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郦道元生活的时代与地理大交流 一 大时代
中国历史从秦一统嬗递到两汉。秦开创了汉民族的广大版图，两汉继承 并发展了秦的版图，汉民族的势力趋于鼎盛。两汉是一个漫长的时代，从公 元前三世纪之末，延续到公元后三世纪。这中间尽管有许多曲折复杂的过程，
但汉民族的广大版图和一统天下的盛势，在这四百多年中已经得到确立。
秦开拓了汉民族的南疆，汉不仅巩固了南疆，并且开拓了西疆和东疆。
至于北疆，秦采用了严密防范的方法。万里长城是一条草原游牧民族不得逾 越的界线，当然，汉族同样也很难赵此雷池一步。两汉在西北建置了金城、
武威、西海、张掖、酒泉、敦煌各郡，并置西域都护府，把汉族势力伸张到 今新疆。在这方面，大大超越了秦的功业。但对于北疆的开拓，却并无多少 建树。这很可能就是这条万里长城的限制。对于古代开拓北疆的事业来说，
万里长城开始是地理上的限制，后来成为传统观念的限制。对于汉族的不少 有志于北荒的领袖们，这条以夯土堆迭起来的人为界限，不仅束缚了他们的 手脚，而且束缚了他们的抱负和思想。这实在是一件十分不幸的事。当然，
对于匈奴，西汉毕竟比秦多有一点作为，曾经进行了几次征讨，并且采用过 和亲一类的睦邻政策。但是和它对西疆的功绩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两汉以后是魏晋南北朝，从秦代以来的民族和版图的格局，至此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五胡乱华”。从秦一统以来到西汉王朝 发展到了顶峰的这一个汉民族建立的版图广袤的大国，由于晋室南渡而一分 为二。从此经历了二百六十余年，南方仍然是汉族人的领域，而北方（包括 四川），许多少数民族先后登台，建立了所谓“五胡十六国”。这是一个干 戈扰攘、生灵涂炭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各方交流、民族融合的时代。
早在先秦时代，从事农业的汉民族，其农事活动，土地利用，耕作方法，
已经达到了“五亩之宅，树之以桑”①的程度。春秋战国之际，列国内部和列 国之间，都修筑了广狭不等的道路以利交通。一般的交通利用马或驴拉的小 车，即所谓輶轩。②在军事行动时，则使用几匹马拖拉的战车，战车中站着头 戴铁盔，身披铁甲，手执长矛的武士。“伯也执殳，为王前驱”。①就是这种 在战车上为君王效命的武士。国家的军事实力，即以车乘的数量作为标准。
“万乘之君”就算当时实力雄厚的大国。
以上说的是汉民族的情况。但当时北方草原上的许多游牧民族，其文化 水平和发展程度完全不能和汉民族相比。他们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与汉族 也大不相同。他们不从事定居农业，没有固定的居地，而是逐水草而移动他 们的帐幕。“围■毳幕以御风雨，羶肉酪浆以充饥渴。”②他们并无占据汉族 土地的愿望，因为屋宇和耕地对他们没有意义。但汉族的粮食、财物和人口，
却是他们所需要的。特别是在遇着严寒、干旱和其它殃及草地、牲畜的自然 灾害时，为了维护部落的生存，他们常常以侵入汉族境内，掠夺汉族的物资
① 《孟子・梁惠王上》。
② 汉应劭《风俗通义序》（《百子全书》本）：“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
① 《诗・卫风・伯兮》。
② 《（李陵）与苏武书》，载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全汉文》卷二十八。
来拯救自己。他们在马背上奔驰，穿着紧身衣服，用弓箭作武器，轻装快骑，
对汉族采用抢了就走，打了就跑的方法。汉族所有的行动迂缓的战车和负担 沉重的武士，对他们这种来去像一阵风似的战术，实在毫无办法。早在西周 之末，周幽王曾因犬戎的快速入侵而败亡。自从春秋以至战国，凡是与漠南 草原毗邻的列国，都把对游牧民族的防御，作为生死悠关的头等大事，而主 要的方法，就是用人工修筑一道赖以防守的城垣，即人们称为“长城”的工 事。战国的燕、赵、韩、魏、秦等列国，都为自己修筑了这种长城，而秦始 皇又花费了庞大的人力和物力，把这些战国的长城连接起来，并加以增修和 巩固。《水经・河水注》所记：“始皇令太子扶苏与蒙恬筑长城，起自临洮，
至于碣石。”即后来人们所称的“万里长城”。《水经・河水注》又引杨泉
《物理论》说：“秦始皇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
生女哺用餔，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
秦始皇所花的代价确是骇人听闻的。
秦始皇当然是个武功卓著的皇帝，他降服六国，进军东南沿海和岭南，
直至今中南半岛，敉平所谓“百越”之地。但这是对于中国内部和南疆而言。
对于中国的北疆，看来历史还应该对他作不同的评价。他修筑“尸骸相支拄”
的长城，残暴达于极点，而智勇实属末流。他以长城阻遏北方的游牧民族，
实际上暴露了他对汉族北疆的最低愿望。所以从他对汉族北疆的开拓和经营 来说，他是一个眼光短浅，缺乏战略思想的弱者。他用千千万万生命的代价，
为汉族修建了这样一条萎缩不前的北方疆界。假使没有后世的民族交流、融 合和汉武帝、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中华民族中的杰出人物，则我国的北疆 将会成为怎样一种状况，人们或许不难想像。
对于秦始皇在北疆开拓、经营上的不智不勇和缺乏战略思想，当然不是 与他的后人如汉武帝、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相比，而是和他的前人，也就 是本书必须提及的一个伟大人物，战国的赵武灵王相比。赵武灵王是一位汉 族的国君，赵国的疆界与游牧民族毗连，对于这些轻装、强悍、快速和出没 无常的草原骑马民族，他有过长期的周旋经验和细致深刻的观察研究。这位 眼光远大，见识卓著的汉族杰出领袖，于其在位的十九年（前 ３０７ 年）便断 然决定：“胡服骑射以教百姓。”①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大吃一惊的措施。据靳生禾先生《赵武灵王评传》① 所述，当时曾受到朝野人士的竭力反对。守旧派以公于成、赵文、赵造、周 绍、赵俊、赵燕、牛赞等为首，或公开反对，或称疾不朝。他们以举国上下 反对胡服骑射之民意相要挟。他们提出：“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乱民，是以 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中国不近蛮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但赵 武灵王一一予以驳斥，他说：“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 之循？”又说：“圣人利身之谓服，便事之谓教，进退之谓节，衣服之制，
所以齐常民，非所以论贤者也。”由于赵武灵王的真知的见和深谋远虑，终 于说服了许多反对者，使他的这种惊人改革，获得朝野一致的赞同。
当然，他同时也重视长城的修建。《水经・河水注》说：“赵武灵王既 袭胡服，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山下有长城。”赵武灵王的长城和秦 始皇的长城很不相同，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比秦长城要偏北得多，特别是他修 筑长城在战略思想上具有远大的见识。《水经注》所谓：“赵武灵王既袭胡
①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服”，这就是说，他修建长城是在“既袭胡服”的前提之下进行的。赵武灵 王胡服骑射以后，不久即击溃盘踞漠南，长期力患的游牧民族林胡、楼烦、
东胡，即所谓“三胡”。在大片游牧地区设置云中、雁门、代三郡。从内地 移民实边，从事垦殖。②《水经・河水注》引《竹书纪年》：“魏襄王十七年，
