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自由和正义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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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自由和正义的一生

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９日，巴黎为一位文化巨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大约有五万巴黎市民和专程从外地赶来的人参加了送葬的行列，街道两旁目送灵车经过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当灵车到达公墓时，那里早已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了，

以至灵车长时间不能顺利通过。

如此隆重盛大的葬礼，在法国历史上只有维克多・雨果享受过。

这位受到如此敬仰的法国人就是让・保尔・萨特，法国当代杰出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

萨特个子矮小，相貌也不见得好看，而且常常不修边幅。但他性情温和，

态度沉稳，看上去沉默寡言，似乎城府很深，实际上他坦诚直率，思想敏锐。

他苦苦地思索着存在与自由的问题，有人说他是“不懈地实践，日夜地忧郁”。

他的思想曾经成为法国一代人的精神力量，他影响了西方社会一代人的思想成长。萨特的名字成了存在主义的代名词，他是存在主义的一代宗师。

童年

１９０４年的某一天，巴黎一个名叫让・巴蒂斯特・萨特的海军军官，把一个教师的女儿、名叫安娜・玛丽・斯威泽的姑娘搞到了手，并且娶了她作妻子。第二年的６月２１日，他们在巴黎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让・保尔・萨特，

他就是本篇要描述的人物。

不幸的是，在萨特出生的第二年，萨特的父亲，这位海军军官便抛下孤儿寡母，一人归西去了——患亚洲热而死。母亲没有钱财，又没有职业，难以糊口，便带着不满两岁的萨特重回娘家。

父亲的死使外祖母一家大为不快。外祖母总是唠唠叨叨，认为萨特父亲过早地死去，是一种无礼行为，他是在推卸责任，又责怪女儿没有先见之明，

不该轻率地嫁给一个短寿的男人。外祖父则常常夸耀斯威泽家族的人是多么长寿，对于三十岁上下就夭亡的人，他简直不屑一顾；他也认为萨特父亲的死是可疑的，甚至怀疑他的存在。

萨特的母亲是个温顺的女人，为了在娘家安身立命，她几乎成一个勤劳的女仆，她承担了全部的家务，整天劳作，不能随便出门。这使年幼的萨特感到一种寄人篱下的压抑。不过斯威泽一家对萨特还是十分宠爱的。

父亲的早逝无疑对萨特有着重大影响。“它使我母亲重新进入牢笼、却使我得到了自由”，萨特后来这样说。在萨特看来，天下没有慈父——这简直是一条规律。父亲的早逝使他免遭压迫，他可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纵情玩耍。他说他恨那些一辈子都欺压孩子的父亲们。“没有人教给我服从”，

这是萨特幼年的生活体验。

十岁以前，萨特一直和母亲、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外祖父是一位语言学教师，他对小萨特颇为宠爱。萨特也深受其影响，他曾说过：“铭记在我心中的外祖父的声音，猛然把我唤醒，使我伏案工作。这也是我的心声。”

外祖父的图书室成了萨特的乐园。外祖父的熏陶使萨特对阅读有着特殊的爱好，阅读成了萨特生命的一部分。三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读书，虽然还只是似懂非懂，但从此他与书籍结下不解之缘，“我在书籍中开始了我的生命”。

他在外祖父的图书室里可以自由地阅读，这一本不懂便抽取另一本。外祖父对萨特嗜好读书的习性大加赞赏，在书海里畅游，萨特发现了生命的乐趣，

“我已经找到了我的宗教：书对于我比任何东西都重要。我把那间图书室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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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神殿”。

七岁的时候，萨特已经能够阅读法国大作家福楼拜、高乃依、拉伯雷、

伏尔泰、雨果等人的作品了。尤其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最后几页，

他反复读了二十多遍，到了能够背诵的程度，不过总觉得有些不可理解。

萨特早就到了入学的年龄了，但由于特殊的家庭条件，他并没有及时到学校去受教育。１９１３年萨特已满八岁，外祖父和母亲都认为，无论如何，再也不能让萨特继续留在校外受教育。于是萨特被送进了蒙田中学。

法国的中小学教育是十二年制，最低年级是十二年级，然后逐年上升直到一年级。外祖父在校长面前夸奖萨特天资聪颖，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他的智力超过了他的年龄。于是校长答应把他插入八年级。但是上课后，萨特马上显示了他的缺点，他连最基本的拼音都不会。校长看了他听写的卷子，直皱眉头，便打算把他降到十年级。外祖父却很生气，与校长争吵。最后外祖父把萨特带回了家，给他请了家庭教师。

当时萨特虽然只有八岁，性格上却有些孤独，他在《语词》中说：“直到十岁为止，我一直很孤单，生活在一个老头儿和两个女人之间。”

１９１５年萨特进入巴黎著名的“亨利四世”中学。这时萨特已是六年级学生了。他的老师在第一学期末给他的评语是：“优秀的孩子，但过于轻率。

最初的回答几乎从来都不是准确的，必须训练作进一步的思考。”但萨特非常用功，学年结束时，老师给他的评语是：“全面优秀。”进入五年级时，

萨特更加显得才智出众。特别是法国文学方面，他的教师给的评语是：在法语方面是全班的尖子。从思想开放的角度来看，他已经是搞文学的材料，并且表现出很强的记忆力。

这一时期，萨特对文学的兴趣越发浓厚了，除了阅读文学作品之外，他还开始试着改写寓言，短诗，还写了两篇小说：《香蕉商人》和《一只蝴蝶》。

在萨特的童年，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他母亲的改嫁。１９１６年萨特十二岁，他的母亲和一个名叫芒西的海军工程师结了婚。母亲的改嫁给萨特的心灵带来了阴影。他觉得母亲不是为了爱情而嫁给那个工程师的，而且继父夺走了他最心爱的人，这使他感到若有所失，终日闷闷不乐。

１９１７年萨特跟随父母离开巴黎，到了拉罗舍尔城。

萨特和继父之间，无论感情、性格、爱好各方面都显得格格不入。继父是学工程的，对数理、工程有偏好，他认为唯有数理科学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他迷信数理科学，并且企图强迫萨特将来也要学数理工程。在萨特看来，

继父对他的学习方向的干预，不仅显示了他对历史文学哲学的无知，而且显示了他想控制萨特的欲望。这使萨特十分反感。直到１９６０年，萨特对继父给予他的压抑仍耿秋于怀，“我一生中有十年工夫是在一个综合工程学院毕业生的支配下度过的”。但萨特不能听从继父的安排，他决心反抗，“正是为了跟他顶牛，我才决定搞哲学”，他还说，这段生活对他“大有裨益，总之，

增长了阅历，虽是间接地，却也具体地懂得什么是阶级斗争”。

巴黎高等师范

１９２０年萨特重回巴黎，仍然进入享利四世中学就读。这时萨特的兴趣仍然在文学，他如醉如痴地阅读文学作品，不过这时他已经喜欢现代派作家的作品。１９２２年萨特顺利地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他打算报考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这所师范大学非比寻常，入学要求甚严，于是萨特进入巴黎路易大帝中学文科预备班学习。在这两年的学习中，萨特的人生道路发生了一次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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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他的兴趣开始从文学转向哲学。他对哲学的兴趣越来越浓。萨特最早接触到的哲学启蒙著作是法国大哲学家享利・柏格森的《关于意识的直接材料》，萨特读了这部著作之后，激动地说，哲学真了不起，可以教人认识真理。从此，萨特开始大量阅读哲学著作，尤其是柏格森，叔本华，尼采等哲学家的思想使他感到神往。这时年轻的萨特便决定以哲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１９２４年，萨特如愿以偿，以第七名的优异成绩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在巴黎高师，萨特如鱼得水，心情畅快，尤其使他感到满意的是，这里学术气氛浓厚，崇尚自由争鸣的学风。萨特后来回忆说，“对我们之间的大多数人来说，进入高师的第一天，就意味着独来独往的开始，可以说和许多人一样，我在那里度过了几年幸福的时光”。

