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後的中俄雙邊關係：「類同盟」的形成

「類同盟」的形成

理解冷戰後的美中、美俄關係發展後，本節即可進一步從美國獨霸的一元體系 國際環境底下觀察中俄關係發展。在 1991 至 1996 年的這段期間內，主要是美中 競爭、美俄合作的情境。美中關係由於天安門事件降到冰點，美俄關係則因為蘇聯 解體後的親西方政策而緊密合作。不過，這兩個雙邊關係在 1995 年後開始出現逆 轉，美中之間的緊張局勢在 1995、1996 年的台海危機激化至頂峰後，轉入相互合 作的關係；美俄關係卻是從 1991 年的蜜月期一路下滑，最終導致美俄交惡，其中 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美國 1991 年後推動的「北約東擴」戰略。中俄關係就在此一背 景下逐步推進，1994 年形成「建設性夥伴關係」、1996 年走向「戰略夥伴關係」，

最後在 2001 年將冷戰後的交往形式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確定下來，成為 21 世紀中俄關係發展的重要基石。

中俄戰略合作的背景：從中蘇關係過渡（1989-1991）

中俄關係的改善其實在 1980 年代就已逐漸破冰。但雙方的關係不論是在冷戰 前還是後，都與整個國際體系的變動，或者說美國的政策有極大的關聯性。在歷經 1969 年的「珍寶島衝突」、1972 年至 1979 年的美中關係正常化之後，美蘇雙方的 尖銳對立也逐漸軟化，這也連帶影響蘇聯對中國的政策。在蘇聯總書記布里茲涅夫

（Leonid Brezhnev）時代末期就以提出對中關係的正常化的要求。不過由中方提出 雙邊關係改善存在「三大障礙」，中國一直不願回應蘇聯的要求。直到 1985 年戈 巴契夫上任後，提出「新思維」主張，對中東歐的蘇聯加盟國以及中國的態度更進 一步放寬。1986 年 7 月，戈巴契夫在海參崴的演講中，回應了中共提出中蘇關係 正常化的「三大障礙」。即希望中蘇邊界地區能夠擁有和平，並談到從蒙古與阿富 汗撤軍的可能性。中國對此也給出了正面評價，雙方逐漸回復關係（趙春山，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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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5 月 15 日至 18 日，戈巴契夫訪問中國，兩國領導人首次舉行會晤，

同時簽署了《中蘇聯合公報》，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的第一步。《中蘇聯合公報》

也是未來兩國交往的基礎性文件，內容首次出現了關於和平共處五原則、兩國關係 正常化不針對第三方、任一方都不在亞洲及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提升聯合國的作 用等一系列在往後常見的共同主張。在當時的背景下，最重要的是蘇聯回應了中方 要求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的條件，掃除三大障礙（人民日報，1989/5/18）。在中蘇關 係正常化的進程中，也發生了許多重大事件，其中最關鍵的包括在戈巴契夫訪中之 行後爆發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以及波蘭團結工聯在 6 月 18 日的國會改選中大 勝波蘭共產黨，由此帶動整個 1989 年至 1991 年的「蘇東波」浪潮，多個共產國家 政權相繼瓦解與民主化，這背後也存在美國因素的驅動（明居正，2013）。這些事 件造成中共面臨來自美國與歐洲的經濟與軍事制裁，使得蘇聯與中共在同一時刻 對關係正常化有著更強烈的需要。政治、經濟、與軍事等多方面的交流逐漸展開。

1991 年 5 月 15 日至 19 日，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上台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訪 問蘇聯，同時也是針對 1989 年 5 月戈巴契夫訪問中國的一次回訪。雙方分別簽署 了第二份《中蘇聯合公報》以及《中蘇邊界東段協定》，確定雙方未來發展關係的 基本原則與後續的邊界談判事宜（人民日報，1991/5/19）。後續蘇聯方面則爆發一 系列政治動盪，「八一九政變」、蘇共解散、波羅地海三國相繼脫離蘇聯宣佈獨立、

獨立國協成立等、最後，到了 1991 年 12 月 25 日，蘇聯正式解體。面對 1991 年 的劇變，中國在外出訪的代表團旋即於 12 月 27 日到訪莫斯科進行溝通，表示承 認俄羅斯為蘇聯的繼承國、繼承蘇聯在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地位，雙方共同認可 1989 年與 1991 年兩份中蘇聯合公報中規定的各項原則、肯定和平共處五原則為雙 方關係的基礎，並於 29 日簽署「會談紀要」，相關正在進行的談判與合作不受影 響（畢英賢，1996）。至此，中蘇關係正常化大體平順的往中俄關係過渡，而這個 過渡並不只侷限於中俄兩國之間，同時也象徵著整個國際體系由二元過渡到一元 的世界格局，中俄兩國的正常化進程主要是在一元體系下的國際環境所開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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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戰略的推動力

如前述針對美俄關係發展的歷史回顧，冷戰結束之初的俄羅斯採取的是親西 方的一邊倒政策，是把與美國的關係放在對外關係中的首要位置，國內進行市場經 濟與政治民主化改革，對外與北約、歐洲共同體、獨立國協等建立緊密的關係，美 俄雙方處在良好的蜜月期當中。亞洲地區以及對中國的關係則排在對外關係順序 中較後的位置，但並不代表關係冷淡或緊張，中俄雙方都希望在對美交往的過程中 沒有其他後顧之憂，擁有廣大邊界相鄰的雙方自然有改善關係的極大誘因。

