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列克星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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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列克星敦

亲友好相处，不受外人侮。

奥格登・纳什

摩尔根去世后，……我曾有机会到过他出生的地方，参观过他世代相传的老家，觉得很有意思。他早年的生活环境很能说明他为什么成为那样的人物。

朱利安・赫胥黎

１９３３年，托马斯・亨特・摩尔根正处在一生的鼎盛时期，奖章和荣誉接踵而来。正是在这一年，由于他对遗传的染色体理论的贡献被授予诺贝尔

“医学或生理学奖”。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哥伦比亚的“蝇室”里为一门新的科学——遗传学奠定了基础，从而给现代生物学带来了革命。

摩尔根一贯把那些荣誉证书胡乱塞在书桌抽屉里，让精心制作的奖状掉在写字台后面，对于这次最新的荣誉，他同样不当回事。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１９２８年他转到这一学院去组建和领导一个新的生物学部）的同事看到记者到摩尔根的实验室来采访，才得知他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他家里的人只是从报纸上才看到他得奖这条消息。当时报上登着他的一张照片，是他同意新闻记者拍摄的唯一的一张——他随便拉着几个在附近看热闹的孩子一起照的。摩尔根甚至连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正式授奖仪式也没参加，尽管加州理工学院理事会给了他一箱禁用的咸士忌，以便他能为这一庆典事先进行练习。他告诉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他下一年再去，趁斯堪的纳维亚之行顺便看看老朋友，同时也要为他的生物学部物色儿个工作人员。

１９３４年４月，摩尔根偕同夫人，带上他们四个成年孩子中最小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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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火车到东海岸，再搭“庄严”号轮赴欧洲。在纽约他们在沃伦・韦弗博士家住了一夜。沃伦，韦弗回忆那晚的情景：这位现代遗传学之父身上穿着一件不大像样的轻便大衣出现在他家门口，一个衣袋里塞着一包用报纸裹着的梳子、剃胡刀、牙刷，另一个衣袋里塞着一双袜子，也是用报纸包着的。面对着满面惊讶的韦弗太太，摩尔根问道：“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带的吗？”当时摩尔根博士六十六岁，黑发开始灰白了，但总的说来还是深色。他身高六英尺，走起路来身子挺得直直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看上去气色蛮好——

他一直是那样，因为他几乎从来没生过病（只得过胃溃疡，这使他十一年后离开人世）。同时，他出来是为了快活一阵——像他以往一样，一旦摆脱了工作就要轻松一下。

韦弗夫妇拿出了一瓶专为他留下的白兰地。摩尔根感激地像抱小孩一样把酒瓶抱在怀里，说这天喝白兰地酒是再恰当不过了。韦弗夫妇问他：“你不是说你是１８６５年出生的么？”

他回答说不是，他出生于１８６６年，但他这条生命是１８６５年开始的。

对于一位遗传学家，１８６５年开始孕育是个好兆头。正是这一年，孟德尔提出了遗传的基本定律。孟德尔的豌豆实验报告是在摩尔根出生这年发表的，

但很快就被遗忘了，直到１９００年，生物学家们才重新发现他的报告，当时摩尔根已是布林莫尔学院的生物学教授了。

１８６５年对摩尔根之所以很重要，还有另一层原因。这年是美国南北战争的最后一年，而摩尔根一家有许多人卷入了这场内战。一些认识摩尔根本人或曾与摩尔根详谈过的人都说他家是贵族世家，祖辈曾是英国查理一世时代的保皇党。这既显赫非常，又十分遥远，所以摩尔根对于这段往事并不感到不自在。摩尔根有一次报到他自己时说他有相当多的威尔士血统，足以改变这“该死的盎格鲁－撒克逊出身”。但每逢回到肯塔基老家，一说起他那一家人，人们多半是一针见血地认为，摩尔根这一族人首先应由他的伯父作为代表。

比如，１９３６年托马斯・亨特・摩尔根七十寿辰时，肯塔基大学决定为它的校友搞一番庆祝活动，因为直到１９７６年他仍是当时唯一荣获诺贝尔奖金的肯塔基人。他写了２２本书，发表了大约３７０篇论文，世界各地的生物学家远涉重洋来参观他的实验室，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也同他一起进餐，他是名副其实的现代遗传学之父。然而，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５日《列克星敦先驱论坛报》的大字标题却写着：“为南军雷神的侄子摩尔根博士举办的庆祝会将在今日举行”。因为，只有这样的题目才适合多数人的胃口。

“南军雷神”指的是陆军准将约翰・亨特・摩尔根。也有的人叫他“马贼头子”，这就看说话人在内战中站在哪一边了。约翰容貌英俊，举止豪爽，

骁勇好战，有时有些鲁莽。他对肯塔基州发动过多次袭击，这是南部邦联部队在这个州最重要的军事行动，也是最富戏剧性的行动。当时，肯塔基是联邦的一个法定州，但许多肯塔基人，特别是较为富裕的布卢格拉斯地区的居民心里同情南部邦联。战后，整个州坚决地转向南方，约翰・亨特・摩尔根成了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带领忠实的士卒抵御占优势的敌人，他从俄亥俄联邦监狱逃走，穿过北方军队控制的地区，回到他的部队。他跨着一匹烈马风驰电掣般冲进他家前门，吻别了慈爱的母亲，在北军赶到之前几分钟又旋风般地冲出后门。

摩尔根将军在托马斯・亨特・摩尔根出生前两年战死了，但他的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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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仍然活在许多人心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汤姆的父亲查尔顿起的作用比谁都大。

肯塔基的摩尔根家族发端于１７９５年。是年，托马斯・亨特・摩尔根的外曾祖父约翰・韦斯利・亨特从新泽西州的特伦顿迁至列克星敦。他在那里开设了一个小店，改善了交通，进而发家致富，创下了一份价值百万美元的家业，成了肯塔基中部的首富。１８１４年，他修建了一幢豪华的邪宅，取名霍普蒙特。汤姆就出生在这幢房子里。这座建筑物至今还保留着，座落在列克星敦城第二大街和米尔街相交的街口，作为一个纪念馆，有所侧重地同时纪念武将摩尔根和科学家摩尔根。

