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明末學風的轉變與建寧府的地方教育
第一節 明末政治經濟的危機 一、 政治方面
明朝自正德、嘉靖以後，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危機即不斷地加深。
到了萬曆初年，「勇於任事」
1
的大學士張居正，對明王朝的政治、軍事、經濟進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使吏治得到了改進，邊防得到了加強，國家 收入得到了明顯好轉，從而使明王朝的統治一度出現中興的景象。兵部 尚書李日宣稱其：「肩勞任怨，舉廢飭弛，弼成萬曆初年之治。其時中 外乂安，海內殷阜，綱紀法度莫不修明」
2
但是自他死後，他的家被抄，改革被罷除。從此之後，明神宗（1563-1620）沈溺於腐朽生活中，官 僚或是尸位素餐，或熱中於朋黨之爭，明王朝陷入了新的危機，衰頹之 勢日益加深而不可復振。
3
明神宗親政後第一件事就是籍沒張居正家財，廢除張居正的改革措 施。萬曆二十年以後（1952），他晏處深宮，溺志貨財，留中章奏，不 問國事。萬曆後期，內閣大學士方從哲擅權，國家機構幾乎癱瘓，《明 史》記載：
「從哲昵群小，而帝怠荒亦益甚。畿輔、山東、山西、河南、江西 及大江南北相繼告災，疏皆不發。舊制，給事中五十餘員，御史百 餘員。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無所屬；十三道止五人，一人領 數職。在外，巡按率不得代。六部堂上官僅四五人，都御史數年空 署，督撫監司亦屢缺不補。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 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畫憑，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與哀訴。詔 獄囚，以理刑無人不決遣，家屬聚號長安門。職業盡弛，上下解體。」
1 張廷玉（清）等撰，《明史》，冊 19，卷 213〈張居正傳〉，頁 5643。
2 同上，頁 5652。
3 楊國禎、陳支平，《明史新編》（台北：昭明出版社，1999），頁 276。
4
造成的結果，一是皇權的不振：親政二十年間，郊廟朝講召對面議諸事 俱廢，因之朝政大壞，綱紀為之廢弛。二是官僚的腐化，互相黨援，時 起爭端，而常置國家大事於不顧。
5
三是政治黑暗，稅吏監使，到處擾 民，流毒四方，幾使天下騷然。四是仕途壅塞，朝廷缺官不補。官場競 爭激烈，士習敗壞，造成「以遠臣為近臣府庫，又合遠近之臣為內閣府 庫，開門受賄自執政始。」6
從內閣權臣、京官到地方官吏，都利用職 權，上下通同，巧取豪奪，貪污受賄成為一種風氣。明熹宗（1604-1627）更是不問朝政，據《明史》記載：「帝性機巧，
好親斧鋸髹漆之事，積歲不倦。每引繩削墨時，（魏）忠賢輩輒奏事。
帝厭之，謬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魏）忠賢以是恣威福惟己意。」
7
所以，朝政大權落在魏忠賢手裡，擅作威福，為所欲為。《明史》載：「歲數出，輒坐文軒，羽幢青蓋，四馬若非，鐃鼓鳴鏑之聲，轟隱 黃埃中，錦衣玉帶靴袴握刀者，夾左右馳，廚傳、優伶、百戲、輿 隸相隨屬以萬數，百司奏章，置急足馳白乃下。……客氏居宮中脅 持皇后，殘虐宮嬪，偶出歸私第，騶從赫奕照衢路，望若鹵簿。忠 賢故（馬矣）無他長，其黨日夜教之，客氏為內主，群兇煽虐，以 是毒痛海內。」8
萬曆中葉以後，北方的大患蒙古雖已勢衰，然而東北的滿州卻代之 而起，成為明代東北國防上的一大威脅。可是明代的兵力卻日益腐敗，
大不如前。呂坤（1536-1618）曾上疏陳天下安危，指出保衛京師的三 大營，居然「馬半贏敝，人半老弱。」而專門抵禦外侮的九邊之兵，也 多「勇於挾上，怯於臨戎」。至於備作徵調及守禦的外衛之兵，亦是「伍 缺於役占，家累於需求。」
9
努爾哈赤在建州崛起，並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建立後金政權。
4 張廷玉（清）等撰，《明史》，冊 19，卷 218〈方從哲傳〉，頁 5761。
5 關於明末黨爭的討論，請參見呂士朋，〈明代的黨爭〉，《歷史月刊》，70（台北：歷 史月刊雜誌社，1993.11），頁 48-61。李焯然，〈論東林黨爭與晚明政治〉，《明清史 集刊》，1（香港：香港大學中文系，1985）頁 63-76。
6 張廷玉（清）等撰，《明史》，冊 20，卷 231〈錢一本傳〉，頁 6038。
7 同上，冊 26，卷 305〈魏忠賢傳〉，頁 7824。
8 同上。
9 同上，冊 19，卷 226〈呂坤傳〉，頁 5938。
從此，明與後金開始了曠日持久的戰爭。明政府為了應付戰爭，加重了 對內地人民的剝削。正如《明季北略》所記載：「自遼左失陷以來，邊 事日急矣。邊事急，不得不增戍，戍增則餉多，而加派之事起，民由是 乎貧矣。且瀕年動眾，而兵之逃潰者但嘯於山林，此亂之所由始也。」
10
總之，萬曆中葉以後，由於政治的敗壞，使國家由暫時的小安，迅速 的轉變為外患紛起，社會動盪的局面。二、 經濟方面
明代的財政，經張居正大刀闊斧整頓，已大體將嘉靖與隆慶兩朝以 來的虛耗現象加以改善。至萬曆十年（1582）左右，甚至還將國家的財 政達到小康的局面。
11
自張居正死後，萬曆十年到二十年（1582-1592）之間，對外則幾次用兵，對內則帝室篤信道教、奢侈浪費，以及修河、
壽宮、織造、平亂、禦侮等，動以數百萬計，是以財政日漸枯竭。明朝 政府為了彌補龐大的用度，不得不加緊聚斂，僅在萬曆之末便曾加賦三 次，計萬曆四十六年（1618）驟增遼餉三百萬兩；次年（1619），又以 兵、工二部之請，復加兩百萬兩；至四十八年（1620），又令每畝補加 二厘，合為五百二十萬兩。總計三年之間，每畝除正賦外，共增「加派 九厘」。唯有貴州及畿輔八府因情形特殊而例外。
12
人民的負擔如此沈 重，可是儘管「內帑充積」，神宗卻不肯發。13
統治階級之罔恤民命，於 茲可見一斑。及至崇禎初年，情形更為嚴重，「國計入不敷出，歲額缺 至二百三十餘萬兩。」14
