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結盟的可能性分析

根據筆者的歸納，由於涉及霸權、權力平衡、同盟等概念，研究途徑主要仍以 現實主義這一學派為大宗。不過在不同的現實主義分支途徑下，就有可能得出截然 不同的觀點。現實主義學派主要可以分為古典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新古典現 實主義三種。每一分支透過建立不同的因果關係來推導出中俄同盟的可能性。然而 即便在相同途徑下，卻仍然可以得出相反的論述，這是中俄關係如此難以定位的原 因，也代表現存的研究途徑似乎有其侷限。以下筆者依照三種現實主義途徑進行文 獻分析，並指出各途徑之間的爭論焦點，以及途徑內所存在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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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現實主義途徑

古典現實主義是研究中俄關係的學者最常使用的途徑。他強調國家都是單一 且獨特的個體，國家的對外決策很大程度受到國內影響，提倡外交是內政的延伸。

因此古典現實主義除了強調一國的權力組成之外，也注重地緣環境、國家政治體制、

軍事領域的發展、領袖的態度與偏好、國家文化、以及過往的對外互動模式等因素。

因此古典現實主義是「歸納式」的理論。對於採用這一途徑的學者來說，分析中俄 關係相當適合。除了中國與俄羅斯地理上相互接壤、具有長遠的歷史脈絡之外，最 主要的一點是兩國到目前為止所發展出來的獨特互動模式，讓學者可以從各種因 素中尋找答案，然而這也是古典現實主義所遭遇到最典型的困境。以下筆者將古典 現實主義學者分類成「樂觀主義」以及「悲觀主義」兩種，以顯示學者們對中俄關 係發展的不同態度。前者代表的是認為中俄關係的穩定性與持久性，是有利雙方與 國際社會長遠利益的發展方向；後者代表的是認為中俄關係的發展必然走向衝突 與分裂的後果。而在 2014 年以後，「悲觀主義」的觀點開始出現分歧，也就是即 便雙方存在許多國家利益上的矛盾與衝突，美國的威脅將推動中俄兩國共同對抗 美國，甚至可能組成反美同盟。

樂觀主義派

中國學者是透過歷史因素闡述當代中俄關係的主要支持群體。現任中國人大 外交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傅瑩就曾撰文表示，中俄關係不會因為實力差距日益 拉大而相互猜忌、不是基於利害關係與出於權宜之計的「方便婚姻」（Marriage of Convenience）；中俄也不需要結盟以應對美國的威脅。傅瑩認為，傳統上的同盟常 有四種特徵，一是應對外部威脅而形成；二是同盟雙方實力不對等；三是必然犧牲 部分利益以維持同盟；四是只要國際局勢改變，同盟就難以存續（傅瑩，2016：2）。

而兩國對於結盟的理解，是總結歷史上中國與蘇聯（沙俄）三次同盟的失敗教訓。

分別是 1896 年中國與沙俄簽訂的《禦敵互相援助條約》、1945 年國民政府與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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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及 1950 年中蘇共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 約》。以上三次同盟最後都無法起到保障中國安全的作用，反而帶來更多的災禍，

也因此中國轉而採取不結盟的對外戰略（傅瑩，2016；Fu Ying, 2016）。中國外交 部長王毅的說法是「以平等而相互尊重為基礎，看重國家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不會 強迫對方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更不會損人利己，注意尊重對方選擇，顧及對方感 受，努力尋求利益的契合與平衡」。面對中國與俄羅斯共同對抗美國的這一議題上，

傅瑩反對傳統三角戰略的觀點，表示「中俄合作並不針對美國，美中合作也不會被 俄羅斯影響…中國沒有構建以集團政治為基礎的同盟體系的外交目標，也不會『被 結盟』。」總結傅瑩的論述，她替「中俄戰略夥伴關係」建構了較為具體的脈絡。

針對「由於俄羅斯面臨中國潛在的威脅，導致同盟困難」的看法－也就是中國 威脅論－是由相當多種因素組成的，有移民、經濟、領土、權力擴張等等。然而實 際上很多中國威脅是被西方刻意炒作與渲染出來的。而其中只有「中俄關係的根本 換位」真實存在。現今的俄羅斯是自 20 世紀以來第一次遭遇到中國實力從弱小到 壯大、甚至超越自身的時期。隨著雙方實力差距不斷拉大而產生制衡中國的想法，

自然有其道理（趙華勝，2013a: 28-30）。按照現實主義的邏輯，中國威脅論必然 存在，但趙華勝認為這不必然代表兩國關係將下滑。對俄羅斯而言，他必須適應中 國的變化；而中國自身要解決的問題是，須明確反對「中美共治」思想。雖然美中 目前是世界前二的經濟體，而且美中關係已是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但美中共治的思 想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在政策上是有害的，在實踐上是不可行的。美中共治思想必 將損害中俄關係。從邏輯上說，他與中俄戰略夥伴關係難以相容，以及中國應堅定 支持世界政治的多極化。

