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海」：看明初福建的海禁政策 ( 論 文 摘 要 )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 何孟興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育部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劃－海上絲路之探索」專任教師論文
論文大綱：
一、前言
二、海禁政策擬訂的時代背景 三、海禁政策推動的經過情形
（一）、「禁民不得私出海」 （二）、「墟地徙民」
四、海禁政策實施情形的探討 五、結論
內容摘要：
明代的海禁政策，它不僅對往後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產生莫大的影響，更 令自宋代以來蓬勃發展的「海上絲路」中國海域段部份，遭受了空前的重創，故 研究海上絲路相關的學者不可不注意明初海禁政策的推動，以及它深遠的影響力 量。為此，本文便欲以明初時期的福建地區做為研究個案，希望對此區所推動海 禁政策的經過做一番的觀察和探討。
福建地區和它邊海鄰省相似，皆面臨倭盜的侵擾，如何有效解決此一問題，
不僅是明初政府海防措致的首要目標，亦是明代福建海防問題的核心所在。面對 此，明政府主要採取兩個方法，一是本文所討論的「海禁政策」的實施，另一則 是海防相關設施的建立，亦即配合海禁政策推動的海防武力，包括有軍衛、守禦 千戶所、巡檢司、烽堠等處兵丁所構築的「陸上武力」，以及水寨兵船為主體的
「海上武力」。海禁政策的推動和海防設施的建構，這兩者是並行、相輔相成的，
目標都在「防倭」。「防倭」是明政府海防的主要目的，「海禁」政策和海防設施 則是為達到「防倭」目的的兩個主要手段。
明王朝方值建國，元末群雄張士誠、方國珍二人逃入海中，繼續和朱元璋做 對，進而勾結日本海盜並引導其入犯沿海地區，剽掠百姓財貨，東部邊海地區便 遭受倭盜的侵擾，防禦倭盜一開始便成為明初海防問題的重點所在。為此，洪武 帝（朱元璋）除了曉諭日本國王、大造兵船禦倭、派兵出海捕倭……等一連串動 作之外，並且，透過海禁政策亦即民人「不得違禁下海」的相關規定，來斷絕國 人通倭之管道，例如「洪武四年十二月……，仍禁濱海民不得私出海，時方國珍
餘黨多入海剽掠，故也」；洪武十七年（1384），命令信國公湯和巡視浙江、福建 沿海城池，「禁民人入海捕魚，以防倭故也」；二十七年（1394）的正月，洪武帝 又以海外諸夷邦多詭詐，除琉球、真臘、暹羅等國准許入貢外，其餘斷絕其往來，
並以「緣海之人往往私下諸番，貿易香貨，因誘蠻夷為盜，命禮部嚴禁絕之，敢 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見有者，限以 三月銷盡。民間禱祀，只用松柏、楓桃諸香，違者罪之」。
除上述的「禁民不得私出海」外，洪武帝更運用「墟地徙民」的措致來對付 倭盜，「墟地徙民」顧名思義便是將居住在該地的居民強迫遷移到它處，讓該地 淨空以便有效掌控之意。透過強制遷離原本居住在沿海島上居民的方式，來翦除 元末殘餘黨盜勢力，不僅可斷絕其聲息奧援的力量，並可藉此達到徹底摧毀海中 島嶼，做為扮演私通倭寇的基地、藏匿海賊的窟穴，以及物質、訊息的提供者等 多重角色的目的。此次「墟地徙民」行動似乎規模不小，浙江、福建甚至廣東各 省都在規劃之內，不僅海上島中百姓被強迫放棄家園遷入內地岸上，甚至，連部 分瀕海地區「民嘗從倭為寇」者，也一併在「墟地徙民」之列。以本文探討所範 圍的福建地區而言，此次被強制徙民的的島嶼，其中較為人知的，主要有福寧的 崳山，福州的上竿塘山和下竿塘山，福州的海壇島、雙嶼、草嶼、堂嶼、東草嶼 和鹽嶼，興化的湄洲島，泉州的大、小嶝島和鼓浪嶼，甚至連遠在孤懸泉州海外 的澎湖島都在其中……，「墟地徙民」是全面性的，實施對象不僅只有的瀕海地 區和近海島嶼而已，甚至連遠處在大洋中的孤島亦在規劃之內。
