代的 國際環境，中國與俄羅斯在面對美國的威脅時卻沒有見到同盟的出現。一種解釋是 美國本身的威脅沒有達到足夠引發同盟的程度，另一種解釋是中俄之間存在許多 利益衝突，抑或是歷史因素，以致於同盟難以出現。然而美國對中俄同盟對抗美國 的擔憂卻從未停止，甚至認為美國應當更積極防範。面對此一爭論，本文提出以一 元體系下的「類同盟」來解釋當前的中俄關係在面對美國競爭時是如何運作的。

本文的「類同盟」概念是基於「一元體系理論」、「同盟理論」、以及「訊號 理論」三者結合所推演出來的概念，用以解釋在「一元體系」中，面對霸權戰略競 爭的「大國」彼此之間專門應對霸權的手段。「中俄戰略夥伴關係」就是上述「類 同盟」現象的體現。「類同盟」是屬於「一元體系」中針對霸權的權力平衡。透過 將承諾與實際行動拆開以創造模糊空間的形式運作，大國會避免使用強訊號行為，

如明確的國際條約、以聲譽擔保的承諾。轉而偏好採取弱訊號行為，如不具強制力 的聯合聲明、實際的軍備交易等。採取後者的做法讓中俄兩國營造出可能建立同盟 抵抗美國的樣貌，卻保留各自的詮釋空間，不會完全破壞對美關係。

1991 年至 2001 年是「類同盟」形成時期，2001 年至 2019 年則是「類同盟」

運作階段。面對美國霸權的挑戰，「類同盟」使中俄得以維持對美競爭與合作，並 在美國加強制衡壓力時給予協助，如北約東擴、顏色革命、2016 年之前的南海爭 端。但「類同盟」並非傳統同盟，中俄兩國有更多推卸責任的動機，放大了同盟的 缺點。這體現在 911 事件、喬治亞戰爭、烏克蘭事件、以及 2017 年以後的南海爭 端，尤其在美國戰略轉變或與中俄其中之一產生激烈衝突的情況。明顯可以發現中 俄雙方在強調彼此之間的友好與互信時，實際行動中卻產生極大的反差。但這並不 會破壞中俄關係，而是「類同盟」運作的結果。

關鍵字：一元體系、類同盟、訊號理論、中俄戰略夥伴關係、中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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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ABSTRACT

Quasi Alliance Under Unipolar System: China-Russia Security Cooperation After Cold War (1991-2019)

By Chi-Chun Chang

December 2020 ADVISOR: CHU-CHENG MING, PH.D.

DEPARTMENT: POLITICAL SCIENCE MAJ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GREE: MASTER OF ARTS

KEY WORD: Unipolar system, Quasi Alliance, Signal Theory, Sino-Russ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China-Russia Alliance.

States defend against external threat from forming alliance is a common behavio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wever, during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nowadays, China and Russia did not enter an alliance while facing a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comi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ne explanation is that the threat is not strong enough for them to take such action. The other one is considering the conflict of national interest and historical factors as main reasons to explain why alliance is hardly appeared. But neither of those interpretations can remove hegemon’s doubt, even some scholars are urging the U.S.

government to take a primitive ac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consequence. According to those arguments, we provide a “Quasi Alliance Under Unipolar System” as another approach to understand how current Sino-Russian relations work under the compet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cept of “Quasi Alliance” in this thesis is deduced based on thre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ies: “Theory of Unipolarity”, “Alliance theory”, and “Signal Theory”, which is a specific policy under unipolarity for major states which are competing with hegemon to cooperate together. “Sino-Russ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is exactly the reflection of

“Quasi Alliance”, and it is a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balance of power solely exists under “Under Unipolar System” as well. It can be operated by separating commitment and actual behavior, then create a grey area. Instead of using “strong signal”, such as staking their reputation on a formal treaty or promise, Major states would prefer using

“weak signal” means which with no binding force, like joint statement, arm transfer and so on. The later one gives China and Russia a possibility to form an alliance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but still leave space for each other to mainta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hegemon and other major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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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no-Russia “Quasi Alliance” takes place during the period 1991 to 2001, and is has been in operation for almost 20 years hitherto. “Quasi Alliance” raises the capability of China and Russia to both compete and cooperat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t also provides partial support to each other when the United States increases pressure on one of them. It happened during NATO enlargement, color revolution,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before 2016. However, China and Russia might have higher motivation for “buck- passing”, which means they are more likely putting the primacy focus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result, “Quasi Alliance” amplifies the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alliance. This kind of situation occurred when the hegemon’s strategy change or sharp conflict between hegemon and one of the members in “Quasi Alliance”, such as September 11 Attacks, Georgia War in 2008, Ukraine crisis in 2014, and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fter 2016. apparently, we can find the disparity when we make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tatements describing their strength, mutual trust relationship and the actual behavior. Even though it doesn’t really mean that there is potential conflict within Sino- Russion relations, it just how “Quasi Alliance” works under unipo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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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目錄

第一章 前言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 4

第二章 文獻回顧 ... 15

第一節 中俄結盟的可能性分析 ... 15

第二節 中俄結盟議題的爭論焦點 ... 30

第三節 小結 ... 34

第三章 研究途徑：一元體系理論 ... 37

第一節 一元體系的概念組成 ... 37

第二節 一元體系的運作邏輯 ... 44

第三節 一元體系下霸權與大國戰略互動... 65

第四節 小結 ... 69

第四章 霸權戰略與同盟理論 ... 71

第一節 現實主義的同盟理論 ... 72

第二節 制度主義與同盟理論 ... 75

第三節 一元體系下的「類同盟」現象 ... 81

第四節 小結 ... 88

第五章 中俄「類同盟」的形成：1991-2001 ... 97

第一節 後冷戰時期美國對外戰略 ... 97

第二節 後冷戰時期的美俄關係 ... 106

第三節 後冷戰時期的美中關係 ... 119

第四節 冷戰後的中俄雙邊關係：「類同盟」的形成 ... 128

第六章 中俄「類同盟」現象的運作：2001-2008 ... 139

第一節 911 事件前的美國戰略與中俄關係 ... 139

第二節 911 事件後的美國戰略與 對俄中關係之影響 ... 144

第三節 中俄「類同盟」的運作：2001-2008 ... 160

第七章 2009 年後中俄「類同盟」運作：南海爭端之個案分析 ... 177

第一節 一元體系下的南海爭端 ... 178

第二節 俄羅斯與南海爭端 ... 192

第三節 中俄「類同盟」在南海爭端中的運作 ...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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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第八章 結論 ... 223

