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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eeism in Workplace: Constructing a Cross-cultur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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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yea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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躹躬盡瘁?勉強出勤之跨文化理論模式建構

林惠彥

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

陸洛

國立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暨商學研究所

摘要

「勉強出勤」(presenteeism)係描述儘管身體疾病造成不適,或長時間工作造成疲倦,工作者 仍出勤或持續工作的行為。本文以勉強出勤的發軔為起點,將發展階段分為漠視期與萌芽期,及至 目前的初步探索階段。我們回顧學者對勉強出勤的定義與測量,彙整實徵研究以窺探勉強出勤的前 因與後果。勉強出勤現有的文獻數量不多且來自不同領域,主要為醫療、護理與心理健康等,少有 學者從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的觀點來進行相關研究。在綜觀文獻後,本文針對西方研究進行反思與 批判,認為其主要有三大缺陷:定義混淆、缺乏測量工具、及缺乏統整性的理論架構。本文最後提 出了未來可能的研究發展方向與建議,包含研究方法的突破與多元觀點的整合,並以華人文化脈絡 為視框,審視在重視關係與追求人際和諧的文化薰陶下,華人對勤勉敬業的讚許,對工作者勉強出 勤行為的影響,據此建議未來研究方向與本土管理意涵,希冀有助勉強出勤研究在台灣的開展與深 化。 關鍵詞:勉強出勤、職場健康、工作態度、工作行為 投稿日期:2013 年 2 月 25 日;接受日期:2013 年 8 月 8 日 通訊作者:陸洛(國立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通訊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通訊電話:(02)33669657 E-mail: luolu@ntu.edu.tw DOI: 10.6147/JHRM.2013.13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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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eeism in Workplace:

Constructing a Cross-cultural Framework

Hui Yen Lin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uo Lu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climate of global economic depression, presenteeism, the opposite of absenteeism, is becoming more prevalent in the workplace. Although some definitional confusion persists, the most recent scholarly conception of presenteeism involves showing up for work when one is ill.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view the presenteeism literature and to trace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presenteeism research. Based on existing empirical research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such as medical, nursing and health psychology fields, we delineated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presenteeism. We also identified some challenges and limitations in this research area, including confusions in definition, lack of reliable scales and adequat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Finally, we proposed several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including integrating differ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methodologies. Moreover, we focused on the future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on presenteeism in Taiwan to delineate its cultural relevance. It is hoped that the continuous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anagement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presenteeism would help to build a healthy work environment.

Keywords: presenteeism, employees’ health, work attitudes, work behaviors

Received Date: February 25, 2013; Accepted Date: August 8, 2013

Corresponding Author: Luo Lu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ddress: No.1, Sec. 4, Roosevelt Rd., Da’an Dist., Taipei 106, Taiwan R.O.C.

Tel: +886-2-33669657 E-mail: luolu@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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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近年來,經濟的快速發展,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促使產業結構與工作型態產生了根本性的變 化,知識工作者逐漸取代勞動密集的藍領勞工,成為人力市場的主流,企業面臨的管理議題之複雜 度已非同日可語。此外,全球性的經濟蕭條與金融危機,致使企業間競爭更加嚴峻,促使組織無不 積極展開精簡(downsizing)或重整(re-engineering),企圖以較少的人力完成更多的工作(do more with less),促成長時間工作文化(long-hour working culture)的興起,在人力配置吃緊下,進而影 響工作者的工作態度與行為。基於上述經濟、社會與企業氛圍之驟變,員工的工作不安全感逐漸升 高,遂而誕生的獨特行為模式  「勉強出勤」(presenteeism)(Cooper, 1996)。勉強出勤一詞相 對於既有組織管理的文獻,可視為「缺席」(absenteeism)的相關概念,係描述儘管因身體疾病造 成不適,或長時間工作造成疲倦,工作者仍持續出席工作的行為。西方學者透過對管理實務的觀察 而注意到工作者的勉強出勤,推論勉強出勤極可能對於個人及組織,乃至整個社會造成重大的影響, 不僅影響個人身心健康,亦會衝擊組織整體生產力(Burton, Chen, Conti, Schultz, & Edington, 2006; Hemp, 2004; Johns, 2012),此外,組織亦可能隨之付出高額的成本,例如員工健康醫療保險費用, 進而造成社會與國家整體的人力資本與經濟發展的損失(Middaugh, 2006)。有鑑於此,學術研究應 積極投入更多的關注,以提升對勉強出勤的理解,進而作為管理實務的規劃之學理基礎與參考圭臬。 勉強出勤的實徵研究多半集中在歐美國家(如英國、荷蘭、瑞典與美國),這些西方國家對勞 工健康與福利相當關注,其研究焦點為勉強出勤對職場健康的負面影響。然而,台灣企業的長時間 工作文化在近年經濟不景氣下更加盛行,職場普遍存在超時加班與責任制的工作要求,促使台灣的 工作者極可能表現更頻繁的勉強出勤行為,依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在2003 年的調查報告指出, 台灣人平均一年工作時數是二千二百八十二小時,為全球排名第一。勞委會與行政院主計總處的統 計資料亦顯示:2013年1月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每人月平均工時為185.1小時,較上月增加6.1小時; 若與去年同期比較,亦增加32.6 小時(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13)。由此可見,台灣工作者的工作 時數負荷著實沉重。綜上所述,足可見台灣工作者超時工作之普遍,且工作時數亦有持續增加之趨 勢。由於經濟不景氣造成台灣失業率居高不下,再加上長時間的工作文化,工作者更可能超時投入 工作。即使工作者感到不適或疲勞,仍出席工作或在既定工作時間外持續留在工作岡位。更有甚者, 近年來台灣勞工過勞死事件層出不窮,長時間工作對工作者造成的身心健康衝擊不可小覷,更對國 家整體勞動力造成重大損失(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13)。在強調勤奮工作,工作超時的 華人社會中,勉強出勤議題具有相當高的理論與管理意涵,是一個新穎且具有實用性的議題。故, 在台灣進行勉強出勤研究不僅有其必要,更能貼近管理實務需求。具體而言,本文旨在對勉強出勤 研究進行回顧與前瞻,在回顧部分,將以勉強出勤的概念發展與定義為起點,剖析現有西方研究取 向與實徵研究發現。在前瞻部分,則是對西方研究的反思為基礎,以華人的文化脈絡為視框,探討 在集體主義與儒家文化薰陶下,華人工作者重視關係主義與人際和諧,強調敬業的工作價值觀對勉 強出勤的影響,據此提出勉強出勤研究的未來展望與發展方向,並探討其在人力資源管理實務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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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意涵,以供有志投入之學者與管理實務者參考。

勉強出勤的發韌

經濟與技術的發展,必然會對產業與勞動力造成影響,隨著工業革命與資訊時代的來臨,經濟 主體從製造業轉型為服務業,當社會結構、生產方式、及工作本質發生改變時,管理學術的關注焦 點亦隨之轉變。早期組織學者以勞力密集的工廠生產線為主要研究場域,旨在提升員工生產力,相 對地重視員工出席管理;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知識工作者與服務業的蓬勃興起,組織學者開始關 注到另一種特殊的工作行為「勉強出勤」,故我們將勉強出勤的發展切分為兩個階段,漠視期與萌 芽期,漠視期係指自工業革命後,組織管理學者偏重於缺勤研究,而完全忽略了勉強出勤的可能; 萌芽期則指自90 年代起歐陸與美國學者陸續從職場健康、工作壓力與生產力損失的脈絡來切入,勉 強出勤的議題與其影響開始受到重視。以下茲分階段針對勉強出勤的概念發展逐一介紹。

漠視期:工業革命―生產力與出席管理

相較於勉強出勤,員工缺席行為的研究在組織行為領域中起源相當早,可追溯至工業革命時期, 當時經濟主體以製造業與工廠生產作業為主,員工缺席行為對於勞力密集產業影響甚鉅,促使諸多 學者相繼投入探討缺席行為與生產力之關聯,企圖確立員工缺席行為的前因與後果,進而管理並降 低缺席行為及其負面影響之衝擊(Fox & Scott, 1943; Schenet, 1945)。以生產線員工為研究對象的研 究顯示,員工缺席行為對生產力有立即的影響,只要員工一缺席,生產效率必然降低,更甚者亦會 影響企業組織的整體效能(Bycio, 1992)。這樣的前提假設立基於生產線的工作模式,每一位工作 者在生產流程中各司其職,當任一位員工缺席時,必然會對生產流程造成衝擊,管理者必須適度地 調動人力,方能彌補或降低員工缺席對生產效能的影響。在這樣的管理思維主導下,出席工作似乎 與生產力畫上了等號,簡言之,管理者假定員工出席工作就能對生產力產生正面助益,工作者的生 理與情緒因素卻遭到忽略。此時期組織管理的關注焦點偏重於如何減低員工的缺席行為,員工抱病 出席或在工作時感到不適仍繼續工作的現象,均未能在這個時期引起實務界與學者的關注。

