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關鍵字：戴維森、意義、真理、客觀性、三角測量 本研究主要探討戴維森的真理概念、客觀性概念以及他的詮釋理論，以及三者彼 此之間的關係。我們主要藉由探討戴維森的三角測量，來揭發戴維森如何看待真 理、意義和客觀性之間的關係，進而深度理解他對那三個主題的思想。戴維森認 為，當我們理解〈什麼使得一個塔斯基式的真理理論為真？〉這個問題時，我們 就可以顯題的理解真理這個概念。但是要理解那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必須理解意 義、真理和客觀性彼此之間的關係，而三角測量正是戴維森說明那三個概念必此 之間關係的關鍵論證。本研究的成果呈現在《思想、語言、社會、世界 – 戴維 森的詮釋理論》一書中，該書透過討論戴維森的三角測量，將戴維森對於真理、 意義和客觀性之間的關係的看法作一統整的說明。ABSTRACT
Keywords: Davidson, meaning, truth, objectivity, triangulation
To carry out my three-year project, I have presented five conference papers and had, as a result, a book titled Mind、Language、Society、World – Davidson’s theory
of interpretation. The five papers are various, but they all focus on Davidson’s
triangulation and its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The triangulation is the main tool that Davidson utilizes to explain the objectivity of thought and talk. Three main existent and possible interpretations on Davidson’s triangulation are discussed and criticized.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y either misinterpret the triangulation or render it unsuccessful. But it is discovered that within a context constructed from some of the main ideas of Davidson’s overall philosophical project, the triangulation may
accomplish the goal that Davidson sets for it.
In addition, I have also finished a book titled Mind、Language、Society、World – Davidson’s theory of interpretation, which is one of the long term goal that the project
aims to accomplish. It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book, I have located the position that Davidson’s conception of objectivity has in his theory of meaning. This research project aims at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Davidson’s illuminating of the concepts of truth, objectivity and interpretation. With respect to truth, according to Davidson, when we have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that what makes a Tarskiean theory of truth true, we shall have an explicit grasp of the concept of truth. However, to get to such an understanding, one has to be in view of the connections among the concepts of meaning, truth and objectivity. Davidson’s way of making the connections clear in view is via his famous triangulation. Our research has surveyed the triangulation in detail. In fact, we propose a new interpretation that would suffice to make the triangulation serve its purpose. And, accordingly, we have gaine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how the triangulation manifests the intimate connections among the concepts of truth, meaning and objectivity. What I have achieved in this research are collected in my newly published book.
報告內容
(一) 前言 本研究為三年(91-93)期計劃，(91)年度的計劃主題為戴維森的客觀性概 念，(92)年度的計劃主題為戴維森的真理概念，(93)年度的計劃主題為戴維森的 真理、客觀性與意義概念，三年規劃所欲回答的具體問題分列如下：（第一年計畫主題）戴維森的客觀性概念 a. 針對的戴維森的客觀性概念在他的語意理論裡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b. 在客觀性乃至於語意的形成中，第二人乃至於社會性因素是否如戴維森所 言必須扮演角色？如果是，扮演什麼角色？ c. 戴維森的三角測量隱喻和其他的三角測量理論（如騅斯機和布蘭登的理論） 之間有何不同？它在戴維森的哲學中扮演何種角色？如何扮演？ d. 戴維森的三角測量隱喻是否有丐題的問題？戴維森的三角測量隱喻是否與 戴維森其他重要哲學理論不一致？ （第二年計畫主題）戴維森的真理概念 a. 戴維森對於真理概念的思想是否和傳統的真理理論，如實在論和反實在論 （或戴維森所言之客觀論者(objectivist)和主觀論者(subjectivist)），有所不同？ 如果有，有何不同？ b. 為什麼戴維森認為真理不能被定義？如果它不能被定義？基於什麼理由說 我們可以理解它？ c. 戴維森的真理概念和意義概念之間的概念連結是什麼？特別是真理概念和 塔斯基 T-語句之間的連結是什麼？ d. 為什麼戴維森認為徹底詮釋(radical interpretation)是設計來提供真理概念的 經驗性內容？(IA:65) e. 為什麼戴維森認為，真理概念使語言連結到世界因而使語言獲得其語意內 容？相關的，使一個真理理論為真的證據是什麼？戴維森的真理概念和其客觀 性概念之間的連結是什麼？ （第三年計畫主題）戴維森的真理、客觀性與意義概念 戴維森從（作為意義理論和作為提供真理概念的經驗內容的設計的）徹底詮釋 至三角測量所顯示出來的客觀性概念之間的理論步驟是什麼？ 針對這些問題及其他相關問題，本人撰寫以下專書及會議論文加以探討之 會議論文
1. Chung-I Lin (林從一), "Davidson on Objectivity",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Analytic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March 30, 2002.
2. Chung-I Lin ( 林 從 一 ), "External vs. Internal Interpreters",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Davidson's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sinchu, September 19, 2002.
3. Chung-I Lin ( 林 從 一 ), "Davidson's Triangulation and the Normativity of Meaning", presented at: Beijing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Wittgenstein and the 20th Century Analytical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October 11-14, 2002.
4. Chung-I Lin ( 林 從 一 ), "Triangulation: World, Society and Meaning Normativity",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Neo-Pragmatism: Davidson,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December, 21, 2002. 5. 林從一，〈三種知識的協進〉，慶祝林正弘先生榮退學術研討會，台北市台灣 大學校友會館•2003 年 12 月 13-14 日。 出版專文及專書 林從一，《思想、語言、社會、世界 – 戴維森的詮釋理論》，允晨出版社，台 北，2003 年。 (二) 研究的主要發現 1. 三角測量 我們先從戴維森三角測量談起。本研究發現三種對戴維森三角測量的既存 的或可能的詮釋皆不恰當或使得三角測量無法達到它的目標。但是，我們發現 在一個較廣的戴維森哲學脈絡中，亦即，輔之以戴維森其他重要哲學主張，將 使得三角測量成功。 戴維森早期關於三角測量的論述容易讓學者陷入以下的詮釋模式。學者一 般認為戴維森藉由三角測量進行以下的論證：所有命題思想或言說都具有特定 的內容，或具有意向性；然而，詮釋者必須決定導致詮釋對象某類行為的導因， 才能決定思想或言說的特定內容；但是，如果某人不與他人在一個分享的世界 中進行語言溝通，那麼詮釋者將毫無根據說詮釋對象的行為的導因為何，例如 我們無法說他的某個想法是關於某個物理對象（類型）或是關於他神經系統上 的某些刺激物（類型），因此無法說詮釋對象擁有具有特定內容的思想及言說；
