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冷戰時期中印關係的地緣政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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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冷戰時期中印關係的地緣政治因素

「一個國家在世界上佔據的位置以及與其他權力中心的關係，決定著它的安全課題。」¹

印度開國總理尼赫魯（Jawaharlal Nehru），在印度獨立前即致力於推動反殖民運動，對中國抱著同情且友善的應度。因此尼赫魯一向把中國視為印度在亞洲的天然夥伴，希望兩國能聯合起來，向把印度淪為殖民地、把中國淪為半殖民地，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挑戰，並把敗它們，自己來把握亞洲命運。²中共建政後，印度也是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非社會主義國家。

1950 年，毛澤東在接受印度駐中國大使遞交國書時，曾對中、印建立正式外交關係有很深的期許，希望透過亞洲兩大國家的真誠合作，維持亞洲與世界的持久和平。³因此，中、印兩國關係發展，在一開始就具備了領導人企望願意建立良好關係的主觀意願。但是，由於印度繼承英國殖民時期的地緣戰略思維

，將西藏作為中、印之間的地緣緩衝區，因此，當 1950 年中國解放軍以武力解放西藏之後，不免為兩國關係發展蒙上一層陰影。而因此伴隨而來的邊界領土爭議，更不時干擾著兩國關係的正常開展，甚至在 1962 年爆發邊界戰爭。

中、印爆發邊界戰爭後，雖有意改善彼此關係，但在冷戰期間，中、印兩國也僅能在美、蘇對抗格局下，緩步開展彼此關係。本章主要是分析冷戰時期的世界地緣政治格局，在此格局下的中、印兩國地緣政治環境，並探討其中的中、印地緣政治因素。

第一節冷戰時期的世界地緣政治格局

地緣政治格局是指：「在一定時期內國際關係中起主導作用的力量結構，

主要取決於各國和各種力量，特別是各大國和集團之間的綜合國力對比與利益制衡的狀況。」地緣政治格局是各國，特別是各大國制定和調整內外政策的基本依據之一。⁴

1 張露，「地緣政治與美俄關係－從烏克蘭大選解讀冷戰後美俄關係中的地緣政治因素」，國際政治（北京），2006 年第 5 期，頁 47。

2 科亨（Stephin P. Cohen），劉滿貴等譯，大象與孔雀：解讀印度大戰略（北京：新華社，2002 年 10 月），頁 18。

3 葉自成，中國大戰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 11 月），頁 29。

4 王恩涌主編，中國政治地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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冷戰時期的世界地緣政治格局，可以說是二次大戰後美、蘇基於自身利益考量，意圖在戰後建立起對自己有利的地緣政治背景下所形成的。二次大戰後期的 1945 年初，以美國為主的同盟國已取得絕對的優勢，勝利指日可待，由於傳統世界地緣政治中心的歐洲，在經過戰爭的蹂躪後，百廢待舉，而美國則一躍成為政治、經濟和軍事實力遠超過任何國家的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總統羅斯福（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認為，戰後，英國仍然可以成為大英聯邦的號令者，而蘇聯將成為歐亞大陸惟一軍事強國，但在經濟復原方面，將有求於美國。因此，美國可以在與英、蘇合作的基礎上，透過聯合國這個機制，維持世界的和平與穩定。然而，蘇聯領導人史達林（Joseph Vissarrionovich Stalin）亦有自己的打算，由於蘇聯在歷史上，不僅有法國的拿破倫（Napoléon Bonaparte

）遠征莫斯科的陰影，在兩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也都進犯至蘇聯境內，危及其國家安全，因此，如何在東歐建立起保衛蘇聯安全的屏障，成為史達林地緣戰略的最重要構想。也就是由於美、蘇在地緣利益的矛盾與衝突下，各自拉攏盟國納入己方陣營，而逐步發展成冷戰。⁵美、蘇對峙的兩極格局，成為貫穿整個冷戰時期最顯著的世界地緣政治特點。

壹、蘇聯社會主義的擴張

二次大戰後，美國羅斯福總統希望透過與蘇聯的合作維持世界和平，他一心一意促成對蘇實行友好政策，將戰後的和平植基於互信及友善的基礎上。但是蘇聯在戰後將勢力延伸至東歐，卻破壞了此一構想。美國外交學者約翰‧史班尼爾（John Spanier）從國際社會的角度，解釋蘇聯的作為。約翰‧史班尼爾認為，在國際社會中，國與國之間經常發生衝突，成員彼此間缺乏信任，因此

，每一個國家必須以本身的力量對抗潛在的敵人，而在對付共同敵人而成立的聯盟即將解散之際，蘇聯預先增強本身的實力，以對抗未來可能變成敵對者的國家，其實是可以理解的。特別是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內，德國曾兩次以東歐為通道，進犯蘇聯國境。也因此，美國雖然對蘇聯控制東歐的行為感到失望，但仍然默認了此一事實。⁶蘇聯社會主義的擴張初期主要是在歐、亞兩洲部分：

一、歐洲方面

二次大戰結束後，東歐國家南斯拉夫、阿爾巴尼亞兩個國家的共產黨，因在戰爭期間組織民眾與德國進行對抗，在戰後首先取得政權。羅馬尼亞、保加利亞、匈牙利，由於在二次大戰期間隨同德國出兵蘇聯，德國戰敗後，在蘇聯軍隊協助下，羅馬尼亞、保加利亞、匈牙利當地的共產黨人士，亦建立了共黨政權。至於因德國侵略而淪為流亡政府的波蘭、捷克，在蘇聯軍隊的協助下，

5 王恩涌主編，中國政治地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67-168。

6 約翰•史班尼爾（John Spanier），方海鶯譯，當代美國外交史（台北：桂冠圖書，1986 年）

頁 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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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留在國內的共產黨人士，則與返國的流亡人士組成聯合政府，共同執政。這些國家的共黨政府因實行經濟和社會方面的改革政策，在執政初期獲得國內人民的廣泛支持。相對在西歐國家，因為經濟復原的困難，失業、貧困造成社會的動盪不安，特別是法國與意大利，這兩個國家的共黨人士，因在二次大戰期間組織民眾對抗德國的侵略，在其國內亦擁有較高的政治聲望。⁷

為了避免整個歐洲淪入蘇聯的掌控，美國杜魯門（Harry S Truman）總統於 1947 年 3 月宣示了杜魯門主義（Truman Doctrine）⁸，承諾將支持任何受共產主義威脅的地區。由於希臘與土耳其在地理位置上處於東歐的南邊，一旦這兩個國家失守，蘇聯的勢力將得以進入地中海，因此美國首先積極對希臘與土耳其進行援助，打擊這兩個國家內的共黨勢力。其次，美國提出馬歇爾計畫（

Marshall Plan）⁹，希望透過經濟援助使西歐國家擺脫困境，除了使西歐成為美國在歐洲遏阻蘇聯的堡壘，亦可吸引東歐國家加入，削弱蘇聯的力量。在經濟援助的同時，美國亦積極策劃與西歐國家的政治、軍事同盟，1947 年，英、法首先簽訂同盟互助條約，1948 年初，英、法、荷、比、盧等國家在布魯塞爾簽訂了為期 50 年的多邊軍事政治條約，隨後，美國、加拿大與布魯塞爾條約簽約國商議後，再吸收丹麥、挪威、冰島、葡萄牙、意大利共 12 個國家，於 1949 年 4 月簽訂北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面對美國的戰略部署，蘇聯一方面與東歐國家的共產黨成立情報局，透過彼此的協調合作，強化對東歐的掌控，而為了防止馬歇爾計畫可能對東歐國家產生的分化，蘇聯亦與東歐國家簽訂了一系列的貿易協定，加強經濟方面的合作，稱之為莫洛托夫（Vyacheslav Mikhailovich Molotov）計畫。¹⁰1954 年 11 月 29 日，蘇聯與阿爾巴尼亞、保加利亞、捷克、東德、匈牙利、波蘭、羅馬尼亞等 8 個國家在莫斯科舉行「歐洲國家保障歐洲和平安全會議」，繼於 1955 年 5 月 14 日在波蘭的華沙簽訂「華沙公約」，成立「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Pact）軍事集團，展開與美國為首西方國家的對抗。¹¹