约翰・韦斯利・亨特的女儿亨里埃塔嫁给了亚拉巴马州亨茨维尔的商人卡尔文・Ｃ．摩尔根。由于她的意愿，加上父亲商务上的需要，她终于说服丈夫迁回布卢格拉斯。摩尔根夫妇俩住在当时的小城列克星敦市郊德茨克里克路附近的一个大农场，也就是现今的蒙塔博路对面。他们一共生下六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还有一个女儿夭折了），一家大小过着一种独特的南方破落贵族式的生活。没有现款可供花销，生活以及孩子的教育费用都仰仗上辈的遗产。按１８４９年老亨特死后不久宣读的遗嘱，他把霍普蒙特这幢邸宅留给亨里埃塔，从而确立了摩尔根一家在列克星敦应有的社会地位。

汤姆的父亲查尔顿・亨特・摩尔根是第四个儿子，比老大约翰・亨特小十五岁。查尔顿长得眉清目秀，思维敏捷，雄心勃勃。他二十岁时毕业于特兰西瓦尼亚大学。这所学校离他家霍普蒙特只有几分钟路程，他的几个兄弟都从事大麻业和经商，很是兴旺；但他毕业后并未参加兄长们的行业，而是当了美国驻墨西拿领事。１８５９年，他到达西西里时刚碰上革命爆发，他毫不犹豫地站到民族主义者一边，成了第一个承认加里波迪政府的领事，而且，带着美国领事的头衔，却以加里波迪的副官身份参战，还负过伤。

西西里革命战争结束，美国内战遂起。查尔顿回到故乡，在约翰・亨特・摩尔根的骑兵团当一名上尉。在１８６２和１８６３年的征战中，他多半在约翰尼的鞍前马后。他受过一次伤，被俘三次。每次都等到有同等军阶的北军战俘作交换时才被放回。

摩尔根几兄弟都随约翰东征西讨，但除将军本人外，只有一人战死，

这就是十九岁的托马斯・亨特・摩尔根。他第一个参加南军，打起仗来很是莽撞，好像置身险境而其乐无穷。他被敌方俘获，囚禁起来，又作为战俘交换，但一经交换，他又赶忙回去投入战斗。１８６３年７月，在肯塔基州莱巴嫩的一次小规模战斗中，由于托马斯行动鲁莽，约翰命令他撤离战场。但等到冲锋号吹响，托马斯・亨特・摩尔根少尉就向前冲去，胸部中弹，心脏被打穿。查尔顿在战场上写信给母亲，说：“汤姆的死，使我觉得我今后的幸福全被毁了。我爱他胜过其他兄弟。”

同月晚些时候，在一场力不从心的袭击中，约翰．亨特．摩尔根连同几百名部下被活捉，押解至俄亥俄州。摩尔根几兄弟，包括查尔顿在内，被剃去须发，囚禁在哥伦布城的俄亥俄州监狱。约翰・摩尔根在他兄弟们和其他军官们的策划下越狱逃跑，这段往事是未来的遗传学家童年时代常常听到的故事之一，过后又讲述给他的孩子们听。不过，讲这故事的不是汤姆・亨特・摩尔根本人，而是他的母亲和妹妹。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脱逃壮举：首先偷偷挖了一条地道，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警犬和残暴的狱卒中冲过，爬火车，骑烈马，历经种种危险，穿过北军的占领区，最后回到了自己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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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亨特屡败屡战，又重新组织袭击。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优秀的战略家，现在好像再也无法约束自己的部下。比如，据说有一起银行抢劫案，

就牵连到他的袭击队员。

与此同时，查尔顿和其他兄弟们仍身陷囹圄，由于参与了越狱行动，

受到严密监视。他们苦闷无比，查尔顿尤甚。他们的母亲天天都给他们写信，

但信件要经过严格检查，不能及时送到他们手中。查尔顿不断给住在巴尔的摩的三表妹埃伦・基・霍华德小姐写信，写得越来越钟情，越来越炽烈。

１８６４年３月，他被俘快满一年，查尔顿被转移到特拉华堡，那是一个正规的军事监狱。

约翰・亨特・摩尔根１８６４年９月４日在田纳西州格林维尔战死的消息传来时，他仍是一个战俘。一直到翌年２月，也就是他被囚近两年时，查尔顿才获释。那时，他妹夫巴兹尔・杜克继约翰任司令，驻军弗吉尼亚，当查尔顿赶到弗吉尼亚时，南军统帅李将军已在阿波马托克斯向北军投降。于是大家只好各自回家。

１８６５年１２月７比查尔顿同埃伦・基・霍华德（家里人叫她内利）在巴尔的摩的以马内利圣公会教堂举行婚礼，当地几百名社会名流出席了结婚仪式。埃伦・基・霍华德是《星条旗歌》作者弗朗西斯・斯科特．基的外孙女；

她祖父约翰．伊格．霍华德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雄，１７８８－１７９１年任马里兰州州长。人们谈到埃伦，常说她“像报春花一样美丽”。更为重要的是，她是南方忠贞不渝的女儿。她对查尔顿的爱情，由于他为南军遭受了牺牲而更加深挚。他们共同的忠于南方的信念一直是维系他们婚姻的重要纽带。新婚夫妇回到霍普蒙特。由于战争中帮助南军的人曾被剥夺公民权和财产权，列克星敦摩尔根家族的家业开始败落。肯塔基大麻业萧条，而摩尔根兄弟没有及时转向经营烟草。

约翰．亨特．摩尔根死后，由老二卡尔文主持留下来的大麻经销公司。

一大家人挤在摩尔根老太太这幢邸宅里：卡尔文的妻子、卡尔文的岳母（从弗吉尼亚久经战乱的城市里士满来的难民）、理查德．柯德（他母亲的专职保镖，在她死后很久才结婚）、弗爵西斯・基（被这一家宠坏了的孩子，退役军人，二十岁时还蹲过北军的牢房）——现在又加上查尔顿和内利。他们到达列克星敦时，内利已有身孕。

这孩子１８６６年９月２５日出生在霍普蒙特。查尔顿只希望孩子长大成人能够“勇敢而高尚，不致辱没了他的名字”。他在给约翰・亨特・摩尔根的遗孀的信中说，他“本来想用大伯的名字给孩子取名为约翰，但又想到将军的英名将会百世留芳，而汤姆牺牲时：地位卑微，史书上不会有他的位置，

所以给孩子取名为托马斯。”

就这样，在这个人口众多、富有传奇色彩的大邸宅里，未来的科学家、

诺贝尔奖获得者托马斯・亨特・摩尔根出世了。他最初几岁就是在这里度过的。这时，他的祖母给查尔顿、内利和这个孩子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在紧靠霍普蒙特后面的百老汇街上（现在的北百老汇街２１０号）建一座房子。房屋的修建由查尔顿监管，他妈妈出钱并保留所有权。

