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鷄首壺的源起
本章將分三節，從雞首壺的定義與形成的相關歷史背景，討論雞首壺 的器型推測是延續著西晉盤口壺的發展，和魂瓶的鳥獸類裝飾造型基礎，
繼續傳承下去。其次將討論，雞首壺的形成因素；第三節，討論雞首壺中
「雞首」的象徵意義。
第一節 雞首壺的定義與形成的相關歷史背景
任何器物的形成與人的使用有息息相關，手工業製陶的發展也受到影 響，從歷史的角度探討，雞首壺的定義與形成，更能夠彰顯雞首壺在時間 的洪流中，與生活的相關意義，以下分兩小部分，從定義與形成相關歷史 背景，作為說明探討。
一、 雞首壺的定義
回顧前人的研究中，謝明良認為從六朝到隋唐，在壺或罐的肩部裝飾 雞頭形象的作品，稱作「雞頭壺」，因無固定的稱呼，又被稱作鷹首壺、
雞頭罐、天雞壺、「雞首壺」、雞壺等。1張業林、王苗苗認為雞首壺是出現 於三國末年，流行於兩晉至隋，因肩部塑雞首形而得名。2孫秀蓮認為雞首 壺習稱雞頭壺，因器身置雞頭，故名之。3而隨著時代的推移，到了南朝時
1 謝明良（2006），六朝陶瓷論集，頁 325。
2 張業林、王苗苗（2006），談雞首壺的造型功能演變，頁 21。
3 孫秀蓮（1997），淺談雞首壺的演變與越窯雞首壺，遼海文物學刊，第 1 期，頁 75。
期，出現的雞首壺以壺嘴作成雞首狀而得名的描述，4朱伯謙在文章中稱雞 首壺，又依照各個朝代而有不同的裝飾手法，若以西晉為例，則有雞頭與 雞尾在壺的肩部對稱地裝貼，若在罐或盤兩面裝雙繫或四繫，也稱作雞首 壺或雞首罐。5在筆者的論文中，藉由以肩部以雞為首形的壺，作為以「雞 首壺」的命名為主。
筆者統計命名，就目前收集到資料為主要參考內容。（表 2-1）6 表 2-1：雞首壺命名表
名稱
出現次數
1.雞首壺 79
2.雞頭壺 11
3.雞首罐 2
4.天雞壺 8
5.鷹形瓷盤口壺 1
6.雞首瓶 1
7.壺 1
8.雞首瓷壺 3
9.雞首執壺 2
10.雞首陶壺 2
11.鳥首壺 1
12.瓷壺 1
13.雞頭瓷壺 2
14.龍柄盤口瓷壺 1
4 按：此為青瓷雞首壺，為 1968 年在鎮江市三官塘磚瓦廠出土。故雞首壺前後期的使用方式是 否也不盡相同，從陪葬品、明器轉變為實用品的形式，仍有待筆者釐清。此為鎮江博物館編著
（1997），鎮江文物精華，江蘇：黃山書社，頁 113。
5 朱伯謙（1999），三國兩晉南北朝燦爛的陶瓷器，中國陶瓷全集：三國、兩晉、南北朝，第四 卷，頁 13。
6 表 2-1 為筆者整理考古報告後，所製的表。
15.龍柄雞首瓷壺 1
16.龍鳳壺 1
17.龍柄四耳壺 1 18.龍柄雞首壺 2 19.雙腹耳龍頭柄雞
頭壺
1
20.雙耳雞頭壺 2
21.天雞陶壺 1
22.雞冠壺 1
23.雙柄雞首壺 1 24.覆蓮雞首壺 1 25.蓮瓣雞頭壺 2
26.雞頭執壺 1
27.雞嘴壺 1
28.雞口水注 1
29.龍柄雞頭壺 1
就圖表顯示，仍以「雞首壺」為主要的稱呼方式，其次占大多數的為 雞頭壺、天雞壺、雞首瓷壺等。其實雞頭即為雞首，無太大的差別性，只 是本文以雞首壺作為稱呼的方式。
二、 雞首壺形成的相關歷史背景
秦漢之後，中國歷史上進入一個特殊時期。從曹操建安元年（AD196）
漢獻帝開始，到楊堅五八一年建立隋朝，如果算（AD589）滅陳，共 393 年這就是魏晉南北朝時期。
西元一八九年漢靈帝四月崩，子劉辯立為少帝，九月被董卓廢為弘農
王，旋被董卓弒，再立九歲的漢獻帝。朝廷政權的動盪爭奪，董卓為相國 三年後被呂布所殺，爭權替換頻繁造成戰爭，姦亂、淫略、虐刑、濫罰殘 酷至極。豪強戰爭造成「民相食，州里蕭條」「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
的淒涼景象。西晉統一，短暫的安定之後，出現賈后和八王之亂，惡戰又 起，社會一片黑暗，出現民族大遷徙的局面。為逃避兵亂和饑荒，百姓走 向邊遠地區求生存。邊遠的少數民族在其強悍武裝集團的帶動下進入經濟 富庶地區。7從《南史•賊臣列傳》說：
「橫屍滿路，無人埋瘞，臭氣重數里，爛汁滿溝洫。
先是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未斂，或將死未絕，（侯）景悉 令聚而焚之，臭氣聞十餘里。
千里絕煙，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8
百姓在侯景叛亂時，戰後怵目驚心的畫面，使得建康、三吳、會稽廣 大地區，人跡罕至。百姓生活流離失所，生命無常水深火熱日子，殘酷的 戰爭從大歷史的角度而帶了轉機，讓整個社會開始流動起來。在南北朝時 期，長江中、下游和廣東、廣西、福建地區，由地廣人稀，火耕水耨變成
「四野則畛畷無數，膏腴兼倍」，「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的繁榮 景象。9倉廩足衣食無缺之餘，對於日用器皿的工藝技術研究有所助益。
掌握先進生產技術的南遷僑民，和當地人民合力開發江南，故取得長 江流域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手工業的發展，在經濟交往和文化藝術生活中 占突出的地位，故南方的經濟、文化、中外交流等各方面都與瓷器有密切 相關。10
民族融合是這段歷史最大的特點。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 族，他們的流動伴隨著戰爭和破壞。他們要建立政權，也要和漢人聯合，
7 李知宴（1996），中國陶瓷文化史，台北：文津出版社，頁 145。
8 南史•賊臣列傳，卷八十，台北：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二十二冊，頁 833-835。
9 李知宴（1996），中國陶瓷文化史，頁 145。
10 李知宴（1996），中國陶瓷文化史，頁 147。
特別是勞動人民之間長期的生產，生活接觸，逐漸融為一體。為漢民族注 了新鮮的血液，與人們經濟、文化、生活聯繫密切的瓷器在此時期以承上 啟下的新面貌出現。11
