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
博學明辨 發覆求真
──楊富學著《回鶻文獻與回鶻文化》評介
王紅梅
西華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楊富學博士的學術新撰《回鶻文獻與回鶻文化》，二○○三年九 月已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全書凡四十六萬言，書前有國際著名回鶻文專家耿世民教授與敦煌 學專家齊陳駿教授撰寫的序文二篇。
楊富學博士是目前我國回鶻學界成果最為豐碩的學者。他長期致力於古代敦煌、吐魯番 出土古代回鶻文獻的研究，通過這些文獻以研究古代回鶻之文化、語言及宗教等，取得了可 喜的成就。目前已出版學術論著九部，其中專論或旁及回鶻的就有六部：《沙州回鶻及其文 獻》（甘肅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五年）、《西域敦煌宗教論稿》（甘肅文化出版社，一九九 八年）、《回鶻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西域敦煌回鶻文獻語言研究》
（甘肅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中國北方民族歷史文化論稿》（甘肅人民出版社，二
○○一年）及《回鶻文獻與回鶻文化》。其中《回鶻文獻與回鶻文化》是最為深入系統而又 詳細完備的論著。
本書作者具有一種鍥而不捨、堅韌不拔的敬業精神，令人敬仰。他早在蘭州大學歷史系 讀本科時即對維吾爾族的歷史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畢業時直接考入新疆大學歷史系，師 從蘇北海先生專攻維吾爾族歷史與文化，還專門選修了維吾爾語，後又赴印度德里大學（Delhi University）和英迪拉‧甘地國立藝術中心（Indira Gandhi National Centre for Arts）進修梵文 與佛教，為其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功底，誠如耿世民先生在為該書所寫的序言中所說：
知識面相當寬廣，舉凡語言學、歷史學、宗教學、民族學、民俗學、考古學等無不涉 獵，縱橫捭闔，遊刃有餘，開風氣之先。
近十餘年來，楊博士一直致力於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回鶻文文獻的整理及相關的歷史、
文化的研究工作，孜孜矻矻，《回鶻文獻與回鶻文化》正是他多年來精心研究探索的結晶。
該書重點利用現已刊布的敦煌、吐魯番回鶻文文獻資料，結合漢文史籍和考古發現，全面系 統地論述了佛教流行時代的回鶻文化，體系完備、綱舉目張、資料翔實、論述嚴謹、觀點精 當、語言簡練，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如所周知，回鶻文是中亞諸突厥民族在採用阿拉伯文字母之前使用最廣、保留文獻較多 的一種文字，在九至十五世紀間，廣泛應用於河西走廊、新疆、中亞等地，人們用這種文字 創作了大批的優秀文學作品，記錄了豐富的社會經濟文書，還抄錄、翻譯、刻印了許多宗教 典籍。在諸種文獻中，宗教典籍所佔比重最為巨大，其中又以佛教經典居多，此外還有摩尼 教、景教文獻和道教文獻等，但在十五世紀以後，隨著佛教在回鶻中的衰亡和伊斯蘭教的興 盛，阿拉伯文逐步取代了回鶻文，回鶻文於是成為無人知曉的「死文字」，文獻大量佚失，
僅有少數劫後餘孤因被埋藏於地下而得以倖存至今，成為我們研究維吾爾族古代歷史文化的 最重要的依憑。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以來，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日本、瑞典、芬蘭、
丹麥等國的探險隊紛至遝來，在敦煌、新疆等地進行考古發掘，掘取了十萬件左右的古代文 獻，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就是用回鶻語文書寫的。自十九世紀末以來，國外大批學者投身於對 古回鶻文古文字的解讀和文獻的刊布研究，使回鶻文獻學一躍成為國際突厥學研究中最為活 躍，成就也最為巨大的領域。
反觀我國，情況卻不容樂觀，從事於回鶻古文獻研究的學者寥若晨星，通過古文獻以專 門研究回鶻文化者更是屈指可數。在國內介紹回鶻文獻與回鶻文化方面的專著，除了前文所 列楊富學博士的著作外，比較重要的尚有耿世民著《維吾爾族古代文化和文獻概述》（新疆 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牛汝極著《維吾爾古文字與古文獻導論》（新疆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回鶻佛教文獻──佛典總論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鶻文佛教文獻》（新疆大學 出版社，二○○○年）和李經緯著《回鶻文社會經濟文書研究》（新疆大學出版社，一九九 六年）等。這些著作各有千秋，各具特色，都對回鶻文獻或回鶻文化的某一方面進行了有益 的研究。