國家的財政至此，幾達無法支持的局面。以農業而論，到了嘉靖、萬曆時期，隨著糧食新品種和經濟作物的 推廣，以及土地開發利用率的提高，使農業生產力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 平。
15
然而由於土地兼併日烈，形成少數大地主與多數佃農的對立，復10 計六奇（清），《明季北略》，共二十四卷，共 3 冊，冊下（上海：商務，1937），卷 23〈論明季致亂之由〉，頁 515。
11 朱東潤，《張居正大傳》（上海：開明書局，1945），頁 178。
12 張廷玉（清）等撰，《明史》，冊 7，卷 78〈食貨志二〉，頁 1903。
13 同上。
14 謝國楨等編，《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冊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頁 328。
15 楊國禎、陳支平，《明史新編》（台北：昭明出版社，1999），頁 303-314。
加以賦役的繁重，小民生活遂日陷困境。關於明代的土田之制，《明史‧
食貨志》曾有概括的描述：
「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時入官地，厥 後有還官田，沒官田、斷入官田、學田、皇莊、牧草馬場、城（土 需）苜蓿地、牲地、園陵墳地、公占隙地、諸王公主勳戚大臣內監 寺觀乞賜莊田、百官職田、邊臣養廉田、軍民商囤田，謂之官田，
其餘為民田。」
16
明初，雖然也有許多官僚地主，特別是幫助創建明朝的功臣們，佔有大 批土地，但是，由於積極推行墾荒政策和經過對元代土地的佔有，土地 兼併關係相對緩和。
明中葉以後，皇親貴戚奏討土地的風氣再度興盛，「神宗賚於過侈，
求無不獲，潞王、壽陽公主恩最渥」
17
，民田的數字遂越來越少。如四 川成都府，「王室庄田佔有十七，軍屯十二，民間僅十一而已。」18
所以《明史》說：「蓋中葉以後，莊田侵奪民業，與國相終云。」
19
豪紳地主 集團是明王朝的重要支柱。他們從明初就享有免役特權，嘉靖二十四年（1545）後又享有部分免賦權。這個集團在萬曆、天啟年間土地兼併趨 勢也很凶猛，崇禎初年，大學士錢士升說：江南富室占田少者數百畝，
多則數千畝，乃至數萬畝，
20
庶民地主在權勢上雖不如皇族地主和豪紳 地主，但也佔有大量土地，同時又以種種藉口逃避賦役。於是國家的賦 稅、加派、火耗等等，首先轉嫁到貧苦農民的身上，迫使農民生活到山 窮水盡的地步。以工商業而論，明代中葉以後發展已為可觀。至十六、十七世紀之 間，更是達到傳統經濟發展的高潮，不論紡織、冶鐵、製茶、絲織、陶 瓷、造船、造紙等方面都逐漸脫離傳統家庭手工業，而呈現出經濟專業 化的趨勢。
21
由於工商業的日益繁榮，也使大都市如北京、南京，以及16 張廷玉（清）等撰，《明史》，冊 7，卷 77〈食貨志一〉，頁 1881。
17 同上，頁 1889。
18 胡廣（明）等修，《明實錄‧神宗實錄》，冊 115，卷 421，頁 7974〈萬曆三十四年 五月丁酉條〉。
19 張廷玉（清）等撰，《明史》，冊 7，卷 77〈食貨志一〉，頁 1889。
20 張廷玉（清）等撰，《明史》，冊 21，卷 251〈錢士升傳〉，頁 6488。
21 劉翠溶，〈明代時期南方地區的專業化生產〉，《大陸雜誌》，56：3/4（台北：大陸雜 誌社，1978.04） 頁 27-61。
蘇州、松江、揚州等地成為政治或經濟的中心。同時，中外的貿易亦隨 之活躍，經營範圍遠達中南半島及南洋、日本、琉球、朝鮮各地。惟因 政府實行海禁政策，僅許封貢貿易而不准人民私自出海，兼以晚明時期 的商稅日重，
22
官僚腐敗，乃使工商業的發展受到嚴重打擊，而因之日 趨遲滯。23
此外，明神宗自萬曆二十四年（1596）開始，派宦官作為礦稅監到 全國各地進行經濟掠奪。所謂「礦監」，並非完全開礦或以礦徵稅，往 往以開礦為名，妄指良田美宅下有礦脈，肆意勒索。如《明史》所說：
「內臣務為劫奪，以應上求。礦不必穴，而稅不必商：民間丘隴阡陌，
皆礦也，官吏農工，皆入稅之人也。工私騷然，脂膏殫竭。」
24
礦稅之 擾波及面很廣，其危害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皇室直接從民間大量 掠奪金銀財物；二是破壞了城市商業與手工業；三是因礦稅苛取，釀成 一系列聲勢浩大的反礦稅監的民眾暴動。25
綜上所述，萬曆中期以後，由於政治的日益腐敗，奸富滑胥的詭奇，
挪移與欺隱，導致耕地面積減少。復以官吏的苛刻暴虐，豪紳地主的剝 削，自然災害的頻仍，以致於農民無法生活，流離失所，社會也隨之動 盪不安。關於此種現象，萬曆時的刑部侍郎呂坤，便曾上章朝廷沈痛地 指出：當時小民已達「凍骨無兼衣，饑腸不再食」的悽慘程度。並且警 告當局，四民已有伺機而發之心，社會動亂可能隨時而起，不可不早作 留意。
26
可惜執政者視之為危言聳聽，而未加重視，卒至三十年後，流 寇大起，土崩瓦解，終至挽救不及。
22 關於明代的商稅問題，請參考林麗月，〈商稅與晚明的商業發展〉，《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歷史學報》，16（台北：台灣師範大學，1988.06），頁 37-61。
23 傅衣凌，〈論明清社會的發展與遲滯〉，收入於《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2），頁 103-131。
24 張廷玉（清）等撰，《明史》，冊 20，卷 237〈田大益傳〉，頁 6171。
25 龔化龍，〈明代採礦事業的發達與流毒〉，收入於包尊彭主編，《明史論叢之八‧明 代經濟》（台北：學生書局，1968），頁 150-163。關於民眾暴動的情形，可參見王天 有，《晚明東林黨議》（上海：上海古籍，1991），頁 11-12〈萬曆時期全國各地反礦 稅監的一般情形表〉。
26 張廷玉（清）等撰，《明史》，冊 19，卷 226〈呂坤傳〉，頁 5937-5938。
第二節 經世實用之學的興起與建寧府的地方教育
晚明時期可以說是明代史上變動最劇烈的階段：帝王的昏庸、朋黨 的傾軋、宦官的專橫、政治的黑暗。復加以政治的動盪不安、邊患的日 益嚴重，幾乎處處都顯示出大明帝國已經面臨到全面崩潰的邊緣。如何 消弭社會危機，挽救即將傾覆的明王朝，是當時有識之士最憂心的問 題。當時環境不容士子沈潛於學理之發明，而務求有用之學，就在同一 時期之內，明代的學術思想也跟著產生一項引人注目的發展。向來以國 計民生為終極關懷的知識份子，深感唯有重建一種新的學風，方能挽救 國家所面臨的困境。於是他們遂不約而同地從事各項倡導實學的活動：