在思想方面，衝破了兩漢以來的尊儒思想，知識階層都活躍起來，各 種流派的學說在社會上都能產生一定的影響力，如：玄學、物理學等，甚 至是外來的佛學，也都對當時的人民生活帶了影響，而陶瓷藝術在這方面 的反映特別多樣。此外道家也很活躍，出現了大批的科學家，他們的成就 對陶瓷的生產直接或間接有益，使得陶瓷美學的表達能力遠到一個新的水 平。12
在陸路和海陸交通的開拓，外域的文化、工藝美術品如金銀器、紡織 品也進入中國。例如南亞的佛教藝術在南北朝瓷器表現很多，成為陶瓷文 化的一個重要內容。而東南亞地區、波斯、阿拉伯世界乃至歐洲優秀的生 活用具和文化藝術傳入中國，也對中國陶瓷藝術產生有益的影響，這一方 面成為中國陶瓷文化史上一個特殊的時代特點。也為之後的隋唐陶瓷藝術 的繁榮奠定基礎。13
「雞首壺」在這樣多元發展的歷史背景下，發展出其獨特的器型與功 能，在之後的章節中將討論雞首壺形成的因素，來建構出其意義與價值性。
第二節 雞首壺器型的形成因素
雞首壺器型的形成因素，以下分三個小節作為說明。第一，分析中國 本土因素，探討雞首壺由盤口壺演變而來的過程，及傳承堆塑罐上的崇鳥 思想，進而證明崇雞思想的相關背景。第二，分析海上絲路影響雞首壺的
11 李知宴（1996），中國陶瓷文化史，頁 147。
12 李知宴（1996），中國陶瓷文化史，頁 148。
13 李知宴（1996），中國陶瓷文化史，頁 148。
因素，試圖從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港口廣州，了解當時對外貿易的興盛 與文化的交流。另一方面筆者探討中國與羅馬交流關係，從中佐證影響雞 首壺的外來因素。第三，分析外來因素中的草原絲路，探討其影響雞首壺 形成的因素。
一、 中國本土因素
雞首壺是由盤口壺的器型演變而來。三國時的盤口和底部都較小，上 腹特大，重心在上部，傾倒食物相當費力；佔據的平面也較大，而且還給 人不穩定的感覺。東晉以後盤口特大，頸增高，腹部修長，各部位的比例 協調，線條柔和，造型優美；重心向下，放置平穩，使用時比較省力。14
任何貯盛食物的瓶罐，都希望在平穩、實用、美觀、省力的觀點繼續 改良，盤口壺也如此，故器體不斷加高，上腹略收小，下腹和底腹相應地 擴大，重心向下更穩，而切合使用者的需求而有實際變化。從器物使用的 演變圖中可以看出，器物在造型的發展，漸趨向合於實用。15
除了受到盤口壺影響器型的變化之外，雞首壺和堆塑罐在時代上也有 承繼的關係。堆塑罐出土年代只限於三世紀中下葉和四世紀初，僅限於長 江中下游，即三國吳孫權所管轄的地域。16
堆塑罐上面堆塑著上翔的飛鳥、人物的攀援上下，象徵著某種聯通性 的存在，飛鳥、人物皆有上天入地的通靈能力，反映出吳越一帶的宇宙觀 念。17且謝明良指出：「一般所飾繁縟裝飾的表現內容，無疑就是象徵人生 富貴、多子多孫、五穀豐登、百獸率舞或喪葬禮儀的熱鬧場面。」他引用
14 中國陶瓷史編輯委員會（1983），中國陶瓷史，台北：胡氏圖書，頁 144。
15 中國陶瓷史編輯委員會（1983），中國陶瓷史，頁 144。
16 郭麗英（1998），中國南北朝以前的佛教造像與江南地區佛教的傳入，遠望集（下），陜西：
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頁 789。
17 仝濤（2003），魂瓶所反映的宇宙觀念，南方文物，第 1 期，頁 30-33。
張極亢先生的話說：取子孫繁衍，六畜繁息之意，以妥死者之魂，而慰生 者之望。對穀倉罐的功能可以說是很貼切。18
穀倉罐塑有複雜的內容，許多動物形象的器物肩部刻有雙翼，這與波 斯薩珊王朝金銀器、西亞地區的石刻藝術都有相似點存在。19故雞首壺與 堆塑觀應有延續的關係存在。
為何眾多的繁縟裝飾僅剩下「雞首」裝飾在雞首壺上，以筆者的推測，
東晉推行「薄葬」，20加上戰爭的頻繁，厚重的器物費時又費工，且不容易 攜帶。雞為六畜之一，若由聲韻學的分析詮釋，從聲母言：雞字音「古兮 切」，家字音為「古牙切」，二字同為「見母」字，現在同發「ㄐ」的聲母，
為雙聲關係。從韻母而言：雞字在段玉裁第十六部，家字在段玉裁第五部。
21董同龢的古韻分法，雞字在六佳部，家字在五魚部，相近二韻皆收-g-k 韻尾。22家與雞兩字聲母相同，而韻尾的不同，在諧音、諧義相近雙關聯 想中，具有更多的象徵意義。以雞為家的祝福，對當時動盪的戰火，有一 股家的安定可望，心中的期望在日用器物中，賦予雞有「創造安定」的概 念，而作為陪葬墓主的器物，更多祝福的意味，象徵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甲骨卜辭諸雞字形皆象雞形，高高的雞冠修長的尾巴，一見可以別于 其他的禽鳥，如（圖 2-1）字形 1。說文解字：「雞，知時畜也。从隹奚聲。」
23葉德輝在＜彝 奚為古雞字說＞文中提出為何六畜中，只有雞是形聲 字，其餘馬、牛、羊、犬、豕五畜皆為象形字？葉德輝從三個字形上分析，
首先彝字（圖 2-2），據「周禮六彝：雞彝、鳥彝、黃彝、虎彝、蜼彝、斝 彝，以待祼將之禮。……古鼎彝字兩手奉雞，即造雞形之彝，以明敬獻之
18 謝明良（1985），三國兩晉時期越窯青瓷所見的佛像裝飾，故宮學術季刊，第三卷，第一期，
頁 47。
19 李知宴（1996），中國陶瓷文化史，頁 152。
20 朱伯謙主編（1999），中國陶瓷全集：三國、兩晉、南北朝，頁 14。
21 許慎、段玉裁注（2002），說文解字，台北：萬卷樓出版，頁 143、341。
22 董同龢著（1974），漢語音韻學，台北：台灣書局，頁 246-260。按：再以竺家寧（2002）聲 韻學，台北：五南圖書，頁 489、505。段玉裁十六部即支部，五部即魚部，在章炳麟的成均 圖中，魚與支兩部是旁轉，而旁轉的特色：韻部之間有通押、假借、諧聲的現象。
23 許慎著；段玉裁注（2002），圈點說文解字，台北：萬卷樓，頁 143、669、648、503。
意，其餘五彝皆踵事增加。彝像雞形，猶爵像鳳形。」其次系字說文「繫 也，从糸丿聲。」葉德輝認為系字的籀文「从爪从絲」，「爪」象雞首，「8」
象雞腹下肥特，「8」之重疊字「 」兩距。再其次奚字（圖 2-4），說文「奚，
大腹也。當云大腹禽也。禽鳥中大腹者惟雞。」葉德輝認為：這三個字，
先造彝字，再造絲字（圖 2-3），最後成奚字。而且物象形有正、有側、有 前、有後、有詳、有簡，皆以目所見畫而成形。因為雞為習見之物，就如 同燕字與宴妟匽三字，雞與燕乃禽鳥中最與人習近者，故造字者各從所見 而象形。24說文從周禮宗伯司彝尊探源，雞是生活中熟悉，用形聲字即能 達到約定俗成的溝通，也就是六畜僅雞字為形聲的原因。