萌芽期:經濟蕭條―工作不安全與勉強出勤

自90 年代起,隨著資訊革命與網際網路的興起,服務業逐漸取代製造業成為經濟發展的主體, 經濟局勢進入快速變化的階段,無論是整體景氣循環或產業結構,其變化速度與幅度前所未見。全 球性的景氣衰退,再加上一波波的金融危機,在經濟蕭條的嚴峻挑戰下,企業不得不致力於組織結 構變革,希望降低成本並增加彈性。多數組織採取精簡人力的方式來應對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人 力配置吃緊促使長時間工作文化盛行,導致員工超時工作過於疲勞而使得生產力降低。另一方面肇 因於總體經濟蕭條,工作者只好選擇過度工作,因畏懼遭到解雇,即便身體感到不適仍出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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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應經濟環境變化與組織結構變革,在工作壓力與失業率大增的威脅下,員工的勉強出勤行為 遂成為一個普遍的新興現象。2000 年起,陸續有不少西方學者(如英國、荷蘭、瑞典與美國學者) 開始關注勉強出勤,這些西方國家對於勞工健康與福利相當關注,其研究焦點在於降低勉強出勤對 職場健康的衝擊。Aronsson, Gustafsson 與 Dallner(2000)率先以瑞典勞動人口為研究對象,大規模 抽取3,801 位工作者,結果發現,無論職業種類,每三人中就有一位工作者表示曾有過勉強出勤行 為,他們認為由於組織精簡致使人力配置吃緊,導致工作者即便在身體不適的狀況下,仍不得不出 席工作。尤以服務提供型的勞工出現勉強出勤行為的比例最高,包含醫療護理人員與教師。然而, 勉強出勤所造成的影響短期是隱而未見的,難以立即被察覺,但長期卻可能造成組織無法忽視的生 產力與成本之龐大損失(Burton et al., 2006; Hemp, 2004; Middaugh, 2006)。Robert Half International Survey 測量工作者主觀知覺的生產力降低,透過工時與產值的金額進行轉換計算,間接地估算出因 勉強出勤所造成的成本損失,結果顯示80% 的工作者承認經常有勉強出勤的行為,預估全美國由 於工作者的勉強出勤所造成之生產力損失,每年可能高達15,000 億美金,是缺席行為所造成損失金 額的7 倍之多(Willingham, 2008)。除了企業可能蒙受高額損失外,近期亦有研究顯示,勉強出勤 行為對員工本身也會造成影響,包含健康問題、工作壓力與人際關係疏離等(Demerouti et al., 2009; Fritz & Sonnentag, 2005; Schaufeli & Enzman, 1998)。由此可知,勉強出勤的影響絕不亞於缺席,有 賴更多後續研究投入以建構並累積更深入的理解,進而協助組織因應與管理勉強出勤,以降低勉強 出勤對組織與個人的負面影響。在此階段,勉強出勤的概念逐漸萌芽,陸續有零星的概念探討論文 與實徵研究,但迄今仍缺乏整合性的概念架構與相關理論基礎,仍處於初步探索發展的階段。

勉強出勤的定義

科學研究向來很少針對一個概念的反面去定義和探討,似乎是不假思索直覺地認為相反概念 即是同理類推的應用。儘管在邏輯思考上使用類推可能是合理的方式,但在現實生活中,卻很難 確認相反概念是否就是反向的作用效果。在員工缺席的研究領域中,勉強出勤一詞源自「缺勤」 (absenteeism)的概念,是缺勤之反義。然學者對勉強出勤的用詞(terminology)仍未有共識, sickness presence(Vingard, Alexanderson, & Norlund, 2004)、sickness attendance(Johansson & Lundberg, 2004)、impaired presenteeism(Turpin et al., 2004) 與 reduced presenteeism(Koopman et al., 2002)等都是學者們用來描述勉強出勤的字彙。這樣的用詞不一致亦與勉強出勤的定義仍不明確 有關。Johns(2010)回顧了勉強出勤的發展,認為勉強出勤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兩派:一是以美國學 者為主力,他們關注勉強出勤所引發的經濟損失,例如對企業生產力與績效的衝擊,並企圖降低因 勉強出勤造成企業高額的員工健康保險支出;而歐陸學者則從職業健康的觀點介入,聚焦於勉強出 勤與身心健康、職業倦怠等關聯,以提升職場健康為目的。勉強出勤的定義遂因學者的關注焦點不 同,而產生分歧,美國學者採取經濟學觀點的定義圍繞在因健康問題而導致生產力降低(Turpin et al.),他們關注的重心在個人或組織生產效能。順應著對生產力的關注,採取此派觀點的學者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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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使用的測量工具多關注勉強出勤行為與生產力之關聯,強調員工健康問題對生產力的影響,例 如「史丹佛勉強出勤量表」(Stanford Presenteeism Scale)。

Johns(2010)回顧了學者們對勉強出勤的定義後,將其分為三種觀點:一為源自於缺勤研究的 脈絡,從傳統人事管理的角度將勉強出勤定義為缺勤的反面,甚至隱含員工展現完美出勤(exhibiting excellent attendance)的意涵(Stolz, 1993);第二種定義觀點則是著重於員工健康問題引起的行 為,如Aronsson 等人(2000)將勉強出勤定義為員工自覺不適應該請病假,卻仍出勤工作;第三種 觀點則是強調員工健康對工作後果的負面衝擊,將勉強出勤定義為因員工生理不適對生產力的影響 (Turpin et al., 2004)。Johns(2010)認為僅採用缺席的反義來定義勉強出勤過於狹隘,且缺勤的 反面並不能完整陳述勉強出勤的行為本質。此外,Johns 也認為在嚴謹的實徵研究,在測量構面時必 須區分行為內涵和行為後果,方能釐清不同概念間的因果關係。其後,學者大多沿用Aronsson 等人 (2000)的定義與 Johns 的主張,在定義與測量上關注員工抱病出勤的行為本身。儘管在組織行為 領域中,確實有構念是同時納入行為與行為意圖的可能之後果來界定其內涵,例如,Organ(1988) 將「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CB)定義為:是一種組織角色規定外的 行為,是無條件、非直接或非明顯的被組織所獎酬,且能有效促進組織功能的行為。其中「能有效 促進組織功能」即涵蓋了行為的可能後果。然在測量上,多數組織公民行為量表仍聚焦於行為表徵 本身,避免在測量上同時包含行為與行為後果的混淆。例如Farth, Earley 與 Lin(1997)發展的組 織公民行為量表,問項如:「我上班時經常提早到達,並著手處理公務」、「我樂意協助同仁解決 工作上的困難」與「我會努力維護公司形象,並積極參與相關活動」。故我們在概念定義上也遵循 Johns 的主張,採用行為本身來精確地界定勉強出勤的概念,聚焦於員工感到不適,卻仍就出勤工作 (sickness presenteeism)的行為表徵。我們在後續對測量工具的探討也緊扣著對行為本身的量測, 避免同時混淆行為和行為後果的描述,並建議後續研究延續對勉強出勤行為與行為後果的關注,從 職場健康與組織管理的視框來窺探勉強出勤對員工個人與工作的影響。 現有的實徵研究以歐洲學者的研究為數較多,研究情境多聚焦於人力吃緊的醫療護理領域,關 注的焦點則是偏向與生理疾病不適相關的勉強出勤行為,這是由於醫療護理人員的工作負荷量大、 工作時間長,人力短缺且工作的可替代性低,迄今累積的實徵研究結果也確實顯示,醫療護理人員 普遍存在勉強出勤行為(Demerouti, Blanc, Bakker, Schaufeli, & Hox, 2009),且發現身體微恙仍出 席的行為會導致生產力下降與個人心理健康問題,包含沮喪、憂鬱、倦怠等(Demerouti et al., 2009; Fritz & Sonnentag, 2005; Whitehouse, 2005)。如前所述,也有學者延續缺勤研究的脈絡,認為勉強出 勤視為缺勤的反面,係指員工從不缺勤工作,展現出「積極出勤」的正向行為,且有助於工作目標 的達成(洪贊凱、陳維倫,2011)。然僅就行為表現本身,我們並無法推敲確認該行為的意圖是積 極或消極,唯有探詢個體的動機方可明瞭工作者為何會展現這樣的行為。Johns(2010)也指出不同 的動機可能會影響勉強出勤行為對生產力之影響,不應將勉強出勤與生產力的負向關聯視為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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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研究應細究工作者的行為動機,以了解是否存在不同的動機、行為與行為後果的關聯。再者, 行為本身與行為後果之關聯可能存在多種形式,如一因多果或多因一果,我們應採取更嚴謹的方式 來界定純粹的勉強出勤行為。故我們建議後續研究應將動機、行為與行為後果等不同概念切分,以 清楚區隔不同概念意涵,避免在概念的操作與測量上產生混淆。綜合上述,顯見學者們對勉強出勤 的定義仍缺乏共識,且在概念上多所混淆,這樣的混淆也侷限了勉強出勤的測量,致使勉強出勤研 究產生諸多限制有待突破。