所以具有命題內容的思想或言說要求(require)社會性(人際（interpersonal, I-you）) 的溝通。以這個論證為基礎，思想及言說的客觀性和規範性得到適當程度的說 明。以客觀性為例。客觀性之所以能獲得說明是因為，如果三角測量是成功的 話，思想及言說一般而言是關於那些獨立於行動者而存在的物理對象，因此思 想和言說的真假大體而言決定於那些獨立存在的物理對象，也因此我們有合理 的基礎說，任何一個信念皆有錯誤的可能。 這種詮釋方式將三角測量視為一種因果測量，這種因果測量的目僅僅在於 幫助詮釋者去定位他的詮釋對象的反應的導因。在這個理解下，三角測量的立 即論證標的是：除非一個詮釋者的詮釋對象至少包含兩個在同一世界中（並且 針對此世界的事物）進行互動的生物，否則深度的歧義問題，亦即詮釋對象的 導因位於何方的問題，原則上將無法被回答，詮釋對象的意向性狀態的內容為 何的問題，也將無法被回答。但是，在這個解讀將使得三角測量所面對的問題 成為一個不存在的問題，亦即，對於一個面對一個孤立的生物的詮釋者而言， 深度的歧義根本不是一個問題。本研究發現這個以思想或言談的特定內容為切 入點對三角測量的解讀方式是不適當的，它弱化了戴維森的論證，使得三角測 量過於容易被擊敗，它忽略了戴維森論述中的一些重要訊息，使得三角測量的 一些哲學含蘊隱而不彰。舉例來說，如果三角測量的目的在於使得界定特定內 容成為可能，那麼另一個感覺器官便足夠扮演戴維森三角測量中第二人(a second person)的角色，思想和語言的社會性便無法被論證出。在舉例來說，戴維森不 止一次強調，他以三角測量所要處理的問題是，行動者視某物為某類物時，涉 及了什麼要件。這個問題不是關於，從詮釋者的角度來看，行動者的思想或言 說如何具有特定內容，而是關於，從詮釋者的角度來看，行動者如何能具有將 事物歸類的能力。面對一個孤立的生物時，詮釋者或許可以具有必要的資源回 答第一個問題，但不一定具有必要的資源回答第二個問題。 能將事物歸類，就是具有概念能力，就是具有遵循規則的能力，就是具有 掌握正確與不正確之間的區分的能力。戴維森的三角測量事實上直接針對的問 題是，上述能力所必須具有什麼要件。晚近一些戴維森的詮釋者或批評者看出 了這一點，但是他們的詮釋仍舊走岔了路。 許多晚近的戴維森的批評者認為，戴維森的三角測量主要處理的問題是所 謂的範疇的歧義問題，更精確地說，此問題的核心為，詮釋者必須獲得什麼樣 的資源，才能確定被詮釋對象使用某個而非其他的概念，或遵循某個特定的規 則。戴維森的三角測量所欲達成的結論被理解為，除非詮釋對象與其他詮釋對 象在同一個環境中進行語言互動，否則詮釋者沒有任何基礎說，詮釋對象的行 為是一個遵循規則的行為，而非只是一個傾向性、無概念性的行為，因為，詮 釋者無法說他的詮釋對象遵循了什麼規則。在這個解讀下，批評者認為戴維森 的三角測量無法達成它的目的，其主要的理由可以整理歸結為：三角測量的策 略將會面臨以下這個類似兩難的處境。一方面，如果詮釋者所能獲得的詮釋資 料只不過是詮釋對象的外顯行為資料，特別是詮釋對象和外在世界的互動，在
這樣的詮釋角度下，那麼加入數個彼此互動的被詮釋者，並不能根本地脫卸他 們的行為不是意向性行為的疑慮，亦不能限定住他們的行為體現出麼樣的概念 運用。另一方面，由於為了避免丐題，詮釋者似乎不能預先假定詮釋對象具有 概念，那麼在這種情形下，詮釋者必須訴諸他自己的範疇或概念，來說被詮釋 對象是根據什麼範疇來歸類事物，如此便產生了幾個疑慮：第一，如果詮釋者 可以合法地訴諸自己的範疇來回答，被詮釋者根據什麼範疇作出行為這個問 題，那麼我們沒有理由說，面對單一個詮釋對象時，詮釋者無法根據相同資源 回答相同問題，這意謂被詮釋對象無須多於一人；第二，我們如何能確定詮釋 者加諸於被詮釋者行為的範疇是被詮釋者本身所具有的範疇？詮釋者與詮釋者 之間似乎有可能具有不同範疇。第三，範疇既然是詮釋者施加於被詮釋者的行 為上以理解那些行為，那麼這裡總是存在著被詮釋對象的行為只是傾向性的行 為，這個疑慮不會因為多加入些被詮釋者而排除。除此之外，相當重要的是， 範疇歧義問題一開始對戴維森就不該是一個問題，這是因為戴維森拒斥徹底差 異的概念網落的可能性。 第三個詮釋輔以三角測量兩個理論。第一個理論是意向性超過傾向性，而 這個理論蘊含與詮釋相關的事物之間相似性判斷必須是從被詮釋者的角度作 出來的，亦即詮釋者眼中的相似性。這點事實上蘊含，被詮釋者具有錯誤的概 念。另一個想法是，被詮釋者必須感知到相似性。以這兩個理論為背景，我們 將三角測量理解為對以下想法的一個論證：某個生物除非與另一個生物針對共 同的對象進行互動，否則將缺乏足夠的必要規律性讓它去感知以產生一個歧出 的行動的概念。但是，這個解讀亦不能使得三角測量盡其功。為省篇幅，在此 不陳述我們的理由，評審者可見附件一。 雖然這些解讀都不能使得三角測量達到它的目的，但是，我們對它們的探 究仍顯現一些與解讀戴維森三角測量相關的要點。第一，如第一個解讀所強調 的，三角測量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是關於如何定位不同反應所共有的導因的 問題。我們可以合理地設想，共同導因這個概念在戴維森的三角測量和他關於 規範性的理論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第二點是意向性超過傾向性，特別是這點 所蘊含的這個要點：除非一個生物具有歸類事物的能力，否則它不能被詮釋為 一個具有意向性狀態的生物。這兩個觀察加上一些戴維森對意義的看法，我認 為將能讓我們構作一個脈絡，在這脈絡中三角測量將能說明意義的規範性和它 的社會面向。 在我說明我的提案之前，必須先說明兩點。第一，我將在一個戴維森對意 義的一般性看法下解讀三角測量。戴維森以三角測量所關心的主要問題是，意 義的什麼構成要素使得意義的規範面向成為可能？為什麼一個分享世界的語 言互動者，對於任何一個人之具有意向性是必要的？第二，明顯的，分類的能 力和具有錯誤的概念是相互依憑的。這使得我們得以將三角測量解讀成一個處 理一般性客觀性問題的方式。所謂一般性客觀性問題是，為何任何一個基本的
性念都有可能錯誤？更具體地說，三角測量將被理解為一個方法，去說明意義 的什麼構成要素使得一個人理解他的任何一個信念都有錯誤的可能。簡言之， 三角測量將被理解為回答以下問題的方式：意義的什麼構成要素，使得一個人 能理解他的任何信念都有錯誤的可能。這也就是說，三角測量是一個方法，讓 我們理解，為何錯誤的概念和其他相關的概念，如真理的概念，可以運用到我 們任何一個信念上。 如此一來，我們可以說，三角測量所關心的具體問題是，意義的什麼面向 使得一個孤立的生物，一個沒有任何其他處於同世界的生物與之中進行語言溝 通的生物，是不可能理解他的任何一個信念都有可能錯誤？ 關於內容，戴維森有一個著名的主張，他認為一個信念不會具有任何內容， 除非它內建於一個一般而言一致且融貫的信念網絡中。在這個想法中，一個人 如果是理性的，亦即具有任何意向性狀態，那麼他的信念彼此之間一般而言就 必須具有邏輯和認知的關係。這個限制是一個先驗的限制，因此任何一個信念 系統都大體上是一致而融貫的。此外，身為一種外部論者，戴維森也主張，我 們「最平常及最基本」(1983：317)的信念的內容與真實環境中導致那些信念的 事件彼此之間具有構成性的連結。這個外部論的想法加上上述關於語意整體論 的想法，對於信念產生一個構成的原則，它要求我們大部分的信念不僅彼此之 間大體為一致的，而且它們大體上皆為真的。語意整體論加上外部論，排除了 任何一個系統具有廣泛錯誤的可能性。這是一個有力的論證，而我要進一步宣 稱的是，正是由於這個原則，使得一個孤立的個體無法理解它的任何一個信念 都有錯誤的可能。 從一個孤立的信念系統之內來看，將無法產生以下這個理解，理解這個信 念系統內的任何一個信念都有錯誤的可能。這是因為，根據上述原則，任何一 個系統事實上都大體為真。從一個信念系統之內來看，一個信念只能從它是否 與同系統內的其他為數極多的信念相互一致，來判斷它是否為真，而那些為數 及多的信念的真是不能被質疑的。我們必須將我們大部分的信念毫不質疑的視 為真，這個一般性的事實顯示，從一個信念系統內部而言，我們將缺乏一個一 般性的根基作為對比，讓我們能說這系統中的任何一個信念都有錯誤的可能。 或許此時有人會認為，外在世界能從信念系統之外幫助我們解決難題。有 人或許會論證說，既然我們大部分的基本信念是導致於外在事件，這些事件的 堅實性質一但成為信念的導因，它們將持續決定我們基本信念乃至於衍生的信 念的真假。最後這點或許是真的，但是就算它是真的，它也不蘊含，外在世界 可以成為一個孤立的生物產生客觀性概念的一個一般性的對比基礎。這是因 為，外在世界可以扮演那個一班性的對比角色，只有當外在世界是從一個所謂 的上帝之眼的角度(God’s-eyes-view)被觀察，而這個觀點當然是戴維森所不允 許的。對戴維森而言，我們不可能獨立於我們自己的信念系統，以無涉信念的 方式描述世界，來產生形成客觀性概念的一般性對比基礎。我們所描述的只是
我們所相信的，我們只不過再度掉入我們適才所描述的處境中罷了。 這裡是社會性因素必須進入意義的地方。上述的討論迫使我們處在一個位 置上，讓我們只能說，信念之間一般性的對比基礎，只能存在於分屬不同信念 集合的信念之間。換言之，一個個體要能具有客觀性的一般概念，亦即理解他 的任何一個信念皆有錯誤的可能性，必須至少有一個不同的信念系統，讓他能 拿之與他自己的系統相比較。但是，那種對比只有在他能理解其他個體的言談 才是可能的。“We grasp the concept of truth [and the related concepts, such as the concept of error] only when we can communicate the contents - the propositional contents - of the shared experience, and this requires language.” (Davidson, 1997: 27) As early as 1975, Davidson has already said: (170)
We have the idea of belief only from the role of belief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for as a private attitude it is not intelligible except as an
adjustment to the public norm provided by language. It follows that a
creature must be a member of a speech community if it is to have the concept of a belief. And given the dependence of other attitudes on belief, we can say more generally that only a creature that can interpret speech can have the concept of a thought.”