8 1947 年 3 月 12 日，美國杜魯門總統在國會宣讀了一篇特別諮文，杜魯門在這篇演說中強調了三方面內容：第一，美國有權領導自由世界援助他國復興的使命；第二，任何國家的人民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都會危害美國的安全，全世界自由的人民期待美國捍衛他們的自由，如果美國的領導地位動搖了，不僅會危害世界和平，而且一定會危害到美國自身的安全；第三，美國將援助各國自由人民。杜魯門要求國會撥款 4 億美元援助希臘、土耳其，並選派軍事人員前往執行任務，以防止共產主義威脅。杜魯門這項政策聲明，爾後被通稱為「杜魯門主義」。肖月、朱立群主編，簡明國際關係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 年），頁 23-24。

9 又稱歐洲重建計畫。美國於 1948 年到 1952 年之間，提供 16 個西歐國家約 170 億美元的經濟援助。貝里．修斯（Barry B. Hughes），歐信宏、陳尚懋譯，最新國際政治新論（台北：韋伯文化，民國 93 年 3 月），頁 431。

11 沈玄池，國際關係（台北縣：高立，2002 年），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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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蘇的對立，造成德國在二次大戰後長達近 40 年的分裂。由於兩次世界大戰都是由德國所發動，為了防止德國日後再度崛起，威脅世界的和平

，二次大戰後期，即 1943 年 11 月，美國總統羅斯福、英國首相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蘇聯領袖史達林在德黑蘭舉行會議，初步決定德國投降之後，將由美、英、蘇 3 國分區佔領。1945 年 2 月，美、英、蘇 3 國領袖在克里米亞（Cremia）半島舉行雅爾達會議，針對德國問題的決議為：美、英、蘇 3 國應取得德國的最高權力，並得採取一切保障對於未來和平與安全所必需的步驟，例如分裂德國；分裂德國的程序由美、英、蘇 3 國組成委員會加以研究；

美、英、蘇 3 國同意法國應分得德國一區，由法國軍隊佔領，美、英、蘇 3 國同意法國應被邀為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Kontrollrat）的委員。¹²

1945 年 5 月 8 日，德國宣布無條件投降，美、英、法、蘇 4 國簽署「柏林宣言」（Berliner Erklarung），確立以德國 1937 年 12 月 11 日的版圖為基準分成 4 個佔領區，由盟國加以佔領，並且由「盟軍司令部」（ Alliierter Kommandantur）加以管理。1945 年 7 月 17 日至 8 月 2 日，美、英、蘇 3 國領袖再度於柏林近郊的波茨坦舉行會議，會後發表波茨坦宣言（ Potsdam Declaration），其中涉及德國問題的要點為：美、英、法、蘇 4 國軍事司令部

，依其本國政府訓令行使在德國最高權力，依管制委員身份，在各國佔領區內及在整個德國共同行使權力；徹底解除武裝，消除德國軍國主義；德國經濟改造，應著重於農業與國內和平工業的發展；在佔領時期之內，德國應被視為一個「經濟整體」（Wirtschaftliche）。¹³

1945 年 9 月，蘇聯在其德國佔領區內進行土地改革，美、英、法 3 國則在其佔領區內開放民主政黨活動，實施地方選舉。由於蘇聯實施的共產主義與美

、英等國的制度完全不同，隨著美、蘇在歐洲各自擴充勢力的同時，德國亦成為美、蘇兩強角力的戰場。，1948 年，英、法、荷、比、盧等國家簽署了布魯塞爾共同防禦協定，蘇聯德國佔領區司令退出盟國管制委員會以表達抗議，4 國佔領區共同行政機構被迫終止。1948 年 4 月，蘇聯進一步封鎖西方盟國通往西柏林的鐵、公路及水的供應，引發柏林危機（二次大戰後，有關美、蘇因柏林所引起的危機爆發，尚包括 1961 年柏林圍牆興建在內，但讓強權國家關係最為緊繃的仍是 1948 年的柏林封鎖危機。¹⁴ 1949 年 4 月，美、英、法 3 國通過佔領條款（Besatzungs-Statuts），允許西方佔領區內的德國人建立臨時政府，同年 5 月，西德之議會委員會通過基本法，德意志聯邦共和國（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正式成立，即為一般所稱之西德。蘇聯為求反制，

隨後於 1949 年 10 月扶持其佔領區成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Deutsche

13 沈玄池，國際關係，頁 51。

14 貝里．修斯（Barry B. Hughes），歐信宏、陳尚懋譯，最新國際政治新論（台北：韋伯文化

，民國 93 年 3 月），頁 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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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kratische Republik），即一般所稱之東德。¹⁵自此德國分裂成為東、西德的情勢已然確立，以美、蘇兩大陣營進行對抗的世界兩極格局，正式成形。¹⁶ 二、亞洲方面

二次大戰的亞洲戰區，以日本無條件投降而告終。在中國，國民黨雖然遭受共產黨的挑戰，但大致享有統治權。然而，由於經濟環境遲遲未能改善，加以內部的貪污腐化，民心向背，政權基礎逐漸流失，中國共產黨在蘇聯幕後支持下，大有取代國民黨政權之勢。美國基於防止日本帝國主義再起及蘇聯透過中國共產黨控制中國，乃支持國民黨的蔣介石政權，冀望中國能成為美國在遠東地區的可靠盟友。¹⁷惟國共內戰情勢在 1948 年 9 月有了重大轉變，共軍在幾場大的戰役中取得勝利，蔣介石發表聲明引退。1949 年 4 月 1 日，國民政府與共產黨代表在北京進行談判，但因談判不成，解放軍大舉渡江，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中國共產黨於 1949 年 10 月 1 日正式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並且一邊倒地倒向以蘇聯為首的共黨陣營。¹⁸

在朝鮮半島方面，蘇聯在日本宣布投降之後，除了迅速佔領中國的東北地區外，而且與金日成領導的抗日武裝部隊進入朝鮮部署。美國在軍力難以部署情況下，與蘇聯協商擬定了一個以北緯 38 度線為界，作為與蘇聯分區接受日軍投降的方案，於是朝鮮半島分為南、北兩部分，由美、蘇兩國軍隊所佔領。隨著美、蘇在歐洲勢力衝突的加劇，美、蘇基於各自戰略利益，分別於 1948 年 8 月、9 月，在各自佔領區內協助建立大韓民國（南韓）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北韓）。¹⁹

由於南、北韓政權對於朝鮮半島的統一方式，毫無交集之處，因此積極擴充軍備為以武力統一朝鮮作準備。1950 年 5 月 25 日，北韓軍隊越過北緯 38 度線，直撲漢城，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立即向南韓增加美國軍援

、空中掩護，以及地面部隊。戰事初期，聯軍部隊一路退守，至美國麥克阿瑟

（Douglas MacArthur）將軍指揮盟軍成功在北韓防線後方的仁川（Incheon）登陸後，盟軍開始反攻，並於 10 月 19 日佔領北韓首都平壤（Pyongyang）。由於麥克阿瑟將軍指揮盟軍大有一舉渡過鴨綠江之勢，中國決定以「志願軍」名義派兵支援北韓作戰。中國解放軍於 1950 年底發動全面進擊，迫使盟軍南退至北緯 38 度線以南，至 1951 年 1 月，甚至佔領了漢城，但盟軍隨後集結軍力反攻

15 沈玄池，國際關係（台北縣：高立，2002 年），頁 53-54。

17 1954 年美國杜魯門總統任命馬歇爾為使華特使，希望促成國民黨與共產黨間的停火協議，儘早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以達成中國的和平統一，然終因國、共之間的分歧太大，馬歇爾的調停任務於 1947 年 1 月以失敗告終。艾里曼（Bruce Elleman），李厚壯譯，近代中國的軍事與戰爭

（台北：時英，2002 年），頁 388。

19 王恩涌主編，中國政治地理，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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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回漢城，重新守穩北緯 38 度線。之後，中國解放軍再發動多次攻擊，但始終無法撼動盟軍基地，兩軍各據北緯 38 度線一邊，而形成僵局。²⁰

