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六章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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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小青偵探小說中的上海文化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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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面對一連串戰敗、不平等條約的陰霾，英法日德美各國殖民勢力的入侵，民初上海因為歷史造成地域血緣上的混雜性，掙扎於「華╱洋」夾縫內，注定要以邁向「現代化」作為自我建構身分和翻轉形象的策略。彼時一波波新政策、

新思維和新文化景觀衝擊著上海，民初上海的文化歷史舞台，上演著政治性、戰鬥性和革命性等直截的激烈論爭，以及文學性、哲學性和藝術性等間接的表述詰疑。民初上海，因為其獨特的身世背景──租界空間、華洋文化、都市治理、建築形構和住民型態等──已構成一個豐富的文本；如今，再加上歷來研究者建立在這個文本上的批評研究──懷舊記憶、商品消費、新聞產製、建築美學和社會空間實踐等──使它構成一個更為多義和可解讀的龐大文本。

程小青創作的《霍桑探案》，作為民初新興的偵探文類，交會著地理學、都市學、社會學、新聞學、犯罪學、心理學、科學和醫學等多方視域，確實值得加以探勘。本論文雖立基在前人對於上海學的研究基礎上，卻針對「偵探──文本

──都市文化」之間的緊密關係，作一個更為清晰的分層處理。論文主體分別由

「地理空間層面」、「文化記憶層面」、「傳媒消費層面」和「醫學科學層面」，逐次地展開「街道的表情學」、「日常生活的實踐」、「跨時空之旅」和「從偵察路線圖探討民初上海的醫病關係」層層深入的剖析。

以地理空間層面言，《霍桑探案》不以考究學理和艱深詞彙的地理學介紹為目的，倒是反過來鑑照了民初上海的地理空間，鮮活地捕捉每個街道的表情──

從馬路上的黃包車、馬車、汽車和電車，到街坊里弄的舊石庫門、新石庫門和洋房，均豐富了民初上海立體多層的歷史記憶。因此，倘若我們仔細觀察馬路的佈局，或許可在文化語境和歷史召喚的辯證中，提煉民初上海地理空間特有的表情，並分析權力介入和調整文化的變動軌跡。作為地理空間的馬路佈局，我們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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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忽略銘刻於內部的權力運作──表面上它被拿起的量角器，畫定直線與直角的幾何序列，實質上卻是要彰顯直線思考、定位秩序和健全高尚的現代文明設計；

表面上它被拓寬馬路，帶來了照明、巡邏和交通號誌，實質上卻是要擴大行使都市治理的權力；表面上它承載了人車的馳騁電掣，帶來了速度、便捷和流動，實質上卻是增進資本經濟和消費慾望的權力流動。其次，隨著《霍桑探案》裡霍桑和包朗的追查，石庫門和洋房建築群落的一個個影像畫面，遂被連綴起成為一格格偵查的檔案圖件，老舊房子尚未消弭，新的建築物一直出現，如此新舊建築物並存的圖景，不僅記錄了東西方相遇的痕跡，立體地映現民初上海不同階級和社群的生活方式，也流瀉著一則則試煉人性、逼近人性、揭露人性的故事。程小青以自己的理解和經驗將民初上海巨大的歷史壓縮成一格格的圖件檔案，從「尋覓空間」、「丈量空間」、「區辨空間」再到「修復空間」，偵探調動他的偵察本領，

力圖找出轉圜於建築空間的罅隙裡，曾留下什麼樣銘刻與塗抹的印記，作為一幅時空重繪的地理圖景，《霍桑探案》提供給今人一幅可感知的都市訪古走穴圖。

就文化記憶層面言，《霍桑探案》透過「偵探」的日常生活以實踐一種與市民經常性、韻律性和對話式的互動關係，從而對老上海文化記憶與摩登上海文化風情進行建構。在建構過程中，「小食挑子、老虎灶、孵茶館」和「舞廳、戲院、

西餐廳」不啻成為兩組強大的反差和對比，霍桑和包朗將第二組概念視為歧出，

力圖拉近與第一組概念的距離，似乎想以此贖救上海文化逐漸掉失、歪斜、墮落的「本」。但是，在挽回和恢復純淨文化的過程中，卻豁然發現代化的力量正步步進逼理想的烏托邦情境，而都市文化裡無不荒謬的華麗裝飾與表演娛樂仍方興未艾，甚至益顯蓬勃壯大。緣此，霍桑和包朗在遭逢現代化過程的衝擊情境下，

也產生與之對應的心理感覺結構的轉變，他們翻轉全然欣羨歌頌╱嫌惡斥退的態度，透過越界接觸的折衝思考，對置身的都會文化內部作反省。「小食挑子、老虎灶、孵茶館」前兩者尚且樸質，但後者的文化空間卻逐漸裂變；「舞廳、戲院、