在 1993 年之前，美中雙方處在高度緊張的狀態，為了抵抗美國壓力，中國首 先轉向尋求俄羅斯（前蘇聯）的緊密關係，加強雙邊高層互動。蘇聯解體後不久，

1992 年 1 月 31 日，中共總理李鵬和葉爾欽在聯合國安理會會期中會面，雙方藉此 機會表達加強合作與交往。同年 3 月 17 日，俄國外交部長柯茲列夫訪問中國，並 互換 1991 年批准的邊界協定。11 月 24 日則由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回訪俄羅斯，

為 12 月的葉爾欽訪中之行做準備。12 月 18 日，在葉爾欽訪問中國，此次是俄羅 斯總統對中國的首次訪問，與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共同簽署《中俄兩國聯合聲明》

（王承宗，1997）。聲明提出「互相視對方為友好國家、互不侵犯、不與第三方國 家締結同盟以對抗另一方、不簽署有害另一方國家主權與安全利益的協定」等內容，

另外也針對各項國際問題交換意見。雙方很快的就提出了關於「不結盟」策略的基 本雛形，中國同時爭取俄羅斯表態支持北京對台灣採取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除此 之外雙方在經貿、科技、文化等領域簽署 20 多項協定（新華社，1992/12/19）。

中國希望爭取的還有軍事裝備、技術的供應。由於美國軍事援助的中止，俄羅 斯成為中國軍事現代化目標下唯一能夠仰賴的對象。雙方在蘇聯解體前不久就簽 署了兩項軍售合約，包括 24 架 Su－27 戰機以及 300 枚 R-73 短程空對空飛彈，兩 份合約也都在俄羅斯時期完成交貨，軍事裝備上的緊密合作後來也成為後冷戰時 期中俄關係之間最顯著的特徵。其次，雙邊軍方高層來往次數也逐步上升（Lo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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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ttmer, 2002）。1992 年 2 月 27 日，獨聯體武裝力量總參謀長薩姆索諾夫（Viktor Samsonov）訪問中國與江澤民會面。8 月 24 日由中國國防部長秦基偉上將訪問俄 羅斯，與俄羅斯防部長格拉契夫（Pavel Grachev）討論了軍事技術領域的合作問題，

其中包括在遠東地區進一步削減軍備問題，以及簽署第三份軍售協議。1992 年 11 月 22 日，俄副總理紹欣（Alexandr Shokhin）訪華，與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上將 會談，雙方表示將採取各種形式進一步加強兩國在軍民領域的合作，同時建立「中 俄軍事技術合作混合委員會」，該委員會代表的是中俄軍事關係制度化的開端，是 相當重要的里程碑（李承红，2009）。

1993 年則是美俄蜜月期出現摩擦的一年。即便我們觀察到了雙方在諸如核不 擴散、經濟援助、波士尼亞戰爭、第一次車臣戰爭等議題上取得共識與合作成果，

但最終都被「北約東擴」這一戰略衝突所掩蓋，不斷造成俄羅斯內部出現紛爭。1993 年 10 月北約宣布「和平夥伴關係計畫」（PFP）後，雖然當時葉爾欽及其政府高層 仍試圖淡化這一影響，努力維持與北約和美國的友好關係。不過，對西方「一邊倒」

政策已經開始動搖，1993 年 4 月俄羅斯政府提出首份「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概念」， 以及 11 月通過的另一份「基本軍事準則」（The Basic Provisions of the Military Doctrine），將獨立國協與東歐國家的軍事關係置於首位。雖然亞洲國家仍排在外 交優先順序的末位，但對中國、日本的關係也在這個時候逐步開始加強（Russian Federation Security Council, 1993）。1994 年 2 月 24 日葉爾欽發表的國情諮文中就 明確建議利用各種可能的方式加強中國、印度、日本的合作（連弘宜，2006；

Интелрос, 1994）。

中國是俄羅斯尋求與西方國家關係之外的主要突破點。在 1994 年 9 月 3 日至 6 日，江澤民訪問俄羅斯，雙方共同簽署《中俄聯合聲明》，聲明中雙方宣布成立

「建設性夥伴關係」，這是沒有主從之分的平等關係，重申不結盟、不對抗、不針 對第三方，並將持續擴大軍事合作、對外加強國際事務相互合作與相互磋商。此外 雙方還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俄羅斯聯邦總統聯合聲明》，指出中俄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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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互不將戰略導彈瞄準對方；以及《中俄關於中俄國界西段的 協定》，用法律形式固定了幾乎全部的中俄邊界（李靜杰，2002；王定士，2000）。

1995 年親西方的俄羅斯外長柯茲列夫下台，換上普里馬柯夫出任俄國總理，

也是俄羅斯外交政策轉向的另一項重要訊號。普里馬柯夫宣布俄羅斯未來將採取 東西方並重的「全方位」外交政策，與所有國家建立完全平等的夥伴關係，改變對 西方國家一昧讓步的局勢，重振俄羅斯大國地位，成為世界多極體系中的一極（蔡 昌言、連弘宜，2008）。同年七月，葉爾欽在克里姆林宮一個會議上宣稱，「中國 是對我們最重要的國家，雙方有世界上最長邊境，也是我們註定要永遠共同生活與 並肩合作的鄰國」。這些變化都代表在美國大戰略的背景下，俄羅斯逐漸從妥協與

也是俄羅斯外交政策轉向的另一項重要訊號。普里馬柯夫宣布俄羅斯未來將採取 東西方並重的「全方位」外交政策，與所有國家建立完全平等的夥伴關係，改變對 西方國家一昧讓步的局勢，重振俄羅斯大國地位，成為世界多極體系中的一極（蔡 昌言、連弘宜，2008）。同年七月，葉爾欽在克里姆林宮一個會議上宣稱，「中國 是對我們最重要的國家，雙方有世界上最長邊境，也是我們註定要永遠共同生活與 並肩合作的鄰國」。這些變化都代表在美國大戰略的背景下，俄羅斯逐漸從妥協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