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戰略三角理論與文獻分析
美、中、台三邊關係長期以來一直是國際關係研究者所關注的焦點，在東亞的國際體 系與區域安全之中，台海局勢的走向以及美國與海峽兩岸之間的互動關係直接影響整個亞 太地區的均勢與安定，對於台灣而言更是全體國人關切的議題。在全球佈局與經貿交流的 交互作用下，「戰略考量」遂成為美、中、台三方互動最主要的立基點，三邊關係亦藉由 此而開展。台海局勢的穩定與波動直接受到美國因素、中國因素、台灣因素等三個國際面 向的制約。以新世紀美國國家戰略的觀點觀之，2000年小布希（George W.Bush）總統所率 領的共和黨政府，在其共和黨黨綱中明白指出美國在亞洲最大的挑戰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1宣示了中國在亞太區域的快速發展與在國際政治中的強勢崛起，受到美國的強烈關注與 戰略緊張。如何持續維持美國在亞洲的霸權乃至於國際社會的超強領導地位，取決於美國 在各議題面向上如何與中國互動及完善處理台海問題。另一方面，由中共中央的立場觀 之，中國大陸自1979年經濟改革以來，經濟實力即迅速增強並帶動其綜合國力的發展，逐 漸成為東亞區域中的崛起強國，中國大陸如何因應美國的全球霸權乃至於爭取在國際舞台 上嶄露頭角的機會，台灣問題是不可輕忽的重要變數。妥善解決台灣問題不僅是中共在國 際政治上以及對美關係中相當重要的一環，亦是觀察其穩定執政能力指標項之一。從台灣 的角度而言，在全球資本主義的作用下，台灣對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日益加深，2台灣藉 由台商在中國大陸市場的努力開拓，讓台灣保持了經濟層面的競爭力，然而，中國大陸不 放棄對台動武的可能性、國際外交上的矮化與打壓以及佈署對台導彈數量的增加，卻也是 不爭的事實。台北與華盛頓近年來則因對於「一中原則」的論述不同、對美軍售案遲遲未 能推動和台灣執政當局追求台灣正名的意識形態之爭產生嫌隙，其華盛頓－台北的戰略合 作關係已呈現出貌合神離漸行漸遠的態勢。有鑑於此，台灣如何擺脫中國大陸的軍事武力 威脅、爭取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建構兩岸的經濟合作及強化與美國的經貿緊密度，藉以 穩定台海局勢發展成為台灣的首要課題。
1 George W.Bush,” A Distinctly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Simi Valley, Califorina,November 19,1999,p.4.
2 經過多年來的兩岸經貿往來，雙方已有近1757億6450萬美元的貿易額往來（自1988年至2005年9月止）。
其中1988年雙邊貿易額是27億2090萬美元，至1995年首度突破100億美元大關，貿易額高達114億5700萬美 元。相關統計數據請參閱：陸委會，《兩岸經濟統計月報》，第155期，2005年9月，頁26。
本章著重於美、中、台三方互動關係的模式分析比較，將研究分析的焦點置於華 府
－ 北京 、 華 府 － 台北 、 台 北 － 北 京三個兩兩相對應的互動關係所組合而成的戰略三角 結構，將戰略三角（strategic triangle）的理論內涵導入兩岸關係的研究框架中，3從國家權 力、經貿以及戰略的角度分析美、中、台戰略三角互動模式的過程，檢視戰略三角與美、
中、台三邊關係的運用變化。
第一節 戰略三角的理論背景
關於戰略三角的理論研究主要是源起於冷戰時期美、中、蘇三方的均勢（balance of power）狀態，這一段既抗衡又合作的弔詭歷史經驗遂成為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研究中的 一項主題。一般而言，國際關係學界普遍將美、中、蘇三角關係視其為大戰略三角（great triangle）；相對而言，美、中、台三角關係則稱為小戰略三角（mini-triangle）。戰略三角 自Lowell Dittmer於1981年賦予其實質理論內涵後，戰略三角便經常被用以分析國際間三角 關係的互動模式。近年來，戰略三角理論更成為國內外學者在分析美、中、台三方互動關 係時重要的研究途徑之一。4
壹、 戰略三角的內在因素、外在因素與延伸關係
戰略三角一詞首見於1970年Michel Tatu在《The Great Power Triangle Washington-
Moscow-Peking 一書中所提出，然此一時期關於戰略三角的名詞界定僅僅是對於外交或
軍事關係作現狀的描述，而非具有學術理論建構的意涵。直到1981年Lowell Dittmer率先提 出戰略三角分析架構的雛形，將「賽局」（game theory）的概念帶入戰略三角之中，正式
3 兩岸關係從來就不只是北京與台北之間的問題。表面上是兩者之間的問題，實際上卻存有諸多國際層面的 因素，可以左右其結果。美國因其與亞洲國家每年近六千億美金的貿易總額，及在亞太地區的安全戰略考 量，顯而易見地，華盛頓在兩岸之間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4 對於美、中、台三邊關係與兩岸關係的其他理論性研究途徑中，有涉及兩岸互動面向的整合理論、分裂國 家模式、大小政治實體模式、博弈理論；國內政治面向的選票極大化模式、國家與社會模式、政治心理學；
以及國際環境面向的國際體系途徑與認知模式等。詳情請參閱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 論》，（台北：五南出版社），（1999年）。
賦予戰略三角理論內涵之後，始確立了戰略三角的理論建構基礎。5
將戰略三角視為一種模式（model），可以幫助研究者對於三邊互動的現實作有系統 的條理分析，掌握戰略三角互動模式的運用則能更有效地掌握國際體系的變遷。6戰略三 角模式將分析層次（level of analysis）專注在國際層次的分析，7從國際體系中的權力結構
（包含政治、經濟、甚至象徵層面）探討三方行為者各自的行動、兩兩之間的雙邊互動，
乃至於三方行為影響下的三角關係，8依此建構「體系結構」與國家互動所造成的影響。
戰略三角，質言之，探討的是在賽局中行為者各自扮演的角色，與隨之而來的對應關 係。在此分析架構中，Dittmer確立了該理論架構的三項適用條件：（1）賽局中的三方皆 為擁有獨立主權的理性行為者（排除了非理性的不可預測性），且在戰略上有相當程度的 密切性。（2）三角關係中任何一組雙邊關係的改變，都會影響其他另外兩組的雙邊關 係。（３）國家安全是所有參賽行為者的主要戰略考量。9任何滿足以上特定條件的三角 關係，皆可運用戰略三角理論加以解釋之。Dittmer並以構成規範（rule of entry）來界定參 與賽局的戰略三角成員國，構成規範是戰略三角理論的要義，明確點出了滿足戰略三角架 構的基礎條件：（1）三方行為者主觀上認定三者共處於一個三角架構之下，在與對手國 互動時會考慮第三國因素。（2）當某國之國力（政治、經濟、軍事實力）足以使其在三 角架構中任意選擇某國而無須顧慮時，則該國完全適格成為戰略三角成員；（3）三角中 的任何一方行為者，和其他行為者之間不可出現穩定且持續的同盟關係，否則將無法轉換 戰略三角的類型。10
