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蕭麗紅、蕭颯作品比較及其時代意義

第七章 蕭麗紅、蕭颯作品比較及其時代意義

八○年代的台灣社會，給予女性作家更開通、更多樣的資訊與環境，使得女 性小說發展至此，有其存在之背景及支持。八○年代女性作家多元化的書寫，為 女性打破沉默，進而發聲、表達需求及見解的管道，並能呈現父權社會下，壓迫 者及被壓迫者兩造的社會、文化慾求。女性作家企圖推翻過去以男性為中心的生 活詮釋，通過女性的感受、思維方式，去參與這個社會，並經由女性作家的作品，

開發女性的感覺世界，及自我成長的歷程，並喚起女性自覺意識的文學創作。

蕭麗紅、蕭颯兩人，從人口統計的角度來看，皆是屬於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一 九四八年以後出生者） ，她們兩人因為出生與成長背景迥異，自然在形塑其小說文 本的女性人物上，或營造的小說背景，自然就不同。但她們遠離戰亂及政權更迭 的變動，在八○年代前後，先後步入成熟的三十大關，累積了豐富的人生經驗，

使其作品受到文學獎的重視，並成為大型連鎖書店的長期暢銷書籍。

一九八○年代以降，女性文學成為台灣文壇的創作主流。表面上，蕭麗紅看 似傳統保守，蕭颯看似溫良包容，但兩人同樣擁有顛覆、創造、叛逆的創作本質，

認為女性的人生，不該只是男主外女主內、傳宗接代、相夫教子，這樣的直線型 的人生步驟。女性的生活與生命，也可以有更多的選擇，並充滿了無限的可能！

因此她們在小說文本中，加入了對女性成長的關注、女性意識的覺發，這些可貴 的創作元素在其中。

從兩人創作的過程來看，蕭麗紅、蕭颯兩人，也都曾為不同原因停筆（蕭麗 紅是因為照顧家庭小孩，而長期停筆；蕭颯是因為婚變而短暫停筆） ；兩人大都以 小說為主要創作文體（幾乎不見其兩人的散文與新詩創作） ，兩人同樣把女性人 物，當成其創作的主題，來描寫女性的處境、女性的婚戀與家庭觀、女性的情欲 與貞操觀。初始，在分析兩人小說作品時，兩人小說文本看似風格迥異：蕭麗紅 小說作品數量少，以長篇小說為主，小說人物主要以來自傳統農村，類似中國式 的大家庭，女性角色大多是賢妻良母型。蕭颯小說作品數量多，長、中、短篇小 說皆有。小說人物主要以來自多元的都會，多以浮沉在物慾、情慾中女性為主角。

雖然蕭麗紅善寫傳統女性人物、蕭颯善寫都會女性人物，但在女性主義潛移 默化的影響下，她們的小說文本同時傳達了：對傳統社會宿命的思想的反思；對 男權社會長期失衡的婚戀觀進行批判；在新、舊女性思潮與價值觀中，從矛盾掙 扎到自我成長定位；從傳統情愛觀中出走，找到女性自我存在的價值，並多方開 拓女性可能的出路與前途。

蕭麗紅與蕭颯的生平、成長背景、思想性情、創作背景，已經在本論文第二 章第四節中討論過，筆者就不再贅述此部分的觀點。此章是從兩人的小說題材、

女性人物的形塑、兩人小說語言的使用以及女性自覺等四方面來比較其作品的異

同。並將兩人小說文本所呈現的時代意義與貢獻，進行深入的探究。

第一節 蕭麗紅與蕭颯小說作品比較

一、傳統與現代的對比

首先，我們看到蕭麗紅與蕭颯最大的不同處在於：兩人小說題材上的鮮明對 比。蕭麗紅是以台灣傳統的鄉土背景出發，而蕭颯是從光鮮亮麗充滿誘惑的都會 場景開展起。

蕭麗紅的小說將焦點鎖定在台灣的傳統鄉土背景上，她蕭麗紅曾這樣形容故 鄉： 「布袋鎮民淳樸，居民大多數還保有早期開台先人的生活形態和習俗。」

由此 可知蕭麗紅對鄉土的眷戀與喜愛，因此她的作品，大都脫離不了她對原鄉美好事 物的描寫與對鄉土眷戀之情的流露。例如，＜黑妮＞中的女主角，款款對其家鄉 的海、海灣，沒由來的就覺得好，就覺得美。還有《千江有水千江月》中，女主 角貞觀的故鄉，事實上就是蕭麗紅的故鄉，嘉義縣布袋鎮。 「鄉土」在蕭麗紅筆下，

既代表對女性意識的箝制，與女性悲苦命運的象徵。同時「鄉土」也呈現蕭麗紅 對傳統鄉土的深情、眷戀，以及隱約利用鄉土來建構出個人的心靈家園。

所以，

原鄉成為蕭麗紅創作時，一種書寫的元素，呈現在小說文本中，是以傳統的台灣 社會為背景。鄉土對蕭麗紅而言，是純潔的懷舊的象徵。因此我們知道懷鄉常表 現對童年鄉土經驗的懷想、對個體生命起源的追尋。一如陳玉玲所說： 「童年記憶 歷經時空距離與反覆書寫，已構成隔絕於成人現實世界的心靈烏扥邦。」

「懷鄉」

不只是空間上對生存地域的認同，有時更是一種時間上追本溯源的渴望。原鄉往 往是一種被對象美化了的複雜情感意象。它是家、是祖先流動的血脈，是一種根 植在每一個「原鄉人」生命中的文化記憶，也許用佛洛伊德的觀點來看，是一種 回歸母體慾望的象徵。這種追溯本源、回歸鄉土的渴望，透露時空距離在原鄉作 品裡的重要性。

台灣鄉土的寬厚、優雅、好禮和其衍生出的許多傳統習俗，事實上所反映的 另一個訊息是：台灣傳統鄉土與儒家的禮教間有多麼深刻地結合。因此，蕭麗紅 小說中，儒學與鄉土人情互作印證，是其鄉土書寫的第三層意義。我們看的是，

蕭麗紅小說中所呈現的原鄉世界，是由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等儒家人 倫秩序，以及禮尚往來的鄉里情意，所構築成的世界（尚禮重義的世界） 。

蕭麗紅 所呈現的原鄉精神，是寬厚、優雅、好禮的，和從中衍生出許多傳統台灣鄉土風 俗，就自然地在其文本中流露出來，細膩的描寫，不露痕跡地將傳統的民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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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堇：＜織錦的鶴－訪蕭麗紅＞， 《書評書目》 ，59 卷，1978 年 2 月，頁 119~123。

2

「蕭麗紅的故鄉在嘉義縣布袋鎮，是聞名台灣的產鹽地區，街市外圍，大多闢為鹽田，少有田園 和樹林，也就是蕭麗紅筆下《千江有水千江月》中貞觀的故鄉。布袋位於東石鄉南方的海濱，在清 朝時，曾是台灣海峽上聞名的港口，因為地形非常像布袋，所以原來的名字叫布袋嘴。世居住民都 是福建泉州府人，蔡、蕭、邱、李陳是布袋的五大姓氏，其中的蔡姓，屬於大族。在嘉義縣和雲林 縣，保存了蔡姓和蕭姓族譜的，為數不少，這些族譜對於敦親睦鄰，以及民族團結，具有極大的功 能。」參見郭大玄： 《臺灣地理自然社會與空間的圖像》，台北：五南，2005 年，頁 101。

3

陳玉玲：＜女性童年的烏托邦＞， 《中外文學》25 卷 4 期，1996 年 9 月，頁 104~106。

4

蕭麗紅在《千江有水千江月》中寫到： 「嬰兒做滿月的時候，分送油飯到各家去，各家一定會回贈

一些白米。因為，中國文化中好禮互助的精髓早已深透人心，就算是不識字的農婦也不會讓人有空

著盤子回去的道理。」（ 《千》，頁 183）蕭麗紅把本土精神的寬厚、優雅、好禮和其衍生出的許多

農村習俗都做了細膩的描寫，讓人瞭解鄉土語儒家的禮教有多麼淳厚地深入台灣子民的心。

過文本書寫，有了尋根與傳承的機會。也讓讀者瞭解鄉土、儒家禮教的鑲嵌，是 多麼深入台灣人民的生活。就像蕭麗紅自己說的：

布袋鎮的鎮民多民風純樸，還 保有許多古時候開台先人的習俗和生活形態。在故鄉，每一個節目都是鮮明的，

過年以石磨磨水米做年糕，廚房、灶下連著幾日蒸粿做粽的氣不散。你不用數算 日子，不用看日曆，任事走到路上巷口，鼻子裡的氣息即是節令，真是時光轉移 就在自己身上可以感覺到……

