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抗戰前期的中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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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同盟的背景：抗戰初期的中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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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同盟的背景：抗戰初期的中蘇關係

第一節抗戰前期的中蘇關係

一、從中蘇復交到《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略中國東北，其對蘇聯遠東邊界的安全造成威脅。自1929年中東路事件後，中國與蘇聯斷絕外交，九一八事變使兩國重新摸索關係的重建。中、蘇兩國因而在1932年12月 12日正式恢復外交關係。中蘇復交，主要不是為了加強兩國薄弱的經濟關係，而是為了有可能利用復交來警告日本須懸崖勒馬，立即停止在遠東地區的擴張，否則中蘇兩國將不排除採取必要的行動。¹中蘇兩國復交後，關係仍不順利，反而十分冷漠。復交之後，兩國皆同意簽訂某種條約來確保兩國關係，且提出互助條約和互不侵犯條約。可是眾所周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甚至在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還遲遲尚未簽定。關於此一原因，常被提出的問題如下：包括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蘇聯向日本出售中東鐵路和承認滿洲國問題，以及蘇蒙簽訂互助議定書等敏感的事宜。

九一八事變後贛南地區的剿共戰役一度中斷，國民政府以「攘外必先安內」為國策，堅持其剿共的政策。蘇方曾經表示決不干預中國的內政問題，願意無條件恢復中蘇兩國的外交關係。²但是中東鐵路與滿洲國等，損失中國領土主權的敏感問題，也是中蘇關係推動的一

1 羅志剛，《中蘇外交關係研究（1931-1945）》，頁32。

2 李嘉谷，《合作與衝突—1931-1945年的中蘇關係》，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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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障礙。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蘇聯為了避免與日本發生衝突，一面宣布過對中日兩國問題採取中立政策，另一面摸索靠近日本的方法，因此向日本提出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而未獲成果。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再一次試圖接近日本，1935年3月向日本提出出售中東鐵路。照日本的建議，蘇聯同意以日本和滿洲國做為談判對象，又同意由滿洲國收買中東鐵路及其所屬的一切財產，以換取蘇聯承認滿洲國的存在。這不但傷害中國的民族感情，更加影響中蘇關係的圓滿發展。

外蒙問題也阻礙中蘇關係的進展。1936年3月12日，蘇、蒙正式簽訂了有效期為十年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與蒙古人民共和國互助議定書》。中國外交部針對此一事件向蘇方提出抗議：蘇聯與外蒙簽訂之議定書違反1924年中、蘇兩國簽訂的「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第5條，「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³但蘇聯政府仍然表示支持外蒙古的獨立，1936年7月11日，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V. M. Molotov) 致電外蒙，祝賀蒙古人民共和國15週年時，肯定《蘇蒙互助議定書》

說，「本年3月12日所簽字之蘇蒙互助協定，實足維護蘇聯與蒙古兩國東陲之和平，認為有共同利害之新表示也。」⁴如此態度在中蘇關係改善過程上，自然成為負面性的因素。滿蒙問題是侵害中國主權的重大問題，蔣介石的反共政策根本上否定蘇聯整體，所以兩國之間的交涉很難達成一致的協議。儘管如此，面臨日本不斷的挑釁，使得中蘇兩國不得不尋求互相接近的方案。

1932年6月6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議會作出了與蘇聯復交的決定，並決定先訂互不侵犯條約後，再實行復交。可是蘇聯答以中蘇兩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之前先訂互不侵犯條約並不妥當，所以須先得無條件恢復兩國關係。⁵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中蘇兩國的關係唇亡

5 田保國，《民國時期中蘇關係，1917-1949》，（濟南，濟南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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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寒，不得不尋求意見的一致，因此1932年12月12日正式恢復兩國外交關係。與此同時，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特維諾夫(M. M. Litvinov) 向中國外交代表顏惠慶提出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以共同防衛日本的侵略。然在1933年春，兩國互派大使呈遞國書後，蘇聯外交代表提出向日本出售中東鐵路的建議，再讓中國感到失望，1933年10月13日，蘇方提出了中蘇中立與互不侵犯條約，其內容並未包含互不干涉內政的條款。此外，蘇聯對中、日衝突所持的中立立場，也造成中國政府的不滿，因此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談判一時無法達成。

中國政府雖然無法接受蘇聯的態度，然由於日本的侵略意圖日益明顯，再加上西方國家與國聯的對中日問題毫無誠意，而不得不與蘇聯談判。1934年，蔣廷黻以蔣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訪蘇，尋求中蘇合作，蘇方也歡迎與中國合作。蔣廷黻問蘇聯外交次長史托莫尼亞科夫