要理解他人的言談，我們必須理解，那些言談與我們於類似處境種所作出 的言談，具有相同的主題。在語意外部論的基本想法下，要理解他人的言談與 我們的言談具有相同的主題，我們必須理解那些言談〈至少那些基本的言談〉 是導致於一些相同的事物。而要理解他人的某些言談語我們的某些言談具有相 同的導因，我們必須理解我們是處於一個人際之間的三角測量處境中。 現在應該很清楚了，並不是所有的三角測量皆有助於我們說明客觀性概念 的產生。只有那種有助於語言溝通者決定他們思想或言談的共同導因的三角測 量，才有助於說明客觀性概念的產生。人際之間的三角測量幫助語言溝通者將 他們的言談連結到外在世界中的相同面向上，而這些相同的面向成為他們溝通 的共同主題。很明顯的，共同導因和相同主題這個概念在戴維森對客觀性的說 明中，扮演關鍵角色。承認他人與你所談論的對象是相同對象，就算是以不同 的字詞來言說，同時也就承認他人處在一個可以反對你的言談的位置上。易言 之，每當你認為他人所談論的與你所談論的是相同事物的時候，你都至少隱含 的承認，在那個時候你相信為真都有可能事實上是假的。 一個徹底詮釋者一開始所能獲得的詮釋證據，僅僅是詮釋者所顯示出來的 傾向性反應。詮釋者當然能感知並判斷這些反應彼此之間的相似性關係，根據 這些判斷，他能說被詮釋對象的某些反應是正確的某些反應是錯誤的。然而， 當詮釋者理解只要那些反應彼此之間的相似性全然是根據他自己的相似性標準 作出的，他將會理解他的詮釋釋過度的，因為有可能那些反應不是概念性的反 應。我們的詮釋者必須將那些使得他能做出相似性判斷的能力讓渡給他的詮釋
對象，而無論這個讓度所需的條件是什麼，我們至少清楚的是，要使的詮釋持 續進行，詮釋者必須一開始就預設，如果他的詮釋對象具有任何意向性狀態， 它就必須具有感知何判斷相似性的能力。 此外，藉由反省意義的基本性質，我們的詮釋者也應瞭解以下關於詮釋的 事實。一個生物具有客觀性的一般性概念時，它必須理解它所具有的任何一個 信念都有錯誤的可能，而如果它從未與其他生物進行溝通，它將不能產生那樣 的理解。它必須至少與另一個生物進行過語言溝通，至少必須存在著另一個生 物以不同於它的方式擇出相同的對象作為溝通的共同主題，它才能理解它任一 個信念都有錯誤的可能。而對外部論者而言，說兩個信念關於相同事物，等於 說它們可靠地導致於類似的對象，而一個個體要知曉另一個個體同它一樣針對 相同的對象作出反應，它必須能做出如戴維森所描述的那種三角測量。事實上， 如戴維森所言，那個個體必須能從那第二人、對象何他自己之間的那三角聯繫 中獲得「認知的利益」(cognitive advantage)。獲得那樣的「認知的利益」是理 解它與它的語言溝通者談論的是相同的對象，而那樣的理解涉及了另一個理 解，亦即，理解它的任一個信念皆有錯誤的可能。因此，我們的詮釋者最後理 解了，他的詮釋具有一個不可避免的預設，他的詮釋對象必須最少包含兩個進 行語言溝通的生物。 當然，要能從對三角測量獲得「認知的利益」，或甚至要能進行語言溝通， 或甚至要能三角測定自己的和溝通者的言談的共同導因，已經預設了具有概念 的 能 力 。 戴 維 森 的 說 明 的 確 如 他 自 己 所 言 存 在 著 循 環 的 問 題 (“move in a circle”)。但是，循環的問題所必定阻礙的是化約的企圖，它不一定對戴維森造 成傷害，因為戴維森相信，理解哲學基礎想法的唯一方法，或許只能透過將基 本概念之間的連結顯示出來。 在我們對戴維森關於客觀性想法的說明中，意義的規範性和社會性因素的 必要性，事實上是獨立於三角測量以一個先驗的方式從意義的性質導出來的， 但是，我們必須透過三角測量，才得以理解那社會性因素如何具體成為意義規 範 性 的 構 成 要 素 。 此 外 ， 我 們 的 解 讀 ， 並 不 預 設 語 意 的 外 部 論 (semantic externalism)，事實上它可以說提供了語意外部論一個獨立的說明基礎。這一點 將是相當有趣的，因為訴諸語意外部論來說明語言的客觀性，難免被攻擊為丐 題之舉。 2. 戴維森的真理概念及意義理論 要理解戴維森對真理概念的看法，我們可以從戴維森的意義理論談起。對 於意義，戴維森的基本信念是，真理的概念能讓我們更理解意義這個概念，愈 能掌握真理概念的內容就愈能理解意義這個概念的內容。而如大家所熟知的， 為說明意義的組成性(compositionality)（此僅為理由之一），戴維森訴諸塔斯基 (Tarski)的真理理論為其意義理論的基礎之一。但如戴維森所提醒的(ISO:
178-9)，塔斯基真理理論並不是去定義一般性的真理概念，而是定義為某個特 定的語言中的真理概念，而針對某個特定語言所做的真理定義能被判斷為是正 確的，只有當我們能認出該真理定義所蘊涵的 T-語句是真的。明顯的，除非我 們獨立於上述真理定義而對一般性的真理概念有先在的理解，否則我們無法擁 有判斷某 T-語句為真的能力。這顯示理解一個塔斯基式的真理理論，仍不足以 讓我們理解真理概念，更進一步而言，不足以讓我們理解意義這個概念。易言 之，如果我們不理解什麼使得我們能判斷一個對某一語言的塔斯基式的真理理 論為真，我們就仍不是徹底的理解我們如何理解該語言的意義。除了真理之外， 沒有其他的途徑可以讓我們瞭解一個語言的語意內容。對戴維森而言，在語言 中，最能被觀察到的是語句和語句的使用，語意概念中，我們對真理概念有最 佳（非顯題式）的理解。相對於語句和真理概念，其他的概念如指稱是較理論 性的或甚至是工具性的，因為，指稱和其他語意概念的內容賦予是否是正確的， 端賴於它們是否能有助於產生一個適當的真理理論（針對某個語言）。因此， 當我們無法理解真這個概念，我們就無法理解什麼使得我們能判斷 T-語句為 真、什麼使得一塔斯基式的真理理論為真，我們也就別無他途去理解語言為何 具有任何語意內容，因而我們也就不理解語言是如何關連至世界。這也就是為 何戴維森說：「真理將語言連結到世界」。(SIO:179). 關鍵點是，一個完整的真理理論乃至於一個完整的意義理論所欠缺的，對 戴維森而言，是一個對什麼使得一個塔斯基式的真理理論為真的說明，更清楚 的說，是一個對〈根據什麼使得我們能判斷 T-語句為真〉這個問題的回答。戴 維森認為，這麼一個說明必須考量真理概念和實際語言互動之間的連結，這是 因為，如果不存在著語言的使用者，就無所謂語句，真理的概念就無所運用 (SIO:181)。因此要理解真理概念，我們所尚須理解的問題是，什麼使得一個真 理理論對一個言說者或一群言說者為真？易言之，基於什麼樣的證據使得言說 者能說某個真理理論為真？這是一個經驗性的問題，而如果我們能明白的回答 這個問題，我們就可以給出一個顯題的真理理論。戴維森進一步地認為，既然 我們所有的人事實上都是瞭解某些語言的某些言說者，因此我們都事實上掌握 了一些言說者的言談的真值條件之適當證據，這也就是說，我們都掌握了運用 於他人的言說行為的真理概念。我們所欠缺的只是一個明白的說明。 戴維森認為，真理、信念和意義三個概念之間存在著不可避免且明顯的連 結。如果 K 的一個語句 s 意謂 P，而 K 相信 P，那麼 K 相信 s 是真的。而如同 我們已說過的，在戴維森的理論中，K 所具關於什麼使得該信念或語句為真的 知識，賦予了上述信念內容並賦予語句 s 意義。這些顯示信念和真理具有概念 上的連結，而明顯的信念關連著人類的活動，其中當然包括語言互動。因此戴 維森認為，「信念可以作為連結一個真理理論和人類活動的人類態度。」 (ISO:188-9) 而戴維森所選擇來關連真理和人類活動的信念是視一語句為真 (holding-true a sentence)。如此一來，關於〈根據什麼證據使得我們能判斷某個 T-語句為真〉的問題便成為〈什麼使得一個言說者視該語句為真並以該語句表