5 Lowell Dittmer，The Strategic Triangle：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World Politics，vol.33，
no.4（1981），pp.485-516。
6 Gerald Segal,，The Great Power Triangle，(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 1982)，pp.2。
7 國際關係領域有觀分析層次的探討，起源於Kenneth Waltz的著作《人、國家與戰爭》（Man, The State and War），Waltz將其對戰爭起源的分析整理為三個層次論證：一、個人層次的分析；二、國家層次的分析，
針對決策程序來檢視國家內部穩定，預測國際衝突的可能性；三、國際層次的分析，從國際體系的權力結構 探討國際衝突的由來。詳情請參閱：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文化），（2003年），
頁40-45。
8 同註57，頁41。
9 紀凱露，＜國力不對等戰略三角模式之研究＞，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6月），頁 14。
10 莊文一，＜從孤雛到夥伴：台灣在後冷戰中、日、台三邊關係的角色提升＞，《展望與探索》，第四卷第
綜觀上述的條件陳述，可推知三角關係中的行為者在某個程度上，都能自由地與另外 兩個行為者進行合作或對抗，而非呈現出僵化無法變動的三角關係。11換句話說，戰略三 角架構有其主、客觀要件。12從客觀層面析之，三角架構中的三方皆為理性行為者，且這 三個行為者能根據其自身的意願與任何另一方進行合作或對抗，即三方彼此之間有合作的 可能，亦存有衝突爆發的潛在性。13在主觀上，三角關係中的各行為者，皆意識到自身對 於其他任何一方的政策與行為，會對第三方造成影響，甚至有所反應。由此觀之，三個行 為者彼此之間呈現出戰略上的緊密性（strategic salience）。因此，三角關係中任何一個雙 邊關係的變化，都將產生「三重反應」（triadic response），帶動另外兩個雙邊關係的轉 變。14
筆者認為，戰略三角汲取了「理性抉擇制度主義」（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的 概要，並將其運用在三角關係的互動模式之中，呈現出追求自身利益極大化的極致表現。
15處於三角關係中的各行為者，在滿足自身利益極大化的前提下，藉由調整與另外兩個行 為者的雙邊關係，以獲取效用最大化的表現。同時，為因應其中一組雙邊關係的變化，另 外兩方的行為者勢必會採取相對應的行動，以維護原先的利益，甚至藉以獲取更大的利 益。進一步來分析，三角關係中的各個行為者，各自以「放大鏡」來檢視其他兩個參賽者 的行為，深怕任何一個枝微末節，都有可能會導致三角關係的質變，致使戰略三角結構的 整體轉換。
四期（2006年4月），頁296-297。
11 劉志攻，＜台北-華府-北平三角關係＞，《問題與研究》，第二十五卷第五期（1986年）。
12 涂志堅、唐欣偉，＜從總體觀點看柯林頓政府時期的美「中」台戰略三角＞，《遠景季刊》，第二卷第二 期（2001年4月）。
13 同註57，頁342-343。
14 Lowell Dittmer，《The Strategic Triangle：A Critical Review, The Strategic Triangle :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New York：Paragon House，1987），頁33。
15「理性抉擇論制度主義」（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強調行為者會根據自身需求配合環境情境的考 量，做出合乎理性的反應，以行動來滿足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表現，達到效用極大化的極致。理性抉擇論制度 主義，起自William Riker、Kenneth Shepsle、Richard McCelvey、Barry Weingast等學者，其主張為：個體行 為者被視為是理性的，具有內在一致的偏好序列，而其行為目標是追求偏好所對應之效用的極大化。請參閱 徐斯勤，＜新制度主義與當代中國政治研究：理論與應用之間對話的初步觀察＞，「政治學與新制度主學術 研討會」，（2001年1月6日）；何思因、吳玉山主編，《邁入二十一世紀的政治學》，（台北：中國政治學 會，2000年），頁171-201；North, Douglass C. 著，劉瑞華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台北：
時報文化，1994年）。
在理解上述戰略三角的適用前提之後，以下將討論三角互動模式中的行為者關係，分 析行為者在戰略三角賽局中的互動準則。
在 戰 略 三 角 的 分 析 途 徑 中 ， 任 何 兩 個 行 為 者 之 間 的 關 係 ， 是 由 「 內 在 因 素 」
（endogenous factors）與「外在因素」（exogenous factors）所決定。16內在因素是指兩個行 為者在國家安全、政治、經濟以及意識型態等領域內的相互作用對彼此互動關係所造成的 影響；而所謂的外在因素則是論述兩個行為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受到第三方和這兩個行為者 之間的個別關係的影響。一言以蔽之，兩個行為者之間的關係與互動模式受到了內在因素 與外在因素的共同制約，決定了彼此之間的關係是敵對，或是友好，亦或是介於其中。
因為涉及不同層面的國家議題，包含兩方行為者之間的國家利益、經濟發展、政治制 度、國際地位以及意識形態的差異。因此，藉由內在因素所架構出的雙邊關係，會因為不 同的議題領域而產生不同的結果，彼此之間並不一定相同。例如，美國與中共分別受到地 緣政治與戰略佈局的考量，在東亞區域國際體系之中相互爭雄，但也可以為了處理北朝鮮 問題，召開六方會談作為建立戰略伙伴的溝通平台，謀求解決之道。外在因素，或是第三 者因素，主要是將第三方對其他兩方行為者所造成的個別影響，導引至戰略三角的總體層 面，分析三方行為者如何藉由外在因素的衝擊來調適三角結構的類型。以此觀之，A國對 B國的態度取決於A國和C國之間的相互關係，故外在關係可視之為一種「延伸關係」
（derivative relation）。為了將三方行為者的錯綜關係簡約為簡單的三角幾何圖形，吳玉山 試圖將 兩國 之間 的關係（ 兩方 行為者 的互 動）界 定為 「親 善」（amity）與 「敵對」