勉強出勤的測量

勉強出勤的概念甫發展不過數十年,先前學者測量勉強出勤的操作均侷限於單一題項的測量方 式,關注由疾病引起生理不適者的勉強出勤。在概念發展初期,由於測量工具尚未成熟,初期由公 共衛生與職場健康領域切入的學者在測量上採用單題量測,由受試者採回憶式填答,例如Aronsson 等人(2000)首先進行了大規模跨產業與職業的瑞典勞動人口調查,他們使用單一題項測量勉強出 勤,詢問受試者在過去的12 個月間,是否曾經發生應該使用病假,卻仍出席工作的行為。回答的選 項為四點量尺,1 表示從未發生,2 表示發生過 1 次,3 表示發生過 2 ~ 5 次,4 則代表超過 5 次以上。 在變項處理上,則採取二分變數譯碼,使用0 與 1 轉換,0 表示從未發生勉強出勤行為,選擇 2 ~ 5 則不論行為頻率的多寡皆譯碼為1,表示曾經發生勉強出勤行為,後續亦有學者沿用這樣的變數處 理方式(例如:Demerouti et al., 2009),導致在後續的統計分析上有其侷限性。其後,亦有學者延 續缺勤研究的操作化策略,採用勉強出勤的天數來測量其行為(Caverley, Cunningham, & MacGregor, 2007),即讓受試者回想一定期間內的勉強出勤天數。在國內相關研究方面,目前僅有一篇已發表 的研究將勉強出勤譯為「積極出勤」,延續將勉強出勤視為缺勤的反面,將之定義為無視健康問 題,員工仍展現優秀的出勤紀錄。他們不直接測量員工出勤的行為,而是由員工來評估對積極出席 的態度與認知,並與工作後果相連結(洪贊凱、陳維倫,2011)。他們採用了「史丹佛勉強出勤量 表」作為測量工具,將勉強出勤侷限於行為者的積極動機。其問項如「儘管我有健康問題,但我還 是能夠完成工作中的困難任務」、「在工作中,儘管我有健康問題,但我仍能專注完成我的目標」 (Koopman et al., 2002)。同前所述美國學者採取經濟學與生產力觀點(Turpin et al., 2004),他們 關注的重心在個人或組織生產效能。順應著對生產力的關注,採取此派觀點的學者所發展和使用的 測量工具多關注勉強出勤行為與生產力之關聯,強調員工健康問題對生產力的影響。 而歐陸學者則將焦點緊扣於員工在身體微恙仍然出席工作的行為及其對員工身心健康之影響, 例如Aronsson 等人(2000)將之定義為「儘管生病,員工仍選擇出席工作,而不請病假或缺席」(第 504 頁),在測量上則由受試者回想一定期間內的行為頻率,例如 Aronsson 等學者使用單題詢問受 試者「在過去的12 個月間,是否曾經發生應該使用病假,卻仍出席工作的行為」(Aronsson et al., 2000)。英國學者 Cooper(1996)則從經濟與產業發展對組織的衝擊來探討勉強出勤,認為員工在 面對不景氣的外部衝擊下,員工因懼怕失去工作而不敢使用病假,是故Cooper 將勉強出勤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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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因為身體疾病造成不適,或長時間工作造成疲倦,工作者仍持續出席工作,導致無生產力或低 生產力的現象。 是故,我們依循Johns(2012)的回顧性評論,認為勉強出勤的概念不應侷限於缺勤的反面,在 測量時必須避免混淆行為與生產力這兩個不同的構面,應採取直接量測員工抱病出席的行為頻率, 以避免概念意涵與測量工作間產生斷裂。綜上所述,勉強出勤的測量應依循其核心概念與定義,聚 焦於行為本身的頻率,以確保測量的信、效度,如此更有助於累積實徵研究來釐清其前因與後果之 關聯。

勉強出勤的前因與後果

囿於勉強出勤的定義與測量尚未發展成熟,相關的實徵研究仍屬鳳毛麟角,在Aronsson 等人 (2000)的大樣本調查凸顯了勉強出勤現象的普遍性後,激發了不同領域的學者相繼投入勉強出勤 研究,其中包含了流行病學者從公共衛生的視角切入、經濟學者以數量模型來估算可能的經濟損失, 而組織行為學者則從職場健康與組織管理的觀點來探究。以下我們將鎖定與組織管理相關的文獻, 以Johns(2010)提出的出勤  缺勤決策歷程動態模式為起點,並整合迄今累積的實徵研究證據, 分別就勉強出勤的前因與後果來進行回顧,此外我們更進一步以華人文化的視角來探究勉強出勤的 議題在學術發展與管理實務的本土意涵,以回應對西方理論與文獻之反思。

出勤-缺勤動態模式:回顧

Johns(2010)的理論性架構

Johns(2010)在一篇回顧性的論文中,提出了一個整合性的動態模式來解釋工作者的出勤   缺勤決策歷程,如圖1。他將出勤  缺勤視為一個連續帶,完全出勤投入與缺勤為連續帶的兩個端 點,勉強出勤則是介於其間。工作者會視健康事件的衝擊,並考量情境與個人因素,遂而進行出勤 與否的決策。健康事件可依據其頻率與強度分為:急性、間歇性與慢性,急迫性的健康事件例如流 行性感冒,對員工的決策影響必然不同於間歇性的生理不適,例如偏頭痛,故工作者會參酌健康事 件的強度來進行出勤-缺勤決策。除了健康事件會直接影響員工的決策外,情境因素與個人因素亦 在工作者的決策過程中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Johns(2010)指出情境因素包含工作與組織因素,源 自於工作本身的相關因子如工作要求、團隊工作、工作替代性、工作調整自主性等,而組織方面則 包含了組織的出勤文化、獎酬與考核制度,甚至組織對工作安全的保障。當工作要求高時,僅管員 工感到不適,仍會考量必須達成工作要求而較少缺勤;同樣地,若處於團隊工作和缺乏自主性時, 僅管工作者有健康問題,其缺勤的頻率亦可能為了顧及工作而降低,亦即展現較多勉強出勤的行為; 另外在工作替代性部分,已有實徵研究顯示在人力吃緊的健康照護產業中,員工勉強出勤的傾向較 高(Aronsson et al., 2000)。 在個人因素部分,工作者的出勤  缺勤決策則是與個人的人格特質、工作態度、公平與壓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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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等相關。目前已有零星的實徵研究陸續探究個人特質與勉強出勤的關聯,如自我效能、績效基 礎的自尊與勉強出勤的關聯(Löve, Grimby-Ekman, Eklöf, Hagberg, & Dellve, 2010)。另外個人對缺 勤的認知和對健康的內外控傾向亦會影響工作者是否會缺勤,若個人對健康的內控傾向高,則在決 策時較不會採取缺勤來因應生理不適,反而可能傾向積極克服健康問題,仍出勤工作。最後,晚近 有學者在以紐西蘭健康照護員工為樣本的質性訪談中發現,相較於男性,女性展現出較多的勉強出 勤行為,原因包含了較在意工作中主管與同儕的社會性評價、憂懼因缺勤而影響工作場域的人際關 係或加重同儕的工作負擔等。 Johns(2010)認為在上述出勤-缺勤決策的動態歷程會對個人與組織帶來不同的後果。承襲著 職場健康的觀點,在個人後果方面,學者多半關注員工持續的展現勉強出勤的行為,缺乏適當的時 間與資源從不適的狀態中復原,在生理與心理上長期累積疲勞,將損及個人健康,進而造成職業倦 怠等對身心健康不利的衝擊(例如:Demerouti et al., 2009)。在對組織的影響後果方面,最初源自 於美國學者對勉強出勤與生產力之關聯的重視,員工在感到不適的狀態下持續工作,雖然生產力可 能不如完全出勤時高,但相對於缺勤來說,勉強出勤降低了員工缺勤對組織生產力的衝擊程度。僅 管有學者將勉強出勤視為積極出勤的表現,並認為這樣的行為有利於組織生產力,然而勉強出勤卻 可能增加企業經營的成本。以美國企業為例,多數企業均提供員工完善的醫療保險福利,若員工經 常性的忽略生理不適的症狀,日積月累可能加速健康惡化,讓原先僅是輕微的症狀演變為嚴重的疾 圖1 Johns(2010)出勤  缺勤決策動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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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促使醫療保險的理賠給付總額增加,最終導致企業必須支付更高額的醫療保險費用。