或者著書立說，或者奔走呼號，或者留意於科學工藝，因之風氣日開，
逐漸蔚為一股新的思潮，也即是經世實用的思潮。
27
此期經世之學，反 玄學、重實用，莫不以「致用」為依歸，28
是其特色，學者稱之為「經 世實用」之義者在此。29
一、心學的沒落
而晚明心學的沒落，和此際經世實用思潮的興起有很大的關係。
30
明 代中葉理學的發展，是以王學為中心而開展出來，然王門諸子，人多且 眾，故於「良知」之所見，有所異同，因其主張不同，是以有各種不同 之流派，而中以浙中、江右、泰州三者為著。31
王門諸子致良知之學，至明中葉以降，業已蔚為可觀而盛極一時，此時所講授之學術思想，大
27 一般學者，有將此際之學術稱之為「實學」者，亦有用「經世致用」一詞者。前者 如張顯清，〈晚明心學的沒落與實學思潮的興起〉，《明史研究論叢》，1〈江蘇：人 民出版社，1982〉，頁 307-338。後者如（日）山井湧，〈明末清初的經世致用之學〉，
《史學評論》，12（台北：華世出版社，1986.09），頁 141-157。
28 王家儉，〈晚明的實學思潮〉，《漢學研究》，7：2（臺北：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
1989.12），頁 279。
29 謝國禎先生即指出，「明末學者，尤喜歡談兵，而旁及天文輿地，政治經濟農田水 利之學，他們讀書，不是單停留在書本上，而是從實踐中體驗出來的，其目的是在 致用。」參見謝國禎，《明末清初的學風》（台北：仲信，1980），頁 41。
30 張顯清，〈晚明心學的沒落與實學思潮的興起〉，《明史研究論叢》，1〈江蘇：人民 出版社，1982〉，頁 307。
31 陳福濱《晚明理學思想通論》（台北：環球書局，1983），頁 25。
抵 以 王 學 為 主 。 然 王 學 流 至 明 末 ， 即 漸 漸 產 生 各 種 流 弊 ， 黃 宗 羲
（1610-1695）於《明儒學案》中有如下之批評：
「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王畿，1498-1583）、龍溪（王艮，
1483-1541）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 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啟瞿曇之秘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為禪矣。然 龍溪之後，力量無過於龍溪者，又得江右為救正，故不至十分決裂。
泰州之後，奇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傳至顏山農（鈞）、何心隱
（1517-1579）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羈絡矣。」32
王畿認為良知不僅是天生的，而且是現成的。既不需要讀書明理，也不 需要砥礪德行，更不必社會實踐，只要從心悟入，便可一了百當。王艮 為學，以悟性為宗，宣揚不睹不聞，不思不慮。在陽明後學的鼓動下，
嘉靖以後，淨心自悟，面壁坐禪之風席捲整個學界。「空」、「無」思想 的氾濫，使當時的士子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不探究實際的學問，不 研究當代的政治、軍事、經濟，只知空談心性，背誦語錄。到了李卓吾
（李贄，1527-1602）、何心隱輩，倡言異說，行為怪誕，即所謂「赤手 博龍蛇」者；故此是時，上焉者習靜談性，以求頓悟，或故作奇誕之論，
驚世駭俗。下焉者放蕩自肆，每出名教之外。故王學末流空言良知，不 務實學，流風所及影響至為深遠。
33
晚明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國防危機四伏，而王學卻依舊高談 玄理不務實際，以見心明性之空談，以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自然無法負 起振衰起敝、解救生民的時代使命。這就促使一些志在世道，以國家興 亡為重的有識之士，對王學末流的空疏之學展開了論辯，倡導務實致用 的實學。晚明時期的學風，就是在這樣內外交迫、危機重重的背景下，
開始產生變化。
34
32 黃宗羲（清）撰，《明儒學案》，冊 1，卷 32〈泰州學案一〉，頁 733。
33 黃長文，〈略論晚明經世思潮的興起〉，《江漢論壇》，43（北京：江漢論壇編輯部，
1997.06），頁 40。
34 步近智，〈晚明時期儒學的演變與影響〉，《中國史研究》，1989：1（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1989.03），頁 144。
二、東林學派
在晚明，最早抨擊心學空疏之弊，開經世思潮之端緒的，是以顧憲 成（1550-1612）、高攀龍（1562-1626）為代表的東林學派，
35
這也是由 個人經世走向團體經世的開始。繼之有復社、幾社承其餘緒，意圖以結 社團體的力量推動經世的事業。36
東林人士認為當時政治上種種腐敗的 現象，是導因於學術風氣之不良。顧憲成以為陽明致良知之學，使得個 人思想得到解放，人以己心為是非之評量標準，從聖賢的教條中解放出 來，誠然是件好事，但其弊也在此。37
人人容易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最後則漫無所歸，不知誰是誰非了。既然失去了衡量事物的客觀標準，
人人都以主觀的意見為依歸，王門末流之弊，即由此來。而陽明四句教 中的「無善無惡」
38
之說，更使諸人猖狂放肆，破壞名教而不忌。顧憲 成攻擊此四字最力。他說：無善無惡「此四字是最玄語，是最巧語，又是最險語。君子一生，兢兢業業，
擇善固執，只著此四字，便枉為了君子；小人一生，猖狂放肆，縱 意恣行，只著此四字，便樂得做小人。語焉云：「埋藏君子，出脫 小人」，此八字乃「無善無惡」四字膏肓之病也。」39