（ B. S. Stomoniakov）；「蘇聯是否因為過去的種種而不願意建立未來的進一步友好關係」，史立即回答說；「蘇聯方面認為過去的已經過去。」⁶他還表示；「一旦蘇聯政府要與中國建立進一步關係的話，那個中國一定是蔣介石統治的中國。……我是現實主義者，我們希望中國強大、統一，而且必須是蔣介石所統治的中國。」⁷1935年 10月18日，蔣介石親自向蘇聯駐華全權代表鮑格莫洛夫（Dimitri Bogomoloff）表示，贊成締結中、蘇貿易協定和互不侵犯條約，更希望中、蘇兩國間建立有實質性的真正親密的關係，並能保障遠東和平的協定。⁸可是1936年1月21日日本外相廣田向中國提出「三原則」⁹強

頁43。

6 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長沙，岳麓書社，2003），頁161。

7 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頁161。

8 〈蘇聯駐華全權代表鮑格莫洛夫致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電〉(1935年10月19日急電)(原收於李玉貞譯《中蘇外交文件選譯》(上))；轉引李嘉谷編，《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匯編，1933-1945》，頁50。

9 「三原則」的內容大致為「中國絕對需要放棄以夷制夷政策，中日積極親善提攜；中國對滿洲國之存在必須加以尊重；中國北邊一帶地方之防止赤化，中日兩國必須共同商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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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防止赤化，這就使蘇聯懷疑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有意與日妥協。此外，中共問題也阻礙中、蘇兩國關係之進展，蘇聯政府不願夾在國共雙方糾葛之間，而蘇聯並沒有立即同意與中國簽訂條約，其原因是國民黨一直沒有放棄剿共方針。還有，滿蒙問題也成為中、蘇談判的障礙。

1936年11月25日，日德兩國簽訂了《日德防共協定》，這是直接威脅到蘇聯的安全，因此蘇聯對中蘇關係的態度轉趨積極。在中國方面，國民政府由於西安事變，不得不放棄剿共政策，這就為中蘇兩國的關係解除了一個暗礁。然而促使中蘇兩國終於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直接因素是1937年發生的七七事變。七七事變前夕，中蘇兩國談到互不侵犯條約時，蘇聯提出的三項要求使國民政府猶豫不決：（一）以中國政府名義邀請太平洋關係國召開一國際會議，商訂聯合互助協定。蘇聯方面允許於接到邀請後，即正式通知願意參加，如有三國之一國或數國贊成，即可進行，否則（二）中、蘇訂立互不侵犯協定。

（三）中、蘇訂立互助協定。¹⁰關於三項問題，外交部長王寵惠曾提出兩項疑問：「（一）關於第一項召集國際會議何以不由蘇聯邀請？

據蘇聯之觀察，是否有成功之希望？（二）所提議三項步驟，有無先後及連帶關係。換言之，可否先進第二項或第三項，然後擴充範圍至第一項。」¹¹王寵惠的這句話意思是蘇聯何以不親自召開太平洋會議，而叫由中國開召集，以及何以不先定互不侵犯條約或互助條約，

要先召集國際會議？對此疑問，蘇聯大使答覆說，蘇聯願與其他有關國家一起參加太平洋會議所組成共同防衛計劃，如沒有國家願意參加，而這時由中、蘇兩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或互助條約時，方能化解

10 〈外交部長王寵惠自南京呈蔣委員長對於蘇聯提議共同預防外患之步驟三項具申意見書〉（1937年7月8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第二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頁325。

11 〈外交部長王寵惠自南京呈蔣委員長對於蘇聯提議共同預防外患之步驟三項具申意見書〉（1937年7月8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第二冊，頁32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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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國的誤會。對此，中國一方面猶豫，而另一方面著手準備互助條約的內容。此時，日本突然發動七七事變，歐美國家對中國問題採取不干涉政策，蘇聯卻又無意與中國締結互助條約。1937年7月31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特維諾夫解釋說，「目前時機更加不宜簽署互助條約，因為這樣的條約意味着我們立即對日宣戰，……蘇聯向中國提供軍事物資務，必以簽署互不侵犯條約為先決條件。」¹²中國所擬備的互助條約中即有涵蓋相關內容。¹³

此外，兩國對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後，對中日戰爭得出兵之問題，

雙方亦意見分歧，然隨著中國華北事態日益惡化，此時的蘇聯也需要國際社會的支持和肯定，因此中、蘇兩國合則兩利。蘇聯對中國的支持上進一步提供軍事物資援助，然而對國民政府和蔣介石而言，他們仍然無法以這種程度的支持而完全信賴蘇聯。如此兩國意見的不一致，一直持續到8月初，蔣介石終於作出讓步，中、蘇兩國彼此以口頭約定¹⁴再論。