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貉服矣。”说明一大 批由大夫和将军率领去到九原（今包头市以西的内蒙古后套地区）实边屯垦 的人，官民一体，也都是穿着胡服（貉服）的。赵武灵王在这样的开拓过程 中修建长城，尽管这条长城也具有阻遏外敌的功能，但是它绝不束缚自己前 进的脚步。赵武灵王长城与秦始皇长
城在战略思想上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汉族疆界的终点，而是向北开 拓的基线。
赵武灵王的确不愧为战国一代中的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国君。可惜他的事 业后继无人，包括秦始皇在内，在对付草原骑马民族和开拓北部疆域的事业 上，都是那样地目光短浅，优柔寡断，以致贻误了许多开拓疆域的机会。否 则的话，元代的岭北行省和辽阳行省的局面，①可能在汉代就已经出现。我们 历史上的北疆，在成吉思汗以前多少个世纪，就早已面临了北冰洋。
现在需要论述对于本书至关重要的一个戏剧性的历史掌故。前面指出，
在公元前 ３０７ 年，一位汉族的著名国君赵武灵王，他甘愿冒天下之不韪，放 弃祖宗历代的传统服式，自己带头，并且要他的子民一起穿上人们所不齿的 奇形怪状的夷狄服装。但事隔八个世纪，来自塞北草原的骑马民族的一支，
鲜卑族的著名国君拓跋宏，于北魏太和十八年（４９４）正式下诏：
“禁士民胡服。”②前面已经提及，赵武灵王是后继无人，“胡服骑射”
这种革命措施，在汉族中得不到同情和推广。以秦始皇为代表的汉族统治者，
确信只要有一条坚固的长城，加上几个烽火墩，头戴铁盔、身披铁甲、手执 长矛的汉族武士，是可以站在战车上杀退那些草原夷狄的。现在，历史完全 证明，这一条“尸骸相支拄”的长城，根本挡不住草原人。而草原人中的一 支鲜卑族，不仅越过长城到了中原，而且在汉族的古都洛阳颁布命令，要拓 跋氏的子民一起脱掉祖宗传下来的胡服，穿上被征服地的，在他们看来也是 奇形怪状的汉服。一位汉族领袖要汉人穿上胡服，而另一位胡人领袖又要胡 人穿上汉服，这真是一出历史喜剧，或许也可以说是历史对人们的揶揄。
由于赵武灵王是历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也由于他命令汉人穿上胡服有 确实年代可记；同样，由于拓跋宏（北魏孝文帝）也是一位历史名人，而他 命令胡人脱去胡服的年代也确切可记，因此，我把中国历史上这件戏剧性的 掌故用这两个年代确定下来。在这一段戏剧性的时代中，中国境内的许多民 族发生了接触、交流和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错综复杂的，这中间有战争，
有和亲，有商品贸易，有文化交流，有一族对另一族的统治，有另一族对一 族的反抗，等等。然后终于出现民族的融合，伟大的中华民族终于形成。
这是魏晋南北朝这个历史时代的大背景，任何研究这个时代的政治、经
② 均见《史记・匈奴传》。
① 岭北行省见《元史・地理志一》，辽阳行省见《元史・地理志二》，二行省具体辖境见《中国历史地图 集》第七册。
② 《魏书・高祖纪》、又《北史・北魏孝文帝纪》：“壬寅、革衣服之制。”《通鉴》卷一三九《齐纪》
五明帝建武元年：“魏主欲变易旧风，诏禁士民胡服。”
济、军事、文化，以及这个时代中一切人物的思想、业绩等等，都必须充分 了解这种时代背景。
二 北 魏
“五胡乱华”是指的匈奴、羯、氏、羌、鲜卑五个游牧民族。这五个民 族中的匈奴和鲜卑，原来都在北方塞外，他们都是跨越了秦始皇的这条万里 长城进入华北的。这些游牧民族在华北等地建立了所谓“十六国”，于是晋 室被迫南迁，在中国境域中，出现了东晋和十六国南北对峙的局面，这种局 面延续了一百多年。
公元 ４２０ 年，刘裕篡夺了东晋称帝，这就是刘宋，是南朝的第一个朝代。
与此同时，北方的十六国，绝大多数也先后为其中力量最大的拓跋魏所兼并，
这就是所谓北朝，北魏就是北朝的第一个朝代。这样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 南北朝时代。
北魏是鲜卑人建立的朝代，鲜卑一名，大概就是西伯利亚（Ｓｉｂｅｒｉａ）的 古译，所以他的起源，很可能就在今西伯利亚地区。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曾经 说：“朕之远祖，世居北荒，”①可以为证。这是一个较大的游牧部族，在两 晋南北朝时，鲜卑族有慕容、乞伏、秃发、宇文、拓跋等部落，先后在今华 北和西北等地建立政权，如慕容氏先后建立的前燕、西燕、后燕，乞伏氏建 立的西秦，秃发氏建立的南凉以及宇文氏建立的北周等等。其中以拓跋氏建 立的北魏，版图最大，国势最盛，时间也最久。
建立北魏的拓跋鲜卑，开始流徙于蒙古高原南北及兴安岭南北一带。到 了部族酋长拓跋郁律（太祖平文帝）时移居到东木根山（今内蒙古自治区集 宁市东北）。以后，另一部族酋长拓跋什翼犍（昭成帝）营建了他们的首都 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以北）。《魏书・帝纪》在太祖道武帝（拓 跋珪）以前，载列了二十七代没有传记的帝王名氏，第一代是成帝，名拓跋 毛。据《魏书・帝纪》所说：“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也不过是氏族 而已。从拓跋毛以后的第十五代是拓跋力微，魏人尊他为神元帝，从此以后，
才有信史。不过直到第二十七代拓跋什翼犍，情况仍不甚明了。游牧部族逐 水草而居，尽管是部族酋长的驻地，但流动性仍然很大，所以像东木根山和 盛乐等地名，其地理位置其实并不十分确实，不过是约略言之而已。
这个部族要到公元四世纪后期，情况才比较明确，当时是北魏道武帝拓 跋珪在位的时代。这是一位有见识和才略的部族领袖，他把首都从盛乐南迁 到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郊东北），部族开始从游牧过渡到农耕。平城是一 个在汉初就存在的古老城邑，汉高祖曾经在这里被冒顿单于围困了七天。拓 跋珪迁都到此以后，当然经过一番修整和扩建。《水经・■水注》相当详细 地记载了当年平城的城市建设及其规模，这里拥有宫殿、寺庙和许多其它建 筑物。由此可见，北魏的生产方式到这时已经以农耕为主，游牧部族是不可 能有如此固定和规模较大的首都的。当然，由于拓跋珪在平城作帝达二十三 年，拓跋鲜卑从游牧到农耕的过渡以及平城的城市建设，可能是在这二十三 年中逐步完成的。
早在拓跋珪迁都以前，鲜卑族移入平城及其附近各地定居的人数看来不 少。他们或许早已放弃游牧，从事农耕，这其实也是北魏南迁的群众基础。
《水经注》在《河水》、《汾水》、《■水》等各篇记下了今山西省境内的 许多非汉语地名，如太卤（即太原）、大浴真山、贷敢水、可不埿城、契吴
① 《通鉴》卷一三九《齐纪》五明帝建武元年。
亭、诰升袁河等等，不胜枚举。郦道元记载地名，素有解释地名的习惯，对 于这个地区的这类无法解释的地名，他一般加上“北俗谓之”四字，有时甚 至加上“狄语音讹”一语。郦道元称为“北俗”，指的是他所居住的华北以 北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塞外草原。当然，今山西省一带是古代许多少数民族 角逐之地，郦道元的所谓“北俗”，也并不一定就是鲜卑。由于鲜卑语和其 他曾经在这一带居住过的游牧民族如匈奴等的语言都早已消亡，无可核实，
我们无法区别这些地名是鲜卑语地名抑是其他民族语言地名。但拓跋鲜卑族 人流入这一带为时甚早，这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拓跋珪以后即位的是拓跋嗣，即北魏明元帝，在位共十五年，这期间，
大江以南，刘宋取代了东晋，南北朝的形势从此形成。拓跋嗣以后，一位有 雄才大略的人物拓跋焘，即北魏太武帝继承了王位，北魏进一步走向繁荣昌 盛，他在位长达二十八年，文治武功，都很有可观。北魏虽然僻居雁北，但 是已经严然成为一个规模完备的大朝廷。在武功方面，他东征西讨，不断扩 张领土，当年与东晋并存的所谓“十六国”之中，除了巴蜀的李成为刘宋所 并以外，其余大都纳入了他的版图，他南与刘宋作战，攻占了著名的古都洛 阳和形势险要的虎牢。他于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刘宋元嘉二十七年、４５０ 年），亲率大军，长驱南下，直达长江北岸的瓜步，并于次年（４５１ 年）在 瓜步山上大集群臣，班爵行赏。这其实就是向南朝显示他的武力，使刘宋首 都建康（今南京）大为震惊，而他在大集群臣以后，或许是自己认为攻占和 统治全国的准备尚未充分，在向南朝示威的目的达到以后，即下令班师，全 军北返。对于南朝来说，他的这一次军事行动，的确达到了他威慑的目的。