季旭昇（2002）說文新證中，對雞字形研究，甲骨文的雞是象形，象雄 雞形，特徵在雞冠和張大的欲鳴的喙，可能因為甲骨字小所以加「奚」，與其 他的鳥區別不同。戰國楚系字都从「鳥」，秦文字以下才改為从「隹」。再從 字形表，形 1 形 2 為象形，形 3 形 4 以加上「奚」，商代雞字已有象形與形聲 二種並存，能為葉德輝的觀點：因為雞為習見之物，雞與燕乃禽鳥中最與人 習近者，故造字者各從所見而象形，提供補充說明。
24 楊家駱主編（1997），說文解字詁林，台北：鼎文書局，第四冊，頁 245-246。
圖 2-1：雞的字形表25
資料來源：季旭昇撰（2002），說文新證，台北：藝文印書館，上 冊，頁 274-275。
25 季旭昇撰（2002），說文新證，台北：藝文印書館，上冊，頁 274-275。
圖 2-2：彝的字形甲骨文編
資料來源：陳新雄等纂（1987），字形匯典，台北：聯貫出版社，第 12 冊，頁 678-679。
圖 2-3：系的字表
資料來源：季旭昇撰（2002），說文新證，台北：藝文印書館，下冊，
頁 214。
圖 2-4：奚的字表
資料來源：季旭昇撰（2002），說文新證，台北：藝文印書館，下冊，
頁 129-130。
從字音和字形的探討中，因「雞」與人類太熟悉，與生活息息相關。
養雞可以追溯新石器時代已經開始，河北武安磁山、陜西西安半坡、湖北 京山屈家嶺、山東泰安大汶口等原始社會遺址中，都有雞骨和陶雞的發
現，所以雞與家人相近。從而有鬥雞娛樂而有不同雞種育成，老子的雞犬 相聞，春秋戰國時普遍養雞，且養雞術在齊民要術可得。26家與雞是人類 生活中不可或缺，故筆者推測「雞首」僅存在陶瓷器的主要原因。
二、 外來因素－海上絲綢之路的影響
雞首壺除了受到傳統本土製作與使用方式，對於外來的影響相對也會 衝擊傳統本土的製作，推測從海上商品的文化和陸上草原的絲路為主要衝 擊來源，以下再分二個部分，以「廣東」和「中國與羅馬的關係」，兩大 方面作為探討的內容。
（一） 廣東方面
蓋自紀元三世紀以前，廣州即已成為海上貿易之要衝。27也由於對外交 往的各種優勢，廣州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市。28（圖 2-5）
26 見：養禽辭典委員會編（1988），養禽辭典，江蘇：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頁 1-2。
27 鄧端本（1986），廣州港史古代部份，北京：海洋出版社，頁 25。
28 陳堅紅（1993），廣州古代對外貿易的主要商品－絲綢、陶瓷和茶葉，論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
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頁 94。
圖 2-5：「海上絲綢之路」示意圖
資料來源：劉迎勝（1995），絲綢文化海上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頁 9。
廣州古稱番禺，番禺一詞最早見於《淮南子•人間訓》篇卷十八。在 漢朝廣州是南越國的都城，位於珠江三角洲北緣，西北東三江交匯處，地 理條件優越，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對外通商城市，早在西漢時期就成為著名 的都會之一，也是嶺南地區一個重要的河港兼海港，以目前的考古資料顯 示廣州秦漢之際已有造船遺址發掘，廣州漢墓中經常發現的木船、陶船模 型，以及有關海外交通文物的出土，提供早期海交史有利的研究。29
在地理位置上，廣州位於珠江三角洲北部邊緣的終點，市區跨越珠江兩 岸。市區南岸以河南構成廣州的南郊，市區的北岸東北部為白雲山地，白雲 山脈向西南延長越秀山；西北部是低矮的丘陵岡地，西部和東部連成寬廣的 平原，平原是由流溪河的泥沙沖積而成。這裡的地勢大致是東北高而西南
29 黃展嶽（1989），廣州漢代考古與海交史研究，海交史研究，第 2 期，頁 67。
低，形成向東南和西南傾斜的狀態。30
據文獻記載，古代珠江流經廣州市區的前航道，河面比現在寬闊得多。
東漢建安中，孫吳交州刺史布騭（今廣州），當時他見到的情況是：「負山帶 海……珍怪異物，千種萬類，不可勝記。」《水經注》卷三十七，泿水條。31
《三國志•吳志•陸凱傳》：「州治臨海，海流秋咸。」現今惠福西路五先觀 所在的坡土，在晉代是個渡口。32
依據《釋名•釋船》的記載「帆，泛也。隨風張幔曰帆，使舟疾汎汎 然。」33可知漢代的木船已普遍使用風帆。從考古出土文物，廣州漢墓發現 木船和陶船的模型，當時廣州已擁有相當規模的造船，在造船能力和先進 的技術水準，可以製造遠海航船。34《淮南子》成書早於《史記》約三十年，
35＜人間訓＞篇在提到「番禺」這個名字時，是與秦始皇進軍嶺南連繫在一 起的，所謂的「一軍處番禺之都」並且想獲得「犀角、象齒、翡翠」。這些 貨物都是從南海諸國輸入的舶來品，可知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前，在廣南地 區已經出現海外貿易。36《淮南子•人間訓》記述當時秦向嶺南進軍的情況 較詳細：
「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領，一軍守九疑之 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千之水。三年不 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
四軍都集結在五嶺之北，有一軍處番禺之都。」37
30 廣州市文物管理處、中山大學考古專業七十五屆工農兵學員（1977），廣州秦漢造船工廠遺址 試掘，文物，第 4 期，頁 1。
31 廣州市文物管理處、中山大學考古專業七十五屆工農兵學員（1977），廣州秦漢造船工廠遺址 試掘，文物，第 4 期，頁 1。
32 廣州市文物管理處、中山大學考古專業七十五屆工農兵學員（1977），頁 2。
33 劉熙（1986），釋名，卷七，欽定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21 冊頁 419。