他認為，如按陽明的觀點，既以為善無惡為高，又以己心為評量是非的 標準，必然造成「論學率多杜撰」、「輕重長短幾何」無不「顛倒而失措」， 甚至率天下而歸於一無所事事」
40
因此，顧憲成竭力反對空談而貴實行。
35 關於「東林」，實是明代萬曆之後及學術、書院講學、政治行為等多重複雜現象的 一個代名詞。已有多種名稱來指稱其所呈現的各種面向，如東林學派、東林書院、
東林黨等。就其政治行為而言，固可以稱之「東林運動」；就其學術運動而言，則 通常以東林學術、東林學派稱之。參見李紀祥，《明末清初儒學之發展》（台北：文 津出版社，1992），頁 27。本章所討論的僅牽涉其學術傾向，故以東林學派稱之。
36 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通釋〉，《史學評論》，5（台北：華世，1983.01），
頁 35。
37 顧憲成（明），《涇皐藏稿》，共二十二卷，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92 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2〈與李見羅書〉，頁 21。
38 嘉靖六年九月，王陽明逝世的前一年，他曾經對其心學基本思想提出最後經典式的 表述，他說：「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 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本體 便是功夫，亦簡直截，便無剩欠，頓悟之學也。」參見（明）王畿，《王龍溪全集》，
共十八卷，共 3 冊，冊 1（台北：華文，1970），卷 1〈天泉証道記〉，頁 91。
39 顧憲成（明），《涇皐藏稿》，卷 6〈朱子二大辨序〉，頁 82。
40 同上，卷 2〈與李見羅書〉，頁 21-22。
他所制訂的《東林會約》，提出宗旨「要在躬修力踐」，強調「先行後言、
慎言敏行」之訓。
41
而高攀龍也對王學末流有所批判，他說：
「姚江（王陽明）天挺豪傑，妙悟良知，一破泥文之蔽。其功甚偉，
豈可不謂孔子之學。……今其弊略見矣。始也掃聞見以明心耳，究 而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掃善惡以空 念耳，究其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修。」42 按此上高攀龍之說，亦是有慨乎王學末流精神精神的墮落，使士子廢學 而不求實悟，至於輕蔑禮教、名節、忠義，無事於人倫上之切實修養功 夫者矣。高攀龍又進一步指出，人若順此趨勢而言良知，則反不如歸於 先儒之說，恪守一切舊說為勝。其言曰：「嘗妄意以為今日之學，寧守 先儒之說，拘拘為尋行數墨，而不敢談玄說妙，自限於不知之妄作」
43
因 此，為了糾正王學之弊，東林的思想頗有從王學返朱的傾向。44
東林黨人重新提倡程朱理學，意在用傳統的道德倫理思想和個人修 養方法，造就合乎儒家思想的人才，以應形勢的需要。但晚明知識份子 又處於王學的強烈影響之下，顧憲成本人也是王守仁的三傳弟子，他們 不可能完全擺脫王學的影響，不得不吸納王學的一些觀點。對於朱學和 王學的流弊，顧憲成和高攀龍都有一定的認識。顧憲成說：「以考亭為 宗，其弊也拘，以姚江為宗，以蔽也蕩。拘者有所不為，蕩者無所不 為。……然則論學之蔽亦應曰：與其蕩也寧拘。此其所以遜朱子也。」
45
王學門下率皆自得宗旨，以「心」為是非之所出，實無一客觀標準可 依，百姓茫然從之，名教可虞，小人以是為掩，世風益壞；唯有官方所 尊崇之程朱理學，方能使綱常名教常在此世界，有一個至善的標準可依 循，故其雖有「拘」病，亦勝王學。高攀龍在比較朱、陸思想的時候，
41 高廷珍（清）等撰，《東林書院志》，共二十二卷，共 2 冊，收入於《四庫全書存目 叢書》，史部第 246-247 冊，冊 1（台南縣 : 莊嚴文化，1996），卷 2〈顧涇陽先生東 林會約〉，頁 759。
42 高攀龍（明），《高子遺書》，共十二卷，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92 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9 上〈崇文會語序〉，頁 550-551。
43 同上，卷 8 上〈答葉台山〉，頁 485。
44 容肇祖，《明代思想史》，收入於《民國叢書》第二編，冊 7（上海：上海書店，1990），
頁 300。
45 顧憲成（明），《小心齋劄記》，共十八卷（台北：廣文，1975），卷 3〈丙申〉，頁 63。
也說過一段類似的話。「陸子之學，直截從本心入，未免道理有竦略處。
朱子卻確守定孔子家法，只以文行忠信為教，使人以漸而入。然而朱子 大能包得陸子，陸子粗便包不得朱子。」
46
揚程朱而抑陸王，表明了東 林黨人重視實行，厭惡空談的思想傾向。但是顧憲成、高攀龍對於王學 也不完全排斥和敵視，而是主張用王學補正程朱理學。正是基於這種思 想，顧憲成和高攀龍等人才不遺餘力地折衷程朱和陸王思想，把兩家學 說加以揉合。47
東林講學，特重救世之旨，反對和現實脫離的學問，抨擊講求性命 道德之學而不關心世道人心的學問。顧憲成說：「官輦穀，念頭不在君 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 性命之學，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齒也。」
48
他 們對王學末流空談心性、不務實學的不良學風，深痛惡絕，認為玄虛的 心性之學，是「以學術殺天下萬世」49
。為了矯正此一不良學風，顧憲 成提倡「講」「習」結合。提倡已知的「知」要印證。他指出，過去學 者講學，「病在所講非所行，所行非所講」50
。他要革去這種弊端，因而 主張「講以講乎習之事，習以習乎講之理」51
。也就是說要做到「講」「習」結合，相互印證。高攀龍則提出學問必須躬行實踐的觀點，認為
「學問不貴空談而貴實行」
52
此外，針對王陽明良知說的流弊，顧憲成以為心是個人偏、全、純、
駁不同，不能純以吾心得不得為是非的標準。所以他說：「今夫人之一 心，渾然天理，其是天下之真是也，其非天下之真非也，然而則能全之 者幾何？惟聖人而已矣。」
53
既然聖人的是非才能代表真是非，那麼，