（enmity）兩種，親善用「+」號做表示，敵對則以「-」號為表示。於此同時，延伸關係 在理論上可以歸納出三種類型。假設A國對C國的態度原本是中性的（A國與C國之間沒有 任何國家利益的掛勾或糾葛），A、B兩國之間的關係以及B、C兩國的關係則是敵對的，
此時，決定A國如何考量與C國的互動關係時，內在因素並不存在，外在因素則成為主導 決策的關鍵因素。由於B國是A國的敵人，B國又與C國交惡，自然而然地，A國會對C國友 善，希望能結合C國的力量共同對抗 B國， 即「敵人的敵人是朋友」，或是「負負得
16 同註10，頁173。
正」，此為第一種延伸關係（見圖2-1）。
圖2-1：負負得正型
資料來源：吳玉山， 《抗衡或扈從- 兩岸關係 新詮》 ，（台北：正中書局 ），（1997 年10 月），
頁176 。
第二種延伸關係是「朋友的敵人是敵人」，亦可稱為「正負得負」（見圖2-2）。在 第二種延伸關係中，A、C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原本為中性（即雙方沒有直接強烈的巨大 衝突或合作），在這種情況下，影響A對C的交往態度就完全是由A、B和B、C兩組互動關 係來決定。由於A與B是親善的，且B與C之間是相互交惡的，在這樣的情境之下，C自然 而然地成為朋友的敵人。原因在於A受到朋友的壓力，以及出自於對於友誼的尊重，A自 然會對C採取敵視的態度。另一方面，因為C對A的地位和A對C的地位不同，也因此，C對 A的態度不能夠適用於第二種延伸關係。
圖2-2：正負得負型
資 料 來 源 ：吳 玉 山 ， 《 抗 衡 或 扈 從 - 兩 岸 關 係 新 詮 》 ， （ 台 北 ： 正 中 書 局 ） ， （ 1997 年 10 月），頁176 。
第三種延伸關係有兩個類型，都是關於對敵人的朋友的態度。一般而言，對於敵人之 友的態度似乎僅有敵對的唯一選項，然而，就國際現實層面來看，國際關係中各個行為者 的互動皆以理性抉擇為出發點，行為者經過冷靜計算後呈現出不同結果的國際關係。如果 敵人之友力量薄弱，或是冥頑不靈，則適宜採取敵對和制裁的態度，也就是「敵人的朋友 是敵人」。如果敵人的朋友具備相當的實力或是競爭力，在態度上有一定程度的彈性，則 應該加以拉攏，藉此來瓦解對手的聯盟，這就是「敵人的朋友是朋友」。以圖2-3為例，
倘若A和C的關係為中性，A與B則互相敵對，而B又和C親善。此時A對C的態度就必須視C 的力量大小和態度來彈性決定。A對C有可能是敵對，也有可能是親善，此類運作稱之為
「負正不定」。雖然無法直接從A、B和C之間的關係決定A對C的態度，然而這個態度仍 然是由外生因素所導致的結果，而非由A與C之間內生的，也因此這仍然是延伸關係的展 現。17
17 同註10，頁174-176。
圖2-3：負正不定
資料來源：吳玉山， 《抗衡或扈從- 兩岸關係 新詮》 ，（台北：正中書局 ），（1997 年10 月），
頁177 。
戰略三角關係中，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共同作用以決定兩國之間敵對或友好的關係，
18而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存在著相互配合或相互衝突的可能性。19在理性抉擇的原則下，當 行為者面臨國家安全的威脅時，外在因素成為決定雙邊關係的重要依據，另一方面，當行 為者未受到任何安全威脅時，內在因素成為主導雙邊關係的主軸。
總而言之，在一個戰略三角中，三邊關係便是透過外在因素對彼此產生影響。20當內 在因素與外在因素相互增強或抵銷之後，兩個行為者對於彼此的態度便可以確定，雙邊關 係的性質也較為明朗了。21
18 同註10，頁174。
19 同註10，頁174-175。
20 同註10，頁177。
21 同註10，頁177。
貳、 戰略三角的結構類型與角色地位
確立了雙邊關係與三方行為者的互動關係後，接下來探討在戰略三角運作中會出現的 結構類型與角色扮演。
當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相互融合後，三邊關係的性質（三邊為正、二正一負、二負 一正和三邊為負）也隨之確立了，此時，各方行為者在三邊關係中，也就代表著特定的角 色性質。Lowell Dittmer依據三角關係中任兩方之友好或敵對關係，並衡量雙邊關係的對稱
（asymmetry）與否，率先將戰略三角的互動模式劃分為四種類型與六個角色扮演。其角色 分別為：樞紐（pivot）、朋友（friend）、夥伴（partner）、側翼（wing）、敵人（foe）、
孤雛（outcast），此六種角色扮演將分別出現在不同的戰略三角結構類型當中。至於戰略 三角的結構類型，則依據三個雙邊關係之友好（以「+」為表示）或敵對（以「-」為表 示），歸納出四種戰略三角的結構類型（見圖2-4），各自為「三邊家族型」（Menage a trios）、「羅曼蒂克型」（Romantic）、「結婚型」（Marriage）與「單位否決」（Unit- veto）。22以下將分別介紹四個結構類型與六種角色性質，各自在戰略三角中的運用。
22 同註57，頁339。
圖2-4：戰略三角的四個類型
資料來源：吳玉山， 《抗衡或扈從- 兩岸關係 新詮》 ，（台北：正中書局 ），（1997 年10 月），
頁180-182 。
在三邊為正的三邊家族型三角中，三方行為者皆有效扮演著「朋友」（friend）的角 色，表示三方相互間維持友好的關係；在兩負一正的結婚型三角中，三個行為者中彼此親 善的兩方扮演著「夥伴」（partner）的角色，而作為夥伴敵對的行為者則具有「孤雛」
（outcast）的角色性質；兩負一正的結婚型三角轉換至兩正一負的羅曼蒂克型三角時，與 另外兩方行為者維持友好關係的行為者，其角色地位轉換為「樞紐」（pivot），其他兩方 行為者則扮演「側翼」（wing）的角色，且彼此相互敵對；在三邊為負的單位否決型三角 中，因每一個行為者皆與其他兩方行為者相互衝突，因此，三者間維持敵對關係，故每一 個行為者皆扮演著「敵人」（foe）的角色。23
23 同註57，頁343。
藉由四種不同戰略三角的類型轉換，六個戰略三角的角色也一一展現。
樞紐是戰略三角當中最為有利的一個角色（見圖2-5）。24它與另外兩個行為者（側 翼）皆維持了親善的關係，兩個側翼彼此之間卻是敵對的關係，也因此樞紐可以搖擺於兩 翼之間，爭取利益極大值。基於理性抉擇的前提，當兩翼為了爭取樞紐的支持或友誼，會 相互競爭加碼給予扮演樞紐角色的行為者利益。同時，樞紐也可以善加利用其角色地位以 促使兩翼之間相互猜忌，防止兩翼和好或結盟。一方面可強化樞紐地位的重要性，增加兩 翼追求樞紐青睞的動機，另一方面亦可避免兩個側翼之間的同盟與合作，藉以持續強化樞 紐地位的鞏固。由此觀之，樞紐的利益其實是建築在第三種延伸關係之上，25所以它必須 保持本身一定的實力，以及對於兩翼態度上的彈性。
圖2-5：樞紐與側翼
資料來源：吳玉山， 《抗衡或扈從- 兩岸關係 新詮》 ，（台北：正中書局 ），（1997 年10 月），
頁180 。
24 同註10，頁178。
25 同註10，頁178。