第一節 研究發現 ... 225

第二節 展望 ... 252

參考文獻 ... 257

圖表目次 圖 1-1 修正後一霸四強體系樣貌 ... 8

圖 1-2 大國回應光譜 ... 9

圖 1-4 中國與俄羅斯回應對美國霸權的方式 ... 11

圖 3-1 一元體系結構樣貌 ... 64

圖 3-2 大國回應霸權的戰略 ... 65

圖 4-1 制度主義的一元體系中同盟運作方式 ... 92

圖 4-2 霸權對其中一方施家更大競爭壓力的發展階段 ... 92

圖 4-3 霸權同時對兩國施加更大競爭壓力的發展階段 ... 94

圖 4-4 類同盟反覆運作後的可能產生的變化 ... 94

圖 8-1 1991-2001 年中俄「類同盟」關係形成過程 ... 239

圖 8-2 2001-2008 年中俄「類同盟」關係運作 ... 241

圖 8-3 2009-2020 年中俄「類同盟」關係運作：南海爭端案 ... 250

表 1-1 一元體系下五種行為者的對外戰略 ... 9

表 2-1 現實主義各研究途徑觀點彙整... 31

表 2-2 現實主義各研究途徑的優點與侷限 ... 34

表 3-1 一元體系理論 ... 63

表 3-2 一元體系下五種行為者的對外戰略 ... 69

表 4-1 類同盟概念彙整... 91

表 8-1 類同盟概念彙整（對中俄關係分析） ...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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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中國與俄羅斯究竟會不會形成同盟對抗美國？這是當代大國競爭當中爭議性 最高的研究課題之一（Brian Franchell et al., 2018; Bekkevold, Jo Inge & Lo, Bobo, 2019）。本文的主張是：「在一元體系中，體系因素與美國霸權的戰略造成權力平 衡手段的扭曲，傳統常見的同盟手段在應對霸權的情況下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使 該手段在一元體系中消失了。但是，手段消失不代表動機消失，大國將嘗試透過迂 迴的手段達成權力平衡目標。然而這是一個相當艱鉅的任務，中國與俄羅斯必須克 服同盟手段缺失所帶來的一系列挑戰」。為了論證以上主張，本文需要解釋的部分 包括：一元體系的運作邏輯與美國霸權戰略的制定；大國如何回應一元體系以及霸 權的戰略要求；大國在回應霸權戰略時產生的「類同盟」現象。透過以上三個部分 組成的理論框架，來嘗試理解中國與俄羅斯在安全領域中的實踐。

1991 年蘇聯解體，標誌著維持 45 年的冷戰（cold war）宣告結束，世界格局 邁向新的時代。這個時代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就是只有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

（super power），或稱霸權（hegemony、hegemonic state），不存在其他能夠單獨 與美國對抗的另一個大國，或稱主要國家（major power, major state）、集團（coalition）

或同盟存在（alliance）。這一全新的世界格局帶給國際關係學界許多的爭辯。數不 盡的問題與爭論隨著時間不斷前進而逐漸消停、明朗、或更加複雜，至今仍未發展 出一套各界一致認可的理論來解釋當代國際政治的運行。

後冷戰時期最受關注的大國安全互動議題，莫過於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互動 關係。其主要的爭論在於中國與俄羅斯組建同盟對抗美國的可能性（Stephen 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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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由於一元體系的影響，透過建立同盟關係以制衡外部威脅是幾乎沒辦法成 功的，特別是針對霸權的同盟。堅定的體系論者已經得到答案，中俄兩國在一元體 系中不可能形成同盟對抗美國，並不需要過於擔憂。然而，中國與俄羅斯自冷戰結 束以後，安全合作不斷提升，一元體系理論似乎無法對此提供答案。或許在該理論 中，這些現象都是微不足道的，其因果關係與制衡美國霸權無關，是基於雙邊關係 正常發展的結果。換句話說，一元體系理論不對此進行解釋。這顯然無法說服美國 學界的擔憂，他們認為美國的戰略若不進行調整，最終仍將導致同盟的出現。抑或 是即便中國與俄羅斯不形成同盟，這種發展趨勢到未來一定會對美國造成如反美 同盟一般的威脅。從史提芬˙沃爾特（Stephen M. Walt, 2005/2008）的角度，在正 式條約簽署之前，這些都屬於軟平衡（soft balancing）的範疇，美國必須擔心的是 這些軟平衡行為，長期累積下來是否會在某一時刻轉化成為硬平衡（hard balancing）， 挑戰美國霸權。

一元體系的支持者批評軟平衡定義的模糊性，我們無法確定中國與俄羅斯的 安全合作行為是否出自於平衡美國的權力，或許僅僅是雙邊關係的需要，兩個相鄰 大國必須維持友好與相互信任的原因，抑或是同時存在。然而筆者主張，這些安全 合作的行為當中必然存在一元體系所產生的推動作用。問題是，中俄關係的安全合 作與體系因素有多大的關聯性？中俄同盟這種涉及軍事安全的議題，體系層次發 揮的作用又有多大？又為什麼以我們現在看到的方式呈現？美國的一元體系地位 雖然穩固，但其選擇的大戰略包含對歐亞地區盟友的安全承諾，不應該忽視或低估 中俄可能聯手挑戰美國的可能風險。如果我們對一元體系的理解沒有錯誤的話，對 於大國之間的安全互動，理論帶給我們的解釋應該不止於此。本文及嘗試將一元體 系理論的解釋範圍往前推進一步。

其他國家是如何在一元體系這種結構之中進行互動的呢？這個問題的關鍵在 於將美國戰略作為大國互動的背景因素，而不是一個與之互動的對象。美國做為霸 權，缺少可以相互抗衡的外部敵人，這等於對美國結構制約其實相當薄弱，甚至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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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發揮作用，因此美國具有相當大的行動自由，它所制定的戰略又會左右其他國家 的回應方式。從這裡可以發現，霸權與其他國家是有所區別的，其他國家的行為除 了仍被結構制約以外，同時還受到一定程度上霸權戰略的制約。

我們假設在多元體系的結構下，所謂的大國互動就等同於各個單元之間的互 動，單元與大國是同等的概念，理論提供的也是存在於體系因素的解釋；二元體系 也一樣，就如同冷戰時期美蘇兩大國之間的安全競爭，體系同樣是單元行為的影響 因素；但是在一元體系呢？單獨一個「元」的存在該如何解釋體系影響力？很明顯 地，一元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過往常見的因果關係。關於權力平衡的運作、同 盟與聯盟之間的涵義、國際經濟合作的邏輯、權力與正當性之間的關係、以及滿意 現狀與修正現狀的行為區別。當然這不是永久改變的，而是只要一元體系持續下去，

我們對國家行為的理解就必須有所調整（G. John Ikenberry, Michael Mastanduno,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2009: 4）。

總而言之，只觀察單獨的「元」無法了解國際體系的運作，「元」與另一個「元」

的互動並不是一元體系的主要特徵，「元」與其他國家的互動才是一元體系的主要 特徵。因此我們發現，當體系成為一元的時候，傳統結構現實主義可能需要進行一 些修正。至少在「元」以外，我們需要一種標準，去區別出不屬於「元」，但又比 一般國家要來的重要許多的國家，也就是大國這個類別，但必須注意，一元體系中 的大國與多元體系中的大國，概念是不同的。換句話說，直接套用傳統的現實主義 理論在分析一元體系時，研究者可能會忽略美國地位與其他大國地位的差異性。因 此建構出一個適用於當代國際政治的理論，或許是在研究美國以及其他大國之間 的關係時，一種比較好的方法。

然而，基於上述前提而進行的分析的文獻事實上並不多，或者是並不全面。很 大的原因是，一元體系理論就是以分析「元」為主的理論，但我們能否使用一元體 系理論，同時將美國大戰略也視為結構制約的方式，針對大國互動進行分析呢？當 研究的對象屬於美國以外的大國時，專屬於一元體系的特徵通常會被忽略。筆者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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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要對此現象進行批評，畢竟這是相當自然的現象。對於雙邊關係的研究通常涉及 歷史的互動、雙方領袖與政治菁英的個人關係、國內政治體制、存在於雙邊之中的 衝突問題等等。但筆者認為，如果我們相信國際體系的結構樣貌會在一定程度上制 約或指導國家的對外行為，那麼雖然以雙邊關係為主題進行研究，體系因素也應扮 演一定程度的角色。