汤姆四岁时，妈妈生了个小弟弟，取名查尔顿；七岁时又添了个小妹妹，埃伦，基・霍华德・摩尔根。于是，一家满员了。摩尔根一家每年夏天必定去马里兰州霍华德家探亲。

由于查尔顿拼死拼活想要在华盛顿谋个职务，平时也经常在霍华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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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进出出。双方都是值得骄做的家族，尽管他们的大部分财产早已损失殆尽，

但仍保持着南方贵族的习惯和风度。女人们笃信宗教，至少是忠于各自的圣公会——摩尔根家的女人是列克星敦的基督会的忠实信徒，霍华德家的女人忠于巴尔的摩的以马内利圣公会。顺便谈一段轶事，小汤姆的叔叔，勇敢得近乎鲁莽的托马斯．亨特。摩尔根生前去参加一个浸礼会，教堂却根据记录本说他家里没有一个人是基督徒。但这一定只代表他们对圣公会的看法，而不表示他们对摩尔根一家有成见。

查尔顿和内利把大部分精力花在事业上，但结果总不成功。查尔顿不论如何卖劲，如何运用家族的影响，他在宦途上还是越来越不走运，于是他用越来越多的时间同老战友通信，协助组织摩尔根袭击队员重聚联欢。成百上千的老兵参加了这类活动，甚至到２Ｏ世纪还继续进行。第一次联欢时，

汤姆・摩尔根才一岁半，这次是把约翰・亨特・摩尔根将军和托马斯・亨特・摩尔根少尉的遗体从原来安葬的地方迁回列克星敦。在汤姆上大学二年级那年还有一次戏剧性的仪式。以查尔顿为主要组织者的几百名原南军将士骑着大马浩洁荡荡列队进城安营扎寨。将军唯一活着的孩子，一个名叫约翰尼的遗腹女儿（当时十九岁）检阅了他们的队伍，并被授予以他父亲的名义赠送的礼物。第三次为他大伯父举行的纪念活动（也是他父亲组织的最后一次）汤姆没回家。当时他已四十几岁，正开始从事导致他获诺贝尔奖的研究工作。，正值当侄子的在纽约一个实验室拿着柄放大镜观察果蝇的时候，列克星敦大多数居民都涌上街头去观看南军雷神骑着战马的大型塑像的揭幕典礼。这一尊塑像至今仍然屹立在梅因大街上法院的门前。

在汤姆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约翰・亨特・摩尔根的名字不断在他耳边回响。他午后放学回家时，经常碰见一个老兵在门口等着要见查尔顿上尉和内利小姐。他们两人都极乐意帮助从前甫军的将士和他们的家属。不但有由政府出资举办的纪念他怕父的活动，出版歌颂他伯父的歌曲和书籍，而且，

那数以千计的自称曾经一度同摩尔根一道驰骋疆场的人中，不论谁有什么周年纪念日或去世，总又会有新的回忆录和故事出版，记述摩尔根袭击队员的功勋。后来，摩尔根的部下所剩不多了，那么，即使是自称曾给摩尔根的战马钉过蹄铁的人去世也够条件。摩尔根究竟是南军真正的英雄，还是北军的手下败将，或者简直是个无赖——这一笔长期纠缠不清的细帐，就渐渐无人争辩了。当然，摩尔根家族对此是十分敏感的。

然而，尽管他父母是那么看重这一段往事，托马斯・亨特・摩尔根一经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就没为此占用一点时间。甚至在年纪还小的时候，他就觉得这类事没有多大意义。他很小就有了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不管是摩尔根这一家或是霍华德那一家，谁都不像他。他无论在哪里，样子总是不振作，

大家觉得他有点像个书呆子。他有一个捕蝴蝶的网。他还组织列克星敦的伙伴和巴尔的摩的表兄弟去列克星敦郊外或霍华德家在马里兰州奥克兰的夏季别墅附近的山里去采集标本。他的技术欠佳。有一次，正当他和堂兄约翰・亨特・摩尔根动手解剖一只猫时，这家伙一下子苏醒过来，怒吼着跳下桌子逃跑了。汤姆十岁那年，他分得了百老汇街那幢房屋顶楼上的两间屋子。他自己动手油漆墙壁，贴上糊墙纸，在里面摆上他收集的标本，有剥制过的鸟，

有鸟蛋、蝴蝶、化石、矿石，还有从野外捡来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两间屋子属他专有，家里的人谁都不去动里面的东西。听说，在摩尔根家三个孩子中的最小的一个（汤姆的妹妹内利）１９５６年去世时，这些东西仍然完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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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内利一生一直住在这幢房屋里。亨特、摩尔根、基、霍华德四个家系常自诩出过富商，出过外交官，出过律师，出过军人，但在他们精心保存的族谱中却没有一个科学家。用今天的遗传学术语来说（摩尔根同其他人一道创造了这个词儿），他也许是个“突变”。

１８８０年，汤姆满十四岁后一星期，被录取进了设在列克星敦的新建的肯塔基州立学院预科学习。当时肯塔基州布卢格拉斯地厦正进行教育体制改革，院系调整频繁，这所学校的兴建是一系列重组、合并、分立的一项最新措施。虽然这个学院后来站稳了脚跟，井进一步发展成现在的肯塔基大学，

但汤姆入学时，正是它最混乱的岁月。

当这所学院两年前从肯塔基大学中分出来时，失去了它所有的财产和校舍。１８８０年，２３４名学生和１７名教职员大部分挤在一幢临时租用的座落在现今伍德兰公园的楼里。从地下室到顶楼，每间屋都住满了人。离城四分之三英里的地方，从共济会手中又租来了三间房，商业系、化学系和教育系设在其中。列克星敦把过去集市那块地皮捐赠给学院，正在修一幢行政大楼，

但两年后汤姆进入大学本科一年级时，校舍仍然极为紧缺。

学校只收男生。他们这伙人行为粗鲁，常常吵吵闹闹，使当地的市民和爱看报的公众既喜欢，又讨厌。学校生活制度极严，所有的学生，包括摩尔根在内，全是军官候补生，必须穿价值二十美元一套的军装（学费才十五美元），每天军训一小时，每星期五天。五点半起床号响了，这是一天的开始，晚上十点的熄灯号才结束一天的活动。白天，军号声把学生赶进课堂、