達他的一個信念〉這個問題。戴維森認為最後一個問題的答案是〈導致(cause) 該言說者視該語句為真以及以該語句表達他的一個信念的條件〉。(ISO:189) 我們在此不需詳論戴維森對於真理的看法，但以上的討論已經可以可以概 略地看出意義和真理對戴維森而言有重要的連結，以及戴維森對真理概念的部 分看法。對於我們的研究，或許更重要的是，於上述概略的討論中我們已經約 略地可以看出，在戴維森的思想中真理的概念和客觀性的概念是如何地密不可 分的。我們已指出，戴維森認為將語言連結到世界的是真理概念，而真理概念 的內容顯現於那些導致言說者視語句為真的條件。要注意的是，戴維森對語言 的看法一開始就採取一種詮釋者的觀點(SIO:190)。因此當我們問什麼條件導致 言說者視語句為真，我們乃是在問，對詮釋者而言什麼導致一個言說者視語句 為真。問題是，詮釋者所認為的導因一般而言就會是那真正導致言說者視語句 為真的導因嗎？詮釋者所認為的那些導因會不會不位在外在世界？如果那些導 因不能被決定是位於外在世界，真理便不能如戴維森所言的將語言連結到世 界，對戴維森而言，這意味語言將喪失其任何語意內容。事實上，這是一個客 觀性的問題：一個關於外在事物的語意內容必須涉及什麼樣的構成要素？ 〈使得一個言說者視一語句為真並以該語句表達他的一個信念，這其中所 涉及的要件是什麼？〉這是了解戴維森對真理概念的說明的關鍵問題，而要完 備地深度闡明戴維森的說明，我們必須要對戴維森對於真理、意義和客觀性之間 的關係的看法作一統整的說明，而從一個角度來看，本人《思想、語言、社會、 世界 – 戴維森的詮釋理論》一書所欲達成的主要目的，正是要完成這個統整的 說明。就我所知，無論國內外，尚無人對相關主題提出任何統整性的說明，而 《思想、語言、社會、世界 – 戴維森的詮釋理論》一書的提出，正弭補了此一 缺憾。 我們說過，要回答戴維森如何說明〈使得一個言說者視一語句為真並以該 語句表達他的一個信念，這其中所涉及的要件是什麼？〉這個問題，我們必須 要對戴維森對於真理、意義和客觀性之間的關係的看法作一統整的說明，而這個 統整性的基礎，便是戴維森的三角測量(triangulation)。《思想、語言、社會、世 界 – 戴維森的詮釋理論》一書主要正是探討戴維森的三角測量和它在知識論上 的一些重要蘊含。 以下本人便透過介紹該書來說明本期研究的主要貢獻。該書第一章藉由將 藉由討論戴維森的慈善原則(the principle of charity)在戴維森的詮釋理論中所扮 演的角色，將我們於本書中意欲處理的主要問題引介進來，並且對它們作適當的 開展與澄清。戴維森的詮釋理論的語法部分主要訴諸塔斯基(Tarski)的真理理 論，語意部分則主要訴諸戴維森的徹底詮釋。真理理論和徹底詮釋的接合必須涉 及慈善原則，但是慈善原則本身是否為真是有爭議的。此外徹底詮釋是一種語意 研究的第三人身進路，但是語意研究的第三人身進路本身亦是有爭議的。本章將 首先說明慈善原則在戴維森的詮釋理論中所扮演的主要功能是什麼，然後藉此我
們呈現出戴維森需要多強的理據去證成慈善原則。我們指出，戴維森主要訴諸他 的三角測量來證成慈善原則，而三角測量也在戴維森對語意外部論的證成中扮演 一個重要角色，因而也可以視為戴維森對徹底詮釋的一種證成。這點我們可以在 戴維森討論三角測量後所作的以下評論中看出：「這裡我們有了一個理由去說 明，為什麼對語言採取第三人身的進路，不僅僅是一個哲學上的操作。研究徹底 詮釋的目的，乃是要去掌握一個人如何可能瞭解另一個人的言談和思想，因為就 我們有一個獨立於我們自己的世界的概念，也因而對於思想的可能性本身而言， 這個能力是根本性的。第三人身稱的進路是你的，也是我有的進路。」(2002:6) 第二章則討論了兩種戴維森對慈善原則的證成，我們分別稱它們為「橋頭堡 論證」及「整體論論證」。我們詳細討論了兩種論證如何進行，但是我們也指出， 這兩種論證至多支持，詮釋必須預設慈善原則才是可能的。但是，由於有懷疑論 者會認為，成功的詮釋可能不存在，因此上述兩個論證不足以證明慈善原則是真 的。雖然如此，我們也指出，如果語意的外部論者是正確的，「橋頭堡論證」便 能支持慈善原則的真。 第三章則討論戴維森的三角測量。戴維森用三角測量來支持語意的外部 論，因此三角測量也可以視為對慈善原則乃至於徹底詮釋的一個論證。但是三 角測量被賦于的角色遠遠超過於此。具體的說，戴維森企圖用三角測量同時說 明思想和語言的一些重要特性之構成條件，這些特性主要是規範性 (normativity)、客觀性和內容。簡單地說，戴維森藉由三角測量所要論證的主要 想法是：除非曾經處於一個公共的(社會的)詮釋脈絡中，否則一個人不會具有任 何思想。思想之所以必須具有這個條件，是因為思想的規範性、客觀性和內容三 者都需要這個條件。同時，三角測量想呈現，詮釋者和被詮釋者之間分享了真理 概念，而且這分享的真理概念是一個客觀的真理概念。從這個結果，戴維森更進 一步論證出及說明了一些重要的存有論上的或知識論上的理論，其中包括：思想 和語言的相互依憑性(interdependence)，思想和語言的公共性(社會性)，三類知識 (關於自我心靈的知識，關於他人心靈的知識，與關於外在世界的知識)的相互依 憑性，以及第一人身權威(first-person authority)。但是三角測量如何獲得這些結 論一直是不清楚的。本書第三章的目的正是要澄清三角測量如何獲得這些結 論。我們首先透過對戴維森早期的兩篇文章的探討，來澄清三角測量的論證目 的及論證取向，然後再評估三角測量的論證的有性。我們發現三種對戴維森三 角測量的既存的或可能的詮釋皆不恰當或使得三角測量無法達到它的目標。但 是，上述探究也提供一些啟發，讓我們發現在一個較廣的戴維森哲學脈絡中， 亦即，輔之以戴維森其他重要哲學主張，不僅將使得三角測量成功達成它的目 的，並且可以定位出三角測量在戴維森哲學中適當的位置。 而本書對三角測量的討論是本研究的核心貢獻，因此允許我贅述。戴維森早 期關於三角測量的論述容易讓學者陷入以下的詮釋模式。學者一般認為戴維森 藉由三角測量進行以下的論證：所有命題思想或言說都具有特定的內容，或具
有意向性；然而，詮釋者必須決定導致詮釋對象某類行為的導因，才能決定思 想或言說的特定內容；但是，如果某人不與他人在一個分享的世界中進行語言 溝通，那麼詮釋者將毫無根據說詮釋對象的行為的導因為何，例如我們無法說 他的某個想法是關於某個物理對象（類型）或是關於他神經系統上的某些刺激 物（類型），因此無法說詮釋對象擁有具有特定內容的思想及言說；所以具有命 題內容的思想或言說要求(require)社會性(人際（interpersonal, I-you）)的溝通。 以這個論證為基礎，思想及言說的客觀性和規範性得到適當程度的說明。以客 觀性為例。客觀性之所以能獲得說明是因為，如果三角測量是成功的話，思想 及言說一般而言是關於那些獨立於行動者而存在的物理對象，因此思想和言說 的真假大體而言決定於那些獨立存在的物理對象，也因此我們有合理的基礎 說，任何一個信念皆有錯誤的可能。 這種詮釋方式將三角測量視為一種因果測量，這種因果測量的目僅僅在於 幫助詮釋者去定位他的詮釋對象的反應的導因。在這個理解下，三角測量的立 即論證標的是：除非一個詮釋者的詮釋對象至少包含兩個在同一世界中（並且 針對此世界的事物）進行互動的生物，否則深度的歧義問題，亦即詮釋對象的 導因位於何方的問題，原則上將無法被回答，詮釋對象的意向性狀態的內容為 何的問題，也將無法被回答。但是，在這個解讀將使得三角測量所面對的問題 成為一個不存在的問題，亦即，對於一個面對一個孤立的生物的詮釋者而言， 深度的歧義根本不是一個問題。本研究發現這個以思想或言談的特定內容為切 入點對三角測量的解讀方式是不適當的，它弱化了戴維森的論證，使得三角測 量過於容易被擊敗，它忽略了戴維森論述中的一些重要訊息，使得三角測量的 一些哲學含蘊隱而不彰。舉例來說，如果三角測量的目的在於使得界定特定內 容成為可能，那麼另一個感覺器官便足夠扮演戴維森三角測量中第二人(a second person)的角色，思想和語言的社會性便無法被論證出。在舉例來說，戴維森不 止一次強調，他以三角測量所要處理的問題是，行動者視某物為某類物時，涉 及了什麼要件。這個問題不是關於，從詮釋者的角度來看，行動者的思想或言 說如何具有特定內容，而是關於，從詮釋者的角度來看，行動者如何能具有將 事物歸類的能力。面對一個孤立的生物時，詮釋者或許可以具有必要的資源回 答第一個問題，但不一定具有必要的資源回答第二個問題。 能將事物歸類，就是具有概念能力，就是具有遵循規則的能力，就是具有 掌握正確與不正確之間的區分的能力。戴維森的三角測量事實上直接針對的問 題是，上述能力所必須具有什麼要件。晚近一些戴維森的詮釋者或批評者看出 了這一點，但是他們的詮釋仍舊走岔了路。 許多晚近的戴維森的批評者認為，戴維森的三角測量主要處理的問題是所 謂的範疇的歧義問題，更精確地說，此問題的核心為，詮釋者必須獲得什麼樣 的資源，才能確定被詮釋對象使用某個而非其他的概念，或遵循某個特定的規 則。戴維森的三角測量所欲達成的結論被理解為，除非詮釋對象與其他詮釋對 象在同一個環境中進行語言互動，否則詮釋者沒有任何基礎說，詮釋對象的行