34 黃展嶽（1989），廣州漢代考古與海交史研究，海交史研究，第 2 期，頁 67。
35 按：姜亮夫（1993），歷代名人年里碑傳總表，台北：台灣商務，頁 6。劉安（﹖－西元前 122 年）撰淮南子，司馬遷（145BC－86BC）撰史記，故相差大約有 30 年之久。
36 陳炎（1985），東海絲綢之路初探－唐代以前的東海航路和絲綢外傳及其影響，海交史研究，
第 4 期，頁 6。
37 世界書局編輯部（1974），新編諸子集成，台北：世界書局，頁 322。
指明五軍當中，有一軍是最先突破，早就到番禺地區的。番禺在嶺南所 處的地理位置，扼距著東西三江要衝，加上「越人善於造船」，而嶺南又盛 產木材，到達番禺的秦軍有這樣的地利、資源和技術條件，在此修建造船基 地，為這場持續多年的統一戰爭，遷制運輸急需的船只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38再以《越絕書•記地傳》說到越人：
「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
當時的廣州便是越人的一個出海口。39以舟楫行船如陸地上的交通車 馬，非常的方便。廣州自秦代便是海上交通之樞紐，從考古出土的報告發現，
在廣州發掘秦代造船遺址，一個規模巨大的船舶工廠。這個秦漢時造船的工 廠遺址，位於廣州市區，於 1976 年被發掘。在船場中心部位，發現有三個 平行排列的造船台，還有木料加工場地。40充分顯示造船技術的優勢，無疑為
廣州奠定對外交往的物質技術基礎，歷兩千餘年而不衰。
自漢經三國、南北朝至唐，廣州幾乎壟斷中國海上交通和貿易。41這三 個平行並列的造船廠，船臺滑道長 8.8 米以上，根據對船臺結構的研究，認 為這裡主要生產平底船，吃水較淺，適合內河和沿海航行。由船臺滑道的寬 距估算，在此可以建造寬 6.8 米、長 20 至 30 米，載重數十噸的大型木船，
隨後又在這個工廠的西面和東南面，各距幾百米的地方，發現兩座造船遺 址，其中一處已確知是東漢時期的。依此推測在西元前二世紀，遺址上的造 船基地，廣州已建立起能夠生產成批的內河和沿海船隻。42秦漢時期造船的 歷史已發展到一個高峰，這個遺址是重要的例證。43環海地區的交通頻繁，
需要的船隻多則工廠需要有建造的規模。
38 廣州市文物管理處、中山大學考古專業七十五屆工農兵學員（1977），頁 14。
39 鄧端本（1986），廣州是我國最早的對外貿易港，海交史研究，第 1 期，頁 54。
40 廣州市文物管理處、中山大學考古專業七十五屆工農兵學員（1977），頁 1。
41 徐蘋芳（1995），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台北，允晨文化，頁 400。
42 黃展嶽（1989），廣州漢代考古與海交史研究，頁 67。
43 廣州市文物管理處、中山大學考古專業七十五屆工農兵學員（1977），頁 15。
在此發現的文物方面，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銀盒、金花泡飾、象牙和香 料，44乳香主要生產於紅海沿岸，南越王從南亞進口乳香是完全有可能的。45 廣州橫枝岡 2061 號墓出土的羅馬玻璃碗，此墓時代在西漢中期，相當於公 元一世紀，這是目前所知中國發現最早的，且是年代最早的羅馬玻璃器。46廣 東英德南齊墓出土波斯銀幣，此墓有南齊永元元年（499AD）紀年磚。47廣 東曲江南華寺南朝墓出土的波斯銀幣。48長沙漢晉墓出土的多面金珠。49長沙 黃泥塘三號東晉墓出土的多面金珠。50湖北鄂城西晉墓出土薩珊玻璃碗51，應 該是從廣州進口，沿當時的官路，越五嶺至鄂城。52而關於南京，漢初屬丹 陽郡秣稜，建安十七年（212AD）孫權改稱秣稜為建業，黃龍元年（229AD）
孫權自武昌遷都建業，自此開始，南京作為六朝首都，逐漸成為江南政治、
經濟和文化中心。
西晉建興元年（313AD）改建業為建康。建康通過沿海之港口（主要是 廣州）與國外交往。近年來南京出土的外國遺物，多發現在六朝墓葬中。53南 京象山七號墓出土的羅馬玻璃杯和金鋼石金戒指。54南京鼓樓崗東晉墓出土 的羅馬玻璃杯，55此墓屬東晉貴族墓（約公元四世紀上半葉）。56南京石門坎 六朝墓出土的玻璃器，57江蘇鎮江句容六朝墓出土薩珊玻璃碗。58南京的出土 文物多，可以推知當時交通便捷，從番禺港登陸後，送往揚州等地。在伏波
44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博物館（1991），西漢南越王墓，
文物出版社。
45 徐蘋芳（1995），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台北，允晨文化，頁 401。
46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市博物館（1981），廣州漢墓，文物出版社。
47 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1961），廣東英德、連陽南齊和隋唐古墓的發掘，考古，第 3 期，
頁 139。
48 廣東省博物館（1983），廣東曲江南華寺古墓發掘簡報，考古，第 7 期，頁 601。
49 湖南省博物館（1960），長沙五里牌古墓葬清理簡報，文物，第 3 期，頁 28。
50 湖南省博物館（1965），長沙南郊的兩晉南朝隋代墓，考古，第 5 期，頁 225。
51 安家瑤（1990），試探中國近年出土的伊斯蘭早期玻璃器，考古，第 12 期，頁 1116。
52 徐蘋芳（1995），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頁 404。
53 徐蘋芳（1995），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頁 405。
54 南京市博物館（1972），南京象山五號、六號、七號墓清理簡報，文物，第 11 期，頁 29。
55 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組（1973），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文物，第 4 期，頁 36。