在羅曼蒂克型的戰略三角中，樞紐對應於兩翼而言，皆為其敵人的朋友，象徵著值得 去爭取的對象，所以側翼會對樞紐非常親善，極力拉攏。以圖2-6為例，當側翼C對樞紐A 的態度不夠積極時（側翼C與側翼B的關係無任何變化），樞紐A便自然地擺向（tilting toward）側翼B，此舉改變了原先三角關係的均衡，進而有可能會連帶轉換戰略三角的結 構類型，側翼C為了避免原本三角結構的均衡被破壞，不得不加強改善對樞紐A的態度，
以維繫三角關係的穩定。
圖2-6：樞紐與側翼的互動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樞紐也必須保持本身一定程度的實力，並對兩翼的態度皆維持彈性。如果樞紐的力量 太小，處於側翼的任一行為者皆有可能使用武力或是訴諸經濟制裁、國際輿論等不同形式 的外部壓力（外在因素），迫使樞紐改變對另一側翼的態度，導致三角結構的實質轉變。
另一方面，若樞紐不具有彈性，對於兩個側翼中的任一行為者維持穩定的親善關係，則不 僅不合乎戰略三角的運用模式，也將迫使另一翼失去追求樞紐的動機，轉而將樞紐視之為 敵人（三角結構將從羅曼蒂克型轉換成結婚型）。
因此，在戰略三角賽局中，當行為者位於樞紐時，其意涵為擁有參賽三方中的唯一主 動權與優勢，一方面可保持與側翼之間的緊張關係以從中獲利；另一方面也必須具備一定
實力與任一側翼維持中立態度，以抵抗來自另一側翼的壓力。26唯要注意的是，兩翼之間 的內在因素常常不是樞紐可以控制的，27就此意義而言，樞紐常是一個可遇不可求的地 位。
羅曼蒂克型的三角結構最有可能會轉變成結婚型的三角結構。
位於羅曼蒂克型三角結構中的樞紐，在受到內在因素、實力不足的影響，或是與兩個 側翼其中之一維持長期而穩定的親善關係時，亦有可能是受到「朋友的敵人是敵人」（第 二種延伸關係）的影響，轉而向另一方行為者敵對，則三角結構亦隨之轉變，由羅曼蒂克 型（二正一負）轉變為結婚型（二負一正），其三方角色地位亦隨之變動。在結婚型三角 結構中，彼此保持親善關係的是「夥伴」，而另一方與兩個夥伴處於敵對的角色，稱之為
「孤雛」（見圖2-7）。
圖2-7：孤雛與夥伴
資 料 來 源 ： 吳 玉 山 ， 《 抗 衡 或 扈 從 - 兩 岸 關 係 新 詮 》 ， （ 台 北 ： 正 中 書 局 ） ， （ 199 7 年10 月 ） ， 頁 180。
26 同註10，頁302。
27 同註10，頁179。
在二正一負的結婚型三角結構中，夥伴與夥伴之間的親善關係，依靠著孤雛的角色來 維繫。從夥伴的視野觀之，另外一個夥伴都是其敵人的敵人，孤雛因此成為兩個夥伴彼此 共同的敵視對象，藉由第一種延伸關係（敵人的敵人是朋友）的作用，夥伴會對另一方扮 演夥伴角色的行為者表示友善，以強化另一方夥伴對孤雛的敵對程度。換而言之，對於任 何一個夥伴而言，孤雛都是它的朋友的敵人。以此觀之，夥伴如何調整對孤雛的敵視態 度，取決於它和另一個夥伴間彼此親善關係的強度。28
相較於樞紐，夥伴的角色地位自然不如其有利，然而在二負一正的三角關係中，夥伴 依然是最好的角色地位。因為兩個夥伴間的互動關係及其對孤雛的態度，皆受到另外兩組 關係的補強，因此，在結婚型三角關係中，夥伴的角色地位是相當鞏固的。
三角結構類型中，除了二正一負與二負一正的三角關係外，尚有三邊為正（家族型）
與三邊為負（單位否決型）的兩種類型（見圖2-8）。三邊為正的三角關係中，各方行為 者的角色地位皆為朋友，彼此親善。但在此結構中，任何一邊關係並不受到另外兩邊關係 的影響，以致無法導引出特定的親善或敵對關係。所以三邊為正的結構類型並不適用於戰 略三角。29
28 同註10，頁179。
29 同註10，頁181。
圖2-8：三邊家族型
資料來源：吳玉山， 《抗衡或扈從- 兩岸關係 新詮》 ，（台北：正中書局 ），（1997 年10 月），
頁182 。
在三邊為負的三角關係中，每一個角色都是敵人，且兩兩參賽者之間並不會合作以抗 衡第三方行為者。處於這種情況下，行為者根據「敵人的敵人是朋友」的延伸關係，必須 保持彈性，與任一方和解即可轉化敵對關係，晉升至夥伴地位。因此，區分主要敵人與次 要敵人成為主要關鍵。30
30 同註84，頁302。
第二節 戰略三角的文獻回顧
目前政治學界在研究戰略三角互動關係的相關文獻中，大致可區分為三種類型的著作
（見表2-1）。第一種是規範性文獻，目的在於向執政者提供政策性的建議或主張，具有 一定程度的國家價值取向。第二種為描述性的分析，其著重在已發生的歷史事件之陳述與 資料的組織。第三種類型是理論性的建構，主要是透過一般化概念或模型建構的方式，替 戰略三角過去的互動模式提供解釋，並加以預測未來三角關係的轉換與變化。31
本文以理論性的觀點探討美、中、台三方關係的互動模式及其轉變，故在文獻回顧方 面，將特別集中於美、中、台三方關係的理論性文獻，以規範性與描述性的文獻回顧為 輔，引導至國際關係中的戰略三角，使過往之案例有一個綜觀性的分析，以檢證理論的良 善與缺失。
表2-1：戰略三角之文獻回顧 文獻性質 研究領域
理論性 A：雙邊關係的互動，以及第三方因素在三角中的影響 B：三方角色並重
描述性 C：純粹歷史性回顧 D：個別重大事件分析 E：特定議題探討 規範性 F：政策研究
資 料 來 源 ： 紀 凱 露 ， ＜ 國 力 不 對 等 戰 略 三 角 模 式 之 研 究 ＞ ， 台 灣 大 學 政 治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2004 年6 月），頁14 。
31 同註10，頁3。
壹、 理論性文獻
戰 略 三 角 理 論 的 創 始 人 Lowell Dittmer ， 透 過 三 角 關 係 中 的 三 個 雙 邊 關 係 值
（positive/negative）與相互關係的對稱性，將戰略三角劃分為四種類型與六個角色扮演，
藉此分析1949-1981年的美、中、蘇三角關係的變遷，並進一步得出戰略三角的遊戲規則，
在於每一方均希望能同時與另外兩方維持正面關係，或至少能與兩者之一建立友好關係，
避免同時與另外兩方為敵。32Lowell Dittmer認為在1949-1981年之間，美、中、蘇三角關係 分別從1949-1959年以美為孤雛的結婚型三角，轉向1960-1969年的以中為孤雛的結婚型三 角，再轉換為1970-1978年以美為樞紐的羅曼蒂克型三角，最後接替的是1978-1981年是以蘇 為孤雛的結婚型三角。Dittmer藉此四種三角類型的轉換解析美、中、蘇三方互動的變遷，
並將戰略三角理論導引至美、中、台三邊互動中，試圖為兩岸關係研究提供一個新的面 向。
國內學者羅致政則是透過心理學認知學派的「結構平衡論」（structure balance theory）
的視野，33以不同的面向解析戰略三角的運用。透過「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朋友的敵 人是敵人」、「敵人的敵人是朋友」的遊戲規則，結合「當一多邊關係擁有偶數個負號，
則結構達成平衡，反之則不平衡」的分析準則，探討自1950-1991年這段時期中的美、中、
蘇與美、中、台二元戰略三角互動變遷。羅致政將這段時期的二元戰略三角歸納出邏輯因 果關係，即美、蘇關係的變化將會帶動美、中關係的變遷，而美、中關係的演變亦會影響 中共對台政策的準則。從總體層面觀之，美、中、台的小戰略三角基本上是受到了美、