1937年8月21日，由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寵惠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在南京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該條約的要點如下：

「……兩方約定不得單獨或聯合其他國或多數國家，對於彼此為任何侵略（第一條）。倘兩締約國之一方，受一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規定在衝突全部期間內，對於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

12 〈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致蘇聯駐華全權代表鮑格莫洛夫電〉(1937年7月 31日特急)，原收於李玉貞譯《中蘇外交文件選譯》(下)；轉引李嘉谷編，《中

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匯編，1933-1945》，頁80。

13 試擬中蘇互助協定草案之第二條，「中華民國或蘇聯遠東領土受第三者之直接或間接侵犯而違反兩國和平意思時，兩國應立即彼此予以軍事及其他援助。」見

〈外交部長王寵惠自南京呈蔣委員長對於蘇聯提議共同預防外患之步驟三項具申意見書〉（1937年7月8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第二冊，頁327。

14 中蘇雙方互相約定，即蘇聯承諾在條約有效期間內，不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並且中國也承諾在條約有效期間內，不與第三國訂立共同防共協定。見羅志剛，《中蘇外交關係研究:1931-1945》，頁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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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協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第二條)。」¹⁵該條約是雖基於各自的需要而簽訂的，但蔣介石內心認為該條約突顯出兩者之間根本無法互相信賴：

蘇俄之外交，詭詐無比，如蘇俄先與我訂立互不侵條約，藉以威脅倭寇，亦要求倭寇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而作為固守中立之計，此不可不注意也。¹⁶

蔣介石對蘇聯的不信任態度，不止於對日關係上。蔣介石始終擔心蘇聯向來對中國領土的野心，尤其是以共產主義赤化的野心，蘇聯也一直表示說他們擔心蔣介石與國民政府與日本妥協而攻擊她。對彼此的疑懼，中、蘇在整個抗戰時期一直反覆的表示對雙方期待和反目。

如前所述，日本向中國政府提出「三原則」進行交涉，其要求

（一）中國與日本共同防俄；（二）承認滿洲國；（三）華北特殊化。¹⁷共同防俄部份，如蘇聯所擔心的，中國政府多少有可接受的空間，但其二和其三構成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威脅，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根本無法接受。日本在提出「三原則」要求交涉的同時，絲毫不錯過進兵的良機，日日進逼華北地區。中國又無法信賴日本的言行時，蔣介石拒絕日本的提議，決定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互不侵犯條約簽訂的，雖然有這些曲折，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特別是抗戰初期中國得到的外援中，以蘇聯的援助部分最為重要，而這正是由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同時正式展開。

15 〈國民政府代表王寵惠與蘇聯代表鮑格莫羅夫在南京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全文〉（1937年8月21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第二冊，頁328。

16 1937年8月1日條，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上冊，頁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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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蘇聯援華

雖然當初中國政府反對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作為獲得軍事物資的先決條約。但仍然可以說，《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最大意義在於取得蘇聯的對華援助。蘇聯一直以口頭的方式承諾對中國的支持，但真正的表示是在《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後以物資援助開始呈現。 1937年8月21日，蘇聯同意提供中國近200架的飛機¹⁸，1937年8月27日中、蘇兩國達成軍火協議，蘇聯同意向中國提供價值1億元法幣的軍事物資。¹⁹因此，從1937年9月起，蘇聯提供給中國物資，重型轟炸機、驅逐機等蘇聯的援華飛機外，坦克、防坦克炮、高射炮、機槍、

炸彈及其他附屬品等軍事物資亦相繼運達。中國以蘇聯提供的借款，

充當向蘇聯購置軍火之經費，到1938年3月1日，才形諸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及中華民國間關於實施5千萬美金信用借款條約》。條約內容規定，蘇聯的信用借款用於向蘇聯購買工業產品與工業設備，

實際上是購買中國抗戰所急需的軍火，例如飛機、坦克、大砲、機槍等。²⁰

蘇聯在整個抗戰期間對中國共提供三次信用貸款：第一次是1938 年3月1日的5千萬美元，第二次是1938年7月1日的5千萬美元，兩次信用貸款條約的正式簽字日期均為8月11日。第三次是1939年6月13日的 1億5千萬美元，該三次的總額為2萬5千萬美元。可是随蘇德戰爭的爆發，蘇聯停止第三次的撥款，因此這三次的實際總額為173,175,810.36

18 〈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斯托莫尼亞科夫致蘇聯駐華全權代表鮑格莫洛夫電〉(1937 年8月21日特急)原收於李玉貞譯《中蘇外交文件選擇》(下)；轉引李嘉谷編，