西餐廳」固然拜金，裡頭卻藏匿著被污名化和不被了解的職場危機。進一步，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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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霍桑探案》透顯文化記憶的關鍵之處，就在於霍桑和包朗仍然不放棄地每日以腳蹤記錄都市的節奏，但他們最終不陷溺於僵滯的「好╱壞」二元價值對立中；相反地，霍桑和包朗洞穿並且重整現象背後的破碎價值取向，才是他們的關懷所在。透過偵探和市民互動的日常生活實踐方案，他們不僅穿越都市畸零浮華的表像、深入民間的里弄小巷，從而感知每一處響動的足音、氤氳的氣息和小人物的生活哀歌；他們更致力偵測出使都市更新內在生命的方式，以此思考如何藉局部來整合個體身心與群體文化的記憶。

在傳媒消費層面上，以《霍桑探案》作為探討的個案，文本中所展現的「新聞圖景」和「偵探遊戲」，所蘊涵著脈絡化的意義，可從傳媒和消費兩個層面來辨析。以傳媒角度言，新聞報紙不僅被挪用、編織、進入小說的偵探版圖，又成為偵探偵查時不可或缺的一個重要依據。尋繹作者將新聞納入偵探版圖的模式，

首先，透過偵探「蒐羅新聞釋放的訊息」，開啟了觀察都會時空的想像；其次，

藉由「追蹤新聞報導的案情」，掌握即時性的新聞時事脈動；第三，偵探「解開報紙屬性的密碼」，區辨出各類報紙的類型屬性。由此三者，小說展演了一場探索新聞圖景的跨時空旅行。以消費角度言，小說中偵探術的出現，不僅標識著「創作模式」和「閱讀方式」的轉型，又提供了讓讀者體驗一種跨時空旅行的「偵探遊戲」之可能。至於熟稔偵探術的運用，必須包括掌握「外顯的偵探技能」和「培養內在的認知裝置」，因而偵探術不僅置入一種體驗遊戲的想像元素，也召喚著讀者化被動為主動，去參與一個「嬉玩的競技場域」。

由醫學科學層面言，綜合「敘事層面」、「地理景觀」、「身體空間」三層面探討的「偵察路線圖」（scoting road map），可歸納出《霍桑探案》不只勾勒偵探個人的「探案歷程」，還過渡到對社會「醫／病關係」的想像。誠如〈催眠術〉裡透過包朗的口吻說︰「這裡是我的日記中的一節最簡短而又最有趣的探案記錄─

─不，簡直是霍桑別開生面的醫案記錄。」可知「探案記錄」是其表像，「醫案記錄」是其寓意，此句話為小說╱社會的互文關係定了基調。《霍桑探案》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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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列將黑暗化為光明、把失序轉為秩序的偵探方案，足見作者賦予主角霍桑「醫療使者」的身分──霍桑以上海「愛文路七十七號」寓所為據點，他每一次挪移腳步、前往犯罪現場追查時，等於去探索處於極端危機中（謀殺是社會故障）的社會關係，他的任務聚焦於異常的違法行為，又多從科學偵查方案「剖析病徵」，

並以揪出「潛伏的亂源」來療救社會。因此，《霍桑探案》的背景設定在民初上海的「租界」，在在刻畫了上海租界裡孿生的雙重性，由西方列強「殖民」所引進的「現代文明」，既帶來「光明」的高峰，也帶來「黑暗」的深淵。從「敘事」、

「地理」與「身體」這三層分析《霍桑探案》中民初上海的「醫╱病」關係，我們還能讀出作者特意突顯作為尋路╱療救者的「偵探」在小說中發揮的作用，其實是要反襯民初上海的貧富差距加大、犯罪案件層出不窮、人心價值體系崩潰等諸多問題。

本論文以文學研究為主，偵探理論和文化研究為輔，分為「地理空間層面：

街道的表情學」、「文化記憶層面：日常生活的實踐」、「傳媒消費層面：跨時空之旅」、「醫學科學層面：從偵察路線圖探討民初上海的醫病關係」四層論述之，以此勾勒出一幅嶄新的民初上海文化圖景，豐富了「偵探小說」、「上海都市」和「文化研究」的區塊。然而，囿於目前閱讀範圍與才力所局限，容或有無法觀照全局或深入考掘之處，舉例來說，關於偵探小說所處的歷史、政治和社會等外在條件，

這部分是本論文未來還可以再延伸發揮的地方；又或者，可對照中西方偵探文學理論與創作實踐的殊異、對照傳統公案小說、國外的翻譯文學；抑或參照同時期其他偵探小說作家的創作，如俞天憤的《中國新探案》、陸詹庵的《李飛探案》、

張碧梧的《宋梧奇探案》、趙苕狂的《胡閒探案》和柳村任的《梁培云探案》等作品，以及其後以孫了紅的《俠盜魯平》和何樸齋、俞慕古的《東方魯平奇案》

為代表的「反偵探小說」系列作品等，由此建立幾個可供比較的縱橫座標系，更可凸顯偵探小說在歷史進程中標誌的位置和特殊意義。凡以上所提，謹冀望留待來日的修補與後繼者的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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