在巴黎高师，萨特很快成了一个小团体的首领，他们不信任何宗教，独往独来，自由选择自己所喜爱的课程。他们辩论时，思维敏捷，言辞激烈。

他们是一群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反对任何束缚。于是他们嘲笑巴黎大学的学生道貌岸然，一本正经；蔑视索尔本大学的课堂死气沉沉，没有朝气。

也是在这里，萨特遇见了西蒙娜・德・波伏瓦——萨特后来的终身伴侣。虽然他们没有正式结婚。但他们在一起共生活了五十年，起初，他们只是订立

“合伙”的契约：一、两年以内二人同居，以后分道扬镳，一段时间后再在一起生活；二、二人开诚相见，互不隐匿。后来，他们又把契约改为三十年后再散伙。萨特认为，波伏瓦具有一种男人的理解力，是自己最理想的对话者；而西蒙娜也认为萨特是自己真正的知音，“我与萨特的关系，在我一生中是一个毫无疑义的成功”。正是思想相通，志气相投，他们才能相敬如宾，

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五十年。事实上，萨特一生和好几个女性保持着亲密关系，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与西蒙娜的正常相处。他们独特的婚姻形式反映了他们共同的人生观：摆脱旧道德的束缚，追求自由的人生。

１９２９年，萨特荣获中学哲学教师学衔考试第一名。接着他服了十八个月的兵役，１９３１年，萨特来到法国西部港口城市勒阿弗尔担任中学哲学教师。

从此开始了他的哲学探索生涯。不过萨特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他从小就酷爱的文学。司汤达是他崇敬的文学家，斯宾诺莎是他崇敬的哲学家。文学与哲学是萨特心中的两位上帝，庄严而神圣。他野心勃勃，立志要超越前人，他自信地说，我要同时成为斯汤达和斯宾诺莎。他要把文学与哲学结合起来。事实上，萨特后来所以成为存在主义文学和哲学的一代宗师，他的影响超过了单独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或文学家，正得益于他用文学的形式宣扬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

投师海德格尔

萨特对传统的哲学早已感到厌烦，他认为当时的法国哲学——占统冶地位的笛卡尔哲学和新康德主义，是纯粹的唯心论和理性主义，这样的哲学从思维到思维，已经和现实中的人疏远了，这不是哲学的正确道路。他对唯物主义也感到不满。他认为唯物主义是用意识以外的东西来解释人，同样是不可取的。于是萨特打算寻求一条既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唯物主义的新的哲学道路。当他接触到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时，他感到自己对胡塞尔是一见钟情，一拍即合了。这使他欣喜若狂，他喊道，这才是真正的哲学。

萨特相信，胡塞尔的现象学为他寻求新的哲学体系提供了方法论，他打算前往德国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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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３年９月，萨特如愿以偿，以官费生身份，前往德国法兰西学院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这时胡塞尔已经退休，他把自己的职位让给了自己的门徒马丁・海德格尔。于是萨特投师在海德格尔的门下。

在柏林期间，萨特认真研究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还研读了雅斯贝斯等人的作品。法兰西学院的研究为萨特后来建立自己的存在主义体系奠定了基础。二战以后，萨特便把存在主义从德国移到了法国。法国成了战后存在主义中心。

１９３４年萨特回到法国后，继续做他的中学教师，并且开始陆续发表哲学著作，为他后来写作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作了理论上的准备。这期间，

萨特与波伏瓦一起到西班牙，英国、意大利、奥地利、希腊、摩洛哥等地旅行，广泛地接触到欧洲各国的风土人情。在旅行期间，萨特时有灵感爆发，

构思和创作了一些文学作品。

为了研究人的幻觉，萨特曾注射麦司卡林药剂，这种药剂可使人产生幻觉。注射后，萨特感到精神抑郁，全身疲惫，并伴有幻觉产生。他满嘴胡话，

语无伦次，颠三倒四，好象陷入大海中被一群章鱼围困。这种感觉伴随萨特过了六个月，他常把雨伞看成秃鹰，把鞋子看成骷髅。有一次他正写作，突然向波伏瓦宣称：他对“存在的动荡”感到厌倦了。

他成了德军战俘

１９３９年９月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萨特在法国东部地区应征入伍，参加抵抗德国法西斯的战斗。从战争爆发直到１９４０年５月，德军实际上并未正式攻击英法两国，法军参谋部认为他们的马奇诺防线固若金汤，又幻想尽可能使战事限于英法国境线之外。因此，法国虽然对德宣战，

但实际上前线无战事，表面平安无事。所有的人都称这场战争是奇怪的战争。

因此，萨特在军营中有机会继续读书和写作。他坚持每天记日记和写读书札记。１９４０年６月，德国人绕过马奇诺防线，长驱直入，占领巴黎。巴黎陷落后，法国政府在一片慌乱之中逃往都尔，后又迁往波尔多。法国当局声称：

抵抗是无谓的冒险。宣布巴黎是不设防的城市。１９４０年６月２１日，萨特３５周岁生日那天，他被德军俘虏，送往德国，关进战俘营。萨特被指派到病房工作。在战俘营里，他和一些神甫交上了朋友。因为在德军军营里，不少神甫实际上是反对战争的。他们向往自由，认为战争把人化为奴隶，这是违背上帝的意志的，上帝是尊重自由的。因此他们乐意和萨特交往，萨特也给他们讲解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神甫还怂恿萨特和他的难友排演由萨特创作的圣诞剧《雷霆之子》，萨特在剧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在战俘营里，萨特体验到了常人难于体验到的生活，一方面，他感到自己属于一群人，他人对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战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另一方面，他更多地体验到一种在别人目光逼视下的痛苦，一种群居中的孤独，

体验到人与人之间一种不可摆脱的对立与冲突。后来，萨特的“他人即是地狱”命题的形成，显然与他的战俘营生活有关。

１９４１年５月，萨特伪造了证件，证明了他是一个非军事人员，便得以释放。因为这个缘故，法国共产党一直怀疑萨特是德国人故意释放的间碟。

萨特获释后回到巴黎，担任巴斯德中学哲学教师。但萨特并没有停止反法西斯的斗争，他立即和朋友们组成了知识分子的抵抗组织：“社会主义和解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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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３年萨特酝酿多年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发表。这标志着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成熟。这本书在大战期间出版，有其特殊意义。书中“存在即荒谬”的命题正是对现实中罪恶势力泛滥的反思和否定。而“自由选择”的命题则是一种号召，激励人们行动起来，抵抗和消灭法西斯势力。它在抵抗运动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以有人称它是“反附敌宣言”。

存在主义风靡一时

这场毁灭性的战争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平复的心灵创伤，也给萨特思想巨大影响。战争使萨特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折。萨特自己认为：“战争确实把我的生命一分为二。战争开始时我只有３４岁，而在结束时我已经４０岁了。……这使我的生活在战前和战后发生了一次真正的转折。”在战前，萨特对政治感到厌恶，他的朋友尼藏（在二战中牺牲）加入法共，萨特不以为然，他甚至不愿参加大选。大战的洗炼，使得萨特不再满足于一种心理上的内在自由。而是强烈地渴望一种“介入”的自由，也就是一种积极参预社会事务的自由。他不但要用新的哲学来解释这个世界，而且要在现实中实践自己的哲学。因此战后萨特的哲学成了一种“介入”的哲学。