在中俄是否結盟的問題上，趙華勝教授的論述邏輯與傅瑩相似。歷史上中俄簽 訂的三次同盟最後歸於失敗，幾乎都與外部威脅無關，而是雙邊關係出現裂痕導致。

這項結論也是用以批判支持結盟論者的主要觀點。支持者只關注同盟的優點，卻忽 視同盟帶來的成本。同盟「可以加深，同時也會侵蝕兩國關係，這取決於具體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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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條件」，以當前的中俄關係來看，結盟並不會實質提升兩國關係。「全面戰略協 作夥伴關係」凝聚著中俄關係的歷史經驗與教訓，他雖然不及同盟的高度，但仍保 有一定彈性，是結盟以外的最高層次。並不需要在意名詞上的定位，應強調實質上 為兩國帶來的穩定與成果（趙華勝，2013b: 62-64）。

其他中國學者也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提出對不結盟政策的支持。中國國際戰略 學會高級顧問王海運教授為「戰略夥伴關係」提出的核心概念是「結伴而不結盟」

或稱「準同盟」關係。從同盟概念來看，中俄若結為軍事同盟，均須讓渡部分國家 主權、局部改變「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並且要為對方不合本國理念與利益的行 為背書，關鍵時刻還必須承擔軍事義務，不論是中國還是俄羅斯目前都難以做到；

若從歷史經驗來看，也與其他學者論述相同；最後是現實主義的計算上，中俄同盟 對內將會有誰主誰副的地位之爭。對外則仍然是一個「弱勢同盟」，同時將引起美 國等其他國家的強烈反彈，很可能「過早地」引發與美國的全面對抗甚至新的冷戰

（王海運，2016）。

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研究員姜毅則是從「地緣」加上「歷史」兩樣因素解釋 兩國關係的發展。換句話說，「反美國」或者「反西方」從來就不是中俄合作的核 心，而是源自於「相鄰的兩個大國必須交好」這一單純的國家利益考量，而結盟則 完全違背此一目標。中俄兩國真的難題在於如何處理兩國實力發展不對稱的情況，

反對美國霸權並不是首要目標，因此以三角戰略來分析美中俄三角關係必然是不 準確的。姜毅強調，中俄兩國早在 1992 年就已經為雙方合作劃定上下界：「不結 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這也是對過往歷史經驗的總結。任何走向反美的企 圖對於兩國維護自身核心利益是很危險的，甚至會破壞目前已日臻成熟的合作關 係。中國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鄭羽則表示，當前國際環境所面臨的 威脅是單純的軍事同盟無法解決的（姜毅，2012）。

據以上文獻回顧，中國學者呈現出多以兩國歷史經驗以及地緣因素所發展並 總結出「不結盟」戰略的原因。而從西方學者的角度出發，雖然也有許多抱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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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盟」的觀點，然而推論方式存在部分相同與相異之處。基本上西方學者淡化「歷 史經驗」這一變項，較多從現實因素考量。對於「同盟與否」這一問題，他們認為 這是中俄兩國無法達成的目標，而非戰略選擇。然而這種看法隨著國際情勢的進展 有所改變。

悲觀主義派

中俄同盟的爭論從蘇聯解體以來就已經存在，尤其是「戰略夥伴關係」一詞的 發明，以及推動「多極化」的國際秩序，使得西方學者對相當關注兩國的共同行為，

特別是與「同盟」性質相似的舉措。冷戰後很快出現了如「空心同盟（Hollow Alliance）」的稱呼，認為兩國和解，主要是因為北約東擴的過程導致，是俄羅斯 有與中國同盟的意願，甚至想拉攏印度組成中俄印三邊同盟。然而中國在當時不願 因此破壞對美關係；其次，自 1991 年以來的雙邊聯合聲明的言詞都過於空洞，例 如戰略夥伴、多極世界等都沒有明確定義，難以推斷兩國會形成同盟（Dev Murarka, 1997）。以沒有明確定義清楚的概念作為雙邊關係的基石也存在相當大的風險。這 種現象源自於兩國對彼此關係的維繫有不同的動機。俄羅斯是衰弱的大國，企圖重 振威望；中國是崛起的大國，挑戰現存秩序，因此導致他們對多極化有完全不同的 定義。保持一定模糊性雖然有利當前合作，但未來將面臨更大的風險（Susan Turner, 2009）。

拉詹˙梅農（Rajan Menon, 1997）認為確實兩國的敵意隨著蘇聯解體而消逝，

但隨之形成的戰略夥伴關係，代表的是某些戰略議題上的觀點一致，是利益考量，

而非擁有穩固的信任基礎，不等於兩國會形成同盟關係。保羅˙玻爾特（Paul J. Bolt, 2014）表示中俄戰略夥伴關係是基於反對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而存在的，對未來世 界秩序的構想則是一片空白。理查德˙韋茲（Richard Weitz, 2003）則指出原因在

而非擁有穩固的信任基礎，不等於兩國會形成同盟關係。保羅˙玻爾特（Paul J. Bolt, 2014）表示中俄戰略夥伴關係是基於反對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而存在的，對未來世 界秩序的構想則是一片空白。理查德˙韋茲（Richard Weitz, 2003）則指出原因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