有些研究的確可以忽視體系因素的影響。一種是針對中小國家的互動分析而 不是針對大國之間的分析，例如中東地區伊斯蘭國家之間的衝突；另一種可能是大 國與中小國家之間，區域型的互動關係分析，例如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或者中國 大陸與台灣的兩岸關係。除了對象之外還有可能是議題領域的關係，例如邊界衝突 問題。因此不是所有研究都會涉及到體系層次的影響。但是，如果是大國之間的互 動關係，甚至是大國之間關於國家安全議題的互動關係時，是否更容易受到體系與 霸權戰略的影響，這就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解釋體系如何推動中俄兩國在安全領域上合作的實踐、

為何以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方式呈現、及其背後的意涵，本文試圖區分軟平衡與權力 平衡之間的不同，認為中俄之間的互動並不是軟平衡行為。筆者認為一元體系的主 要特徵之一是阻擋了以同盟為手段的制衡方式，既然如此，我們就有必要明白同盟 手段是基於什麼原因遭到阻擋的。這就牽涉到同盟概念的組成、運作機制、以及對 外效果。理解同盟的特徵，我們才能理解阻擋的意義，而不僅是因為同盟這個表象 而已。當我們對同盟概念進行解構，我們也可以得知有哪些行為在同盟手段中可能 是最重要的核心，哪些可能是相對重要的選擇、而有些則並不重要；我們可以找出 區別同盟內部特徵重要性的方法，根據這種重要性標準的高低，並推論重要性越高，

將越容易受到體系與霸權戰略的影響；而其他則比較不會，因此可以繼續使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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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同盟的效果。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二：一是解釋一元體系對對權力平 衡概念的影響，特別是同盟手段的改變；二是根據第一點的假設，解讀中國與俄羅 斯的安全互動方式，分析有別於同盟的效果

一元體系與現實主義

如前所述，我們必須先確定體系的樣貌，再來觀察大國之間的互動。許多學者 都曾透過結構現實主義分析中俄關係，但問題在於，結構現實主義與一元體系理論 的特徵仍有區別。傳統上一個基本的描述是，中國與俄羅斯是處在一種不斷朝向同 盟的道路前進，但卻又遲遲不肯踏出正式同盟那臨門一腳的情況。這種相互矛盾的 趨勢，從雙邊關係或國內因素為主的古典現實主義分析，多半認為同盟本來就不是 中俄兩國的合作目標；結構現實主義最常見的解決途徑則是從體系與美國戰略判 斷，體系層次上由於美國同時對中俄兩國展現安全威脅，進而推動中俄同盟，美國 戰略必須謹慎拿捏；最後，新古典現實主義則是結合結構與單元兩種因素，認為體 系存在同盟動機，但是中俄兩國之間存在太多的利益矛盾，使得同盟無法成真。不 過這又冒出另一種解讀方式，認為單元因素將逐漸迎合體系的需要，因此同盟仍有 可能發生。這三種途經觀點各自衝突，使得學界對中俄關係的發展莫衷一是。持最 壞打算的學者們甚至建議直接將中俄視為事實上的同盟關係（de facto-alliance），

才能保障美國利益；當然這也招致其他學者批判，這會造成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 fulfilling prophesy）（Robert Sutter, 2018）。

這些看法中，透過結構現實主義得出的看法較為普遍，而有別於以上三者，本 文嘗試提出的一元體系理論的判斷又將有所不同。其中也與結構現實主義正好相 反，本文認為是體系因素在阻擋同盟的發生。但我們必須解釋中俄安全合作不斷提 升的情況，也就是本文試圖找尋的答案。對此，本文所提出的假設是，一元體系雖 然消除了以同盟為主的制衡手段，但是無法消除受威脅國家追求外部制衡的動機，

或者稱為「修正現狀的」動機，大國只是轉而採取不同手段而已。這種描述乍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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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與軟平衡似乎沒有多大差別，但本文的不同之處在於，釐清體系因素扮演的角色、

找出由於捍衛生存安全而推動的行為、界定與同盟之間的差異。

一元體系與同盟

我們確定了一元體系的主要特徵之一是消除同盟作為制衡霸權的手段的可能 性，但是又引伸出另一個問題，也就是體系與同盟的關係是什麼？前面提到，同盟 不能只看表象，還要看其內在特徵。首先，為何以前沒有學者在使用現實主義理論 時特別在意同盟的概念組成呢？這是因為過往我們所理解的同盟，都是在多元體 系與二元體系的結構下形成並運作的（Glenn H. Snyder, 1997）。但是到了一元體 系時期，很多學者開始發現，同盟條約的功能與以往有很大的變化。因此從體系角 度來看，若我們肯定一元體系與以往的體系具有不同的影響因素，那麼過去的研究 對於判斷當代同盟的用途與效果將會遇到瓶頸，就像結構現實主義的運用一樣。

威廉˙沃爾福思（William C. Wohlforth, 1999）認為，同盟與權力平衡應該區 別開來。同盟作為一種手段，他並不是結構性的產物。傳統的權力平衡理論幾乎沒 有考量同盟所需要負擔的成本。現實中的同盟不是沒有成本的，盟友之間也會充滿 摩擦。當然這也許是過往理論對於簡約性的追求所做出的取捨。更進一步探討，一 元體系中採取同盟手段抗衡霸權，其成本是所有結構中最高的。國家當然可以採取 同盟行為，只是理論告訴我們在一元體系中有很高的機率會失敗。

在一元體系時期，霸權以外的大國之間也的確從未有同盟條約的出現。如果依 照傳統的現實主義思考，我們可以想像當代最有可能形成同盟的國家，是與霸權國 意識形態相異、或被霸權國視為敵人或競爭對手的國家，也就是中國與俄羅斯。而 沃爾福思的看法被普遍適用在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上，並進一步論證中俄同 盟為何沒有採取同盟手段。

但是沃爾福思與沃爾特的看法卻是相互衝突的，前者的看法也無法否定後者 的推論。如果我們仍維持一貫立場，表示面對美國霸權的威脅，中俄兩國總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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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同盟，那我們對於大國互動的理解則可能太過膚淺，會忽視許多中國與俄羅斯正 在採取的行為及其作用；如果我們維持一元體系理論的初步理解，我們會認為中俄 永遠不可能在一元體系環境下結盟，但如此一來又會忽視同盟概念在一元體系下 的變化，難保不會出現不需要同盟也可以抗衡美國的後果。因此，反抗霸權只是一 種戰略走向，然而一個國家所處的地位與環境、目的與手段都是千變萬化的。冷戰 結束之後，中俄關係近 30 年不斷刻意避開建立正式的同盟關係，取而代之的是一 紙《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與無數的聯合聲明所組成。除此之外，中國與俄羅斯 還透過各種物質性的方式，例如軍售、技術移轉、人員交流、軍事演習等。這種特 殊的大國互動方式，隨著冷戰結束之後逐漸形成，不論美國大戰略如何調整，這種 發展趨勢仍未改變，很可能不是偶然的。而是當前國際環境下，雙方刻意的戰略選 擇。

研究方法

本文採取的研究方法分為兩個部份，一是大的結構理論，二是國家同盟行為的 理論。兩者都是建基於結構現實主義之上的理論。大的結構理論方面，主要是透過 明居正教授（2013）所建立的「一霸四強」體系理論，結合多位學者提出的一元體 系理論，用途在於推論原本一霸四強理論上未提及的部分，針對大國之間的互動理 論進行建構。同盟行為理論則是以沃爾特（1985）、思耐德（1997）等學者提出的 傳統同盟理論為基礎，結合羅伯特‧柯漢（Robert O. Keohane, 1984; 1995）的制度 主義，與安德魯˙古斯曼（Andrew Guzman, 2008）的國際法理性選擇理論，為傳 統的同盟概念補充以往現實主義所看不見的作用。