46 高攀龍（明），《高子遺書》，卷 5〈會語〉，頁 421。
47 于化民，《明中晚期理學的對峙與合流》（台北：文津，1993），頁 155。而古清美也 說：「但涇陽、景逸當日建東林講學，雖依白鹿洞學規而以朱子為宗，乃是以朱學 之精嚴篤實，補當時學者但崇虛明靈覺，無修證功夫之弊，而非以尊朱排王立門戶 者。……他們的學說不是為了爭一家一派之長短，而是擷長去短，補偏救弊。」參 見古清美，〈顧涇陽、高景逸思想之比較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
1979），頁 143-145。
48 顧憲成（明），《小心齋劄記》，卷 11〈甲辰〉，頁 273。
49 同上，卷 18〈辛亥〉，頁 422。
50 高廷珍（清）等撰，《東林書院志》，冊 1，卷 2〈顧涇陽先生東林會約〉，頁 762。
51 同上，卷 3〈麗澤衍〉，頁 770。
52 高攀龍（明），《高子遺書》，卷 5〈會語〉，頁 422。
53 顧憲成（明），《涇皐藏稿》，卷 2〈與李見羅先生書〉，頁 21-22。
聖人或聖人的經典自然就成為人民學習取法的對象。所以在東林會約 中，顧憲成提出尊經的主張。會約上說：「尊經者何？經，常道也。孔 子表章六籍，程子表章四書，凡以昭往示來，維世教，覺人心，為天下 留此道者也……學者誠能讀一字便體一字，讀一句便體一句，心與神 明，身與之印證，日將月就，循循不已。」
54
高攀龍也主張提高聖賢的 地位，學習聖賢的成法。他說：「學問並無別法，只依古聖賢成法做去，體貼得上身來。雖是聖賢之言行，即我言行矣。」
55
他這主張也是針對 王學末流放縱的流弊而發的，強調讀書的重要性。他又說：「自姚江（王陽明）因俗學流弊看差了紫陽窮理，立論偏重，遂史 學者謂讀書是徇外，少小精力虛拋閒過，文士不窮探經史，布衣只 道聽途說，空疏杜撰，一無實學，經濟不本於經術，實修不得其實 據，良可痛也。」56
他認為不讀書則修身者不得聖賢經典之實據，言經濟者亦無本源，空疏 杜撰，無法經世濟民。因此主張要由「即事之學」而為「有用之學」，
以經世宰物，功用及於天下國家之事上。
57
在晚明，顧憲成、高攀龍的思想曾在社會上產生過重大的影響。在 他們的開拓下，發展出重實踐、重實證的新風尚，實學思潮的基礎已初 步奠定。
58
三、復社
繼承東林經世學的是復社。
59
復社的成員，在學術上淵源雖不一致，
54 高廷珍（清）等撰，《東林書院志》，冊 1，卷 2〈顧涇陽先生東林會約〉，頁 761-762。
55 高攀龍（明），《高子遺書》，卷 5〈會語〉，頁 421。
56 同上，卷 3〈示學者〉，頁 360。
57 古清美，〈清初經世之學與東林學派的關係〉，《孔孟月刊》，24：3（台北：中華民 國孔孟學會，1985.11），頁 45。
58 石錦，〈略論明代中晚期經世思想的特質〉，《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4（台北：
中國歷史學會，1972.03），頁 213。步近智先生也認為，「高攀龍與顧憲成等一起把 明中期興起的實學思潮推向高潮。」參見陳鼓應、辛冠潔、葛榮晉主編，《明清實 學簡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頁 317。
59 謝國禎先生即指出：「繼東林之後，就是以張溥、張采等所創辦的復社，明末的遺 民和學者，多半出於復社中的人士，當時有「小東林」之稱，可見東林與復社是一 脈相傳的。」參見謝國禎，《明末清初的學風》（台北：仲信，1980），頁 7。
但厭倦空談、主張實際則是相通的。而且，由於明王朝滅亡的徵兆越來 越顯著，因此他們實用的思想也比東林人士更加明確。
60
結社本為以詩 文相唱和之活動，故復社之興，本在以文會友。後因與科舉結合社局多 兼時文之揣摩，其社稿（集同社之文選出者）若得時人仰重，則該社即 可 得 勢 。 士 子 為 獵 取 功 名 ， 多 相 與 入 社 ， 以 為 進 身 之 階 。 陸 世 儀（1611-1672）在《復社紀略》中說：
「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義始重，士既重於其事，咸思厚自濯磨，
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師取友，互相砥礪，多者數十人，少者數人，
謂之文社，即此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遺則也。好修之士，以是為 學問之地，馳騖之徒，亦以是為功名之門，所從來舊矣。」61 而復社又不僅為一以文會友，講究時文的團體。謝國禎將明代社集之活 動區分為三期，即：（一）萬曆初年的以文會友，是社集萌芽的時代。（二）
崇禎初年的社集，由詩文的結合而變為政治的活動。（三）弘光以後，
由政治的運動變而為社會革命的運動。
62
復社創於崇禎二年（1629），概 始於詩文之結合，其後因聲勢漸盛，而為執政大臣所惡，致啟崇禎、弘 光二朝之黨爭；明亡之際，復社諸君多能奮勵有為，圖救亡圖存，抗賊 拒虜，而於鼎革之後，能以氣節相高，日惟致勤於學術救國之業，以為 興王之準備。63
東林講學的地點在南方，東林人物中，南方人就佔了三分之二，
64
其 影響重心以長江下游地區為主。復社、幾社以繼東林為職志，兩社社員 也以南方人為多。據《明史》中記載：「夏允彝字彝仲，弱冠舉於鄉，好古博學、工屬文。是時東林講學 盛，蘇州高才生張溥（1602-1641）、楊廷樞（1595-1647）等，慕 之結文會，名復社。允彝與同邑陳子龍（1608-1647）、許孚遠
60 李京圭〈明代文人結社之運動---以復社為主〉（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 所博士論文，1989），頁 152。
61 陸世儀（清），《復社紀略》，共四卷，收入於吳應箕等著，《東林始末》（台北：廣 文，1966），卷 1，頁 171。
62 謝國禎，《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台北：商務印書館，1967），頁 12。
63 劉莞莞，〈復社與晚明學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頁 6。