56 徐蘋芳（1995），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頁 406。
57 李鑑昭、屠思華（1958），南京石門坎鄉六朝墓清理記，考古通訊，第 9 期，頁 66。
58 李家瑤（1986），北周李賢墓出土的玻璃碗－薩珊玻璃器的發現與研究，考古，第 2 期，頁 173。
將軍馬援（14BC-49AD）帶兵平定嶺外二徵之亂：
建武十七年（41AD）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
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六十外餘城，側自立為王。於 是璽書拜援為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為副，督樓船將軍段志等 南擊交阯。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 山刊道千餘里。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
降者萬餘人。59
二徵之亂起因，交阯太守蘇定以法正其夫婿駱越詩索，建武十九年斬二 徵傳首洛陽，馬援被封為新息侯，並勦滅徵側餘黨。所帶的兵力是樓船大小 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進擊到九真。交阯、九真在漢為交州，浪泊、交 阯都在越南北部。馬援是緣海而推進，能夠緣海表示平時在交通上是通暢，
二千艘船隻在海面上真是壯觀，載二萬兵力，二徵之亂勢如破竹。南方的薏 苡實大，除筋骨邪氣，久服身輕益氣，軍隊凱旋還來，馬援載一車，當時以 為是明珠犀角之類，薏苡明珠的成語從此產生。馬援的回程取陸路而回，交 通的便捷由此可知之。
從《史記•貨殖列傳》中「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 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布之湊。」60珍珠奇物以番禺為 一都會，史記此段可以作為廣州港市形成的依據，在《史記•南越尉佗列傳》
中漢武帝在元鼎五年和元鼎六年冬（111BC）對南越討伐，發樓船十萬師會 番禺，61可以知道番禺是一個重要決勝的港口。這之前《竹書紀年》曾記載，
魏襄王七年（312BC）「越王使公師隅來獻舟三百，箭五百萬，及犀牛角、
象齒。」62可知犀牛和象牙已經成為當時的貢獻品，雖無明確從番禺而來，
從南方上來的貢品是非常重要，而記載文獻中。
59 後漢書•馬援列傳，卷二十四，台北：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五冊，頁 373。
60 史記•貨殖列傳，卷一百二十九，台北：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二冊，頁 1192。
61 史記•南越尉佗列傳，卷一百一十三，台北：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二冊，頁 1072。
62 竹書紀年卷下，欽定四庫全書，303 冊，頁 40。
再以東晉法顯的《佛國記》有一段記載：
「（法顯）於是泛海西南行十四晝夜，到師子國。其國大洲上……多珍 寶珠璣有牟尼珠。……法顯住此二年，更求得彌沙塞律、長阿含、雜阿含，
復得一部雜藏，悉漢土所無，得此梵本已。即載商人大船，東行二日，便值 大風，晝夜十三日，到一島邊，補塞船漏，於是復前，凡九十日許，乃到一 國名耶婆提，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不足言，停此國五月日，復隨他商 上船，以四月十六日發。東北行趣廣州，一月餘日，夜遇黑風暴雨，客悉惶 怖。諸婆羅門謂載沙門不利，議投法顯島，會有阻之者，獲免。時天氣連陰，
海師誤向。經七十餘日，遂糧食水漿欲盡。商人議言，常行可五十日便到廣 州，今已過日，將無僻耶。」63
法顯番海西南行，搭乘商人的船，商人乃以奇珍異寶為利，可知海上活 動的頻繁，番禺是必經的港口。丁謙益在師子國的箋註說明：「西域記做僧 伽羅，以昔有僧伽羅者能制服師子，顧以人名名之，又稱執師子國即今錫蘭 島也。」64可知法顯曾到達印度的恒河口加爾各答和錫蘭島。停留二年又再 搭商人船到廣州。
法顯乘危履險投命於不全之地，忘身求法古今罕有。公元五世紀時，中 國商船也曾活躍在波斯灣和幼發拉底河。到了七世紀以後，中國海船在印度 洋和南洋一帶頗負盛名，阿拉伯的商人常搭乘中國的海船，往來於印度與東 南亞之間。65說明當時海外交通與貿易的狀況，早在晉代，廣州與南洋各國 的商業已漸趨繁盛。66
在海上絲綢之路中，海上交通不斷的開闢，形成港市的第一個條件。67 促使廣州對外開放，主要是在歷史上長期的對外開放，廣州港起了視窗的 作用。廣州因港口而成為海上絲路的起點站，又因海上運輸路線的關係，
需要讓船舶有停靠的地方，而形成通商的港口。在秦漢時期廣州的造船業
63 丁謙益纂（1915），佛國記地理考證，叢書集成三編，新文豐出版景印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
79 冊 642 頁、643 頁。
64 丁謙益纂（1915）， 79 冊 643 頁。
65 唐嘉弘、張建華（1997），海上絲綢之路疏証，南方文物，第 2 期，頁 66。
66 黎小明（1986），廣州與古代僧人的海外往來，海交史研究，第 1 期，頁 63。
67 言倩（2005），負洲傍海商貿名港－廣州黃埔村考察，南方文物，第 3 期，頁 101。
已相當發達，可以建造載重五十至六十噸的木船，與此同時廣州港也具相 當的規模。且《漢書•地理志》也說：
「秦漢興，復立搖為粵王。是時秦南海尉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 時盡滅以為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