《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匯編，1933-1945》，頁105。

19 〈蘇聯駐華全權代表鮑格莫洛夫致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電〉(1937年8月27日,特急電報)原收於李玉貞譯《中蘇外交文件選擇》(下)；轉引李嘉谷編，《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匯編，1933-1945》，頁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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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²¹中國用這批錢購買蘇製軍火及其附屬品。依據《中華民國政府行政院對外貿易委員會關於運用蘇聯貸款向蘇購買軍火武器的帳略》，大略可知的價值如［表一］²²。:

[表一]蘇聯各批對華軍火援助之價值和其內容

動用日期總額／美元

第一批 1938年3月5日至6月10日 30,321,164元第二批 1938年3月15日至6月20日 8,379,293元第三批 1938年3月25日至6月27日 9,856,979元第四批 1938年7月5日至9月28日 29,601,215元第五批 1939年6月25日至9月1日 21,841,349元第六批 1939年6月25日至9月1日 18,622,024元第七批 1939年10月1日至12月1日 3,909,725元第八批 1941年6月1日 49,520,828.85元第九批未詳 1,123,232.51元

共計 173,175,810.36元

蘇聯對華借款數目等於中國為購買蘇聯軍火所動用的金額。

[表二]蘇聯各批對華援助的軍火內容²³

第一批 СБ式飛機、и-16式飛機、и-15式飛機、Ути-4 式飛機、ТБ-3式飛機、備用之發動機及發動機之附件及零件暨特種器件、汽車運輸汽車起動裝置器及汽油機器、各種武器及飛機上戰鬥設備、Ｔ- 26式坦克車連用無線電設備、備用發動機零件及修理廠、牽引機及3A、3Иa輛種佳車、76公厘19

21 〈行政院對外貿貨委員會關於運用蘇聯貸款向蘇購軍火武器的賬略〉（1941年3 月4日）收於《國民政府行政院檔案》；轉引李嘉谷編，《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匯編，1933-1945》，頁149-157。

22 李嘉谷編，《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匯編，1933-1945》，頁149-157。

23 李嘉谷編，《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匯編，1933-1945》，頁149-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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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年式高射炮、45公厘射擊坦克車炮、炮彈箱、

轅馬套具、軍用儀器、炮兵用坦克車之彈藥等。

第二批瑪克西姆脫卡遼夫式機關槍、劫各且遼夫式機關槍、

機關槍子彈、76公厘野戰車炮和炮彈、115公厘野戰車炮和炮彈、37公厘射擊坦克車炮和炮彈、瑪克西姆式機關槍、步槍子彈等

第三批 и-15式飛機、YT-1式飛機、備用飛機發動機及他種零件、3Иc-5式汽車等

第四批 СБ式飛機和整套零件、備用M-100式發動機、

ШKAC式機關槍連同裝備、戰鬥機各種備用零件和修理工具等、 и-15式飛機和飛機發動機及零件、劫各且遼夫式機關槍、瑪克西姆脫卡遼夫式機關槍、76公厘車炮之和炮彈、115公厘炮之炮彈、37公厘炮之炮彈、3Иc-5式汽車等。

第五批本披未有詳單。

第六批本披未有詳單。

第七批飛機類（飛機 Y T - 2 M - 1 1 、飛機 Y tи- 4 、飛機 С Б 等）、汽車類（ГA3-AA式載重汽車、3иc-5式載重汽車、M-1式輕便汽車、ГA3-AA工客大汽車、救護衛生車等）

第八批本披未有詳單。

第九批本披未有詳單。

其實，七七事變爆發前的1937年6月，中、德兩國經過洽商，簽訂了一批購買軍火合同。根據德國戰爭物資出口協會的1937年報告，

1937年德國向中國提供的戰爭物資的總金額達到8,278萬3600馬克，其主要項目為步槍、卡賓槍、機槍、火砲炸藥、艦艇等軍火。²⁴ 蘇聯向

24 沈慶林，《中國抗戰時期的國際援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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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正式開始提供援助是1938年3月，蘇聯援助中國之前，德國的軍火在中國對日作戰物資中佔了相當多的比率。後來德國與日、義兩國簽訂反共協定後，在日本的壓力之下，幾次停止對中國的軍火貿易。

但是在1938年10月孔祥熙與佛德（Hellmuth Woidt）簽訂口頭物資互換及貸款合同²⁵，繼續進行貿易。這時的貿易項目不如以前提供完成的軍火，只不過是軍火原料以及半造品，顯示德國在對華貿易上受到日本的影響，1938年可稱為德國和蘇聯在軍火援助上的交叉時期。