64 參見林麗月，〈明末東林運動新探〉（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博士論文，
1984），頁 124〈東林人物省籍分佈表〉。
（1535-1604）、王光承亦結幾社相應和。」65
據此可知，復社、幾社的成立，主要就是張溥、夏允彝等人，在受到東 林講學的影響下，才有召集友朋，組織文會的計畫。顧憲成等人講學於 東林，是希望藉由學術之復興，重整政治道德。這種意在經世的學問，
也是復社、幾社所倡導的。復社召開尹山大會，合諸社為一的時候，
66
張 溥為之立規條，定科目，曰：「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經術。但剽耳繪目，幾倖戈獲於有司；登明 堂不能致君，長郡邑不知澤民，人才日下、吏治日偷，皆由於此。
溥不度德、不量力，期與四方多士共興復古學，將使異日者務為有 用。因名曰復社。」67
此處，「明堂而致君，長郡邑而澤民」即含有經世的意義。
陽明心學的流行，使很多人棄書不觀。另一方面，明代以八股文取 士，讀書人為了應付科舉考試，除了和科舉有關的欽定科考書以外，其 他經書典籍，諸子百家，都被束之高閣，更遑論經世大業的追尋。所以，
當時最重要的課題，就是如何改革八股文。復社、幾社原本就是評選八 股文的文社，見到時下流行的八股文，徒具形式而無內容，乃有心改革 八股文的弊端。他們提出的方法是，「興復古學」與「務為有用」。
68
復 社之宗旨在興復古學，其學術以尊古為尚，因「窮經則王道明，通史則 王事著。」69
以為六經是明王道與維持政治體制根本精神、原理。當時 經學淪於科舉之具，士子不能通貫六經，則大礙經學之昌明。故張溥欲 矯其弊，而以通經為尚。通經的目的，在治理天下，他說：「以今右文之世，學始五經，宜設官傳授，京師郡邑各置五經師，
65 張廷玉（清）等撰，《明史》，冊 23，卷 277〈陳子龍傳附夏彝傳〉，頁 7098。
66 明末，各地不滿現實，立志救國救民的知識份子紛紛以「社盟」、「社局」、「詩社」、
「文社」等名目結社，江南尤盛。如天啟四年（1624），有張溥與張采創建「應社」。
崇禎二年（1629），有陳子龍、杜征麟、夏允彝等創立幾社。同年，張溥召開尹山 大會，以應社為基礎，將南直隸、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等地社盟聯合為一，
統稱「復社」。因陳子龍素與張溥、張采相交，故「幾社」也加入了「復社」。參 見張顯清，〈張溥「興復古學，務為有用」的經世思想〉，收入於陳鼓應、辛冠潔、
葛榮晉主編，《明清實學簡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頁 415。
67 陸世儀（清），《復社紀略》，卷 1，頁 181。
68 許淑玲〈幾社及其經世思想〉（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頁 42。
69 張采（明），《知畏堂文存》，共十二卷，收入於《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 81 冊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 5〈論略題辭〉，頁 610。
頒諸經說，進高才秀士，讀書問雜，畢三年通之，然後聘賢良之中 正，繩其不當者，責以年齒，示以容辱，則天下治矣。」70
於是標榜「尊經復古」的口號，主張研讀秦漢古文，以秦漢文章改革卑 陋時文。「尊經復古」的口號除取自「通經致用」之意外，顯然也是脫 胎於東林會約四要中「尊經」一項。照顧憲成的解釋，「經」指的是常 道，是永恆不變的道德。而這個「常道」是存之於經書中；「尊經」就 是要人尊重經書上的道理，以此作為行事之準則。由上述可知，東林講 學對復社、幾社成立的影響，以及東林與兩社在思想傳承上的關係。
明末本為一天下病虛的時代，士人或競逐功名，或侈談心性，而鮮 有講求實學者。陳子龍云：
「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擷華而舍實。夫保殘守缺，則訓詁之文充 棟不厭；尋聲設色，則雕繪之作永日以思。至於時王所尚，世務所 急，是非得失之際，未之用心。苟能訪求其書者寡，宜天下才智日 以絀，故曰士無實學。」71
明末士人之不習世務於此可見。復社針對此弊，揭諸其研究實學之方 向，張溥云：「是故騷極屈宋，賦盛馬揚，詞章之學，君子以為無益於 治國，不究於宜民，雖廢弗講，可以無譏；若事關奏對，言繫國家，在 上而不知，必有失道之憂，在下而不知，必有害公之罰。」
72
可見張氏 為學之取向，乃以經綸世務為依歸，故貶無用之詞章，而專研有利於國 家百姓者，張溥等以為上自君臣，下至百姓，皆須有此體認。故復社的 學者多闡述治道，以有裨於民生。如陳子龍為了倡導注重實際的學風、掌握治平天下的本領，以很大的熱誠致力於實際學問的研究和整理。由 他所主持的《明經世文編》、整理刊印的《農政全書》可以說是明末實 學建設的里程碑。
73
《明經世文編》是從對明代有影響的人物的文集、奏疏、尺牘、雜
70 張溥（明），《七齋錄詩文合集》，共十三卷，共 3 冊，冊上（台北：偉文圖書出版 有限公司，1977），卷 3〈皇明詩經文徵序〉，頁 285-286。
71 陳子龍（明）等編，《皇明經世文編》，共五百四卷，共 30 冊，冊 1（台北：國聯，
1964），〈陳子龍序〉，頁 124-125。
72 張溥（明），《七錄齋詩文集》，冊上，卷 1〈歷代名臣奏議序〉，頁 90-91。
73 張顯清，〈陳子龍的實學建設〉，收入於陳鼓應、辛冠潔、葛榮晉主編，《明清實學 簡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頁 446。
文中選取有濟於實用者，編輯而成。它的內容十分豐富，包括時政、彈 劾、諫諍、刑法、職官、選舉；軍務、邊防、邊情、邊牆、兵餉、馬政、
海防、火器；財政、賦稅、徭役、商課、屯田、水利、農事、貢市、番 舶等等。
74
復社成員黃澍在書序中著重論述了該書對改變淺陋、空疏學 風的重要意義。他指出，明中葉以後，「祖宗朝允文允武之實政，廢為 簿書期會之虛文」75
，「文人柔弱，既已論卑氣塌，無當上旨，凡而呫哦 誦記，自章句而外無聞焉。」76