另外，蕭麗紅透過鄉土的書寫，傳達了另一種訊息：鄉土箝制女性的經濟權 與情欲，這兩個方面來的方面來思考。就女性而言， 「鄉土」不必然意指一個未受 污染的「素樸傳統」 。 「剝削」 、 「箝制」 、 「壓迫」早就存在鄉土傳統之中。在蕭麗 紅小說中，＜包文拯的臉＞之前的小說作品，即反映出此種女性的鄉土經驗。蕭 麗紅自己也說： 「對禮教束縛太緊的人來說，離開鄉土才得以伸展手足。」

禮教、

閒言閒語的束縛，父母之命的壓迫，早就是鄉土傳統不可分割的部份。同時也說 明鄉土彷彿是箝制女性經濟權與情欲的枷鎖、牢籠。

因此在她的小說題材中，我們看不到和都會相關的場景描寫，或對複雜的都 會生活或糾葛的男女情愛有著著墨，她對於台北都會的紅男綠女，紙醉金迷的生 活，並沒有太多的關注。一如蕭麗紅自己所說的： 「不是說我不能接受台北的生活 方式，實在是我不喜歡這個樣子；我當然可以說周旋應付的很好，可是我的心沒 來，我總覺得我只有人來魂沒來。說我隱居，該不是說這裡靜，而是說我生活在 這裡卻不出世。」

雖然我們從蕭麗紅的自述中，可以得知她在中學畢業之後，就 北上工作，十八、十九歲的她，便可以在大都會中自力更生，負擔自身的生活，

但始終她對於台北的日子，似乎沒有留下太多深刻的記憶與生活的痕跡。

八○年代正處於時代台灣社會的轉型期，尤其都會的變化更大，女性一方面 想擺脫父權社會中，女性對男性的攀附、倚存的信念，一方面在面對華麗、奢靡 的物質誘惑，內在的價值觀在游移，對婚姻、愛情的判斷也常失衡。因此，內心 的寂寞湧現，紛亂的現實利碌與道德價值頻頻交戰，最後她們仍然敵不過物欲、

情慾、孤獨的侵襲，而失去自我意識的實現。而蕭颯對於以上所述的台北都會中，

形形色色的人、事、物，描寫起來，就格外的駕輕就熟。她所呈現的是台北都會 的各種景況。例如，都會男女追求物欲金錢，而迷失自我存在的意義，還有層出 不窮的外遇問題，青少年問題等，蕭颯的筆鋒犀利，猶如都會觀察家。就像劉紹 銘在論及蕭颯小說時所說的： 「從她已出版的三本短篇小說集(《日光夜景》 ，六十 六年； 《二度蜜月》 ，六十七年； 《我兒漢生》 ，七十年)來觀察，蕭颯取材多屬都會 傳奇。人物有教員、電影工作者、商場人物、問題兒童、媳婦等，不一而足。也 許是八○年代臺北人現實生活的反映吧!在蕭颯的小說中，人際關係功利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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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紹銘說出了蕭颯對都會類型的小說人物書寫，的確是相當精準地切中了「都會 男女的時代感」 。蕭颯筆下的這群「台北人」 ，外表光鮮亮麗，內心所呈現的卻是 荒涼一片。

5

秋堇：＜織錦的鶴．訪蕭麗紅＞， 《書評書目》第 59 卷 ，1973 年 2 月，頁 11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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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麗紅：＜黑妮＞， 《聯合報》，1974 年 4 月 16 日，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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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堇：＜織錦的鶴．訪蕭麗紅＞， 《書評書目》第 59 卷 ，1973 年 2 月，頁 11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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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紹銘： 〈時代的抽樣－－論蕭颯的小說〉，原載《中國時報 8 版》 ，1983 年 2 月 10 日。亦收於蕭

颯：《唯良的愛》，台北：九歌出版社，1986 年 11 月，頁 190。

蕭颯筆下這群紅男綠女，呈現出八○年代台灣都會的風貌：他們熱衷感官的 追求、對情色慾望的沉浸、一種頹蕩的都會情調，都會男女的榮華與凋落。蕭颯 在捕捉都會生活的眾生相貌，十分生動。就像張系國所說的： 「從蕭颯早期兩本短 篇小說集－－《二度蜜月》及《日光夜景》－－的作品看來，她最擅長描述大都 市裏錯綜複雜的男女關係。而這些瑣事，多半有著無可奈何的結局。」

人與人之 間看似熱絡的來往，內心卻是空虛寂寞、陰鬱無奈的。蕭颯善於處理大都會裡，

人際間錯綜複雜的情感。就像齊邦媛〈閨怨之外－－以實力論論臺灣女作家的小 說〉一文中提及的： 「題材幾乎全取材自現在的都市人在失了常軌的社會中互相摸 索、碰撞的遭逢」

、 「在寫實外加上一些漠然的心理描寫」

。追求工商化、經濟 化的台北都會，現實功利又冷漠疏離的都市人，都活靈活現的出現在蕭颯小說文 本中，令人印象深刻。

由以上論述可知，蕭麗紅與蕭颯兩人，在小說題材的選擇上，是迥然不同的。

蕭麗紅利用鄉土（原鄉）的書寫，呈現出女性在鄉土中的困境，女性淪為男權社 會壓迫下的犧牲者，以及鄉土箝制女性的情慾等反思。蕭麗紅透過鄉土題材的書 寫，讓鄉土對傳統女性進行的控制與壓抑，呈現在其小說文本中。並讓傳統女性，

透過自我意識的覺醒，掙脫傳統社會無形的羈絆與束縛，得到自我成長與獨立的 機會。而蕭颯則是透過都會男女情欲的越界，來反思女性即使爭取到教育權、經 濟權，卻仍然擺脫不了成為男性附屬品的結局，其最重要的因素，來自於女性無 法真正做到自我成長與女性意識的覺發。蕭颯企圖對都會現代的女性，空洞不切 實的情感描繪，達到令讀者感慨並反省的效果，她用大家認為最成功的女性典範

－都會女強人的形象，最後卻在慾、樂中，失去自我的人格情操，與自我反省的 能力，來讓身為女性讀者的我們，有更深的體認：女性自我意識建立的重要。

第二個小說題材上不同的地方是蕭麗紅筆下的家庭書寫，是以大家庭為主。

而蕭颯是以現代的小家庭為主。

蕭麗紅筆下的小說背景是傳統的農、漁村社會，因此蕭麗紅筆下的大家庭生 活，彷若儒家體系下的小型社會。一如朱嘉雯在《 「接受」觀點下的戰後台灣作家 與《紅樓夢》的關係》一文中所歸納的： 「將《桂花巷》 、 《千江有水千江月》二書 歸類為「大家庭小說。」

以及胡至成在〈深知身在情常在〉一文中提到：「 《千江 有水千江月》的佈局是《紅樓夢》式的大觀園，不過是移植到臺灣布袋鎮的蔡姓 家族中。」

這些看法，讓我們了解蕭麗紅的小說背景，大多以大家庭為主的。以 大家庭為背景的書寫，並在其中，生動地穿插女性人物的言行舉止、刻劃女性人 物的性格，以及細膩地描摹女性內心世界的小說，它打破了中國傳統中，慣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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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系國： 〈少年漢生的煩惱－－〈我兒漢生〉讀後〉，原載《聯合報 8 版》，1979 年 9 月 21 日。亦 收於蕭颯《我兒漢生》附錄，台北：九歌出版社，1981 年 1 月，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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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邦媛： 〈閨怨之外－－以實力論論臺灣女作家的小說〉，原載《聯合文學》，1 卷 5 期，1985 年 3 月。亦收入齊邦媛， 《千年之淚》 ，臺北：爾雅出版社，1990 年 7 月，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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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邦媛： 〈閨怨之外－－以實力論論臺灣女作家的小說〉，原載《聯合文學》，1 卷 5 期，1985 年 3 月。亦收入齊邦媛， 《千年之淚》 ，臺北：爾雅出版社，1990 年 7 月，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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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雯： 《「接受」觀點下的戰後台灣作家與《紅樓夢》的關係》 ，碩士論文，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

1998 年 5 月，頁 177~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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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至成： 〈深知身在情常在──讀《千江有水千江月》之後＞， 《明道文藝》78 卷，1982 年 9 月，

頁 121。

性為書寫中心的寫作方式。另外，蕭麗紅再

長幼有序、男女有別的禮儀之規，夫 婦有信、夫唱婦隨，融洽和睦的家庭生活，兄友弟恭、父慈子孝的倫理道德規範，

來呈現其優美淳良的儒家禮教薰陶下的傳統大家庭生活。不過，我們同時也看到，

她企圖顛覆大家庭中所重視傳統思維，例如，男尊女卑、三從四德、姻緣天定、

貞操觀等，進一步來探討大家庭的倫常規範，事實上是對女性地位貶抑與自我成 長意識的壓抑。大家庭下的傳統女性，在兩性權力上的弱勢、地位上的卑微的形 象，也讓讀者產生對傳統女性處境的省思。