韓戰爆發後，美軍由麥克阿瑟將軍領軍參戰，從地緣政治分析美國立場，

1949 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已經讓美國在大陸的利益的喪失殆盡，一旦南韓再次淪為親蘇政權之手，對美國在亞洲地緣政治利益的傷害將是難以彌補。而就中國立場而言，朝鮮半島位於中、日之間，日本侵華是先佔朝鮮，再攻東北

，最後侵入華北。如果朝鮮半島落入美國之手，東北則失去安全屏障，而東北具有新中國迫切需要的工業化基礎，必需加以鞏固。此外，美軍如果控制朝鮮半島，控制台灣，不僅影響國家統一的進程，整個新中國處於美國的戰略包圍之下，等於永無寧日。因此，唇亡齒寒，要保家衛國，就必須抗美援朝。韓戰從 1950 年 5 月爆發，經過多次談談打打、邊談邊打，戰線回到原先的北緯 38 度線，而呈現軍事對峙局面，最終於 1953 年簽訂停戰協議，²¹朝鮮半島維持南

、北韓對峙局面，一直至今。

貳、美國對蘇聯的圍堵

不同於美國對於蘇聯於戰後迅速控制東歐的作為，所表現出刻意的忽視，

英國首相邱吉爾於 1946 年初，在美國密蘇里州富爾敦市一場向美國民眾的公開演講中，表達了他對蘇聯擴張主義的憂心。邱吉爾表示，蘇聯是一個實行擴張主義的國家，由波羅的海的史坦丁（Szczecin，是波蘭的第七大城市和第二大海港）到亞得里亞海的翠斯特（Trieste，是義大利東北部距威尼斯和斯洛維尼亞邊境靠近的一個港口城市，），已落下了一條橫越大陸的鐵幕（Iron Curtain）

。所有中歐與東歐古老國家的首都，包括華沙、柏林、布拉格、維也納、布達佩斯、柏爾格雷德、布徹瑞斯特和蘇菲雅，都被劃入鐵幕之內，所有著名的城市及其居民，都被劃內蘇聯的勢力範圍之內，並以某種方式向蘇聯臣服，他們不僅受蘇聯影響，並且受到來自莫斯科日益嚴密的控制。邱吉爾認為，蘇聯正在進行無限制的擴張自己的勢力與主義，而這種情勢只有藉由大英國協和美國的力量，才能予以遏止。²²但顯然，美國在這個時候，還沒有準備好接受這個看法。

一、喬治‧肯楠（George Kennan）對蘇聯的遏制構想

喬治‧肯楠（George Kennan），是 20 世紀 40 年代中期美國駐蘇聯使館的外交官，喬治‧肯楠在 1946 年 2 月一封發回華府的長電中，提出了他對於蘇聯

20 艾里曼（Bruce Elleman），李厚壯譯，近代中國的軍事與戰爭（台北：時英，2002 年），頁 403-404。

，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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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的觀察，他認為蘇聯官方對於外部世界的認知及其行為，是蘇聯傳統不安全感的產物，而蘇聯統治者學到謀求安全的唯一方法，就是徹底毀滅與它競爭的國家，進行耐心、殊死的鬥爭，絕不與對手達成妥協或協議。喬治‧肯楠在電文的結論中提到，美國面對著的蘇聯是這樣的一個政治力量，它狂熱的相信

，它同美國之間不可能有永久性的妥協，它堅信，只有破壞和擾亂美國的內部和在國際舞台上的權威，蘇聯政權才能得到鞏固。美國必須擁有足夠的武力，

並準備使用武力，才能避免「攤牌」，必須把蘇聯看成是政治上的對手，而不是夥伴。²³喬治‧肯楠認為：「蘇維埃政權有其內在的矛盾，它必須向外擴張，

西方國家應堅定抵抗，如果蘇聯有侵略自由國家的徵兆時，應立即使之面臨一個強烈的對抗力量。而西方國家本身亦應力求政治、社會和經濟的健全，採取此種長期而堅定的政策，會使蘇聯無法向外擴張，因而可以助長蘇聯的內在矛盾而使其力量分裂或軟化。」²⁴

1947 年，喬治‧肯楠以“X先生＂為筆名在美國外交季刊發表「蘇聯行為的根源」乙文，喬治‧肯楠在這篇文章中完整地闡述了它對於蘇聯的遏制構想

，他認為蘇聯在其對外行為中，表現出兩個政治性格：第一是既敵視西方又願意同西方和平共處；第二是既固執又靈活，即蘇聯政權的目標是僵硬和固執的

，但在追求自己的目標時，又是謹慎和靈活的。喬治‧肯楠再度將造成此種政治性格的蘇聯行為，歸結為蘇聯內部固有的不安全感。喬治‧肯楠認為，在二次大戰後能對美國國家利益構成威脅的力量主要是蘇聯，因為從地緣政治上看

，蘇聯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強國，而戰後國際政治格局的主要特徵是美、蘇兩大力量相互對峙的雅爾達格局。從意識形態上看，美、蘇則分別是最大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地緣政治與意識形態因素複雜交織在一起，使得蘇聯成為美國追求國家利益時的最大威脅與障礙。因此，限制和減少蘇聯的影響，就成為戰後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²⁵由於，蘇聯在鞏固了其於東歐的地位之後

，又繼續向外擴張勢力，其範圍甚至超越了盟軍在戰爭期間所劃定的界線時，

美國終於不得不採取反制措施。而喬治‧肯楠提出對蘇聯的遏制構想，則成為美國從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對蘇聯採取圍堵政策的理論依據。

知名的國際政治與戰略學者柯林‧葛雷（Colin S. Gray）認為，提出心臟地帶學說的麥金德爵士，可以說是二次大戰後美國對蘇聯圍堵政策的啟發者。喬治‧肯楠提出對蘇聯的遏制構想，事實上是受到麥金德的世界觀的影響。²⁶此外

，美國地緣政治學者斯派克曼在二次大戰期間，也提出了具戰略意義的“邊緣地帶＂概念。斯派克曼在和平的地理學乙書中認為，處於歐亞大陸與近海之間

23 肖月、朱立群主編，簡明國際關係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 年），頁 19-20。

25 肖月、朱立群主編，簡明國際關係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 年），頁 20-21。

26 Colin S. Gray. The geopolitics of super power.（Lexington,Ky.: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8

）,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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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邊緣地帶，在全球戰略中的作為最為重要，因此，他提出“誰支配著邊緣地帶，誰就控制著歐亞大陸，誰支配著歐亞大陸，誰就掌握了世界的命運＂。斯派克曼的觀點，同樣對二次大戰後美國的外交戰略發揮具體且重要的影響，面對蘇聯社會主義的擴張，美國積極推行控制歐亞大陸邊緣地帶的擴張政策，除了 1949 年主要以歐洲國家為主簽訂的北大西洋公約組織之外，從 1950 年 10 月至 1951 年 9 月，美國相繼與泰國簽訂《軍事援助協定》，與菲律賓簽訂《共同防禦條約》，與澳大利亞、紐西蘭簽訂《安全條約》，與日本簽訂《安全條約

》；從 1953 年至 1954 年，美國再與南韓、台灣簽訂《共同防禦條約》，組織起從日本海經台灣海峽至麻六甲海峽的第一道封鎖線，和從阿留申群島經馬里亞納群島到紐西蘭、澳大利亞的西太平洋的第二層包圍圈。1954 年 9 月，美國與泰國、菲律賓、紐西蘭、澳大利亞、巴基斯坦、法國與英國，簽訂了《東南亞防禦條約》，成立東南亞軍事集團，將包圍圈延伸至南亞次大陸。1955 年，

在美國的支持下，英國、巴基斯坦、伊朗、伊拉克、土耳其組成「中央條約組織」，通過「中央條約組織」，連結了「東北亞防禦聯盟」、「東南亞軍事集團」及「北大西洋公約組織」。等於是從東北亞經西太平洋、東南亞、中東、

地中海、西歐，一直到北大西洋，將以蘇聯為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包圍在歐亞大陸內的軍事聯盟體系。²⁷