有關於治世的學問，「持一往扣，東支西 吾，如拾敗芰於零霜，丐殘羹於覆頂，縱有所得，皆出於棄。……懷此 道也以往，即奈何欲佐聖主成唐虞三代之治乎？」77
於是陳子龍等盟友，「慨然念之，收拾昭代，爰集群文，匯成一書，顏曰經世」
78
可見此書 不僅是一部內容翔實的史籍，而且是一部攸關治亂的政書。《農政全書》是陳子龍根據徐光啟（1562-1633）的遺稿刪補而成。其目的同樣是為 了提倡實學、實用，以圖富國強兵。陳子龍云：
「十二年，編《農政全書》，故相徐文定公負經世之學，首欲明農 裒古今田里溝洫之制，黍稷桑麻之宜，下至於蔬果漁牧之利，以荒 政終焉。有草稿數十卷藏於家，未成書也。予從其孫得之，慨然以 富國化民之本在是，遂刪其繁蕪，補其缺略，粲然備矣。」79 闡述其旨甚明。
崇禎末年，研究實學為復社中共同之風氣。如吳懷古，好兵法；閻 爾梅，好談兵及經世方略；朱健，留心禮樂、兵農、賦役、河漕諸大政；
何剛，見海內大亂，日講求濟世事；陳瑚，精天官、河渠、兵農、禮樂；
謝時禋，知天下將亂，於是揣摩兵法等。
80
社中務實風尚，於此可見。實學範圍包含極廣，而以天文、地理、兵法、曆算為主，並且特別重視 兵法的講習。陳子龍曾說：「君子之學，貴於識時，時之所急，務之恐
74 陳子龍（明）等編，《皇明經世文編》，冊 1-2〈目錄〉。
75 同上，冊 1，〈黃澍序〉，頁 38。
76 同上，頁 39。
77 同上，頁 40-41。
78 同上，頁 42。
79 陳子龍（明），《陳子龍自述年譜》，共一卷（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縮影室，1981），
縮影資料。
80 李紀祥，《明末清初儒學之發展》（台北：文津，1992），頁 75-79〈明末經世致用學 風表〉。
後，當今所急，不在兵乎？」
81
可知復社諸君之致力於此者，乃出於時 代的需要，必須詳考形勢以應機變。因此，復社非僅為研摩時文之團體，社中諸多有心人士，實已留意科舉以外經世救民之實學。
82
四、 經世致用學風與建寧府的地方教育
明代晚期由於政治和經濟的危機日益加深，為挽救國家所面臨的困 境，實學思潮取代王學而起。於是反虛務實，講求經世，重視政治和社 會，關心國民生計，遂成為一時學術的新導向。先是由顧憲成、高攀龍 等東林學者，批判王學末流空言良知，不務實學的弊端。提出為學宗旨
「要在躬修力踐」，強調「先行後言、慎言敏行」之訓，
83
開啟了經世思 潮之端緒。並且傾向於以朱子學之精嚴篤實，補當時學者但崇虛明靈 覺，無修證功夫之弊。而後復社學者受到了東林講學的影響，以經綸世 務為依歸，貶無用之詞章，而專研有利於國家百姓者。故復社的學者多 闡述治道，以有裨於民生。晚明之際的建寧府地區，雖然於載籍中不見當地士人參加東林講學 的相關記錄，
84
然此地的學風發展，自明中葉以後，即出現以朱學來矯 正王末流空疏之弊且注重躬行實踐的傾向。如嘉靖末年，王門弟子鄒守 益曾於崇安縣武夷山講學，他為了從事就正王學空疏的流弊，注重事物 上的磨練，強調實際的道德修養功夫，故被歸類為傾向於朱子學的學 者。85
而同時在武夷山講學的江右王門學者羅洪先，也主張反躬實踐，講經世之學，嘗言：「儒者之學，以經世為用，而其實以無欲為本」
86
因81 陳子龍（明），《陳子龍自述年譜》，共一卷（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縮影室，1981），
縮影資料。
82 劉莞莞，〈復社與晚明學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頁 95。
83 高廷珍（清）等撰，《東林書院志》，共二十二卷，收入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第 246-247 冊，冊 1（台南縣 : 莊嚴文化，1996），卷 2〈顧涇陽先生東林會約〉，
頁 759。
84 據林麗月對東林人物的籍貫所進行的分析，亦不見有建寧府人名列其中。參見林麗 月，〈明末東林運動新探〉（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84），
頁 411〈東林人物姓名籍貫傳略資料一覽表〉。
85 岡田武彥（日）著，吳光、錢明、屠承先譯，《王陽明與明末儒學》（上海：上海古 籍，2000），頁 241。
86 原載於羅洪先（明），《念菴文集》，卷 9〈文錄〉，轉引自王家儉，〈晚明的實學思潮〉
此，有學者將鄒守益、羅洪先等江右王門學者，直接列為晚明實學思潮 的代表人物。
87
這些學者在建寧地區的講學活動，對當地學風的轉變發 生過一定的影響，如建安人楊應詔即主張以朱學窮理致知的篤行實踐來 匡正心學之失。他說：「大抵象山、晦庵之學，其本原則同，而其入門者或異，雖似有不 同者，然要之宗旨，則各有所重，而學者固不可執是焉。僕生平心 師乎象山，而行法乎晦庵。……夫朱陸立教之異同，終身有不可強 合者，吾不敢為二先生諱。而其大原大本，平生有不容一毫稍差者，
吾亦不能為二先生掩。……晦庵學問思辯篤行，塗轍猶有可循，雖 下愚可以幾而及。學象山自成自道，惟高明如象山者則可使人。非 象山而不從事於窮理致知，則亦寧能免於縱心任氣而失者乎？故寧 學晦庵而過，無寧學象山而過。」88
其雖受心學派學者的影響，以為「大抵象山、晦庵之學，其本原則同。」
主張心學和程朱理學的本源為一，有可以會通之處，但仍以「晦庵學問 思辯篤行，塗轍猶有可循」，故「寧學晦庵而過，無寧學象山而過」。而 顧憲成也曾針對心學和程朱之學發表過類似的看法，他說：「以考亭為 宗，其弊也拘，以姚江為宗，以蔽也蕩。拘者有所不為，蕩者無所不 為。……然則論學之蔽亦應曰：與其蕩也寧拘。此其所以遜朱子也。」
89
可見顧憲成和楊應詔兩人對心學一本內心，聽任良知流行，因此使人 過於放縱的弊病，有相同的認知，故皆揚程朱而抑陸王，表明了重視實 行的思想傾向。到了萬曆初年，有耿定向（1524-1596）擔任福建巡撫，在撫閩期 間，他寫成〈牧事末議〉，對講學者高談性命，不知實務的毛病頗多批 評：
「世儒者類粗簿書而高談性命，然乎？不然？蓋聞儒者之言曰：為 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指若淵且閎矣。今都伯邑長非斯民所恃
《漢學研究》，7：2（台北：漢學研究中心，1989.12），頁 287。