而蕭颯選擇工業化與都市化過後，八○年代台灣都會的家庭型態：小家庭型 態來書寫。生活在都市的小家庭，父母雙方常為了金錢或物質生活的追求，而忽 略對子女的關懷與照顧，蕭颯所看到的是都市化發展後，家庭生態的轉變，親子 間不似從前的親暱與依賴，反而呈現出一種疏離、淡漠的親子情感，進而發生諸 多的青少年問題。例如， 《少年阿辛》裡的大部分的青少年，生長在大都會中，家 庭成員很少，但大都互不干涉。他們成長的困境是一個破碎的、貧苦的、缺乏溫 暖又沒有真正關懷的衰敗家庭。隨之而來的，就是他們道德感缺乏、家庭失溫、

甚至吸毒偷竊甚至犯下殺人之罪。還有男女之間的婚戀觀不再是蕭麗紅所崇尚上 的純潔愛情論，蕭颯選擇的是一群高揭「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都會男 女情愛觀，他們不在意對方是否已婚，也不在意配偶的感受，在感官、情慾的驅 使下，演出一場場情慾越界的戲碼：外遇問題。

蕭颯不同於蕭麗紅，蕭麗紅筆下的家庭生活是以一個傳統的、道德淳厚的大 家庭為藍圖開展；蕭颯反而將焦點放在都會中，家人間競逐物欲、情慾，導致家 庭失和。因而外遇與青少年的問題，在家庭中不斷上演，成為蕭颯小說創作的另 一種寫作素材。

因為大家庭與小家庭中家庭成員多寡的不同，彼此的關注點也不同，因此我 們看到蕭麗紅與蕭颯在婚戀觀的呈現上，也是新、舊世代的不同思維。

蕭麗紅所書寫的男女情愛觀，是以傳統婚戀觀為主。她強調的是純潔愛情論、

堅貞無悔的愛情信念、姻緣天定論等三方面建構而成的。蕭麗紅筆下的女性，受

到傳統婚戀觀的影響，因而在小說中，不乏出現爲了丈夫、家人犧牲自我的傳統

女性人物。蕭麗紅雖然用「宿命」 、 「姻緣天定」 ，來美化「中國式傳統女性」 ，爲

愛情（家庭）包容犧牲的「阿信」形象。但她也開始從傳統婚戀的書寫，讓讀者

產生另一種思索：女性兩性天平上，難道要一直處於弱勢嗎？並從傳統婚戀的書

寫，進行另一種反思：她去質疑傳統婚戀中一夫多妻、男尊女卑、女子守貞等制

度，進行檢視。她企圖讓讀者觀察到，女性若無法超越傳統的婚戀思想，對自己

的婚戀，其實就是一種戕害。另外，蕭麗紅更希望透過傳統婚戀的題材，讓女性

了解唯有擁有婚戀自主權，去選擇自己想要的愛情與婚姻，女性才有得到幸福美

滿生活的可能。蕭麗紅企圖使用小說文本傳達兩性平權的思想。也為筆下傳統的

女性人物，尋找更平衡與適切的兩性位置。一如蕭麗紅所說： 「情愛故事中，結為

夫婦是個大句點，完結篇，可是，實際生活裡，結為夫婦以後的事情才是沒完沒

了！」這句話，似乎也告訴著讀者，男女雙方，只有透過更互助互愛、彼此共生

共榮的相處模式，才有天長地久的可能，否則最後仍走上「分手」的一途。

蕭颯不像蕭麗紅，從傳統婚戀觀出發，去探討兩性的地位與女性的自覺。而 是從男女間，越來越多的畸戀－外遇問題，進行小說題材的書寫。尤其她筆下的 傳統的好女人－賢妻良母，在面臨外遇問題時，通常的下場只有被背叛，被遺棄，

甚至悲涼的下場。為何賢良的人，不像蕭麗紅筆下的女性，最後都能有圓美的結 局，而是一無所有，悲苦一生。有的甚至連丈夫、孩子、娘家、朋友都失去，有 的甚至一生庸庸碌碌，無所成就。事實上，蕭颯透過外遇題材的書寫，讓女性去 思索的是謹守著賢妻良母的光環，真的能為自己的婚戀帶來幸福的可能嗎？為何 傳統女性永遠比不過外面紅粉知己，為家庭奉獻一生的結局是最後淪陷於情感的 困境和生存困難的地步。外遇帶給女性的衝擊，首先是失去生活重心與親人的依 靠，同時可能亦要面對丈夫的婚姻暴力惡意的遺棄，以及對人性失去信心，也喪 是自信心，並對婚姻制度產生懷疑，對自己質疑。但另一方面，外遇事件也是讓 女性進一步去思考：女性存在的價值、獨立謀生的重要與自我肯定的可貴等正向 的影響。或許蕭颯曾遭遇婚變，因此，她跳脫女性作家對賢妻良母的刻畫與傳統 婚戀的思維。她對賢妻良母提出忠告，更希望賢妻良母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不 要一輩子都是男人眼中的菟絲花。一如樊洛平所說： 「這些女性能做自己的主人，

能心智成熟地承受生活寂寞，能把小愛轉化為大愛的形象，走出了婚變女性自我 拯救，自我成長的人生之路。」

第三者可以大張旗鼓地宣示與吶喊： 「相愛無罪」、

「情感第一」 、 「只要愛情不要名份」 。這些女性人物，婚前性行為的開放，是對傳 統貞操觀念的顛覆。在時代風氣漸開的思潮下，傳統婚戀與貞操觀，不再是女性 生理與心理上的桎梏。但那些外遇女性，乃是純粹的身體意識覺醒，著重肉體享 樂與自我解放，未經過深刻思考，多半是些年輕未婚女性。她們具備工作能力，

有經濟來源，自給自足。經濟上的自足，讓她們不必依靠男性，更加自由的享樂，

無拘無束更不會在意他人的眼光和想法，但同時精神生活卻也更加空虛。甚至與 介入者的結合，大多以「分手」作結，下場也是令人唏噓。蕭颯以不同的婚戀書 寫，來傳達女性自覺意識的重要。

二、女性價值的衝突

蕭麗紅筆下的女性人物，大多是傳統具有婦德，溫婉的賢妻良母類型。她們 大多是農（漁）村婦女，除了要會烹飪、蒸糕、包粽、釀醬油及裁縫衣服等家務 事外，還要協助男人耕種，顯示出傳統婦女勤奮的美德。這些女性人物，台灣社 會的文化傳統，主要係延續了中原「漢人儒教」的禮法制度，女性與家族的關係 與社會地位，大抵不脫「男尊女卑」 、 「三從四德」 、 「男主外，女主內」等附屬於 男性意志的社會生態，女性成為兩性關係中的弱者。例如，台灣社會的傳統婦女，

為男性的審美觀「三吋金蓮」而忍痛纏足。

至於受過古典漢儒教育的女性，傳授 知識反倒不是重點，重要的目的在於灌輸女子「婦德」 ，讓女人成功地成為家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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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洛平：＜台灣新女性主義文學現象研究＞， 《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6 年 1 月，頁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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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腳，又叫三寸金蓮，俗稱為裹小腳。裹小腳是把女子的腳用布條扎裹起來，使其變得又小又 尖。這種經過緊密纏裹導致筋骨畸形的小腳被古人美化為『三寸金蓮』。並受到社會的廣泛讚美，

乃至男子為此傾倒，女子為之痴迷。裹小腳成為中國婦女，判斷自己是否美麗，最主要的標準之一。

民間諺語：裹小腳一雙，流眼淚一缸。『三寸金蓮』名字雖雅，但卻是女孩子以健康為代價；用血 淚換來的。纏足開始的年齡，各地不同，一般是從四五歲開始，耗時三四年，到七八歲初具模樣。

女性對其軀體之一部分加以修飾，很大成分是希望吸引異性。在當時男尊女卑的社會裡，一旦以男

子為中心的審美觀念確立，許多女性會自覺地順應這樣的觀念。」高洪興： 《纏足》 ，華成，2004

年，頁 3。

「賢妻良母」的角色，強化了女性附屬於父權社會的現象。

在《桂花巷》中，纏腳布密密實實地纏繞下，被壓迫扭曲的，不只是剔紅的 腳，更是她受禮教禁錮的女性自我。剔紅的纏足，使得她受到父權掌控的命運與 包袱就越重，纏繞她的繩索就越多，最後，終於被父權社會的的繩索拉到窒息，

而失去自我意識。傳統女性沒有獨立的地位與權力，必須透過婚姻來謀求自己的 幸福。女性的幸福不是掌握在自己的身上，而是控制她經濟權生存權的「男性」 ， 女性不得不屈從於男性的審美眼光與價值標準。