二战结束后，战争的硝烟虽然消散，但战争给人留下的阴影却难于消除，心灵的创伤难以平复。面对战后满目疮痍的残破景象，人们不禁产生一种消极悲观的感情。人们茫然不知所措，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出路。他们开始对正义对公理表示怀疑，也失去了对社会对他人的信任。他们感到这个世界是荒谬的，不可理喻的，同时又强烈地渴望摆脱这种混沌的状态。二战结束后，接踵而至的又是冷战和核恐怖。战争的阴云刚驱散，冷战与核恐怖的魔影又笼罩了世界。现实的确让人感到荒谬、混乱，不可理喻。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则要求人们正视“存在”的荒谬性，正视自己内心的焦虑和痛苦。同时又呼唤人们积极行动，摆脱环境的影响，进行自由选择，自我设计，在自我的创造中获得自我的本质和价值。萨特给了在绝望中挣扎的人们一线希望，他给了人们摆脱失望和苦闷的精神力量。因此，萨特的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普遍的哄鸣，萨特的存在主义在战后的法国风靡一时，并迅速蔓延西方世界。

１９４５年萨特的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第一部第二部相继出版。同年１０月萨特在布鲁塞尔作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接着萨特和他的朋友们创办《现代》杂志，这是存在主义的主要论坛。从此，“存在主义”

不胫而走，风靡法国。

早在１９４３年，就有人把萨特的思想称作“存在主义”。最初萨特拒绝这个称号，他在一次会议上称：“我的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哲学，而存在主义是什么，我不知道。”但人们并没有理会萨特的拒绝，仍然称他是存在主义者。后来萨特无可奈何，只好接受“存在主义”这一桂冠了。

存在主义在法国风行了十几年，也成为战后西欧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

而萨特则成了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的名字成了存在主义的代名词。

“介入”社会

从五十年代开始，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开始强调行动，表现为“行动的存在上义”，他不仅鼓吹“行动哲学”，而且付诸实践。他还力图将马克思义纳入他的存在主义体系。萨特一方面声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超越，另一方面，他又指斥马克思主义忽视对人的研究，是“僵化”的哲学，他要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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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义来充实马克思主义。

萨特开始热衷于各种社会活动，他频繁地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多次前往苏联，古巴，南斯拉夫、越南等国访问，他会见赫鲁晓夫，卡斯特罗，铁托等国家元首。他参加各种集会，游行，接待广播电视记者，在世界各地发表演说和各种声明，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殖民的独立斗争。现在萨特不只是一个哲学家和文学家，还是一个热情的社会活动家。在思想上，萨特日益与左派靠拢，声称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虽然他从没有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又与法共产生分歧，与之长期论争。萨特在政治上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

１９５５年９月，萨特与波伏瓦一同访问中国。他们在中国逗留了两个月，

受到了陈毅的接见，并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阅兵游行仪式。萨特和波伏瓦都表示毫无保留地称赞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回到巴黎后，萨特又专门为《人民日报》写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盛赞“在中国，直接的现实是未来”，他说他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民族为建立一个更人道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

不过那时的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存在主义是什么东西。直到二十多年后，人们对萨特仍然是谈虎色变。因为他是主张“自由选择”的。中国人根据自己的理解，以为“自由选择”是荒唐不稽的，一定要引起天下大乱。因而对萨特多持否定态度。

１９５６年的国际政治舞台可谓多事之秋。萨特的政治立场也有明显的变化。这一年国际上有三件事影响到萨特的政治立场。一是法国国内选举，左派获胜，但仍然在阿尔及利亚执行殖民政策：二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斯大林的密秘报告，而法共却对此保持沉默；三是苏军进驻匈牙利布达佩斯。萨特从此与法共公开决裂，也明确了他的反对苏联制度的立场。萨特自认为是从左的狂热中走了出来。

１９６０年萨特发表了一篇长达七百页的著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这部著作是萨特哲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也是萨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的结果。萨特希望把存在主义理论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去，以便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六十年代以后，萨特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社会政治活动方面。他注视着国际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正义斗争。

反对法国殖民战争

萨特一向反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多次谴责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镇压。阿尔及利亚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１９５４年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反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起义。法国政府当即派兵镇压，这场战争持续了多年，而且成了法国各界关心的焦点。备派势力都围绕着这一问题，或是支持或是反对，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

这场战争在知识分子中也引起不同的强烈反应。有的公开支持法国的殖民战争，比如，加缪，这位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左翼文学家，１９５７年获诺贝尔奖，在斯德哥尔摩演讲时，就表示：“我热爱正义，但在正义面前，我要为我的母亲而战。”这表明，他反对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

与加缪相反，萨特一开始就反对这场战争，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运动。他曾多次发表演讲，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法国的殖民政策和暴行。１９５６年１月，他在一次集会发出呼吁：我们唯一能够而且应当做的事

——而且在今天最重要的，——就是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把阿尔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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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法国人从殖民主义的暴政下解脱出来。

１９５９年，萨特接受了弗郎西斯・尚松的采访，表示赞同尚松所领导的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地下联络网活动。尚松曾主编一份地下刊物，

鼓励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士兵开小差。尚松曾因这类活动而被捕入狱。１９６０年２月，尚松联络网成员被警方逮捕。不久，萨特联合一百二十名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签署了一份反战抗议书，即《一百二十一人宣言》，支持法国士兵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不服从命令。同年９月，当局对尚松联络网成员进行审讯。那时萨特正在巴西访问，正在进行审讯的军事法庭突然收到萨特来信，

信中明确表示，支持联络网活动，反对殖民战争。这封信在法国引起强烈反响，激进的右派青年为此上街游行示威，高呼“枪毙萨特”。其实这封信是别人假冒萨特写的，事后，萨特接受既成事实，以自己的名望来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

当时有一种谣传，说是政府已经作出决定，要制裁萨特，一旦萨特回到法国，立即加以逮捕。但萨特并不害怕，他于同年的１１月毅然回到巴黎，准备迎接警方的逮捕。他为自己请好了辩护律师，并安排被捕后的一切事宜。

但事实上，萨特回到巴黎后，并没有受到指控，更没有受到逮捕和审讯。据说执政的戴高乐曾对警方表示：那些知识分子，他们愿怎么闹就怎么闹好了，

我们不要去逮捕伏尔泰。伏尔泰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因为思想激进而受到路易十六的迫害，长期流亡国外。当然，戴高乐“不抓伏尔泰”主要是因为社会各方力量对政府的压力太大。

为了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萨特也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因为组织和参加游行，他多次受到警方的威胁和警告，多次收到右翼分子的恐吓信，他的寓所两次被炸，但萨特并不畏惧。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为反对殖民战争而到处奔走，直到１９６２年阿尔及利亚独立。

拒绝诺贝尔奖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２２日，萨特在巴黎一家餐馆正与波伏瓦在会餐。这时他得到一个消息：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决定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其实在一周之前，当他得知自己已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时，他就曾写信给瑞典皇家学院，希望能够撤销这一决定，他在信中写道：“由于个人原因，我不想出现在可能的桂冠作家们的行列中。”萨特还表示，他对瑞典皇家学院始终怀着诚挚的敬意，他拒绝这份荣誉不应理解为对这种美好感情的亵渎。

但是瑞典皇家学院仍然按原计划颁布了授奖决定。萨特立即重申了自己的态度，他解释说，他之所以拒绝领奖，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二是他不愿意使自己隶属于某一意识形态集团，

不愿跟着他们去从事分裂欧洲的活动。

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举动，给舆论界带来了一个热门话题，许多人对他的决定表示不可理解，如天主教存在主义哲学家马塞尔就称萨特是“惯常的毁谤家和有意的辱骂者”。尤其使萨特感到痛心的是那数不清的来自穷人的信件，“他们写来折磨人的信，异口同声地要求：‘把你拒绝的钱给我吧’。”