而且對利息方面而言，德、英、美提供給中國的貸款利大約5%

到6%低²⁶，但蘇聯給中國的貸款利率是3%²⁷，這比德、英、美貸款利率都要低。加上蘇聯對中國訂單所定的價格特別便宜，其實際價值等於動用蘇聯對華信用借款數的2.5倍²⁸，這意味蘇聯的援助在中國抗戰初期具有相當重要的貢獻。

蘇聯在人力上亦幫助中國抗戰，隨同軍火的援助，蘇聯派遣有關教官和技術人員來華，幫助中國部隊熟悉武器功能、使用以及維修。

同時，蘇聯的空軍志願隊來華援助中國抗戰，他們的來華早於軍事顧問團。抗戰初期日本有2千7百架飛機，但當時中國只有6百架飛機，

其中可用的僅有296架²⁹，在空軍戰力方面中國比不上日本，所以中國最急需的援助是飛機。應中國政府的要求，蘇聯提供飛機的同時，又派遣志願隊。志願隊參加了保衛南京、武漢之空戰，多次襲擊日軍機

頁125。

25 該合同約定；中國以付現款的方式可購買各項軍事工廠所用一切材料、半造品、汽車等，但軍械和但要不在內；德國向中國提供1億馬克的貸款，其年利僅武釐，德國希望中國用其中的2000萬馬克，立即動訂購貨品；德國希望中國以原料和農產品抵償，但其中以100分之50為礦產等。（〈齊焌自重慶呈蔣委員長報告孔祥熙院長與佛德博士口頭簽訂貨物互換及貸款合同要點報告〉，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第二冊，

頁715）

26 沈慶林，《中國抗戰時期的國際援助》，頁37。

28 李嘉谷，《合作與衝突──1931-1945年的中蘇關係》，頁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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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和軍用設施。至蘇德戰爭爆發前，先後來華的蘇聯空軍志願隊員約有7百名。³⁰

七七事變前，在華活動的軍事顧問大多為德國和義大利籍顧問，

以及少數的美國退役空軍人員，他們皆以私人身分受聘於中國政府。

隨著德、意、日軸心集團的形成，德、義政府先後召回其在華的軍事顧問和技術人員。因此中國政府向蘇聯尋求對華援助時，也要求蘇聯派遣軍事顧問。蘇聯軍事顧問的主要任務是訓練中國軍事、技術人才，並參與大戰役的組織計劃。1938年中期，隨著蘇聯軍事顧問的大批來華，蘇聯在中國建立了軍事顧問體系。在中央軍事機關和戰區司令長官部，在空軍、坦克兵、砲兵、工程兵等軍種中，在陸軍大學等軍事院校中，都建立了蘇聯軍事顧問組。³¹那麼，蘇聯為什麼給中國這麼大的援助？這並不是單方面為中國的安全和利益著想的，也對面臨德、義、日的反共產主義聯合行動，並當西方國家對德、義、日的聯合採取姑息政策的時候，蘇聯只能以援助中國的方式維護自國遠東邊界的安全。所以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也是一種摸索自己安全的方法。

前人研究對蘇聯的援華大多給予積極肯定的評價。有人主張蘇聯給中國的援助條件是無私而真誠的，甚至犧牲自國民族的利益。軍火的數量雖然無法達到蔣介石當初要求的軍事物資援助草案的標準，但蘇援對中國抗戰的貢獻確實是無可否認。然另一方面蘇聯援助中國，

中國的抗戰能力因而增強，此亦符合蘇聯的戰略利益。³²事實上，蘇聯的對華援助並不是單方援助的關係，因為蘇聯提供給中國軍火，而中國則使用蘇製武器阻礙日本發動對蘇戰爭。而且按照史達林的要求

33，中國對蘇聯的貸款，以物品償還，中國提供的農產品和礦物共有

30 沈慶林，《中國抗戰時期的國際援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頁32。

31 陶文釗、楊奎松、王建朗，《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外關係》，（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頁90。

32 陶文釗、楊奎松、王建朗，《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外關係》，頁77。

33 1938年5月30日條，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上冊，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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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種³⁴，不但質精量多，尤其是礦物係以戰略原料來幫助蘇聯的戰備。因此抗戰初期的中蘇關係，兩者互相支援的互利關係。