由於本文所分析的主要對象並不是霸權，而是以一元體系當中的大國互動，因 此除了透過明居正教授的理論為研究途徑以外，還需要對該理論所建立的因果關 係進行整理，對於理論沒有描述的部分進行符合理論邏輯與脈絡的補充。為了達到 理論拓展的目的，同時維持因果關係的一致性，筆者也會參考其他學者對一元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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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的看法，與整合過往文獻以便發展出大國的互動邏輯。如此一來可以避免在尚 未完整釐清體系因素的作用前，就提出體系作用的侷限性，並轉而提出單元層次作 用的影響力。不過大國互動總是多元且廣泛的，本文只聚焦在回應霸權戰略背景下 的安全領域方面。圖 1-1 為本文修正過後的一霸四強體系理論結構示意圖。主要差 異在於，霸權國家與大國、其他國家所面對的結構制約是不一樣的。霸權所制定的 對外大戰略，對其他國家而言也類似於結構制約的效果。雖然戰略與結構不同，並 非完全的靜態。其他國家有可能透過與霸權建立的關係、雙邊的互動過程，進而改 變這種戰略帶來的制約。筆者明白這一點，但本文並不打算對此進行討論，畢竟在 大多數時候，美國的對外大戰略，特別是美國自己也出於結構制約而制定出來的部 分，並非頻繁變動，也就是維持一定的穩定性。因此，其他國家多半是以一種「回 應」（response）的方式制定國家戰略，對結構層次因素同樣維持一種穩定性。

圖 1-1 修正後一霸四強體系樣貌

其次，本文站在一霸四強理論的基礎上，提出霸權戰略是以優勢戰略（Primacy, 或稱 Deep Engagement）為主的選擇，並稱其為「拉左打右和分而治之」戰略。簡 而言之，美國在四個大國之間分別選擇了兩個盟友與兩個敵人，並使霸權與各國之 間相互合作與競爭，主要目標在於避免出現另一個能夠挑戰美國霸權的國家或集 團。但是這個描述只涵蓋了霸權對各大國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圖 1-1 的單箭號部 分。站在大國的角度，四個大國都是在美國的戰略底下進行對外互動。因此除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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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霸權互動之外，本文也嘗試演繹了結構層次上對各大國之間的互動帶來的影 響，也就是各大國之間的雙箭號部分。演繹的結果請參考表 1-1。

表 1-1 一元體系下五種行為者的對外戰略 對象

戰略 霸權 盟友認知大國

（A2 國） 競爭認知大國

（B、C 國）

霸權 1.具判斷敵友的能力 2.拉左打右、分而治

之

1.合作大於競爭 2.拉攏制衡 B、C 國

1.判斷誰的威脅更大 2.制衡與挑撥

A 國 1.維持盟友認知 2.與霸權戰略平行

1.合作大於競爭 2.雙方交往空間較大

1.與 B、C 國競爭 2.在不失去盟友認知

的基礎上與其合作 B 國

（C 國）

1.競爭大於合作 2.以擺脫敵人認知為

短期目標

1.相互競爭、但也會 拉攏 A 國

2.盡可能降低 A 國與 霸權的平行程度

1.共同平衡霸權，但 手段有限

2.存在相互卸責空間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第三，同盟理論在過往總是做為現實主義的一部分。如同結構現實主義之於權 力平衡理論、威脅平衡理論，攻勢現實主義也有針對國家同盟行為的看法。筆者同 樣主張，一元體系理論也存在屬於該理論特有的同盟理論，而且尚未得到完整的論 述與建構。雖然每一種理論都可以從特定角度出發，得出或許重疊、或許相斥的結 論，然而從一元體系的角度出發來理解同盟的方式則相對較少。因此，本文也會針 對同盟的概念進行文獻回顧，提出同盟概念的核心內涵，以及這些概念在一元體系 中產生了什麼變化。本文最終選擇的回應途徑主要是沃爾特（2009）所提出的「一 元體系中其他國家的戰略」回應光譜，見圖 1-2。

圖 1-2 大國回應光譜

結合一霸四強體系結構與大國回應光譜，我們可以將四個大國在回應美國霸 權戰略下的戰略選擇擺上圖 1-2 光譜。歐盟與日本配合了美國制定的大戰略，選擇 了區域平衡的角色，也就是擔任美國霸權的盟友角色，平衡的對象分別是俄羅斯與 中國。相反的，中國與俄羅斯成為了美國霸權戰略中的敵人或競爭對手角色，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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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霸權與盟友的制衡。最後由於結構性因素的影響，傳統以正式同盟條約為基礎，

針對霸權而來的硬平衡手段無法發揮作用，其他國家也極力避免使用這種手段，因 此在光譜最左端打上 X 號，詳見圖 1-3。如此呈現的意涵在於，假設在美國霸權戰 略尚未制定之前，一元體系中的四個大國實際上都具備六種不同的主要回應方式。

而在美國霸權戰略確定之後，四個大國的回應方式將被限縮。對於做為霸權盟友的 國家來說，策略選擇仍然相對寬廣。不過，如果被霸權視為敵人，同時也成為遭到 其他大國的敵視的話，我們可以得知，這類型的大國自然無法採取光譜最右端的

「區域平衡」戰略，也就是與霸權同盟。因此在戰略互動層面，會呈現出大國分別 處於光譜的兩端。但是，由於這個光譜指出的行為範圍仍然很寬泛。因此，針對本 文的研究目的，我們要針對的是安全領域，以及同盟動機相關的軟平衡行為，並將 其與其他的軟平衡行為區別出來，因為他們來自不同的動機。

圖 1-3 當代大國回應霸權的光譜位置

因此，除了傳統現實主義的理論途徑之外，筆者嘗試結合某些制度主義的要素 進行解釋，主要原因在於，同盟這種制衡行為實際上相當依賴一份正式的條約或協 議做為雙邊關係的基石，僅僅是條約的存在與否就可能具有權力平衡的意涵，同盟 條約的內容規範同樣會對國家的對外行為產生影響，國家必須為履行條約義務而 採取特定行為，針對特定情況進行回應。雖然能力的大小一直是現實主義判斷行為 的主要因素，然而條約的存在也有其真實的意義。不只是針對成員國彼此，對外部 其他國家也釋放了特定意圖，進一步影響了其他國家的行為。據此，至少在同盟這 一涉及國家安全類型的條約上，現實主義與制度主義的觀點是相輔相成的。對此，

筆者將會強調同盟的三大特徵，承諾（commitment）、訊號（signal）、聲譽（rep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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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論證這三項要素如何在同盟行為中產生作用，並且將其與體系、霸權戰略的制約 相互結合，詳見圖 1-4。對於遭到區域制衡的中國與俄羅斯，兩個國家因結構壓力 具有相互合作的強烈動機，合作抵抗美國及其盟友的制衡。但是同樣由於結構制約，

硬平衡是相當具危險性且無有效嚇阻力的舉動，因此中俄兩國只能選擇退而求其 次的軟平衡行為。但也如前文所述，軟平衡定義範圍模糊，因此我們結合制度主義 的理論，將具有同盟意涵的軟平衡行為挑出，並賦予有別於硬平衡與軟平衡的新概 念。重點在於避免展現硬平衡訊號的承諾，但採取高和平時期成本（peacetime costs）

合作方式提高合作的程度與可信度。這種手段也就是「類同盟」（quasi allance）的 表現，對此概念的構建將在第四章有詳盡的論述。本處暫且提出該手段的缺點之一，