87 王家儉，〈晚明的實學思潮〉，《漢學研究》，7：2（台北：漢學研究中心，1989.12），
頁 286-287。
88 楊應詔（明），《天游山人集》，卷 12〈與章介庵辨朱陸異同書〉，頁 786-788。
89 顧憲成（明），《小心齋劄記》，卷 3〈丙申〉，頁 63。
以宅生而寄命者哉？即茲簿書中故斯民命脈所存也，司牧者實能於 此覃精計畫，則生民之命由之以立，立民之命故天地之心所由立 也。」90
可見他已經覺得高談性命之學，而忽略具體事務的推行，不足以應付萬 曆年間紛亂複雜的政治問題，因此提出呼籲要正視經世實務的重要性。
《閩書》稱其：「既來輔閩，以教先政，裒然名一時。」
91
他既然將地方 教育視為政務之先，其重視實務的治學宗旨必然對福建地區的教育發展 有所影響。而萬曆二十四年（1596）於崇安見羅書院講學的學者李材，其治學 宗旨亦傾向於以經世為宗。
92
他雖是王門出身，但卻別立「止修」門旨。黃宗羲稱其：
「初學於鄒文莊（守益），學致良知之學。已稍變其說，謂「致知 者，致其知體。良知者，發而不加其本體之知，非知體也。」已變 為性覺之說。久之，喟然曰：「總是鼠遷穴中，未離窠臼也。」於 是拈「止修」兩字，以為得孔、曾之傳。……其實先生之學，以止 為存養，修為省察，不過換一名目，與宋儒大段無異。」93
可見，李材所以別立「止修」宗旨，是以宋儒講求修身的宗旨，修正王 學的偏頗，補救王學的流弊。故黃宗羲評論他的學說「不過換一名目，
與宋儒大段無異」。學者的研究也多把他歸於向程朱靠攏的一派。
94
此 外，他為救良知學之弊，故斥王陽明的「無善無惡」之說，而宗朱熹「性 善為宗」之說，曰：「吾儒為本天也，故於性上只道得一個善字。……後儒則曰「無善 無惡為心之體」，此無他，則以其就知上看體，知固有良，亦有不 良，夫安得不以無善無惡者為心之體乎？……以無善無不善為性，
90 耿定向（明），《耿天臺先生文集》，共二十卷，收入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第 131 冊（台南縣 : 莊嚴文化，1996），卷 18〈牧事末議〉，頁 438。
91 何喬遠（明）編撰，《閩書》，冊 2，卷 45〈文蒞志‧皇朝〉，頁 1128
92 王家儉，〈晚明的實學思潮〉，《漢學研究》，7：2（台北：漢學研究中心，1989.12），
頁 287。
93 黃宗羲（清）撰，《明儒學案》，冊 1，卷 31〈止修學案〉，頁 697。
94 參見（日）岡田武彥著，吳光、錢明、屠承先譯，《王陽明與明末儒學》（上海：上 海古籍，2000），頁 241。于化民，《明中晚期理學的對峙與合流》（台北：文津，1993）， 頁 64。
即後儒之以無善無惡為心之體也，在告子則闢之，在後儒則尊之，
在佛氏則謂之異端，在後儒則宗為教本。」
95
他在萬曆二十年（1592）以後，和顧憲成、高攀龍、錢一本（1539-1610）、 史孟麟等東林派人士，以及湛若水的再傳弟子許孚遠、陝西關學者馮從 吾（1556-1627）等人，都主「性善之說」，並與主張「無善無惡」之說 的王學末流之士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辯論。而顧憲成等人之所以展開對
「無善無惡」說的批駁，正是針對當時王學末流空談心性而不務實學、
談空說玄而流於禪的不良學風而發的。
96
由此可以看出，李材的學術路 徑，與東林十分接近。其宗主「性善」的觀念，可以算是東林在學術上 的先導。97
李材在建寧府有許多門人，如建安人龔金、張竣和甌寧人楊 朝綰等。而許孚遠擔任福建巡撫的時候，也「時與縉紳人士講明聖賢道 學之旨，一以真修實地為宗。酌明儒之寬而祛其通，師宋儒之言而化其 拘。閩人士聽其教言，灑然有不安舊習而興起前修之意。」98
建寧地區 有浦城人黃煥嘗從許孚遠講學。99
可見明末反對王學流弊，倡導經世實 用的學風，透過這兩人的講學，在建寧地區應該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根據統計，明末復社成員 2237 人中，就有 10 名建寧地區的人。
100
至於在官學教育方面，地方官和儒學教官的態度仍多傾向於尊崇朱 子學。如鄧以誥，萬曆間任建陽教諭，「以立命之學訓諸生尊朱子」101
萬 曆間建陽知縣李思寅，「課士興行，教民行朱文公鄉約」102
直到天啟三 年（1623）〈建陽縣儒學重修記〉中，仍載：「而斯庠又潭陽（建陽）所 藉以紹統紫陽（朱熹）者也……夫千載上下，闡明宗教無二紫陽，紫陽
95 原載於（明）李材，《見羅先生書》，卷 12，轉引自張藝曦，〈講學與政治：明代中 晚期講學性質的轉變及其意義〉（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8），頁 85。
96 步近智，〈晚明時期儒學的演變和影響〉，《中國史研究》，1989：1（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1989.03），頁 144-145。
97 張藝曦，〈講學與政治：明代中晚期講學性質的轉變及其意義〉（台北：國立台灣大 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85。
98 何喬遠（明）編撰，《閩書》冊 2，卷 45〈文蒞志‧皇朝〉，頁 1129。
99 翁昭泰（清）等纂，《浦城縣志》，卷 23〈文苑〉，頁 437。
100 李京圭，〈明代文人結社之研究---以復社為主〉（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 所博士論文，1989），頁 67〈復社地域別成分表〉。
101 陳壽祺（清）等撰，《福建通志》，冊 5，卷 130〈明宦績‧建寧府〉，頁 2380。
102 何喬遠（明）編撰，《閩書》冊 2，卷 56〈文蒞志‧建寧府〉，頁 1151。
之緒風流韻無二潭陽。」
103
可知，由於建寧府為朱熹過化之地，流風餘 韻所及，在文教方面的發展受其影響很大。就官學來說，其教育目標即 是承續朱熹的師說。而此一特點，自明初至明末皆未曾改變。
103 趙模等修、王寶仁纂，《建陽縣志》，冊 2，卷 6〈學校志〉，頁 642-6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