刘宋名将沈庆之不胜惶恐地说：“佛狸（按指拓跋焘）威震天下，控弦百万”。
①南朝素以正统的大朝廷自居，如今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在是说明了当时的形 势。
另外，在拓跋鲜卑内迁并过渡为农耕民族的同时，另一支草原游牧民族 柔然族，又名蠕蠕，原来附属于拓跋部，四世纪中叶，在今鄂尔浑河和土拉 河流域从事游牧活动，北魏南迁后，它进居到阴山一带。从此在漠内成为北 魏的腹背之患，情况如同拓跋鲜卑没有内迁以前对汉族的关系一样。为了安 定北疆，拓跋焘在漠南，东起濡源，西到五原阴山，共三千里，设置了武川、
抚冥、怀朔、怀荒、柔玄、御夷等六个军镇，即所谓北魏六镇，驻军防守，
遏制了柔然的骚扰和入侵。于是北起漠南，南到淮河，都在北魏的统治之下。
北魏的声威，至此已经甚盛，当时的西域诸国如龟兹、疏勒、乌孙、鄯善、
焉耆、车师、粟特等，都遣使进贡。此外如东方的高句丽和西方的波斯等国，
也都遣使修好。武功之盛，声威之远，于此可见一斑。
拓跋焘虽然是一个出自游牧民族的国君，但他也重视文治，注意政治廉 明，悉心治理他的国家。他任用了一批贤能廉洁的官吏，如侍中古弼、张黎，
中书侍郎高允，司空崔浩，司徒长孙道生等，其中许多是汉族知识分子。从
《魏书・古弼传》所记的一件事实中可以证明，拓跋焘是如何以身作则，从 善如流的：
世祖大阅将校，猎于河西，弼留守。诏以肥马给骑人。弼给弱者。世祖 大怒日：尖头奴敢裁量朕也，朕辽台先斩此奴。弼头尖，世祖常名之曰笔头，
是以时人呼为笔公。弼属官惶怖惧诛，弼告之曰：吾以为事君使畋猎不适盘
① 《通鉴》卷一二五《宋纪》七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游，其罪小也；不备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炽，南虏未灭，
狡焉之志，窥伺边境，是吾忧也。故选肥马备军实，为不虞之远虑，苟使国 家有利，吾何避死乎？明主可以理于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世祖闻而叹 曰：有臣如此，国之宝也。……后车驾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 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世祖寻谓从者曰：笔公必不与我，汝辈不如马运之速，
遂还。行百余里而弼表至曰：今秋谷悬黄，麻菽布野，猪鹿窃食，鸟雁侵费，
风波所耗，朝夕三倍，乞赐矜缓，使得收载。世祖谓左右曰：笔公果如朕所 卜，可谓社稷之臣。
《古弼传》所记的这一掌故，除了说明拓跋焘的英明以外，同时也说明 了，到了拓跋焘在位的时候，北魏已经“秋谷悬黄，麻寂布野”，成为一个 农耕民族了。这当然是鲜卑人长期以来和汉人共处的结果。这是一种少数民 族汉化的过程，也是民族融合的过程，关于这方面，在以下对孝文帝拓跋宏 的评述中还要提到。
拓跋焘为北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去世后，经过了文成帝拓跋 珪和献文帝拓跋弘二帝的短促时期，到了北魏延兴元年（刘宋泰始七年、４７１ 年），孝文帝拓跋宏即位，这是北魏历史上另一位有雄才大略的著名国君。
他登位时还只有 ５ 岁，先由大后临朝称制，太和十四年（４９０ 年），太后去 世，拓跋宏就于次年亲政，当时他年仅 ２５ 岁，正是青年英俊，意气风发的时 候，他亲政以后，立刻励精图治，大力进行了许多革新，使北魏在拓跋焘建 立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他的政策，首先是提高民族文化，努力改 革作为一个游牧民族长期以来存在的游牧习气，广泛推行汉族的礼仪和习 俗，加速了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他毅然废除从游牧民族遗留下来的发辫制，
改行汉族当时通行的束发为害的发式。被服冠冕，也一遵汉族体制。他又竭 力推行汉族尊重的所谓三代成法，开始祭祀尧、舜、禹、周公等汉族人民崇 敬的人物，谥孔子为“文圣尼父”，并命令中书省设孔子像，他亲自带头前 往祭拜，有一次南征途中经过鲁城（今曲阜），特地进城祭拜孔子，重修那 里的孔子陵墓，更建碑铭，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并选孔子宗子一人，
封为崇圣侯，令其奉孔祭祀。这次南征还都以后，就在首都设立国子大学和 四门小学，又遴选了几位蓄老长者，将他们封为国老庶老。同时在国内普求 古代遗书，按汉族体制制礼作乐，并按当时汉族通行的标准，修正度量衡制 度。①自从拓跋焘任用许多汉族知识分予以来，早已卓著成效的北魏汉化，至 此业已完成。
在拓跋焘的时代，虽然版图已经拓宽，军力已经强大，但他在南下到达 瓜州以后，仍然引军北返。我们当然很难剖析拓跋焘当时为什么作出这个决 定，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尽管北朝军力强大，但是在经济实力，文 化水平等许多方面，无疑仍然落后于南朝，而这种差距并不是短期中可以赶 上去的。因此，拓跋焘的南征，或许具有以攻为守的意义，让他在这一次威 慑行动以后，可以免受南朝的进攻，使他能致力于北魏的内部建设。所以，
拓跋焘虽然展示力量于南朝，但当时并非有志于南朝。对拓跋焘的进军和退 军作这样的估计或许有些道理。他是在太平真君十年（刘宋元嘉二十六年、
４５０ 年）冬季才发动这次进攻的。就在这一年秋季，宋文帝还派沈庆之、王 玄谟等将领进军黄河边上的碻磝（今山东省茌平县以东黄河南岸），并且围
① 均见《魏书・高祖纪》及《通鉴》卷一四○《齐纪》六明帝建武二年。
攻滑台（今河南省滑县东），虽然围攻了二百多天未能攻下，但碻磝这个渡 口，一直要到太平真君十二年初才为北魏军收复，这说明刘宋也还有一些军 事力量。
现在，拓跋宏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他是一个有抱负、有远见的人物。北 魏由于多年来的惨澹经营和汉化的完成，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文化水平均已大 大提高。当拓跋焘南迁之初，北魏还是“十六国”中最小的国家，但经过这 百年来的发展变迁，北魏已经成为一个无可争议的北朝大国。中国南北分裂，
到此已经一百七十余年，他心存大志，把一统全国作为己任。他曾经豪迈地 说过：“吾方经营天下，期于混一。”①这就明白地表示了他的抱负。
和拓跋焘从盛乐南迁到平城一样，拓跋宏亲政之初，就下决心再一次南 迁，把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去。他深深知道，“经营天下”的事，是不可能 在平城这样一个地处雁北的偏僻城邑中运筹策划的。而洛阳是东周以来的中 原名都，尽管“洛阳处天下之中”②的话出自北宋，但人们早已看到了这种事 实，这是一个帝王之都。现在，洛阳早已收入了北魏的皇舆，对于“期于混 一”的君王，这是一个定都的良机，是决不能失之等闲的。但是他的这种计 划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不要说安土重迁是人们的一般心理，特别是由于平城 建都已经上百年，王公贵族和整个北魏的既得利益集团，在这里购置产业，
建造宅第，布置势力。平城已经成了他们的安乐窝，当然不愿意长途跋涉，
远迁到人地生疏的洛阳去。所以，当拓跋宏一旦宣布了迁都的决定以后，立 刻遭到了满朝官员的反对。尚书于果的话其实是代表了整个既得利益集团 的，他说：“臣非为代地（按指平城）为胜伊洛（按指洛阳）之美也，但自 先帝以来，久居此地，百姓安之，一旦南迁，众情不乐。”①平阳公拓跋丕想 必读过《尚书・洛诰》之类的汉族经书，他指出：“迁都大事，当询之卜筮”