中、蘇大戰略三角的制約，缺乏本身的能動力，34而兩岸關係的發展正是源自於美、中關 係的進程。因此，羅致政認為美國勢必要在兩岸之間扮演正面的「結構平衡者」角色，維 持與兩岸的友好，並鼓勵兩岸開啟政治對話以避免軍事衝突發生的可能性。35羅致政並進
32 同註88，頁33-34。
33 結構平衡理論是社會心理學認知學派中的重要一支。此學派認為人們對於外在環境事物的認知傾向於保持 一致的平衡態度，當有任何不平衡的情勢產生時，人們會試圖去排除或降低這種因認知結構上不平衡所產生 的壓力與不適，而調適的結果則是回到原來或新的結構平衡。有關此學派在戰略三角中的運用請參閱羅致 政，＜台灣安全多邊化戰略＞，《問題與研究》，第35卷第9期，（1996年9月），頁2-4。
34 同註83，頁5。
35 羅致政，＜美國在台海兩岸互動所扮演的角色－結構平衡者＞，《美歐月刊》，第10卷第1期（1995年1
一步地點出，兩岸必須在國際事務上發展出交集，結構平衡的影響力才會擴大。36
國內學者吳玉山則是運用「內在因素」（安全、經濟和意識形態）與「外在因素」
（三種延伸關係）的共同作用以決定雙邊關係的敵對或友好，37並加以分析戰略三角的結 構類型與角色扮演。吳玉山認為對於戰略三角行為者而言，友好的關係越多，角色越有 利。當友好關係數目相同時，若另外兩個行為者彼此敵對的話，則對本身是有利，倘若彼 此親善，則對本身不利。根據這兩個原則，吳玉山將六個角色的優越順序排列出來（見表 2-2），並帶入戰略三角的研究之中。吳玉山在檢視1950-1991年的美、中、蘇與美、中、
台二元戰略三角時，得出與羅致政相近的結論，即在冷戰時期的美、中、台小戰略三角，
受到了大環境下的美、中、蘇大戰略三角制約，因而台灣在兩岸關係中難有發展的空間。
直到冷戰結束後，美、中、蘇大戰略三角隨著蘇聯的瓦解而逐漸式微，美、中、台戰略三 角才得以擁有自主性。大戰略三角的瓦解對小戰略三角而言具有相當的重要性，過去美國 對中國的政策立基於美國對抗蘇聯的戰略需求，當蘇聯瓦解，大戰略三角消失後，美國對 中國的態度便取決於兩國之間的內在因素（如安全問題、經貿合作、能源議題、地緣政治 以及意識形態等）。於是乎，台灣在小戰略三角中的角色地位轉而顯著，不再受制於大戰 略三角的制約，進而謀取角色提升。最後，吳玉山特別指出，如果未來俄羅斯重新崛起，
大戰略三角將會再度浮現，中共對於西方的戰略地位亦將隨之提升，其結果必然會影響美 國的中國政策與對台態度，此時，台灣將會再度成為二元戰略三角競合下的犧牲品。38然 而，吳玉山稍後亦修正了對於樞紐在戰略三角中的角色地位之概念，他認為在當前美、
中、台三方關係下，美國扮演的是一個「非自願性的樞紐」（unintending pivot）角色，隨 著台北與北京的關係持續緊張之際，華盛頓被迫處於台北和北京之間的紛爭，其樞紐的地 位出自於非自願性。39吳玉山並認為這樣的態勢下，美國可能會因受到美、中之間的內在 因素（如經貿議題、反恐合作、北朝顯問題等）影響，引導美、中、台戰略三角朝向三邊 家族型發展。
月），頁37-54。
36 同註109，頁47-48。
37 同註10，頁173-174。
38 同註10，頁185-207。
39 吳玉山，＜非自願性的樞紐＞，《政治科學論叢》，第十二期（2000年6月），頁189-223。
表2-2：戰略三角中的角色地位排序
優越順序 角色 親善關係的數目 其他兩個行為者之間的關係
1 樞鈕 2 敵對
2 朋友 2 親善
3 夥伴 1 敵對
4 側翼 1 親善
5 敵人 0 敵對
6 孤雛 0 親善
資料來源：整理自吳玉山， 《抗衡或扈從－兩岸 關 係新詮》，（台北：正中書 局），頁183 。
國內學者包宗和主要是延續Dittmer與吳玉山的理論框架而開展，並依據建構三方賽局 的遊戲準則，40將「量化定位分析法」導引至戰略三角的個體分析層次，以簡單的數學關 係尋找三方面「提升角色」的取向。包宗和藉著量化指標的賦予來找出三方行為者在戰略 三角類型中的「自我效益」（self-utility），以及提升自我效益的指向及其所牽動的三角關 係轉變。41包宗和以其所建立之模型對應於1950-1998年間的美、中、台三角關係，作一全 面性的歷史回顧與模型檢證。在檢證的過程中，包宗和得出一個角色扮演及戰略三角變化 的通則（見圖2-9）。包宗和的角色量化之運用在於將雙邊關係友好以（+1）為表示，雙 邊關係敵對則用（-1）做說明（見圖2-10），若A、B、C三方參賽者在戰略三角的各個類 型中競合，其計算效益之方式就是以己方與另外兩個雙邊關係的加總，再減去另外兩方之 間的雙邊關係。依此得出戰略三角中的角色效益大小之準則：樞紐＞朋友、夥伴＞側翼、
敵人＞孤雛。42包宗和雖是以個體層次出發，但因加入了量化分析的論點，從總體層面觀 之，包宗和認為美、中、台三方互動正朝向三邊家族型發展。此研究發現恰恰與羅致政的 結構平衡論兩相呼應，顯示未來的美、中、台三角關係，在排除任兩方過度接近或過度敵 對的態勢下，將逐步朝向三邊家族型的微妙結構。43
40 三角遊戲準則：基於三方中任何一方皆追求與另兩個行為者友善，且另兩方彼此敵對；以及儘可能去避免 與其他參賽者交惡，且另兩個行為者互相友好。
41 同註57，頁342。
42 同註57，頁345。
43 同註57，頁359。
圖2-9：戰略三角角色與類型變化
資 料 來 源 ： 包 宗 和 、 吳 玉 山 主 編 ， 《 爭 辯 中 的 兩 岸 關 係 理 論 》 ， （ 台 北 ： 五 南 出 版 社 ） ， （ 1999 年），頁343 -345 。
圖2-10：戰略三角的角色提升通則
資 料 來 源 ： 包 宗 和 、 吳 玉 山 主 編 ， 《 爭 辯 中 的 兩 岸 關 係 理 論 》 ， （ 台 北 ： 五 南 出 版 社 ） ， （ 1999 年），頁343 -345 。
結婚型三角 (孤雛)
單位否決型三角 (敵人)
三邊家族型三角 (朋友)
羅曼蒂克三角 (樞紐) 羅曼蒂克三角
(側翼)
翼)
結婚型三角 (夥伴)
貳、 描述性文獻
描述性文獻在美、中、台三方關係的研究領域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這種性質的文 獻著重於陳述已發生的歷史事件，以及對資料組織的整理。此類型的文獻大都會在論述過 程之中提及戰略三角的相關理論，或是在行文過程中談論美、中、台三方關係的互動變 遷，卻無意在方法論上開創新的視野，僅僅針對既存事實作一個綜觀性的回顧，並不試圖 檢證理論的適用性與否。紀凱露在其碩士論文中，將這類型的文獻整理並歸納出三大面 向：（1）純粹歷史性回顧；（2）個別重大事件分析；（3）特定議題探討。44以下將就上 述描述性文獻的三大面向以及相關代表性著作，作概括的介紹。
純粹歷史性回顧的文獻，主要意義在於研究者針對已發生的歷史事實，做一個有條 理、系統性的整理，其在論述的過程中並不藉助理論基礎作為方法論的架構，僅僅是對於 歷史事實的談論。通常此類型的文獻又大致遵循兩個方向撰寫：a.以時間順序排列：研究 者選定欲研究之國家與區域，將研究主題限縮在時序的框架之下，針對重要史實作全面性 的完整描述，45例如邵宗海於2006年出版的《兩岸關係》一書，即是針對兩岸互動中的各 方角力與內、外部因素，輔以美國對兩岸政策的立場與角色，作全面性的回顧與評估。46b.