另外，在《千江有水千江月》中，對於女性人物的描繪，更呈現出傳統父權 社會對女性的壓迫。例如，強調男尊女卑，以致妻子地位低下；長期父權社會中，

失衡的兩性關係。妻子必須包容丈夫的「外遇」 、 「三妻四妾」的行為，以示女子 有「以夫為天」的美德。傳統女性人物，沒有自我人格尊嚴，喪失主體發言權。

深受其害的女性，一旦習慣壓抑、受迫，便成為一群長期被忽視、被歧視的「無 聲」族群。

到了《白水湖春夢》的創作文本，蕭麗紅企圖讓筆下的女子，能在保守的環 境，雖受傳統父權思想的影響，仍能展現其女性的自省能力，並具備兩性平等的 的婚戀思維。例如， 《白水湖春夢》中的春枝，她既不願接受父母安排的婚姻（嫁 給大姨將從醫學院畢業的兒子啟聰） ，把自身的未來寄放在父母的媒妁之言上；在 理性思考後，也不無法為了追求愛情，走上與家人反目成仇的地步。於此，我們 看到一個置身於傳統社會的女性人物，在傳統的父權社會中，卻能有意識地對其 愛情、婚姻，表達自身的自主意識。蕭麗紅筆下的傳統女性，拒絕再成為父權社 會的附庸品。一如柯雅卿所說的：

雖然表面上她（春枝）屈於命運，但她是在自己意識清楚的前提下，自我 抉擇而屈服的，她是為了成全而屈服的，她是無奈但勇敢的承受的，她在 既定的命運中作出了一些出於自我掙扎。春枝比剔紅、貞觀都勇於面對命 運的現實。

蕭麗紅筆下的傳統女性人物，對傳統男性社會不平等兩性相處模式，進行溫 柔地反動，並為失衡的兩性發展，開拓出一條嶄新的路來。這正可視為其女性意 識的書寫方式。

而蕭颯小說中的女性人物，較蕭麗紅的女性人物多重面貌。大致可以歸類成 三種類型。第一類仍是屬於傳統的賢妻良母，她們是傳統式的中國母親形象，她 們是那樣的慈愛、堅強的母性形象，雖然歷盡生活的風霜，卻依然勤勉自持著，

並與苦難的時代相互抗輝映。例如， 《霞飛之家》的桂美、 《返鄉劄記》的碧春，

都是這種擁有「傳統女人的包袱」的女性。蕭颯和蕭麗紅一樣，都希望透過傳統 的賢妻良母的人物塑造，呼籲女性不要走向傳統、悲情的路，而是要擺脫舊女性 窠臼，成為獨立自主有思想的女性。第二類是一九八○年代以來，社會經濟繁榮，

都會中出現了一批追求情慾、放縱感官，大多介入他人情感、婚姻，成為我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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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雅卿：＜談蕭麗紅《白水湖春夢》中女性對自我命運的醒絕與抉擇＞，收入吳達芸（編）： 《台

灣當代小說評論》，高雄：春暉出版社，1999 年 1 月，頁 306。

謂的「第三者」的女性人物。她們年輕、美麗、強勢、工作能力強、經濟條件佳，

再加上開放的思想，常在物質慾望或肉體感官的控制下，失去自我。例如，＜浮 光鏡影＞中，牟月英藉由外在物質享受，填補心裡的空虛；＜如夢令＞中，小紅 帶著于珍過著擁有物欲情慾的奢華享受。她們看似漠視世俗評價，法律規範與良 心道德，但事實上，仍不免俗的期待自己能擁有個完整的家庭，只是通常他們的 想望，大多都無法實現，以致美夢成泡影或遺憾收場。第三類型的女性人物，她 們具有鮮明的女性意識，有的是擁有愛情與事業第二春的中年婦女；有的是能真 正擺脫丈夫魔咒控制的新女性。這一類型的女性突破既有的男女情愛模式，她們 多少都受到感情的挫敗與打擊，但終究都能看清自己存在的意義與價值，追求自 我理想的實現，真正擺脫男性附屬品的形象，成為一個擁有獨立人格與思想的女 性。

另外，我們觀察到母親這個女性人物，在蕭麗紅與蕭颯筆下呈現兩種截然不 同的形象。

蕭麗紅筆下的「母親」 ，在其小說文本中，最終或許仍是以病亡，或者淡出故 事情節的方式，離開故事主軸。但母親對女主角的影響，卻是揮之不去的強烈。

一如西蒙․波娃的認知，她認為母親形象，長期受到社會的扭曲： 「自從母性的宗 教宣揚所有母親都是神聖的以來，母愛便被歪曲了。因為，母性的奉獻，雖然可 能是十分純正的，但事實上的情形卻不如此。母性往往含有自我陶醉、為他人服 務、懶散的白日夢、誠懇、不懷好意，專心或嘲諷等等因素，是一種奇怪的混合 物。」

母親常將女兒視為另一個自己，她將自己的命運，縛在女兒身上，既是伸 張自己女性的表現，亦是一種報復行為。

蕭麗紅筆下的「母親」 ，看似無意識地複製父權體制所要求的女性形象，並將 這種形象移植到女兒的價值觀中。母親單純的以為只要女兒能遵循中國傳統的社 會價值，就能讓女兒更容易在父權社會中立足。這一類的母親常以「傳統恪守婦 道」的母親形象出現，她們通常對家庭盡心盡力，對子女付出關愛的好媽媽。例 如，＜冷金箋＞的玉記在婚前聽了母親的教誨後，原本連菜刀都不會拿的她， 「開 始學烹飪，從一杯水，幾杯米學起。」

《桂花巷》的剔紅，更是一再想起母親的 遺言，遵循母親的意思，善盡為人姐、為人妻、為人媳的本分。雖然剔紅後來因 其命運的顛簸，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剔紅顛覆了傳統婦女的形象，而和她母親 建構的傳統女性形象，有所出入。但母親的話，在剔紅的一生中，仍著一種宿命 的制約作用。以致剔紅晚年，對自己所做的「失德」之事，懷有歉意。並體認到

「婦人以德潤身」的道理無誤。例如：母親對剔紅說過的話： 「女兒的舉止、形式，

就是她的名節，比命還重要的……」 （ 《桂》 ，頁 14。）

到了《千江有水千江月》中，貞觀的母親，雖然也是傳統思維的婦道人家，

倒是不再堅持中國固有的傳統中「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訓示，母親心中掛念的是 貞觀的前程與學業。因此，她希望貞觀和男性一樣可以擁有平等的教育權。

父親生前賺的辛苦錢，我撿撿、斂斂，存了一些，加上那比撫恤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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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波娃著，楊美惠譯： 《第二性‧第二卷：處境》 ，台北：志文，1992 年，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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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麗紅： 《冷金箋》 ，台北：皇冠出版社，1986 年 4 月，頁 57。

是妳父親生命換的，我婦人家不會創，只有守，將它買下後港二甲漁塭 丟著，由妳舅、妗代看，以後時局若變，錢兩貶值，妳姐弟也有根本﹔

妳若想再升學，該當補習，或者自修，做母親的，我都答應，家裡再怎 樣，總部會少你們讀冊、買書的錢。 （ 《千》 ，頁 100。）

《千江有水千江月》的母親形象，雖然還是免不了有著傳統「男尊女卑」的 觀念，但是母親至少有了教育平等權的新思維，也可視為傳統女性，超越父權制 約的進步。

直至《白水湖春夢》利用傳統母親形象，與新時代女兒的形象，互作烘托，

並造成小說人物對失衡的兩性關係。婚戀制度，進行反思。例如，傳統母親仍是 脫離不了以「宿命」的觀念，迫使女兒須接受父權社會的束縛、壓迫。例如：素 卻的母親因為自身的遭遇，告知她做女人的苦楚。

阿卻，我若早知，人生這苦，當初不該論婚嫁，行這條路─像我五個姑 表妹，……其中一個阿好姨……與我尚親，伊們姊妹，三個出家，兩個 帶髮修行﹔彼時若覺醒，就無今日的事！（ 《白》 ，頁 92）

以上這些都是「慈愛式母親」的典型，而這樣的寫法，就像一如呂寶靜在＜

性別與家庭照顧＞一文中強調的： 「女性（母親）便以為是利用自我犧牲的高貴情 操來強化女性照顧者的角色。

。」另外，蕭麗紅小說的女性人物，對於母親「男 尊女卑」 、 「三從四德」的思想，基本上都沒有很大的反抗性，並非她們一定都認 同這種傳統的婚戀思想，但因為母親對女兒而言，她們是偉大的、慈愛的，甚至 是辛苦的、聖潔的寡母形象。因此，女兒即使認為母親的思想太過傳統保守，但 她們仍會溫和的接受母親的訓示。蕭麗紅小說的女性主角，之所以如此認同母親 的思想，筆者認為和蕭麗紅本身的成長背景有著很大的關聯。蕭麗紅就是出身在 寡母撫養子女的家庭，蕭麗紅能親身感受到，母親獨立撫養她們姐弟三人的辛苦，

對母親所受到的生活煎熬與困境，深感不捨、不忍。因此將這種心情，投射到小 說文本的寫作上。例如， 《桂花巷》中，剔紅的母親長期以來替漁家補破網，挑論 重算錢的鹽擔子，以賺取微薄的酬勞的形象；和《千江有水千江月》中的貞觀，