面對美國的圍堵策略，蘇聯亦力求突圍之道。1958 年，古巴軍事強人卡斯楚（Fidel Castro）發動軍事政變取得政權，並向社會主義陣營靠攏，美國與古巴關係惡化。²⁸為推翻卡斯楚政權，美國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於 1961 年 4 月，透過美國中情局發動猪邏灣事件²⁹，但其戲劇性的失敗結果，卻反而加速的將古巴推向蘇聯一邊。1962 年秋季，美國情報機構發現蘇聯正在古巴興建中程彈道飛彈的發射場，面對蘇聯在距離美國海岸僅 90 英里之處設置飛彈，美國再也無法無動於衷，並採取堅定的立場。因此，球到了蘇聯的手上，反而是蘇聯必須決定，是否要掀起戰爭──即突破美國對載有飛彈的蘇聯船艦的封鎖

。³⁰最終，克里姆林宮選擇放棄，一場可能引發核子戰爭的危機，方告解除。

二、美國對蘇聯的圍堵的特性

27 王生榮主編，金黃與蔚藍的支點：中國地緣戰略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

，頁 234-235。

29 美國於 1961 年 4 月，透過中情局支持一小股流亡在外的古巴人的力量，圖謀登陸古巴，推翻卡斯楚政權，這些流亡者多係卡斯楚昔日的夥伴，整個行動的計畫在艾森豪政府時代即開始籌劃，甘迺迪上任後決定繼續給予支持。美國中情局相信，這些古巴流亡者一旦登陸豬邏灣建立橋頭堡之後，古巴人民和一些軍隊將會歡迎這些侵入者，視之為解救古巴的王師。然而，因為缺乏正確的計劃，事先未在古巴境內安排好配合的行動，古巴人民反卡斯楚的情緒未達成熟階段，其結果是一敗塗地。約翰•史班尼爾（John Spanier），方海鶯譯，當代美國外交史（台北

：桂冠圖書，1986 年），頁 173-174。

，頁 175-177。

(9)

美國學者約翰‧史班尼爾研究美國為遏制蘇聯擴張主義所採取的圍堵政策

，認為美國基於當時的持保守孤立的國內情勢，面對蘇聯在二次大戰後屢次所做的挑釁舉措，雖然採取看似積極且堅定的圍堵政策，但仍有其特性存在。³¹

第一，美國由實行孤立主義，主張世界其他地區之爭執不會危及本身安全的國家，轉變成參與世界事務，採取介入全球各個地區的做法，並且沿著其視為重要的地區，劃出了「界線」。

第二，美國必須持續地努力保護這些「界線」的安全，並且加以監視。透過軍事與外交戰術交互運用進行核子恐嚇，或是發動邊界戰爭於實際上封鎖邊界，以對付有限的挑釁。

第三，在正常的情況下，這些挑釁發生的地點，都是在距離美國最遙遠之處，主要是因為邊界本就地處偏僻，敵對者認為在這種地區比較容易製造事端

，而防衛者也比較缺乏解決的意願。

第四，美國確信在權力呈現兩極發展的國際體系中，全面或有限的嚇阻若欲奏效，必須以敵對國相信進行嚇阻的國家必然會履行其承諾，作為先決條件

。無論是被迫接受或自願負擔的承諾，一旦決定之後，除非因此會導致危險的後果，否則無論如何是不可能撤回的。

第五，由於美國的盟國和友邦都了解本國的國防必須依賴美國保護，因此他們都時時提高警覺，注意美國保護之意願是否有減弱的徵兆，假若發現憂慮屬實，他們可能會仔細考慮與敵對國接近，並與之談判裨獲得最好的條件。

參、美蘇中地緣三角關係的質變

二次大戰後，由於中國奉行一邊倒向蘇聯的地緣戰略，加以韓戰的爆發，

中、蘇成為緊密夥伴，共同對付美國的圍堵政策。但在 1950 年代後期，美蘇中地緣三角關係開始產生質變。

1958 年 4 月 18 日，蘇聯國防部長馬林諾夫斯基（Malinovshky, Rodion Yakovlevich）向中國提出建立一座長波電台的要求，用於指揮蘇聯在太平洋地區活動潛艇，中國表示願意負擔建造經費，由中、蘇共同使用，但該長波電台的所有權必須歸中方所有。同年 7 月 21 日，蘇聯再提出與中國建立聯合艦隊的要求，但因中國不願在境內為蘇聯提供軍事基地而予拒絕。再加上中國發動對金門炮擊事件，並未事先知會蘇聯，中、蘇之間的分歧與矛盾逐漸擴大，1959 年 6 月，蘇聯率先撕毀 1957 年 10 月簽訂，向中國提供國防新技術的協定，

，頁 232-234。

(10)

1959 年 9 月 9 日，蘇聯透過官方塔斯社發表聲明，在中印邊界衝突的問題上，

明顯偏坦印度一方。1960 年 6 月，蘇聯先是在羅馬尼亞召開的社會主義國家兄弟黨代表布加勒斯特會議中指責中國，再於同年 7 月宣布，1 個月內撤走全部在華的專家，撕毀專家合同及專家補充書 243 個，廢除科學技術合作項目 257 個，至此，中、蘇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正式公開於世人之間。³²

1960 年代中期，由於中蘇關係緊張，具體的反映就是邊界衝突事件不斷，

其中以中國西部與蘇聯接壤的國界最為尖銳。至 1960 年代末期，中、蘇則是在沿著烏蘇里江及黑龍江爆發一連串邊界衝突事件，³³最終於 1969 年爆發中蘇珍寶島衝突事件。³⁴珍寶島事件後，中、蘇雙方各自在邊界部署重兵，蘇聯取代美國成為中國最大的安全威脅。

在美國方面，由於 1965 年介入越戰，數十萬美國大兵身陷戰場泥沼無法脫身，國內也爆發大規模的反戰風潮，加以蘇聯在 1968 年出兵捷克，又強化了對東歐的控制，因此，美國急需調整其戰略，除擺脫越戰的糾葛外，也要加強與蘇聯在全球的爭奪。³⁵中蘇珍寶島事件後，蘇聯駐美大使杜布萊寧（Anatoly Dobrynin）向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季辛吉（Heinz Alfred Kissinger）表達對中國的不滿，季辛吉將此一情形向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總統報告，

認為美國或許可以在中、蘇衝突中漁翁得利，此後，季辛吉持續對中國問題加以關注。隨著中、蘇衝突加劇，尼克森政府對於蘇聯是否入侵中國表達憂心，

放話表示強烈反對蘇聯對中國發動軍事行動。美國國務院次卿李察遜（Elliot Richardson）1969 年 9 月在紐約出席美國政治學會年會時，聲稱：「在共產中國這個案例上，長期改善雙方關係，符合我國自身利益……我們不能不深切關心，這項爭執升高後，會嚴重危害國際和平及安全。」³⁶這是尼克森政府向中國主動釋出的善意，也顯示尼克森開始著手實現要與中國改善關係的對華政策。³⁷

33 中國外長陳毅於 1960 年代中期，曾控訴蘇聯在 1960 年至 1965 年間，總共挑起近 5,000 件的邊界衝突。艾里曼（Bruce Elleman），李厚壯譯，近代中國的軍事與戰爭（台北：時英，2002 年），頁 464。

34 珍寶島為中俄邊界烏蘇里江中的一個小島，中、蘇雙方均稱對該島擁有主權，中蘇關係惡化後，僅在 1969 年 1 月至 2 月間，中、蘇在珍寶島的衝突就達 8 次之多。1969 年 3 月 2 日蘇聯派遣全副武裝部隊與裝甲車從西北兩面侵入該島，與中國軍隊爆發激烈戰鬥，事後中國宣稱擊斃入侵者 31 人，擊傷 14 人；但中國方面同樣死傷十分嚴重。沈玄池，國際關係（台北縣：高立

，2002 年），頁 71。

36 孟捷慕（James Mann），林添貴譯，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密（台北：先覺，