依執政者的重大相關政策：研究者在確立研究對象後，論述在特定的時程中，執政當局所 實行的重大政策對個體層次（經濟議題、國防安全、內政民生等）與總體層次（對外關 係、外交政策、參與國際組織等）的影響，劃分出區隔式的文獻回顧，47亦有中國大陸學 者將冷戰結束後的美、中關係，以數個「轉折點」（turning point）加以區分階段，探討在 此時期內美中兩國關係如何演變，以及台灣所扮演的角色對美、中、台關係的影響。48綜
44 同註83，頁6-9。
45 蘇起，《論中蘇共關係正常化》（台北：三民書局），（1992年）；黃鴻博，＜一個中國定義與兩岸關係 之辯證發展討論＞，《共黨問題研究》，第28卷第6期（2002年6月），頁48-61；廖淑馨主編，《美、中、
台新世代與兩岸關係》（台北：政大國研中心），（2001年），頁171-182。
46 邵宗海，《兩岸關係》，（台北：五南出版社），（2006年）。
47 請參閱陳文賢，《柯林頓與布希政府的中、台政策：決策小組的研究途徑》（台北：一橋圖書），（2002 年）；關中，《意識型態和美國外交政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10月）；涂志堅，＜柯林 頓總統時期美中台戰略三角互動之研究＞，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6月）。
48 這幾個轉折點和時間分別是：1989年至1992年為制裁與反制裁階段，以1989年天安門事件為起點，至1992 年柯林頓當選美國總統為止；1993年至1994年，為高壓與反高壓階段，以柯林頓執政為起點，至美國將中共
觀純粹歷史性文獻，其最大優點在於提供讀者對於研究主題能有一個較為全面清晰的框 架，且較為容易掌握研究主題在特定時期的發展，進而作為檢證理論建構的工具，提供理 論開創的基礎。
個別事件分析的研究文獻，強調針對某一重大個別事件的發展過程及其對相關領域的 衝擊，藉由理論性規範與經驗法則，建構清晰的論述框架，並嘗試對未來的情勢變遷提供 預測。以美、中、台戰略三角為例，1995-1996年的台海危機與2001年的911恐怖攻擊，此 兩項重大事件，自發生以來便常成為研究分析的對象，研究目的大都希望該事件的發生背 景原因、發生過程、結果影響等，能有較為深入的理解。49諸如911恐怖攻擊後，多數學者 皆將研究焦點轉向美國在歷經此事件後，其是否會為了全球反恐議題而轉向與中國親近，
爭取美、中之間較大的合作空間，進而和緩兩岸衝突的可能性。50亦有學者認為在911恐怖 攻擊後，美國因著地緣政治的戰略觀，以及能源與經貿議題的全球佈局，必須尋求與俄羅 斯的合作，導致美、中、俄大戰略三角的重新崛起，連帶牽動美、中、台小戰略三角的發 展方向，為分析911事件發生後對台影響提供觀察的新方向。51個別事件分析的描述性文獻 具有簡單明瞭的特質，此類文獻因研究者的行文安排與刻意規畫，便於讀者能迅速、清楚 地融入研究主題，掌握事件始末。然而，卻也突顯了過度著重於特定事件的發展，導致研 究主題無法具有寬廣的視野，僅僅以特定事件作未來發展的預測，也易產生研究深度與廣 度的缺憾。
最後一類的描述性文獻為特定議題探討，此類文獻專注於特定議題（外交政策、經濟 發展、政治穩定、區域安全等）的相關政策走向，以及議題本身所引發的情勢變遷與影響
人權議題與最惠國待遇脫鉤；1994年下半年至1996年春夏之交時期，接觸與對抗並存階段，以美國對台關係 調整的政策為起始點，包含李登輝總統訪問美國、第三次台海危機，以美國派遣航空母艦進入台灣海峽為 止；1996年至2000年，則是中美關係和緩、發展與波折不斷期，包括柯林頓連任美國總統、美中「戰略性夥 伴」關係建立、美國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以及李登輝發表「特殊國與國關係」，到2000年六月的「永 久正常貿易關係」通過為止。詳情請參閱楚樹龍，《冷戰後的中美關係的走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2001年），頁3-23。
49 同註83，頁７。
50 傅亞蘭，＜911事件對美中台三邊關係的影響＞，《共黨問題研究》，第28卷第1期，（2002年1月），頁 80-83。
51 施子中、王文賢，《911事件後美中俄三角關係之演變與對我影響》（台北：遠景基金會），（2004 年）。
等，並將所關注的研究範圍作全面性的整理與分析。特定議題探討並不侷限於單一行為者
（國家），亦有可能涉及各方對同一議題的爭辯與認同。一般而言，此類文獻所關注的議 題，大致上不脫政治、經濟、安全等三大議題的框架。政治性議題大抵上集中在某政策走 向與實際執行時對外部環境的影響，例如1998年美國總統柯林頓所提出的「三不政策」，
52就直接深刻地影響美、中、台三邊關係，且再一次地確立了美國兩岸政策的六項基本立 場：1.美國的中國政策基於美國的三項公報與「台灣關係法」。2.美國鼓勵兩岸應恢復對 話。3.美國不希望兩岸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而所謂的現狀則是由美國定義。4.