亦是母親一人獨立撫養，最後貞觀選擇和蕭麗紅一樣，放棄了自己的學業，外出 工作，成全弟弟的學業，分擔家中的經濟重擔。因此蕭麗紅小說中的母親形象，

事實上有可能是蕭麗紅母親本人形象的投射之書寫。所以蕭麗紅筆下的母親大多 以慈愛的形象出現。

而閱讀蕭颯的小說，可以發現，她的作品裡經常會出現脾氣暴躁、歇斯底里，

甚至還有些接近「瘋狂」的母親形象。和蕭麗紅筆下溫柔的慈母形象，相去甚遠。

也許，正也是因為蕭颯對自己母親個性的暴躁、易怒有著「切身」感受的緣故。

在《如夢令》描述于珍十幾年的生活經驗中，于珍顯然清楚地意識到母親是個難 以忍受的「負面」人物。于珍幾乎受不了母親那陰晴不定、謾罵、不分青紅皂白 的神經質脾氣，甚至出走的那一晚，也是因為母親又再次聲色俱厲、沒頭沒臉地 抽打于珍，終於引爆了于珍長久以來對家庭的不滿，憤而索性離家。而《走過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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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寶靜， 〈第四章：性別與家庭照顧--一個女性主義的觀點〉 ，王雅各主編， 《性屬關係（上） ：性

別與社會建構》，台北：心理出版社，1999 年，頁 101~134。

前》中何立平的母親，因為婚姻生活不如意，以致於情緒不穩定、自怨自艾，而 傾向歇斯底里的瘋狂形象，這似乎和蕭颯的母親(養母)有著某一些相近類似的地 方，多少隱含著蕭颯某種「感同身受」的著墨。對此，張惠娟在〈直到相思了無 益－－當代台灣女性小說的覺醒與徬徨〉一文則分析到：

蕭颯的作品則擅於塑造「瘋女人」形象，藉以控訴父權傳統對於女性角 色的定位與女性自我成長的壓抑所可能導致玉石俱焚境地。 《走過從前》

起何立平母親的瘋女人形象即躍然紙上……

母親顯然在蕭颯的成長過程中佔有一席之地，但是，相較於母親對婚姻家庭 生活的種種不如意，以及伴隨而來的脾氣暴躁易怒，蕭颯本身則除了自學生時代 開始，已經有意透過「上放學時遶遠路、晚點回家」 、 「待在圖書館唸書」以躲避 母親的行為，成年之後，邁入婚姻、家庭，甚至歷經婚變波折、單親家庭後的自 我振作，蕭颯漸漸在擺脫母親的陰影，另外追尋自我的成長。瘋狂式母親，並沒 有讓女兒變成行為差池的人，反而透過母親負面行為的表現，而讓自己能自我警 惕，甚至避免落入相似的行為模式，而有更明確的自我發展方向。現代女性，不 再將自己禁錮於上一代婦女的思考模式與父權體制，還能重新建構自己獨立生存 的空間。因此在蕭颯小說中，也可看到類似蕭颯的女兒，企圖擺脫瘋狂母親的陰 影，走出自己人生的春天。但有時仍不免見到落入和母親相同命運的寫照。一如 邱貴芬所分析：

蕭颯「走過從前」一開始便呈現女主角母親瘋癲的影像。女主角母親在遭 受女主角父親遺棄之後，逐漸沈淪頹癈，終於精神錯亂。書的開場即點出 女主角視她母親為負面的典範。諷刺的是，她的種種努力，並沒有使她避 免和她母親同樣的棄婦的命運。

或許蕭颯表現於後期作品中，母親形象的核心便是怨，是無名的怨。即使動 不動就口出惡言、拳腳相向的母親，最後也多能得到子女的諒解，但那種顛覆慈 母形象的妖魔化母親形象，或許是蕭颯刻意塑造的女性人物，就像九○年代女性 文學中，輕症狀類型的妖魔化母親，這類型的母親存在小說文本，最重要的意義，

在於破除母親不再是鞏固父權社會的附庸者，她也能瘋狂、憤怒、甚至無情到遺 棄家庭、子女等負面行為出現。當然她們也徹底的顛覆了父權社會對賢妻慈母的 期待，以及另一種對父權社會的反抗行為。

另外，我們在比較蕭麗紅與蕭颯的小說文本時，卻發現她們在貞操觀的書寫 上，就有相似的觀點，她們同樣認為貞操觀是在男權社會，用來制約女性自主意 識的手段。傳統社會中，女性處於附屬地位，因此男性對女性「貞操」的要求，

就格外的嚴苛。傳統社會中，一直有著： 「失節事大，餓死事小」的訛誤觀念。一 個未嫁的女性，是否保有「處女之身」 ，常被視為品行好壞的評斷。丈夫死後，女 子為了表示貞潔，還得一生守節，不能再嫁。傳統社會這種不平等的兩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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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惠娟： 〈直到相思了無益－－當代台灣女性小說的覺醒與徬徨〉 ，收入鄭明俐： 《當代台灣女性 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1993 年 5，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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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貴芬， 〈當代台灣女性小說裡的孤女現象〉，原載《文學台灣》， 1991 年 12 月，創刊號。亦收

於邱貴芬，《仲介台灣．女人》，台北：元尊文化，1997 年 9 月，頁 108。

始作俑者，就是傳統社會的貞操觀，而且從過去到現代，還根深蒂固地深植在整 個社會中。

蕭麗紅筆下的女子，大都有純潔的貞節思想。為丈夫守寡以表貞潔的女性人 物在蕭麗紅小說中出現的女性人物很多。如， 《桂花巷》中的剔紅。在剔紅眼見瑞 雨即將撒手人寰時，忍不住大哭失聲：

惠池不滿周歲，叫阮母子依靠誰？她嘴角唸著，忽抬起頭來，她要看看，

她是那樣表情；她才幾歲？他真要誤自己這長長一生？她要看他怎麼跟自 己交代？

傳統社會中，丈夫的去世對妻子而言，不僅失去經濟依靠，更失去一生情愛 的寄託，貞潔烈女的舊觀念，逼得傳統婦女不敢再嫁，以免引來街坊鄰里的議論 與奇異眼光，只好刻苦地將子女扶養長大，孤獨一生，為丈夫守寡。因而出現在

《千江有水千江月》中的大妗，為丈夫守寡卅年，而大舅後來卻又再娶的情節，

更是傳統對女子貞操觀要求的諷刺。

表面看起來，蕭麗紅筆下的女性人物，大多尊崇男性社會的教條規矩，包括 貞潔觀，但是我們在《桂花巷》中的剔紅身上，看到的是剔紅對貞潔論的反動；

而《千江有水千江月》中的大妗一生守寡，最後先生卻又再娶的情節，更是對貞 節觀，男女不平等的控訴。

而蕭颯利用〈失節事件〉中的女主角邵婷，她悲慘的經歷，其實就是貞操觀 念下的犧牲者。 〈失節事件〉中，以稍有名氣的演藝圈新人邵婷，不小心被強暴一 事，作為小說的發展主軸，插進了廖老師對邵婷的「慰留」 、新聞記者對此事的興 趣與報導。接著，一連串「負面效應」都隨著邵婷的強暴上報而引起，其中包括 了邵母對邵婷的苛責打罵： 「你這賤貨，我就知道你有一天會給我丟人，丟死人啦!

你怎麼不去死呢?你應該去死啊!全家人的臉都給你丟光了!你爸爸媽媽老了，沒有 關係!你還有弟弟、妹妹，要不要做人?你喲!還有臉告人?自己去死就好，還有臉 告人?自己去死就好，要搞上報紙，很光榮對不對?很有面子對不對? 對不對?

」 另外，房東太太不肯再租房子給她，男友也不諒解她，甚至，加害者還一再向 報紙表示邵婷是「風情萬種」 、 「狐媚」 、 「落翅仔」 、 「假在室」之類的耳語。最後，

邵婷失望哀痛之餘，拿硫酸將加害者潑成重傷後，自己也喝硫酸自盡，屍體在三 天後才被發現，結局十分慘不忍睹。

綜觀〈失節事件〉 ，邵婷悲慘的過程， 「失節」當然是一個關鍵，母親則象徵 了社會大眾對女性「貞節」的護守。 〈失節事件〉在蕭颯的書寫文本中代表的意涵 是「貞操」觀念的遺風，徹底銷蝕了一個二十歲上下的「青春生命」 ，對女性而言，

貞節到底有存在的必要性嗎？我想答案已是顯而易見了吧！甚至，女性為了貞操 觀，而是去自己寶貴的生命，這或許是蕭颯利用小說文本的書寫，傳達對父權社 會貞操觀的批判之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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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麗紅： 《桂花巷》 ，台北：聯經出版社，1977 年 1 月，頁 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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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颯： 〈失節事件〉 ，《死了一個國中女生之後》 ，台北：洪範，1984 年，頁 177。