②。此外还有许多反对的意见。对这位年轻的国君，实在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和 考验。
但是拓跋宏是个胸有成竹的人，他绝对不会因既得利益集团的种种干扰 而动摇他的迁都决心，对于于果之流的阻挠，他说：“吾方经营天下，期于 混一，卿等儒生，不知大计。”③对于“卜筮”一类的言论，他的答复更挫常 有理：“昔周召圣贤，乃能卜宅，今无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决疑，不疑 何卜？”他又说：“王者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远祖，世 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东木根山，昭成皇帝更营盛乐，道武皇帝迁于平城，
朕幸属残胜之运，而独不得迁乎？”④
拓跋宏终于在太和十八年（４９４ 年）把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就在这一 年，他正式下诏：“禁士民胡服。”如同七个世纪以前赵武灵王的“胡服骑 射”一样，这也是一个令人大吃一惊的变革，而且历史对人们真是一种嘲弄，
和战国时代一样，朝野士民又一次群情哗然。并州刺史新兴公拓跋丕就是守 旧派中的著名一员，据《通鉴》卷一四一所记：“及朝臣皆变衣冠，朱衣满
① 《通鉴》卷一三八《齐纪》四，武帝永明十一年。
② 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学津讨原》第七集）。
①
② 《通鉴》卷一三九《齐纪》五，明帝建武元年。
③ 《通鉴》卷一三八《齐纪》四，武帝永明十一年。
④ 《通鉴》卷一三九《齐纪》五，明帝建武元年。
坐，而丕独胡服其间”。民间也是一样，《通鉴》卷一四○记及了拓跋宏在 洛阳责问留守之官：“朕望见妇女犹服夹领小袖，卿等何为不遵前诏？皆谢 罪。”甚至直到太和二十三年（４９９ 年），元宏从平城回到洛阳，他问任城 王元澄：“‘朕离京以来，旧俗少变不？’对曰：‘圣化日新’。帝曰：‘朕 入城，见车上妇人犹戴帽，著小袄，何谓日新？’对曰：‘著者少，不著者 多’。帝曰：‘任成，此何言也，必欲使满城尽著邪！’澄与留守官皆免冠 谢。”①在中国历史上，穿上“胡服”和脱掉“胡服”都曾经是一种困难的历 程。
太和二十年（４９６ 年），拓跋宏宣布改变祖宗传下来的民族姓氏，把鲜 卑语的“拓跋”改为汉语的“元”。②从此，拓跋魏就被后世的史家称为元魏。
其实这也是他早已有了打算的事，在这以前，他曾于太和十九年六月下诏：
“不得为北俗之语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③至于为什么把“拓跋”改为“元”，
他的诏令上说得很明白：“北人为土谓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 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从此，
他自己带头称为元宏，王族中不论辈份大小，封爵高低，他们的名氏均去“拓 跋”加“元”。北魏还有另外一些胡姓，也一律议改，据《通鉴》一四○所 记：拔拔氏改长孙氏，达奚氏改奚氏，乙荫氏改叔孙氏，丘穆陵氏改穆氏，
步六孤氏改陆氏，贺赖氏改贺氏，独孤氏改刘氏，贺楼氏改楼氏，勿忸于氏 改于氏，尉迟氏改尉氏，不胜枚举。
这是元宏变夷为夏政策中的最后一项措施，北魏至此已经达到了全盘的 汉化。其实，北魏的汉化因为见诸历史的确凿记载，所以过程清楚。而其他 在这一段时期进入华北的游牧民族，也都同样地或早或晚地发展着这种过 程，这种过程，就是民族融合的过程。
元宏在迁都以后，和其他许多改革工作齐头并进的，还有十分重要的“期 于混一”的南征大业。他调集大军，由他自己统率，向寿阳（今安徽省寿县）
一带进军。据《魏书・高祖纪》所记，大和十九年春正月，“车驾济淮，二 月甲辰，幸八公山。”《通鉴》说这支大军，“众号三十万，铁骑弥望。”① 在军事上，元宏取得了不少胜利，但不幸的是在朝廷内部却变生肘腋，使他 猝不及防，穷于应付。首先是朝廷中穆泰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反叛。穆泰原是 北魏名臣穆崇之后，以功臣之孙而为拓跋氏驸马，历任要职，却顽固不愿迁 都。据《魏书・穆泰传》，他勾结定州刺史陆叡，安乐侯元隆，鲁郡侯元业，
骁骑将军元超，彭城镇将元拔等多人，阴谋叛乱。元宏不得不遣任城王元澄，
出兵敉平了这场叛乱。另外是后妃淫乱的宫闱丑闻，②使他心力交瘁。由于这 些变故的接踵发生，元宏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这位壮志凌云的明君，竟不幸 在他三十三岁之年，病死于谷塘源的行军途中。
元宏之死，成为北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蒸蒸日上的北魏，从此 走向下坡。而八年以后，宣武帝元恪正始四年（梁天监六年、５０７ 年），北 魏与梁在淮水的一战，成为北魏在军事上一蹶不振的开始。这次战役中，由
① 《通鉴》卷一四二《齐纪》，东昏侯水元元年。
② 《魏书・高祖纪》。
③ 《通鉴》卷一四○《齐纪》六明帝建武二年。
① 《通鉴》卷一四○《齐纪》六明帝建武二年。
② 《魏书・孝王幽皇后传》。
于淮水暴涨，梁军乘舰登岸击魏，魏军丢弃器甲，相争投水而死，淮水为之 不流，缘淮百余里尸骸枕藉，梁军生擒魏军五万余人，收其军粮器械，积如 山岳，牛马驴骡不可胜计。①这次惨败以后，北疆的所谓六镇，也先后发生叛 乱。使北魏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在内政上，昏庸淫泆的胡太后于孝明帝元 诩熙平元年（５１６ 年）临朝，朝政腐败，日甚一日，终至不可收拾。强盛一 时的北魏，终于在孝武帝元修永熙三年（５３４ 年）分裂成西魏和东魏两个小 朝廷，最后也都相继灭亡。
① 《梁书・曹景宗传》。
三 地理大交流
郦道元是一位官宦家庭出身的北魏王朝的官员。《魏书》将他列入《酷 吏传》，这当然是《魏书》撰者魏收对他的一种诽谤，后世已有评论，留待 以下再说。但他显然不属“儒林”、“文苑”之流，不算一个学者。他在南 北朝这个干戈扰攘的时代里为官终身，毕生戎马，所以决不是一个闭门读书，
研究学问，专心著述的人。但他却居然写出了《水经注》这样一部不朽的地 理名著。在中国历史上，《水经》和《水经注》就各有两种。②在此以后，记 载河流的书籍还有不少，唐李吉甫的《删水经》，金蔡珪的《补正水经》，
明末黄宗羲的《今水经》，清齐召南的《水道提纲》等等，不胜枚举。这类 著作，或存或佚，都不能与郦道元的《水经注》相颉颃。《水经注》当然不 是一部能够一气呵成的著作，是郦道元日积月累的著述成果。在当时那种兵 荒马乱的日子里，他竟有这样的心情坚持撰写此书，不仅终于写成，而且获 得如此辉煌的成绩，这当然是由许多原因促成的，而首先必须提出的则是“地 理大交流”这个历史过程。
前面已经叙述了魏晋南北朝这个时代的历史背景。中国从四世纪初期 起，开始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混乱，牵涉到广大集团的人群在自然地理环境和 人文地理环境上的深刻变异。假使我们把十五世纪初期以后的时期中，人们 对于新航路和新大陆的探索称为“地理大发现”，那末，从四世纪初期到六 世纪后期之间，这种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巨大人群所经历的地理变异，应该被 称为“地理大交流”。