教堂、自习室和饭厅。除此之外，校方还精心制定了１８９条校规，而且授予教职员一项权利（实则为义务），再多想出几条。全体学生每个星期天至少必须作一次礼拜。学生不得携带枪支或猎刀（不过很多学生不理会这上条）。除了教科书以外，学生必须要有校长特许才能把其它书籍或报纸带进校舍，

难怪摩尔根被记过几次过，主要是因为作礼拜迟到，或是在教室和大厅里不守秩序。

理科课程开设不多。普通生（以别于商科生和师范生）可以在经典学科和理科间自行选择。摩尔根选了后者。理科学生主修课程有数学、物理与天文、化学、农业与园艺、兽医学、历史与政治经济学、心理与伦理学、拉丁文（另加法文或德文）、应用力学、英文、工程学、庭园设计与美化，等等。

但对于摩尔根，所有课程的核心部分是贯通四年的博物学，授课教师是Ａ．Ｒ．克兰德尔教授。他身材细长，下巴上蓄着一撮尖尖的胡须，原来一直搞联邦的地质调查工作，现在一面在肯塔基讲授博物学全部课程和另外许多门理科的课程，一面完成他的博士论文。他是一个极为出色的博物学家。

汤姆喜欢他，后来曾说过他从未见过比克兰德尔“更好的人或更出色的教师”。像美国大多数大学一样，当时的博物学主要是指系统植物学，特别侧重于比较和分类，动物学也基本如此，只是更简略一些，在博物学这一范围内还包括一门保健和人体生理学，也讲一点地质学和地理学，主要是因为这些课程与煤矿有关。当时肯塔基已开始筹建农业试验站，所以也特别重视农业方面的课程：栽培与繁殖，生长的规律，森林与农业的关系等。

由于克兰德尔的影响，汤姆每年暑假都参加马里兰州和肯塔基州的联邦地质调查。

野外找矿的工作又热又脏，接下来是单调乏味的化学分析。他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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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是当地质工作者的材料。这段经历为今后的生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他用优美的肯塔基文体写道：十六岁的一年级大学生摩尔根走进深山里的一家乡村小店，站在一个大肚小火炉面前，满腹猜疑的山民们目不转睛地打量着他。其中一人发现他佩带着一枚胸章，于是大伙儿就议论开了。就他们所知，佩有政府胸章的必是税务官无疑，而税务官又总是爱撒谎说他们从老远跑到深山里来只是为了寻找煤炭这种不值钱的东西。汤姆请在座的一位拉小提琴的人吹起水手的号角，他自己跳起复杂的快步舞，这样才打破了紧张局面，说明他确非税务官员，位店里的气氛由敌对转为友好。“凡是克兰德尔没教的理科课程，汤姆都是在罗伯特・彼得博士门下学的。他是原来的特兰西瓦尼亚大学医疗系前系主任。这个年事已高的博士是个非凡的人物——他是医生、历史学家、出色的植物学家，又是肯塔基州地质调查最早的组织者，

是俄亥俄河流域的科学先驱。然而，这一切毕竟已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摩尔根后来常常宽厚地提起肯塔基州立学院。他承认当时的条件的确简陋，但“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聘用的教师之出色令人惊叹”。但摩尔根在校的那几年里，这批出色的教师们的观点却有很大分歧。彼得博士反对任用另一名教师以加强薄弱的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和兽医学等课程。

学院院长詹姆斯・帕特森却认为彼得博士没跟上化学的发展，在课堂上讲的都是五十年前的旧货。他甚至在公开的场合说出这种看法。

他说，事情还不只如此，彼得博士已半聋半瞎，无法控制学生，以至课堂上总是乱作一团。这场争执是摩尔根在校时发生的，１８８７年他毕业之前才算了结。结果彼得以晋升“荣誉教授”为名受到排斥。他可以保住自己的实验室，但不得再上讲台。

汤姆毕业后第二年，克兰德尔教授泄露了他对该校理科教学的安排是否成功所抱的怀疑。不幸的是他说这种知心话找错了对象，这位朋友是报社的记者，邻近一个小镇温切斯特一家报纸报道说学校管理不善，理学系尤其糟糕。１８８９－１８９０年度州立法机构开会调查，克兰德尔和帕特森在会上互相攻击，语言尖刻。克兰德尔坚持说帕特森院长完全忽视了理科，而帕特森反驳说他井没有忽视，只有克兰德尔这种“半瓶醋的新英格兰佬”才会提出这样的责难。帕特森虽然勉强承认了克兰德尔在教学上有一些优点，但总的来说，他觉得理学系要是没有克兰德尔反倒会办得更好些。

除了开设课程门类不多以及理科教员与学院行政领导之间的摩擦外，

摩尔根在大学里还有他自身的难题。作为南军雷神的亲侄子，如果碰到的老师和同学是同情南军的，这当然是好事；如果他们不是南军的同情者，事情就不好办。就拿汤姆的法文老师来说吧，他在北军里当过兵，曾在摩尔根袭击队的逼迫下骑着骡子从辛辛那提后退了九十英里路到列克星敦。据说，由于怀着对汤姆伯父的宿怨，他差点给汤姆打个不及格。

对于约翰・亨特・摩尔根，彼得博士也有一些不愉快的回忆。约翰曾在特兰西瓦尼亚大学念书，当时彼得是那儿的教员。约翰・亨特精力过于旺盛，喜欢冒险，无法再读下去。但这个退学生对于自己从前的老师总是十分尊敬。可惜内战开始后彼得成了一名坚定的联邦主义者，挥起军刀对南军袭击队毫不留情。又由于彼得博士是列克星敦联邦军医院的外科主治大夫，每次南军临时攻占了这个城市的时候，摩尔根将军就认为必须把彼得博士拘留起来。不过，彼得博士还是喜欢汤姆，他是他儿子的好朋友。有一回，他让两个孩子一起做甜菜选种实验——当时这被看作属于化学或栽培研究，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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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归入遗传学的范围。

托马斯・亨特・摩尔根获得了肯塔基州立学院１８８６年授予的唯一的理学士学位。教员们以五票赞成、四票反对选定他为毕业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致告别词。威廉・普鲁伊特获得另外四票，也在台上宣读致敬信。罗伯特・普鲁伊特也是１８８６届毕业生。