蕭麗紅和蕭颯在小說文本的創作中，第二個相似的觀點是在：女性情慾的書 寫。蕭麗紅小說中，透過「纏足」 、 「刺繡」 、 「屋宅」 ，來象徵傳統父權社會對女性 情慾的禁錮封鎖。例如， 「纏足」是父權社會「貶抑女性」的特徵，隱含禮教「男 女有別」 、 「約束女性」 、 「維護貞操」等用意。在纏腳布密密實實地纏繞下，被壓 迫扭曲的不只是剔紅的腳，更是她受禮教禁錮的女性自我。 《桂花巷》中剔紅的一 雙小腳，的確讓剔紅步入辛家富裕的生活，但也讓她過著壓抑情慾、扭曲自我的 一生。而刺繡之類的婦德，象徵榮華富貴。但榮華富貴的背後是女性因此也失去 了自由，也隱含著「禁錮女性的情慾」 。 《桂花巷》中剔紅長年活在自己繡入的辛 家華麗的布幕裡，成為毫無生氣的平面繡像。另外， 「深宮宅院」禁錮女性的靈魂，

傳統女性的世界，往往侷限在房厝弄裡，房子象徵著女人的一生。自古以來，有 多少的深宮宅院，就有多少辛酸的女性悲歌。

在蕭麗紅筆下的女性情慾是隱為不顯的因為在其小說文本出現的，大多是傳 統的溫婉女子。女性情慾被父權社會箝制幽禁，因而就被壓抑於潛意識層面，轉 以夢境或白日夢等幻想的形式表現。例如，＜冷金箋＞的陳家六嫂認鵑見了管定 之後，直覺認為是前世冤家找上門來。她白天雖然神情自若，夜晚卻屢次夢見管 定來撩撥她的心弦。認鵑刻意在他人面前，保持堅貞純潔的傳統良婦的形象，潛 意識中卻隱微地出現隱隱騷動的女性情慾。

至於， 《桂花巷》中剔紅，在蕭麗紅女性情慾書寫上的人物形象，更是最特出 的女性。她雖長期受制於男性社會的道德制約，必須以守寡來表明自己的身分與 地位。但是，最終她仍是掙脫了舊有的禮教，對她長期的束縛與羈絆，出軌的女 性情慾，就一發不可收拾： 「好！春樹是留下定了，以前她放了秦江海，是身不由 己。現在……她大可給自己作主了。看不到正身，弄個影子在身邊幌，也有另一 番滋味。她現在可不比從前，少年時候，什麼都擱在心裡頭想，能夠想，便已感 覺甜蜜。現在，現在那裡還能像從前？」

剔紅的這番告白，可見其有意識的想面對自己的情欲，並去解決自我的情慾 問題。蕭麗紅透過剔紅在自我情慾的表現上，企圖讓傳統的女性人物，能做個對 自己需求有主導權的人，女性自主意識的萌發，就呈現在剔紅的身上。

至於蕭颯在描寫女性情慾時，寫法較赤裸寫實。蕭颯筆下的女性，追尋情慾 的快感，幾乎等同於男性社會的逐名奪利、汲汲營營，浸染著虛榮與貪慾，情慾 大多沒有真正的愛情，大多只是無聊寂寞下的產物。例如，幾年過去了，靜楨依 然沒有找到理想的對象， 「雖然她也常寬慰自己，一個人過未嘗不是好事呢?可是 心底卻空落落的，總覺得少了點什麼」

，就是這個「寂寞」心結，讓靜楨在情慾 上的載浮載沉，以致自取煩憂。 「自己不是沒有過男人，會不知道男人是個什麼東 西。」

可是，竟然幾次靜楨抗拒不了誘惑而陷入了和這男人的糾纏，幾次她又無 由地感慨自己只是被占了便宜的委曲，反覆心境上如此折騰，幾番與這男人進出，

甚至還仔細斟酌自己是否贏了數次約會中的某些回合，結果，只讓靜楨跌撞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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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麗紅： 《桂花巷》 ，台北：聯經出版社，1977 年 1 月，頁 264~265。

25

蕭颯： 〈戰敗者〉， 《日光夜景》，台北：聯經出版社，1977 年 5 月，頁 155。

26

蕭颯： 〈戰敗者〉， 《日光夜景》，台北：聯經出版社，1977 年 5 月，頁 160。

身的疲憊。

由此可知，女性看起來似乎是情慾自主、身體解放，但事實上但女性自我意 識仍是懵懂無知的。又如， 〈水月緣〉處理一位中年女性清月，她歷經離婚、再婚 又離婚、又再想結婚的故事，清月在第一次婚姻中因為受不了丈夫在外頭姘了個 酒女而離婚，二年後再嫁，她則懊悔自己倉促草率、耐不住寂寞，就「這樣糊裡 糊塗的嫁了個既沒錢又沒人才的男人」

，卻不料這回這樣「木訥少言」的丈夫也 外遇，於是，清月又再離婚，但離婚後的她卻沒因此閒下來， 「平常忙著將孩子帶 大，也忙著和男人約會，搞愛情把戲」

，同時若要論及婚嫁，她則盤算著： 「單 身男人除非條件優厚，有婦之夫除非有意離婚，否則玩玩樂樂可以，其他就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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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知道，蕭颯刻意將這些女性形容成很有想法（享受 情欲） ，也頗能接受新思潮，但骨子裡卻仍是那樣的傳統守舊，還是以另一種形式 踏上傳統婦女悲劇命運的深淵，事實上並未真正具備女性解放的意識。

蕭麗紅與蕭颯，她們透過不同的女性人物，來傳達其對父權社會的顛覆與反 動。她們推翻了傳統社會宿命的思維；對失衡的男女婚戀觀進行批判；對傳統與 現代的女性思潮與價值，找到自我的意識、成長、定位；從傳統情愛觀中出走，

找到女性自我存在的價值；還有擺脫貞操觀對女性情慾的禁錮。

第二節 蕭麗紅與蕭颯的時代意義

一、擺脫「閨秀」派的寫作風格

邱貴芬針對台灣文學的歷史分期，從女性文學角度提出「閨秀文學」 ，認為承 襲張愛玲言情小說以來，閨秀風大抵通行於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中葉，在文學 史上佔一席之地。

早期朱天文〈喬太守新記〉 、 《淡江記》 、蔣曉雲〈掉傘天〉 、朱 天心《擊壤歌》 、蕭麗紅《千江有水千江月》 、蘇偉貞〈陪他一段〉 、鍾曉陽《停車 暫借問》等含括三三精神、張派言情風尚、凸顯一純潔女性形象，並在暢銷市場、

文學獎項奪魁之作，大抵都在文評家呂正惠攻訐的閨秀文學作品中。

一九八○年代女作家在當時文化機制的鼓勵下，或多或少還是會沾染一些浪 漫唯美的抒情文風。但我們也發現女做家嗜寫（善寫）愛情，實則從五四新文學 以來早已是一種書寫的言情傳統。弔詭的是，當男性作家書寫個人感懷時，我們 就稱他們為藝術家小說（成長小說） ，讚其擁有自剖的勇氣。但同樣的，當女作家 書寫個人問題時，我們常統攝為「閨秀」 ，是其作品自戀、瑣碎、沒有社會性。嚴 肅的學院派的學風，一再強調文學的言志道統，在嚴肅的文學典論中，男性史觀 的家國論述、鄉土書寫，使得女性書寫的受到時代的禁制壓抑，女性書寫的版塊 總是一再受到擠壓。因而，對蕭麗紅小說無情地批評者不在少數，或以為她的小 說是鄉土文學的庸俗化，或以為她只是一廂情願的迎合大眾口味，而美化了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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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颯：〈水月緣〉， 《日光夜景》，台北：聯經出版社，1977 年 5 月，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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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颯：〈水月緣〉， 《日光夜景》，台北：聯經出版社，1977 年 5 月，頁 206。

29

蕭颯：〈水月緣〉， 《日光夜景》，台北：聯經出版社，1977 年 5 月，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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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貴芬： 〈導論〉 ，收入《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 ，臺北：女書文化，2001 年，頁 13、34。

間的情愛書寫，或以為她淺化中國傳統文化與古典文學的書寫，充其量不過是構 設出一個浪漫的烏托邦世界，投機地迎合社會大眾的閱讀口味，因而晉升當代受 歡迎的女作家。

范銘如曾說： 「書寫既是一種權力的行使，知識的追求同樣是權力的渴望。與 其將女性書寫與情小說視為對愛情的耽溺，不如將其視為是對兩性關係的沈思與 操縱的渴望。」表面上，蕭麗紅的小說文本透露著情愛書寫的主題，但不代表女 作家，只能專營言情的範疇。相反地，在多樣化書寫愛情主題的背後，蕭麗紅表 達自己對自身鄉土的眷戀和她對傳統文化的想望，並傳承其對傳統社會純美鄉 土、文化的關愛。這也代表蕭麗紅不逃避以愛情主題來解碼，找出女性長期在兩 性失衡的關係中，另一種強勢主導的書寫權力。更意味著女性自主書寫的意識抬 頭。