前面已经提到，由于赵武灵王的战略思想后继无人，而秦始皇花了惊人 代价所建造起来的所谓万里长城，毕竟阻挡不了始于四世纪初期的这场巨 变，大群生活在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一个部落接着一个部落，轻易地跨过 了这道“尸骸相支拄”的夯土建筑物，相继进入华北和中原。他们放弃了“天 苍苍，野茫茫”的自然地理环境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游牧生活，而定居 到这片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土地上从事农业活动。同样，原来居住在这 个地区的汉族，也就被迫大批南迁，放弃了他们世代定居的这片干燥坦荡的 小麦杂粮区，迁移到低洼潮湿的江南稻作区。因此，不论在中国的北方或南 方，数量巨大的人群，都面临着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在这场 地理大交流中，直接参加交流的人们，新、旧地理环境构成了他们现实生活 和思想上的强烈对比，空前地扩大了他们的眼界和丰富了他们的地理知识。
对于那些没有直接参加交流的人们，他们有的是留恋故土，宁愿冒恶劣的处 境而安土重迁；有的则是直接参加交流者的后代，这些人，尽管没有地理大 交流的实践经验，但他们同样从他们的亲属和父老那里，获得他们的故土和 新领地的地理知识。
地理大交流的结果是大批地理学家和地理著作的出现。和中国旱期的地 理学家及地理著作不同，早期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禹贡》、《穆天 子传》等，作者虽然都有一定的资料基础，但其间包括了大量的假设和想像。
这类早期的地理学家，在实践经验方面，显然是相当薄弱的。现在，规模巨
② 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 文略》四书著录，《水 经》与《水经注》各有两种：一种是《水经》三卷，汉桑钦撰，晋 郭璞注；另一种是三国佚名撰，北魏郦 道元注，四十卷。前者经注均亡佚。
大的地理大交流，为许多地理学家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实践机会。因此，这 一时期的地理学家和地理著作，不仅在地理资料上左右逢源，而他们之中，
多数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这次地理大交流，他们的作品中反映了大量的实 践结果。这是前代地理学家和地理著作所无法比拟的。
早在西晋末年，荀绰就撰写了《九州记》，比他稍晚的乐资，则撰写了
《九州志》。接着，王隐在东晋初年又撰写了《晋地道记》。这些在当时都 属于全国地理著作。从此以后，北方和南方的地理学家和地理著作风起云涌，
美不胜收。在北方，阚骃的《十三州志》，佚名的《大魏诸州记》，陆恭之 的《后魏舆地图风土记》等等，不胜枚举；在南方，刘宋何承天和徐爰，不 约而同地都撰写了《州郡志》，此外齐刘澄之的《永初山水记》，梁吴均的
《十三州记》，陈顾野王的《舆地志》等，也都是全国地理著作。除了全国 地理著作以外，还有为数更多的区域地理著作，它们就是通常所称的“六朝 地志”，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东晋及其以后的著作。正是这一大批地理学家和 地理著作，标志着这个地理大交流时代的时代特色。
在这个时代中，人们地理学思想的活跃，还不仅表现在地理著作的大量 出现。在其他许多非地理作品中，同样可以看到人们对自然环境和地理景观 的真挚感情和由于这种感情所激发出来的丰富多彩的描述。
著名的《敕勒歌》就是从北魏先前的语言鲜卑语翻译过来的民歌，歌辞 说：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
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①
《与陈伯之书》是南梁军队中的一位幕僚丘迟所写的一封敦促身在北朝 的将军归降的书信，其中有一段生动的地理描述：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②
以上所引都是这个时代的作品，但都不是地理作品。前者所描述的是北 方草原的自然景色，后者所描述的是江南水乡的暮春风光。何等的真切，何 等的生动，不是身处其境的人，是绝对写不出这样维妙维肖的文字来的。这 就是这个时期中人们地理学思想特别活跃的特征。从政治上说，这个时代是 中国的混乱的时代；但是从地理学思想史来说，这个时代是中国的光荣时代。
在整个地理大交流时代中，在所有这些知识丰富的地理学家中，最最杰 出的，无疑是北魏的郦道元，而他所撰写的不朽名著《水经注》，正是这个 时代的一切地理著作中登峰造极的作品。
关于上述郦道元及其名著《水经注》在地理学史上的地位，是我在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出版的《地理学报》（４５ 卷 ３ 期）中的《郦道元生平考》一文中提出 的。此文始撰于 １９８６ 年，但是后来发现这种观点具有国际性，并不是我一个 人的看法。日本广岛大学名誉教授，年逾八旬的日本著名地理学家米仓二郎 先生，于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 ２８ 日给我的一封信中，也有论述郦道元的一段（原信 是用英文写的）：
我认为郦道元是中世纪时代世界上最伟大的地理学家。这是欧洲历史上 的所谓黑暗时代，当时的欧洲，就连一个杰出的地理学家也没有，从全球的 观点看来，地理学史不能不提到郦道元。我希望你一定要用英文写一篇有关
① 《乐府诗集》卷八十六，《杂歌谣辞》。
② 《文选》卷四十三。
郦道元的论文，在某种地理刊物发表。①米仓先生把郦道元在地理学史上的地 位提到这样的高度，说明国际地理学界对郦道元及其名著《水经注》的重视。
１９８９ 年冬季，我又一次去日本讲学，在广岛大学任客座教授。米仓先生热情 地邀请我们夫妇到他家中作客。我把我发表在英国出版的《地理学家研究》
第十二卷上的《郦道元》②一文的抽印本送给他，他在席间再一次强调了郦道 元在地理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他说“郦道元和他的杰出名著《水经注》，不 仅是你们中国人的光荣，也是国际地理学史上的光荣”。
前面已经提及，郦道元毕生服官于北魏王朝，在当时，他并不是一个专 门著述的学者，但是现在，历史对他的评价，根本不考虑他上任去东荆州作 刺史时是什么排场，也绝不计较他任黄门侍郎是几品官位。历史对他的评价 主要着重于《水经注》，他因《水经注》这一名著，成为中世纪世界上最著 名的地理学家。
郦道元为什么能在地理学上达到如此的造诣？这首先当然是因为他所处 的时代，正是地理大交流的时代。是这个时代，触动了他的地理学思想和实 践。他在《水经注序》中说：“访读搜渠，缉而缀之”。全书记载了许多他 在野外考察中亲眼目击的成果，说明他和这个时代的许多地理学家一样，有 着大量的直接实践的经验。但是，《水经注》的记载遍及全国，而且远涉域 外，当时国家南北分裂，郦道元足迹未达南方，凡是他所未经之地，他所依 靠的是他人撰述的文献，也就是间接的实践资料。他在《水经注》注明所引 的他人著述，为数超过四百三十种，实际上当然远远超过此数。他所引用的 他人著述，大部分也都是地理大交流时代的成果。清陈运溶在《荆州记序》
中说：“郦注精博，集六朝地志之大成”①。假设没有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 大量“六朝地志”，《水经注》也就无法得到如此卓越的成就。所有这一切 说明，地理大交流这个伟大时代，对于郦道元其人其书，具有何等重要的意 义。
① 此信已见拙撰《地理学思想史序》。《地理学思想史》，刘盛佳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
②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
① 收于《麓山精舍丛书》。
第二章 郦道元及其家世 一 郦氏家世
上面论述的魏晋南北朝和北魏的历史概况，这中间，特别是这一时代的 民族交流，民族融合的过程，以及北魏一朝由盛转衰的过程，都是这个时代 的重要时代背景。评介这个时代中任何一个人物及其思想和行历，都离不开 这种时代背景的影响。现在，我们开始转入本书的主题。首先由郦道元的家 族说起，从郦氏家族中，同样可以看到这个时代所给他们的强烈影响。
