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衡或扈從：14個歐亞國家對俄國外交政策選擇的再檢視

抗衡或扈從：

14 個歐亞國家對俄國外交

政策選擇的再檢視



薛健吾

 壹、前言 貳、14 個歐亞國家對俄國態度的變化 參、面對大國時小國外交政策的選擇 肆、研究設計與經驗資料分析 伍、結論與政策建議 冷 戰 結 束 以 後，俄 國 與 從 其 分 裂 出 來 的 14 個 新 興 獨 立 國 家 之 間 的 關 係 一 直 都 是 國 際 關 係 理 論 的 一 個 絕 佳 實 驗 場 。 過 去 的  本文的初稿曾經在 2015 年 11 月 15 日發表於在金門大學所舉行的台灣政治學會年會， 作者感謝當時本文的評論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李佳怡老師的寶貴建議，以及在場 的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的張廖年仲老師、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的紀博棟 老師和盧政鋒老師，以及成功大學政治學系的平思寧老師所給予的寶貴意見。作者也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所提出的精彩問題和對本文的肯定。關於歐亞國家與俄國的能源 關係的部分，作者曾向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的魏百谷老師多次請教，亦特此致謝。 當然，文中若有任何錯誤之處，皆為作者本人的責任。關於本文的資料和 STATA 工作 流程，亦歡迎以電子郵件向作者聯絡索取。 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助理教授。E-mail: c.hsueh@nccu.edu.tw 投稿日期：2016 年 8 月 25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6 年 12 月 29 日。 東吳政治學報/2016/第三十四卷第三期/頁 121-178。

研 究 發 現，在 這 14 個 國 家 獨 立 之 初，與 西 方 關 係 愈 接 近、經 濟 能 力 愈 好 的 國 家 ， 比 較 會 對 俄 國 採 取 抗 衡 的 態 度 ； 反 之 ， 則 比 較 會 對 俄 國 採 取 扈 從 的 態 度 。 然 而 ， 獨 立 之 後 至 今 已 逾 20 年 ， 這 14 國 與 俄 國 關 係 的 發 展 如 何 ？ 這 兩 個 因 素 是 否 仍 然 是 主 導 各 國 選 擇 抗 衡 或 扈 從 俄 國 的 主 要 因 素 呢 ？ 為 了 回 答 這 兩 個 問 題 ， 本 文 發 展 出 一 個 「 抗 衡 或 扈 從 」 的 測 量 ， 並 據 此 發 現 ， 在 冷 戰 結 束 之 後，這 14 國 與 西 方 國 家 之 間 的 關 係 對 於 選 擇 抗 衡 或 是 扈 從 俄 國 的 重 要 性 逐 漸 減 低 ， 而 它 們 自 己 本 身 的 經 濟 能 力 依 然 是 決 定 其 外 交 政 策 的 重 要 因 素 。 本 文 認 為 ， 根 據 文 獻 的 建 議 ， 國 家 經 濟 能 力 對 於 其 外 交 政 策 選 擇 的 重 要 性 在 於 ： 第 一 ， 經 濟 能 力 愈 好 的 國 家 ， 代 表 著 該 國 的 國 家 機 器 愈 有 解 決 各 種 國 內 問 題 的 行 政 能 力 ， 也 代 表 該 國 愈 有 足 夠 的 資 源 可 供 動 用 來 對 抗 潛 在 的 對 手 ， 也 就 是 愈 具 有 抗 衡 的 「 能 力 」 ； 第 二 ， 經 濟 能 力 愈 好 的 國 家 ， 也 因 其 有 能 力 自 主 發 展 ， 其 國 內 政 治 行 為 者 對 於 是 否 堅 持 抗 衡 愈 有 著 較 高 度 的 共 識，也 就 是 愈 具 有 抗 衡 的「 意 願 」。 本 文 的 論 點 得 到 了 經 驗 證 據 的 支 持 ， 對 於 兩 岸 關 係 的 發 展 經 驗 與 未 來 走 向 也 具 有 深 刻 的 理 論 意 涵 。 關鍵詞：抗衡；扈從；俄國；經濟能力；兩岸關係

壹、前言

在 1991~1992 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USSR) 解體分裂成為俄國以及 14 個新興

獨立國家 (newly independent states, NISs)，1 也宣告了冷戰時代的

結束。自從脫離俄國獨立之後，這 14 個歐亞國家都認知到，俄國對 他 們 依 然 想 要 持 續 享 有 過 去 在 蘇 聯 時期那樣的支配性的影響力 (李 玉珍，1996)，當時俄國國會中的「國際事務與對外經濟關係委員會 」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 的主席 Yevgeniy Ambartsumov 即曾公開宣示，俄國將對這些新興獨 立 國 家 採 取 一 個 類 似 美 國 對 拉 美 國 家 的 「 門 羅 主 義 」 (Monroe Doctrine) 的 態 度，聲稱 俄國 在這 些國 家享 有獨 特的 權益，並 且將 排 除其他國家插手這個地區的事務 (Dawisha & Parrott, 1994: 229)。在 俄國強大的國力與影響力籠罩之下，這 14 個新興獨立國家在獨立之 初 有 的 選 擇了抗衡俄國，有的選擇了扈從，也有選擇先抗衡而後扈 從者 (吳玉山，1997a；1997b)。由於這 14 個國家來自於相同的歷 史背景 (皆為前蘇聯的加盟國)，提供了一個比較政治分析的共同基 礎 ， 而 且 又各自具有不同的政治與經濟特徵，提供了一個找出外交 政策差異的解釋基礎，因此探究這 14 個國家對俄國的外交政策選擇 可 以 說 是 一個可供測試各種國際關係理論的絕佳社會實驗場。 近年 1. 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在之後將沿用過去文獻的分類，將這 14 個歐亞國家依地理位置 由西北而東南分別分為「波羅地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西部三國」 (摩多瓦、烏克蘭和白俄羅斯 )、「高加索山三國」 (喬治亞、亞塞拜然、亞美尼亞) 以 及「中亞五國」(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土庫曼)。

來 ， 在 強 勢總統普丁的領導之下，俄羅斯重回世界大國舞台的決心 愈 來 愈 強 烈，造成周邊國 家與西方國家的壓力日益突顯，使得這個 議題的重要性又重新浮上檯面。

在過去文獻的分析中，學者們對於這 14 個歐亞國家對俄外交政 策的選擇有幾點結論。首先，Dawisha and Parrott (1994) 和 Drezner (1999) 發現，這 14 國在獨立之初，各有半數的國家選擇了抗衡或 扈從俄國的立場：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摩 多 瓦、烏 克 蘭 、 喬 治 亞 與 亞塞拜然傾向於抗衡俄國，而白俄羅斯、亞美尼亞、哈薩 克 、 吉 爾 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與土庫曼則是傾向於扈從俄國。 接 著 ， 吳 玉 山 (1997a； 1997b) 的 研 究 與 前 述 作 者 的 研 究 有 一 些 不 同的觀點。吳玉山 (1997a；1997b) 發現，這 14 國在獨立後有堅持 抗 衡 俄 國 者，如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有一開始即扈從俄 國 者 ， 如 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與土庫 曼；亦有先 選 擇 抗 衡 而後轉而扈從俄國者，如摩多瓦、烏克蘭、白俄羅斯、喬 治亞、亞塞拜然與亞美尼亞。他所作出的 歸 納 為，這 14 個 國 家 中 ， 與 西 方 的 關係愈接近、經濟能力愈好的國家，比較會對俄國採取抗 衡 的 態 度 ，而其他與西方的關係愈遙遠、經濟能力愈差的國家，比 較 會 對 俄 國採取扈從的態度。吳玉山的解釋為，經濟能力好的國家 之 所 以 能 夠 成 功 維 持 其 抗 衡 政 策 的 原 因 ， 是 因 為 這 些 較 為 接 近 西 方 、 也 較 為富裕的國家，愈能夠得到西方世界的支持，因此西方世 界 的 支 持 才是解釋各國之所以能選擇並且堅持「抗衡」政策背後的 主要原因 (吳玉山，1997a: 8-12)。 然 而 ， 從 目 前 (2016) 的 時 間 點 來 看 ， 本 文 認 為 ， 過 去 的 文 獻 有 三 個 地 方無法滿足我們對於理解這 14 個國家對俄國的外交政策 選 擇 的 好 奇心。第一個地方在於，過去的研究並未直接對「抗衡」

與 「 扈 從 」 這 兩 個 重 要 的 概 念 做 出 一 個 操 作 型 定 義 (operational definition) 上 的 測 量 ， 也 因 此 在 實 證 研 究 上 較 不 具 有 可 否 證 性 。 Dawisha and Parrott (1994) 和 Drezner (1999) 的研究並未對各國抗 衡 或 扈 從 俄國的程度做出測量，而是直接從各國「如何回應來自俄 國 的 各 種 要求」來做出各國到底是抗衡俄國或是扈從俄國的判斷。 然而，以這種方式做出判斷可能存在著「效度 」(validity) 與「信度」 (reliability) 的問題。俄國對於這 14 個國家曾經做出的要求甚多， 諸 如 要 求 歸還核子武器、要求共同開採境內的礦物或能源、要求保 障 俄 國 僑 民安全、要求在境內設置俄軍可進駐之軍事基地、要求共 同管理經營重要的工業設施等等 (Drezner, 1999: 153–230)，在眾多 來 自 於 俄 國的要求之中，這些國家並非所有的拒絕都表示其對俄國 是 採 取 抗 衡的態度，也並非所有的讓步都表示其對俄國是採取扈從 的 立 場 ， 因為讓步的背後可能是與俄國在另外一些議題上面達成 雙 方 滿 意 的 交易，或是某些俄國的要求原本就不是這些國家特別注重 的議題。吳玉山 (1997a；1997b) 的研究則是以 1990~1991 蘇聯解 體 時 各 個 國家有多麼想離開蘇聯來判斷這 14 國對俄國的態度，此 外 ， 吳 玉 山 (1997a； 1997b) 也 在 個 案 研 究 的 部 分 ， 從 各 國 獨 立 之 後 對 俄 國 的各種互動情形的分析來支持其所認為的抗衡或扈 從的判 斷 。 然 而 ，學者們以此類質化研究的方式所做出的判斷，仍有明顯 的 不 一 致 之處，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在本文第二節的表二中我們可 以發現，Dawisha and Parrott (1994) 和 Drezner (1999) 的研究與吳 玉 山 (1997a； 1997b) 的 研 究 ， 兩 者 對 於 西 部 國 家 (摩 多 瓦 、 烏 克 蘭、白俄羅斯) 與高加索山國家 (喬治亞、亞塞拜然、亞美尼亞 ) 對 俄 國 外 交 政 策 立 場 的 判 斷 即 有 很 大 的 出 入 。 對 各 國 抗 衡 或 是 扈 從 的 外 交 政 策 選 擇 缺 乏 一 個「 穩 定」而且兼具足夠「可否證性」的測