1999 年），頁 37。

37 事實上，尼克森早在 1967 年預備東山再起爭取共和黨提名參選總統時，就曾在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季刊上發表一篇名為「越戰後的亞洲」的文章。尼克森在這篇文章中說：美國的任何亞洲政策都必須迫切掌握中國的現實。……就長期而言，我們根本不能聽任中國永遠停留在國際家庭之外，抱持幻想與仇恨，並威脅鄰國。我們這個小小星球，不容十億具有能幹潛力的人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況中。……中國若不改變，世界不會安全。因此，我們的目標是在力

(11)

隨後，尼克森政府開始試圖與中國建立對話管道。1970 年 1 月 20 日及 2 月 20 日，美國駐波蘭大使史托賽爾（Walter Stoessel）兩度與中國駐波蘭大使館代辦雷揚會晤，傳達出有心改變過去敵對關係的訊號，並向中方表示尼克森政府有意派遣一位特使到北京，或是在華府接見一位中國代表，以進行「更詳盡」的對話，雷揚則回覆史托賽爾：「如果美國政府有望派遣一位部長級代表或總統特使到北京……中國政府願意接見他。」由於，有國務院官員對尼克森對華政策的遽然改變，感到憂心，尼克森與季辛吉遂決定自行秘密開展對華政策，透過美國中情局駐巴基斯坦人員、美國駐香港總領事、巴基斯坦駐華大使

、挪威駐中國大使等秘密管道，³⁸開啟與中國的一連串交涉行動。

在中國方面，對於 1969 年初上台的尼克森總統，原並沒有抱以太大的期待

，³⁹但在尼克森主動釋放有意改善對華政策的訊息後，面對蘇聯在邊境陳兵百萬的壓力，為了改善兩面受敵的不利環境，也願意超越意識形態的歧異，從地緣政治利益思考，改善與美國的關係，共同反對蘇聯的霸權威脅。美、中從 1950 年代冷戰初期的相互敵視，到 1970 年代冷戰中期開始聯手遏止蘇聯，成為冷戰期間地緣政治格局轉變的最重要因素。

第二節冷戰時期的中、印地緣政治環境

地緣政治環境是指：「國家的地理位置、彊域、地形、資源、國力、利益關係等因素，及在基礎上形成的國際政治力量的地理結構及其相互關係。」地緣政治環境是判斷國防形勢、制訂國防戰略、進行國防建設的重要依據。⁴⁰冷戰時期中印關係發展，與中、印當時所面對的地緣政治環境息息相關。因此探究當時中、印所各自面對的地緣政治環境，有助於理解冷戰時期中印關係的地緣政治因素。

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後地緣政治環境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49 年 10 月成立初時，由於整個世界已形成以美、蘇為首兩大陣營對立的兩極格局，出於對蘇聯於建政初期提供的協助與共同的意識形態和政治信仰，及美國仍支持退守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中國提出並奉行依

所能及的範圍內，引導其變革。孟捷慕（James Mann），林添貴譯，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密（台北：先覺，1999 年），頁 30。

38 孟捷慕（James Mann），林添貴譯，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密（台北：先覺，

1999 年），頁 39-42。

39 中國在尼克森就職上任之後不到一個月內，致美國官員的一封抗議照會中，仍指斥尼克森與其前任總統詹森是「一丘之貉」。孟捷慕（James Mann），林添貴譯，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密，頁 30。

40 樓耀亮，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戰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年 6 月），頁 43-44。

(12)

附蘇聯的“一邊倒＂地緣戰略。⁴¹

雖然中國一面倒向蘇聯，獲得蘇聯提供資金貸款，及派遣一些技術專家協助實施計畫經濟。但由於國民經濟受到嚴重破壞，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濟經濟封鎖，又與週邊的新興獨立國家產生了領土糾紛等問題，因此，當時新中國面對的，可以說是內憂外患的惡劣地緣政治環境。

一、對內方面

由於長期的內戰破壞，城市與農村呈現民生凋敝情形。同時，在南部、西部和西北的偏遠地區，還有國民黨或地方軍閥的殘餘武裝部隊，亟待清除。嚴重的糧食短缺導致營養不良、饑荒、暴亂和搶劫；城市裡，則因幫派、吸毒、

妓女等長期存在的犯罪問題，引發新的犯罪浪潮。以及在農村實施土地改革初期，所形成的暴力行為與混亂局面。⁴²整體而言可區分為：

（一）國家領土尚未統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49 年 10 月 1 日成立時，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仍有近 200 萬軍隊固守在華南、西南地區及沿海島嶼，與共產黨軍隊進行對抗。其中主要是由共產黨林彪所率領的第四野戰軍、劉伯承、鄧小平率領的第二野戰軍

、陳毅率領的第三野戰軍，與國民黨白崇禧、湯恩伯、胡宗南等集團實施作戰

。由於戰事不利，國民政府於 12 月中旬，決定將國民政府首都遷往台灣省台北市。至 1950 年 3 月上旬，共產黨部隊追擊國民黨軍隊的作戰，已取得壓倒性的勝利，並繼續向固守在海南島的國民黨殘留部隊發起攻擊。4 月底解放軍攻克海南島，並在 5 月中旬國民黨撤退據守在舟山群島的部隊後，完成佔領，國民黨軍隊則退守台、澎、金、馬地區。

在對國民黨軍隊作戰的同時，共產黨第二野戰軍第五兵團第十八軍，在西北軍騎兵部隊的支援下，於 1950 年 3 月向西藏進軍，至 1950 年 10 月，人民解放軍攻克昌都。1951 年 4 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以阿沛阿旺晉美等人為代表，

至北京與中央政府進行談判，雙方達成《中央人民政府和西勒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協議中規定，將帝國主義侵略勢力驅逐出西藏，西

41 毛澤東在 1949 年 6 月 30 日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一邊倒，是孫中山的 40 年經驗和共產黨的 28 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 40 年和 28 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

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而毛澤東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與內部情況，作出了站在蘇聯一邊的“一邊倒”戰略決策。樓耀亮，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戰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年 6 月）

，頁 109-116。

42 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 3 版（

1999）（香港：中文大學，2005 年），頁 56-87。

(13)

藏地方政府協助解放軍入藏。同年 10 月，人民解放軍依該協議進駐西藏首府拉薩，除國民黨政府據守台、澎、金、馬，及香港、澳門尚未回歸之外，中國已大體完成領土的統一。⁴³

（二）國民經濟千瘡百孔：

由於對日八年抗戰，加上隨之而來的國共內戰，新中國成立後呈現的是，

一個千瘡百孔的國民經濟。由於封建制度遺留下的不合理土地制度，佔農村人口總數不到 10％的地主、富農，約佔有農村中 70－80％的土地；而佔農村人口總數 90％的貧農、僱農和中農，僅佔 20－30％的土地。貧、僱農和大多數中農終年辛勞，卻難求溫飽，農村普遍呈現凋敝景象。在城市方面，由於工業設施受到破壞，城市居民失業情形十分嚴重，加上國家財政收入不足，新政府面臨龐大的財政開支，乃先以增加貨幣供給以彌補龐大的財政赤字。但此種做法，

在不少資本家囤積居奇，及哄抬物價的推波助瀾之下，卻引發了新的通貨膨脹和物價急遽波動的後遺症。

新政府一方面沒收官僚資本企業，另方面，則採取管制、徵購、徵用、代管等手段，將外國資本企業一併收歸國有，再透過行政手段打擊不法資本家，

穩定物價。但財政狀況剛得到疏緩，另一個困難立即出現。由於新政府打壓物價獲得明顯效果，過去因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商業投機所形成的繁榮假象消失。資本家大量拋出原先囤積的貨物，因而形成市場供過於求，不少私營工商業停工，又增加了大量失業工人，經濟面臨一連串的危機。1950 年 6 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七屆三中全會，決定進行土地改革、調整工商業、穩定物價、鎮壓反革命，及展開“三反＂、“五反＂運動。同時，在國營工礦交通企業全面進行改革，至 1952 年底，國民經濟初步始完成恢復階段。⁴⁴