為是一個遵循規則的行為，而非只是一個傾向性、無概念性的行為，因為，詮 釋者無法說他的詮釋對象遵循了什麼規則。在這個解讀下，批評者認為戴維森 的三角測量無法達成它的目的，其主要的理由可以整理歸結為：三角測量的策 略將會面臨以下這個類似兩難的處境。一方面，如果詮釋者所能獲得的詮釋資 料只不過是詮釋對象的外顯行為資料，特別是詮釋對象和外在世界的互動，在 這樣的詮釋角度下，那麼加入數個彼此互動的被詮釋者，並不能根本地脫卸他 們的行為不是意向性行為的疑慮，亦不能限定住他們的行為體現出麼樣的概念 運用。另一方面，由於為了避免丐題，詮釋者似乎不能預先假定詮釋對象具有 概念，那麼在這種情形下，詮釋者必須訴諸他自己的範疇或概念，來說被詮釋 對象是根據什麼範疇來歸類事物，如此便產生了幾個疑慮：第一，如果詮釋者 可以合法地訴諸自己的範疇來回答，被詮釋者根據什麼範疇作出行為這個問 題，那麼我們沒有理由說，面對單一個詮釋對象時，詮釋者無法根據相同資源 回答相同問題，這意謂被詮釋對象無須多於一人；第二，我們如何能確定詮釋 者加諸於被詮釋者行為的範疇是被詮釋者本身所具有的範疇？詮釋者與詮釋者 之間似乎有可能具有不同範疇。第三，範疇既然是詮釋者施加於被詮釋者的行 為上以理解那些行為，那麼這裡總是存在著被詮釋對象的行為只是傾向性的行 為，這個疑慮不會因為多加入些被詮釋者而排除。除此之外，相當重要的是， 範疇歧義問題一開始對戴維森就不該是一個問題，這是因為戴維森拒斥徹底差 異的概念網落的可能性。 第三個詮釋輔以三角測量兩個理論。第一個理論是意向性超過傾向性，而 這個理論蘊含與詮釋相關的事物之間相似性判斷必須是從被詮釋者的角度作 出來的，亦即詮釋者眼中的相似性。這點事實上蘊含，被詮釋者具有錯誤的概 念。另一個想法是，被詮釋者必須感知到相似性。以這兩個理論為背景，我們 將三角測量理解為對以下想法的一個論證：某個生物除非與另一個生物針對共 同的對象進行互動，否則將缺乏足夠的必要規律性讓它去感知以產生一個歧出 的行動的概念。但是，這個解讀亦不能使得三角測量盡其功。為省篇幅，在此 不陳述我們的理由，評審者可見附件一。 雖然這些解讀都不能使得三角測量達到它的目的，但是，我們對它們的探 究仍顯現一些與解讀戴維森三角測量相關的要點。第一，如第一個解讀所強調 的，三角測量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是關於如何定位不同反應所共有的導因的 問題。我們可以合理地設想，共同導因這個概念在戴維森的三角測量和他關於 規範性的理論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第二點是意向性超過傾向性，特別是這點 所蘊含的這個要點：除非一個生物具有歸類事物的能力，否則它不能被詮釋為 一個具有意向性狀態的生物。這兩個觀察加上一些戴維森對意義的看法，我認 為將能讓我們構作一個脈絡，在這脈絡中三角測量將能說明意義的規範性和它 的社會面向。 在我說明我的提案之前，必須先說明兩點。第一，我將在一個戴維森對意
義的一般性看法下解讀三角測量。戴維森以三角測量所關心的主要問題是，意 義的什麼構成要素使得意義的規範面向成為可能？為什麼一個分享世界的語 言互動者，對於任何一個人之具有意向性是必要的？第二，明顯的，分類的能 力和具有錯誤的概念是相互依憑的。這使得我們得以將三角測量解讀成一個處 理一般性客觀性問題的方式。所謂一般性客觀性問題是，為何任何一個基本的 性念都有可能錯誤？更具體地說，三角測量將被理解為一個方法，去說明意義 的什麼構成要素使得一個人理解他的任何一個信念都有錯誤的可能。簡言之， 三角測量將被理解為回答以下問題的方式：意義的什麼構成要素，使得一個人 能理解他的任何信念都有錯誤的可能。這也就是說，三角測量是一個方法，讓 我們理解，為何錯誤的概念和其他相關的概念，如真理的概念，可以運用到我 們任何一個信念上。 如此一來，我們可以說，三角測量所關心的具體問題是，意義的什麼面向 使得一個孤立的生物，一個沒有任何其他處於同世界的生物與之中進行語言溝 通的生物，是不可能理解他的任何一個信念都有可能錯誤？ 關於內容，戴維森有一個著名的主張，他認為一個信念不會具有任何內容， 除非它內建於一個一般而言一致且融貫的信念網絡中。在這個想法中，一個人 如果是理性的，亦即具有任何意向性狀態，那麼他的信念彼此之間一般而言就 必須具有邏輯和認知的關係。這個限制是一個先驗的限制，因此任何一個信念 系統都大體上是一致而融貫的。此外，身為一種外部論者，戴維森也主張，我 們「最平常及最基本」(1983：317)的信念的內容與真實環境中導致那些信念的 事件彼此之間具有構成性的連結。這個外部論的想法加上上述關於語意整體論 的想法，對於信念產生一個構成的原則，它要求我們大部分的信念不僅彼此之 間大體為一致的，而且它們大體上皆為真的。語意整體論加上外部論，排除了 任何一個系統具有廣泛錯誤的可能性。這是一個有力的論證，而我要進一步宣 稱的是，正是由於這個原則，使得一個孤立的個體無法理解它的任何一個信念 都有錯誤的可能。 從一個孤立的信念系統之內來看，將無法產生以下這個理解，理解這個信 念系統內的任何一個信念都有錯誤的可能。這是因為，根據上述原則，任何一 個系統事實上都大體為真。從一個信念系統之內來看，一個信念只能從它是否 與同系統內的其他為數極多的信念相互一致，來判斷它是否為真，而那些為數 及多的信念的真是不能被質疑的。我們必須將我們大部分的信念毫不質疑的視 為真，這個一般性的事實顯示，從一個信念系統內部而言，我們將缺乏一個一 般性的根基作為對比，讓我們能說這系統中的任何一個信念都有錯誤的可能。 或許此時有人會認為，外在世界能從信念系統之外幫助我們解決難題。有 人或許會論證說，既然我們大部分的基本信念是導致於外在事件，這些事件的 堅實性質一但成為信念的導因，它們將持續決定我們基本信念乃至於衍生的信 念的真假。最後這點或許是真的，但是就算它是真的，它也不蘊含，外在世界
可以成為一個孤立的生物產生客觀性概念的一個一般性的對比基礎。這是因 為，外在世界可以扮演那個一班性的對比角色，只有當外在世界是從一個所謂 的上帝之眼的角度(God’s-eyes-view)被觀察，而這個觀點當然是戴維森所不允 許的。對戴維森而言，我們不可能獨立於我們自己的信念系統，以無涉信念的 方式描述世界，來產生形成客觀性概念的一般性對比基礎。我們所描述的只是 我們所相信的，我們只不過再度掉入我們適才所描述的處境中罷了。 這裡是社會性因素必須進入意義的地方。上述的討論迫使我們處在一個位 置上，讓我們只能說，信念之間一般性的對比基礎，只能存在於分屬不同信念 集合的信念之間。換言之，一個個體要能具有客觀性的一般概念，亦即理解他 的任何一個信念皆有錯誤的可能性，必須至少有一個不同的信念系統，讓他能 拿之與他自己的系統相比較。但是，那種對比只有在他能理解其他個體的言談 才是可能的。“We grasp the concept of truth [and the related concepts, such as the concept of error] only when we can communicate the contents - the propositional contents - of the shared experience, and this requires language.” (Davidson, 1997: 27) As early as 1975, Davidson has already said: (170)