参加罗素国际法庭

１９６５年３月，美国总统约翰逊决定大举干涉北越事务，下令轰炸越南北方，镇压越南民族解放阵线，战争逐渐升级。萨特立即作出反应，表示反对美国的侵略行为，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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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当即决定放弃前往美国的康乃尔大学讲学的计划。他本来已接受康乃尔大学的邀请，打算在那里开设论福楼拜和论哲学的系列讲座。因为越南局势的恶化，他只好放弃这一计划，他解释说：“对一个与第三世界人民团结一致的欧洲知识分子来说，今天已不可能向政府部门申请前往美国的签证。如果他真的去美国，第三世界的人们将会谴斥他，因为他到敌人那里去了。”

为了进一步把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斗争推向前进，萨特接受英国哲学家罗素的邀请，参加他的“国际战犯审判法庭”。

他们着手对发动越南战争的主要战犯的罪证进行调查。被列为战犯的有：美国总统约翰逊，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等。当时许多欧洲国家都害怕得罪美国，因而不愿意接受国际法庭在本国活动。１９６７年４月，

萨特写信给法国总统戴高乐，请求允许罗素国际法庭在巴黎开庭。戴高乐在回信中称萨特为“我亲爱的大师”，并回绝了萨特的请求。最后法庭终于在瑞典首都斯德歌尔摩开庭。

同年１１月，国际法庭又在丹麦的罗斯基勒第二次开庭。萨特担任了执行庭长，法庭确认，美国政府对越南人民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萨特的讲话以《种族灭绝者》为题发表。文章揭露了美国军队在越南所犯下的罪行，

呼吁世界进步人士用一切力量制止和结束这场战争。

罗素国际法庭的活动虽然没有直接影响美国的对越政策，但是它在道义上极大地支持了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萨特的行动是一次进步的国际活动。

抗议苏军入侵捷克

１９６８年８月，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生追求自由和正义的萨特十分愤怒。他向报界发表谈话，公开谴斥苏军的入侵行为，称苏军对捷克的占领

“是十足的侵略，就是国际法条款中定为战争罪行的那类侵略”。１１月萨特和波伏瓦访问布拉格，参加《苍蝇》和《肮脏的手》在捷克的首演式。他对捷克作家发表谈话说：“我不知道有哪一位进步人士不谴斥外国军队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

当《苍蝇》演出结束时，萨特应邀走上舞台，观众要求他对捷克事件发表意见，萨特充满感情地说道，我把苏联的入侵看作是一种战争罪行，当我的祖国遭受纳粹铁蹄践踏时，我写出了《苍蝇》、鼓舞人民进行抵抗活动，

今天，我很高兴地看到，我的剧本正在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上演……。萨特的讲话赢得了海潮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造反有理”

１９６８年５月，巴黎发生所谓“五月风暴”，巴黎的大学生仿效中国的红卫兵进行“造反”，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与警察短兵相接，面对面地发生大冲突。萨特一开始就站在学生们一边，支持他们的“造反”行为。他呼吁“所有的劳工者和知识分子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由学生和教授们所从事的斗争运动”。他在一项支持学生运动的声明中又说：“学生们为摆脱异化的社会秩序所做的一切努力是可歌可泣的。”萨特还在卢森堡电台发表讲话，他鼓励青年说，青年们不要接受他们的兄长们所过的那种社会，他们不要以过去的那种社会作为他们的未来。萨特还亲自到巴黎大学去演讲，就学生们的造反行为进行辩论。

法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不赞成学生运动，他们指斥学生运动领袖是“冒险分子”，认为学生的斗争是自发的无政府主义行为。萨特反驳说，“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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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革命根本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这是民主，这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成功过的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萨特还严厉谴责法共，“我认为，在这场危机中，共产党的态度完全不是革命的，甚至也不是改良主义的。”

造反的学生引用了毛泽东的语录：造反有理。他们还学中国红卫兵，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革命领导机构。由于萨特对学生运动的支持，１９６８年的学生运动往往被称为“萨特主义的革命”。学生们发自内心地拥戴萨特的思想，把萨特看作是这场运动的精神领袖。在巴黎大学的校园里到处张贴着萨特、毛泽东等人的语录。

在１９６８年的“五月风暴”中，常为学生们所称赞的人物是：马克思、

托洛茨基、卡斯特罗、萨特、马尔库塞、毛泽东等。实际上，他们并未真正读过了马克思等人的著作，他们崇拜马克思等人，只不过是马克思等人的名字已经和“造反”联系在一起。他们所赞赏的只是：造反有理。

在以后的几年里，萨特继续支持左派的活动。七十年代初，萨特接替了

《人民事业报》的社长职务，而旦兼任《一切》、《我控诉》、《革命》等刊物的负责人。虽然他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但他认为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方向是对头的。萨特还想利用自己的名望来保护这些刊物，以免遭到查封。为了扩大毛派在法国的影响。萨特在１９７２年为一本毛派著作《毛分子在法国》写了一篇序言，他说，一个社会主义者只能是暴力主义者。萨特还同毛派分子一下厂下乡，到工农之中去落户，宣传毛派的主张。

１９７４年３月，在法国举行总统选举前夕，萨特出版了他的《造反有理》，

这本书以毛泽东的语录为书名，收集了他自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４年间的政治性演说和谈话。这本书体现了萨特自１９６８年以来在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方面的进一步激进化，他越来越相信毛泽东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观点。

生命的最后历程

七十年代后期，萨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他的视力越来越糟糕，双目濒于失明的境地。他已不能读书和写作，他感慨地说：“我已经丧失了阅读与写作的能力，再也不能作为作家从事活动，我的作家职业已经彻底断送了。”

但他始终顽强地生活下去，并且坚持不懈地参与和指导他拥护的社会活动。

萨特生命的最后几年，几乎是在欣赏音乐中度过的。他说：“音乐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它既是一种娱乐，又是文化修养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萨特母亲的一家人都是音乐爱好者，他从小就学弹钢琴。萨特一生中，一直保持弹钢琴的习惯。双目失明之后，他不能弹琴，主要是听音乐，他喜欢古典音乐，而且喜欢单独欣赏。他认为很多人参加大音乐会，那简直是胡闹。

１９８０年３月，萨特发表题为《希望・现在是……》的谈话。垂暮之年回顾自己一生的曲折奋斗，不免有些感伤，但仍没有放弃希望。

“不管怎佯，世界看来是丑恶的，没有希望的，这是一个即将在这个世界里死去的老人的不会打扰别人的失望。但是确切地说，我正在反抗，我将在希望中死去。”

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５日，萨特——存在主义一代宗师，在巴黎走完了他生命的历程。

萨特的去世在社会各界引起巨大反响。萨特去世后的两小时，法国电台即报道了这一消息。考虑到萨特生前一向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法国总统德斯坦和总理巴尔都以个人名义就萨特的去世发表谈话。德斯坦说，“萨特的去世使我感到人类智慧的一盏明灯熄灭了”。巴尔说，萨特是当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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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伟大的哲学家。一些法国作家和外国作家也撰文以表示悼念，称他是“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伟大榜样”。中国的新华社也发了消息，称萨特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萨特是时代的见证人，是法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一生追求自由和正义，他酷爱自由，鄙视一切权威。创造、超越、追求真理是他一生奋斗的动力。他揭示世界的荒谬性不合理性，同时鼓励人们面对荒谬，正视现实，进行自由选择，自我创造，从而获得自己的本质，自己的价值，从而也改造这个混沌的世界。萨特的一生证明，他是一个挺身而出、捍卫人的尊严和自由的战士，是一个永不安于现状的真理的追求者。他的思想一度成为西方世界的精神支柱，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存在主义的一代宗师这个称号对萨特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萨特的哲学思想什么是存在主义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萨特的存在主义风靡西方世界，影响巨大，萨特的名字几乎成了存在主义的代名词。然而存在主义哲学却并非萨特首创，在萨特之前，早已有了存在主义哲学。