量，是過去文獻的第一個不足之處。

第 二 個 地 方 就 是 關於過去的文獻所用來解釋各國外交政策選擇 的 說 法 是 否至今仍然適用的問題，也就是說，「時間」的因素是否 對 這 些 國 家的外交政策選擇造成改變 呢？過去的文獻受限於觀察的 時 間 不 足 ，所以都是從一個「靜態」的角度以各國獨立之初數年的 時間來分析。如Dawisha and Parrott (1994) 和 Drezner (1999) 分析 的 時 間 僅 為 各 國 獨 立 前 後 數 年 ， 而 吳 玉 山 (1997a； 1997b) 分 析 的 時間為從各國獨立前後到 1996 年的時間。至今 (2016)，這些國家 脫離蘇聯獨立已逾 20 年以上的時間，如果上述作者對這些國家的外 交 政 策 選 擇所做出的解釋為真，則我們也應該要看到，當這些解釋 原 因 隨 著 時間而改變的時候，這些國家的外交政策也應該要跟著改 變，而其是否確實如此仍然是一個值得繼續追問的問題。 第 三 個 地 方 在 於，過 去的 文獻 存在 著一 個研 究方 法上 的問 題值 得 我 們 持 續 去 檢 證 。 當 研究者發現某些國家 (姑且稱為 A 國家群) 比另外一些國家 (姑且稱為 B 國家群) 更抗衡俄國的時候，那麼所 有在 A 國家群中與在 B 國家群中有所不同的因素都有可能被研究者 拿 來 當 作 解釋的變數，而在一個靜態的比較分析中，我們很難去驗 證 或 否 證 這些說法。如果這些解釋外交政策選擇的因素為真，則我 們 也 應 該 發現，這些因素的變化不僅僅是要在抗衡俄國的國家中與 扈 從 俄 國 的 國 家 中 有 所 不 同 (計 量 經 濟 學 上 稱 為 between-country effect 或 space effect)，而且這些因素 在每一個 國家之內在各個不同 年 度 中 的 變 化 ( 計 量 經 濟 學 上 稱 為 within-country effect 或 time effect) 也應該要 影響到各國對俄國抗衡或扈從的選擇才對，這 個 推 論是否屬實也需要進一步的探討。

獨立已達 20 年之久。在這 20 年的演變之中，它們對俄國的外交政 策 選 擇 是 否有所改變？其改變的原因又是否依然能夠被過去的理論 所解釋呢？本文的目的，即在於發展出一個國家之間「抗衡或扈從」 的有效測量，並根據這個新測量 回答上述這兩個問題。這 14 個歐亞 國 家 與 俄 國之間，存在著「權力不對稱」的關係，而在部分歐亞國 家 與 俄 國 之 間 ， 甚 至 還 存 在 著 「 主 權 的 糾 葛 」 (吳 玉 山 ， 1997a； 1997b)，因 此，理 解 影 響 到 這 14 國對俄政策轉變與否的因素，除了 可 幫 助 我 們重新釐清各種國際關係理論的適用性之外，對於我們目 前兩岸關係的理解亦存在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為了釐清影響這 14 個歐亞國家對俄國外交政策「是否改變」 以 及 「 為 何改變」，本文的章節安排如下。首先這邊的第一節是前 言 的 部 分 ，介紹了 本文的研究問題與其在國際關係理論與兩岸關係 上的重要性。在第二節中，我將說明如何對這 14 國抗衡或扈從的外 交政策選擇進行測量，並且以此重新檢視他們在這 20 年以來對俄國 外交政策的變化。本節發現，這 20 年以來，這 14 個國家對俄國的 態 度 皆 有 不同程度的轉變。接著在第三節中，我將討論文獻中對於 國 家 選 擇 抗衡或扈從政策的解釋，並且根據文獻的建議提出本文的 論 點 ： 第 一，經濟能力愈高的國家，代表著該國的國家機器愈有解 決 各 種 國 內問題的 行政能力，也代表該國愈有足夠的資源可供動用 來 對 抗 潛 在的對手，也就是愈具有抗衡的「能力」；第二，經濟能 力 愈 高 的 國家，也因其有能力自主發展，其國內政治行為者對於是 否 堅 持 抗 衡的選擇愈具有共識，也就是愈具有抗衡的「意願」，反 之 ， 經 濟 能力愈低的國家，其國內政治行為者將更可能出現選擇 抗 衡 或 是 扈 從的爭論，也因此較難以堅持抗衡的外交政策選擇。 在第 四 節 中 ， 我將以最新的經驗資料來驗證「文獻所提供的各種可能的

說法」與「本文的論點」何者能夠更好地來解釋這 14 個國家對俄國 外交政策的變化，並且透過追蹤資料 (panel data) 的統計模型來證 明 ， 各 個 國 家 的 經 濟 能 力 確 實 比 文 獻 中 的 各 個 因 素 更 能 解 釋 這 14 國 對 俄 國 抗衡或扈從的選擇。最後的第五節即為結論以及本文的發 現對兩岸關係的政策建議。

貳、14 個歐亞國家對俄國態度的變化

本節首先討論如何對「抗衡」或「扈從」的外交政策選擇進行 經 驗 上 的 測量，並以之與質化研究的文獻兩相對照，以檢證該測量 的效度。接著，本節根據該測量的結果來 分析這 14 個歐亞國家從獨 立以後至今 20 年以來對俄國外交政策選擇的變化。

一、「抗衡」或「扈從」的測量

在相關的文獻中，學者們對於這 14 個歐亞國家對俄關係的研 究 都 是 以 質化的方式來進行，由研究者分析各國對來自俄國的要求 如 何 回 應 來作出抗衡或扈從的「判斷」，且這些判斷大多根據該國 家 的 軍 事 部署、軍費支出、 是否答應俄國在境內駐軍等等軍事上的 要 求 來 論 斷，迄今在文獻中並未有研究者發展出可供「測量」的量 化 指 標 。2 本 文 認 為 ， 發 展 出 可 供 測 量 的 指 標 的 困 難 之 處 與 必須考 2. 這確實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因為在國際關係的文獻中討論到國家「抗衡或扈從」選 擇 的 文 獻 可 說 是 汗 牛 充 棟 ， 最 常 被 引 用 的 著 作 包 括 了 Waltz (1979), Walt (1987), Christensen and Snyder (1990), Labs (1992), Schweller (1994), Christensen (1997), Mearsheimer (2001), Ross (2006) 等人的著作等等，但這些學者們對於國家到底是抗衡 還是扈從幾乎都是以質化為主的方法去「判斷」，目前為止，本文作者尚未在文獻中 找到任何一種以量化的方式來「測量」抗衡或扈從的方法。

量 之 處 至 少有二。第一，沒有衝突的出現不一定代表扈從，有衝突 的 出 現 也 並不一定代表抗衡。 因為沒有衝突的出現也有可能是雙方 在 某 些 議 題上的 利益本就一致的結果，因此難以單從「缺乏衝突」 這 個 事 實 來判斷是否扈從 ；亦或是，衝突的出現也有可能是雙方剛 好 只 是 在 某個議題上面有一些無關大局的爭執，這類的爭執無論多 麼 嚴 重 都 不會影響到雙方的實質關係， 因此難以單從「出現衝突」 這 個 事 實 來判斷是否 抗衡。前面這一種情況有一個很好的例子，那 就是在 2001 年的「911 事件」和 2004 年的「別斯蘭 (Beslan) 事件」 這 兩 個 重 大恐怖攻擊行 動之後，各國和俄國都對於反恐的合作有某 種 程 度 的 共識，並也分別與俄國發展出程度不一的安全合作，但這 並 不 代 表 原本抗衡俄國的國家在其他的議題上就改變了抗衡俄國的 態 度 ， 只 是「反恐」剛好是各國與俄國利益一致的議題罷了。後面 這 一 種 情 況也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美國和加拿大之間的漁業糾 紛，從 1950 年以來，兩國之間為了漁業資源的爭奪，迄 2001 年已 發 生 了 6 次 之 多 的 動 用 到 武 力 的 軍 事 化 衝 突 (Jones, Bremer, & Singer, 1996)，這 個 數 字 事 實 上 跟 中國 與 日本在同一段期間中所發生 的軍事衝突的數目是相同的，然而，中日之間的抗衡是眾所皆知的， 但 大 家 並 不 認 為 美 國 和 加 拿 大 之 間 存 在 著 抗 衡 的 關 係 。 其 關 鍵 在 於 ， 兩 國 之間衝突的出現是否代表著抗衡，還必須要取決於兩國之 間 總 體 的 利益到底有多不相容才能決定。 因此，本文認為，一個測 量 抗 衡 或 扈從的指標必須要能夠同時找出 兩國之間「利益不相似的 程度」與「衝突的程度」，才是一個有效度的測量。 第 二 ， 國 家 與 國 家之間的關係一定都是「競爭」與「合作」同 時 並 存 ， 也就是說，兩國之間幾乎都是在某些議題中合作無間，而 在 另 外 一 些議題中有著絕對不可以讓步的衝 突，因此過去的文獻僅