We have the idea of belief only from the role of belief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for as a private attitude it is not intelligible except as an
adjustment to the public norm provided by language. It follows that a
creature must be a member of a speech community if it is to have the concept of a belief. And given the dependence of other attitudes on belief, we can say more generally that only a creature that can interpret speech can have the concept of a thought.”
要理解他人的言談，我們必須理解，那些言談與我們於類似處境種所作出 的言談，具有相同的主題。在語意外部論的基本想法下，要理解他人的言談與 我們的言談具有相同的主題，我們必須理解那些言談〈至少那些基本的言談〉 是導致於一些相同的事物。而要理解他人的某些言談語我們的某些言談具有相 同的導因，我們必須理解我們是處於一個人際之間的三角測量處境中。 現在應該很清楚了，並不是所有的三角測量皆有助於我們說明客觀性概念 的產生。只有那種有助於語言溝通者決定他們思想或言談的共同導因的三角測 量，才有助於說明客觀性概念的產生。人際之間的三角測量幫助語言溝通者將 他們的言談連結到外在世界中的相同面向上，而這些相同的面向成為他們溝通 的共同主題。很明顯的，共同導因和相同主題這個概念在戴維森對客觀性的說 明中，扮演關鍵角色。承認他人與你所談論的對象是相同對象，就算是以不同 的字詞來言說，同時也就承認他人處在一個可以反對你的言談的位置上。易言 之，每當你認為他人所談論的與你所談論的是相同事物的時候，你都至少隱含 的承認，在那個時候你相信為真都有可能事實上是假的。 一個徹底詮釋者一開始所能獲得的詮釋證據，僅僅是詮釋者所顯示出來的
傾向性反應。詮釋者當然能感知並判斷這些反應彼此之間的相似性關係，根據 這些判斷，他能說被詮釋對象的某些反應是正確的某些反應是錯誤的。然而， 當詮釋者理解只要那些反應彼此之間的相似性全然是根據他自己的相似性標準 作出的，他將會理解他的詮釋釋過度的，因為有可能那些反應不是概念性的反 應。我們的詮釋者必須將那些使得他能做出相似性判斷的能力讓渡給他的詮釋 對象，而無論這個讓度所需的條件是什麼，我們至少清楚的是，要使的詮釋持 續進行，詮釋者必須一開始就預設，如果他的詮釋對象具有任何意向性狀態， 它就必須具有感知何判斷相似性的能力。 此外，藉由反省意義的基本性質，我們的詮釋者也應瞭解以下關於詮釋的 事實。一個生物具有客觀性的一般性概念時，它必須理解它所具有的任何一個 信念都有錯誤的可能，而如果它從未與其他生物進行溝通，它將不能產生那樣 的理解。它必須至少與另一個生物進行過語言溝通，至少必須存在著另一個生 物以不同於它的方式擇出相同的對象作為溝通的共同主題，它才能理解它任一 個信念都有錯誤的可能。而對外部論者而言，說兩個信念關於相同事物，等於 說它們可靠地導致於類似的對象，而一個個體要知曉另一個個體同它一樣針對 相同的對象作出反應，它必須能做出如戴維森所描述的那種三角測量。事實上， 如戴維森所言，那個個體必須能從那第二人、對象何他自己之間的那三角聯繫 中獲得「認知的利益」(cognitive advantage)。獲得那樣的「認知的利益」是理 解它與它的語言溝通者談論的是相同的對象，而那樣的理解涉及了另一個理 解，亦即，理解它的任一個信念皆有錯誤的可能。因此，我們的詮釋者最後理 解了，他的詮釋具有一個不可避免的預設，他的詮釋對象必須最少包含兩個進 行語言溝通的生物。 當然，要能從對三角測量獲得「認知的利益」，或甚至要能進行語言溝通， 或甚至要能三角測定自己的和溝通者的言談的共同導因，已經預設了具有概念 的 能 力 。 戴 維 森 的 說 明 的 確 如 他 自 己 所 言 存 在 著 循 環 的 問 題 (“move in a circle”)。但是，循環的問題所必定阻礙的是化約的企圖，它不一定對戴維森造 成傷害，因為戴維森相信，理解哲學基礎想法的唯一方法，或許只能透過將基 本概念之間的連結顯示出來。 在我們對戴維森關於客觀性想法的說明中，意義的規範性和社會性因素的 必要性，事實上是獨立於三角測量以一個先驗的方式從意義的性質導出來的， 但是，我們必須透過三角測量，才得以理解那社會性因素如何具體成為意義規 範 性 的 構 成 要 素 。 此 外 ， 我 們 的 解 讀 ， 並 不 預 設 語 意 的 外 部 論 (semantic externalism)，事實上它可以說提供了語意外部論一個獨立的說明基礎。這一點 將是相當有趣的，因為訴諸語意外部論來說明語言的客觀性，難免被攻擊為丐 題之舉。 《思想、語言、社會、世界 – 戴維森的詮釋理論》一書第四、第五及第六 章則分別討論三角測量在關於自我心靈的知識、關於外在世界的知識和關於他心
的知識上的蘊含。 在第四章中，我們將戴維森的不確定說和自我知識這兩個想法彼此之間的一 個表面衝突做為討論的背景，這麼做一方面是因為，第一人身權威問題是自我知 識問題的一部份，另一方面是因為，不確定說是戴維森所贊成的一個重要哲學主 張，而戴維森也贊成自我知識，因而說明他如何銷解不確定說和自我知識彼此之 間的表面衝突，本身就是一個有價值的工作。瞭解三角測量，將使得我們更清楚 戴維森對自我知識的看法，也讓我們更清楚知道為戴維森認為他的不確定說和自 我知識的兩種看法之間並沒有不一致的地方。 第五章則討論戴維森如何處理關於外在世界知識的懷疑論。我們分別討論戴 維森的三種處理方式： (1) 認知的中介物不能達成它們作為信念證成基礎的角色。 (2) 認知的中介物根本不存在，我們的心靈是直接接觸世界。 (3) 只要我們有心靈，我們就對外在世界具有知識；真實理解心靈的構成，將讓 我們有好理由相信，我們對外在世界的信念大體為真。 前兩種方式雖然非常有趣，也最為人所熟知，但是第三種方式是最徹底的處理方 式，而用以支持它的正是戴維森的三角測量。 第六章主要透過討論戴維森對「一個徹底不同的概念網絡」(a radically different conceptual scheme)這個概念的駁斥，來說明戴維森如何駁斥關於他心的 懷疑論。我們採取這個策略的原因有三個。第一，一個徹底不同的概念網絡可以 被理解為一個不可被理解的他人心靈，因此以前者替代後者作為討論標的是切題 的。第二，戴維森對「一個徹底不同的概念網絡」的駁斥和相關主張，在哲學史 的發展上和在戴維森哲學內部中都扮演重要的角色。第三，如本章最後將指出 的，戴維森對「一個徹底不同的概念網絡」的駁斥明顯的呈現出，三角測量是戴 維森在關於他心知識的議題上最根本的想法。 計劃成果及進度自評 本人《思想、語言、社會、世界 – 戴維森的詮釋理論》一書給予本研究所欲處 理的相當實質且全面的回答，並對戴維森相關哲學思想有實質的新發現。本研 究計劃書提及，本人將於三年計劃完成時，將研究成果集結成書，書名暫定為 『三角測量戴維森的客觀性、真理和意義概念』。此書現已完成。整體而言，本 研究達成甚至超過原計劃預期進度。
參考文獻
Alston, W.P. (1986). Quine on Meaning. L. Hahn & P. Schilpp (Eds.), The Philosophy
of W. V. Quine. La Salle, Ill.: Open Court, 49-72.
Bilgrami, A. (1992). Belief and Meaning. Cambridge, MA: Blackwell.