也就是「類同盟」會放大中俄之間相互卸責（buck-passing）的空間。這緣自兩種 因素，一是中國與俄羅斯都希望美國全力對付其中一個國家即可，而不願共同承擔 霸權威脅；二是，中國與日本之間，以及俄羅斯與歐盟之間，在結構層次上並不存 在敵對關係，而是霸權戰略的結果。依照理論的推演，他們會更希望歐盟與日本不 要與美國靠得如此緊密，以緩解區域制衡帶來的壓力，而不是同時與歐盟、日本採 取競爭。而形成正式同盟反而會消除這一種策略選擇的空間。這也是從結構層次上 得出，同盟為何難以出現的原因。

圖 1-4 中國與俄羅斯回應對美國霸權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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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範圍

由於研究目的與方法都是以一元體系為基礎出發，本文的研究範圍集中在冷 戰結束後的國際環境，研究對象是在當今普遍所認定的主要國家或集團身上，也就 是歐盟、俄羅斯、中國、以及日本。本文有所感興趣的是後冷戰時期的大國互動關 係，而非霸權與大國之間的互動關係，要研究的是大國之間在採取回應霸權戰略時，

手段選擇如何影響自己與其他大國之間的關係，簡單來說就是中日、中俄、歐俄、

日俄、中歐、以及歐日等六種。基本上，美國與日本目前仍維繫著自冷戰時期就已 經建立的美日安保條約。對於日本來說，在與中國、俄羅斯等主要國家的互動上，

日本的某些決策其實是受到美國戰略為前提的選擇而產生的；同樣，歐盟國家在決 定對俄羅斯的外交行為時，同樣也有受到以北大西洋公約（NATO）為前提的選擇。

當然，這不代表日本與歐盟的所有行為都是如此，本文強調的是在外交、政治、軍 事安全等領域方面，這種制約的因素扮演主要的影響力。

從另一個角度解讀上述現象的話，中國則是在受到美國制定的美日同盟戰略 下開展對日本、俄羅斯的外交戰略。據此，本文試圖研究的問題就是在受到美日同 盟所制衡的中國，以及受到北約所制衡的俄羅斯，在這個大背景之下兩國的互動關 係。主要原因在於，中俄兩國都是目前受到美國制衡的對象，並沒有與霸權建立同 盟關係，也沒有與其他大國建立同盟關係。中日之間無法形成同盟的原因相對明顯，

俄羅斯與歐盟之間亦然。但是同樣受到美國威脅的中俄兩國卻同樣沒有做出同盟 決定。取而代之的是各種遊走在同盟灰色地帶的各種行為方式。這顯然不只是因為 國家或國內層次的原因，值得我們從體系層次尋找答案。中國與俄羅斯都是這個關 係基本上從 1991 年蘇聯解體後開始持續至今，而本文想要研究的時間範圍則是 1991 年起至 2020 年為止。這段期間中，中國與俄羅斯從關係正常化，成立建設性 夥伴關係，並於 2001 年簽署友好條約，並逐漸提升夥伴關係的層級，並於 2016 年 進入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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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侷限

本文的研究局現在於，仍具備一般結構現實主義存在的限制。是專門解釋體系 層次因素對國家對外行為的影響力，其他層次的因素所造成的行為則不會涵蓋在 理論的範疇當中。一元體系理論也只解釋霸權國家以及其他主要大國之間的對外 行為。一元體系解釋霸權的對外戰略，以及其他大國對前者的回應。本文則嘗試在 以上兩種行為之外的第三種行為，也就是大國對其他大國的行為。而中小國家的互 動關係則不在一元體系理論的考量之內，他們也會針對霸權戰略進行回應，但那並 不是理論所關切的重點。最後，一元體系理論仍存在著對霸權本身評估的一些侷限。

尤其是戰略制定的過程方面，由於體系層次因素對霸權的制約作用被認為是薄弱 的，因此霸權戰略的制定很可能更多是出自於單元層次，也就是國內政治的互動結 果。但本文並不試圖對此進行研究，主要關切的是美國霸權戰略確定之後，其他國 家如何在這種環境下相互行動，以獲得國家利益。

名詞區別

在本文當中，筆者所採用的一元體系理論，其元的概念與另一種常見的稱呼

「極」的概念是相同的。例如二元體系與兩極體系、多元體系與多極體系、一元體 系與單極體系，都是相等的概念。而不論是「元」或是「極」，本文指的都是在研 究途徑中所定義出的三項標準（能力分布、投射力、認知）為內涵，並非完全以權 力（Power）所定義。換句話說屬於「元」的國家，其權力並不一定大於其他所有 主要國家的總合，這種定義過於極端而不被本文採納。此外，「元」也不具備諸如 帝國（empire）或帝國主義的意義（imperium）。此外，關於霸權（hegemon）一 詞，在本文中，為了行文方便，使上下文書寫流暢，我們也使其等同於一元體系理 論所稱的一元，或者單極。同樣是單純指涉符合能力分布、投射力、認知所構成的 首強國家，並不帶有其他意涵，如前述的帝國主義。而文章中所使用的霸權國家、

霸權戰略等說法，指的就是元及其對外戰略，而不是霸權秩序（hegemonic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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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文所用的同盟一詞是正式條約下的同盟（alliance），與不具備條約的非正 式同盟：聯盟（alignment）的概念也不相同。

最後，本文特別提出的「類同盟」概念，基本屬於「準同盟」（quasi-alliance）

的一種變形。準同盟一般被視為同盟前的某一階段。而這種說法在當代國際環境比 較常被用來形容美國盟友之間的關係，例如日本與韓國、日本與菲律賓、日本與澳 大利亞等，他們同時都與美國是雙邊同盟關係，但各個盟國之間並沒有明確的同盟 條約，因此外界就以「準同盟」來形容美國的盟友之間的關係。當然，也有部分學 者用以形容中俄戰略夥伴關係也是對抗美國的準同盟。不過，對比中俄關係與日韓、

日菲、或者日澳關係，我們很容易察覺到這其中的差異之處，換句話說準同盟概念 仍並不是非常精準的。在日本方面，他與其他美國盟友可能都同時共享與美國相同 的國防政策、具有較高的信心建立措施與軍事交流等。兩個國家間的準同盟關係雖 然不存在正式條約，但他是建立在雙方對同一第三方的正式同盟條約之上的一種 概念，廣義來說，準同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所能夠對外釋放的訊號。這個概念不一 定保證存在，但只要兩國有共識，透過其他形式的協定或聲明就可以產生足夠的可 信度。

由此觀之，在中國與俄羅斯方面，雖然存在很多具同盟意義的行為，但明顯沒 有共享一致的國防政策，從這個角度而言本文認為對中俄兩國的關係稱之準同盟 顯然有些過頭。但由於過往的定義很少將實際行動與條約文本進行區別、不會去強 調不同行為可能產生不同訊號、更沒有討論過刻意不簽署條約，轉而用實際行動來 建構同盟特徵。「類同盟」同樣是正式同盟的前一階段，但與準同盟具有不同的形 成過程，此一概念也會在第四章進一步結合本文對中俄軍事合作關係的文獻回顧 後再給予更詳盡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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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中俄是否同盟？」一直是在探討後冷戰時期中俄關係發展時不可避免的核 心問題。早在蘇聯解體之後不久，這個疑問很快就浮上檯面，廣受議論。然而時隔 將近 20 年，這個問題仍然獲得令各界信服的解答。即便這段時期中俄關係確實有 相當大的進展與合作成果，由於同盟始終沒有成型，使抱持著中俄兩國終將走向對 抗的觀點依然存在。然而換個角度，當前的中俄關係對美國而言已經產生威脅，支 持前一種觀點的風險將越來越大。新的觀點認為，同盟與否已經不是需要爭論的議 題了，而是應該關注當前的中俄關係究竟能走多遠。這些問題幾乎都存在著正反兩 種解答，各自言之成理，因而至今學界對於中俄關係的定位仍然莫衷一是。筆者嘗 試彙整當代探討中俄關係定位的文獻，並針對是否結為同盟這一論點進行歸納，以 釐清當前學術界對此議題有哪幾種主流看法，以利本文後續分析。