一个获得理学士学位的人能在列克星敦做什么？摩尔根心中无数。他有一次说，他之所以进入研究生院是因为不愿经商，但又不知道另外有什么事可干。在另一场合他又说，他之所以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是因为有位原肯塔基州立学院的理科学生约瑟夫・卡斯尔两年前到了霍普金斯。加之，

巴尔的摩是他母亲的老家，霍华德一家（包括他母亲在内）当然觉得在巴尔的摩找所学校读书是很合适的。“但那时我的确不太明白，”摩尔根接着说，

“他们对于在他们中间正出现一所了不起的大学几乎一无所知。我觉得，对于那座欢乐的城市中绝大多数旧式家庭，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不过这也无关紧要。

无论摩尔根当时已基本上意识到这点，或纯粹是由于幸运，霍普金斯大学对于一个学生物学的学生的确是个再好不过的地方。＿

第二章　霍普金斯大学

世界的未来掌握在有能力把对自然界的解释比前人更向前推进一步的人们手中；……大学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发现这样的人，爱护这样的人，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在等待霍普金斯大学１８８６年秋季开学的时候，十九岁的汤姆・摩尔根在位于马萨诸塞州伊普斯维湾小港的暑期学校开始了海洋生物学的学习。教学方法是个别指导，每周收费一美元，教学目的是培养班上十三名男生和十三名女生对教学工作或研究工作的兴趣。由于设在阿尼科姆的这所暑期学校翌年将成为设在伍兹霍尔的海洋生物实验室的核心，又由于海洋生物实验室同霍普金斯生物系的教师有协作关系，摩尔根到阿尼科姆去很可能是为了掌握他未来的生物学研究生学习阶段所必需的基本实验操作技术。他觉得这段工作收获很大，也十分有趣；他写信回肯塔基，说他总是庆幸自己转到了那里，而未再去搞地质调查。

不管摩尔根对霍普金斯大学抱有什么希望，他都该庆幸自己选择了这所学校，１８８６年该校已有十年历史，学术上的各种活动已走上正轨，在欧美教育界享有盛名。它处处都显得不同于肯塔基州立学院，也不同于美国大多数院校。

霍普金斯大学得到私人大量捐助，所以它不同于一般照联邦莫里尔法案接受国家拨地的院校，对教会的各种派别、州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对于一些艰涩课程的设置，一概不承担任何义务，也不受其制约。霍普金斯大学尤其有一位富于想象力的校长——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有一个信奉霍普金斯校训的理事会。这条校训是：真理使你成为自由人。所以，霍普金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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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正式宣告成立那天晚上，它所属各学院已经解决好有关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冲突。而其它许多大学四十年后还要面临这个问题。霍普金斯大学之所以及早处理了这一争论倒是有些偶然。英国生物学界的泰斗托马斯・赫胥黎曾应邀前未在成立大会上讲话。赫胥黎是著名的达尔文进化论的支持者，他自称是“达尔文的猛犬”。当时，在许多人看来，这个来霍普金斯讲教育问题的温文尔雅的（而且也不是不信教的）科学家，就普通的生物学而论，凡是唯物主义的东西，凡是非宗教的东西，凡是有威胁的东西，他统统都赞成。

再说大学的理事会，虽然委员们全是虔诚的教徒，但他们一致决定，每次上课前做祈祷是不恰当的，于是取消了这一仪式。有一个神父这样写道：“请赫胥黎来是大错特错，邀请上帝出席成立大会会好得多。如果把他们一起请来，那是荒谬绝伦的。”待到摩尔根来到巴尔的摩的时候，建校之初进化论与神创论的激烈斗争早已被人遗忘。带有浓厚达尔文主义倾向的教师们有时还就这一题目给巴尔的摩的市民作报告，在该城上流社会的圈子里，人们喜欢把霍普金斯大学的师生邀去装点门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保持着自由交换意见的气氛。

霍普金斯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所侧重于培养研究生而不注重本科生教学的学校之一。

霍普金斯大学的奖学金，就其所设的数量和每人的金额来看，都远远超过其它院校，于是吸引了全国的优秀学生。他们多数是像摩尔根那样已经毕业的大学生，不需再学多少课程。

对摩尔根来说，更重要的是霍普金斯十分重视生物学。除哈佛大学以外，美国的院校对这一门学科都只触及一点皮毛。实际上，多数理科课程在当时的院校里常常不受重视，特受青睐的是文史哲。要不然，就是像在肯塔基州立学院那样，理科被束缚在农业和地质调查之类的实际应用方面。事实上，霍普金斯大学最初之所以加强生物学教学，特别是包括那么多生理学的内容，部分原因是为１８９３年成立医学院和医院作准备。关于成立医学院和医院的事，原来的霍普金斯遗赠的文件里有明文规定。不过，吉尔曼招聘来的两名生物学教师是强硬派，他们着手建立起一个独树一帜的生物系，在这个系里，生物学的教学和研究自成一家，对医学院学生不可能有什么用处，

任何人也不能直接利用。从１８７６年建校到１８８６年摩尔根入学这十年中，校区内已建起一个新的生物学实验室，在切萨皮克湾建立了海洋生物实验室，

下属两个试验站，一个设在北卡罗来纳的比尤堡，另一个设在巴哈马群岛。

生物系甚至还自己出版刊物：刊名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生物学实验室研究报告》。

摩尔根来到霍普金斯无异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新的家庭。左这个小小的生物系里的几个人物门下学习，意味着他正跻身于生物学界最负盛名的学者的行列。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当时开设的两门基础课——生理学和形态学。教他生理学和普通生物学的是系主任亨利・纽厄尔・马丁。马丁博士是苏格兰人，剑桥出身，曾在迈克尔・福斯特门下学习生理学，在托马斯・赫胥黎门下学生物学，并同赫胥黎合写过一本基础生物学著作，成为当时普遍采用的教科书。摩尔根学形态学时的主讲教师是个身材矮胖、穿着随便、爱嚼烟草的美国人，名叫威廉・基思・布鲁克斯，他在哈佛念书时是博物学家和动物学家阿加西斯父子的门生。布鲁克斯参加过阿加西斯筹建海洋生物实验室的工作，也曾是闻名遐迩的那不勒斯海洋生物试验站的成员。摩尔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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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于霍普金斯大学期间还陆续来了一些教员，相应地带来了他们的传统和影响，还有许多学界名流来校讲学。摩尔根的许多同学推动过学校的发展，他们也成了终身的朋友和同事，其中著名的有Ｅ．Ｇ．康克林和Ｒ．Ｇ．哈里森。摩尔根还在霍普金斯校友中找到了一个特别守护神，这就是埃德蒙・比彻・威尔逊。威尔逊比摩尔根大十岁，当时已是布林莫尔学院的教授。