勉強出勤的前因與後果

Johns(2010)在回顧了為數不多的實徵研究後提出「出勤-缺勤動態模式」,他將出勤與否視 為一個連續帶,從兩個端點:完全出勤投入與缺勤來剖析工作者在面臨健康事件的衝擊。此外,他 亦納入個人因素與情境因素,工作者在綜合考量各種因素後,最終決定行為的決策,並引發行為的 後果。然細究Johns 對個人因素與情境因素具體內涵之論述,均混雜了與工作有關的情境因素,其 中僅提及組織的獎酬制度會影響工作者的缺勤決策,然缺乏對個人的社會、經濟背景的探討,亦即 工作者的經濟能力、家庭生態之經濟需求、與社會支持資源等,均付之闕如。是故,我們在回顧了 迄今為止的實徵研究後,重新歸納彙整勉強出勤的前因,將之分為三類:經濟與家庭因素、性格與 態度因素與工作情境因素。其中經濟與家庭因素及工作相關因素多來自於北歐國家的大樣本調查, 以社會學的觀點為主來探究其關聯,而性格與態度因素則沿襲工作壓力研究的脈絡,但對個別差異 的探究仍相當侷限。以下我們分就這三類因素來逐一說明不同的觀點與整合實徵研究進行回顧。

勉強出勤的前因

經濟與家庭因素

回顧勉強出勤概念的興起,導因於經濟蕭條致使組織改造與失業率大增,工作保障已大不如前, 員工為因應外在壓力進而產生超時工作與抱病工作等行為。肇因於經濟蕭條與工作不安全的氛圍, 經濟因素與勉強出勤息息相關,諸多研究顯示社會與經濟地位較弱勢的工作者,經常受僱於規模較 小且缺乏健全福利制度的組織,工作者益發不得不抱病工作,避免因缺勤所導致的經濟損失(Hansen & Andersen, 2008; Johns, 2011)。在勉強出勤早期的研究中,學者多關注勉強出勤與個人背景、家庭 情境因素的相關性,在北歐的研究中多發現勉強出勤與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特徵相關,例如兼職工 作與低薪資者、健康狀況較差的工作者、經濟弱勢的家庭、撫養小孩數多、職家衝突等(Aronsson & Gusrafsson, 2005; Aronsson et al., 2000; Biron, Brun, Ivers, & Cooper, 2006; Burton et al., 2006; Dew, Keefe, & Small, 2005; Hansen & Andersen, 2008; Johns)。這類的因素大致與經濟弱勢的危險因子相似, 反映出工作者在經濟壓力下,不得不選擇出勤來避免可能的經濟損失,例如擔心請病假或缺席被扣 薪、影響工作保障,甚至可能因而被資遣,是故員工只能忽略身體不適仍繼續工作。在家庭因素方 面,承襲壓力研究的脈絡,家庭生態系統可能成為工作者的資源,亦可能是一種要求。舉例來說, 若家庭生態系統能提供特定的經濟支持,在感到生理不適時,工作者可較無後顧之憂地選擇不出勤 工作;反之,當家庭無法提供資源的支持性功能,工作者則可能別無選擇的必須抱病出勤(Dew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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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與態度因素

在既有的工作壓力文獻中,已有眾多研究支持人格特質與工作者的壓力因應、壓力反應有顯著 關聯(陸洛,1997)。關注職場健康的學者依循壓力研究的脈絡,以工作壓力實徵研究為基礎,推 論某些性格屬性與人格特質可能會導致工作者不願缺席工作,例如過度承諾工作者(over-committed workers)、無疆界者(boundaryless people)及對出席紀律保守者等(Biron & Saksvik, 2009)。然 這類因素的實徵研究仍在起步階段,研究焦點分散於眾多性格特質,更缺乏相關的理論基礎。在為 數不多的實徵研究中,一項以瑞典青年勞動人口的大樣本研究發現,績效基礎的自尊( performance-based self-esteem)能顯著預測勉強出勤的行為(Löve et al., 2010)。此外,Johns(2011)以加拿大 MBA 畢業學生為樣本,發現個人健康的內控傾向、神經質人格與勉強出勤有顯著關聯。 然而,性格與態度究竟如何引發工作者的勉強出勤行為,迄今未有研究能對兩者間的作用機制 提供完整的解釋。細究上述的性格與態度因素,應可更精緻地區分成兩類因素:迫使工作者不得不 出席與激勵工作者出席工作的因素。例如工作壓力文獻中最受關注的人格特質-自我效能,可能是 促使工作者產生積極動機,在身體微恙下仍堅持出席工作;而神經質傾向高者則可能過度在意他人 評價,為避免缺席遭致負面批評,不得不抱病工作。Biron 與 Saksvik(2009)也呼籲後續研究應進 一步區辨勉強出勤的前因,釐清不同的正向促進因素與負向壓力因素,方能對勉強出勤行為有更完 整的理解。

工作情境因素

工作情境因素對工作者出席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Cooper(1996)就推論長時間工作的文化盛 行,會促使員工展現勉強出勤行為。無論是組織的結構因素,例如人力配置的緊縮,亦或組織文化 與氛圍的軟性因素,例如同儕壓力等,都可能會對員工是否抱病出席的決策產生影響。在實徵研究 方面,工作的時間壓力、任務互依性、重要性及工作替代性均被證實與勉強出勤有顯著正向關聯 (Johns, 2011)。此外,一項以 12,935 名丹麥員工為樣本的研究發現,相較於個人情境與態度因素, 工作相關因素對勉強出勤的關聯性較高(Hansen & Andersen, 2008)。然而上述的研究均使用單一時 點資料進行分析,在一篇罕見的縱貫性研究中,Demerouti 等人(2009)以荷蘭護理人員為樣本,發 現工作要求能顯著預測勉強出勤,顯見工作相關因素對勉強出勤應具有關鍵的影響。

此外,產業與職業因素也被證實與勉強出勤行為相關,在多數的大樣本調查中均發現,醫療、 護理、福利與教育產業的工作者出現勉強出勤行為的比例較高(Elstad & Vabo, 2008; McKevitt, Morgan, Dundas, & Holland, 1997)。綜觀這些產業特性,大致均為工作替代性低的職業類別,例如 醫師與護理人員、社工員、老師等,在缺乏工作代理人機制下,工作者難以使用病假,致使展現勉 強出勤的行為頻率較高。正如Biron 與 Saksvik(2009)的推測,致使員工展現勉強出勤行為的成因 應可區分為正向與負向兩大類,也與工作壓力文獻中,Bakker 與 Demerouti(2007)的「工作要求   資源」模式(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簡稱 JD-R)之論述相呼應。JD-R 模式的特色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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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一般工作環境中工作要求(job demands)與工作資源(job resources)對員工的影響。員工在面 臨工作要求與工作資源時會產生兩種不同的心理反應歷程,如工作要求與員工個人身心健康存在負 向關聯;工作資源則與員工工作態度與行為存在正向關聯(Bakker, Demerouti, & Schaufeli, 2003)。 以JD-R 模式作為理論起點,勉強出勤行為可能肇因於組織對出席工作的要求,迫使員工不得不忽略 身體不適仍持續工作。Demerouti 等人(2009)以三波長期追蹤研究荷蘭護理人員,發現工作要求確 實會引發勉強出勤行為,進而造成員工產生職業倦怠,支持了JD-R 模式的觀點,即工作要求對員 工健康有損害效果。另一方面,工作資源則會激勵員工,提升員工對工作投入。當員工感到身體不 適,主管與同事支持可能緩和身體不適對工作的影響,使得員工自願抱病工作。這樣的觀點也呼應 了Caverley 等人(2007)的研究發現,勉強出勤與主管支持有顯著關聯。晚近,一篇以英國九個不 同產業的企業為樣本的質性研究亦顯示主管支持是影響員工決定勉強出勤的關鍵因素,然同儕則可 能產生義務性壓力,為避免缺勤造成同事代理工作的額外負擔,員工則會盡量避免使用病假(Baker-McClearn, Greasley, Dale, & Griffith, 2010)。綜上所述,工作要求與工作資源與勉強出勤的關聯亟需 實徵研究,釐清不同的作用機制,以闡明勉強出勤行為背後隱藏的推力與拉力、消極趨避與積極因 應的行為動機及心理歷程。晚近,一項以台灣與英國工作者為樣本的研究顯示:台灣工作者勉強出 勤的頻率顯著高於英國工作者,而主管支持則可減緩勉強出勤與情緒耗竭之負向關聯。顯見,工作 資源確實能降低工作者抱病出勤的負面作用(Lu, Cooper, & Lin, in press)。