早在丹麦神学家克尔凯郭尔（１８１３—１８５５）那里，就已出现了存在主义的萌芽。克尔凯郭尔１８４２年在柏林曾听过德国大哲学家谢林（１７７５—１８５４）

讲授关于存在的课，也研究过大哲学家黑格尔（１７７０—１８３１）。然而使克尔凯郭尔深感失望的是，这些大哲学家们忙于建立抽象的思辩体系，再也不去观察、领悟和体会人的具体性，忽视了“人的存在”。克尔凯郭尔猛烈地抨击黑格尔，他憎恨黑格尔的理性主义辩证法体系。他特别重视个人的主观性，

因此他打算提出自己的“存在”哲学。

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他主张用内心体验的方式直接领悟自己的存在，上帝的存在，并且直接与上帝勾通。他相信，人的一生是在忧心忡忡中度过的，当人遇到危机的时候，这种忧虑就变得特别严重。

只有当人处于极度的孤独、恐惧、空虚、绝望状态的时候，人对自身的认识才会深刻起来，才能真正领悟到自己的存在。他还认为，人对自身的认识就是认识到自身是罪人，认识到自身是有缺限的人。他又强调说，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由自己选择的，这种选择完全凭自己的意志，而不借助任何理性思索。

人对自己的选择是偶然的，没有什么理由可言，也无法预测。克尔凯郭尔的这些观点都被后来的存在主义者所吸收，存在主义哲学就是在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不过在当时，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存在主义真正引人注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二十世纪初期。这一时期，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１８８３—１９６９）和马丁・海德格尔（１８８９

—１９７６）。雅斯贝斯的《世界观伦理学》被认为是第一本成熟的存在主义哲学著作。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则被认为是存在主义的主要著作之一。

海德格尔的思想以晦涩难懂著称，这里不可能也不打算去全面描述他的思想，只是想把海德格尔关于人的存在状态的观点介绍一下，因为它上承克尔凯郭尔，下启萨特。

海德格尔用了三个概念来描述人的存在状态：“烦”，“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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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这说的是个人在与周围的世界发生联系时，总是担心自己会失去什么，担心自己不能够保护自己而感到忧心忡忡。“烦”的基本含义是：担心，

焦虑。海德格尔认为，人感到焦虑不安，就说明人在反思自己，领悟自己，

说明人尽管沦落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但是他还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人正是在焦虑不安的基础上，才产生对现实的不满情绪，才敢于向现实挑战。

畏：这说的是，人是孤独的，他处在一个陌生而敌对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把他抛弃了。面对这样的世界，人感到茫然失措，无所适从。海德格尔特别强调说，所谓“畏”根本不同于我们平常所说的害怕，恐惧，平常所说的害怕恐惧总是由确定的东西产生的，它是具体的，所怕的对象是看得见，摸得着，或说得出的。“畏”则不然，它完全不能确定，却无处不在，无所不包。正是这种难以名状，莫明其妙的“畏”，使人领悟到自身的存在，并且把自己同他人和周围的世界区分了开来。

死：这说的是，人面临死亡，自己的存在遭到剥夺时产生的一种情绪。

海德格尔相信，人就是为死而生，人生就是奔向死亡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体验和领悟就是奔向死亡的先行。这种趋向死亡的先行使人恐慌，但是也使人领悟到自己的存在，人的许多活动都可以由他人代替，唯独死亡不可代替。

如果一个人一生都迷失在芸芸众生之中，领悟不到自己的存在，那么在死亡来临之际，他就会在一瞬间领悟到自己的存在。这就是说，人对死的领悟，

对死的自觉，对死的恐惧，最能使人从麻木状态中惊醒，从而使人反跳回来，

获得生的动力，开拓出自己生命的道路，获得生命的价值。因此，海德格尔要求人通过死亡之门，获得自己真正的存在，因此他的一句名言是：“人为死而在。”

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思想典型地反映了二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战败告终。战败的德国失去大片土地，丧失了海外一切殖民地，还要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这时德国资产阶级感到内外交困，

因此，他们内心充满着焦虑、烦恼，恐惧和悲观失望的情绪，但他们又不甘心失败，时刻企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报仇雪耻。因此又产生垂死挣扎的心理。正是这种背景下，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应运而生。

萨特的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真正广泛盛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存在主义的中心从德国转移到了法国。萨特用文学的形式宣扬他的存在主义思想，使得存在主义在法国乃至西欧广泛流行起来。萨特成了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在萨特那里，

存在主义既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文学。

萨特存在主义的主要内容是：

（１）、存在先于本质

萨特把“存在先于本质”看成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存在先于本质”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书中说得很清楚，

他说，人首先是存在，与自己相遇，在这个世界上崛起，然后才规定他自己。

这个解释仍然有些玄乎。更通俗地说，人在一开始时无所谓本质，人之初是个无，他什么也不是，直到后来，他才成为他自己所创造的东西。萨特所说的“存在”是指个人的存在，纯粹意识活动的存在，而所谓“本质”，说的是人所具有的那些具体的特质和规定性。简言之，“存在先于本质”说的是：

人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无所谓本质，只是作为纯粹意识活动、虚无而存在，

人要通过自己的创造，最后才能获得自己的本质，也即获得自己的特质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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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

在萨特看来，人不能一开始就获得自己的本质，人的本质不是上帝赋予的，也不是环境决定的，而是在人的“自由选择”，自我创造的过程中不断获得的。人如果不能进行自由选择，自我谋划，自我创造，他就永远不能获得自己的本质，永远不能获得自己的价值，他就不是真正的“存在”，他已降到了物的“存在”状态。

萨特所说的“存在”是人所特有的，人以外的其他物不具备这种存在。

因为所有的物的本质都是预先决定了的，它的特质预先就被规定好了。比如一粒种子，在长成植物之前，它的一切特质早已规定，我们可以预知它将成为什么样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它的形状、大小、类别早已决定了。所以物是本质先于存在。但这种“存在”不是萨特所要说的“存在”。人的“存在”区别于物的“存在”，在于人有自我意识，在一定条件下，人可以面临多种选择，一个人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最终获得什么样的本质，预先无法确定。他将成为什么，这有多种可能，他有多种选择。选择的最终结果就是他的本质。人最终获得什么样的本质，这完全取决于人自己的选择。只有自由选择、自我创造、敢于冲破坏境束缚的人才会有真正的“存在”。

总之，人是一种自由选择的存在物。人只能自己规定自己的本质，自己创造自己的价值。更通俗地说，人只能自己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而不是把自己交给自身以外的力量来安排。所以萨特有一句名言叫，“懦夫自己造成了懦弱，英雄是自己造成的英雄”。这就是说，懦夫也好，英雄也罢，都不是一开始就是懦夫或英雄的，只是通过自己的选择，自我创造，最后，他成了懦夫或英雄。

（２）、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

萨特在他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一书中提出一个命题：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在萨特看来，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存在与自由不可分，自由是绝对的。尽管自由都是一定境遇中的自由，但任何境遇都不能限定自由。人一旦被抛到世界上来，他就享有绝对自由，对人来讲，自由无须追求、他自身就是自由，自由与生俱来，无可逃避，无可选择，它是命定的。

萨特如此强调自由的绝对性，这似乎难于理解，人真的能绝对自由，不受任何束缚吗？人真的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吗？当然不能。萨特所强调的自由的绝对性，是指人的选择的自主性，萨特所讲的自由只能在选择中存在，

人所以是自由的，因为人的选择永远是自由的。自由的行动就是选择的行动，

人是命定为自由的，人就命定要选择。人为了生存、就必须不断地更新，不断地自由选择。在萨特看来，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

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

自由是绝对的，这只是意味着选择的自由，选择的自由与获得自由是不同的，选择的自由是永恒的，有许多东西人们永远不能得到，但却可以永远地自由选择行动。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限制人的自由。