当然，摩尔根所处的圈子不限于霍普金斯，而是整个生物界。１９世纪末，美国训练有素的生物学家的数目虽然在迅速增长，但为数仍然不多。这个“家庭”最初的儿女们互相了解，互相支持，有时他们在一些理论问题或研究方法上有分歧，但有一点却是完全一致的：他们认识到有必要提高美国生物学界在世界上的地位，有必要扭转它的方向。

有时，人们把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系头二十年的成就归结为造就了一代美国动物学家，使美国生物学研究另辟蹊径，在世界上出人头地。传统的１９世纪生物学研究采用的是描述性方法，也就是说，科学家只是观察生物的形态和结构，观察它们如何组合在一起，然后按上世纪林奈的办法，找出它们在物种分类系统中的位置。而新一代生物学家补充了一种新层次的探索，他们想要知道活着的生物机体是如何运转的。霍普金斯生物系主任固执他说：

“在死的机体上观察生命过程是行不通的。”马丁并不是一名善于激发学生热情的教员，但他坚持实验，相信生理学对于生物学研究的价值，这种观点有效地促进了人们的大胆探索。

霍普金斯大学建校之初，实验技术操作的训练在美国高等教育中没受到普遍重视。

该校生物系教师着手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实验操作规范化和有明确的目的。显然，这套新的教学方法主要是在理科教学中推行，但就是历史教授有时也把他们的讨论课叫做“实验课”。生物学研究生所受的教育几乎全是在实验室进行的，每天都有人领着他们搞实验。传统的课堂讲授或背诵课本几乎完全取消，不过，教师也必定要提出学生阅读的参考书目，而学生们在研究中需要什么书籍，图书馆也尽量购置。

低年级学生集中搞实验操作，以便熟悉生物学研究的方法和仪器。在进行任何独创性的研究之前，学生要对新近发表的一些重大研究进行重复实验，以求证实它或批评它。

所以、霍普金斯大学教育自己的青年科学工作者：学术无禁区，没有任何人的著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们的文章照样可以批评。布鲁克斯从气质上说是个观察家和哲学家，而不是一个爱动手搞实验的人，但他同马丁一样坚信任何理论都不应当作教条，只能作为新的探索的起点。他认为达尔文的学说也不例外。

摩尔根一辈子都不相信价格昂贵的设备，这也是霍普金斯的影响。马丁希望学生养成脚踏实地的作风。他认为，搞重复实验是生物系用以纠正毛里毛躁的学生的办法。照他的话说，这种人的特点是“一心想马上就搞复杂的课题……以为……实验室里备有自动化设备——某种‘生理灌肠机’，从这头塞一头动物进去，只消把扳手一拉，在另一头就会得出很有价值的发现。”

一旦学生通过了这种考验，从半吊子变成了严肃的科学家，那么，生物系就会给他提出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放手让他去决定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手段，然后对研究结果进行评价。布鲁克斯有一次解释他不重视摩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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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窗好友康克林是基于他自己对达尔文自然选择说的坚定信念。他觉得，

让学生们自己独立探索而不凭借外界的帮助，是为学生好。的确，他曾对康克林的博士论文课题提出过很糟的意见。不过，大量事实证明，在很多优秀生物学家（其中也包括康克林）成长的道路上，这种教育方法的确是成功的。

霍普金斯大学的拥护者中，曾有人偶尔争辩说，对科学采用实验的方法是１９世纪末霍普金斯大学的首创。其实也并非如此。１６和１７世纪的科学家已经开始对多少世纪以来被视为定论的希腊人的著作提出质疑。公元１世纪的盖伦在他的书中说心脏里有一块骨头；１６世纪，维塞利亚斯终于解剖了一个人的心脏，发现里面并没有骨头，他还勇敢地宣布了自己的发现。

到１７世纪，人们通过实验进一步证明血液的循环是由于心脏的作用。证明这一事实的医生成廉・哈维还用实验的方法研究海洋动物得出结论说，几乎所有的动物都是由卵子发育而成的，而父母双方对新一代的生物体作出的贡献是相等的，从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认为胚胎是雄性一方产生的，雌性一方只是为胚胎提供滋养的说法。科学工作者要自己通过实验来研究生命过程，

这种新的态度影响深远，解放了思想，产生了许多重大成果。１８３９年，细胞被证明是生物的基本单位。在摩尔根上大学前后几年里，欧洲出现了一系列互相关联的重大发现，这主要是细胞学家们的功绩。学术界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细胞研究的专家，这本身就是１９世纪科学的重大发展，这时确证了精于是睾丸产生的而不是血液中产生的，这使科学家们大为惊讶（我们至今还有“纯血统印第安人”这种说法）。在显微镜下，人们看到了精卵融合的过程，定名为“受精”。１３７５年在细胞核中发现了能着色的物质，命名为“染色体”。１８８７年发现蛔虫的受精卵的染色体一半来源于父本，一半来源于母本。总而言之，在摩尔根上大学和读研究生的初期，科学家们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认识了受精所需的条件，他们准备进一步实验，以图发现这些神秘的染色体在胚胎发育过程中的具体作用。

霍普金斯大学的“一切通过实验”的原则，摩尔根很快就接受了。这很符合他的口味。他本人就恪守对一切事物都要亲自证明的信条。他全心全意拥护这些教授们的指导原则，后来还责难布鲁克斯哲理有余而实验不足。

摩尔根在霍普金斯大学的最初几年，着手从事他自己的第一项实验工作，逐渐形成了他在１９０７年发表的《实验动物学》一书中表达的基本原则。

他说：

实验方法的本质在于要求每一种见解（或假说）都必须通过实验的检验，然后才得以承认其科学地位。

就实验科学的问题而言，我们要求找出某一事件发生的

条件，而且，只要有可能，我们要控制这种条件而人工地重复这一结果。事实上，控制自然现象乃是实验研究的目的……

研究者必须……养成一种对一切假说（特别是对自己提出的假说）的怀疑心理，而且一旦证明其谬误，要勇于抛弃之。

摩尔根能够摒弃不真实的东西，也就是摒弃那些经过他自己的实验证明为虚假的东西，即使他自己也曾一度认为它是真理，这就使他拥有少数科学家才具备的灵活性，使他不怕犯严重错误，犯了就纠正，然后又回到思想的前锋位置。