勉強出勤的後果

我們可將勉強出勤的後果大致分為兩類:個人健康後果與工作後果。既有文獻承襲了北歐學者 對職場健康的關注,順著工作壓力文獻的脈絡將焦點集中在勉強出勤對個人身心健康的探討;而勉 強出勤與工作後果的關聯僅有少數以經濟學觀點切入的美國學者從組織層次來推估生產力損失,對 個人工作後果的探討仍有待後續研究投入。

勉強出勤與個人健康後果

承襲工作壓力文獻的脈絡,勉強出勤被視為危害職場健康之風險因子,會損害個人健康後果 (Biron & Saksvik, 2009; Johns, 1997, 2006, 2008)。實徵研究發現勉強出勤與偏頭痛、背痛、高血 壓等生理不適症狀有顯著關聯,有勉強出勤行為的工作者心臟病發的機率較高(Hansen & Andersen, 2008)。此外,勉強出勤會增加未來使用病假的天數、降低員工對個人健康的評估(Bergström, Bodin, Hagberg, Aronsson, & Josephson, 2009; Johns, 2008)。然上述實徵研究普遍採用單一時點資料, 無法以員工原先的健康狀況作為比較基準,可能存在因果錯置之虞,亦即身心健康較差的員工產生 勉強出勤的可能性本來就高於一般員工,後續實徵研究應採縱貫性設計來釐清其關聯。依復原理論 的觀點,員工在面對工作要求與消耗資源後,需要有充足的復原機會(Sonnentag, Mojza, Demerouti, & Bakker, 2012),長期的勉強出勤則會剝奪員工的復原機會。Biron 與 Saksvik(2009)認為員工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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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地勉強出勤,可能導致未來更多的缺席或病假天數,若能對勉強出勤進行長期性追蹤研究,不僅 有助於釐清因果關係,更可作為提升職場健康之參考。

勉強出勤與工作後果

勉強出勤與工作後果的關聯在實徵研究中仍處於初探階段,未受到學者的重視。然從組織管理 的觀點切入,勉強出勤是否對工作態度與行為產生影響,組織應如何因應勉強出勤的盛行,均是當 代人力資源管理的關鍵挑戰之一。一項罕見的三波追蹤長期研究中發現,勉強出勤與職業倦怠是相 互影響的,亦即勉強出勤會導致員工產生職業倦怠,而職業倦怠又會引發勉強出勤,產生一種惡性 循環(Demerouti et al., 2009)。這樣的發現不僅符合 JD-R 模式,亦呼應了復原理論的觀點,勉強出 勤除了會影響個人健康,長期來看,勉強出勤也會影響員工對工作的投入,致使員工對工作產生力 不從心的倦怠感受。晚近的一項研究亦顯示:無論是在英國樣本或台灣樣本勉強出勤與情緒耗竭有 顯著負向關聯(Lu et al., 2013),足見勉強出勤對工作者情緒上的耗損。 迄今,我們對勉強出勤與其他工作後果的關聯所知甚少,例如勉強出勤是否會降低員工的工作 滿意與績效,儘管學者多半認為勉強出勤會傷害組織整體生產力(Cooper, 1996),然其對個人層次 的工作後果之影響仍缺乏實徵研究支持。未來研究應致力於補足此一文獻缺口,透過縱貫性研究設 計來探討勉強出勤對工作場域的多層次影響。Johns(2010)提出「出勤  缺勤動態模式」僅列出 勉強出勤可能導致生產力與個人健康的損耗,仍缺乏全面性對勉強出勤後果的探究。綜上所述,我 們彙整了勉強出勤的可能前因與後果,具體理論架構如圖2。在前因部分,為清楚區分誘發勉強出 勤的因素,相較於Johns(2010)的二分法:個人與情境因素,我們將之細分為三類,而後果則是分 圖2 勉強出勤的前因與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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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包含了個人健康與工作態度、行為。後續我們將針對架構中仍缺乏的文化意涵來進行探討,特別 是在華人文化的視框下,來探究勉強出勤對華人文化的學術研究價值與對華人企業的管理實務意涵。

對西方研究的反思與前瞻

由以上觀之,勉強出勤研究發展至今,已由最初僅為學者對工作場域的現象觀察,逐步拓展為 當代職場健康管理的重要挑戰之一。本文以西方勉強出勤文獻回顧為起點,並以之為基礎提出反思, 誠如前文所述,勉強出勤概念與定義未能釐清、缺乏嚴謹的測量工具與適切的理論基礎。在積累更 多實徵研究前,我們必須突破上述限制,方能深化勉強出勤的知識積累,以茲為當代職場健康與工 作壓力管理之參考基礎。

建構勉強出勤的定義與測量

勉強出勤源自對實務現象的描述,外部經濟環境與組織結構的轉變,工作者的行為隨之發生變 化。然而現象本身具有可變性,僅就觀察容易陷於現象的不停輪轉與瞬息萬變,這也正反映出了勉 強出勤概念發展迄今,學者們對其定義仍缺乏共識的原因。勉強出勤既然緣自於缺席的反向概念, 則核心內涵仍應是一種行為,在定義上必須緊扣著行為來描述勉強出勤,避免混淆行為與行為結果。 如同前述回顧,Cooper(1996)觀察現象而將勉強出勤定義為「儘管因為身體疾病造成不適,或長 時間工作造成疲倦,工作者仍持續出席工作,導致無生產力或低生產力的現象」,然這樣的描述卻 混淆了行為本身與行為後果(生產力)之關聯。行為與後果的關聯有多種可能,如一因多果或多因 一果,相同的行為未必會導致相同的結果,個體內隱心理歷程或個別差異皆可能會導致不同的行為 後果,例如不同動機與人格特質的工作者都可能有勉強出勤的行為,然其對個人與工作的影響可能 大相逕庭。如同Johns(2012)所提出的批評,學者若僅由經濟學觀點來定義勉強出勤,則會混淆了 行為的動機與後果。是故我們同意Johns 的主張,要發展勉強出勤研究的前提必須先將定義回歸到 行為本身,排除對其它可能後果的描述。更明確地說,勉強出勤應定義為「儘管員工感到不適,仍 選擇出席工作」。至於勉強出勤對生產力是否會產生衝擊,應秉持科學實徵主義的原則,待後續研 究針對行為本身(勉強出勤)與行為可能後果(生產力)進行關聯性研究,以釐清其因果關聯。 依循著對勉強出勤的定義,發展具有信、效度的測量工具則是當務之急。囿於過去文獻採單題 測量勉強出勤,再加上有賴員工回憶進行自我評估,其測量之信度與效度仍有極大限制。為切合勉 強出勤的行為本質,我們應當針對行為的頻率進行測量,在描述上應避免混淆動機,並將之視為連 續變項,以利後續的統計分析。國內學者洪贊凱與陳維倫(2011)採用 Koopman 等人(2002)所發 展的積極出勤量表,所測量的是對抱病出席的積極態度,忽略了勉強出勤的核心概念是行為,而非 對行為的態度或認知。綜上所述,足見勉強出勤發展自今,仍缺乏具有共識與信、效度的測量工具, 對後續研究積累與知識發展實為一大障礙,有志投入之學者應致力於勉強出勤量表之建構,並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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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嚴謹的心理計量程序與要求。

深化勉強出勤的理論基礎

勉強出勤是從實務觀察中誕生的當代管理議題,隨著概念的發展,不少學者使用大型資料庫調 查來分析勉強出勤的相關因素,以窺探勉強出勤大致的輪廓與影響。這些初探性研究在概念發展初 期,能提供學者發想與思考的起點,但若要繼續深化對勉強出勤的知識發展,尋求紮實嚴謹的理論 基礎則是現階段的主要挑戰。循著提升職場健康的脈絡,我們可以借用工作壓力文獻為框架,整合 相關理論與實徵研究發現,作為勉強出勤的研究理論起點。 Demerouti 等人(2009)從縱貫性三波追蹤樣本中發現:工作要求  勉強出勤  職業倦怠 之間互有關聯,這樣的發現呼應了JD-R 模式所描述的工作要求對員工健康之損害作用。Bakker 與 Demerouti(2007)強調工作資源在JD-R模式中扮演了激勵因子的作用,不僅能激發員工的工作投入, 更可減緩工作要求對員工的衝擊。綜觀現有勉強出勤文獻,學者均偏重探討驅使勉強出勤發生的原 因,對後果的探討也僅限於負面效果,尚未有研究能同時整合工作要求與工作資源兩者相反的力量 對勉強出勤的可能影響。Johns(2012)認為應思考工作資源與勉強出勤的關聯,若工作資源充足, 勉強出勤對組織、個人或生產力並非必然導致負面後果。例如當員工擁有工作自主與主管支持時, 即便是感到輕微的生理不適,員工仍可以在主管協助與自行決定工作的進度下達成工作目標。目前 我們對勉強出勤與工作後果的關聯所知甚少,後續研究可從行為動機  行為  後果的關聯,來思 考個體的心理與行為決策歷程,釐清工作要求與工作資源對行為動機的影響,探究勉強出勤對員工 與工作的正面與負面作用。