第二節抗戰前期中美關係

一、美國的孤立主義政策和羅斯福的對蘇態度

美國的孤立主義政策是自獨立戰爭以來美國外交政策的骨幹。在獨立戰爭打敗英國後，為減輕歐洲列強對美國的影響力，以及把美洲大陸放在美國的勢力範圍內，美國採取孤立主義政策，所以孤立主義含有兩種層面，就是美國不干涉歐洲問題，同時拒絕歐洲國家介入美洲問題。第1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以防止戰爭並維持和平為目的，提倡國際機構的創辦，但美國議會卻否決美國參與國際聯盟，並再度闡明美國孤立主義的原則。

1932年，被選為美國總統的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雖然具有國際主義的想法，但是當時在美國國內，孤立主義的勢力仍佔優勢，因此其外交政策也標榜孤立主義，且他在擔任總統期間，對國際紛爭採取中立的態度，以「中立法」³⁵為名而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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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國以錫、鉛、鎢、鎳、銅和生絲、茶、棉花、皮革、羊毛等物資折款歸還。

35 美國中立法案成立和變化過程：

1)1935年8月31日，美國議會通過了中立法(The Neutrality Act of 1935)，法案規定；如果美總統宣布，在兩國或其以上的國家之間，發生戰爭或正在進行戰爭中，凡以軍需品自美國和其屬地之任何地方，輸出而運至交戰中的國家，或運至任何交戰國所利用之中立國港口者，均為違法。

2)1936年2月29日添加禁止對交戰中的國家提供貸款的條款，修改中立法案。

3)1937年的中立法規定，把以上的內容不但適應於交戰中的國家，也適應於內亂中的國家。這一法案又明示，不准美國船舶航行到交戰區，不准武裝美國商船。

但對交戰國實行非軍貨貿易的Cash and carry原則；交戰國付現金可以購買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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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37年羅斯福在芝加哥(Chicago)所發表的隔離演說(Quarantine Speech)³⁶中可見，議會正在籌備中立法的時候，羅斯福總統仍然期盼美國能拋棄孤立主義，並與愛好和平的國家合作。可是國內輿論沒有支持羅斯福的想法，美國人根深蒂固地堅持孤立主義，反對美國介入在歐洲的武力衝突中。

1939年8月24日，德、蘇兩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9月1日德國侵攻波蘭（Poland），2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9月底，蘇聯侵略波羅的海（Baltic）三國──立陶宛（Lithuania）、愛沙尼亞（Estonia）、

拉脫維亞(Latvia)，美國國內的言論責備德國和蘇聯的侵略行為說，

這是一種新的擴張主義。羅斯福政府雖然當初對歐洲局勢發表中立之意，然是年秋季在議會通過一項法案，算是在與孤立主義者的一場大戰中獲勝，11月4日羅斯福方能簽署新中立法，以此新中立法案，美國方能對聯軍提供援助。可是這不意味著美國拋棄孤立主義的原則，

因為當時在美國內支持孤立主義者佔多數，正在準備大選的羅斯福總統也考慮到孤立主義的輿論，於是強調美國不會直接加入戰爭。到19 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羅斯福總統因而便得看孤立主義者的臉色行為。

如前所述，羅斯福總統力求克服孤立主義者對修改中立法的反對，1939年中，終於爭取到孤立主義者的一些讓步，但並不表示孤立主義告終。羅斯福和美國議會都不願介入歐戰，但傾心關注德、蘇兩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和他們攻打歐洲國家。對美國人而言，不論

物資，但用自國船舶運輸。

4)1939年反映願民主陣營勝利的輿論，通過區分侵略國和非侵略國的新中立法。

可是這一新中立法，因1941年租借法案的成立和珍珠灣事件的爆發，未能施行。

（參見楊生茂、張友倫主編，《美國歷史百科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

36 1937年10月5日，羅斯福在芝加哥發表了這份演說。他指出，「世界上瘟疫正在蔓延，這是不行的事實。每當一場侵害人類健康的瘟疫發生時，全社會成員贊同隔離病人，以防止疾病的擴散並保障全成員之安全。」參見楊生茂、張友倫主編，《美國歷史百科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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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共產主義還是納粹主義，都是可憂慮的對象。如果美國人處於要選其中之一的情況，他們會選何方？隨著世界局勢的急變，羅斯福認為對美國可成為立即性危險的國家，不是蘇聯，而是德國。這樣的想法日後成為羅斯福對外政策的指標。³⁷羅斯福希望史達林不加入希特勒

（Adolf Hilter）對英、法的攻擊，所以盡可能不願意刺激史達林。

而且對東亞問題羅斯福也維持同樣的構想，擔心日本和蘇聯會在遠東地區攜手合作。

美國的公眾輿論卻與羅斯福的想法不同，在美國國內對蘇聯的責備一直不平息。這是因為蘇聯不停止侵略行為，在1939年11月30日蘇聯進攻芬蘭（Finland）時，連在美國國務院亦瀰漫著強硬的氣氛，