單 從 某 些 特定議題、特別是軍事議題來做出各國對於俄國抗衡或扈 從 的 判 斷 ，不僅判斷略嫌主觀、議題考量不夠全面，也有信度不足 的 問 題 ， 這個問題可在前述不同的學者有著不同的判斷即可看出。 譬 如 說 ， 如果該國家屈服於俄國的壓力而接受了俄國的駐軍要求， 則 該 國 家 往往將被研究者判斷為是扈從於俄國的，但卻忽略了該國 家 在 其 他 非 軍 事 的 議 題 面 向 仍 然 是 與 俄 國 諸 多 抗 衡 的 事 實 ； 或 者 是 ， 如 果 該國家接受了俄國的優惠條件所以答應了與俄國在某個安 全 議 題 上 的 合 作 ， 則 該 國 家 往 往 將 被 研 究 者 判 斷 為 是 扈 從 於 俄 國 的 ， 但 卻 忽略了這可能是一個令該國 滿意的利益交易的結果，與該 國 的 外 交 政策宏旨並無太大相關。因此，本文認為，國家與國家之 間 的 抗 衡 或 扈 從 應 該 是 一 個 整 體 集 合 式 的 (aggregate) 現 象 ， 必 須 考 量 到 兩 國之間在各個不同議題上所有的互動的總體面向，才是一 個有效度的測量。 為了滿足上述「並須考量到利益不相似的程度與衝突的程度」 以 及 「 必 須考量到各種不同議題面向的全面性」這兩個要求，本文 透過以下的方式來達成國家之間抗衡或扈從程度的測量。 (一) 建構指標一：從「聯合國大會的投票模式」測量「利益 不 相似的程度」 近 年 來 ， 以 計 量 分析為主的研究者發展出了許多測量國家與國 家之間利益相似程度的指標 (Mesquita, 1975; Gartzke, 1998, 2000; Signorino & Ritter, 1999; Bennett & Rupert, 2003; Sweeney & Keshk, 2005)，而 這 些 研 究 者 們 所 使 用 的 基本 素 材，即為 由 Bailey, Strezhnev, & Voeten (2015) 所編碼的世界各國在聯合國大會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的投票紀錄。以「世界各國在聯合國大會的 投 票 紀 錄 」來作為國家與國家之間關係的測量其作法如下。首先，

聯 合 國 的 各個會員國家都有資格在最後得以進入大會表決的各個議 案 中 投 票 表決，而各國對於每一次議案的投票都有 三種選擇：投下 贊 成 票 、 投下反對票，或是直接棄權放棄投票。接著，由於聯合國 大 會 每 年 都有高達數十次到數百次不等的投票，因此兩國之間投票 模式的相似程度就成為測量兩國關係的一個參考指標。當 A 國家與 B 國家在某一個議題中的投票模式相同時 ——也就是當 A 投贊成， B 也 投 贊 成；或 是 A 投 反 對，B 也 投 反 對；或 是 A 選 擇 棄權，B 也 選 擇 棄 權 ， 這 三 種 情 形 中 的 任何一種情形出現的時候——我們就可 以 認 為 這 兩個國家在這個議題面向具有相似的利益。當然，如果只 有 一 次 的 投票，那麼兩個國家出現相似的立場很可能純屬巧合，並 不 能 代 表 什麼，然而，當投票表決的次 數一多的時候，一個國家與 各 個 國 家 之間在國家利益上的相似程度就會開始從「投票模式不同 的百分比」之中浮現出來。在大多數的議題中投票選擇相似的國家， 就 表 示 在 這些議題中他們的利益是較為相似的，反之，在大多數的 議 題 中 投 票選擇相左的國家，就表示在這些議題中他們的利益是不 同 的 。 因 此，在第一個面向「利益不相似的程度」上，本文採用歐 亞 各 國 與 俄國在聯合國大會投票的不相似程度來作為兩國之間 「利 益不相似的程度」的測量。這個變數變化的範圍在理論上可以從 0% (兩國的投票模式完全相同，利益極為相似 ) 到 100% (兩國的投票方 式完全不相同、利益極不相似)。 (二) 建構指標二：從「全球事件語言調性資料庫」全面測量「整 體衝突的程度」 建 構 抗 衡 或 扈 從 的測量所需要的第二個指標是兩國之間在各種 議 題 上 的 「衝突的程度」。本文利用近年來國際關係研究中最著名 的 大 數 據 (big data) 資 料 庫 ─ ─ 「 全 球 事 件 語 言 調 性 資 料 庫 」

(Global Database of Events, Language, and Tone, 簡稱 GDELT) 之中 所記載的衝突資料來做測量。3 GDELT 資料庫的建構方式是由電腦 程式自動讀取自 1979 年 1 月 1 日 0 時 0 分以來的全球主要英文媒體 的新聞報導 (也包括翻譯的外電)，對每一個被報導出來的事件中辨 認 出 「 發 起 國 (Source) 對目標國 (Target) 在什麼時間點採取了什 麼 樣 的 行 為 (Action)」 ， 然 後 使 用 「 衝 突 與 調 解 事 件 觀 察 計 劃 」 (Conflict and Mediation Event Observations, 簡稱 CAMEO) 的行為

分類表對各種行為進行編碼，4 接著再使用 Goldstein 國際衝突合作

量表 (conflict-cooperation scale) (Goldstein, 1992) 來決定各種行為 在 最 衝 突 (-10 分 ) 與 最 合 作 (+10 分 ) 兩 個 極 端 值 之 間 的 分 數 。 GDELT 的事件報導涵蓋了兩個國家之間所有的互動議題和事件，也 滿 足 了 本 文所強調的 「必須考量到各個不同議題面向的全面性」的 要求。根據前兩種編碼方式的結果，GDELT 資料庫本身提供了一個 將 國 家 之 間 的 每 一 次 互 動 從 最 合 作 到 最 衝 突 分 成 四 類 的 變 數 (QUADCLASS)， 分 別 為 「 物 質 上 的 合 作 」 、 「 言 語 上 的 合 作 」 、 「 言 語 上 的衝突」或「物質上的衝突」。本文計算各國與俄國之間 「 言 語 上 的衝突」或「物質上的衝突」佔兩國所有互動紀錄上的比 率，來作為兩國之間在全部議題面向上的「整體衝突程度」的測量。 5 這個變數變化的範圍在理論上可以從 0% (兩國在所有的互動記錄

3. The GDELT Project 資料庫的網址為：http://gdeltproject.org/。檢索日期：2015/11/01。 有關本資料庫進一步的介紹，可見 Leetaru and Schrodt (2013)。

4. 有關 CAMEO 的詳細編碼方式，可見該計劃的官方網站：http://eventdata.parusanalytics. com/data.dir/cameo.html。檢索日期：2015/11/01。 5. 因為下列三個原因，所以本文選擇以衝突佔所有互動的「百分比」來測量，而非直接 計算兩國衝突的「次數」。第一，衝突次數多並不直接代表兩國之間的關係不好，也 有可能是因為兩國之間互動的次數非常多的結果，也就是說，衝突的次數雖多，但也 可能合作的次數其實更多，如此一來若直接計算衝突的次數恐有誤導之嫌，因此以衝

中完全沒有衝突只有合作) 到 100% (兩國所有的互動記錄中全部都 是衝突而沒有合作)。 (三) 建構本文的依變數：國家之間「抗衡或扈從」的測量 根據這兩個指標的訊息，我們可以建構兩國之間抗衡或扈從的 測 量 。 表 一 將 這 兩 個 指 標 分 別 取 高 低 之 別 而 指 明 了 四 種 可 能 的 情 況 ： 當 各 國與俄國的利益較為相似的時候，衝突發生的比率自然較 低 ， 此 時 就沒有抗衡或扈從的問題，因為兩國的利益本就能夠達成 自然和諧，此與Keohane (1984: 53) 所說的「因為各國所追求的利 益 相 同 所 以 不 需 要 刻 意 去 合 作 就 能 達 成 和 諧 (harmony)」 的 概 念 相 同 ； 而 當 各國與俄國的利益不相似程度開始增加的時候，各國就必 須 在 「 抗 衡」或「扈從」之間做出抉擇，此時如果在各個議題的互 動 上 雙 方 的衝突比率增加，則表示該國對俄國是採與一個較為抗衡 的 立 場 ， 反之，在利益不相似的情況之下，如果在各個議題的互動 上 雙 方 的 衝突比率減少，則表示該國對俄國是採與一個較為扈從的 立場。因此，抗衡或扈從的測量即為上述這兩個指標相乘起來的「乘 積」： 各國抗衡俄國的程度 = 該國與俄國的利益不相似的程度



該國與俄國的衝突程度 突次數佔所有互動次數的百分比來測量較能夠控制兩國之間互動次數多寡的干擾；第 二個原因則是大數據資料庫本身的問題，那就是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被報導出來的 新聞事件總次數其實是逐年增加，因此若直接計算衝突的次數將會得到每年發生的衝 突愈來愈多的結果，以百分比來表示可以控制這個問題；第三，以百分比為單位也較 容易跟同樣也是以百分比為單位的第一個指標「兩國利益不相似的程度」來做運算。

表一 本文對於抗衡或扈從的測量 該國與俄國的衝突程度 低 高 該國與俄國的利 益不相似的程度 低 雙方缺少衝突的議 題，自然達成和諧 理論上不會發生 高 偏向扈 從 偏向抗 衡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在這個測量之下，若該國與俄國的「利益不相似的程度」愈高 ， 且 該 國 與 俄國的「衝突的比率」愈高，則該國的這兩個指標相乘起 來 的 「 乘 積」將會愈大，表示該國對俄國抗衡的程度愈高。據此， 「這兩個指標的乘積」就是本文所建構出的國家之間「抗衡或扈從」 的測量。