Brandom, R.B. (1994). Making It Explicit: Reasoning, Representing, and Discursive Commit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urge, T. (1979). Individualism and the Mental. P.A. French, T.E. Uhling Jr. & H.K. Wettstein (Eds.),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4: Studies in Metaphys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Press, 73-121.
(1982a). Other Bodies. A. Woodfield (Ed.), Thought and Objec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97-120.
(1982b). Two Thought Experiments Reviewed. Notre Dame Journal of Formal
Logic, 23, 284-93.
(1986a). Individualism and Psychology. Philosophical Review, 95, 3-46. (1986b). Cartesian Error and the Objectivity of Perception. P. Pettit & J.
McDowell (Eds.), Subject, Thought and Contex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17-36.
(1986c). Intellectual Norm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Mind. Journal of
Philosophy, 83, 697-720.
(1988). Individualism and Self-Knowledge. Journal of Philosophy, 85, 649-65. (1989a). Wherein is Language Social. A. George (Ed.), Reflections on Chomsk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75-91.
(1989b). Individualism and Causation in Psychology, 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70, 303-22.
Carruthers, P. (1996) Language, Thought and Consciousness: An Essay in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ild, W. (2001). Triangulation: Davidson, Realism and Natural Kinds. Dialectica, V.55, N. 1, 29-49.
Dennett, D. (1996). Kinds of Mind. New York: Basic Book. UK: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Davidson, D. (1975). Thought and Talk. S. Guttenplan (Ed.), Mind and Language. Clarendon Press, 7-23. Reprinted in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D. David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pp. . Page numbers cited refer to the last book.
(1977). The Method of Truth in Metaphysics. P.A. French, T.E. Uehling Tr, & H.K. Wettstein (Eds.),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2: Studies in the
(1980). 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2a). Rational Animals, Dialectica, 36, 317-27. Reprinted in Actions and
Events: Perspectives on the Philosophy of Donald Davidson. E. Lepore & B.
McLaughlin (Eds.), 1985, Blackwell, 473-81. Page numbers cited refer to the first book.
(1982b). Paradoxes of Irrationality. R. Wollheim & J. Hopkins (Eds.),
Philosophical Essays on Freu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89-308.
(1982c). Expressing Evaluation. The Lindley Lecture, published as monograph, Lawrence, Kansas: University of Kansas, 1984.
(1983). A Coherence Theory of Truth and Knowledge. D. Henrich (Ed.), Kant
oder Hegel. Klett-Cotta Stuttgart, 423-38. Reprinted in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Philosophy of Donald Davidson, E.
LePore (Ed.), Blackwell, 1986, 307-19. Page numbers cited refer to the last book.
(1984a).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IT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b). Belief and the Basis of Meaning. ITI, 141-54.
(1984c). On the Very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 ITI, 183-98. (1984d). Radical Interpretation. ITI, 125-40.
(1984e). Semantics for Natural Languages. ITI, 55-64. (1984f). The Inscrutability of Reference. ITI, 227-242. (1984g). The Method of Truth in Metaphysics. ITI, 199-214. (1984h). Truth and Meaning. ITI, 17-34.