楊君的《回鶻文獻與回鶻文化》，以前人的研究為基礎，以豐富的史料和新穎的學術觀 點，全面論述了佛教流行時代的回鶻文化，立論於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回鶻文獻之上，獨步 學壇，不惟國內，即使在國際學界，也是多有超邁之處的著作。全書由緒論、上篇、中篇、
下篇、附錄等部分組成，並收錄了許多珍貴的圖片資料，增加了該書的學術價值。
緒論部分篇幅不大，但精到之處卻不少。作者用精練的語言概述了回鶻的歷史發展脈絡，
進而探討回鶻文化的特質，指出回鶻文化兼備草原與農耕文化的雙重特點，故而比北方遊牧 民族更容易接受農耕文化，尤其是漢文化；比起漢文化來，回鶻文化又更容易為北方民族所
解看似簡單，但要認識到這一點卻非易事，以筆者之孤陋寡聞，此前未見如此獨到之論。解 決了這一問題，對下篇論述回鶻與周邊民族的文化聯繫具有重要的作用。
上篇論述了回鶻語文獻的發現、收藏與研究狀況，由七章組成，分別敘述了佛教文獻、
摩尼教文獻、景教文獻、文學作品、社會經濟文書及其他文獻，這些文獻是研究佛教流行時 代回鶻文化最基本的資料，也為後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獻資料。
中篇是全文的核心，共有四章組成，重點研究了回鶻語文、宗教、文學和科學技術四個 方面的內容。
第一章「語言文字」，依據敦煌、吐魯番乃至蒙古高原發現的文獻和碑銘，證實回鶻人 歷史上曾使用過回鶻文、摩尼文、漢文、突厥文、粟特文、婆羅迷文、藏文等多種文字，並 指出其文字的演變與宗教的傳播及興衰有著密切的聯繫，為直觀起見，對每種文字都附以圖 片或字母表，使讀者可一目了然，反映出作者嚴謹審慎的治學態度。本章重點探討了回鶻文 的來源及演變。文中利用敦煌、吐魯番等地出土的回鶻文及其他文獻，結合漢文史籍的記載，
從回鶻文的字型及其創制的歷史背景進行分析，認為回鶻文的來源應為粟特文，從而否定了 學術界長期流行的福音體文字說，並指出回鶻文創制之初，字母並不固定，先為十八個，後 發展為二十三個；回鶻文的得名來自蒙古人的稱呼，回鶻文對後世蒙古文、契丹文、滿文的 形成曾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第二章「宗教信仰」，這是令學界最感興趣的課題，回鶻人的宗教信仰之複雜、演變之 快速，也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課題。大凡在古代絲綢之路上曾經流行過的宗教，差不多都曾 被回鶻人信奉過，如薩滿教、摩尼教、佛教、景教、祆教、道教，莫不如此。這些宗教都曾 對回鶻文化的發展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其中尤以佛教和摩尼教最巨。該書對這些宗教一 一進行了論述。薩滿教是原始的世界性宗教，作者分析了薩滿教在摩尼教傳入前後的地位變 化及其遺存。在摩尼教傳入之前，薩滿教傳播最廣，儼然享有國教的地位，摩尼教傳入之後，
薩滿教受到致命的打擊，逐漸衰落下去。但是，薩滿教的影響卻始終存在，敦煌、吐魯番等 地出土了一些回鶻文解夢、相面之類的文獻，表明了薩滿教在回鶻中的遺存及演變。摩尼教 在回鶻人中的傳播歷程，史書絕少記載，目前對該領域的研究也不多。楊先生利用回鶻碑銘
〈九姓回鶻可汗碑〉、〈牟羽可汗入教記〉，闡析了摩尼教在回鶻中曲折而頗為艱難的傳播 經歷。
佛教是回鶻歷史上流行時代最久遠、影響最深遠的世界性宗教，在國內外的學術著作中 頗多研究著作，而且楊先生多年來一直也關注回鶻佛教的研究，成果連篇累牘，在此不作贅 述，只是提醒一句，該書對回鶻禪宗、天台宗、五台山信仰及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對回鶻影 響等問題的論述，都是發覆之作，須格外關注。
關於景教在回鶻中的流傳，較少有人關注，楊先生利用中外各種資料和文獻，詳細考證 了景教在回鶻人中的嬗變傳播，重點闡述了元代回鶻景教的發展流變。作者通過對漢文史籍 中「波斯僧」的考辨，反駁了學界過去將「波斯僧」視為摩尼教徒的看法，將其釐定為景教 徒。蒙元時期，著名畏兀兒景教高僧拉班‧掃馬在近東的活動及歐洲之使，對加強元朝中央 政府與西亞伊兒汗國乃至歐洲基督教國家的聯繫與溝通起到了重要的津梁作用。作者經過詳 細考證，指出拉班‧掃馬西行前的修行之所應是北京西南郊區三盆山中的十字寺，此說對確 立十字寺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地位不無意義。
道教也曾在回鶻人中流傳過，但鮮為人知。作者沙裡淘金，從大量的回鶻文獻中搜揀出 道教文獻殘片數件，既有《易經》譯文斷片，也有道教符篆，還有星占文獻，由此可以看出 漢文化對回鶻文化的巨大影響。
回鶻人的科學技術是前人少有涉及的問題，該書獨步這一冷僻領域，深入探討了古代回 鶻的科學技術歷史，諸如天文學、曆法、印刷術及醫學等，填補了國內外學術研究上的空缺。