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68
經研究犀牛產自東南亞、印度和非洲，玳瑁珠璣是海洋的寶物，商人 致富之道取於此寶，番禺是致富必經的地方。關於在廣州的漢墓，南越王 的西耳室中，出土的象牙五支，成堆疊放，經鑑定為非洲象齒非亞洲象牙。
值接提供南越與海外通商貿易有力的物證。69因此，廣州港也完全具有海 上絲綢之路起港的條件，在廣州或外地建造船址，載著絲織品及黃金等物 品由廣州港，揚帆起錨，然後至日南障塞（今越南廣治附近）或徐聞、合 浦。並從那裡出海，經北部灣，折向南，沿越南半島東岸，繞金甌角，過 馬來半島，穿麻六甲海峽入印度洋，到達黃支國（今印度東南南岸康契普 臘姆），換回明珠、璧琉璃等，正是這條以廣州為起港的海上絲綢之路，
連接當時中國與東南各國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鈕帶，同時也促使當時廣州 對外開放的經濟繁榮。70
廣州城區是隨著珠江岸線（即廣州港自然碼頭岸線）的推移而擴展。
根據考古發展，秦漢時期，珠江北岸在今廣州市中山四路、登峰路及農講 所一線，距現在的珠江北岸約一千二百米，當時廣州港碼頭岸線也大致與 此吻合，從傍江秦漢廣造船遺址的發現，即可找到答案。此外，至今在這 一帶地下鑽孔時，亦可找到蜆殼之類。晉代珠江岸，移至今惠福路五仙觀 附近的坡山。當時這裡是廣州港的一個古渡口。南北朝廣州港碼頭的岸 線，復移至今華林寺前的西來初地（為當時廣州港，對外開放的遠洋客運
68 班固（1981），漢書•地理下，台北：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三冊，頁 425。
又鄧端本（1986），廣州是我國最早的對外貿易港，海交史研究，第 1 期，頁 55。
69 黃展岳（1989），廣州漢代考古與海交史研究，頁 68。
70 程浩（1995），論廣州港在廣州歷史上的地位與作用，海交史研究，第１期，頁 38、39。
碼頭）。隋代，乃推至今西關泮塘、秀麗二路、三路及延安二路一線以南。
71
《漢書•西南夷傳》載，漢武帝元鼎五年秋（110BC），路博德為伏波 將軍，楊僕為樓船將軍會師番禺，元鼎六年冬（111BC）滅南粵之後，72派 遣一支官方船隊，到達印度半島南部，最後到達錫蘭島（今斯里蘭卡）。
與此同時，古羅馬帝國商人的船隊也由紅海進入印度洋，沿阿拉伯灣航行 到印度半島南部，漢帝國和古羅馬帝國各自到達同一遠航點，中國與東南 亞和歐洲發生貿易關係。73漢武帝時大型船隊從廣東出發，通過浩瀚的南 海遠達印度洋，和印度洋上的國家建立海上的聯繫。74
又以譚躍的研究認為，建康文化的歷史存在，長安文化（秦、西漢）、
洛陽文化（東漢、曹魏、西晉，本文為指含北魏時代）和建康文化（包括 東吳時的建業）。在這三種都城文化類型中，前兩種都是基本於黃河流域 本地土壤上，可謂根深蒂固，而建康文化卻不同，在東吳建都這裡之前，
本地不過是秦漢以來長江南岸的小縣所在，人口不多，經濟水平一般，文 化較為落後，吳大帝孫權成長於南方，他在都城建設中儘管採納不少中原 傳統，但其主體文化型態仍是南方的，這種狀況一直保存到西晉，墓葬考 古資料對比有直接的解釋作用，可是東晉、南朝卻不同，洛陽文化被整個 移植到建康，對建康而言，從都城建設、國家體制、上層集團、人口構成，
思想觀念、禮儀制度、語言風俗甚至生活習慣，都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又 以建康為中心，向長江流域和東南沿海地區播遷。75
考古學上所見，從海上絲綢之路輸入的外國遺物，是以對外港口為起 點，向內陸輸散，廣東、廣西、福建、浙江、江蘇、湖南、湖北、安徽、
71 程浩（1995），論廣州港在廣州歷史上的地位與作用，頁 41、42。
72 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1981），卷九十五，百衲本二十四史第四冊，台北：商務印書館，
頁 1172。
73 閆曉青（2005），南海神廟－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遺迹，海交史研究，第 3 期，頁 95。
74 廣州市文物管理處、中山大學考古專業七十五屆工農兵學員（1977），頁 15。
75 譚躍（1998），南京六朝文物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東南文化，第 2 期，頁 71。
河南、山東等均有發現，自漢代以來，沿海的對外港口是廣州（番禺）、
合浦、泉州、寧波（明州）、揚州，以及山東半島的嶗山（青州長廣郡牢 山）和蓬萊（登州）。76
番禺、徐聞（漢縣，在廣東海康，南齊時徙今地）、合浦、交州是早 期港口，特別是廣州（番禺）成為海上交通中心，它直接向六朝首建康供 應外國珍貴物品，從廣州經英德、曲江，過韶關，越五嶺，至長沙（臨湘）、
公安、江陵，然後順江至鄂城、南京（建康）。這是當時的官路，所以在 英德、曲江、長沙、公安、鄂城、無為各地有外國遺物發現，南京發現外 國遺物數量、質量為各地之冠，是符合歷史的脈絡發展的。77故雞首壺的 裝柄，從珠江流域擴散到長江流域，也是有其可能性的演變與發展。蕃坊 是古代人外外國僑民居住區的稱呼，又叫蕃巷。它最早出現在廣州，是古 代海外貿易鼎盛的一種表現。78另外與中國有貿易交流的羅馬，也需要有 如廣州對外與對內來往暢通的港口，來進行貿易活動與文化交流。具目前 的資料顯示羅馬有八角形的港口，可以連結對外與對內的貿易路線。（圖 2-6）
76 徐蘋芳（1995），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台北：允晨文化，頁 400。
77 徐蘋芳（1995），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頁 409。
78 鄧端本（1984），廣州蕃坊考，海交史研究，第 6 期，頁 74。
圖 2-6：羅馬港（Port of Trajan AD100-112）
資料來源：Thames＆Hudson（2001），Rome splendours of an Ancient Civilization，181High Holborn，London，
p163.