(1984i). On Saying That. ITI, 93-108.
(1984j). Reality without Reference. ITI, 215-26. (1984k). First Person Authority. Dialectica, 38, 101-11.
(1985a). Deception and Division. E. LePore & B.P. McLaughlin (Eds.), Actions
and Events: Perspectives on The Philosophy of Donald Davids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38-48.
(1985b). Incoherence and Irrationality. Dialectica, 39, 345-54.
(1985c). A New Basis for Decision Theory. Theory and Decision, 18, 87-98. (1986a). A Nice Derangement of Epitaphs. E. LePore (Ed.),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Philosophy of Donald Davids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433-46.
(1986b). Empirical Content. E. LePore (Ed.),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Philosophy of Donald Davids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320-32.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61, 441-58.
(1987b) Afterthoughts, 1987. (appended to “A Coherence Theory of Truth and Knowledge”). A.R. Malachowski (Ed.), Reading Ror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34-38.
(1989a). The Myth of the Subjective. M. Krausz (Ed.), Relativism:
Interpretation and Confron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59-72.
(1989b). The Conditions of Thought. Le Cahier du 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Éditions Osiris, Paris, 165-171. Reprinted in The Mind of Donald Davidson, J. Brandl & W.L. Gombocz (Eds.), Editions Rodopi
(GrazerPhilosopiche Studien Band 36), 193-200. Page numbers cited refer to the last book.
(1989c). What is Present to Mind. J. Brandl & W.L. Gombocz (Eds.),The Mind
of Donald Davidson. Grazer Philosophische Studien, 36, Amsterdam:
Rodopi, 3-18.
(1990a).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Truth. Journal of Philosophy, 87, 279-328.
(1990b). Meaning, Truth and Evidence. R. Barrett & R.F. Gibson (Eds.),
Perspectives on Quin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40-64.
(1990c). Repres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K.A. Mohyeldin, W.H. Newton-Smit, R. Viale, & K.V. Wilkes (Eds.), Modeling the Mi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3-26.
(1991a). Epistemology Externalized. Dialectica, 45, 199-202.
(1991b). Three Varieties of Knowledge. P.A. Griffiths (Ed.), A.J. Ayer:
Memorial Essays. 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upplement: 30.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3-66.
(1991c). Subjective, Intersubjective, Objective. Merkur, 512, 999-1041. (in German, trans. by J. Schult.) Reprinted in Current Issues in Idealism, Coates, P. & Hutto, D.D, Bristol (Eds.). The Thoemmes Press, 1996, 55-77.
(1992). The Second Person. P.A. French, T.E. Uehling jr. & H.K. Wettstein (Eds.),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Vol XVII,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56-67.
(1993). Replies to seventeen essays. R. Stoecker (Ed.), Reflecting Davidson:
Donald Davidson Responding to an International Forum of Philosophers.
de Gruyter, Berlin.
(1994a). Radical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ed. J.E. Tomberlin (E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3: Philosophy of Mind and Action Theory. Altascadero,
(1994b). The Social Aspect of Language. B. McGuinness (Ed.), The Philosophy
of Michael Dummett. Dordrecht: Kluwer.1994, 1-16.
(1997). Seeing Through Language. J. Preston (Ed.), Thought and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27. (Proceedings of the 1996 Conference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2001a). Externalisms. P. Kototko, P. Pagin, & G. Segal (Eds.), Interpreting
Davidson. Standford, California: CSLI Publications.
(2001b). Subjective, Intersubjective, Obj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The Conditions of Thought.
Davies, M. (1992). Anty’s own argument for the language of thought. J. Ezquerro & J. Larrazabel (Eds.), Cognition, Semantics and Philosophy. Dorsrecht: Kluwer Academic press, 235-71.
Dretske, F.I. (1981). Knowledge and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Dummett, M. (1973). Freg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NY: Harper & Row. (1976). What Is a theory of Meaning? (II). G. Evans & J. McDowell (Eds.),
Truth and Meaning: Essays in Seman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7-137.
(1978). Truth and Other Enigmas. London: Duckworth.
(1991). The Logical Basis of Metaphysics.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The Seas of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ennell, J. (2000). Davidson on Meaning Normativity: Public or Social.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V. 8, No. 2, 139-153.
Fodor, J. (1978). Propositional attitudes. Reprinted in RePresentations, J. Fodor, Hossocks: Harvester Press, 1981.
Grice, H.P. (1969). Utterer’s Meaning and Intentions. Philosophical Review, 77, 147-177.
(1989).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llis, M. (1970). The Limits of Irrationality. B.R. Wilson (Ed.), Rationality. Oxford: Basil Balckwell, 214-20.
Kripke, S. (1982). Wittgenstein on Rules and Private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ears, D. (1987). The False Prison. Vol 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Locke, J. (1690).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McDowell, J. (1984). Wittgenstein on Following a Rule. Synthese 58, 325-363. ---- (1994). Mind and the Worl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lpas, J.E. (1992). Donald Davidson and the Mirror of Meaning – Holism, truth,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Quine, W. V. (1953).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vised edition: 1961.
(1960). Word and Object.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69). 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 Essays.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Facts of the Matter. R. Shahan (Ed.), American Philosophy from
Edwards to Quin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176-96.
(1986). Reply to William P. Alston. L.E. Hahn, & P.A. Schilpp (Eds.), The
Philosophy of W. V. Quine. La Salle, Ill.: Open Court, 73-5.
(1987).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Again. Journal of Philosophy, 84, 5-10. (1987a). Knowing One’s Own Mind. 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l Association, 61, 441-58.
(1990a). Comment on Føllesdal. R.b. Barrett & R.F. Gibson (Eds.),
Perspectives on Quin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10.
(1990b). Comment on Parsons. R.b. Barrett & R.F. Gibson (Eds.), Perspectives
on Quin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291-3.
(1996). Progress on Tow Fronts. Journal of Philosophy, 93, No. 4. Rosenberg, J.F. (1974).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 Dordrecht: D. Reidel. Rosenthal, D. (1993). Higher-order thoughts and the appendage theory of
consciousness.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Vol. 6, No. 2. Russell, B. (1921). The Analysis of Mind. London: Allen and Unwin.
Saarinen, E. (1985). Davidson and Sartre. LePore, E. & McLaughlin, B.P. (Eds.),
Actions and Events: Perspectives on The Philosophy of Donald Davids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459-72.
Sartre, J-P. (1969). Being and Nothingness. E. Hazle (Tran.), London: Methuen. Searle, J. (1983). Intention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Indeterminacy, Empiricism, and First Perso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87, 123-46.
(1992). The Rediscovery of Mind.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Stalnaker, R. (1984). Inquir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Stampe, D. (1977). Toward a Causal Theory of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 P.A. French, T.E. Uehling & H.K. Wettstein (Eds.),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9,
42-63.
Stroud, B. (1995). Quine on Exile and Acquienscence. Leonardi, P. & Santambrogio, M. (Eds.), On Qu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7-52.
Talmage, C.J.L. (1997). Linguistic & Philosophy. 20: 139-145.
Tarski, A. (1949). 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 H. Feigl & W. Sellars (Eds.),
Readings in Philosophical Analysis. New York: Appleton-Centry-Crofts.
52-84.
(1956). The Concept of Truth in Formalized Languages. Logic, Semantics and
Metamathemat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52-278.
(1967). Truth and Proof. Scientific American, 220, 63-77.
Yalowitz, S. (1999). Davidson’s Social Externalism. Philosophia, 27, 1-2, 99-136. Verheggen, C. (1997). Davidson’s Second Perso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47:
361-69.
Wilson, N. (1959). Substances without Substrata. Review of Metaphysics, 12, 521-39. Wittgenstein, L. (1921).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London: Routledge.
(1958).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in German, trans. by G.E.M. Anscombe) Oxford: Blackwe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