郦氏家族世居华北，在两晋间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大批南移的时候，这个 汉人家族安土重迁，留居华北，并且服官于这些游牧民族所建立的政权。郦 道元的曾祖父郦绍，原在鲜卑族的另一支派慕容氏所建立的后燕任濮阳太 守，当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南征时，慕存氏败亡，他以郡迎降，北魏以他为兖 州监军。前面已经提及北魏重用汉族知识分子的情况，郦氏家族或许正是北 魏重用的。郦道元的祖父郦嵩，官至天水太守。①
郦道元的父亲郦范，或许是郦氏家族平步青云的起点。他服官于明元帝 拓跋嗣泰常年代（４１６—４２３），任给事东宫。这是一个侍候太子和教育太子 的重要职位。把这样一个职位交给一位汉族知识分子，说明“变夷为夏”早 就是北魏王室的既定政策，而这个职位在汉族知识分子中落到郦氏家族身 上，说明这个家族受到了北魏王室的高度信任。事情确实发展得很顺利，拓 跋焘践位以后，对于他的老师，立刻赐予恩封：“太武践阼，追录前朝旧勋，
赐爵永宁男”②等到拓跋焘去世，他又一次获得加封：“以奉礼郎奉迁太武、
景穆神主于太庙，进爵为子。”献文帝拓跋弘皇兴年代（４６７—４７１），他任 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司马，在平定三齐的过程中立下了功劳，“遂表为青州 刺史，进爵为侯，加冠军将军。”此后，他调回朝廷，任官尚书右丞。但不 久以后，“除平东将军青州刺史，假范阳公。”这已是孝文帝拓跋宏在位的 时候。郦范一生，从拓跋嗣到拓跋宏在位的时候，服官五十年左右，经历了 五位国君，从一个没有爵位的给事东宫，最后获得了外姓功臣的最高爵位—
—范阳公。在拓跋鲜卑朝廷中，郦范已经成为一位宠臣和重臣，从他一生平 步青云的经历中，可以看到汉族知识分子在北魏朝廷中的重要地位。在朝廷 之中，汉族和鲜卑已经可以平起平坐，而在庶民之间，民族的隔阂，或许也 早已不复存在。这就是从郦氏家族所反映的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过程。
郦范在献文帝拓跋弘皇兴年代，就曾因慕容白曜的推荐当过青州刺史。
现在，他受了朝廷晋封的最高爵位，挂了平东将军的头衔，再次出任青州刺 史。所以这不是一般的调遣，而是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拓跋宏的时代，正 是北魏的鼎盛时代，青州（州治在今山东省青州市）是个统辖七郡三十三县 的大州，郦范以显贵的爵位膺此重任，这显然是拓跋宏“吾方经营天下，期 于混一”这个远大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青州从地理位置来说，对于进军 江南，虽非首当其冲，却是后方基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郦范这一次出 任此处是重作冯妇，让一位熟悉此州情况而又是朝廷充分信任的大臣前往主 宰此州，无疑是一个极有见地的任命。正在拓跋宏计划南征，而郦范受命重
① 均见《北史・郦道元传》。
② 均见《北史・郦道元传》。
主青州之时，他的儿子郦道元也开始踏入仕途。《水经・河水注》记及此事：
“余以太和十八年，从高祖北巡，届于阴山之讲武台；……余以太和中为尚 书郎，从高祖北巡。”这个时候，郦范想必已经老耄，但郦氏家族中的年轻 一代继续得到北魏王室的信任。郦道元所说的太和十八年，正是拓跋宏把首 都从平城南迁到洛阳的一年，拓跋鲜卑的汉化已经接近完成，就在这一年，
郦道元作为郦氏家族中的一个年轻成员进入仕途，虽然官不过尚书郎，但是 能够用为拓跋宏的近臣随侍北巡，说明了郦氏家族为北魏王室所倚重的程 度。自从太和十四年拓跋宏亲政以来，这位年轻君王所推行的一系列大刀阔 斧的改革，确实振奋人心。他把首都从上百年的祖宗基地迁到遥远的汉族名 都洛阳，这是一件牵动千百家王公大臣的惊人措施，但是对于一些有雄心，
有抱负的人，从偏城小邑平城骤然来到洛阳这个通都大邑，让他们大开眼界。
郦道元在这样一个关键时
刻踏入仕途，作为拓跋宏身边的近臣，他必然受到极大的鼓舞而对北魏 的一统事业充满信心。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队长期在这样一个家族中接受熏 陶教育的郦道元，欣逢这样一位有雄才大略的明君拓跋宏，确是如鱼得水，
使他的一生事业得到一个美好的开头。兹依据胡适《论赵一清的水经注释稿 本的最后状态》，①将郦氏家族世系列出如下：
① 见《胡适手稿》三集下册。赵一清认为道元有一弟名道峻，参见本书第五 章。
二 郦道元
郦道元（？—５２７），字善长，范阳涿州人。家乡所在，地名称为郦亭。
清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卷六十四说：“郦亭在涿州南二十里，为郦道元 故居。”清涿州郡在今河北省涿县，说明直到清代，郦亭这个小村落的地理 位置仍然明确。我国古籍中记及郦道元籍贯的就是两部正史，《魏书》和《北 史》，但这两部正史的记载却是模糊和错误的。《魏书・郦道元传》称郦道 元“范阳人也”。范阳是个郡名，郡下有七县：涿、固安、范阳、苌乡、方 城、容城、遒。所以这条记载是模糊的。《北史・郦道元传》称郦道元“范 阳涿鹿人”。涿鹿确实是个县名，在两汉，涿鹿是上谷郡的属县；在晋代，
涿鹿是广宁郡的属县；在北魏，范阳郡下没有涿鹿县。所以这条记载是错误 的。而且还必须说明，不管是两汉的涿鹿县或是晋代的涿鹿县，其地理位置 都在桑乾河（《水经注》称为■水）流域；而涿州，则在拒马河（《水经注》
称为巨马水）流域。此两河之间，隔了一系列分水岭，这是不能含糊的。由 于《魏书》的模糊和《北史》的错误，直到今天还引起不少人的误会。例如 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家辞典》，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出版的《文学家手册》等工具书中，在郦道元这一条下，都说他是今 河北省涿鹿县人。有人或许会提出，上面所引《春明梦余录》的记载是否可 靠，因为孙承泽是清朝人，上距郦氏一千多年，其所记也不一定确实。现在 看来，最无可争辩的当然是郦道元自己的记载。《水经・巨马水注》说：
巨马水又东，郦亭沟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沟水于逎县东，东南流，历紫 渊东，余六世祖乐浪府君，自涿之先贤乡爰宅其阴。
这段记载中提出的地名如巨马水、郦亭沟水、逎县等，都是今拒马河流 域的地理实体，郦亭沟水当然就是流经郦氏家乡郦亭的这条小河，这是信而 有征的。郦道元家乡在今河北省涿县，这是没有疑问的。
上面说到由于《魏书》的含糊和《北史》的错误，我特地在河北省出版 的《史志文丛》１９８９ 年 ３ 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郦道元的家乡》的拙文。
因为这个问题，曾在河北省引起过争论。涿鹿县地名办公室的一位先生，曾 于 １９８４ 年初写信给我，引了不少文献，举了许多例子，用以论证郦道元是涿 鹿人而不是涿县人。在他们所引及的文献中，我才知道，这种错误甚至已经 写入了前面指出的一些记载文学家的工具书中。则这种错误还将以讹传讹地 扩散开去。
涿鹿县地名办公室的那位先生在信中告诉我，经过他的研究，北魏范阳 郡属县中漏列涿鹿县，县治在今涿鹿县东南的矾山，就是郦道元的家乡。我 在复信中告诉他，对于北魏范阳郡在《魏书・地形志》是否漏列涿鹿县，他 的说法虽无确实根据，但我不愿轻率地否定他，因为在正史地理志中漏列县 名的确实存在。但是我指出：“从北魏到今天一千多年，行政区划的频繁变 化不知已经几度？但自然地理的变化却是十分微小的。矾山的地理位置虽然 在今涿鹿县东南，但它滨北沙河（季节河），属于桑乾—永定河流域，这个 流域与拒马河流域之间，有超过海拔 ２０００ 米的灵山等分水岭，行政区划再 变，流域却是变不了的。郦道元既然清清楚楚地写明了他的家乡在拒马河流 域，怎能与桑乾—永定河流域相混淆呢？”我在拙文中同时也敦促河北省的 地方志机构：“中国历来的习惯，正史无传或正史传记简略的知名人物，总 是由地方志来补充正史的不足。郦道元是河北人，这是河北的光荣，但也是