美國希望兩岸的爭議應循和平途徑的方式解決，而此方式必須得到台海兩岸人民的接受。
5.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6.美國不支持台灣加入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組織。經濟性議題多 以總體觀點探討研究對象間個體經貿的往來關係，除了會用數據圖表做為論述的工具外，
更常以政治經濟學的視野出發，分析經濟與政治兩相結合後的總體變化，例如兩岸加入 WTO後，關稅議題是否會造成兩岸經濟實力的急劇差距，使得兩岸在經濟面向上的依賴日 益加深，盡而改變兩岸政治上的對立局勢。安全性議題專論研究對象的軍事武力、軍事發 展、軍事侵略、軍事干預態度以及軍事不對等競賽等議題，嘗試預測未來發生軍事衝突的 可能性與預估應變之道。例如國內學者莫大華、陳紫財就曾以美國是否會介入台海危機為 題，詳加分析若兩岸一但發生軍事衝突時，美國將會採取哪些動作以及台灣的應變之道以 求自保。53亦有中國大陸學者從中國崛起的觀點探討中國對美國的戰略意識，以及台灣問 題如何成為牽制中國崛起的關鍵因素，詳加分析美、中兩國在軍事實力上的競爭、外交戰 略的佈局以及對台政策的考量。54
特定議題探討的文獻與個別事件分析其兩者的優劣勢相類似，皆能幫助讀者深入了解 單一議題的歷史背景與影響態勢，然而，卻也普遍存有片面解釋的問題以及對未來預估不 夠精準的困擾。
52 「三不政策」的背景為柯林頓於1998年訪問上海時所提出的，他強調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兩個 中國」或「一個台灣、一個中國」、不支持台灣以國家的名義加入任何一個國際組織。
53 莫大華、陳紫財，＜美國介入台海危機影響因素分析之研究＞，《共黨問題研究》，第28卷第1期，
（2002年1月），頁4-16。
54 閻學通、孫學峰，《中國崛起及其戰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
參、 規範性文獻
規範性文獻散見於期刊或報章雜誌之中，其主要目的在於對當前的政治局勢與經濟環 境的介紹和了解，以茲作為執政當局的政策性主張與指導方向，也因此，撰寫者在行文過 程中往往已經具有一定的價值偏好、目標取向與意識形態。規範性文獻的重要性在於文獻 本身可依據研究團體的公信力大小，對執政者發揮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作為執政當局制定 政策的重要指標與參考。例如復旦大學教授孫哲，便曾藉由雜誌評論對中美關係發表意見 並規範中國的對台政策；55或是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在接受媒體訪問時，發表個人對兩岸關 係的解讀與展望，以作為國民黨未來兩岸政策的論述及其路線。56諸如此類的文獻，大都 是論者藉由公開發行的期刊雜誌，或是接受訪問時所發表的意見，透過公開訴諸媒體的方 式闡述一己之見與論點。規範性文獻最大的問題在於，研究者本身的價值判斷是否能合乎 當前局勢的需求？又對於議題是否能提供明確的規範方向？以現行的兩岸關係為例，在兩 岸關係的研究文獻中，不論是台灣的統獨議題（法理台獨與維持現狀）、對中國的經貿政 策（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或是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國防軍事安全（台灣納入美日安保 條約體系與對美軍購案）等議題，政界、學界、產經界皆有不同的看法與解讀，如何取 捨？以及如何保持客觀？成為研究上的難題。
55 孫哲，＜胡錦濤訪美後的中美關係與台灣問題＞，《中國評論》，（2006年4月），頁16-20。
56 馬英九接受《中國時報》的專訪報導，詳情請參閱《中國時報》，2005年8月6日，A4版。
第三節 國際政治中的戰略三角案例分析
本節將大致回顧戰略三角理論在國際關係中的運用，以1949年美、中、蘇大戰略三角 成形，國際政治進入冷戰時期為起始點，依各時期的重要事件與年代作劃分，大略介紹到 2000年美、中、台小戰略三角的互動。在橫跨近五十年的國際關係發展中，戰略三角的運 用不僅在理論上隨著學者們的研究成果而更加靈活，也因冷戰結束後美、中、蘇大戰略三 角的衰退，而逐漸將關注的焦點轉向美、中、台三邊關係的互動，以尋求維持東亞區域安 全的新方針。
壹、 冷戰開始（中共一面倒時期）1949-1960
二次大戰結束後，國際情勢以美、蘇兩大超強的崛起為雛型，且以共產主義與資本主 義間意識形態的對抗為主軸，開啟了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冷戰對峙。1950年代初期，剛建國 的中共依據「倒向社會主義一邊」和「首先聯合蘇聯」的兩大方針來從事其對外關係。57 此一時期中，中共因建國之初，國內百廢待興，內部壓力直接影響中共的執政能力，與中 共同為共產主義的蘇共正可以給予中共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援助，且在國際大環 境下，中共在國際間仍屬孤立的態勢，面對美國的威脅中共仍需蘇共的協助與支持。因 此，在這樣的國內外環境的壓力之下，中共採取「一面倒」向蘇共的外交政策，兩者於 1950年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並於1950至1953年派遣軍隊至朝鮮半島介入韓 戰，與蘇聯共同援助北韓以對抗美國。
由此觀之，冷戰初期，美、中、蘇大戰略三角呈現二負一正的結婚型三角關係。此二 負一正的三角關係大致上是相當穩固，北京與莫斯科之間各自因為對華盛頓的敵視，反而 強化了北京－莫斯科的延伸關係在。隨著中共在朝鮮半島與美國的武裝衝突，激化了北京
－華盛頓的敵對情勢，在中共與蘇聯的同盟關係之下，其延伸關係強化了莫斯科與華盛頓 間的對立，又由於美國是蘇聯和中共的共同敵人，則又加強北京－莫斯科的親善關係。因
57 同註109，頁40。
著內生與外生因素的交相作用，中共在此一階段佔據了夥伴的角色地位，與蘇聯（另一方 夥伴角色）兩相親善，美國則被迫屈於孤雛的角色地位。
另一方面，在這一階段中，美、中、台之間的抗衡與競爭亦形成有別於美、中、蘇大 戰略三角的小戰略三角。華盛頓－北京－台北的小三角，同樣出現了二負一正的情形，58 美國與台灣之間在受到共同敵人（中共）的壓力之下，其親善程度也藉由延伸關係的影響 亦隨之加強，因此，台灣佔據了夥伴的角色地位與美國遙相呼應。中共則在面臨美國與台 灣的雙方壓力下，只能在美、中、台小戰略三角中扮演孤雛的角色地位。有鑑於此，中共 則將在小戰略三角中受到的壓力反饋於大戰略三角中，致使大三角中的中、蘇雙邊關係更 加緊密，深化對美國的壓力，而美、中兩國也因為二元戰略三角關係的交錯轉換（見圖2- 11），加之美國對中國的禁運、圍堵以及台海危機等重大事件，使華盛頓與北京的關係更 加難以改善。
圖2-11：1950年代的大、小戰略三角
資料來源：吳玉山， 《抗衡或扈從- 兩岸關係 新詮》 ，（台北：正中書局 ），（1997 年10 月），
頁188 。
58 同註10，頁186。
貳、 中共反美反蘇時期（1960-1969）
1950年代末期中、蘇共之間的矛盾逐漸浮現，兩者間最主要的衝突來源包含北京發展 核武計劃、蘇聯新領導人對舊勢力的反擊（赫魯雪夫上台後即強烈的抨擊前任領導人史達 林的各項措施）、毛澤東的三面紅旗大躍進以及中、蘇兩強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爭雄。
1953年赫魯雪夫（N.S.Khrushchev）於史達林（J.V.Stalin）過世後接任蘇聯總書記，並在俄 共二十屆大會上強烈批判史達林，並向西方提出「和平共存政策」（Peaceful Coexistence Policy），此政策被中共指責為「修正主義」，中、蘇之間的裂痕已開始浮現。一九五八 年中共發動八二三砲戰，蘇聯卻採取旁觀中立的立場，未能給予中共軍事援助，加速了雙 方的裂痕擴大，隨著赫魯雪夫於1959年與美國總統艾森豪（D.D. Eisenhower）在大衛營的 和談，致使中共認為蘇聯背棄了國際共產主義的精神，與美國帝國主義掛鉤，中、蘇兩國 正式決裂。隔年中共則因實施三面紅旗的失敗，國內大鬧飢荒，蘇聯選擇在此時撤走援助 中共所有的科技人員，使得雙方關係雪上加霜。