第一節 中俄結盟的可能性分析

根據筆者的歸納，由於涉及霸權、權力平衡、同盟等概念，研究途徑主要仍以 現實主義這一學派為大宗。不過在不同的現實主義分支途徑下，就有可能得出截然 不同的觀點。現實主義學派主要可以分為古典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新古典現 實主義三種。每一分支透過建立不同的因果關係來推導出中俄同盟的可能性。然而 即便在相同途徑下，卻仍然可以得出相反的論述，這是中俄關係如此難以定位的原 因，也代表現存的研究途徑似乎有其侷限。以下筆者依照三種現實主義途徑進行文 獻分析，並指出各途徑之間的爭論焦點，以及途徑內所存在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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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現實主義途徑

古典現實主義是研究中俄關係的學者最常使用的途徑。他強調國家都是單一 且獨特的個體，國家的對外決策很大程度受到國內影響，提倡外交是內政的延伸。

因此古典現實主義除了強調一國的權力組成之外，也注重地緣環境、國家政治體制、

軍事領域的發展、領袖的態度與偏好、國家文化、以及過往的對外互動模式等因素。

因此古典現實主義是「歸納式」的理論。對於採用這一途徑的學者來說，分析中俄 關係相當適合。除了中國與俄羅斯地理上相互接壤、具有長遠的歷史脈絡之外，最 主要的一點是兩國到目前為止所發展出來的獨特互動模式，讓學者可以從各種因 素中尋找答案，然而這也是古典現實主義所遭遇到最典型的困境。以下筆者將古典 現實主義學者分類成「樂觀主義」以及「悲觀主義」兩種，以顯示學者們對中俄關 係發展的不同態度。前者代表的是認為中俄關係的穩定性與持久性，是有利雙方與 國際社會長遠利益的發展方向；後者代表的是認為中俄關係的發展必然走向衝突 與分裂的後果。而在 2014 年以後，「悲觀主義」的觀點開始出現分歧，也就是即 便雙方存在許多國家利益上的矛盾與衝突，美國的威脅將推動中俄兩國共同對抗 美國，甚至可能組成反美同盟。

樂觀主義派

中國學者是透過歷史因素闡述當代中俄關係的主要支持群體。現任中國人大 外交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傅瑩就曾撰文表示，中俄關係不會因為實力差距日益 拉大而相互猜忌、不是基於利害關係與出於權宜之計的「方便婚姻」（Marriage of Convenience）；中俄也不需要結盟以應對美國的威脅。傅瑩認為，傳統上的同盟常 有四種特徵，一是應對外部威脅而形成；二是同盟雙方實力不對等；三是必然犧牲 部分利益以維持同盟；四是只要國際局勢改變，同盟就難以存續（傅瑩，2016：2）。

而兩國對於結盟的理解，是總結歷史上中國與蘇聯（沙俄）三次同盟的失敗教訓。

分別是 1896 年中國與沙俄簽訂的《禦敵互相援助條約》、1945 年國民政府與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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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及 1950 年中蘇共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 約》。以上三次同盟最後都無法起到保障中國安全的作用，反而帶來更多的災禍，

也因此中國轉而採取不結盟的對外戰略（傅瑩，2016；Fu Ying, 2016）。中國外交 部長王毅的說法是「以平等而相互尊重為基礎，看重國家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不會 強迫對方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更不會損人利己，注意尊重對方選擇，顧及對方感 受，努力尋求利益的契合與平衡」。面對中國與俄羅斯共同對抗美國的這一議題上，

傅瑩反對傳統三角戰略的觀點，表示「中俄合作並不針對美國，美中合作也不會被 俄羅斯影響…中國沒有構建以集團政治為基礎的同盟體系的外交目標，也不會『被 結盟』。」總結傅瑩的論述，她替「中俄戰略夥伴關係」建構了較為具體的脈絡。

針對「由於俄羅斯面臨中國潛在的威脅，導致同盟困難」的看法－也就是中國 威脅論－是由相當多種因素組成的，有移民、經濟、領土、權力擴張等等。然而實 際上很多中國威脅是被西方刻意炒作與渲染出來的。而其中只有「中俄關係的根本 換位」真實存在。現今的俄羅斯是自 20 世紀以來第一次遭遇到中國實力從弱小到 壯大、甚至超越自身的時期。隨著雙方實力差距不斷拉大而產生制衡中國的想法，

自然有其道理（趙華勝，2013a: 28-30）。按照現實主義的邏輯，中國威脅論必然 存在，但趙華勝認為這不必然代表兩國關係將下滑。對俄羅斯而言，他必須適應中 國的變化；而中國自身要解決的問題是，須明確反對「中美共治」思想。雖然美中 目前是世界前二的經濟體，而且美中關係已是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但美中共治的思 想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在政策上是有害的，在實踐上是不可行的。美中共治思想必 將損害中俄關係。從邏輯上說，他與中俄戰略夥伴關係難以相容，以及中國應堅定 支持世界政治的多極化。

在中俄是否結盟的問題上，趙華勝教授的論述邏輯與傅瑩相似。歷史上中俄簽 訂的三次同盟最後歸於失敗，幾乎都與外部威脅無關，而是雙邊關係出現裂痕導致。

這項結論也是用以批判支持結盟論者的主要觀點。支持者只關注同盟的優點，卻忽 視同盟帶來的成本。同盟「可以加深，同時也會侵蝕兩國關係，這取決於具體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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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條件」，以當前的中俄關係來看，結盟並不會實質提升兩國關係。「全面戰略協 作夥伴關係」凝聚著中俄關係的歷史經驗與教訓，他雖然不及同盟的高度，但仍保 有一定彈性，是結盟以外的最高層次。並不需要在意名詞上的定位，應強調實質上 為兩國帶來的穩定與成果（趙華勝，2013b: 62-64）。

其他中國學者也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提出對不結盟政策的支持。中國國際戰略 學會高級顧問王海運教授為「戰略夥伴關係」提出的核心概念是「結伴而不結盟」

或稱「準同盟」關係。從同盟概念來看，中俄若結為軍事同盟，均須讓渡部分國家 主權、局部改變「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並且要為對方不合本國理念與利益的行 為背書，關鍵時刻還必須承擔軍事義務，不論是中國還是俄羅斯目前都難以做到；

若從歷史經驗來看，也與其他學者論述相同；最後是現實主義的計算上，中俄同盟 對內將會有誰主誰副的地位之爭。對外則仍然是一個「弱勢同盟」，同時將引起美 國等其他國家的強烈反彈，很可能「過早地」引發與美國的全面對抗甚至新的冷戰

（王海運，2016）。

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研究員姜毅則是從「地緣」加上「歷史」兩樣因素解釋 兩國關係的發展。換句話說，「反美國」或者「反西方」從來就不是中俄合作的核 心，而是源自於「相鄰的兩個大國必須交好」這一單純的國家利益考量，而結盟則 完全違背此一目標。中俄兩國真的難題在於如何處理兩國實力發展不對稱的情況，