二、分析 14 國 20 年以來對俄國外交政策的變化

根據上述的測量方式，下面 的圖一表示了這 14 個歐亞國家在 這 20 年以來對俄國外交政策態度的變化。圖中的橫軸表示「年度」， 縱 軸 為 「 各國抗衡俄國的程度」，數值愈高，即代表在該年該國對 俄國採取愈為抗衡的立場。

0 .1 .2 .3 0 .1 .2 .3 0 .1 .2 .3 0 .1 .2 .3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Estonia Latvia Lithuania Moldova

Ukraine Belarus Armenia Georgia

Azerbaijan Turkmenistan Tajikistan Kyrgyzstan

Uzbekistan Kazakhstan

各國抗衡俄國的程度

年度

資料來源：作者以 STATA 統計軟體自繪。 圖一 歐亞 14 國抗衡俄國的程度變化，1992~2009 接 著 ， 本 文 將 圖 一的結果與一些質化研究所得到的結論做一個 簡 單 的 對 照，如果這個以計量的方式所測量出來的結果跟質化研究 者 所 下 的 判 斷 相 符 ， 則 我 們 對 於 這 個 量 化 測 量 的 效 度 將 更 具 有 信 心。這邊試舉數例如下：例如，Dawisha and Parrott (1994)、Drezner (1999) 和 吳 玉 山 (1997a) 都 認 為 波 羅 地 海 三 國 對 俄 國 是 採 取 抗 衡 的 態 度 ， 而中亞五國對俄國是採取扈從的態度，若將其對照圖一中 各 國 對 俄 國的抗衡程度，則我們可以看出，在上述文獻所研究的這 段 期 間 ， 波羅地海三 國對俄國的抗衡程度確實較高，而中亞五國對 俄國的抗衡程度確實較低。例二，Dawisha and Parrott (1994)、Drezner (1999) 和 吳 玉 山 (1997a； 1997b) 對西部國家與高加索山國家對俄

國 立 場 的 判斷稍有出入，若將其對照圖一，則我們可以看出這些國 家 在 1995~2000 年 之 間 抗 衡 俄 國 的 程 度 尚 未 呈 現 出 一 個 明 朗 的 走 勢 ， 不 易 判讀這些國家對俄國的態度變化，此與這些質化研究者無 法取得共識的判斷也相似。例三，龍舒甲 (2001) 認為，俄國從 90 年 代 後 期 起開始積極修復其與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之間的關係，但 其效果仍屬有限，若將其對照圖一，則我們可以看出 90 年代後期這 兩國抗衡俄國的態度確實僅僅只有微幅降低。再例如，楊三億 (2009) 對 西 部 三 國的研究指出，由於三國內部各自的不同因素，使得烏克 蘭 和 摩 多 瓦在近年來對俄國的態度屢有起伏波動，而白俄羅斯則一 直 保 持 著 親俄的立場，若將其對照圖一，則我們可以看出，烏克蘭 和 摩 多 瓦 在近年來抗衡俄國的程度確實出現過鋸齒狀的起伏，而白 俄 羅 斯 抗 衡俄國的程度確實也維持著穩定的低比率。從這四個例子 可 見 ， 本 文所發展出的對抗衡或扈從的測量，與質化研究者的分析 所做出的判斷是大體相符的，可以說是具有一定的效度。 圖 一 的 分 析 結 果 也突顯出了過去文獻中的一些未盡之處，值得 我 們 重 新 來檢視。第一，隨著時間的演 變，選擇抗衡俄國與選擇扈 從 俄 國 的 那些國家與過去研究的發現已有些許不同 。雖然波羅地海 三 國 仍 然 維持他們 抗衡俄國的立場，但他們對俄國抗衡的程度卻是 隨 著 時 間 逐漸微幅上升；原本對俄國即採取扈從態度的中亞五國， 其立場在這 20 年以來基本上維持穩定；而在原本對俄國的態度甚為 糾 結 的 西 部國家和高加索山國家 中，烏克蘭和喬治亞抗衡俄國的態 勢 愈 來 愈 明朗，白俄羅斯、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對俄國的關係則幾 無 變 化 ， 摩多瓦則是出現數度糾結的情形 。第二，也因為選擇抗衡 俄 國 與 選 擇 扈 從 俄 國 的 那 些 國 家 與 過 去 研 究 的 發 現 已 經 有 部 分 不 同 ， 則 過 去文獻中所發現的 解釋這些國家外交政策選擇的原因是否

依 然 適 用 ？或已隨著時間過去而有所改變？這兩個文獻中的未盡之 處即為本研究所想要解答的問題。 如 果 許 多 的 國 家 對俄國的外交政策已有所轉變，那要如何解釋 是 什 麼 因 素造成這些國家對俄關係的變化呢？表二為這 14 個國家 在這 20 年以來在幾個重要方面的基本發展情形。從表二之中，我們 可 以 得 知 以下的概況。首先，無論是從地理面積、人口、總體國內

生產毛額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6 或是軍費支出來看，俄

國對於這 14 個歐亞國家具有極度不對等的權力絕對優勢。第二，過 去 幾 個 在 文獻中被認為是影響到這 14 國選擇抗衡或扈從的重要因 素 ， 如 各 國與俄國在政治體制上的差異、各國與俄國的經濟能力、 各 國 在 貿 易上被俄國依賴與依賴俄國的程度，以及各國的能源依賴 他國進口的程度等等，在這 20 年以來皆有不同幅度的變動。在這些 重 要 的 政 治經濟因素皆有變動的情況之下，是哪一個或是哪一些因 素 能 夠 持 續影響到各國對俄國的外交政策選擇呢？在下面的第三節 中，本文將討論文獻中的解釋，並且提出本文的看法。 6 即本表中「經濟能力 (GDP per capita)」與「人口數」兩者的乘積。

表 二 14 個歐亞國家的重要特質與他們對俄國外交政策的選擇， 1992 ~ 2009 國家所處區域 國家 Da w is ha an d P arro tt (1 9 9 4 ) 和 Dre zn er (1 9 9 9 ) 吳玉山 (1 9 9 2  1997) 面積 (平方公里 ) 1 人口數 (萬人 ) (2 0 1 5 ) 2 民主程度與 自由程度 (1 9 9 2  2009) 3 發展程度 _(Re al G DP p er ca p it a) (1 9 9 2  2011) 4 與俄國的 貿易佔 G DP 的比重 (19 9 2  2009) 5 能源進口佔 所需能源的 比重 (1 9 9 2  2011) 6 俄國 _Russ ia 17 ,098 ,242 14 ,242 .4 5  4( 無政體 ) 6  11( 不自由 ) 1 6 ,8 1 9  1 8 ,6 7 8 -43 .1 %  -7 9 .9 % 波羅地海國家 Th e Ba lt ic S ea 愛沙尼亞 Esto n ia 抗衡 抗衡 45 ,228 1 2 6 .5 6  9 (民主政體 ) 6  2( 自由 ) 8 ,6 3 5  2 0 ,1 0 2 1 .6 % (1 9 9 3 )  5 .1 % 3 2 .2 %  1 1 .6 % 拉脫維亞 L atv ia 抗衡 抗衡 6 4 ,5 8 9 1 9 8 .7 8  8( 民主政體 ) 6  3( 自由 ) 8 ,3 6 0  1 6 ,0 0 6 1 .1 %  4 .5 % 8 2 .3 %  5 2 .5 % 立陶宛 _Lith u an ia 抗衡 抗衡 6 5 ,3 0 0 2 8 8 .4 10  10( 民主政體 ) 5  2( 自由 ) 8 ,8 5 8  1 7 ,2 0 0 1 .5 % (1 9 9 3 )  1 2 .5 % 6 0 .3 %  7 9 .0 % 1 . 資料來源為 C e n tr a l In te ll ig e n c e A g e n c y ( 2 0 1 5 )。 2 . 資料來源為 C e n tr a l In te ll ig e n c e A g e n c y ( 2 0 1 5 )。 3 . 民主程度的資料來源為 M a rs h a ll , G u rr & J a g g e rs ( 2 0 1 3 ) 。 -6 分及以下為「威權政體」， -5 分到 5 分為「無政體」， 6 分及以上為「民主 政 體 」 ； 自 由 程 度 的資料來源為 F re e d o m H o u se ： h tt p s: // fr e e d o m h o u se .o rg /， 11 分到 14 分 為 「 不 自 由 」 ， 6 分到 10 分 為 「 部 分 自 由 」 ， 5 分及以下為「自由」。 4 . 資料來源為 F e e n st ra , In k la a r & T im m e r (2 0 1 3 )。 5 . 資料來源為 B a rb ie ri & K e sh k ( 2 0 1 2 )。 6 . 資料來源為 W o rl d B a n k ( 2 0 1 3 )。 若數值為負值即表示該國為能源的出口國。