（二） 中國與羅馬交流關係
魏晉之際，中國與羅馬的交往有所加強。以下就文獻上的記載《後漢書•
西域傳》：
「大秦國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其人民皆長大平正，
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 雞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 罽、雜色綾。做黃金塗、火浣布。……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至 桓帝延熹九年（西元 166 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
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79
《晉書•四夷傳》：
「大秦國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 其城周迴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為棁栭，琉璃為牆壁，水精為柱 礎。……其人長大，貌類中國人而胡服。其土多出金玉寶物、明 珠、大貝，有夜光璧、駭雞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縷繡，及織錦 縷罽，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武帝太康（西元 280
79 後漢書.西域傳，卷七十八，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七冊，台北：商務印書館，頁 1337-1338。
註解:
年-289 年）中，其王遣使貢獻。」80
又《梁書•諸夷傳》記有大秦商人：
「孫權黃武五年（西元２２６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
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方土謠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 討丹陽，獲黝歙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 差吏會稽劉咸送論。」81
外形與中國人長得相似，只是在服裝上的不同，也就是稱大秦的原 因，可知大秦與中國的交往中，相互感受到彼此異中有同，同中之異，而 以秦帝國為名稱加上人長的高大，表示彼此之間的交往頻繁。從漢桓帝到 晉武帝，大秦與中國的交往，文獻上都有記載。再以魚豢在《魏略》對羅 馬的地理位置、風俗人情、政治制度、物產經濟尤其詳盡。82彼此清晰對 方的不同風俗、人種，故能留下文獻的詳盡史料。
除珍寶外，「刺金縷繡，織錦縷罽。」在史傳中出現。以唐代歐陽詢 的《藝文類聚》卷八十五＜布帛類•錦＞
「梁皇太子，謝勑賚魏國所獻錦等，啟曰：山羊之毳，東燕之席 尚傳，登高之文，北鄴之錦猶見。胡綾織大秦之草，戎布紡玄菟 之花。」83
在織布的紋路上，出現「大秦之草」作為謝啟，既是珍貴也是說明當 時對大秦文物的交流。另外＜布帛類•布＞，歐陽詢引用晉殷巨的＜奇布 賦＞序：
「太康二年（AD281）安南將軍廣州牧騰侯，作鎮南方，余時承乏，
80 晉書.四夷傳，卷六十七，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九冊，台北：商務印書館，頁 693-694。
81 梁書.諸夷傳，卷四十八，百衲本二十四史，第十四冊，台北：商務印書館，頁 461。
82 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卷三十，在陳壽評曰後，裴松之（AD 372－AD 451）引魚豢撰魏略 西戎傳，台北：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第八冊，頁 426-427。
83 于大成主編（1947），類書薈編第一輯，歐陽詢撰藝文類聚，第八十五卷，文光出版社，頁 1458。
忝備下僚，俄有大秦國奉獻琛，來經于州（廣州），眾寶既麗，火 布尤奇。乃作賦曰。」84
從三次中國史籍記載的大秦人，身分可能都是商人，但羅馬史籍沒有 當時遣使的記載，所以范燁在後漢書的西域傳中以「其所表貢，並無珍異，
疑傳者過焉。」85，唐章懷太子李賢注後漢書時，引用魚豢的《魏略》：「大 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86大秦國真 的是個很奇妙的國家，從史料上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都是取道海路進入中 國的。晉嵇含在《南方草木狀》記載其所奉獻為密香紙，嵇含在書中註明
「交趾有密香樹」，87而當時西方所用的紙為羊皮紙和埃及紙草，故認為這 可能是大秦商人，在越南時得到當地的產品。
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中國與羅馬之間通過海路進行交往頻繁，我 們可以推測，西晉時期出現的雞頭壺柄的上端直接黏貼接於器口這種裝柄 方式，集中發現於中國南方地區，與這一歷史背景分不開來的關係。88
另一種器物龍柄壺的生產都集中於北方地區，北區地區的龍柄壺，同 時有受到波斯器物風格影響的痕跡。89波斯壺、瓶類器物柄部，往往製作成 直立的動物形象，動物直立的形象在西亞地區有悠久的歷史。其中在河北 景縣東魏天平四年（AD537）高雅墓出土一件「獸柄四耳瓷瓶」90，這件標 本柄的形制頗具特色，龍身蹲踞於壺間，龍爪攀於盤口，龍頭俯銜口沿，
雖具龍頭，但整個造型似猛獸人立，與波斯的器物造型頗相類似。91（圖
84 于大成主編（1974），類書薈編第一輯，歐陽詢撰藝文類聚，頁 1463。
85 後漢書•西域傳，卷七十八台北：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七冊，，頁 1338。
86 見後漢書•西域傳，卷七十八，「諸國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譎怪多不經，故不記云。」
下李賢引魚豢魏略為注解，台北：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七冊，頁 1339。
87 嵇含，南方草木狀，卷中，欽定四庫全書，589 冊，頁 8。
88 趙德雲(2007)，從雞頭壺到龍柄壺的發展－兼析外來因素在過程中的作用，考古與文物，第 １期，頁 99。
89 趙德雲(2007)，從雞頭壺到龍柄壺的發展－兼析外來因素在過程中的作用，頁 99。
90 高 45 公分。盤口，長頸，肩有四繫，左右對稱，肩部飾有獸形柄。肩下飾有蓮花瓣紋，並 貼塑花邊。釉色青帶褐黃，厚薄不勻，凝厚處呈墨綠色。見：吳戰壘（2003），圖說中國陶 瓷史，台北：揚智文化，頁 67。
91 趙德雲(2007)，從雞頭壺到龍柄壺的發展－兼析外來因素在過程中的作用，頁 99-100。
2-7）
圖 2-7：獸柄四耳瓷瓶
資料來源：吳戰壘（2003），圖說中國陶瓷史，
台北：揚智文化，頁 67。
這種風格與在羅馬帶柄器刺激下形成的、融合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龍柄 雞頭壺頗相適應，在龍柄雞頭壺的生產中心轉至北方地區以後，進一步刺 激生產，並使得龍的造型更加氣勢宏大，另外，隋唐時期出現的被稱為「龍 柄鳳頭壺」92（圖 2-8），壺蓋塑造成一個高冠、大眼、尖嘴的鳳頭，由口 沿至底部連接著生動活潑的螭龍壺柄，兩只龍爪攀住壺肩，起到加固柄部
92 時代唐，高 41.2 公分，壺口有鳳頭形蓋，與壺流吻合成鳳嘴。一側安龍形豎柄。通體施聯珠 文、捲葉紋。造型優美、裝飾富麗，吸取波斯金銀器的造型和裝飾加以創造的器形。見：吳 戰壘（2003），圖說中國陶瓷史，頁 89。
的作用，顯然與波斯直立獸柄器具有密切的溯源關係。93波斯帶柄器的另一 個重要特徵。94（圖 2-9）柄部往往製作成兩兩相對的動物造型，其中一面 有時又兼有流的功能。95