反對美國霸權並不是首要目標，因此以三角戰略來分析美中俄三角關係必然是不 準確的。姜毅強調，中俄兩國早在 1992 年就已經為雙方合作劃定上下界：「不結 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這也是對過往歷史經驗的總結。任何走向反美的企 圖對於兩國維護自身核心利益是很危險的，甚至會破壞目前已日臻成熟的合作關 係。中國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鄭羽則表示，當前國際環境所面臨的 威脅是單純的軍事同盟無法解決的（姜毅，2012）。

據以上文獻回顧，中國學者呈現出多以兩國歷史經驗以及地緣因素所發展並 總結出「不結盟」戰略的原因。而從西方學者的角度出發，雖然也有許多抱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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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盟」的觀點，然而推論方式存在部分相同與相異之處。基本上西方學者淡化「歷 史經驗」這一變項，較多從現實因素考量。對於「同盟與否」這一問題，他們認為 這是中俄兩國無法達成的目標，而非戰略選擇。然而這種看法隨著國際情勢的進展 有所改變。

悲觀主義派

中俄同盟的爭論從蘇聯解體以來就已經存在，尤其是「戰略夥伴關係」一詞的 發明，以及推動「多極化」的國際秩序，使得西方學者對相當關注兩國的共同行為，

特別是與「同盟」性質相似的舉措。冷戰後很快出現了如「空心同盟（Hollow Alliance）」的稱呼，認為兩國和解，主要是因為北約東擴的過程導致，是俄羅斯 有與中國同盟的意願，甚至想拉攏印度組成中俄印三邊同盟。然而中國在當時不願 因此破壞對美關係；其次，自 1991 年以來的雙邊聯合聲明的言詞都過於空洞，例 如戰略夥伴、多極世界等都沒有明確定義，難以推斷兩國會形成同盟（Dev Murarka, 1997）。以沒有明確定義清楚的概念作為雙邊關係的基石也存在相當大的風險。這 種現象源自於兩國對彼此關係的維繫有不同的動機。俄羅斯是衰弱的大國，企圖重 振威望；中國是崛起的大國，挑戰現存秩序，因此導致他們對多極化有完全不同的 定義。保持一定模糊性雖然有利當前合作，但未來將面臨更大的風險（Susan Turner, 2009）。

拉詹˙梅農（Rajan Menon, 1997）認為確實兩國的敵意隨著蘇聯解體而消逝，

但隨之形成的戰略夥伴關係，代表的是某些戰略議題上的觀點一致，是利益考量，

而非擁有穩固的信任基礎，不等於兩國會形成同盟關係。保羅˙玻爾特（Paul J. Bolt, 2014）表示中俄戰略夥伴關係是基於反對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而存在的，對未來世 界秩序的構想則是一片空白。理查德˙韋茲（Richard Weitz, 2003）則指出原因在 於對外關係的利益完全不同。中俄兩國對其他亞洲國家的態度－印度、日本、韓國、

甚至台灣－幾乎都不一樣，中國更不願意俄羅斯在朝鮮問題上扮演太大的角色。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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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對美關係才是兩國的主要外交目標。雙邊聲明雖然充滿著反對美國霸權 的用詞，但這種意圖仍停留在口號之上，除此之外兩國並沒有做出任何實質性的制 衡美國的行動。而中俄關係改善會如此引人注意，或許只是因為兩國各自都沒有其 他同盟夥伴而已。

波波˙羅（Bobo Lo, 2004）更認為當前的合作關係不可能長期穩定的維持下 去。波波˙羅承認自蘇聯解體以來，中國與俄羅斯達成了許多具體成果。然而兩國 的戰略夥伴關係不是基於永恆不變原則，而是基於對國際情勢變化的判斷而建立 的。要理解「同盟與否」，波波˙羅主張不能只從雙邊關係來解釋，而是從俄羅斯 的國力發展以及普京的整體外交政策。首先自 2000 年起，俄羅斯面對的中國已經 從逐漸接近自己到地位根本轉換的情況，這將使兩國原本相互重疊的國家利益變 得越來越少。當然這一發展不必然導致中俄敵對，但改善對歐美關係、加強對其他 亞洲國家的關係等「多元化外交政策」是更符合俄羅斯利益的選項。其次，對中關 係也只是普京全球戰略的一部分而已，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處理雙方權力關係的 轉變。站在俄羅斯的角度，波波˙羅認為中俄同盟的核心在於俄羅斯是否有可能改 變對自身認知與全球定位，然而俄羅斯不太可能願意屈居於中國之下。

由於合作基礎的模糊、無法解決的某些戰略衝突、俄羅斯國力下滑等因素，使 西方學者認定中俄同盟與否不可能發生，因此不必過於擔心，甚至對兩國關係改善 抱持正面態度，彼得˙費迪南德（Peter Ferdinand, 2007）指出俄羅斯單方面依賴對 歐貿易是相當不穩定的選擇，中俄經濟關係的繁榮發展有益於雙邊乃至區域、國際 體系的穩定。當然中俄兩國達成的許多具體合作成果當然會對西方世界開始擔憂，

特別是軍品移轉方面。不過，中俄關係改善對西方來說可以避免亞太區域的戰爭與 動盪。玻爾特也持同樣觀點，認為美國不應反對中俄交好，因為和平的中俄關係有 利於歐亞穩定。而且比起西方國家，俄羅斯更擔心中國崛起帶來的威脅，長期下來 將傷害俄羅斯利益。因此對美國而言，提升俄羅斯的亞太地位對美國有利，協助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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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日本－俄羅斯關係、俄羅斯－韓國關係是可以考慮的選項。只要美國維持良好的 平衡戰略與多邊合作即可達成區域穩定（Rajan Menon, 1997, 117-118）。

悲觀主義派的分歧

（一） 戰略重合觀點

烏克蘭事件之後，俄羅斯推動的「轉向東方」政策讓西方國家反思中俄同盟的 可能性。許多發展都超乎早期學者的預期，兩國一一解決了雙邊潛在的矛盾，例如 邊界劃定；中國威脅論並沒有成為俄羅斯官方態度，軍事關係反而持續深化；上海 合作組織成為管理中亞地區的重要制度，大國的權力競爭並沒有上演；雖然兩國對 於多極世界的看法仍保持模糊，但反美態勢越來越清晰（Michael S. Chase et al., 2017）。與早期學者的判斷主要差異在於，烏克蘭事件之後，俄羅斯似乎已經適應 次於中國的國際地位。這樣的趨勢使中俄關係的穩定性與持續性成為較為主流看 法。也使得一部分學者扭轉過去的判斷，呼籲美國必須盡快採取行動，阻止中俄關 係進一步推進對國際秩序的破壞，特別是防範反美同盟的出現（Stephen Blank, 2019b）。

為什麼中俄關係呈現一定的穩定性與持續性？共同的對外目標，反對美國霸 權、反對民主擴張、反對顏色革命等都是已經確定的共同利益。真正產生穩定性的 因素是什麼？歐仁˙魯梅爾（Eugene Rumer, 2017）認為國內政治體制扮演相當重 要的角色。獨裁政體使中俄兩國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高層所主導的，他 們的決策不一定符合國家利益、也不需對國內人民負責。對普京和習近平而言，外 交政策的首要目標是維護政權穩定。獨裁政府也有足夠的能力掌握媒體資訊的傳 遞，傳統的中國威脅論並不會在政府與公眾之間擴散。只要政體相似，即便外交辭 令的充滿模糊性也不會影響兩國交往、經濟實力的不平等也不會對合作構成障礙