蕭麗紅小說中的主角，並非俊男美女，也不是富豪上流社會的人物，也沒有 公式化的離奇遇合，或驚心動魄的情愛描繪，這些都是閨秀派小說的情節模式。

蕭麗紅只是簡單的將平凡眾生的生活，如浮世繪一般的呈現出來。她努力捕捉生 活中的小細節，將人與人之間的至情至性，以及傳統鄉土的風俗民情真實的反映 出來。雖然小說中會適切地反映、穿插作者崇尚的純潔神聖的愛情觀，但是其小 說文本中，企圖利用傳統婚戀觀的書寫，來進行傳統婚戀觀的反思與兩性平等模 式的突破。從傳統大家庭的書寫中，企圖突顯女性受貞操、男尊女卑的禁錮，喪 失發言權與獨立自主的人格，近而強調女性自我覺醒的重要。筆者認為蕭麗紅具 備了強烈的社會關懷和女性自我的意識。

或許，蕭麗紅的小說語言古典雅致，但事實上，她傳承的仍是鄉土文學中的 寫實主義精神。絕非閨秀派只談情說愛的舊有模式。甚至筆者認為蕭麗紅在民俗 節慶、古典戲曲以及方言書寫，早已脫離閨秀派的寫作風格。尤其，蕭麗紅透過 臺灣鄉土風俗、語言、歌謠與中國古典語言混融的文化書寫證明，臺灣鄉土文化 原就是「深緣耐看」的，臺灣的俗諺歌謠原就是典雅細緻的。正如邱貴芬所言： 「 《千 江有水千江月》的『鄉土』可以看作是收編了，但也可以視為將殖民地的混種文 化發揮的淋漓盡致。在這裡，我們看到的不是『中國』想像的無意識複製，而是

『似中國』卻『極其臺灣』的一種文化書寫方式。」

蕭麗紅真正的台灣文學史地位，應是個具有創見，且能多元化書寫的八○年 代女作家。她為女性打破沉默，進而發聲、表達需求並提出新見解的管道。呈現 傳統父權社會下，壓迫者（男性）及被壓迫者（女性）兩造的社會、文化慾求。

她企圖推翻過去以男性為中心的文學書寫，透過女性的感受、思維方式，去開展 女性的自我意識，及自我成長的歷程，並因此喚起女性自覺意識的文學作品。筆 者認為將她統攝歸類成閨秀文學作家，這樣的偏見，是該為被誤讀的蕭麗紅「正 名」的時候了。

至於，蕭颯在其二十歲（就讀女師專五年級） ，就出版了生平的第一本小說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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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貴芬， 〈族國建構與當代台灣女性小說的認同政治〉 ， 《仲介台灣‧女人》 ，台北：元尊文化，1997

年，頁 50。

《長堤》 ，

在師專的日子，是蕭颯的少女時期，充滿天真爛漫與浪漫情懷。由此 可知，在《長堤》小說的風格呈現，離不開她少男少女間的生活與情愛寫照。小 說文字帶有「刻意」營造的精緻感，以及所謂閨秀文學所呈現唯美浪漫的寫作風 格。但她也自覺到若是永遠在少年男女的生活圈子中，尋找小說題材，寫多了不 免會帶上一些「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味道。因此，蕭颯在十八歲時，就先放下小 說不寫了。根據彭碧玉的訪談整理的原因之一：是她和張毅在一起，除了可以到 濛濛谷釣魚外，還有很多可以去玩的地方；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蕭颯認為在少年 少女的圈子裏找小說題材，寫多了難免會帶上一些些「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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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蕭颯為了突破自我的寫作窠臼，擺脫所謂「閨秀」文學的寫作題材 風格，她主動停筆下來了。經過停筆的沉潛，自一九七七年《日光夜景》 、一九八 八年《二度蜜月》二書一出版，蕭颯轉變其創作風格，開始將小說文本的焦點放 在台北（都會）形形色色紅男綠女的描寫，筆鋒犀利且寫實。一九七八年六月二 十七日，在聯合副刊發表〈我兒漢生〉時，她將寫作觸角開展到親子間的描寫。

尤其〈我兒漢生〉的小說情節，寫活了新時代的年輕人： 「你寫出了我們心裏的漢 生。」還很清楚地指出幾個情節，正栩栩如生的刻畫出青少年的心境與行為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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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自己也自豪地說道：

我想，我之所以為我，是受著各式各樣的影響。很幸運，至今沒有人斷 言的說，我的文字脫胎於某人，或風格脫胎於某家。

蕭颯就是蕭颯，讀她的小說作品，確實就如她所言，她是走著個人風格，不 願和別人相似的。一如沈曉茵形容它對蕭颯： 「寫小說、說故事變成一種治療、反 省、與自我突破」

，所以蕭颯揚棄了專寫情愛的閨秀派風格，反而透過自身的不 同生命歷程，進行思辨，並投射到小說文本中。

蕭颯甚至勇於挑戰多樣的敘事題材與技巧，使她的創作，不侷限於固有的寫 作形式中，而自我滿足。因此她不會有越寫越陷入同一種故事的窠臼與束縛，而 開展出不同於閨秀風格的寫作技巧來。

由此可知，蕭麗紅與蕭颯力圖擺脫閨秀文學的寫作風格，更證明齊邦媛所言 不假：「至少我們這一代的女子在寫作的時候已跳到閨怨之外，哭泣已不是唯一 表示感情的方式。由女作家的認真寫作態度和作品看，這是個比較健康的，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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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堤》收錄了十三篇，蕭颯在十七、八歲時，發表於青年戰士報副刊的短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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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碧玉〈捕捉人生的廣角鏡－－蕭颯和她的小說〉 ，原載《聯合報 8 版》 ，1979 年 9 月 21 日。今亦 收於蕭颯《我兒漢生》附錄，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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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颯對〈我兒漢生〉一文曾自言：「 〈我兒漢生〉曾經引起相當的注意，我說的「注意」，並不單 指見諸文字的評論而言，而是一些看過的人的反應。有好幾次，在完全陌生的場合，無意間聽見 別人談起；稍微留意一下談論的人，多半是些三十歲上下的年輕人，語氣相當激動。另外，也有 很少見面的朋友，當面提起，也許見面三分情，總說『你寫出了我們心裏的漢生。』還很清楚地 指出幾個情節。」參見蕭颯：《我兒漢生》自序，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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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季： 〈站在冷靜的高處－－與蕭颯談生活與寫作〉，原載於《中國時報第八版》 ，1987 年 8 月 14 日。今亦收於蕭颯： 《走過從前》附錄，台北：九歌出版社，1988 年 2 月，頁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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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曉茵〈胴體與鋼筆的爭戰－－楊惠姍、張毅、蕭颯的文化現象〉 ， 《中外文學》 ，26 卷 2 期，1997

年 7 月，頁 111。

的時代。」

相信讀者從蕭麗紅與蕭颯的小說文本中，所看到的是蕭麗紅與蕭颯小說文 本，所呈現的的時代意義：女性作家透過書寫，將長久以來，女性將自我與社會 角色，侷限在婚姻愛情裡的困境中，超脫出來。並且，她們同時也挑戰二元對立 的傳統父權，加諸在女性身上的種種文化或道德制約，企圖突破傳統女性的形象，

讓讀者對傳統婚戀觀、兩性相處模式等，進行更深一層的反省。透過閱讀她們的 小說文本，更凸顯台灣女性文學的發展脈絡與特色。

蕭麗紅與蕭颯由情愛主題起步，再逐步對女性切身的人際關係、情感家庭、

事業的決擇，女性的時代定位，以及自身的種種摸索、成長軌跡，進行書寫。在 八○年代的時代氛圍，政治文化生態的改變，書寫生態的移動，恰好提供蕭麗紅、

蕭颯更豐沛的生命歷練與書寫的刺激，讓她們突破閨秀風格的侷限，使寫作風格 更臻成熟，能夠表達出女性的論述位置與史觀。她們使用新的時代語境，抒發各 自對台灣歷史與台灣社會的觀察與詮釋。她們從被譏為閨秀作家的處境出發，卻 演成異質性的女性小說風格來。因此我們該肯定她們在擺脫閨秀派寫作風格後的 更成熟的書寫文本。

二、豐富女性小說的寫作題材

蕭麗紅在《桂花巷》以前的小說，不但呈顯鄉土民風純樸，人情深厚的一面，

也揭露傳統鄉土對女性經濟與情慾上的壓迫束縛。 《千江有水千江月》裡她將鄉土 人情與儒家禮義兼具的心靈原鄉融合為一來書寫，呈現一種美鄉土美人情的文本 脈絡； 《白水湖春夢》更將鄉土與佛理兼融，鄉土成為人間淨土的書寫典範。當然 從對鄉土想像的轉變，蘊含著作家對國族認同的轉變。 《千江》之前，蕭麗紅擺盪 在中國文化的尋根與台灣鄉土的眷戀之間，其國族思想是混融的國族認同；到《桃 花與正果》裡，中國文化與西方物質主義有了對比、拉扯，更凸顯小說作家對中 國文化的渴望。但這種對中國文化的渴望，竟在在解嚴之後的創作《白水湖春夢》