河北的责任。在有关省、县地方志中，如何替这位伟大人物写上一篇详细的 传记，在这次修志高潮中，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任务。”现在，我希望能够在 河北省和涿县的志书中看到对郦道元家乡的实地考察报告，让我们知道巨马 水、督亢沟水、郦亭沟水和紫渊等自然地理实体，在这一千多年中有些什么 变化。
另外一个问题是郦道元的出生年代问题。关于他的生年，学者曾发表过 许多不同的意见。例如《水经注疏》，杨守敬在《巨洋水注》“余总角之年，
侍节东州”下疏云：“考道元孝昌三年遇害，年四十二，……是生于太和九 年（４８５ 年）。”赵贞信《郦道元生卒年考》（《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 一、二、三合期，１９３７ 年）认为可能生于和平六年（４６５ 年）或延兴二年（４７２ 年）。日人森鹿三《郦道元传略》（《东洋史研究》第六卷第二号，１９５０ 年），
认为生于皇兴三年（４６９ 年）。段熙仲《水经注六论》（点校排印本《水经 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出版），认为生于皇兴三年，与森鹿三同。
我在拙著《爱国主义者郦道元与爱国主义著作水经注》①一文中，也曾推算郦 氏生年，认为生于延兴二年，与赵贞信的说法之一同。此外还可以举出一些 例子。所有这些学者对郦氏生年的推算，其主要依据，都是《水经・巨洋水 注》中的一句话：“余总角之年，侍节东州。”这里的所谓“侍节东州”，
是指他父亲出任青州刺史之时。郦范第一次出任青州刺史时在献文帝皇兴年 间，第二次出任在拓跋宏尚未亲政的延兴年间，这当然是可以推算的。但问 题却在“总角之年”一句。“总角”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和《礼记》，
《诗・卫风・氓》：“总角之宴，言笑晏晏”，《诗・齐风・甫田》：“婉 兮娈兮，总角丱兮。”《郑笺》作“收发结之”。《礼记・内则》：“男女 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栉、縰、拂髦、总角、衿缨。”《郑笺》“总 角，聚两髦也。”为此，除了“男女未冠笄”这一笼统的概念外，“总角”
一词，没有具体的数值意义，无非泛指童年而已。所以历来各家推论，虽然 大同小异，相去不远，但其实都并不可靠。
从《水经注》的记载中，我们知道郦道元在太和十八年进入仕途。当然，
我们并不能排除他实际上的入宦年龄比此稍早的可能性，但差数估计不会很 大。尚书郎是一种职位低微的小官，在《魏书・官氏志》中还排不上位置。
这也是我们估计他初入仕途的理由之一。由于他出身官宦世家，他的父亲是 获得朝廷所赐外姓最高爵位的重臣。因此，他在这方面的优势当然是不言而 喻的。他父亲死后，他继父亲的爵位，被封为永宁伯。①
郦道元一生在北魏王朝担任过许多官职，由于元宏的中道崩殂和北魏国 势的陡落，他的仕途当然受到影响。不过虽然说不上坦荡，却也凭着自己的 能力获得不少次升迁。他历任太尉掾、治书侍御史、冀州镇东府长史、颖川 太守、鲁阳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黄门侍郎、侍中兼摄行台尚书、御 史中尉等官职。按《魏书・官氏志》，他最后的几项官职，如河南尹、御史 中尉等，均入第三品，所以他已经属于北魏王朝的高级官吏了。最后他于孝 昌三年（５２７）在关右大使任上遇难。朝廷追赠他吏部尚书冀州刺史。
郦道元的毕生行历，在《魏书》和《北史》中均列传记载。但《魏书・郦 道元传》全文只有三百零九字，《北史・郦道元传》也只有六百十二字，包
① 《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① 《北史・郦道元传》。
括抄录《魏书》的三百零九字在内。除了《魏书》和《北史》这两篇本传以 外，历代以来没有任何记载郦道元行历和郦氏家属的资料。因此，除了上述 二传外，只有日本郦学家京都大学教授森鹿三撰写过一篇《郦道元传略》，
发表于 １９４１ 年《东洋史研究》第六卷第二号，内容也较简略。对郦道元所撰
《水经注》一书，历代学者评述注疏，不下千万言，但撰者郦道元本人，传 记寥落，实在甚不相称。①其实，在三十余万字的《水经注》中，不仅记录了 郦道元的毕生遭际，而且也包含了他的感情和思想，这是后世对郦道元一生 的各个方面进行评述的最有价值的资料。《水经注》当然是一部以记载河流 和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为主的地理书。但是由于郦道元曾经倾注他的全 部感情在这部不朽名著之中，因此，从思想感情的高度来说，这是他的一部 自传，一部境界很高的自传。对这部自传进行细致深入的剖析，郦道元的生 平业绩和思想感情，都可以和盘托出。当然，这样的工作，具有极大的难度，
我所作的尝试，其成效如何，只能让读者来鉴定了。
① 我曾经写过三篇介绍郦道元生平行历的文字：《爱国主义者郦道元与爱 国主义著作水经注》，载《郑州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 年第 4 期（收入 《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郦道元生平考》，载《地理学 报》，1988 年第 3 期；Li Daoyuan，fl.c.500.AD，Geographers BiobibliographicalStudies,Vol.121988，Mansell，J. W. Arrowsmith，Ltd， Bristol, Great Britain.
第三章 爱国主义者 一 大一统思想
前面已经述及，自从秦始皇一统以来，两汉是一个国势鼎盛的时代。但 从此以后，国家出现动乱，终至南北分裂，人民流离。在战祸连绵，兵荒马 乱的日子里，有识之士，当然会向望两汉时代的那种版图广袤，国势强盛，
人民安居于业的情况，而且希望有朝一日，让这个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再度 出现像两汉那样的大一统局面。这种思想是这个时代的必然产物，郦道元就 是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
郦道元生在南北分离的时代，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的爱国主义思想，
首先表现在大一统思想。大一统思想是什么？杨向奎教授在其著作《大一统 与儒家思想》（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１９８９ 年出版）一书中对此作了精辟的解释。
杨先生指出：“‘大一统’的思想，三千年来浸润着我国人民的思想感情，
这是一种凝聚力，这种力量的渊泉，不是狭隘的民族观念，而是内容丰富，
包括有政治经济文化各种要素在内的实体，而文化的要素更占有重要地位。
‘华夏文明’照耀在天地间，使我国人民具有自豪感与自信心，因而是无比 的精神力量。”
从郦氏家族的渊源来看郦道元，他出身于一个世代官宦的家族，在当时，
这样的家族，当然属于书香门第。他从小所受的教育是儒家的正统教育，这 大概是没有疑问的。从《水经注》所引的文献中经常出现的四书五经以及他 在注文中对尧舜孔孟等人的推崇，可以窥及他所受的教育。所以大一统思想 在他身上原来就是根深蒂固的。而他眼前存在的已有二百年的南北分裂，就 更促使他这种思想的发展。当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北魏励精图治，国势蒸 蒸日上的时候，而南朝则处于篡夺频仍，朝政腐败，国势凌夷的时候。他的 父辈受到北魏朝廷的重用，而拓跋氏变夷为夏的各种改革，都促使他产生由 元魏一统天下的思想。拓跋秦挥军南下，势如破竹，直抵长江北岸，这是不 久以前的事情，郦道元当然知道。现在，胸怀大志的元宏亲政，正在从各方 面进行准备，决心要实施他入侵南朝，统一全国的大业。在挥师南下以前，
为了巩固北方的防务，因而于太和十八年亲自出巡六镇，直到阴山一带。这 一次边疆巡行，郦道元就是随行人员之一，当时他年齿甚幼，官秩很低，但 却能入选为随行人员，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郦氏家族所受到的信任，另一方 面也说明了郦道元的才华意气深得拓跋朝廷的赏识。所有这一切，郦道元当 然心领神会。他显然希望，两个世纪的南北分裂，将由元宏这位英明的国君 来结束，两汉以来的大一统国家又将出现。