（Andrea and David Shullma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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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同盟會因此而出現嗎？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 2018）主張必 須審慎評估中俄不會同盟的論斷。早期認為俄羅斯不可能將高科技軍事技術提供 給中國的判斷，現在也已被證明是錯誤的，俄羅斯早已經間接承認中國的領先地位。

羅伯特˙薩特（Robert Sutter, 2018）認為，過去美國專家所相信的「方便軸心（axis of convenience）」不會影響美國利益的看法，遭受很大的挑戰。許多學者已將中俄 關係視為「事實上的同盟」（de facto alliance）。即便不存在中俄兩國的正式同盟 關係，但一個反美的同盟確實正在形成，只是莫斯科不斷偽裝自己的意圖而已，學 者們認為美國必須拋棄俄羅斯不可能願意承認中國領導地位、兩國有天然的利益 衝突等想法。即便是非正式同盟，美國也應該將其視為同盟威脅，必須注意東北亞 會否重回冷戰的國際環境。（Stephen Blank, 2019a）

安德烈亞˙肯德爾-泰勒與大衛˙舒爾曼（Andrea Kendall-Taylor & David Shullman, 2019）則提出最嚴厲的批判，認為在中俄是否形成同盟的問題上爭吵是 毫無意義的。中俄同盟與否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俄羅斯承認中國的領導地位後，

中俄關係能再前進多少？是否已經傷害美國的國家利益？以及美國能否改變這種 趨勢？他們認為，或許中俄永遠不會形成同盟，但是會以其他形式製造美國的麻煩，

這才是真正的問題。亞歷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 2018）指出西方學者 過於誇大中國崛起帶給俄羅斯的威脅，比起美國威脅，這是很容易跨越的障礙。如 果因為沒有形成同盟或沒有明確的共同對外政策，就輕視兩國軍事關係的發展，反 而使美國安全陷入更大的危險之中。

（二） 戰略衝突觀點

然而即便俄羅斯在中俄關係中居於次要地位已逐漸成為西方學界的主流觀點，

仍有許多學者延續悲觀主義派一開始的判斷。簡單來說，他們認為這種態勢無法長 期維持下去。他們的主張是，從實際成果來看，俄羅斯因為烏克蘭事件而採取的「轉 向東方」政策並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反而使俄羅斯失去與西方交往帶來的好處，

使國際地位比以往更加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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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烏克蘭事件發生後不久，王樹春、劉思恩（2015）便針對俄羅斯「轉向東方」

政策進行分析，並批評中國過於樂觀的情緒，表示不論從短期、中期、長期來看，

俄羅斯「真正」走向東方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從 1993 年至 2013 年共發布四次的

《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構想》觀察，俄羅斯在歐洲有著重要的安全利益，而在亞洲 則主要是謀求經濟利益。對亞洲關係的重要性排序，一直居於歐洲之後；「轉向東 方」政策只是西方國家制裁下的產物，其目標是謀求在亞洲地區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這反而放大中俄關係中原有的潛在競爭性因素。也就是說，美國因素可以把俄羅斯 推向中國，也有可能把俄羅斯拉離中國。

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俄羅斯所助理研究員陳宇對此也有相同看法，該政策 是烏克蘭危機造成的直接結果，是為了突破外交孤立，以彌補西方制裁（陳宇，

2016）。對於這個轉變，確實俄羅斯的政策並不成功。首先，中國在貿易上無法彌 補西方制裁；其次，中國在各種國際議題上給予俄羅斯的支持相當缺乏；最後是俄 羅斯高層企圖追求的同盟關係也並未成功（Sergey Oznobishchev, 2017）。帕維爾．

巴耶夫（Pavel K. Baev, 2016）認為由於中俄關係的發展越來越不對稱，俄羅斯產 生必須向中國證明身為戰略夥伴的重要性，對於同盟關係有更加迫切的需要，因此 更傾向於採用較為激進的手段，拉高共同反美的態勢。然而這並不符合中國的國家 利益，對中國而言，烏克蘭事件並沒有讓對俄政策造成多大改變。俄羅斯主動對中 示好固然有利，但不會因此破壞美中關係穩定。

當然，也有學者認為國內經濟衰退才是「轉向東方」的原因。由於遠東發展落 後，對亞洲經濟聯繫也相當薄弱，因此整體戰略重心仍受制於西方，因此才需要另 闢蹊徑。中國崛起並非威脅，而且這種轉向在烏克蘭事件之前就已經有所規劃

（Fiona Hill and Bobo Lo, 2013）。不過由於普京對國家經濟結構的改革並不成功，

仍然過於依賴石油、天然氣等大宗商品出口。俄羅斯轉向中國，僅僅是因為中國是 唯一可以依靠的夥伴而已。所以中俄關係的持續並不等同於關係的深化，而是迫不 得已的選擇（Gordon G. Chang, 2014）。確實，俄羅斯的貿易、外資、技術等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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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以歐洲為主；即便轉向東方，俄羅斯在亞洲地區的各種地區合作機制建構中，

仍只是一個參與者，而非建設者；第三，批判中國國內學者忽視「中國威脅論」的 來源。中國會成為俄羅斯亞洲戰略的首要對象，就是因為中國的威脅最大。這也是 為什麼轉向東方政策只能是彌補性質，而非「權力平衡」（陳宇，2016: 17-21）。

薩繆爾˙查拉普等學者（Samuel Charap et al., 2017）對「轉向東方」政策的評 價是，中俄關係確實已經發展出新的合作模式，以不會明顯傷害對美關係為前提，

互相在其他領域給予幫助。例如俄羅斯面對西方制裁時，中國予以協助；俄羅斯則 在南海問題上保持中立等等。但是這種關係的持續性還有待觀察，因為長期下來俄 羅斯必然會失去獨立性，而中國則可能無法長久維持這種有所克制的態度。不過隨 著「轉向東方」政策的執行，俄羅斯對中國的依賴已經遠遠大於中國依賴俄羅斯，

這種關係對中國來說相當有利，因此中國也願意維持下去（Jeffrey Mankoff, 2016）。 至於呈現不對稱的中俄關係是否會形成同盟，並對美國構成安全威脅呢？章 家敦（Gordon G. Chang, 2014）認為即便有可能出現同盟，也不會對美國構成威脅，

他的理由是看見俄羅斯與中國在未來都將面臨經濟衰退與政權合法性的挑戰；帕 維爾．巴耶夫則認為中俄關係是一種「領袖式的虛假同盟（presidential pseudo- alliance）」。所謂「領袖式的」指的是兩國關係基本上是依賴雙方領袖的偏好所驅 動；而會產生同盟的感覺，則是因為地理因素的影響。在巴耶夫眼中，中國根本沒 有與俄羅斯結盟的動機，因為中國並不希望俄羅斯在美中之間的爭端中發揮什麼 作用。因此這種虛假同盟的現象不是為了反對美國霸權而出現的，而是中俄之間相 互制衡而產生的。「戰略夥伴關係」的存在反而有利中國制衡俄羅斯在其他區域採 取更激烈的軍事手段（Pavel K. Baev, 2019: 4-18）。

總結西方學界的觀點，多數看法是以「烏克蘭事件」作為關係的轉折。在烏克 蘭事件發生之前，俄羅斯採取的是歐亞並重的外交政策，尤其在亞太區域追求獨立 於中國之外的多邊外交。然而 2014 年之後轉為以中國為中心的外交政策（Stephen Blank, 2018）。而爭論焦點在於俄羅斯的對中政策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成功者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