西部國家 Th e W est 摩多瓦 _Mo ld o v a 抗衡 從抗衡到扈從 3 3 ,8 5 1 3 5 4 .7 5  8( 民主政體 ) 10  8( 部分自由 ) 4 ,5 0 1  3 ,3 9 3 3 .9 %  6 .9 % 9 8 .8 %  9 6 .3 % 烏克蘭 Uk ra in e 抗衡 從抗衡到扈從 6 0 3 ,5 5 0 4 ,4 4 2 .9 6  6( 民主政體 ) 6  5( 自由 ) 7 ,9 7 4  8 ,1 7 6 4 .0 % (1 9 9 4 )  7 .0 % 4 9 .1 %  3 2 .4 % 白俄羅斯 Be laru s 扈從 從抗衡到扈從 2 0 7 ,6 0 0 9 5 9 .0 7  -7 (威權政體 ) 7  13( 部分自由 ) 9 ,8 2 6  1 5 ,3 5 3 1 .9 %  1 3 .9 % 9 0 .5 %  8 5 .4 % 高加索山國家 Th e Ca u ca su s M o u n tain s 喬治亞 Geo rg ia 抗衡 從抗衡到扈從 6 9 ,7 0 0 4 9 3 .1 4  6( 民主政體 ) 9  8( 部分自由 ) 3 ,7 2 7  5 ,8 3 9 0 .1 %  1 .5 % 8 3 .1 %  6 8 .5 % 亞塞拜然 _Aze rb aij an 抗衡 從抗衡到扈從 8 6 ,6 0 0 9 7 8 .1 1  -7( 威權政體 ) 10  11( 部分自由 ) 5 ,3 7 7  9 ,3 1 7 1 .0 %  1 .9 % 2 .8 %  -3 7 7 .3 % 亞美尼亞 Arm en ia 扈從 從抗衡到扈從 2 9 ,7 4 3 3 0 5 .6 7  5( 無政體 ) 7  10( 部分自由 ) 2 ,8 7 2  5 ,2 3 5 1 .0 % (1 9 9 3 )  6 .0 % 9 3 .3 %  6 7 .3 % 中亞國家 Th e M id d le A sia 哈薩克 Ka za k h sta n 扈從 扈從 2 ,724 ,900 1 ,8 1 5 .7 -3  -6( 威權政體 ) 10  11( 不自由 ) 1 0 ,4 3 9  1 6 ,2 7 0 3 .5 % (1 9 9 4 )  6 .9 % -1 3 .5 %  -1 0 5 .1 % 吉爾吉斯 _Kyrg y zsta n 扈從 扈從 1 9 9 ,9 5 1 5 6 6 .5 -3  7( 民主政體 ) 6  9( 部分自由 ) 5 ,1 6 1  2 ,2 1 7 0 .8 %  1 1 .8 % 6 3 .5 %  4 7 .7 % 塔吉克 _Taji k istan 扈從 扈從 144 ,100 8 1 9 .2 -6  -3( 威權政體 ) 12  11( 不自由 ) 2 ,8 2 5  2 ,4 3 7 0 .1 % (1 9 9 3 )  6 .4 % 6 0 .0 %  3 5 .6 % 烏茲別克 _Uzb ek istan 扈從 扈從 4 4 7 ,4 0 0 2 ,920 .0 -9  -9 (威權政體 ) 12  14( 不自由 ) 3 ,1 9 9  6 ,2 0 9 2 .8 % (1 9 9 4 )  1 .9 % 1 0 .0 %  -1 9 .9 % 土庫曼 T u rk m en istan 扈從 扈從 4 8 8 ,1 0 0 5 2 3 .1 -9  -9( 威權政體 ) 13  14( 不自由 ) 7 ,0 3 7  1 2 ,5 3 1 0 .1 % (1 9 9 4 )  2 .1 % -3 7 0 .2 %  -1 6 4 .0 % 附註： 1. 以陰影標示之處 為各個學者們對於這些國家的對俄態度所下判斷的不同之處。 2. 所有的 14 個歐亞國家在獨立之前或之後都與俄國簽有共同防衛協定 (d e fe n se a g re e m e n t) 或是互不侵犯 協定 (n o n a g g re ss io n a g re e m e n t) ( G ib le r, 2 0 0 8 )，因 此 本 表 就 不 顯 示 這 些 國家是否與俄國有同盟關係 ， 基於 相同的理由，在下一節的統計分析中，本文也不把「兩國是否為盟國」放進模型中作為控制變數 。

參、面對大國時小國外交政策的選擇

一、「小國」對「大國」的外交政策選擇之謎

在過去文獻的分析中，我們至少有四種不同的模型來解釋「大 國 」 對 「 大國」的外交政策選擇 (Rose, 1998)，這四種不同的模型 由 強 調 「 系 統 」 (system) 的 影 響 力 到 強 調 「 單 元 」 (unit) 的 影 響 力 由高至低分別為攻勢現實主義 (offensive realism)、新古典現實主義 (neoclassical realism)、守勢現實主義 (defensive realism) 與國內政 治 主 義 (innenpolitik theories)。 簡 單 來 說 ， 攻 勢 現 實 主 義 認 為 在 無 政 府 狀 態 下 國 家 為 了 安 全 和 生 存 只 要 一 有 機 會 就 會 採 取 進 攻 的 態 度 ， 而 在 面 對 威 脅 時 則 傾 向 於 推 卸 責 任 (Mearsheimer, 1994: 2001)；新古 典 現 實主 義認 為國 家會 採取 進攻 或是 防守 的態 度必 須取 決 於 決 策 者對於無政府狀態和相對權力的解讀來決定如何行動最為 安 全 (Jervis, 1976; Wohlforth, 1987; Christensen, 1996 ; 1997; Zakaria, 1998)；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基本上只是想要維持現狀， 並 且 會 組 成 聯 盟 來 制 衡 新 崛 起 的 權 力 或 是 威 脅 (Jervis, 1978; Van Evera, 1984; 1985; Walt, 1987; Glaser, 1994; Lynn-Jones, 1995; Taliaferro, 2001)；而國內政治主義則是認為一國的外交政策選擇必 須 要 從 該 國 國 內 政 治 的 特 質 來 找 答 案 (Snyder, 1991; Bueno de Mesquita, Smith, Siverson, & Morrow, 2003; Narizny, 2007; Weeks, 2008; 2012; Bueno de Mesquita & Smith, 2012) 。總體而言，「大國」 在 面 對 「 大國」所帶來的威脅時的外交政策大概有攻勢、守勢 、結 盟 制 衡 和 卸 責 等 等 幾 種 主 要 選 擇 ， 而 決 定 大 國 外 交 政 策 選 擇 的 因

素 ， 不 外 乎是大國之間彼此相對實力的變化、大國內部對於外在威 脅 的 感 知 與國內動員的難易，以及各國的政體類型、國內利益團體 的性質與該國的主流意識形態等等。 然 而，這 四 種 不 同 的 外 交 政 策 選 擇 模 型 基 本 上 是在 解 釋「 大國 」 的 外 交 政 策，而對「小國」在面對「大國」時的外交政策選擇的研 究 較 少 提 及。小國外交政策選擇有別於大國的不同點在於，第一， 小 國 的 國 力和影響力皆屬有限，因此可供選擇的外交政策操作 範圍 自 然 也 遠 不 如 大 國 寬 廣 (Liska, 1962: 27; Rothstein, 1968: 29; 59-62)； 第 二 ， 小 國 因 其 為 小 國 ， 其 所 處 的 環 境 通 常 也 會 處 在 一 個 由區域大國 (regional hegemony) 或是全球大國 (global hegemony) 所 治 理 或 是 共 同 治 理 的 等 級 制 度 (hierarchical structure) 之 下 (Thompson, 1973; Lake & Morgan, 1997; Lemke, 2002; Buzan & Wæ ver, 2004; Katzenstein, 2005; Lake, 2009) ，也因而 使 其外交政策 選 擇 的 空 間 更 為 受 限 ； 第 三 ， 引 用 吳 玉 山 (2009) 的 說 法 ， 「 由 於 大 國 是 採 取高姿態來壓迫小國，所以小國基本上要在抗拒和屈服之 間做一個抉擇，而不可能和大國之間發展出真正平等的關係 」(吳玉 山，2009: 40)。根據Ross (2006) 和 Kang (2007) 在研究東南亞各國 在 面 對 中 國崛起時的策略反應所得到的建議，他們認為，小國在面 對大國時可能採取的外交政策變化範圍為一道從「抗衡」到「扈從」 的 連 續 光 譜 ， 從 「 最不擔憂大國的威脅」到「最擔憂大國的威脅」

可大致分為扈從 (bandwagon)、接納 (accommodate)、避險 (hedge)與

抗 衡 (balance) 這 四 種 外 交 政 策 的 選 擇 ： 小 國 選 擇 「 扈 從 」 是 為 了

獲 取 可 從 大國得到的利益或中立化大國所帶來的威脅，因此而採取 配 合 大 國 的作為；選擇「接納」是因為擔憂大國將會威脅 到自身的 安 全 ， 但 又缺乏直接抗衡大國的能力，因此雖然並不配合大國的要

求，但也難以在行動上真的去採取什麼對抗大國的作為；7 選 擇「避 險 」 的 作 為是因為擔憂大國可能帶來的安全威脅，因此採取對大國 與 對 其 他 的大國同時保持合作關係的外交政策；而選擇「抗衡」則 是 對 大 國 在未來使用武力威脅的可能性做好軍事上的準備，並且與 其他的大國組成一個與之對抗的聯盟 (Kang, 2007: 53)。 根 據 亞 洲 中 小 型 國 家 (secondary power) 回應中國崛起的外交 政 策 反 應 ，學者們整理出了幾種解釋小國在面對大國時如何在這個 「扈從—抗衡」的光譜中選擇外交政策的說法。Ross (2006) 認為， 使 用 傳 統 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的「權力」面向即可充分解釋亞洲 國 家 如 何 回應中國的崛起，而亞洲國家對中國在經濟上的依賴程度 並 不 是 重 要的因素。在朝鮮半島、日本和台灣，雖然中國在經濟上 的 影 響 力 日益比美國重要，但由於這些國家直接面臨中國的軍事威 脅 ， 所 以 對中國的崛起採取「接納」的外交政策；而在東南亞，雖 然 中 國 在 經濟上的影響力日益比美國重要，但因為中國在此處的影 響 力 僅 限 於經濟上，而在軍事上的影響力仍然大幅落後於美國，因 此 東 南 亞 國家選擇在軍事上持續鞏固過去與美國的聯盟關係，對中 國的崛起採取一個柔性的「抗衡」外交政策。Kang (2003; 2007; 2010) 認為，基於朝貢體系 (tribute system) 的歷史交往經驗，中國對東亞 小 國 來 說 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區域霸權，呈現「統而不治」的階層式 秩 序 ， 也 因此東亞國家大多能夠接受中國而採取一個「接納」的外 交 政 策 。 鄭 敦 仁 和 徐 斯 勤 (2007) 認 為 ， 亞 洲 國 家 並 未 對 中 國 採 取 明 顯 的 「 制衡」或「扈從」，而是選擇在中國和美國之間採用「靈 活式接觸」(flexible engagement) 的優化式避險策略，這是因為中國 7. 更 多 有 關 「 接 納 」 (accommodate)這 個 外 交 政 策 選 擇 的 討 論 ， 可 見 Schweller (1994)、 Schroeder (1994) 以及Levy (2002: 139–140)。