二、對外方面

中國共產黨建政之前，歐洲和亞洲已陸續建立了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整個世界逐漸形成以社會主義國家蘇聯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對抗以資本主義國家美、英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後，在毛澤東決定一邊倒的倒向蘇聯後，首先與蘇聯建立正式外交關係，隨後陸續再與保加利亞、羅馬尼亞、匈牙利等社會主義國家完成建交。為因應美國對中國進行的政治孤立、軍事遏制及經濟封鎖政策，中國總理周恩來於 1950 年 1 月 20 日率龐大訪問團至莫斯科訪問。2 月 14 日，中、蘇雙方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蘇關於中國長春鐵路、旅順口及大連的協定》、《中蘇關於蘇聯貸款給中華人民

43 柏福臨、王作坤、孫友葵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哈爾濱市：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8 年 12 月），頁 6-12。

44 柏福臨、王作坤、孫友葵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 18-23。

(14)

共和國的協定》。在蘇聯的幫助下，使得中國的國際地位獲得確立。⁴⁵

1950 年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美國總統杜魯門決定介入，並派出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中國總理周恩來發表聲明譴責美國。10 月 8 日，中國決定以「中國人民志願軍」名義，派遣解放軍進入北韓作戰，儘管美國軍力優予中國，但在經過多次大規模戰役後，仍未取得明顯優勢。歷經多次「打打停停、停停打打」，雙方於 1953 年 7 月達成停戰協定。整個韓戰期間，中國派出解放軍兵力達數百萬人，在戰鬥中傷亡人數估計，則由 45 萬至 100 萬人不等，⁴⁶可以說為韓戰付出非常慘重代價。但也有西方學者認為，中國在韓戰的「勝利」，不僅拓寬了中國的地緣政治視野，更從軍事、外交及區域三方面，改變了東亞的權力平衡，使得中國得以重新確立身為亞洲主要強權的歷史主張，並在最終導致中國與周邊鄰國（印度）爆發更進一步的軍事衡突。⁴⁷

貳、印度獨立後地緣政治環境

二次大戰後，民族運動風起雲湧，於 1876 年淪為英國殖民地的印度，也於 1946 年 9 月宣佈獨立。惟印度隨即面臨印巴分治過程所導致國內經濟發展停滯

、社會動盪不安，及巴基斯坦獨立後，因為領土爭議與巴基斯坦爆發戰爭的困難局面。印度當時所面對的惡劣地緣政治環境，相較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實不遑多讓。

一、克什米爾領土爭議

二次大戰後，英國政府為結束殖民統治，替印度設計了印、回分治計劃，

按居民的宗教信仰，將印度分為印度和巴基斯坦兩個自治領，而 565 個土邦可以自由選擇加入印度或是巴基斯坦。但直到印、巴兩個自治領成立時，仍有朱納得、海德拉巴及克什米爾等 3 個土邦的歸屬尚未獲得確定。印度獨立後，即透過軍事手段先行併入朱納得及海德拉巴。1947 年 10 月，克什米爾地區爆發印度教徒和回教徒間的衝突，巴基斯坦邊界地區部隊進入克什米爾。印度政府隨後在克什米爾土邦王公請求下，亦派兵前往，印、巴兩國為了爭奪克什米爾爆發了第一次戰爭⁴⁸。1948 年 1 月，在聯合國調停下，雙方劃定停火線，克什米爾被分割成印控區和巴控區。此後，克什米爾印控區內的回教激進份子，在

45 柏福臨、王作坤、孫友葵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哈爾濱市：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8 年 12 月），頁 13-16。

46 艾里曼（Bruce Elleman），李厚壯譯，近代中國的軍事與戰爭（台北：時英，2002 年），頁 430。

47 艾里曼（Bruce Elleman），李厚壯譯，近代中國的軍事與戰爭，頁 403-433。

48 印、巴分治後，分別在 1947、1965 及 1971 年爆發 3 次戰爭，其中 1947 及 1965 年 2 次戰爭，

都與克什米爾爭端有直接關聯。

(15)

巴基斯坦的同情與支持下，與印度政府進行長期的武裝鬥爭。⁴⁹ 圖 3-1：印度與巴基斯坦領土爭論地區

資料來源：沈默，地緣政治（台北：中央圖書供應社，1967 年 7 月），頁 217。

二、內部分離主義

印度本身是一個多語言與民族的國家，獨立後印度政府隨即面對國境內許多少數民族所掀起的民族主義運動。有些較具實力基礎的土邦，要求獨立的呼聲此起彼落，例如南印度的泰米爾族、西北部的錫克族、東北部的那加族等，

49 榮鷹，「印巴關係中的宗教和民族因素初探」，國際問題研究（北京），2006 年第 2 期，頁 32-33。

(16)

紛紛要求脫離印度聯邦，另建獨立國家。⁵⁰巴基斯坦獨立後，與印度爆發的戰爭衝突，更加深此一問題，迫使印度政府多次對邦界進行重新劃分。然而，由於印度人民使用的語言實在太過複雜，邦界重整不易，1956 年 2 月所進行的邦界重整，甚至造成全國的騷動不安。⁵¹此外，印度內部的宗教衝突⁵²、種姓制度⁵³

，不僅是在獨立初期，甚至直到現今，都是引發印度內部政治不安的重要因素

。

第三節中、印地緣政治因素之探討

認中共政權，

並先予緬甸，成為第一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非共產國家。

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的原則，任何業已成熟的懸而未決的

印度獨立後，總理尼赫魯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針就是，聯合第三種勢力，獨立於東、西兩個陣營之外，以追求最大的國家利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後，

面對內部對中國共產黨政權仍有戒心之異見，尼赫魯仍堅持中、印應開展友好關係的主張，並於 1949 年 12 月 30 日，繼緬甸之後成為第二個承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後，面對國共內戰期間，獲印度支持、獨立之心已蠢蠢欲動的西藏，不顧韓戰即將惡化的局面，先於 1950 年 10 月 19 日派兵西昌，

隨後於 1951 年 4 月 29 日，迫使西藏代表在北京簽署《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印度多次發表強硬聲明，也無法改變中國維護領土主權統一的決心。⁵⁴儘管中、印兩國因西藏問題而時有齟齬，但雙方在基本上仍維持友好的氣氛。如 1953 年，中國總理周恩來在提到中印關係時

，表示：「兩個大國之間，特別是像中、印這樣兩個接壤的大國之間，一定會有某些問題，……只要根據「互相尊重領土主權」、「互不侵犯」、「互不干

50 蔣一國等著，印度國防經濟研究（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 年），頁 5。

51 沈默，地緣政治（台北：中央圖書供應社，1967 年 7 月），頁 225。

52 印度是多宗教國家，三大宗教即印度教、伊斯蘭教和錫克教之間，時有衝突。1947 年印、巴分治時，印度教伊斯蘭教信徒間發生大規模流血衝突，導致 50 萬人死亡、1,400 萬人流離失所

，之後，兩大宗教之間仍衝突不斷。葉自成主編，地緣政治與中國外交（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頁 431-432。

53 印度的種姓制度可回溯至數千年前的印度教起源，傳說有一位神明，身體的不同部份化身為社會的不同階層，彼此分工合作。神明的頭變成「婆羅門種姓（Brahmin Caste）」，由祭司和學者組成；手變成「剎帝利種姓（Kshatriya Caste）」，由官員、貴族和武士組成；大腿變成商人和地主組成的「吠舍種姓（Vaishya Caste）」；腳則變成技術工人與農夫組成的「首陀羅種姓（Shudra Caste）」。除了這四大種姓外，還有一種不在類別中的「賤民（Dalit,or as

Untouchable）」，負責清理穢物等被視為不潔之工作。種姓制度不僅世代沿襲，且各階級禁止通婚，對印度社會影響甚大。「印度的種姓制度神明身體化身而成」，印度快訊，創刊號（

2007 年 3 月 25 日），頁 24。

54 張敏秋主編，中印關係研究（1947-2003）（北京：北京大學，2004 年 6 月），頁 164-168。

(17)