圖 2-8：青釉龍柄鳳頭壺
資料來源：吳戰壘（2003），圖說中國陶瓷史，台 北：揚智文化，頁 89。
93 中國硅酸鹽學會主編（1997），中國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221。
94 王敏（2006），古羅馬與波斯的玻璃器，玻璃器，上海：上海科技教育，頁 19-22。
95 John Boardman（2000），Peria and the West,Thame＆Hudson,London,ｐ187－188。
圖 2-9：伊斯蘭人製造的玻璃容器
資料來源：王敏（2006），玻璃器，上海：上海科技教 育，頁 22。96
若結合當時的國際形勢看，早期羅馬的勢力範圍強大。（圖 2-10）（圖 2-11）
96 4-5 世紀羅馬帝國開始崩潰，奢侈的玻璃製造技術逐步傳向東方。伊斯蘭人開始製造各種小瓶 子和水壺等玻璃容器。若所溯其歷史，古希臘人的商業冒險和建立殖民地等原因，將現在的義 大利和地中海地區成為遠古文明中發達地，在 30BC 羅馬人兼併了東地中海最後的獨立王國埃 及，而公元 1 世紀左右，來自埃及、敘利亞的藝人將玻璃工藝傳到全盛時期的羅馬帝國。故羅 馬帝國可以建立起重要的玻璃工廠，接受各地文化的交流。見：王敏（2006），玻璃器，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頁 19、21。
圖 2-10：希臘的地圖
資料來源：Thames＆Hudson（2001），Greece splendours of an Ancient Civilization，181High
Holborn，London，P54.55
圖 2-11：羅馬的地圖
資料來源：Thames＆Hudson（2001），Rome splendours of an Ancient Civilization，181High Holborn，London，
P52.53
羅馬統治了地中海地區的土地與經濟，推測也相對地會繼承古希臘的 傳統與製陶的技術。（圖 2-12）（圖 2-13）
圖 2-12：獸形水壺97
資料來源：出版家編輯委員會編（1981），大英 博物館，台北：出版家，頁 60。
97 張口動物是頭部為鷲、身體為獅，約為 675BC 的作品。見：出版家編輯委員會編（1981），大 英博物館，台北：出版家，頁 60。
圖 2-13：羅馬帶柄器物
資料來源：趙德雲(2007)，從雞頭壺到龍柄壺的發展－兼析外來因素 在過程中的作用，文物與考古，頁 100。98
但中國與羅馬之間魏晉時期，繁盛的交往好景不長，三至四世紀時，
整個歐洲大陸的政治經濟秩序發生深刻的變化，西方羅馬帝國處於內憂外 患中，蠻族入侵，奴隸起義，鼠疫、地震等天災不斷，而貴族階級生活奢 侈淫逸，導致大量貨幣外流，為維持龐大的軍隊和滿足消費，羅馬帝國在 經濟領域推行高度壟斷經營，99「只要他頭了船址或建立了商業關係，他立 即就成為船主或商人的行業組織的一員，立刻就必須為國家服役，為國家 進貨，而只取得少得可憐的報酬。或將他所需要出售之物優先供給國家。」
98 1.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藏薩珊銀壺。2.Apadana 雕刻中的雙鸚鵡柄壺。3.保加利業出土的雙柄 銀壺。4.J.Paul Geity 博物館藏雙柄銀壺。
99 趙德雲(2007)，從雞頭壺到龍柄壺的發展－兼析外來因素在過程中的作用，頁 100。
100這些情況嚴重影響羅馬對外貿易事業。
而在中國，西晉雖然短期實現統一，但隨後整個中國陷入分裂割據狀 態，漢時的強盛和開拓的雄心不復存在，戰亂帶來的經濟衰退，和交通阻 閉也限制海外交通的需求和能力。
與此同時，波斯境內的薩珊王朝取安息而代之，正處於欣欣向榮的上 升勢頭。在海上把今阿富汗和北印度變成波斯帝國的總督管轄省，也大力 發展海軍，控制從錫蘭到曼德海峽的通道，羅馬人要想獲得絲綢等中國商 品，這時主要仰賴於薩珊的轉口貿易。101
綜合上述，從帶柄雞頭壺和龍柄壺，具有一脈相承的發展演變關係。
龍柄壺最惹人注意的龍形象，是中國傳統的造型，同樣的雞頭也應該是傳 統的信仰與寄託吉祥形象的產生，西晉以來雞頭壺的圓股形柄，發展至龍 柄，受到羅馬蛇頭銜唇狀柄的啟發，從單柄發展至雙柄，又可能接受波斯 對稱雙柄的影響。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由於器物生產中心不同，其接受外 來文化因素的側重是不一樣的，雞首壺剛開始的發展主要集中於南方地區 珠江流域一帶，再慢慢地往長江流域擴散，主要是接受的是從南方海上絲 路而來的羅馬文化影響。
在青瓷堆塑罐上的胡人，手上拿有中國傳統的本土樂器，如：鼓、簫、
琴，也有另一部分為胡人所使用的樂器，如：琵琶、細腰鼓等，藉此可以 發現三國至西晉時期，江南一帶的佛教傳播，以及佛教早在東漢末年已傳 入中原地區，而吳屬地交州的最男端與林邑、扶南相連，藉由海上絲綢之 路，此地由海路往南經馬六甲海峽可達印度，以至大秦。102
在此推測下，雞頭壺受到波斯因素的影響也增強，103透過北方的草原
100 Ｍ.羅斯托夫采夫著、馬雍、歷以寧譯（1985），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商務印書館，頁 711。
101 趙德雲(2007)，從雞頭壺到龍柄壺的發展－兼析外來因素在過程中的作用，頁 101。
102 周艷（2007），青瓷堆塑罐上的樂器、胡人和佛教音樂初探，東方博物，第 12 輯，頁 30。
103 阿里.瑪札海里（Aly Mazaheri）著、耿昇譯（2006），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
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頁 2-3。在此書中談及中國文化（也包括印度及中國周邊地區 的文化）精絲綢之路傳到波斯，並得以在波斯發展然後又向西方（特別是羅馬）的問題，有
文化和南方海上絲路的影響，雞頭壺的器形演變因素也更加明確，雞頭壺 本身的壺形可能有自原來的傳統盤口壺，而把柄為羅馬文化的因素，龍柄 的出現可能和波斯文化有關，而關於雞的形象及出現可能也來是來自本土 因素，和堆塑罐、魂瓶相對著有密切的關聯性存在，推測魂瓶當中鳥類物 件的抽離與再創造，以上為筆者目前就其現有的資料所做的詮釋與研究，
企盼有機會能有更多出土文物與歷史文獻資料，更加直接佐證其影響雞頭 壺流行於六朝的因素。
三、 草原絲綢之路
位於歐亞大陸另一端的羅馬帝國，關於的發現為數眾多，就筆者所 見，略舉數例。在羅馬帝國之前，生活於業平寧半島的伊特魯里業人
（Etruscans）生產的帶柄玻璃壺，柄的上端直接黏接於器口，年代為公元 前七世。進入羅馬帝國以後，這種形制的器物發現更多，如出土於義大利 南部 Ventimiglia 地方一座古墓的一件帶柄玻璃壺，被認為是一世紀晚期義 大利南部的產品；龐貝（Pompeii）古城郊外一座別墅中發現的銀制酒罐，
明尼波利斯藝術學院（Minneapolis Lntitut of Art）收藏的幾件羅馬玻璃器，
時代為一至五世紀，柄的上端制成「蛇頭銜唇」式樣，與中國西晉至劉宋 元嘉年間的一些出土物十分相似。104漢代東西兩大帝國之間存在著直接或 間接的交通，如：廣州西漢時期南越王趙眛墓出土的銀盒，105雲南晉寧古 滇國墓地出土的兩件鍍銀銅盒、106暗示著這種交往主要是通過南方海路所
著深入的看法。並且他認為西方古代、中世紀，甚至是近代文明的許多內容都可以通過絲綢 之路，而追溯到波斯，再從波斯追溯到中國。故波斯、甚至是羅馬因海上、路上絲綢之路的 交流，相對於中國來說，應該是有受其影響。
104 Minneapolis Intitut of Art , The Roman Glass, Minneapolis intitut of Art Web site.
105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1991），西漢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
106 雲南省博物館（1959），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