並未在權力的各個面向上明顯優於亞洲國家或美國，8 因此亞洲各 國 對 於 中 國的崛起多採取「接納」而非「抗衡」，因為對這些國家 來 說 ， 中 國崛起所帶來的市場機會遠大於威脅，關鍵還是放眼於未 來的經濟機會。Chung (2009) 研究亞洲各國 2004~2007 年對中國的 政 策 回 應 發現，與美國有同盟關係的國家、與中國有領土糾紛的國 家 ， 以 及 民主的國家，大多傾向於對中國採取更為抗衡的態度；反 之 ， 與 美 國沒有同盟關係的國家、與中國沒有領土糾紛的國家，以 及 威 權 的 國 家 ， 則 傾 向 於 對 中 國 採 取 更 為 扈 從 的 立 場 。 Chen and Yang (2013) 則是使用分類法 (typology) 的方式，發現「認為中國 將 帶 來 高 度安全威脅且會對本國經濟帶來負面影響的國家」將會對 中 國 採 取 抗衡的外交政策，「認為中國不會帶來安全威脅且會對本 國 經 濟 帶 來正面影響的國家」將會對中國採取扈從的外交政策，而 那 些 「 認 為中國帶來高度安全威脅但可為本國經濟帶來正面影響的 國 家 」 以 及那些「認為中國不會帶來安全威脅但卻為本國經濟帶來 負面影響的國家」則會對中國採取避險的外交政策。 那 麼 ， 過 去 學 者 們對於作為小國的東亞國家對於作為大國的中 國 的 外 交 政策選擇所作出的解釋，是否能夠幫助我們理解作為小國 的這 14 個歐亞國家對俄國外交政策的選擇呢？本文認為，上述這些 解釋都無法解釋這 14 個歐亞國家的對俄關係，其理由如下。首 先 ， 如 本 文 前 面所述，各個學者對於「 扈從」、「接納」、「避險」、 「 抗 衡 」 等等外交政策選擇並未提供一個具體且一致的定義，更從 未 發 展 出 一個在計量上能夠被操作化測量出來的指標，使得我們在 8. 例如，雖然中國在人口 數量、市場規模、工業產值與軍隊人數等等物質權力上明顯優 於亞洲各國，但是在創新能力、文化產業、武器設備或實際作戰能力等等非物質的權 力上，中國並未取得明顯的優勢 (Beckley, 2011)，也因此使得中國並未在各方面都能 夠確實讓各國感受到實質的威脅。

評 估 這 些 學者們的說法時面臨經驗證據檢證上的困難。第二 ，對於 這 14 個歐亞國家來說，一來與俄國之間的貿易關係並非其經濟命 脈 ， 二 來 俄國也不具有中國那般廣大的內需市場，因此俄國與這些 歐 亞 國 家 的關係，並不像是中國對亞洲國家那樣可以 帶來廣大的市 場 與 機 會 而足以靠經濟誘因來吸引扈從； 第三，俄國與這些歐亞國 家 之 間 缺 乏像是中國與亞洲國家那樣的朝貢體系背景，而且俄國對 各個國家經常使用侵略或經濟制裁來達到其要求 (Drezner, 1999)，9 不 像 中 國 與亞洲國家之間維持一個相對和平的關係，因此解釋亞洲 國 家 對 中 國採取「接納」態度的背景在俄國與這些歐亞國家之間並 不 存 在 。 第四，所有的歐亞國家與俄國之間皆有同盟關係，而且與 俄 國 沒 有 領土糾紛的國家、以及與俄國政體相近的國家，也未必採 取 較 為 扈 從俄國的態度，顯然這三個解釋東亞國家對中國反應的因 素 並 非 影 響到各國與俄國關係的主因。第五 ，更重要的問題是，上 述 所 有 文 獻的分類法皆屬於「靜態」的分析，只能解釋為何某些國 家 較 另 外 一些國家對俄國採取更抗衡或是更扈從的立場，無法解釋 「 在 同 一 個國家中 的不同年度」對於俄國選擇抗衡或扈從程度的波 動 。 如 果 文獻中的論點為真，則我們也應該要發現當文獻中所列出 的 理 由 在 同一個國家 的不同年度中出現變化的時候，該國對俄國的 外 交 政 策 選擇也應該要受到影響才是，這個「 時間動態」的驗證更 是過去以質化為主的文獻中所欠缺的部份。 如 果 上 述 這 些 研 究 小 國 對 大 國 外 交 政 策 的 文 獻 都 無 法 解 釋 這 14 個歐亞國家對俄國的外交政策選擇，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在背後

9. 根 據 戰 爭 數 據 資 料 庫 (Correlates of War Database, COW) 中 的 「 軍 事 化 國 際 衝 突 」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的資料，在 1992~2009 這 18 年間，俄國與除了白俄羅斯之 外的其他 13 個歐亞國家都曾經有過軍事衝突。

影響到這些國家選擇對俄國採取了不同的抗衡程度呢？

二、本文的論點

根據過去文獻的建議，本 文 認 為，小 國 面 對 大 國的 時 候，在 一 個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之下，小國擁有多少的「能力」(ability) 與「意 願 」 (willingness) 來 抗 拒 大 國 的 影 響 力 ， 將 影 響 他 們 對 大 國的外交 政 策 ， 而 小國具有多少的「能力」與「意願」來維持其抗衡大國的 外 交 政 策 選擇，則取決於他們 本身是否能夠有足夠的經濟能力來支 持「抗衡大國」這個艱難的決定。 本 文 的 論 點 是 立 基 於 兩 個 既 有 的 理 論 的 基 礎 上 所 建 立 起 來 的，其一為Schweller (2004; 2006) 在解釋為何在大多數的時間大多 數 的 國 家 面 對 威 脅 時 都 呈 現 抗 衡 不 足 (under-balancing) 的 狀 態 的 研究，其二為Morgan and Palmer (2000) 以及 Palmer and Morgan (2006) 在 解 釋 為 何 國 家 在 不 同 的 資 源 稟 賦 之 下 會 採 取 不 同 的 外 交 政策的原因的研究。 Schweller 在其對歷史的分析中發現，即使是在面對一個明顯威 脅 的 情 況 之下，國家要採取「抗衡」的外交政策選擇絕非一件容易 做 到 的 事 情，必須有許許多多的條件要能夠符合，國家才有辦法堅 持 一 個 「 抗衡」的外交政策選擇。而其中，他認為最重要的幾個條 件 是 「 該 國內部的政治菁英是否對於採取抗衡的立場具有共識與凝 聚 力 」——因為這直接影響到了決策者是否有制衡的「意願」，以 及 「 該 國 政 權 的 脆 弱 性 必 須 夠低並且具有足夠的社會凝聚力」—— 因 為 這 直 接影響到了國家機器是否有攫取社會資源以實現制衡目標 的 「 能 力 」。唯有在「意願」與「能力」兼備的情況之下，國家才 有 辦 法 堅 持抗衡的外交政策選擇。正因為要堅持一個抗衡的立場是

這 麼 地 不 容易，因此成功抗衡大國對決策者來說是一項偉大的政治 成 就 ， 如 果 沒 有 一 定 的 努 力 與 堅 持 ， 成 功 的 抗 衡 並 不 會 自 然 發 生 (Schweller, 2004；2006)，這也 就是 為什 麼在 歷史 上大 多數 的時 候我 們 常 見 到 國 家 推 諉 責 任 、 而 少 見 到 國 家 結 盟 抗 衡 的原因 (Kaufman, Little and Wohlforth, 2007)。

從 Schweller 的經驗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即便是身為「大國」， 在 面 對 是 否要去抗衡一個威脅的時候，要做出選擇「抗衡」的外交 政 策 的 決 定仍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是因為抗衡大國是需要 付出巨大代價的，而選擇抗衡的立場幾乎無任何「新的」利益可圖， 因為選擇「抗衡」只是在尋求維持一個已經擁有的東西，而選擇「扈 從 」 時 可 能還會從大國那邊得到一些好處，特別是那些鼓吹對大國 扈從的政治菁英 (Schweller, 2006: 3–4)。大國猶如此，那麼對於可 動 用 資 源 與大國有相當差距的「小國」來說，在沒有第三方的幫助 之 下 ， 堅 持與大國的對抗更是代價高昂。對小國的決策者來說，維 持 一 定 的 軍 備 以 對 抗 大 國 需 要 資 源 ， 抗 拒 大 國 的 文 攻 武 嚇 需 要 資 源 ， 面 對 大國的經濟制裁與拒絕大國的收買利誘也需要極大的機會 成 本 ， 若 堅持對大國採取對抗的立場，將會耗費相當多原本可以用 來 做 其 他 發展用途的寶貴資源，因此，是否擁有足夠的資源可供動 用 是 其 是 否能夠堅持抗衡的關鍵。再者，對小國的決策者來說，耗 費 原 本 可 以用來安頓其他國內事務或鞏固支持基礎的資源來與大國 對 抗 ， 則 將 在 國內引發爭議 (Starr, 1994)，這個情形不論是在遴選 集 團 (selectorate) 較 大 的 民 主 國 家 或 是 遴 選 集 團 較 小 的 非 民 主 國 家皆然 (Bueno de Mesquita et al., 2003; McDonald, 2007) 。

除了 Schweller 的理論建議之外， Morgan and Palmer (2000) 以 及 Palmer and Morgan (2006) 對於國家可動用資源的多寡與外交政