人的地位不能限制人的自由，首先人的地位是自己选择的，如果不是自己选择的，那么这个地位对你的意义却是由你自己选择的，比如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不能由人自己自由选择，但是家庭环境对你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却是由你自己选择和决定的。贫寒的家庭环境，对有的人来说，可以激励他奋斗，促他成功，而有的人却在贫寒中自暴自弃；富裕的家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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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可以充分利用其有利条件，发展自己，而有的人却在养尊处优中享乐消沉。贫寒与富裕对一个人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不是由这些条件本身决定的，而由你自由选择的，萨特还以无产者为例来说明自由的绝对性。当我们说，一个失业者是自由的，这并不是说他能够为所欲为，能够立即变成一个富裕安乐的资产者。他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他始终可以选择，究竟是逆来顺受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呢？还是起来反抗命运呢？他大概难于摆脱贫困，但在包围着他的贫困之中，他可以代表他自己和所有其他人，向形形色色的贫困进行斗争。他可以选择做这样的人：即不承认贫困是人们注定的命运。因此萨特极其称赞马克思的“叛逆”精神，他说：马克思就是社会的叛逆，马克思说过，我们要改变世界，他用这句简单的话表示：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总之，萨特的意思是：人在各种具体的环境中，都是不受限制的，绝对自由的，环境不能决定人的自由，不能限制人的自由，人自由地创造环境，

环境的意义是由人自己选择的，因而人是自由的产物。

可见萨特所说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只意味着选择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即使人对自己的环境不能选择，但对于环境的意义，即怎样对待自己的环境，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动则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３）、他人就是地狱

萨特有一句名言：他人就是地狱。

萨特在剧本《间隔》之中描绘了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关系。剧中男主人公加尔森在与他人相处中，感到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关系，悟出了一个道理：

“提起地狱，你们便会想到火刑、烤架、……啊，真是莫大的玩笑、何必用烤架呢！他人就是地狱。”

萨特把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看作是敌对的关系。在萨特看来，人是绝对自由的，但这种自由只有在摆脱了与他人的联系时才能实现，

他人和社会对个人的自由总是一种限制，要维护个人自由，就必然与他人的自由相冲突。萨特甚至认为，一对相恋的情人之间也是相互斗争的，双方都想剥夺对方的自由。

个人的自由只有与他人隔绝时才是可能的，但个人又不得不与他人共存。而我一旦与别人发生联系，我与他人之间必定有一方是作为主体性的存在，更通俗地说，必然有一方是处于积极的主动的地位，而另一方则降低为客体，也就是被降低为一个被动的物件。比如我坐在公园的长凳上沉思，另一个人从我身旁走过，朝我看看，我便立即意识到，我成了他的一个观看的对象，在他的眼里，我只是象公园里的长凳一样的一个物件罢了。但我决不甘心做别人的对象，做一个物件，我也要把他当作对象物，恢复我的主体性地位，这样我与他人都力图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地位，矛盾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所以萨特强调说，一方面我要设法从他人的掌握之中解放我自己，另一方面他人也试图从我的掌握之中解放他自己：一方面我竭力要去奴役他人，另一方面，他人又要竭力奴役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与人之间是敌对的。“他人即是地狱”。“地狱”意味着禁锢、束缚，他人对我的自由而言就是一种束缚。当然萨特看到的了人与人之间冲突的一面是对的，但是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仅归结为矛盾冲突，并加以夸大，这显然是片面的和错误的。

（４）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

在萨特看来，世界是荒谬的，人生也是荒谬的，是不可名状，不可理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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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的存在是偶然的，没有什么理由的。人只有在极端的焦虑烦闷状态中才能领悟到自己的存在，才能发现自己存在的偶然性，一旦发现存在的偶然性，就会产生厌恶感。人生毫无目的地处于不断变幻之中，没有任何稳定性，

正象萨特的小说《恶心》的主人公所感觉的那样，“一切都是没有根据的，

这所公园，这座城市和我自己，都是等我发觉了这一点以后，它就使我感到恶心”。在一个偶然性的世界里，充满着丑恶和混浊。世界的混乱，生活的苦难使人感到世界不可捉摸，不可理解，因此一切都是荒谬的，“我们出生是荒谬的，我们死亡也是荒谬的”，存在就是荒谬。

萨特的存在主义在二战以后风行一时，持续了十多年之久，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二战期间，法国所受战争破坏十分严重，战争结束后，人们心灵的创伤却一时难于医治，战争所留下的阴影一时不易抹去。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并没有消除，有时还趋于激化。人们普遍感到精神上的压抑，感到自己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人们感到无所适从，

他人与社会似乎都成了自己的敌对力量，从而陷于苦闷焦虑之中，甚至感到绝望。人们对现实不满，要求反抗现实，希望恢复人的自由和尊严，但又找不到不出路。而萨特的存在主义既揭示了世界的荒谬性，又呼唤人们积极行动、自由选择，反抗绝望，把握自已的命运。因此引起社会普遍的强烈共鸣，

这正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在战后普遍流行的社会原因。

萨特的文学观文学应该“介入”生活

萨特的哲学可说是一种“介入”的哲学，也就是一种行动的哲学，换句话说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哲学，是一种对现实人生积极关注的哲学，决不是远离现实人生的抽象思辩。与他的哲学思想相联系，萨特的文学也是一种“介入”的文学，他主张文学应该“介入”现实生活。所谓“介入”，简单地说来，就是要热切地关心现实人生，积极关注现实人生的种种问题，萨特曾写过《争取倾向性文学》和《什么是文学》等重要文章，阐明了他的文学主张。

萨特反对脱离现实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要揭露现实，促进社会变改。作家要为时代而写作，作家应负起社会责任，萨特认为真正的艺术家不能回避社会问题，而应该勇敢地面对现实、正视人生，揭示社会冲突，社会矛盾。作家在写作时应该履行他作为人的责任，通过他的作品对当代各种重大问题作出回答。萨特特别强调说：“写作就是揭露，揭露就是改变。”萨特还认为，“纯粹文学”只能是一个梦想，他曾经说过：“如果文学什么都不是，那它将毫无价值。这就是我所说的‘承担义务’。如果文学变成了一种纯粹形式或颂歌，那它就会枯萎凋残。如果一个写下的句子不能在某种程度上对人和社会产生反响，那是毫无意义的。”

萨特还认为，如果一个作家看到世界上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保持缄默，那么作家就把自己的责任变成罪责了。他曾激昂地说：自从我们成为作家以来，

我们的任务是用我们的作品去创造一个欧洲。

文学是人类自由的永恒证明

萨特认为，艺术作品不是凝固的，它有待于确定，有待于完成。艺术作品的意义是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作品需要读者的信任，读者的喜爱，

这种信任和喜爱是完全自由的。只有自由，读者才能再创造，完成作品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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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他认为，作者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向读者的自由提出呼唤，要求读者进行配合，通过语言的启发，化为一种存在。因而萨特认为艺术效果的产生，

在于读者自己的感情和意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是说，读者必须是自由的，

他根据自已的偏好，同情，趣味等对作品重新组织和创造，从而产生审美效果和审美感染力。萨特说，一个硬汉子之所以能被别人叙述的虚构的不幸故事感动得流下眼泪，就在于他把自己的感情放了进去，这就是主动性的作用，

也就是说阅读者的自由被唤醒了。

因此萨特宣称：作家——作为一个对自由的人们讲话的自由人——只有一个题材，那就是自由。

萨特指出，作者与读者都是通过艺术作品进行自由选择。这种选择的自由是绝对的，不管你的阶级立场如何，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思想内容，使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创作；也不管你领会到作品的意义是什么，这一切都是绝对自由的。