問題，都可以得到解決。」⁵⁵

在中、印雙方互有善意的基礎上，1954 年 6 月，中、印簽訂《關於中國西藏地方與印度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提出印度放棄了在西藏的特權，承認西藏是中國的領土，而中國則給予印度在通商方面某些方便。⁵⁶由於中、印之間一直存有邊界領土爭議，印度自認放棄在西藏擁有的特權，中國自然應該投桃報李，因此，當尼赫魯於 1954 年 10 月應邀回訪中國時，不免希望中國在邊界問題上能有所讓步。而中國則將西藏問題與邊界爭議，視為帝國殖民主義所遺留下來的問題，西藏自始至終為中國的領土，中國願意給予印度在西藏通商某些便利，已表達極大的善意，至於邊界問題，則有待時機成熟後，透過談判予以解決。⁵⁷雖然中、印在邊界問題上，仍偶有爭議，但印度不僅在聯合國中支持中國，更於 1955 年 4 月邀請中國參加由第三世界 29 個國家，在印尼萬隆召開的亞非會議，為中國開啟外交工作，扮演牽線搭橋的作用。

1955 年至 1958 年，中印關係延續萬隆會議後的熱絡氣氛，持續高層互訪及展開包括軍事層面的全面交流活動。雖然邊界問題仍不時困擾著雙方，但基本上不妨礙中印關係發展。中印關係發生實質變化，主要與國際形勢變化有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後不久，即在蘇聯的壓力下參與韓戰，耗費無數的金錢

、裝備以及人命的代價，卻僅獲得不成比例的援助，但在離不開蘇聯的支持下

，中國只能敢怒而不敢言；韓戰的勝利讓中國重新成為亞洲強權國家，另外 1953 年 3 月蘇聯領導人史達林死後，毛澤東成為社會主義陣營中最資深的領袖

，也無法再容忍蘇聯的頤指氣使。⁵⁸

史達林死後，蘇聯領導人赫魯雪夫（Khrushchev, Nikita），重新審視對亞洲政策，中蘇關係開始產生質變。為了與中國爭奪第三世界的領導權，遂將關注目標轉向印度，透過軍事、經濟方面援助，及支持印度在克什米爾問題上的立場，換取尼赫魯對蘇聯採取友好政策。1960 年至 1962 年中印邊界衝突熾熱期間，蘇聯不僅站在印度這邊，指責中國挑起事端，更提供印度許多武器裝備

。⁵⁹

1959 年 12 月，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訪問印度，答應提供經濟援助，而 1961 年美國總統甘乃迪上任後，更加明確支持印度遏制中

55 葉自成主編，地緣政治與中國外交（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年 12 月），頁 316-317。

56 張敏秋編，中印關係研究（1947-2003）（北京：北京大學，2004 年 6 月），頁 171。

57 葉自成，中國大戰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 11 月），頁 29。

59 科亨（Stephin P. Cohen），劉滿貴等譯，大象與孔雀：解讀印度大戰略（北京：新華社，2002 年 10 月），頁 149。

(18)

國。⁶⁰看在中國的解讀，印度等於是成為在美、蘇支持下，反對中國的打手。最終在印度認為獲得美、俄支持足以與中國一戰，及中國為破解美、蘇、印合作圍堵，趁 1962 年美、俄因古巴飛彈危機無暇他顧下，⁶¹爆發中印大規模的邊界戰爭。

中印邊界戰爭後，雙方除了在外交上進行相互指責外，實質交流活動陷入停頓局面。美國原本允諾繼續提供印度武器裝備，但在巴基斯坦的抗議下，美國為了確保與巴基斯坦的友好關係，不得不限制對印度的軍事援助，並最終於 1965 年停止對印度的援助。而蘇聯則成為印度最主要的軍備供應國。

由於中蘇關係發生變化，中國對中蘇邊界問題不再隱忍，導致 1964 年至 1969 年間，中蘇邊界爆發數以千計的小規模衝突事件。1968 年，蘇聯入侵捷克

，並宣稱蘇聯有權介入其他共產國家的內部事務，北京的反應是公開指控蘇聯已成為「社會－帝國主義」國家；與此同時，在中國進行的「文化大革命」更是如火如荼，種種情勢，終於 1969 年 3 月因珍寶島領土爭議，中、蘇爆發激烈的軍事衝突。⁶²

1971 年 7 月 9 日美國國務卿季辛吉訪問中國後，宣佈尼克森總統將於 1972 年訪中，蘇聯外長葛羅米柯（Gromyko, Andrey Andreyevich.）隨於 1971 年 8 月 8 日赴印度訪問，雙方並簽訂為期 20 年具有軍事同盟意義的《和平友好條約》

。⁶³印度在獲得蘇聯的支持下，隨後在 1971 年的印巴戰爭中，獲得決定性勝利

。東巴基斯坦遭裂解獨立成為孟加拉，印度也取得了在南亞的強權地位。⁶⁴ 中蘇關係因 1969 年的珍寶島事件，呈現惡化與嚴重對立，加上美國因越戰泥沼導致國力衰退，面對蘇聯節節進逼的態勢，中、美在此時出現了共同的地緣政治利益，即制衡蘇聯的威脅。⁶⁵隨著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及尼克森總統先後訪中，毛澤東提出具有世界地緣政治觀的“一條線＂及“一大片＂⁶⁶戰略思想。

1979 年，蘇聯入侵阿富汗，美國為了阻止蘇聯南下印度洋的戰略，將巴基斯坦

60 張敏秋編，中印關係研究（1947-2003）（北京：北京大學，2004 年 6 月），頁 257-260。

61 張敏秋編，中印關係研究（1947-2003），頁 266。

63 張文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 年 5 月）

，頁 45。

64 孫士海編，印度的發展及其對外戰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 5 月），頁 278- 279。

65 樓耀亮，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安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年 6 月），頁 112。

66 1973 年 2 月 17 日，毛澤東在會見美國國務卿季辛吉時表示，要搞一條橫線，就是緯度，美國

、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即這些處於同一緯度線的國家應連成一條戰略線。1974 年 1 月 5 日，毛澤東在會見日本外務大臣大平正芳時表示，除了一條線上的國家之外，還要把這條線外的亞、非、拉一大片都團結起來，共同對付蘇聯的霸權主義行徑。樓耀亮

，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安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年 6 月），頁 122。

(19)

成為與蘇聯對抗的重要基地，透過巴基斯坦向阿富汗游擊隊進行援助。⁶⁷整體的情勢是，蘇、印建立實質同盟關係，而中美關係解凍，基本上，在南亞形成「

美、中、巴基斯坦」與「蘇、印」對抗的戰略格局。⁶⁸

1984 年 10 月 31 日，印度總理甘地夫人（Gandhi, Indira）遇刺身亡，代表中國前往印度參加甘地夫人葬禮的副總理姚依林，向繼任甘地夫人成為印度總理的甘地夫人之子拉吉夫．甘地發出訪中邀請，但因印度國內情勢複雜，拉吉夫．甘地未能實現訪中。 1986 年 11 月，俄共總書記戈巴契夫（ Mikhail Gorbachev）訪印期間表示，如果中印關係發生危機，蘇聯不一定有義務要支持印度。印度領導階層為避免陷入孤立無援境地，開始思考如何重新定位及引導中印間係的走向。1988 年戈巴契夫訪中，正式開啟俄中關係正常化的進程，也促使印度不得不朝印中關係正常化方向推進。

回顧冷戰時期中印關係發展的歷程，可以歸納其中地緣政治因素如次：

壹、地緣政治利益的結合

由於印度的文化優勢，加上擁有其他南亞國家難以競爭的地理資源及經濟與軍事實力，⁶⁹印度開國總理尼赫魯在印度獨立前，一直存有「大印度聯邦」的構想，將「印度文化圈」⁷⁰內的南亞諸國視為印度的勢力範圍，不能容許他人染指。

印度總理尼赫魯曾在其 1944 年所著的印度的發現乙書中指出：「在將來，

太平洋將要代替大西洋而成為全世界的神經中樞。印度雖然並非是一個直接的太平洋國家，卻不可避免地將在那裡發揮重要的影響。在印度洋地區，從東南亞一直到中亞細亞，印度必將要發展成為經濟和政治活動的中心。……印度以它所處的地位，是不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麼就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麼就銷聲匿跡。」因此，印度獨立後，執政的國大黨根據印度的地緣政治條件，及當時的國際形勢與安全環境，擬定國家戰略方針主要有兩點，就是謀求成為印度洋大國及謀求印度成為有聲有色的世界大國。⁷¹