策選擇的研究，也在理論上更加確立了「經濟能力」與「抗衡程度」 之間的因果關係。Morgan 和 Palmer 兩人的理論認為，每一個國家 的 外 交 政 策 都 在 同 時 追 求 兩 種 不 同 的 政 策 目 標 ( 或 稱 為 政 策 財 貨)：維持現狀財 (maintenance) 與改變現狀財 (change)。前者意指 國 家 努 力 維持已有的狀態，不讓外面的情況朝更壞的方向發展；後 者 意 指 國 家除了維持已有的狀態之外，還努力使外面的情況往更想 要 追 求 的 方向發展。對每一個國家來說，最 理想的情況當然就是擁 有 愈 多 的 資源來把現狀改變成為自己想要的方向，然而，每一個國 家 的 可 動 用資源都是有限的，因此必須盡可能地把有限的資源做最 有 效 率 的 配置。當國家的可動用資源愈有限的時候，要達成「改變 現 狀 」 的 政策目標愈為不易，則在資源運用效率的考量之下，寶貴 的 資 源 將 被更多地 投入到追求「維持現狀」的各種外交政策選擇； 反 之 ， 當 國家的可動用資源愈豐富的時候，要達成「維持現狀」的 政 策 目 標 愈為容易，則在資源運用效率的考量之下，寶貴的資源將 被 更 多 地 投入到追求「改變現狀」的各種外交政策選擇。在這個邏 輯 之 下 ， 國家的經濟能力若愈好 ，代表其可動用的資源愈多，則其 外 交 政 策 作為除了「維持現狀」之外，也更加可能在「改變現狀」 的方向上出現更多更積極的作為。Clark, Nordstrom, and Reed (2008) 的 相 關 經 驗研究也發現，可動用資源不足的國家通常僅追求低成本 的 外 交 政 策作為，較少與其他國家發生衝突，而可動用資源愈多的 國 家 捲 入 國 際 合 作 與 國 際 衝 突 也 愈 多 ， 這 個 發 現 也 進 一 步 支 持 Morgan 和 Palmer 兩人的理論。 總 和 來 說 ， 根 據 文 獻 與 理 論 的 建 議 ， 經 濟 能 力 愈 好 的 歐 亞 國 家 ， 愈 有 足夠的可動用資源與內部凝聚力來支持抗衡俄國的外交政 策 作 為 ， 因此，如果本文的說法為真，則本文必須在經驗證據上能

夠得到驗證的假設為： 假 設：在 其 他 條 件 不 變 之 下，這 14 個 歐 亞 國 家 的 經 濟 能 力 愈 好 ， 則 其 將 對 俄 國 採 取 愈 為 抗 衡 的 態 度 。 在 下 一 節 的 經 驗 資料分析中，本文將證明，許多在文獻中所認 為的影響小國對大國外交政策選擇的重要變數，在解釋歐亞 14 國對 俄國的關係上都無法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而這 14 個歐亞國家各自 的經濟能力才是決定他們對俄國選擇抗衡或是扈從的關鍵。

肆、研究設計與經驗資料分析

一、統計模型的選擇

本 文 主 要 探 討 這 14 個歐亞國家對於俄國所採取的外交政策如 何 在 抗 衡 與扈從之間演變。 本文在第二節中建構了抗衡或扈從的測 量 ， 即 為 兩國之間「利益不相似程度」以及「衝突程 度」的乘積， 是屬於一個連續的 (continuous) 依變數，數值愈高表示該國在該年 採 取 對 俄 國更加抗衡的立場，反之 ，數值愈低則表示該國在該年採 取對俄國更加扈從的立場。 本文資料的涵蓋期間從 1992 年各國都從蘇聯獨立出來開始，一 直 到 2009 年 為 止 (因 為 可 得 的 各 國 與俄國的雙邊貿易資料僅止於 2009 年 )，總共涵蓋 14 個國家與 18 年的時間，10 並且以「國家 — 10. 在本文所使用的經驗資料中，1992 年的喬治亞、2001 年的塔吉克、1999 年與 2001 年 的吉爾吉斯，以及 1992、1993 和 2001 年的烏茲別克，都未在聯合國大會中投票，因 此本文的總觀察值總數為 14 國乘以 18 年再減去上述這 7 筆資料，共計有 245 個觀察 值。而由於本文以「依變數推遲一年的取值」來作為實際估計的依變數，所以在統計 模型中實際運算的觀察值將會比 245 筆資料再少 14 筆 (因為是 14 個國家)。

年度」(state-year) 為本文的分析單位 (unit of analysis)，因此本文 的 資 料 在 性 質 上 是 屬 於 一 個 跨 層 ( 國 ) 跨 時 ( 年 ) 的 追 蹤 資 料 (panel data) ， 所 以 在 資 料 中 可 能 存 在 著 時 間 上 的 自 我 相 關 (autocorrelation) 與 空 間 上 的 變 異 數 不 齊 一 性 (heteroscedasticity) 這 兩 個 問 題的干擾。為了處理時間上自我相關與空間上變異數不齊 一 性 的 問 題，本文根據方法論學者的建議，選擇使用包含「追蹤資 料時空校正標準誤」的最小平方法迴歸模型 (OLS regression model with panel-corrected standard error) (Beck & Katz, 1995, 2011) 來作 為 統 計 估 計的方法，並且假設資料中的每一個國家各有不同的一階 自我相關 (first-order autocorrelation, AR1) 的誤差結構，且在模型 中 再 加 入 依 變 數 前 一 年 的 取 值 (lagged dependent variable) 來進一

步控制時間自我相關的問題。11 最 後，為 了 進 一 步 證 明各國 對 俄國 的 態 度 確 實是受到其經濟能力的影響，根據因果關係中「原因」在 時 間 上 是 發生在「結果」之前的原則， 本文採取在計量分析的文獻 中 常 用 的 方法， 以「依變數推遲一年的取值」來作為實際在模型中 估計的依變數。

二、自變數：國家的經濟能力

本文 認 為，各個 國家 本身 的可用資源多寡和國內是否能形成一 個 抗 衡 的 共識是決定他們是否能夠堅持抗衡俄國的外交政策的主要 因 素 ， 而 可用資源多寡和國內是否能形成一個抗衡的共識，則取決 11. 事實上，本文作者也採用過其他對追蹤資料有不同假設的「國家固定效果模型」(country fixed-effects model)、「國家隨機效果模型」(country random-effects model) 或是「國家 階層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來估計本文的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結果 顯示，本文的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力不論是在何種不同假設的模型中都非常地穩定。

於 該 國 的 經濟能力。國家經濟能力 最為普遍且直覺的測量方式，就 是直接以各個國家該年度的「每人國內生產毛額」(GDP per capita) 來 測 量 ， 該年度每人國內生產毛額愈高，即代表該國在該年度的 經 濟能力愈好。每人國內生產毛額的單位為「千元美金」。12

三、控制變數

本 文 的 控 制 變 數 包 含 了 各 種 在 文 獻 中 被 認 為 可 能 影 響 到 兩 個 國家之間的關係的重要變數與各種敵對解釋 (rival explanations)，而 其 中 許 多 的 控 制 變 數 也 是 各 國 與 西 方國家之間的關係 (文獻中認為 最 重 要 的 幾 個 敵 對 解 釋 ) 的測量。這些控制變數 包括了該國是否與 俄國直接接壤 (Bremer, 1992)、13 俄國對該國的貿易依賴程度、該

國對俄國的貿易依賴程度 (Barbieri, 1996; 2002; Maoz, 2009; Hegre,

Oneal & Russett, 2010)、14 該國與俄國的政體差異程度 、該國的民

主程度 (Gartzke, 1998; Bennett & Stam, 2000: 668; Peceny, Beer, &

Sanchez-Terry, 2002)、15 該國的開放程度 (Oneal & Russett, 2001)、

16

該國的全球化程度 (Choi, 2010; Schneider, 2014)、17 該國的能源

12. 每 人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的 資 料 來 源 為 Penn World Table 8.1 (Feenstra, Inklaar & Timmer, 2015)。

13. 若該國有與俄國接壤則編碼為 1，無則編碼為 0。接壤的資料來自Stinnett, et al. (2002)。 14. 分別以「該國與俄國的貿易量佔俄國整體 GDP 的比例」以及「該國與俄國的貿易量佔

該國整體 GDP 的比例」來計算，資料來自於Barbieri & Keshk (2012)。

15. 以該國在 Polity IV 所獲得的政體分數與俄國在 Polity IV 所獲得的政體分數的絕對值差 異來計算。政體分數的資料來自於Marshall et al. (2016)。

16. 以該國的進出口貿易佔該國 GDP 的百分比來計算，資料來源為Feenstra et al. (2013)。 17. 以 該 國 在 經 濟 、 社 會 和 政治層面上的各個指標的開放程度來計算，資料來源為 Dreher

自 給 率 、18 該 國 獲 得 西 方 國 家 援 助 金 額 的 多 寡 (百 萬 美 元 )、19 該 國與俄國的相對國力比值 (以 GDP 的經濟層面來測量)、20 該國當 年 度 是 否 有 與 俄 國 發 生 軍 事 衝 突 、 該 國 與 俄 國 維 持 和 平 的 時 間 (年 )，21 、該 國 當 年 與 俄 國 的 主 要 對手 美國 之間 的關 係，22 以及該 國在該年度是否為歐盟或是北約組織的成員。23 此 外，本文 還在 統 計 模 型 中 加 入 一 個 年 份 變 數 (year) 來 進 一 步 控 制 不 同 年 度 的 影 響 ， 特 別 是 在 某 些 年 可 能 因 為 歐 盟 東擴 (李玉珍，1997；龍舒甲， 18. 以該國的能源進口量佔該國所需能源的百分比來計算，如該國為能源淨出口國則將會 有負值，資料來源為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3)。

19. 所有非俄國的西方國家援助金額的資料來自 AidData 2.1 (Tierney et al., 2011)，網址： http://aiddata.org/。檢索日期：2015/11/01。