有人主張考慮對蘇聯提出不承認政策，在美國言論界把史達林的侵略視為共產主義的帝國主義而聲討的氣氛中達到最高潮。雖然反蘇輿論甚囂塵上，然根據孤立主義原則，美國不加入戰爭的意志亦相當強烈，所以美國言論在不直接加入戰爭的條件下，支持對芬蘭援助。

儘管美國國內瀰漫反蘇的輿論，羅斯福仍謹慎地堅持其對蘇政策，他以責難聲明和道義上的禁運措施，取代斷交的強烈方式。1940 年3月，蘇聯與芬蘭締結和平協定，停止對芬攻擊，但蘇聯的侵略行動仍未結束。是年6月，蘇聯吞併波羅的海三國，獲得了羅馬尼亞的 Bessarabia和Bukovina地區，7月透過人民投票，波羅的海三國建立親蘇政權。美國立即凍結波羅的海國家在美國國內的資產，並承認其流亡政府，美、蘇關係於是開始惡化。

1940年10月，羅斯福宣布援助受軸心國威脅的國家，要把蘇聯包含在受威脅的國家之內。他擔心蘇聯在亞洲與日本妥協，這是美國對史達林採取穩健態度的理由。國內的反蘇輿論仍然在高張的同時，美國政府自1940年年底開始與蘇聯協商。在協商桌上，蘇聯要求解除道義上的禁輸措施，以及美國承認蘇聯在1939年所攫取的領土。當時歐

37 Chales E. 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 1929-1969, (New York; Norton, 1973), 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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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和亞洲戰況惡化，迫使美國不得不做出讓步，美國儘量表示溫和的友好態度。³⁸羅斯福對蘇聯的溫和態度，一直持續到1945年。羅斯福總統對蘇聯表示的寬容有何種程度？冷戰史學家約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提及關於這一部分說：「與羅斯福在開發原子彈時拒絕與蘇聯合作比起來，更驚喜的是儘管有許多蘇聯諜報行為的證據，羅斯福以過度平靜的態度應付。」³⁹如此，羅斯福認為，不過一切──例如蘇聯的意識形態或他們對鄰近國家的侵略行為，為了維護美國的利益，有必要與蘇聯達成和解。

二、中國尋求美國的支持和援助

對九一八事變爆發，國聯和美國表示觀望態度。在國聯李頓調查團（Lytton Commission）敦促中日兩國恢復到1931年9月以前的狀況時，美國並未作出任何直接制裁日本的行動。雖然美國為保護其在華利益，因而發出對日警告，但這是到1932年1月方才實施。除了當時在美國國內盛行孤立主義的事實外，值得注意的是對日貿易。他們對日貿易金額多於對華貿易⁴⁰，這也是美國對中日紛爭表示謹慎態度的一個原因。儘管國民政府期待美國出面支持，強調阻止日本侵略中國與英、美等國的共同利益之所在。美國仍然僅重視自國利益，並對國民政府的要求表示冷淡。據中國大陸學者張來儀的說法，美國的態度影響到國民政府，國民政府採取「在軍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不屈服」的對日政策，⁴¹這種說法有些過評低國民政府外交活動的傾向。

38 Thomas R. Maddux, Years of Estrangement; American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1933-1941,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0), p.137

39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93-94

40 在1937年，美國對日輸出額為28,585.8萬美元，而對華輸出額僅為4970.3萬美元。見王淇，《從中立到結盟》，(桂林，廣西師範大學，1996)，頁141。

41 張來儀，〈抗戰時期中美關係述評〉，《中國現代史》1998年第2期，頁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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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盡量要爭取外國的支持與援助，美國是在其中的一個重要國家，抗戰初期美國的支持與援助尚未明顯時，美國還沒直接影響到中國的對外政策。

抗戰前亦既抗戰初期，美國仍然以自國利益為中心進行經濟活動，這卻給中國經濟狀況造成很大的打擊，其中一項就是1934年通過的《白銀購買法》(The Silver Purchase Act of 1934)。美國以此法案，恢復白銀的通貨作用，並增進百銀的流通。但這一政策將世界其他國家的白銀都吸引到美國，特別是仰賴白銀通做為貨幣經濟的中國，由於白銀的大量流出，遭到嚴重的打擊。美國自九一八事變爆發以來，不但採取冷淡和姑息的態度，加上更加強孤立主義的中立法。