勉強出勤的前瞻研究方向

隨著歐美的實徵研究數量日益增加,足見勉強出勤議題在學術與實務的重要性,觀照國內文獻 卻僅有一篇以社會工作者為樣本的期刊論文(洪贊凱、陳維倫,2011)。然台灣勞動市場普遍存在 超時工作的現象,對職場健康的影響可能更甚歐美,媒體報導中屢見高科技產業、護理人員或教師 在工作替代性低與人力調度不易下,必須長時間工作而影響身心健康,是故台灣工作者的勉強出勤 行為頻率可能更勝歐美勞工,國內學者與實務管理者應給予勉強出勤議題更多關注,一則得以深化 職場健康與工作壓力管理的理論知識,再者有助企業建構健康的勞動力。故我們以西方文獻為基礎, 提出勉強出勤的未來展望與前進方向,希冀喚起有興趣的學者持續投入與開展相關研究。

研究方法的突破

勉強出勤現有的文獻以探索性研究居多,囿於定義混淆與缺乏量表,研究發展與知識積累速度 仍較緩慢。如前述回顧,我們應在研究方法上追求精進,以提升勉強出勤研究發現的效度與類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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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文獻,雖已有少數結合社會調查的大樣本實徵研究(如Aronsson & Gusrafsson, 2005; Aronsson et al., 2000; Hansen & Andersen, 2008),但均為橫斷性研究,無法驗證勉強出勤與個人健康、工作後果 之因果關聯。在研究設計方面,唯有藉由長期追蹤研究,方能對勉強出勤的前因與後果有更完整的 理解,企業亦可在此基礎上來規劃出勤管理與職場健康促進方案,讓員工在工作投入與個人健康間 取得平衡。 北歐學者對勉強出勤議題的重視源自於對職場健康的關注,然而若要能進一步釐清勉強出勤與 工作者身心健康之關聯,唯有從縱貫性的研究設計著手,方能探究其因果關係。然而,在台灣現行 的學術研究環境下,若單以組織領域學者一己之力,著實難以蒐集樣本數量大且品質佳的實徵資料, 建議後續學者應朝向整合多元學術領域的方向努力,結合公共衛生、醫療健康等領域的學者,利用 政府與學術研究單位的資源將勉強出勤的調查納入大型的社會調查專案。具體來說,應可結合國民 健康局的健康保險調查、勞工委員會的勞動統計或中央研究院的社會變遷調查等專案,透過長期性 的追蹤研究,以了解勉強出勤對個人健康、組織經營與整體國家生產力之關聯,並可將研究結果作 為管理實務與國家政策之參考,最終有助於營造健康職場與整體國家競爭力。 再者,勉強出勤的研究源自西方已開發國家,經濟與產業發展較成熟,勞動市場的結構與台灣 顯有差異,加上北歐福利國家的勞動政策完善,與台灣現行補充式的勞工福利截然不同。故學者在 研究勉強出勤時,應考量情境脈絡因素的影響與文化敏感度,基於社會經濟環境、文化特性與產業 差異,勉強出勤的前因與後果可能有所不同。例如儒家文化薰陶下,工作者的盡忠職守價值觀,亦 可能促使員工傾向避免缺席,而不同職業的專業倫理與產業特性,也會影響工作者是否抱病出席的 決策。目前已有西方學者開始針對不同產業或樣本進行勉強出勤的質性研究(Baker-McClearn et al., 2010),以建構對勉強出勤的多元理解,了解勉強出勤是否具有跨產業與跨職業的共通性與特異性。 另外,我們更可以結合對弱勢族群的關注,透過質性研究來探討勉強出勤是否對其產生更大的 衝擊。處於經濟弱勢、社會經濟地位較低,且缺乏足夠醫療保障的工作者,可能為了解決當前的溫 飽需求,僅管面對身體不適仍無法獲得或使用有薪病假等福利。而隨著女性勞動參與率的上升,勉 強出勤是否會因性別而產生差異,亦是一值得探究的議題,有志於此之學者可針對特殊族群進行質 性研究,據此協助職場的弱勢族群,讓工作場域更趨平等。

多元觀點的整合

勉強出勤的發展脈絡承襲工作壓力,旨在提升職場健康。然既有文獻缺乏紮實的理論基礎,迄 今我們對工作者的勉強出勤之心理歷程所知甚少。如同前述,我們應可借鏡壓力文獻為理論起點, 將勉強出勤視為工作者面對工作要求與壓力的因應行為,結合「壓力源  因應  壓力感受」與「動 機  行為  後果」作為概念架構,來釐清勉強出勤的前因與後果。此外,除檢視勉強出勤的歷程, 學者亦可循著工作壓力文獻的發展趨勢,探究工作資源與個人特質的個別差異(陸洛,1997),亦 即尋找勉強出勤與工作後果間的調節因子,這樣的研究取向也呼應了JD-R 模式中工作資源與個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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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能緩衝工作要求的負面衝擊,在管理意涵上也能對組織實務規劃有所裨益,企業可透過提供多元 的工作資源,例如主管支持與工作自主,來降低勉強出勤對工作與員工的負面影響。 此外,當代產業轉型以服務業為主體,工作性質多涉及與他人互動,在情緒勞務的要求上也大 幅提升。個別員工的行為不僅會對自身和其工作產生影響,亦可能透過情緒感染與互動對部屬、同 事、主管與顧客造成影響。究竟他人是如何看待工作者的勉強出勤,而這樣的行為是否具感染效果, 均有待後續研究的闡釋說明。一篇以15 位英國婦女為訪談對象的研究就發現,懷孕與擔任母職的女 性因畏懼同事與主管的負面評價,儘管生理不適,仍會出席工作(Gatrell, 2011)。顯見他人的評價 與員工是否會勉強出勤有關,未來研究可將視角擴及非行為者本身,以了解人際互動對勉強出勤的 影響,更可擴及主管與顧客的觀點來審視勉強出勤的影響,例如工作者的勉強出勤是否對主管的績 效評估產生印象管理作用、是否影響顧客知覺的服務品質等,都是值得關注的當代管理議題。 本文從西方勉強出勤研究之發展回顧為起點,區辨了勉強出勤的概念內涵,並提出對其定義與 測量之批判。我們以既有文獻為基礎,提出了前瞻的研究方向,希冀讓勉強出勤這個從實務經驗中 被觀察描述的現象,結合適切嚴謹的理論基礎,在後續研究開展上能積累更多實徵知識。學術與實 務的對話,透過持續互動交織成綿密的知識網絡,一端深化理論發展,另一端則貢獻實務應用。勉 強出勤議題正從管理實務中誕生,在學術研究的涵養與推展中,透過反覆的激盪,逐步呈現了深化 與多元的可能。

勉強出勤研究的本土意涵

就我們所知,這是國內首次從勉強出勤的概念發展與定義為起點,全面性地整理西方既有文獻 與實徵研究。在此基礎上,我們續以台灣產業發展現況為脈絡,剖析勉強出勤研究之本土意涵與其 對人力資源實務的管理貢獻。不同於西方已開發國家對勞工健康服務的完善制度,台灣的勞動市場 近年受到經濟蕭條之影響,多數企業採取組織改造或緊縮人力等方式來降低經營成本,工作者的工 作不安全感油然而生,造就了長時間工作文化的興起;再者,華人的社會文化價值向來視出席工作 為敬業之展現,鼓勵員工堅守工作岡位,將任勞任怨的工作態度視為美德。上述因素均可能助長勉 強出勤在台灣勞動市場的盛行,以下我們將以台灣產業現況與社會文化為背景,剖析勉強出勤的本 土意涵,進而提出勉強出勤研究對人力資源管理實務的預期貢獻。