「墟地徙民」的政策雖使海中島民不分善惡、有否通倭，全數被迫放棄家園 財產，一律強制搬遷入內地，十分地殘酷無情。但是，若站在海岸防禦的戰略角 度來看，「墟地徙民」的措致是有其價值的，因為，它可盡量地斷絕入侵的倭盜 中途休息、藏匿、補給和訊息取得的機會，尤其是，對倚近海島嶼為巢窟的中國 海賊，打擊是特別地大；而且，淨空的島嶼，遠比島上有居民棲居來得容易掌握 狀況。所以，明政府特意拿掉倭盜進攻內地的「跳板」－近海島民的奧援，確實 是有助於沿海衛、所、巡司、水寨等軍戍防的進行，而且，能對進犯的敵人做較 為有效的因應。海禁政策實施之後，民人不可私自出海、從事販貿活動，且沿海 島民因「墟地徙民」措致被迫遷回內地的關係，在海中的島嶼和部分的瀕海地區，
已很難見到百姓活動的蹤跡……。
吾人若綜合上述的內容，並稍微發揮點想像力，可以得知，福建在明代前期，
亦即海禁政策實施一段時間後，它所顯露出來的樣貌是－－邊海的陸岸上，除了 衛、所、水寨或巡檢司的兵丁之外，一片寂靜；至於，島嶼大海中，除了巡哨的 兵船，以及值遇貢期時特定的來往船隻外，少有人跡。而上述這種可稱是「安靜 寧謐、海波不驚」的景象，不僅是福建如此而已，其他同是推動海禁政策的邊省，
似乎亦不例外。對明政府而言，它可說是成效卓著，對安靖東南邊海具不少的助 益。以福建北鄰的浙江省為例，甚至在一百年後亦即部分地區在海禁和邊防的執 行推動上，尚且還維持相當地嚴整，例如明中期弘治（1488–1505）初年浙江台 州地區，當地政府的海禁便極為嚴格，官民們的海防意識尚十分地強烈，此可由
遇風飄船至此的朝鮮官員崔溥親身經歷中得知。
但是，隨著政局昇平日久、海疆寧謐無事，不僅海防兵備逐步廢弛，明政府 對海禁政策的執行亦漸放鬆下來，例如興化的湄洲島，前已提及，該島「洪武初，
內徙島虛」，但至明中期以後，隨著「墟地徙民」執行的日漸鬆弛，它跟沿海其 他的島嶼情況相似，民眾登島佔地、私自墾殖，進而衍生出如「有勢家居之，以 為利，寇舟常就汲焉」……等問題的發生。明中期海禁執行走上鬆弛後，確實為 明政府帶來一連串的問題，或許也必須經過如此的景況，特別是，嘉靖中後期席 捲東南的倭亂爆發後、邊海再次生靈塗炭時，才能有所比較，亦才能體會明初洪 武帝如火如荼推動海禁的苦心，以及它實施後所帶來「莽無伏戎，島無遺寇」的 具體成效。
明武宗正德（1506–1521）時刊刻的《漳州府志》，便曾指出：「國初，既設 備倭水寨，繼有防海都指揮李彝者，奏言：『海島居民多貨番，以故番有嚮導，
得入吾境』。（明政府）乃盡遷海島居民，處之內地。於是，內有防守，外無引援，
百餘年無倭患矣」，而正德以後，接著便是嘉靖帝的即位，而他在位中後期曾爆 發空前的倭禍大亂，再經過數十年後，亦即萬曆元年（1573）時，漳州知府羅青 霄在重修《漳州府志》時，還特別引用明初時李彝上述的那一番話，並在其後，
隨即語意深長地，指出：「至嘉靖末年，復有土人通販倭國，以致引倭入境，前 患復作，乃知李彝之言，驗矣」，而上述的這段話語，或許可做為明初洪武帝因 實施海禁徹底而成效卓著的最佳註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