如前所述，1937年1月，美國修改中立法，對戰爭狀態中的任何國家，不分侵略國或被侵略國都實施禁運武器。這也是讓蔣介石感到失望。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國民政府的外交焦點逐漸轉向於爭取美國的支持和援助。在1937年7月12日，中國外交部致電美國國務院詢問美國，是否可以為中、日兩國進行調停。同日，美國國務卿赫爾

（Cordell Hull）分別照會中、日兩國駐美大使，勸告雙方停止衝突。⁴²7月16日，中國駐九國公約各簽字國使館，以內容相同的備忘錄一件，分別照會各國政府，指明日本以大量軍力襲擊盧溝橋，侵略中國華北，明顯侵犯中國主權，並違背九國公約、巴黎非戰公約及國際盟約，促請各國政府注意。⁴³7月25日，蔣介石接見美國駐華大使詹森

（Nelson T. Johnson）時指出，「美國是表明尊重中國主權的九國公約之發起國，在國際法上與道義上，均有協助制止日本行為之義務。」⁴⁴其實，16日中國駐美大使王正廷在會見美國國務卿赫爾時，

赫爾表明美國國際政策之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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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主張之原則如下：維持和平；國家和國家間之自制；切戒在推行政策中應用武力；切戒干涉他國之內政；以和平談判及協議之程序，調整國際關係中之問題；信守國際協定；遇有必要時，以根據互助及和解精神施行之有條不紊手續，修改條約之條款；一切國家均尊重其他國家之權利，一切國家均履行其已定之義務；加強國際（法規）之地位並予以新的活力；促進全世界之經濟安全與穩定；減低或消除國際貿易之過度障礙；

商務機會之切實平等以及待遇平等原則之施行；軍備之限制與裁減。⁴⁵

這份原則不是只針對中、日兩國的外交原則，赫爾以此原則充分表示，美國孤立主義政策仍不會改變，而且美國不願夾在中、日紛爭之間。1937年10月5日，羅斯福在芝加哥所發表的隔離演說中，一度鼓舞中國，但國民政府很快發現，這場演說很本沒有影響到美國現有的外交政策，實際上美國對戰爭的態度相當消極，只在輿論上表示同情。雖然日後國民政府繼續尋求美國的支持和援助，美國的反映總是相當冷淡。從下列引文可見到蔣介石當時在外交上感到相當困難：

國際侵略與反侵略陣線尚未形成，愛好和平國家為本身利害打算，未必即能助我，當此之時，吾人對於外交，斷不宜作依賴誰何之想，務必力圖自存自主。⁴⁶

蔣介石的這份記載陳述「自存自主」的必要，這是因為愛好和平的國家不幫助中國，所謂「愛好和平的國家」指著美國。當時中國已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蘇聯並承諾提供援助，但美國除了在道義上的支持外，不肯提供任何實質上的幫助。蔣介石雖然決定與蘇聯成

45 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組編，《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資料選輯（1840- 1949）》，下卷第2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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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作關係，他不但不完全信任蘇聯，更進一步把蘇聯視為隱藏的威脅勢力，⁴⁷所以蔣介石在多方面摸索國際盟友，尤其是希望由美國出面調停中日戰爭。但美國除了不願介入他國的戰爭，並以在貿易利益為考量，難以採取對日強硬態度。因為在亞洲貿易而言，美國對日貿易大於對華貿易。因此蔣介石雖然希望美國積極制止日本，但他的願望不易實現。

1938年12月，美國終於提供了桐油貸款2,500萬美元⁴⁸，這算是美國對華援助的起點。雖然此時日本仍然從美國購買軍火，蔣介石認為此次桐油貸款對日本可成為打擊和壓力。中國以此為契機而再向美國抱以期待，中國外交的重點顯然轉移到美國。中國為了增強對美外交，除了派遣胡適擔任駐美大使外，還派宋子文為駐美代表，繼續爭取美國的貸款，到1941年美國宣布租借法案，並決定把中國包含在適用於該法案的國家，以獲得美國的物資援助，儘管美國開始提供援助和支持，然而此一時期美援的程度仍無法達到中國的期望。

47 蔣介石在1938年1月1日的日記上，表述對蘇聯憂慮不亞於日本的；「尤以對俄問題，處理為難，蓋國之禍患，有隱有急，倭禍急而防，俄患隱而叵測也。」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上冊，頁159。

48 1938年12月15日條，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上冊，

頁274。

第一節 抗戰前期的中蘇關係

第二章 同盟的背景：抗戰初期的中蘇關係

第一節 抗戰前期的中蘇關係

第二節 抗戰前期中美關係

第一節抗戰前期的中蘇關係

第二章同盟的背景：抗戰初期的中蘇關係

第一節抗戰前期的中蘇關係

第二節抗戰前期中美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