摩尔根正在向他要终身研究的课题迈进。在进行胚胎学与再生现象研究之初，他对一个大难题作尝试性的探索：细胞是靠什么调节和控制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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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根一生中，这一问题始终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萦绕于他脑际。他写道：

动物和植物的生长是实验研究的广阔天地。在一定条件

下，我们看见一个小动物越长越大，但长到一定体积，它就慢慢停止生长。虽然这一动物还能再活许多年，但生长已经停止了。是什么促使它生长？为什么又会停止生长？……我们说它死于“自然死亡”（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仅仅是因为我们在通常情况下看到死亡必然发生。然而，假若我们把条件加以改变，有没有希望使它的生命延长呢：

为什么大多数动物的雌雄数是大体相等的？有没有什么

外界的作用？如果有，控制性别的又是什么东西？究竟是外界条件还是内部条件决定一个卵子变成雄的而另一个卵子又变成雌的？即使存在着内部的机制，它也会受到外部条件的影响。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弄清产生雌雄两种性别的起因。

摩尔根过后在同一本书中写道：“动物学研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动物经历了形态变化——一方面表现在卵子发育过程中的变化（胚胎学），一方面表现在整个时间过程中的变化（即进化论）。”显而易见，摩尔根在霍普金斯大学期间常常接触到各种进化论理论，尤其是他在工作上同布鲁克斯有那么密切的联系。霍普金斯大学的教师们是些达尔文主义者，不但生物学教师，

大多数其它学科的教授也是，而布鲁克斯在大学校园内外都是达尔文的鼓吹者。１８８３年出版了他最著名的著作《遗传的规律》。这本书拥有广大的读者，

他把它奉献给一年前逝世、安葬在威斯特敏斯特教掌的达尔文。在课堂上，

在同学生进行的长时间的哲理讨论中，在切萨皮克动物学实验室和各个试验站，布鲁克斯把大部分精力用来启发学生对遗传的兴趣。１８８３和１８８４年夏天他曾与威廉・贝特森共事。贝特森后来从事孟德尔遗传学的初期的（但是重要的）研究，成了首先向英国科学界和医学界介绍孟德尔遗传定律的遗传学家。这位英国遗传学家承认布鲁克斯是第一位提出“对遗传生理应独立进行研究”的人。摩尔根不接受这种提法，至少当时没有接受，虽然他自己的有关再生现象的研究导致他去探究生物的适应性的变化，然后又研究自然选择，这样就为他走上正在就达尔文的理论进行激烈辩论的舞台作好了准备，

摩尔根对于布鲁克斯的哲学态度多少有些不信任，这也许对他之倾向于搞胚胎学而疏远进化论有所影响。他对于搞进化论一直不感兴趣，不过他还是就这个题目写了五本书。

如果真如摩尔根所说，他来霍普金斯大学读研究生是因为另外无事可干，那么，到了霍普金斯以后他可就找到了可干的事情啦。他第一年的生物学成绩是全班之冠。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埋头研究生物学，两年之后成了地地道道的行家。他在切萨皮克动物学实验室及其各分部从事过研究，又参加了巴哈马群岛的科学考察。他第一篇论文刊登在马丁编辑的小型专业杂志上。摩尔根这篇四页长的文章报告了用壳多糖溶剂溶解掉蟑螂卵周围的角质的条件。其它还有几篇文章正在整理：一篇记载蛙的繁殖习性和胚胎发育；

一篇描述柱头虫幼虫的生长与变态；还有一篇描述眼斑圆趾蟹的舞蹈。这些文章以及另外几篇很快就出现在《美国博物学家》、《大众科学月刊》（后来该杂志的科学性远远超过了普及性）和《形态学杂志》上。他的这些研究大多是描述性的，但反映出摩尔根在形态学和生理学方面的深厚功底以及他严密的科学方法。这使得他有能力从事影响他以后大半生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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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普金斯大学学习了两年，到１８８８年，摩尔根已具备被授予肯塔基州立学院理科硕士学位的资格，因为这个学院的研究生培养计划十分简单：

只需在另一院校深造两年，再经肯塔基州立学院的教师们验收合格即可成为硕士。摩尔根先前的老师们更向前迈了一步：以全票通过授予他正教授职称。

当时，比他先去霍普金斯大学的肯塔基州立学院的校友约瑟夫・卡斯尔已回到列克星敦，任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农业化学教授，而且仍留在那儿组建农业试验站。也许，摩尔根的初衷也和卡斯尔一样，是口到母校去工作。肯塔基州立学院对于摩尔根的答复显然满有把握。以至于事先就把他的名字印在学校１８８８－１８８９学年度的计划中：托马斯・亨特・摩尔根，理科硕士，博物学教授。如果他回去了，他就会填补克兰德尔留下的空缺。当时克兰德尔由于不满意该校的理科教学计划愤而辞职。但这时摩尔根已另有打算，他将留在霍普金斯大学。

当时摩尔根家里相当拮据。父亲争取一官半职的努力连连落空，他只好受雇当人寿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但仍然没有固定的工作。母亲体质单薄，

一方面是由于气喘病，一方面也许是当时上流社会妇女的时尚，她到附近一个疗养胜地疗养，活到很老的年纪。

妹妹内利上了州立学院的预科。弟弟查尔顿拿不准他能干什么工作。

当时二十二岁的摩尔根是全家唯一可凭本事挣钱的人。幸而他还没落到非这样不可的地步。他得到了一笔优厚的奖学金。这种奖学金竞争者甚多，它为霍普金斯大学早年培养出高材生创造了条件。奖学金的标准是每年５００美元，差不多等于一个青年教师的年薪，不过，由于１８８８年财务亏损，校理事委员会要求学生自付学费，所以算下来实际只有４００元。摩尔根说，这样一来，他还得过一年学生的穷日子，但他为能够继续他的研究计划，完成他的博士论文而兴高采烈。他不愿花精力去州立学院搞繁重的本科生教学，去整顿那个刚具雏形就为克兰德尔同彼得的争执而弄得一团糟的生物系。他是作为一名博物学家到霍普金斯大学去的（而且，有时使很多更为专门化的科学家惊讶的是，博物学在摩尔根整个一生中一直是重点），但他到霍普金斯后发现了实验生物学。当他在那封致肯塔基州立学院帕特森院长的有礼貌的谢绝信中提到自己的工作时，摩尔根说得不大具体。在他心目中，这项“工作”内容庞杂，时间紧迫，容不得半点犹豫。他说：“我面前工作成堆，现在停下来就意味着永远也别想前进，这样，不但是我本人，而且连你也会遗憾的。”