文学创作是一个不断否定的过程

萨特的哲学思想充满着强烈的否定精神，否定荒谬的世界，否定现有的秩序，否定他人，否定自我……。这种否定精神也体现在他的文学思想之中。

在萨特看来，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否定的过程。作家的写作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行动，选择是连续不断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否定自身，在否定中发展。萨特从不满足于他已经写出的作品，他声称，“我与我已经写过的东西毫无联系”，意思是说，他的作品一经写出，他自己便否定了它，不再与现在的他有什么相关了。你也许会说，这不过表示萨特的谦虚罢了。其实不然，这只是体现了萨特的否定精神。萨特相信，人总是要寄希望于未来，过去的东西已经死了，重要的是选择未来，创造未来。萨特在他的回忆录《语词》中曾经说过：“成熟的作家是不喜欢人们对他们的第一部作品作过分的赞扬的，我相信，这会使我十分不快，我最好的作品，是我现在正在写的，而它一发表，我就不知不觉地准备马上对它发生反感……。”

这种否定精神不仅表现在萨特的创作过程中，同时也体现在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上。在萨特的文学作品中，只有否定没有肯定，这是和萨特的“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的主张相联的。萨特相信，人只有在不断否定荒谬的世界，荒谬的自我中，才能获得自己的本质、自己的价值。他从否定的立场出发，揭示时代的混乱，世界的荒谬。萨特的作品贯串着这样一种否定精神，《恶心》是对外部世界的否定；《间隔》是对他人的否定；《墙》

则否定了人能够正面认识自己的存在。萨特在１９６４年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恐惧也与他的否定精神有关。

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

萨特非常重视文学的真实性，他认为以往的文学作品所塑造的各种典型人物，实际上是经加工而“失实”的人物。萨特认为应当排除这种先入为主的理性观念，要真实地再现个人的内心世界，恢复人物的精神面貌。

萨特在《恶心》一开头就写道：“最好的是逐日逐日地记述事件。记日记就是为了清楚地看待他们，不放过它们细小的差别，那些小事情，尽管它们看来微不足道，特别是对它们分门别类。应该说出我是怎样看这张桌子，

街道，这些人，我的烟，因为正是这些发生了变化。”这一段话表现了萨特对真实性的追求，萨特所追求的是，表现在最平凡状况下的世界面貌。即使是令人反感的面貌，但只要真实。萨特认为，决不应该把世界和人表现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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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世界和人更美或更丑，真实才是重要的。这样看来，萨特是站在自然主义的立场来反对典型化的原则了。

为了使他笔下的人物世界具有真实感，萨特往往喜欢采用这样一些表现手法。

一是加强戏剧冲突。萨特认为，人的本质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但自由选择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选择的同时必须承担起选择的后果。因此，作出自由选择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它必然伴随着激烈的心理冲突。这种冲突才是人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因此萨特在剧中往往把人物推到孤立无援的绝境，以加强戏剧冲突。在绝境中的自由选择往往能够体现人的本质，反映出人物真实的心灵世界。

二是处理的故事的结尾。为了表现人物的真实性，萨特不愿拔高或贬低他笔下的人物，他只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来表现。这一点往往表现在他的故事的结尾上。《自由之路》的主人公马提埃在临死之前的十五分钟，举枪向敌人射击，本是英雄之举，但他所说的话却似乎有些反常，他向敌人射击，却并不是向敌人复仇，他的“每一发子弹都是对他从前出于顾虑没有做成的每一件事情的报复。”明明是向敌人射击，他却说：“这一枪射向洛拉，因为我不敢偷她的钱，那一枪射向玛赛儿，因为我本应摔掉她；另一枪给奥杰塔，

因为我不想吻她……。”萨特这样处理人物，都是出于真实性的考虑。既使是英雄人物，也不拔高，使之高大完美。又如《毕恭毕敬的妓女》的结尾，

妓女莉吉最后不是开枪打死欺骗和侮辱她的弗雷德，而是默不作声，倒入他的怀里。这似乎有悖情理，但在萨特看来，这是十分真实的。他不想拔高一个妓女的形象，他要表现的只是生活中活生生的真实。

萨特的小说和戏剧

萨特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出色的文学家，他也从不认为自己有文学创作的天才。尽管他承认他对文学有着特殊的爱好。在文学家与哲学家之间，他更愿意是一个哲学家。萨特用文学的形式表现他的哲学，文学成了萨特表现哲学思想的最好形式。因此，在萨特那里，文学与哲学已经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用文学的形式表现自己的哲学思想，是存在主义作家的一个共同特点，

早在存在主义的鼻祖克尔凯郭尔那里，就开始了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哲学思想。克尔凯郭尔认为，他的思想具有神秘性，艰深难懂，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用抽象思辩的方式很难描述。因此他喜欢用形象思维的方法，用诗歌，

戏剧等文学形式来表达他的哲学思想，到了萨特那里，他的文学创作的成就大大超过了他的前辈的哲学家。存在主义不仅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文学。

身兼哲学家和文学家的萨特其影响也就大大超过了他的前代存在主义哲学家。

萨特为什么喜欢用文学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哲学呢？

萨特发现，人对存在的体验是非罗辑，非理性的，很难用逻辑思辩的方法表现出来。例如人的心理情绪，主观感受：恐惧、厌恶，焦虑、荒谬感、

孤独感等等，这些纷乱的心理状态，很难用抽象思辩的方法描述出来，但用形象思维的方式，用文学的形式来表现则十分便利。

萨特又认为存在的特点在于它的偶然性，不可捉摸性，存在状态无法用理性的逻辑体系加以描述，而只能用感性的方式，用日常生活中支离破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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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来表现。萨特所以要写一篇小说《恶心》来表达他关于存在的偶然性、

荒谬性的观点，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如果要问：什么是存在？萨特不会下一个存在的定义，他会告诉你：在我的小说《恶心》中所表现的那种杂乱无章的状态的总体，那就是存在，别无其它更合适的定义。

萨特的文学创作并不注重文字的雕琢，他看重的是他的作品是否恰当地表达了他的哲学思想，他在小说《恶心》中就曾说：“我不需要造一些句子，

我写是为了把某些环境说清楚。要提防文学，应该信手写出一切，而不要推敲字句。”在萨特看来，只要恰当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对读者有所启迪，

便是好作品，而小说戏剧的形式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好方法，波伏瓦在谈到萨特的戏剧理论时曾经说过：小说，特别是戏剧，能够细致地复制出经验，

造成一种有血有肉的生动情景，使人们能够重新捕获色、香、味、感觉和情绪的生动性。也就是说，运用想象上的经验来说明一种哲理，是任何教条式的训诲所不能代替的。

由此可见，萨特用小说和戏剧的形式来表现他的存在主义思想，不仅是为了使艰深的哲学通俗化，主要的还是因为存在主义哲学本身的性质和内容的需要。

萨特用小说和戏剧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哲学思想，并不意味着他的文学作品都是抽象枯燥乏味的。恰恰相反，他的作品是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往往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这正是萨特的成功之所在。

哲理小说

前面已经讲过，萨特是用小说和戏剧的形式来达他的哲学思想的，因此他的小说充满哲理、我们不妨称萨特的小说是哲理小说。当然，小说中蕴含哲理，并不是存在主义作家的专利，这里所讲的哲理是指萨特的存在主义哲理。

《恶心》：对“存在”状态的揭示

《恶心》这部中篇小说是萨特在１９３４年完成的。早在１９３１年，萨特就在思考“恶心”的问题，他曾经打算写一本关于偶然性的论文。但他最终还是写了这个中篇小说，它原名《忧郁》，写完后送交出版，出版商拒绝了，

几经周折，改名为《恶心》才得以出版。这是萨特最重要的一部小说，也是萨特最有成就的一部小说。萨特自己对《恶心》也甚为得意，他曾经说：“从纯粹文学的角度来说，《恶心》是我最好的文学作品。”