郦道元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向往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者，并不是偶然的。
他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版图广大的王朝的概念，如上所述，当然是从他的 广泛阅读和父辈的教育中得到的。但是他之所以向往这样一个广大而统一的 祖国的再次出现，却是受了北魏王朝励精图治的几位国君如拓跋焘特别是元 宏的影响。不过他没有料到元宏的中道崩殂，也没有料到国势就从此一蹶不 振。他眼看祖国统一无日，而锦绣河山支离破碎。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他 潜心于《水经注》的撰写，通过著述以寄托他热爱祖国和渴望祖国统一的胸 怀。
《水经注》一书成于何时，历来说法不一，但它是郦道元后期之作，却
是没有疑问的。贺昌群在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水经注疏》卷首的《说明》
中，认为此书成于延昌、正光间（５１２—５２５）；岑仲勉在《水经注卷一笺校》
①中，认为此书成于延昌、孝昌间（５１２—５２７）；日本郦学家森鹿三认为此书 成于延昌、神龟到正光五年的十年之中（５１２—５２４）。②按《水经注》全书中 出现的最后一个有具体计数的年代是延昌四年（５１５），③不过在这个年份以 后，尚有几个虽未计数却仍可查核的较延昌四年更晚的年份。例如卷三十《淮 水》经“又东过钟离县北”注：“淮水又东迳浮石山，山北对巉石山，梁氏 天监中，立堰于二山之间，逆天地之心，乖民神之望，自然水溃坏矣。”这 里，作为南朝年号的梁天监，始于 ５０２ 年，终于 ５１９ 年，长达十六年，似乎 难以捉摸。但注文所述浮山堰的成败过程，在《梁书・康绚传》中却确然可 考，此堰成于梁天监十三年（北魏延昌三年），溃于天监十五年八月，时当 北魏熙平元年。郦注既然记及此堰的“溃坏”，则事涉熙平元年，这个年份 较《水经注》的延昌四年晚了一年。又 卷十六《穀水》经“又东过河南县北，
东南入于洛”注：“水西有永宁寺，熙平中始创也”。按北魏熙平是 ５１６—
５１８ 年，此条或又晚于《淮水注》的熙平元年。又卷二十六《沭水》经“又 南过阳都县，东入于沂”注：“魏正光中，齐王之镇徐州也，立大堨，遏水 西流。”按正光是 ５２０—５２５ 年，距郦氏被害已不到十年。
所有这些，都证明《水经注》撰写于郦道元的后期，正是胡太后临朝，
朝政腐败至于不可挽回之时。北朝的兴盛时期已经过去，而南朝也处于一种 奢靡腐败，苟且偷安的局面之中，郦道元显然明白，在他的有生之年，一个 版图广大的统一祖国是不可能出现了。但他并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尽管事 不可为，他把这种希望寄托于撰述，潜心写作，把他的全部爱国主义感情倾 注在《水经注》这样一部巨著之中。
当郦道元出生之日，国家分裂已经超过一个半世纪，除了干戈扰攘以外，
他毕生从来没有看到过统一的国家。但是他著述《水经注》却以西汉王朝的 版图为基础，这就是他心目中的大一统，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精髓所在。
有人认为《水经注》叙述的空间范围是由《水经》决定的。这话其实不对，
因为选《水经》作注，乃是郦道元自己的决定，是他的祖国一统思想的反映。
何况《水经》简列河川源流，并不包罗西汉版图，例如朱崖、儋耳二郡（今 海南岛），因与《水经》所述河流无涉，并不载入《水经》，但郦道元却并 不轻易放过，以之附于《温水注》的记载之中，而且写得非常详细：
朱崖、儋耳二郡，与交州俱开，皆汉武帝所置，大海中，南极之外，对 合浦徐闻县，清朗无风之日，遥望朱崖州，如囷廪大，从徐闻对渡，北风举 帆，一日一夜而至，周迴二千余里，径度八百里，人民可十万余家，皆殊种 导类，被发雕身，而女多姣好，白皙、长发、美鬓、犬羊相聚，不服德教。
一个足迹绝未南下的北人，对于这两个在遥远的南方大海中的、建置短 暂的西汉属郡，竟叙述得如此详细，这只能说明他如何地向往历史上出现过 的那繁荣昌盛的大一统局面。
前面已经提及，郦道元原来把这种大一统的局面，寄希望于汉化了的北
① 《圣心》第二期，1933 年，又收入于《中外史地考证》上册，中华书局，1962 年版。
② 《郦道元略传》，《东洋史研究》第六卷第二号，1941 年。
③ 卷二十九《比水》经“比水出比阳东北太胡山，东南流过其县南，泄水从南来注之”注：“余以延昌四 年，蒙除东荆州刺史。”
魏王朝，但是在元宏去世以后，急转直下的形势，使他在这方面的希望成为 泡影。因此，在《水经注》的撰述中，在这方面已经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
要说政治倾向，当然也可以说有，那就是他通过此书的撰述，诚挚而热情地 表达了他的祖国大一统愿望。在当时，南北存在着两个敌对的王朝，尽管他 自始至终一直服官并且忠诚于北朝，但是在《水经注》的文字中，毫无这种 思想感情的流露。虽然南北分裂的现实不容改变，但他的著作绝不以南北为 鸿沟。甚至在许多地方使用南朝的年号。他的这一举动，竟使清初的郦学家 为之愕然。
清初郦学家全祖望曾向另一郦学家沈炳粪借阅其《水经注集释订讹》稿 本，事后撰有《沈氏水经注校本跋》一文，①文中就述及南朝年号之事。卷三
《河水》经“又东过云中桢陵县南，又东过沙南县北，从县东屈南，过沙陵 县西”注中有“其水东南流，过武川镇城，城以景明中筑”一语。沈炳巽在 稿本中把“景明”错忆作“景平”，沈氏在此注云：“景明是宋少帝年号”。
全祖望看出了沈氏的错讹，加注说：“愚谓非也，善长岂用南朝之年乎？”
可惜这两位学者到死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弄明白，沈炳巽当然是记忆的偶误，
他看到的“景明”这个年号，其实是北魏世祖的年号，但他误作宋少帝的年 号（景平），让他大吃一惊，全祖望在吃惊之余，悟到了沈氏的错误，才理 应正当地指出：“善长岂用南朝之年乎？”对他们来说，这种吃惊是毫不足 怪的，就在他们以前不久，庄廷■纂《明书》，正因使用了“隆武”、“永 历”等南明年号，竟至于合族受戮，牵连无计。他们怎能想得到，郦道元却 真真实实地在《水经注》中使用了不少南朝年号呢？
或许可以说沈炳巽、全祖望二人的读书都不算很仔细。当然，在这方面 也找得到原谅他们的理由，康熙年代的这场文字狱，吓得他们连想都不敢想 一想。沈炳巽误忆作宋少帝年号的这个“景平”，后来确实在卷三十五《江 水》经“湘水从南来注之”注中出现：
南对龙穴洲，沙阳洲之下尾也，洲里有驾部口，宋景平二年，迎文帝于 江陵，法驾顿此，因以为名。
这里的宋少帝年号“景平”是当真的，估计他们二位都被庄廷■的案子 吓丧了胆，做梦都想不到身为北朝命官的郦道元当真在他的著作中使用南朝 年号。其实，我说他们二位读书不仔细也不算过分，因为郦氏使用的南朝年 号实在不少。全书第一个南朝年号在卷五《河水》经“又东过茌平县西”注 中出现：
宋元嘉二十七年，以王玄谟为宁朔将军，前锋入河，平碻磝，守之。
元嘉二十六年（４５０）时当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正是拓跋焘挥大军长驱 南下到达长江北岸的这一年，郦道元竟在这一年的另一场碻磝之战中用了南 朝年号，真是不可思议。卷五以后，从卷六到卷二十七，没有发现南朝年号，
但从卷二十八《沔水》起，南朝年号一时大量出现，卷二十八《沔水》，卷 二十九《湍水》，各有“元嘉”年号，卷三十《淮水》有梁“天监”年号，
卷三十二《肥水》有宋“泰始”、宋“无徽”、齐“建元”、齐“永明”年 号，卷三十五《江水》有来“元嘉”、宋“景平”、宋“泰始”年号，卷三 十六《温水》有宋“元嘉”年号，卷三十八《湘水》有宋“元嘉”年号，卷 三十九《赣水》有宋“景平”年号。而且往往在一卷中反复使用，例如《江
① 《全氏七校水经注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