蘇聯在1960撤走援助中共的人員後，兩國同盟關係已名存實亡，此階段中正逢中共國 內動盪劇烈之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加劇了意識形態的紛爭，中共甚至招回了所有的駐外 大使（阿爾巴尼亞與埃及除外），中共在內憂外患的情勢下與蘇聯交惡，而這樣的舉措亦 改變了原先的美、中、蘇三角關係。
北京當局採取了既反蘇亦反美的「雙反」政策，隨著越戰情勢的對峙更加激化了美、
中兩國的對立局面。於是乎，一時間中共面對國際體系中的兩大超強都以敵對的態度待 之，本來這樣的行為將導致中共變成大戰略三角中的孤雛，然而，因為冷戰大環境的低迷 氛圍，美、蘇兩國仍然無法改善彼此的互動關係，持續抗衡中。由於此時的美、中、蘇三 方互相敵對，各自視另外兩方為敵人，其三方互動關係亦有所轉變，戰略三角的結構類型 呈現出三邊為負的單位否決型。另一方面，這時期的小三角由於台海兩岸持續的對峙，美 國對中國的政策亦無重大的轉變，所以小三角的結構仍然呈現美、台共同對抗中共的態勢
（見圖2-12）。
圖2-11：1960年代的大、小戰略三角
資料來源：吳玉山， 《抗衡或扈從- 兩岸關係 新詮》 ，（台北：正中書局 ），（1997 年10 月），
頁189 。
參、 中共聯美反蘇時期（1969-1982）
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爆發，59中、蘇兩國均視對方為主要敵人，中國出自戰略考量於 1972與美國簽訂「上海公報」，採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策略，三邊關係開始出現 變化。
1969年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上台，提出「以談判代替對抗」的口號，且 為了解決陷入泥沼的越南問題，接著提出「越戰越南化」以減輕美國在越南的沉重負擔，
59 珍寶島為中、蘇兩國東北邊境的小島，位於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國一側，長期以來存有嚴重的主權不清問 題，1969年3月2日雙方為了邊界劃分的領土問題於珍寶島正式發生武裝衝突，此舉也加速了兩國的分化。
並將中共關係正常化及結束中共的國際孤立，列為美國亞洲政策的長期目標。60美國為了 突破美、中、蘇三方對立的僵局，利用中、蘇兩強的激烈衝突，分別開拓友好的雙邊關 係。美國先是以停止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的巡邏，釋出與中共修好的意圖，並藉由1972年 尼克森訪問中國之旅正式改善美、中的敵對關係。在修復了美、中關係後，尼克森隨之前 往莫斯科與蘇聯交好，促成兩國的和解（detente），美國同時改善與中共和蘇聯的緊張關 係，其角色地位亦攀升至樞紐地位，佔據有利視野以處理國際事務。
隨著大戰略三角的變遷，身處小戰略三角的台北則是首當其衝，由於美國在大三角中 日益與中共親善，台北逐漸感受到華盛頓的態度轉變。美國的兩岸政策長期以中國政策為 主軸，在華盛頓與北京的雙邊關係轉向友好後，中共自然在台灣問題上對美國施加壓力，
迫使美國保持與台灣的親善距離，意圖在國際上孤立台灣。這時期的小戰略三角則是完全 受到大戰略三角的制約，台北難以有所作為，只能被動地因應三邊關係的轉變。
到了1970年代後期，伴隨著蘇聯的勢力擴張，美國基於全球戰略與地緣政治的考量，
強化與北京的雙邊關係，加入了反蘇陣營。611979年雙方更為了制衡蘇聯的大舉擴張，
美、中兩國跨越意識形態的差異，達成建交協議。由於美國的中國政策大轉向，台灣不可 避免地被犧牲了被迫走向孤雛（見圖2-13）。
60 同註109，頁40-41。
61 1972年尼克森訪問中國的同時，蘇聯亦與伊拉克簽訂為期15年的互助條約；越南則與蘇聯於1978年締結軍 事同盟，並隨之進入柬埔寨推翻親中政權；蘇聯也與阿富汗簽訂類似的條約。經由上述各種舉措，蘇聯一時 間在歐亞版圖鯨吞蠶食。美國與中國各自為了防堵蘇聯的勢力侵入，逐漸發展成夥伴關係，以求在地緣政治 中鞏固其區域強權的地位。
圖2-11：1970年代的大、小戰略三角
資料來源：吳玉山， 《抗衡或扈從- 兩岸關係 新詮》 ，（台北：正中書局 ），（1997 年10 月），
頁191 。
肆、 和解時期（1982-1989）
1982年蘇聯總書記布里茲涅夫（Brezhnev）在中亞的塔什干（Tashkent）發表演說，表 示願與中共在「無任何先決條件」下改善關係。另一方面，美國也因經貿議題、意識型態 以及兩岸政策與中共產生嫌隙。於是，同年九月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十二大會議上宣佈中 共「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強調不與任何大國結盟的基本方針，在國際互動方面中共更 逐漸朝向與蘇聯和解。自此，大三角的發展態勢對中共更為有利。
國際大環境的美、蘇緊張衝突，62反而替中共提供了角色提升的絕佳環境。北京清楚 認知到樞紐地位的優勢，決定要和美、蘇兩強維持等距外交以爭取樞紐地位，並透過更加 靈活的外交政策調整與兩強的權力距離。此時期的大三角結構，美、蘇反成為中共的兩個 側翼，各自爭取與北京的親善關係，而中共則躍升為樞紐地位，左右三邊關係的抗衡與制 約。在上述的時空條件下，位處於小戰略三角中的台北，因受到大三角互動的制約影響，
其角色地位持續低落。63
伍 、後冷戰時期 的戰略三角（ 1989-2000）
1989年國際間先後發生中國的天安門事件，64以及造成國際共產主義崩解的蘇東波運 動，65連串事件的發生頓時將東、西方的意識形態紛爭擴大，致使冷戰格局走向全新的面 貌。隨著1992年蘇聯的正式瓦解帶動冷戰結束，全球權力結構因而重組，從兩極體系轉為 單極或單多極體系，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強，沒有任何國家足以與美國匹敵，國際政治走 向後冷戰時期的新視野。莫斯科亦逐漸調整其國際角色與地位，力求先穩定國內政經局勢 為主要執政方向，放棄維持國際超強地位，美、中、蘇大戰略三角頓時失去平衡。
在冷戰時期，美國的中國政策一直以來是取決於美國制衡蘇聯的戰略考量。自1970年 代以來，因美國採取聯中制蘇的戰略觀，台灣自然被美國在大戰略三角當中的利益所犧
62 例如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對蘇聯的「邪惡帝國」言詞攻擊；星戰計畫造成冷戰兩強過於躍進 的軍備競賽，嚴重消耗國內預算；1983年韓航客機飛入蘇聯領空遭擊落，事後蘇聯指責此客機為美國派遣的 偵察機，並稱此舉為自保之措施，此言論自然受到美國的強烈否認與抨擊。上述事件在在激化了美、蘇之間 的衝突可能性。
63 如1982年美國與中共所簽訂的「八一七公報」，美國對售予台灣的武器數量及質量均設下限制，即是受到 大戰略三角的影響，進而改變小戰略三角中的美、台互動。
64 1989年中共總理胡耀邦逝世，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步上街頭組織遊行以表示弔念，並表達加速政治改革的 理念與訴求，隨著遊行人潮的擴大，遊行的主軸漸漸傾向為爭取自由、民主、政治透明化等普世價值，此舉 影響中共中央的執政能力，雙方衝突亦日益加深，最後於6月4日北京的天安門廣場發生大規模的激烈衝突，
中共中央派遣解放軍至天安門進行武裝鎮壓，造成抗議民眾死傷慘重。此舉連帶引發國際社會對中共中央的 強烈譴責與抨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際社會紛紛對中共提出嚴詞抗議，表達對於中國人權問題的關切，並 實施經貿制裁、取消跨國合作、外資撤離等相關逞罰性措施，以迫使中共中央改進中國內部的人權議題與促 進政治改革。
65 1980年代末與1990年代初期，波蘭、捷克、匈牙利等東歐共產國家次第的揚棄共產主義，結束共產黨專 政，連串政治改革運動導致蘇聯的瓦解，至俄羅斯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上台後，正式宣告了共產主 義在國際社會的全面崩盤，標誌了資本主義戰勝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之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