小說文本裡，獲得鬆綁。並透過描繪二二八受難家屬的悲苦經歷，蕭麗紅從文化 中國的國族思維，轉為對根植台灣鄉土的認同與關懷。

蕭麗紅善用她細膩的筆觸，將傳統節慶民俗與傳統女性人物互作聯繫，呈現 蕭麗紅對鄉土文化之熟稔與熱愛之情，並以文學表現的方式，來讓台灣傳統的節 慶民俗，展開尋根與傳承的書寫。並透過小說文本的書寫，將傳統女性人物與傳 統婚戀的關係，進行反思，透過傳統女性人物的型塑，讓女性在愛情與婚姻中，

反思、凸顯出自我主體性來，以及女性意識的覺發的可貴。

蕭麗紅小說中的人物，其一言一語、一舉一動，就能窺見當時台灣傳統的鄉 土生活。因此，蕭麗紅在八○年代女性作家中，她的女性鄉土小說，就表現的十 分搶眼並具有開創性。蕭麗紅說過：

我真是懷念我的故鄉，同樣的，我也一直很懷念我的童年，那些東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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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邦媛：〈閨怨之外—以實力論台灣女作家〉， 《聯合文學》，第一卷第五期，1985 年 3 月 1 日頁

19。

的如同琦君所說的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

她不將寫作的焦點放在男女情愛的主題上，她試著去建構一套以女性為觀點 的鄉土小說風貌。她寫原鄉的純美、也寫鄉土對女性的箝制，讓讀者看到嶄新的 寫作題材。

另外，蕭麗紅在《白水湖春夢》中提到的佛緣圓滿就是隨著作家（蕭麗紅）

的個人成長，融入其個人學佛多年的體悟，將小說題材轉化為「佛緣圓滿」的人 間淨土。一如江寶釵所說： 「白水湖的人都佛緣圓滿，特別是作為較次性的女子之 身，……更得到我佛功德無量的照拂。」

蕭麗紅筆下的世俗與超凡，庸凡與高貴，

交揉相容，毫無衝突矛盾。沉潛在佛海中的蕭麗紅，一如阿盛所云： 「打滾一場，

渾身無泥。」蕭麗紅把佛理與小說文本結合，用佛學道理來解釋世間的無常與宿 命。而生命的缺憾，也在佛法中得到釋放與關懷。白水湖的人物即使生命中有諸 多難解的困境，最後都以人性的純美與佛理的美善來化解。因此，我們看到的是，

蕭麗紅不是善寫世俗的情愛作家，而是每個人在佛光的感召下，對人有情、對事 有悲，呈現一片美好的人間淨土形象。浸淫佛法多年的蕭麗紅，將個人對佛法的 體悟，與對生命的感觸融入其小說文本中，造就佛緣圓滿的白水湖世界，更豐富 了女性小說的寫作題材。

還有，蕭麗紅利用二二八來重構自己的歷史記憶，並透露自己國族認同轉變 的痕跡。 《白水湖春夢》不同於歷史書寫，以事件發生為中心，而是以二二八「受 難家屬」的苦難為中心，一如宋澤萊所指出： 「在當前的二二八事件小說中，以李 喬的《埋冤一九四七埋冤》對事件的描繪最龐大完整，不過《埋冤一九四七埋冤》

側重在屠殺面； 《白水湖春夢》則把重點擺在遺族身上，擴及到死難者的第三代，

重現了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社會面臨的有形無形的壓力。」

宋澤萊這段評論，

一言以蔽之就是蕭麗紅透過《白水湖春夢》一書的書寫，一方面為亡者安魂、為 生者療傷；一方面也藉此重塑自我的國族認同立場。

因此我們從上述可知，蕭麗紅小說文本有著豐富的小說創作題材。有鄉土、

佛法、傳統風俗、國族、婚戀觀的題材書寫，以及女性情慾、貞操觀的反動女性 意識覺發，小說題材十分豐富。蕭麗紅小說作品雖少，但她在小說之中所呈現的 書寫主題，卻是繁複而豐美的，並且擴展了往後女性小說的書寫題材。

至於蕭颯對寫作有著堅持與執著，加上其對自我的期許與要求很高，以致於 蕭颯的小說文本，在創作的題材與形式上，不斷推陳出新，展現了其多采多姿的 文學風貌。蕭颯的小說作品數量多，題材更是寬廣豐富的。她筆下出現的形形色 色人物有：教員、畫家、學者、電影工作者、出版工作者、醫生、商場人物、女 職員、妓女、青少年、學生、家庭主婦、媳婦、婆婆……無一不有。而這些各行 各業的芸芸眾生，交織在蕭颯的筆下，反應了社會階層中不同角落的各種問題，

她也關心了時代裡的廣大群眾。然蕭颯自己卻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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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堇： 〈織錦的鶴‧訪蕭麗紅〉， 《明道文藝》，民 67 年 8 月，29 期，頁 11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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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寶釵：＜白水湖春夢評介＞，《中國時報》第 36 版，1997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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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澤萊：＜從仿古的鄉土到實在的鄉土－－特論蕭麗紅台語小說的高度成就＞， 《台灣新文學》13

期，1999 年 12 月，頁 138。

經常有人以為我寫作題材相當的廣泛。其實，我自己一直不覺得自己夠 廣泛。從寫作的第一天，直到今日都還為題材不夠廣泛所困擾。

另外，詹宏志在六九年爾雅小說選，評介蕭颯的〈小葉〉一文就時曾言：

在女作家中，像蕭颯這樣，敢於向新題材挑戰(也向自己挑戰)，勇於探入 社會現實，能從小說家而逐漸成為深刻思考者，在國內實不多見。

由蕭颯的自述或詹宏志的評介，我們注意到蕭颯的小說文本題材豐富。蕭颯 從《長堤》之後，就正式開始走向另一種寫實的寫作風格。自一九八○年代以來，

台灣社會，進入高度工業化、都市化後，連帶衍生出諸多的社會現象與問題。蕭 颯從其女作家的身分出發，精準地描寫都會的五光十色，與女性角色間的衝擊、

價值觀的轉變等問題，建構出都會與都會女子的異想世界來。因此我們看到她將 寫作觸角伸入都會，開始寫台北都會的男女，功利寂寞的心境。接著蕭颯將關注 點鎖定在與女性婚戀、家庭，有密切關係的外遇問題上，描寫面對突如其來的外 遇問題，女性人物如何在歷經外遇變故後，對其婚姻、工作、家庭，有更深一層 的體悟。因此，即使是同樣的外遇題材，在《小鎮醫生的愛情》焦點是在於「外 遇者」王利一，他悔恨掙扎的心境呈述；在〈唯良的愛〉焦點則是在「外遇的受 害者」唯良，她絕望憤怒因而走向玉石俱焚的一個過程。最後，她企圖展現女性 在婚變後的成長與女性自覺意識，因此有《走過從前》 、 《如何擺脫丈夫的方法》 、

《單身薏惠》、《皆大歡喜》等作品出現。從外遇受害女子，其從受苦、受難到自 我意識的覺醒的過程，並能從挫折中，體會女性自立自主、自我成長的重要。並 利用外遇事件的描寫，凸顯女性意識、女性成長等女性文學的議題書寫。在外遇 問題之後，蕭颯更將對「青少年」問題的關懷，透過小說文本的書寫呈現出來。

寫作風格寫實，文本內容深入地探討親子間的疏離與淡漠的關係，更將家庭失溫 後，所衍生而出的種種社會亂象，生動地刻畫出來，引起大眾的深思與反省。一 如蕭颯在《少年阿辛》的後記寫到，將被判「死刑」的阿辛始終抱怨著一句： 「有 什麼用?我就不相信有誰關心?」

點出青少年失溫、失愛，成為失翼的天使，以及 青少年問題與社會問題間的密切關係。不僅有別於同時期女作家的創作範疇，更 有其極積開創小說題材的時代意義。蕭颯豐富的小說創作，不只確切地反映八○

年代的社會現象，也展現他繁花似錦地創作文本。

三、凸顯女性意識與成長

「男權話語總是千方百計為愛情抹上神聖而玄秘動人的色彩，以至少兩倍的 尺度粉飾男性自身，以自戀的筆墨來拔高男性形象，讓女性認為這愛情是有意義 的，有價值的，進而追求不已。」

從女性的社會地位來看，在漫長的男權社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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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季： 〈站在冷靜的高處－－與蕭颯談生活與寫作〉，原載於《中國時報第八版》 ，1987 年 8 月 14 日。今亦收於蕭颯： 《走過從前》附錄，台北：九歌出版社，1988 年 2 月，，頁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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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宏志：〈評介〈小葉〉〉一文，原載於爾雅版《六十年短篇小說選》，今亦收於蕭颯:《死了一個 國中女生之後》附錄，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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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颯：〈 《少年阿辛》後記〉， 《少年阿辛》後面附錄，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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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琳：＜走出女性心靈的藩籬－新時期女性文學若干心理癥結的梳理＞，《中國現代、當代文學

研究》 ，1997 年 4 月，頁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