《恶心》用日记的形式写成，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其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小说主人公叫安东尼・洛根丁，他是一个孤独的年轻的知识分子，他自我意识很强，有点儿神经质。因为失恋，他几乎精神崩溃。经历了长途旅行之后，洛根丁终于在海滨城市波维尔市安顿下来。他住在车站附近的旅行推销员的旅馆里，他每天所接触的都是些唯利是图冷酷无情的人。洛根丁有时在街头闲逛，有时在酒吧间与老板娘调情。他心爱的女人安妮离开他已经整整四年了，在他的记忆中，安妮曾经追求过理想的完满时刻，但所得到的却是虚无，一切都化为乌有。洛根丁为了充实空虚的人生，他去研究历史，他打算写一篇关于十八世纪法国贵族德・洛勒旁的冒险史的论文。因此他天天上图书馆去读书，搜集资料。在图书馆时，洛根丁认识了一位自修者，在自修者的劝导下，他根据字母排列顺序逐一阅读各种书籍。到了晚上，洛根丁便坐在铁路员工俱乐部里，反复欣赏同一张唱片《在一些日子里》。洛根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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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他自己正在—点一滴地丧失自己，陷入一种奇异和混乱不堪的状态之中。他的生活失去了意义，他开始对世界感到恶心。他好象漂浮在冷酷的时间里，周围的墙、花园、咖啡店都令人感到恶心。有一天他突然感到有一种腐烂的臭味散发在空气中，在光线中，甚至在人们的态度中。洛根丁曾经到处游逛，后来他终于认识到自己冒险生活的含义：这就是恶心。这种恶心就是存在本身的自我显露。他在恶心的感觉中领悟到存在，存在是一种丑态，

难以忍受。

终于有一天，洛根丁收到了安妮的来信，这使他抱有一点希望，但他很快就发现，安妮已经变得下流和绝望，她早已放弃以往所追求的那种完满的时刻。洛根丁和安妮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发现了存在的含义：虚无。没有什么可以诉说的，一切都不值一提。这样，洛根丁又重新回到空虚孤独之中。

如何摆脱这种虚无呢？向别人求救吗？可是别人都是貌似文雅的人，他们见面时相互脱帽致敬，感觉不到生活的虚无，对自己的存在更是毫无感觉。洛根丁决定离开波维尔市。他最后一次光顾了铁路工人俱乐部，最后一次欣赏

《在一些日子里》，就在欣赏唱片的最后时刻，他隐约地感觉到了一种渺茫的希望。

小说通过主人公洛根丁的心理漫游，病态联想，荒诞的意念，莫明的情绪，梦魇般的幻觉，构成全书的主线，也就是洛根丁对“恶心”的感受和认识过程。最后洛根丁对一切事物都感到恶心：沙滩上的鹅卵石，侍者的吊带，

展览馆的肖像画，映在镜子里的自己的面孔，公园里的树根等等，他逐渐认识到存在的本质：虚无与偶然。

《恶心》体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它可以说是萨特的精神自传，萨特曾经说：“我就是洛根丁，我毫不满足地用他来表现我的生活气质。”《恶心》所表现的思想内涵是丰富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恶心》：对“存在”的一种体验

“恶心”是人对“存在”的一种体验，前面已经讲过，哲学家海德格尔用“烦”，“畏”，“死”等概念来描述人对“存在”的体验。而萨特则用

“恶心”这一感觉来描述人对“存在”的体验。萨特发现，人一旦真正体悟到自己的存在，就必然产生“恶心”感，也只有在“恶心”的感觉中，才能更深刻地领悟“存在”。

《恶心》的主人公洛根丁对“恶心”的感受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开始，他为了摆脱空虚和孤独而去研究历史，但是乏味的研究，无聊的生活，

使他深深地陷入烦闷之中，周围的一切琐碎之事都使他感到厌恶。他仿佛觉得有一种无形的东西抓住了他，这种感觉一天天加深，终于有一天，他突然领悟了，那个无形的东西便是“恶心”，他被“恶心”抓住了，同时他也领悟了“存在”。洛根丁通过自己对“存在”的体验，发现了“存在”的意义：

“我明白了，我已经找到了存在的答案，我恶心的答案，我整个生命的答案。

其实我所理解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归结为荒诞这个根本的东西。……我要确定荒诞的绝对性。”

总之，萨特用“恶心”表达存在状态，揭示人对存在的体验。海德格尔在《何为形而上学》中有段话说得很好：“深沉的烦恼象寂静的雾，遍布于生存的深渊里，把外在事物、他人和我自己莫明其妙地搅在一种普遍的冷漠之中。这种烦恼显示出生存的全貌。”海德格尔的这段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对萨特所揭示的人对“存在”体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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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是偶然的，人生是荒谬的。

《恶心》体现了存在的偶然性，洛根丁通过“恶心”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存在是偶然的，自己是偶然出现的，自己的存在和一块石头、一株植物、一个细菌一样，是毫无理由的。《恶心》就是为了说明这种存在的偶然性。偶然性是绝对的，因而也是毫无根据的，一切都是没有根据的。

在偶然性的世界里，一切都是不可捉摸，难于理解的。“一切存在之物都是毫无理由地生出来，由于软弱而继续活下去，最后随遇而死。”“存在是充满各处的东西，人是无法摆脱它的。”因而存在也是荒谬的。

洛根丁说，他找到了“存在的关键”、“生命的关键”，那就是荒谬。

一切都是荒谬的。“我们的生是荒谬的。死也是荒谬的”，存在就是荒谬，

这种根本的荒谬也就意味着存在的偶然性。

洛根丁发现了存在的偶然性，他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也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他迷失了方向，对生活的目标发生了疑问，世界是什么，自己是什么？

他感到茫然。他的内心充满烦闷和荒诞之感。他不再相信布维勒人对尘世的幻想，不再相信雄才大略，甚至不相信文化，他什么也不相信，什么也没有，

凝视着这个世界，他只觉得恶心。上帝死了，把他抛弃了，“别了，美丽的百合花，别了，我们的骄傲和我们存在的理由，别了，混蛋们。”

恶心是对一切的反感，不仅对人而且对物，世上人事纷繁，在洛根丁看来，都是无谓的，微不足道的。为什么有这块鹅卵石，为什么有这树根，存在是不必要的，存在就是在那里，这是显而易见的，这公园，这城市，以及我自身，一切都是无意义的，当意识到这些时，他心理就翻腾，一切都在他的面前浮动起来，于是就想呕吐，这就是恶心。他们是多余的，我们也是多余的。

萨特在表现存在的偶然性时，显然带着阴郁悲观的情绪，小说中充满着这样悲观的色彩：

“周围的一切事物和我一样是由同样的物质构成的，属于同一种类的丑恶。”“世界的存在本身是那么丑恶。”

“存在是阴郁的，苦恼的，自己妨碍自己。”

“我也是多余的，我永生永世是多余的。”

“我的整个一生都留在我的后边，……对它没有什么好说的，只不过我赌输了，如此而已。三年前我庄严地进入布城，我输了第一回，我想赌赢第二回，我又输了，我全盘输了。这一下子我懂了，人总是输的。只有混蛋才会相信自己会赢。”

这是洛根丁的人生观，也可说是萨特早期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的消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特定时期西方世界普通的一种失败情绪的反映。

萨特曾经说，《恶心》在很大程度上是攻击资产阶级的。这样说当然自有其道理，当时的欧洲正处在经济危机中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相互交织，整个欧洲可说是阴云密布，人们不免有大难临头之感，他们感到自己的生存和自由受到了威胁，对冷酷的现实感到无法理解，

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痛苦迷惘，焦虑不安、甚至绝望的情绪。

对这样的一种混乱荒诞的现实，萨特遵循“介入”的文学创作原则，感到有必要加以揭露和攻击，启发人们正视现实，加以思考，加以批判，从而改变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萨特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诞现实，作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