20. 測量方法為該國當年的 GDP 佔俄國當年 GDP 的百分比，若愈接近 1 則表示該國在該年 與俄國的相對經濟權力愈接近。GDP 的資料來自Feenstra et al. (2013)。

這邊要特別說明的是，一般在國際關係的計量研究中常以戰爭數據資料庫 (Correlates of War) 中的「綜合國力指數」(Composite Indicator of National Capability, CINC) (Singer & Bremer, 1972; Singer, 1988) 來作為衡量國家能力的測量。綜合國力指數是以每一個 國家的「總人口數」、「都市人口數」、「軍隊人事數量」、「軍費支出」、「主要 能源消耗量」以及「鋼鐵產量」等這六大指標占全球國家在這六項指標總和的百分比 來 測 量 每 個 國 家 的 國 力 。 但 因 為 下 列 三 個 理 由 ， 本 研 究 不 使 用 綜 合 國 力 指 數 而 改 以 「GDP」來測量各國與俄國的相對國家能力：第一，綜合國力指數的這六項指標在過 去注重人力的傳統戰爭中是重要的，但在以科技武器為主的現代戰爭中其決定勝負的 影響力大不如前；第二，綜合國力指數的資料僅更新到 2007 年，而本文試圖分析直到 2009 年的最新資料 (受限於貿易互賴的資料僅更新到 2009 年)；第三，經過本文作者 的資料檢視，即使採用綜合國力指數來測量這 14 國與俄國的相對國力，其結果並未實 質改變本文自變數的顯著性與影響力。 21. 如果該國在該年度有與俄國發生軍事衝突則編碼為 1，若否則編碼為 0。軍事衝突的資 料來自Palmer, D’Orazio, Kenwick & Lane (2015)。兩國維持和平的時間是以距離兩國上 一次發生軍事衝突有幾年之久來計算。

22. 測量的方式與本文的依變數 (該國對俄國抗衡的程度) 相同，為該國在該年與美國「投 票模式不相同的百分比」與「衝突比率」的乘積。

23. 為兩個不同的虛擬變數：如果該國在該年為歐盟的成員國則編碼為 1，反之則為 0；如 果該國在該年有參與北約組織的獨立合作夥伴行動計畫則編碼為 1，反之則為 0。

1998) 或 者 是 反 恐 合 作 等 等 國 際 大 情 勢 的 改 變 而 改 變 這 些 國 家 與俄 國之間的合作態度。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所有 14 個歐亞國家都與俄 國簽有共同防衛協定或是互不侵犯協定 (Gibler, 2008)，所以本文就 不再於模型中控制這些國家是否與俄國有聯盟關係。

四、另外兩個在文獻中的重要敵對解釋

除了上述這些控制變數之外，還有兩個重要的敵對解釋也可能 影響到這 14 國對俄國外交政策的選擇：其一為該國是否有俄國的油 管 與 天 然 氣管線經過，因為這直接影響到俄國是否有辦法能夠對各 國進行經濟威壓 (economic coercion) 的能力；其二為該國得到俄國 援 助 金 額 的多寡，因為這直接影響到俄國是否能夠以經濟實力來換 取 各 國 的 政治支持的可能性。然而，因為下列幾個因素，所以本文 在統計模型上並未將這兩個敵對解釋納入考量。 在「能源管線」方面：第一，這 14 個歐亞國家在這段期間全都 有 俄 國 的 能源管路經過，因此在統計上可視為各國皆有的常數；第 二 ， 這 些 能源管路的總長度與總輸送量的資料基於 國家安全上的理 由 而 無 法 取得，這一方面為資料上的限制，而另一方面相關文獻上 也 未 直 接 討論這些管線的「總長度」與「總輸送量」會對兩國關係 造 成 影 響 ；第三，雖然能源依賴俄國進口的國家，理論上應該對於 俄 國 較 無 抗衡的本錢，但因為這些國家也同時掌握著俄國賣往西歐 國 家 的 能 源管路，扮演著中轉的角色，因此實際上各國與俄國是處 於 一 種 可 以相互牽制的關係，各國在管道管理上仍然具有與俄國討 價 還 價 的 實力；最後的第四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在能源上較依 賴 俄 國 的 國家，反而是那些經濟能力較好、也對俄國持較為抗衡的 態 度 的 國 家，所以明顯可見「能源依賴 」的因素並無法解釋各國抗

衡或扈從的選擇，這一點也與前述各文獻的發現相符。 在 「 援 助 金 額 」 方面，雖然在文獻中來自俄國的經濟援助普遍 被 認 為 是 影響各國對俄政策的關鍵因素，但是這個解釋在邏輯上與 經 驗 證 據 上存在著幾個問題，因此可以說是揣測多於證據。第一， 來 自 俄 國 的援助與其說是影響各國對俄態度的原因，倒不如說是各 國 選 擇 了 對俄政策之後的一種結果，因為會需要俄國援助的國家， 當 然 是 那 些經濟能力較差的國家，而且也正是那些因為經濟較差因 而 選 擇 扈 從俄國的國家，才會得到俄國大方的經濟援助來做為親俄 的 獎 勵 ， 因此，在邏輯上，俄國的援助應 是各國選擇扈從的結果， 而 不 是 影 響各國選擇扈從的主要原因。第二，雖然文獻中普遍提及 來 自 俄 國 的經濟援助的重要性，但至今本文尚未在文獻中找到穩定 而 可 靠 的 數據來說明俄國到底在哪一年對哪個國家提供了多少額度 的 經 援 ， 這個文獻中普遍接受的觀點，其實缺乏經驗上的證據。第 三 ， 如 果 這個俄國援助影響各國外交政策的假設為真，則我們應該 要 在 本 文 的統計模型中看到「俄國的相對國力愈強，則各國抗衡俄 國 的 程 度 應顯著減低」的現象，因為這表示「俄國愈有錢、而各國 愈 窮 ， 所 以更可能因為俄國的援助而轉而支持俄國」，但以下我們 將會發現，這個變數在統計模型中並不顯著。 基 於 上 述 這 些 理 由，本文的統計模型就不把這兩個敵對解釋納 入 控 制 ， 雖然這兩個說法甚少得到經驗資料的支持，但畢竟是政策 分 析 的 文 獻上普遍都會被提及的說法，在資料取得的限制之下，可 說 是 本 文 的一項研究限制，以待未來更多的資料公開之後再做進一 步的檢證。

五、統計分析

表三 各國抗衡俄國的程度，1992~2009 依變數：各國抗衡俄國的程度_t1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是否加入控制變數 否 否 是 是 是否排除波羅地海三國 否 是 否 是 [依變數_t] 各國抗衡俄國的程度 0.437*** 0.395** 0.315** 0.236 (0.125) (0.138) (0.113) (0.130) [自變數_t] 該國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千元美金) 0.002*** 0.003*** 0.002* 0.005*** (0.001) (0.001) (0.001) (0.001) [控制變數_t] 該國是否與俄國接壤 0.005 0.018** (0.007) (0.007) 俄國對該國的貿易依賴程度 -2.157 -5.956 (1.378) (3.185) 該國對俄國的貿易依賴程度 0.115 0.375* (0.092) (0.158) 該國與俄國的政體差距程度 0.000 0.001 (0.001) (0.001) 該國的政體分數 0.001 0.001 (0.001) (0.001)

該國的全球化指數 -0.000 -0.001** (0.000) (0.000) 該國的貿易佔GDP的百分比 0.003 -0.004 (0.012) (0.013) 該國的淨能源依賴程度 0.000 0.000 (0.000) (0.000) 該國當年是否有與俄國發生軍事衝突 0.013* 0.017** (0.005) (0.006) 來自西方國家的援助金額(百萬美元) -0.000 -0.000 (0.000) (0.000) 該國與俄國的相對國力比值(以GDP 0.059 -0.145 來衡量) (0.099) (0.181) 該國與俄國維持和平的時間(年) -0.001 -0.002 (0.001) (0.001) 年度 0.002 0.002 (0.001) (0.001) 該國是否為歐盟的成員國 0.003 -0.003 (0.014) (0.015) 該國是否加入北約組織的合作夥伴計 0.013 0.016 劃 (0.009) (0.011) 該國與美國的關係 -0.056 -0.057 (0.040) (0.044)

該國與德國的關係 -0.001 0.007 (0.011) (0.012) 常數 0.019** 0.017** -3.007 -3.069 (0.006) (0.006) (1.657) (1.766) R-squared 0.2962 0.3135 0.4328 0.4894 Wald Chi-squared 74.125 85.880 105.370 168.266 Probability>Chi-squared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國家數 14 11 14 11 樣本數 227 176 221 17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說明：括號內數字為標準誤。* p<0.05, ** p<0.01, *** p<0.001。 表三為本文的主要模型。模型一為最陽春的設定，主要在於證明 在排除其他控制變數之前，本文的自變數「國家的經濟能力」對於這 14 個歐亞國家的對俄政策即有顯著的影響，使用的是採用追蹤資料 時空校正標準誤的 OLS 迴歸模型。模型一的結果可詮釋為，在控制 其他的變數之前，國家的經濟能力每增加一個單位 (每人國內生產毛 額每增加一千元美金)，則其抗衡俄國的程度將增加 0.002 個單位。 模 型 二 所 有 的 設 定與模型一完全相同，只是在樣本中排除了波 羅地海三國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 )。由於波羅地海三國從 獨 立 以 來 一向都為這 14 個歐亞國家中最富有、也最抗衡俄國的國 家，並且也都在 2004 年加入了歐盟 (European Union) 與北約組織 (NATO) 的 合 作 夥伴 計劃，這一 點更 使這 三國 與其 他 11 個歐亞國家 有 所 不 同 ，因此，為了表示本文的自變數的影響力並不是因為受到 這 三 個 國 家的干擾所造成的虛假結果，本文也在模型 二中顯示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