工作不安全與長時間工作文化

勉強出勤源自對實務現象的描述,經濟衰退與企業精簡人力引發了西方管理學者對員工的勉強 出勤行為之關注(Cooper, 1996; Hemp, 2004)。台灣近年來受到全球經濟景氣之衝擊,不亞於西方 國家,自2009 年底的金融海嘯與新興市場的崛起,對台灣內部的就業市場造成莫大的衝擊。在失業 率屢創新高、企業倒閉與裁員的消息不斷下,工作不安全感的氣氛四處擴散,對組織與員工都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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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大的影響與不安,連帶地影響了員工的工作態度與行為(陳佳雯、陸洛,2011)。Cooper、Dewe 與O’Driscoll(2001)將工作不安全感視為造成員工工作壓力的主要來源之一,員工更可能會因受到 工作不安全之威脅,過度工作來避免遭到裁員。台灣企業的長時間工作文化遂隨著員工的工作不安 全感升高而更加盛行,職場普遍存在超時加班與責任制的工作要求,國際媒體如CNN 也針對台灣的 長時間工作文化進行專題報導,顯見台灣超時工作的現象相當普及(Hancocks, 2012)。 隨經濟環境與產業結構的發展,職場生態遂而產生相對應的轉變,工作者將之戲稱為「上班打 卡制,下班責任制」。這樣的工作要求可能誘發員工的勉強出勤,亦即當員工身體不適或長時間投 入工作倍感疲勞,卻因組織中瀰漫著加班氛圍而不敢申請病假或下班。一項以台灣與英國工作者為 對象的研究亦顯示:相較於英國,台灣工作者展現的勉強出勤行為頻率顯著高於英國(Lu, 2012), 顯見勉強出勤確實是亟需國內學界與管理實務者關心的新興議題。迄今,國內尚無採用大樣本來調 查勉強出勤行為,我們僅可從工時與加班等統計資料來推測台灣勞工的勉強出勤行為頻率可能高於 西方國家。在上述工作不安全感與長時間工作文化的驅使下,台灣工作者勉強出勤的現象在質與量 上,可能與西方勞動市場呈現出不同的樣貌,例如台灣員工可能因為職場生態與組織文化更畏懼缺 席的負面後果,也可能因人力精簡,造成員工的工作負荷增加,即便感到生理不適,因擔憂工作進 度受影響而不願請病假。此外,Demerouti 等人(2009)以荷蘭護理人員為樣本的追蹤研究中,已證 實了勉強出勤會引發職業倦怠。然囿於缺乏本土實徵研究,我們對台灣工作者的勉強出勤行為所知 有限,更遑論要如何透過人力資源管理來降低勉強出勤對工作者身心健康的負面影響。 然而,華人向來相當重視工作保障,近年來高漲的工作不安全氛圍對工作者的工作滿意有著顯 著的負面衝擊(陳佳雯、陸洛,2011),工作不安全遂成為華人工作者的主要工作壓力源之一。依 循著工作壓力研究的脈絡,勉強出勤可能是工作者面臨工作不安全下的因應策略之一,透過出勤的 行為來宣告:工作者為了工作,可無視健康問題,一來突顯工作者對組織與工作的投入,藉此型塑 主管的認知,透過印象管理的機制,期待在主管心中建立「盡忠職守」的形象。二來工作者透過勉 強出勤的行為,期望深化與組織和主管的心理契約,暗示工作者是將組織利益優先於自身,並期望 組織能遵循互惠義務來保障工作安全。深藏在行為背後的動機是隱晦而複雜的,無論是國家文化層 次或組織文化層次的種種因素,均會引導工作者的行為動機,是故,勉強出勤這樣的行為在東、西 方文化的脈絡下,僅管都可視為對工作不安全的因應策略,然而其隱含的動機與驅力,卻可能大相 逕庭,有待更多具文化敏感度的實徵研究來揭示其中關聯。未來可結合對工作不安全、長時間工作 文化之探討,透過實徵研究來揭示巨觀的經濟、文化變遷與勉強出勤的關聯,並透過長期追蹤調查 來剖析勉強出勤對員工與組織的影響後果。 全球性金融海嘯與新興國家崛起,對台灣的產業結構與人力資源都產生莫大的衝擊,台灣2012 年的經濟成長率為亞洲四小龍之末,失業率卻居四小龍之冠(工商時報,2013)。這樣的經濟現況, 帶給員工高度的工作不安全感。面臨持續低靡的經濟景象,台灣員工經常展現出長時間投入工作以 降低面臨裁員的風險。然而,對於台灣員工為何願意選擇「抱病出勤工作」來因應動盪的經濟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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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前景,以及勉強出勤在承傳著華人文化且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台灣員工身上,是否與西方研究結 果相似,都值得我們更進一步在華人文化系絡下窺探勉強出勤。以下,我們將就華人社會文化價值 與性格特質來為基底,探究勉強出勤對台灣工作者的意義與可能之衝擊。

儒家文化與華人社會價值

細究前述Johns(2010)提出的出勤-缺勤決策動態模型,則可發現他所描述的動態歷程是立 基於理性決策模式,認為員工會理性地考量健康事件的強度、情境與個人因素後,以缺勤或勉強出 勤的行為來因應急性、間歇性或慢性的不適。Johns(2010)在分析工作者的決策歷程時,根植於 西方經濟學發展的基本概念,隱含了「員工是理性的」預設,然而這樣的理性決策歷程是否完全適 用於華人社會,仍有待商榷。僅管Johns 的模式中包含了情境因素,然而他所論及的情境係指微觀 的組織文化與工作特性等,卻疏忽了巨觀的文化脈絡因素。以華人文化脈絡為視框,勉強出勤的行 為可能肇因於與西方工作者截然不同的因素,在集體主義的傳統下,華人向來重視互依性,對關係 (Guanxi)相當重視,特別在工作場域中,關係是相當重要的資源與工具(Ulijn, Rutkowski, Kumar, & Zhu, 2005),工作者會極盡所能來建立、維護並強化關係。其次,由於儒家文化的長期薰陶,華 人重視面子(save face),強調謙讓與忍耐,追求人際和諧,在工作中會盡量避免違反工作規範或 組織慣例,避免招致主管或同儕的非議。再者,儒家文化對華人工作價值觀的影響深遠,楊國樞與 鄭伯壎(1987)發現「家族主義」、「謙讓守分」、「面子關係」、「團結和諧」及「克難刻苦」 五組儒家傳統價值觀念,與「工作表現」、「守規盡職」皆為正相關。其中,「克難刻苦」與「守 規盡職」均隱含了對勤勉敬業的讚許,在這樣的文化涵養下,勉強出勤可能是「守規盡職」的展現。 晚近學者們以大中華地區工作者為樣本的研究也顯示華人工作價值:包含集體主義、關係、勤奮工 作與刻苦耐勞,與工作者自覺的工作福祉有顯著關聯(Lu, Kao, Siu, & Lu, 2011)。是故,當面臨生 理不適的因素下,華人工作者的出勤-缺勤決策即可能囿於關係主義、人際和諧與華人獨有的工作 價值的影響,勉強出勤不再僅是基於個人利害分析的決策,更是放大提升到組織的層次,是工作者 為了大我(完成組織目標),犧牲小我(隱忍生理不適)的工作行為。綜上所述,Johns 提出的出勤 -缺勤決策動態模型可做為勉強出勤的研究起點,但若要將之完全移植至華人文化脈絡下進行研究, 文化因素的影響力則不可小覷,有志於此的本土學者應細究華人文化對工作者勉強出勤的影響。 回到工作場域的脈絡,在儒家文化與關係主義的薰陶下,台灣工作者所展現的勉強出勤行為, 極可能與西方工作者有著截然不同的動機與內涵。鄭伯壎(1995)的研究發現,台灣企業承襲了家 長式領導的內涵,主管視給予部屬在工作及私人生活上的關心與照顧為理所當然,是種「責無旁貸」 的義務,而部屬抱持著「點滴之恩,湧泉以報」之心理,表現出犧牲奉獻、服從與主動配合的行為, 甚至鞠躬盡瘁來達成工作任務,主管也進而對部屬更為寬大、體諒,給予更多心理與實質支援(林 姿葶、鄭伯壎,2012;曾家文、姜定宇,2012)。是故,異於西方工作價值觀,抱病出勤對華人工 作者來說,可能是一種為所當為、盡忠職守之具體行為展現。華人將對家族的私忠延伸至對所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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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組織產生公忠(王叢桂、羅國英,2011),據此將個人福祉置之度外,以組織的利益為優先,因 而抱病出勤,避免影響工作進度。上述的內在趨力促使華人工作者忽略自身生理不適仍堅守工作岡 位,是有別於西方對勉強出勤的研究內涵。 此外,華人一向將敬業視為美德,諸多企業在管理實務上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來鼓勵出席, 例如「全勤獎金」,或主管將考勤計入績效衡量之項目。「全勤」的「勤」一字即隱含了華人文化 對於敬業的推崇,這樣的制度減低了員工對使用病假正當性的認知,易言之,華人工作者可能傾向 盡量避免缺勤,不僅是肇因於考勤與獎金制度,更是為了遵循隱性的組織規範,展現出符合組織與 主管期待的工作行為。上述因素或多或少都將病假標籤化,引發員工重視表面工時,亦即表現出長 時間的加班工作,鮮少有員工會比其直屬主管提早離開辦公室,更有甚者會強調以廠為家,遂而造 成不時發生員工「鞠躬盡瘁」過勞死的職場悲歌。