作者認為回鶻的天文學與曆法，既有中原的影響，也有印度、波斯等多種文化的交互影響，
更有自己的特色。古代回鶻人最初以十二生肖紀年，然後借用了漢族的干支紀年法、波斯的 七曜曆以及五行與屬相相結合的曆法，糾正了學界對「開元七年曆」的不妥認識，指出「開 元七年曆」其實就是七曜曆。作者對回鶻印刷術的研究用力較勤，十多年來一直研究不輟，
先後發表過〈敦煌研究院藏回鶻文木活字〉[註 1]、〈Uighur Wooden Movable-Types from Dunhuang and Related Problems〉[註 2]等論文，該書又利用多種回鶻文印本及其題跋資料，全 面論述了回鶻文印刷術，尤其是回鶻文木活字的問題，匡正糾謬，厥功不小。
下篇論述了回鶻與周邊民族的文化交流，這是作者獨領風騷的領域。作者以其廣博的知 識基礎和綜合研究的能力，縱橫捭闔，通過文化比較法、語言比較法與文獻比較法的綜合運 用，探尋出北方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線索。作者在下篇依次論述了漢文化對回鶻的影響、吐蕃—
回鶻文化之關係、回鶻文化對契丹、西夏以及金與蒙古的影響，因篇幅有限，不能一一敘述，
茲略舉數例。
在第三章中楊先生從職官制度、宗教信仰、語言文字、族源傳說等方面，闡釋了回鶻對 契丹的影響。作者考證了契丹後族述律／簫氏家族應為回鶻後裔，探討了簫氏家族對遼朝佛 教發展的作用。作者對「契丹小字源於回鶻文說」、「契丹字仿突厥字母說」做了辯正，進 行了獨到而中肯的分析。尤其是文中對回鶻—契丹族源傳說關係的辯證，為中國北方民族的
「神人」、「天女」族源文化的研究開闢了新途徑。
接下來的「回鶻僧與《西夏文大藏經》的翻譯」，則利用考古發掘的新資料，考訂了翻 譯西夏文《大藏經》始末的具體年代，深入論證了主持翻譯工作的國師應為龜茲的回鶻高僧，
最後，該書還附錄了對回鶻文文獻〈折叱王的故事〉和〈雜病醫療百方〉的譯釋，這是 兩篇極有價值的文獻。前篇對探討回鶻文學、語言富有參考價值，後篇是回鶻文寥寥無幾醫 學文獻中的稀世珍寶，對瞭解回鶻醫方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新成果來自新史料、新方法，這正是《回鶻文獻與回鶻文化》成功之處。從該書新史料、
新觀點、新成果中可見楊君的學術功底以及忘我的敬業精神，這正是我所欽佩的。該書的出 版，是我國回鶻文化研究中的一座里程碑，將我國回鶻學的研究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作 為同行和追隨者，我不能不為此書的刊行叫好，故而草成此文，以求教於楊先生與學界同仁，
拋磚引玉，希望喚起學界同仁對這部學術新撰的足夠重視。
正如世上難有無暇美玉一樣，該書同樣也存在著一些可供商榷的問題（儘管不多），如，
一九一○年俄國學者馬洛夫於酒泉文殊溝發現的回鶻文《金光明最勝王經》，習稱「文殊溝 本」，該書卻以其抄寫於敦煌而稱之為「敦煌本」，似有未妥之嫌；第五一四頁中將toquz-un ylyvrlig 譯作「第九個國王」則是明顯的失誤。這是一個用法特殊的短語。將 toquz-un 譯為
「第九」準確無誤，ylyvalig 若分開使用，可以解釋作「國王」，合在一起即應為「五十」，
且其後又省略了ptr.（頁），故極易引起誤解。正確的譯法應為「第九品，第五十頁」，這樣 的解讀錯誤雖僅此一見，但關係到對文意的理解，不能不予以說明；第五三七頁將 mur 和 pitpidi 分別解釋作「辣子」和「胡椒」也是不正確的。mur，誠如作者所言，借自梵語的 marica 或 maraca。《突厥語大辭典》收有該詞，[註 3]釋之為「辣子」，作者未查，沿襲其說，其實 在梵語中，mur 指的是胡椒；pitpidi 源自梵語之 pippali，波斯語之 pilpil，不是「胡椒」，而 是「長胡椒」。漢文載籍多譯之為「蓽拔」或「蓽茇」等。此外，該書以全新的史料與方法 探討了回鶻與漢、藏、西夏、契丹、女真、蒙古的文化關係，值得稱道，但未立專章研究回 鶻與印度的文化關係，又給人一種未盡善之感，因為印度文化對回鶻的影響也是相當大。據 聞，作者近期正致力於國家博士後基金專案──《 印度文化對回鶻民間文學的影響》，無 疑，此舉可彌補《回鶻文獻與回鶻文化》中的缺憾。
【註釋】
[註 1] 載《敦煌研究》（一九九○年）第二期，第三十四－三十七頁。
[註 2] 載段文傑、茂木雅博主編，《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紀念孫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蘭州：甘肅 人民出版社，二○○一年）第三四六－三五○頁。
[註 3]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語大辭典》維吾爾文本（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第一 卷，第四四七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