一、印度的不結盟政策

然而印度獨立後，面對美、蘇對立隱然成形的國際環境，及國內政局動盪不安

67 葉自成主編，地緣政治與中國外交（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年 12 月），頁 435。

68 張敏秋編，中印關係研究（1947-2003）（北京：北京大學，2004 年 6 月），頁 269。

69 蔣一國等著，印度國防經濟研究（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 年），頁 3。

70 印度文化圈，泛指直接受印度主體文化影響的地區，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不丹、

錫金、孟加拉、緬甸和中國的中藏等地區。吳永年等著，21 世紀印度外交新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年），頁 20。

71 蔣一國等著，印度國防經濟研究（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 年），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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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勢，尼赫魯並不想與美、蘇結盟，卻也不想與美、蘇交惡，因此尼赫魯藉著美、蘇都想拉攏印度的機會，提出了「不結盟」對外政策。1947 年 1 月，尼赫魯在一個給印度駐華大使梅農（K.P.S. Menoe）的工作指示中，說明了印度不結盟政策的基本原則。尼赫魯表示：「我們的基本政策是避免為大國政治所糾纏

，不加入任何大國集團。當今世界上兩大領導集團是俄國集團和美國集團，我們必須同兩者友好而又不加入一方。美、蘇兩國除了彼此極端猜疑外，還懷疑其他的國家，這就給我們政策選擇增加了難度，它們會懷疑我們傾向其中一方

，這對印度毫無益處。我們的外交政策從根本上講，是取決於我們的國內政策

，這一政策決不是反對共產主義，相反它明確反對印度共產黨。然而在印度，

不僅存在一股很強大並持續上升的贊成社會主義社會秩序的某種模糊感情，而且還有對美國的深厚友誼，並期待美國在許多領域特別是科技領域幫助印度。

蘇聯作為我們的鄰邦，我們將注定同它發生密切的關係，我們不能因為其他國家的不滿而與俄國敵對，當然我們也不能同美國敵對。」⁷²

印度不結盟政策的具體內容主要為：避免與任何國家或反對另一個國家的集團結盟，尋求與所有國家的友好關係；不結盟不是把自己孤立起來，而是在一國的外交政策中追求獨立自主；反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支持被壓迫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鬥爭；積極倡導和堅持和平共處五原則；引進外援，只要是對印度的經濟發展有利。⁷³尼赫魯希望能夠周旋於美、蘇兩大集團之間，為印度贏得有利的時間與穩定的國際環境，實行保全印度、發展印度、壯大印度實力的戰略目標，最終使得印度能夠成為美、蘇兩大陣營之外的第三勢力領袖，提高印度的國際地位，真正成為亞洲的中心。⁷⁴

二、新中國成立後的孤立處境

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立，尼赫魯基於當時印度所處的地理環境與內外情勢

，決定採取與中國交好的政策，印度也成為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非社會主義國家。隨後印度不僅在聯合國支持中國，在韓戰期間反對美國提出指責中國為侵略者的提案，甚至於 1954 年 4 月與中國在敏感的西藏問題上達成協議。⁷⁵ 由於尼赫魯多次公開表達反對共產主義的立場，⁷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後，

毛澤東在回覆印度共產黨書記處總書記拉納廸夫（B.T. Ranadive）的賀電時說到：「中國人民相信，依靠印度所有愛國者的團結及鬥爭，印度肯定不會長期屆服於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之下。………如同解放了的中國一樣，一個自

72 牛大勇、沈志華，冷戰與中國的周邊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 年），頁 491。

73 吳永年等著，21 世紀印度外交新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年），頁 23-24。

74 吳永年等著，21 世紀印度外交新論，頁 48。

75 吳永年等著，21 世紀印度外交新論，頁 59。

(21)

由的印度，終將有一天會出現在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大家庭裡。」⁷⁷因此尼赫魯在毛澤東的眼中，顯然是一個必須打倒的敵人。然而由於尼赫魯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後多次表達善意，而中國在經歷韓戰後，面對美國多方包圍的遏制

，儘管中、印兩國因西藏問題而時有齟齬，但雙方在基本上仍維持友好的氣氛

。1953 年，中國總理周恩來在提到中印關係時，仍然強調：「兩個大國之間，

特別是像中印這樣兩個接壤的大國之間，一定會有某些問題，……只要根據互相尊重領土主權、互不侵犯、互不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的原則，任何業己成熟的懸而未決的問題，都可以得到解決。」⁷⁸因此中國不得不暫時拋開意識形態的堅持，從雙方的共同利益點出發，⁷⁹尋求建立中、印彼此間穩定的雙邊關係。

在地緣利益的考量下，「合則兩利，鬥則兩傷」成為中、印雙方領導人願意拋開諸多歧見，而凝聚成的共識。這也是中印關係在 1950 年代中期前，能夠維持密切交往，在國際間相互合作的最根本因素。

貳、地緣戰略思維的衝突

從地理上來看，中印邊界大體呈現三種地貌：北面是西藏高原，中間是以喀喇昆崙山脈和喜瑪拉雅山脈為主的山地，做為兩國的天然屏障，向南是恆河平原；由西向東，阿克賽欽高原北接帕米爾高原，西與阿富汗接壤，東連西藏

；東段平均海拔相對較低，有重要山口通向南亞。在 18 世紀中葉印度淪為英屬殖民地之前，中印邊界僅存在一條經由行政管理而形成的傳統習慣線。⁸⁰中、印雙方相安無事。

一、獨立的印度沿襲大英帝國的戰略思維

英國統治印度期間，基於印度的地理特點和周邊環境，在以西藏做為中、

印之間的緩衝國，避免印度受到中國威脅的思維下，透過占領鍚金、控制尼泊爾、強迫中國清政府簽訂《中英會議印藏條約》，及在未經清政府同意下，與西藏簽訂《拉薩條約》，取得在西藏的特權。⁸¹1911 年，中國辛亥革命，英國為徹底排除中、俄在西藏的勢力，於 1913 年 10 月 13 日策劃了中、英、藏三方參加的西姆拉會議，討論內藏、外藏的界線和西藏同中國其他部分之間的界線

。而後英國背著中國政府，以壓制中國同意西藏獨立為餌，誘使西藏政府將中

78 葉自成主編，地緣政治與中國外交（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年 12 月），頁 316-317。

79 1954 年 10 月，毛澤東在與尼赫魯的會談中表示：儘管我們在思想上、社會制度上有所不同，

但是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要對付帝國主義。牛大勇、沈志華，冷戰與中國的周邊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 年），頁 503。

80 陳會娟，「中印邊界糾紛中的地緣因素」，南亞研究季刊（北京），2004 年第 4 期，頁 96。

81 陳會娟，「中印邊界糾紛中的地緣因素」，南亞研究季刊（北京），2004 年第 4 期，頁 97。

(22)

印邊界東段約 9 萬平方公里土地劃給印度，即所謂的「麥克馬洪（McMahon）

線」⁸²。英國政府將此段界線標誌在西姆拉條約的附圖中，惟中國政府並未簽字

，亦不承認英國與西藏所簽訂相關條約或協定的效力。⁸³印度獨立後，據此作為界定中印邊界的依據，此即中、印雙方對邊界東段爭議的由來。這也是中國學者認為中印邊界問題是歷史遺留的問題所在。⁸⁴

圖 3-2：中印邊界爭論地區

資料來源：http://www.netwish.net/junshi/zcsh/india/ziliao/7.htm。

82 所謂“麥克馬洪線”，是 1914 年 7 月，英、印雙方私背當時中國政府，以秘密換文方式所劃之康、藏南部界線，即英、印地圖依據之康、藏、印邊界線，與中國地圖相差約達 5 萬方哩。

當時英、印換文時，英國首席代表為麥克馬洪（McMahon），故稱之為“麥克馬洪線”。沈默

，地緣政治（台北：中央圖書供應社，1967 年 7 月），頁 219。

83 張敏秋主編，中印關係研究（1947-2003）（北京：北京大學，2004 年 6 月），頁 66。

84 康民軍，「試析中印邊界問題的歷史與現狀」，南亞研究季刊（北京），2006 年第 1 期，頁 55。

第三章 冷戰時期中印關係的地緣政治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