華人性格特質與人我關係

有別於在西方文化脈絡下發展出的五大人格特質,楊國樞(1999)以華人本位的取徑進行研究, 發現七項華人基本性格向度如下:「精明幹練:愚鈍懦弱」、「勤儉恆毅:懶惰放縱」、「誠信仁 慈:狡詐殘酷」、「溫順隨和:暴躁倔強」、「外向活躍:內向沉靜」、「豪邁直爽:計較多疑」、 「淡泊知足:功利虛榮」。其中「勤儉恆毅:懶惰放縱」的具體內涵包括勤勞、嚴以律己的、有恆 心的、努力的、有始有終五項特徵,此概念雖類似西方五大人格特質的「嚴謹性」(conscientiousness) (楊國樞),更符合儒家思想強調堅毅、克難刻苦、勤奮、自律的基本修養(王叢桂、羅國英, 2011),不計代價勤奮的工作,在華人社會中是一件值得嘉許表揚的正向行為表徵。故,工作者若 能表現出符合社會規範與價值的行為,不僅可減少來自工作場域的責難,甚至獲得來自主管與同儕 的贊同。在文化趨向與性格特質的雙重驅力下,台灣工作者多少沿襲繼承了傳統工作價值觀對抱病 出勤工作的正面評價,讚賞個人能不計得失,實踐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工作行為,更有甚者,主管 亦可能將此一行為視為楷模表率,讚揚工作者能忽略病痛而善盡工作職責。故,我們在檢視回顧以 西方文化為脈絡所累積對勉強出勤之相關文獻時,不得不重新思考華人獨有的性格特質與文化驅力, 秉持對文化差異的敏銳度來剖析勉強出勤的具體內涵與可能衝擊。當工作者長期忽略自身的健康, 持續展現抱病出勤的工作行為,一方面可能獲得來自主管與同儕的讚揚,另一方面亦可能累積對健 康的損害,有志於深耕這個議題的學者們,宜先了解勉強出勤在華人的文化社會與經濟脈絡下的意 義,以掌握這個概念在台灣的面貌,才能真正深化、開展這個議題,並提出建設性的管理建議。 相較於西方文化對個人主義的崇拜,華人在儒家文化與集體主義的薰陶下,向來重視人我關係 的和諧(陸洛,2003)。在壓力研究中,穩定的發現是:每個人或群體對壓力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同一壓力源對某個群體來說壓力很大,對另一個群體則可能不是壓力(Lu, 1994)。為因應工作場域 的要求,員工因而展現勉強出勤行為,我們延續著工作壓力研究的脈絡,推測勉強出勤可能存在社 會文化的特異性。也就是說,台灣工作者與西方工作者受到不同社會文化價值的涵養,相對於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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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強調個人主義,華人集體主義的傾向高、重視人際和諧,人際關係互相依存度高,當員工感到 身體不適並思量是否請病假時,影響行為決策的因素可能更偏重於群體與人際層次,例如員工因擔 憂請假而加重主管與同事的工作負擔,影響人際和諧,促使員工選擇勉強出勤。員工也可能顧慮若 缺席則會招致主管或同事的非議,不敢也不願使用病假。 傳統上,華人對自我的界定並非一個獨立的實體,而是寓居在人我關係之中(陸洛,2003)。 當西風東漸,面對現代化與社會變遷的挑戰,當代華人逐漸發展出一套兼容並蓄華人與西方文化傳 統的自我系統  「折衷自我」,兼顧了對自我的獨特性與互依性之生存需求。Markus 與 Kitayama (1994)認為「獨立我」與「互依我」是同時存在的兩套自我體系或稱自我基模。更明確的說,西 方文化強調獨立我觀,並經由社會結構與社會教化來維持獨立我的系統;而東方文化則強調互依我 觀,同樣地也經由社會結構與社會教化來維持互依我的系統。依據陸洛(2003)的歸納分析,華人 的互依包容自我大致的內涵範疇包含:強調人際關聯性、認為個體非獨立的實體,並看重個人的角 色、地位、承諾及義務,強調社會關係的重要性,以及個人對團體的歸屬與適應。故,在華人文化下, 工作者所關注的是個人在人際網絡中的定位與所受到的評價,人我關係的運作關鍵在於個人與團體 或重要他人的連結。現代華人雖已有統合性的「折衷自我」,但「互依我」仍是佔主導性的子系統, 且常與「獨立我」的子系統處於矛盾與衝突的狀態(陸洛,2011)。工作者在思考是否該請病假時, 不僅單純地考量個人因素,更囿於對關係取向的敏感。具體來說,在關係取向的華人社會中,決定 行為的主要因素並非個人的性格、動機、認知、情緒及意向,而是文化所規範的,存在於個體之外 的關係背景,或可稱為文化所界定之對「人我關係」的看法。是故,在互依我的運作下,工作者會 通盤考量使用病假的影響,包含對同儕與主管所造成的影響,例如必須徵求工作代理人而增加了同 儕的工作負擔、因缺勤導致工作進度延誤而增加主管的管理困擾等,上述種種更可能影響了工作者 在工作場域的人際關係與和諧。因此,勉強出勤對華人工作者而言,不僅僅是需要考量生理不適的 程度,更關鍵的是在工作場域下情境因素的作用,來自於下屬、同儕、主管或服務對象可能產生的 評價與批判,都可能扮演了對勉強出勤此一行為的推力或拉力,而非完全屬於個人獨立我的決策。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向來在工作壓力研究中具有緩解壓力效果的「主管支持」,可能對員工的 勉強出勤扮演了雙刃劍的角色。亦即壓力研究中一直穩定發現主管支持可減緩工作要求對員工的負 面衝擊(Bakker & Demerouti, 2007, 2008; De Jonge & Dormann, 2006)。然華人知恩圖報的價值觀卻 可能引發主管支持的另一面效果,即員工因感受到來自主管的支持,遂認知到有回報主管的義務, 即產生互惠性的角色對應,在感到不適時員工會優先考量組織的利益,而自願地忽略病痛仍持續堅 守工作岡位。故關係品質的好壞與工作場域的社會支持,對華人工作者的行為決策影響更為多元, 可能是一股緩衝的力量,亦可能是一種制約的限制。換句話說,當工作者在組織中與主管和同儕人 際關係良好,工作者在考量出勤-缺勤決策時,未必會使用關係資源,反而可能顧忌因缺勤造成主 管工作調派上的困擾、增加同事的工作負荷,影響了人際和諧,最終導致工作者更加躊躇是否請假, 增加了勉強出勤的行為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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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華人主管向來推崇「以身作則」,當組織中的主管經常展現抱病出勤的行為,或幾乎不 使用病假時,員工自然接收到組織對出勤的暗示訊號,遂而形成隱性的約束力量,讓工作者傾向忽 略生理症狀,或盡力克服不適,仍展現出堅守工作岡位的行為表現。故,主管支持對華人工作者來 說,可能兼具減緩與促使勉強出勤的雙重作用,然勉強出勤對員工短期與長期的工作後果及個人健 康之影響,仍有待未來本土實徵研究進一步釐清。至於同儕關係亦是華人在工作場域的重要社會支 持資源之一,隨著工作複雜度和互依性的增加,員工在思量出勤決策時,可能會因未擁有良好的同 事關係而較少展現勉強出勤,亦可能過度珍惜關係資源而不願意造成他人的工作負荷加重,遂而展 現較多的勉強出勤。是故,華人對關係主義與人際和諧的重視,都可能使得工作者的出勤決策更加 複雜,員工若將組織利益置於個人之上,長期忽略個人生理不適堅守工作岡位,進而導致員工健康 受損或產生倦怠,對企業的永續經營未必是正向助益。 綜上所述,台灣巨觀的社會文化、群體層次的組織文化與工作情境因素,確實與西方國家現況 有所差異,西方現有對勉強出勤議題之文獻應無法完全移植與運用於台灣,是故本土的勉強出勤研 究須具有文化敏感度,結合對本土實務現象之觀察,方能對台灣人力資源管理實務提出妥切的管理 建議。勉強出勤此一議題在台灣才正要萌芽起步,我們必須先審視華人文化中有哪些文化價值會誘 發或抑制勉強出勤的行為,逐一釐清華人工作價值觀對工作者出勤-缺勤決策歷程的影響。再者, 組織行為研究必須根植於企業實務,有志於深耕此議題的學者,必須掌握現行台灣企業的管理實務 與制度,包含企業的考勤與獎酬制度,亦將台灣不同於歐美國家的勞工福利制度納入考量,包含員 工的有薪病假與特別休假等規定,方能逐步開始勉強出勤議題在台灣的研究發展,並深化其理論基 礎與累積實徵研究,終能結合學術與實務,提出建設性的管理意涵回饋人力資源管理實務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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