在巴尔的摩写这封信后不久，他搭火轮去波士顿，从那里改乘火车折向东南，行程约７０英里，到了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伍兹霍尔是海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曾是个捕鲸中心，现在是海洋生物实验室所在地。这个实验室是一年前成立的，目的在于继续推进在阿尼科姆的教学和研究计划，也就是摩尔根在１８８６年曾专过的那个阿尼科姆。格尔夫斯特里姆暖流和来自缅因湾和拉布位多的寒流交汇于伍兹霍尔，因而把形形色色的海洋生物带到这里，同时，全美各地的大专院校的各类生物学家也不约而同地汇集到这个地方。

海洋生物实验室同先前由阿加西斯等美国生物学家建立的海洋试验站一样，与德国动物学家安东・多恩１８７２年建立的那不勒斯动物试验站一脉相承。只要是参观过那不勒斯试验站的美国生物学家，全都希望在美国也建立起同样的试验站——在大洋岸边选一块地，附近有方便的各种海洋生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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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具有不同兴趣爱好的生物学家可以聚在一起轻松愉快地工作。伍兹霍尔这个小小的实验中心必须经过许多年的努力才可能做到基本这样。建站头四年，只有一个实验室，是在７８英尺宽、１２０英尺长的一块地上的简易木建筑物里。过了整整十四年的时间才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在海岸边买下了土地。

这些年里，海洋生物实验室一直借用美国渔业局１８８５年在伍兹霍尔的土地以及他们的部分实验室、设备和人员。海洋生物实验室也利用了一些当地已经破产的捕鲸企业留下的空房。不过，从一开始，霍普金斯的布鲁克斯就协助组建这个实验室，大学本身也支持这个实验室，并为它招募人员，也就是让一部分师生参加这方面的工作。

几个海洋生物试验站的建立对于美国生物学研究的发展和生物学教学方向的转变很可能是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时，描述生物学仍然是主流，主要是研究生物机体的构造。

肯塔基州立学院的博物学教学很具代表性。对于很多科学家来说，生物学好比是一个完整的博物馆，把死的标本加以收集和分类。但海滨建立的这些实验室，如伍兹霍尔那一类，代表着另一种研究方法，它们研究的是活的生物机体的各种功能。在芝加哥大学生物学家查尔斯・Ｏ．惠特曼教授的指导下，海洋生物实验室的学生们逐渐认识了生活在自然界中的生物，然后趁这些生物还活着时把它们帯回实验室，在人工控制的条件下加以研究，而研究的方法渐渐侧重于生理学的和实验的方法。

不过，最初几年内，重点仍然摆在形态学研究上。但即使是形态学，

也与过去有所不同，人们的注意集中于完整的生物体。所以，实验室里来了新人，人们不会问他是搞哪门专业，而是问他搞哪种动物。摩尔根搞的是海蜘蛛。把摩尔根带到伍兹霍尔来的是布鲁克斯，他现在指导摩尔根的博士论文，建议摩尔根搞海蜘蛛类动物蜘蛛蟹的系统分类学，换句话说，也就是要确定蜘蛛蟹在林奈物种分类系统中的准确位置。林奈本人曾首先提出这个问题，而安东・多恩提供的标准答案是，蜘蛛蟹不是蜘蛛，而是像龙虾那样的甲壳纲动物。摩尔根别出心裁，研究了蜘蛛蟹的胚胎发育，证明把它们分入蜘蛛纲是正确的。１８９０年，摩尔根在伍兹霍尔最初举行的每周一次的学术讲座上宣讲了他的研究报告。布鲁克斯对摩尔根就这一课题写的博士论文推崇备至，由《霍普金斯大学生物实验室研究报告》杂志发表，从而为完成他的博士生学业提供了必要条件。全文长７６页，附有８幅插图。据说这篇长文几乎使这份杂志破产。

为了促进交往，方便群众，研究生们在一个私人家里办起了公共食堂，

粗茶淡饭倒也便宜、可口。伙食费一星期只花５美元，年年如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涨到每星期７美元。一位当地人负责做饭，但招待员通常由学生充当。年青的摩尔根也轮流参加了伙食的安排和管理。他一生中大约只有这段时间千过这类工作。

伍兹霍尔也提供传统的娱乐，游泳是主要的运动项目。既然汤姆喜欢游泳和锻炼，那么，已经撤销了的原太平洋鸟粪肥料公司（伍兹霍尔的另一倒闭行业）废码头前的跳水活动必定有他参加。从码头高处跳入水中足足有１８英尺高。这个码头很僻静，游泳可以不穿衣裤。

渔业委员会和海洋生物实验室组织棒球比赛，过后又搞网球锦标赛。

年轻人凑在一起总免不了胡闹。他们把纸袋装满水一对一地打水仗，或是把活的龙虾往人身上扔。随着更多学生来到伍兹霍尔，这块宝地被人叫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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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分部”。据说开始有青年男女在那儿结下良缘。过后人们又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实用优生学研究所”。摩尔根的一个孩子相信伍兹霍尔对他们的父母的确起过这种作用。有一次，摩尔根正在实验室里专心致志搞实验，埃德蒙・Ｂ．威尔逊强行把他拉了出来，把在布林莫尔学院教的一位高材生莉莲．

沃恩．桑普森介绍给他。她是个喜欢搞胚胎学的女人，从那时起，也对托马斯・亨特・摩尔根产生了兴趣。１８９ｎ年春，摩尔根取得了霍普金斯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并获得布鲁斯科研奖学金。这是种新设的奖学金，在霍普金斯的学生间竞争得很厉害。拿到这笔奖学金后，他就有了条件出外旅行。在杰梅卡和巴哈马群岛水域进行了更多的考察，而且到欧洲呆了好长时间，实现了参观那不勒斯动物试验站的美梦。

他在伍兹霍尔度过了１８９１年的夏天。８月底乘火车赴波士顿，继而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最后一次取他的信件，又搭上别人的便车回到列克星敦，当时他祖母亨利埃塔・亨特・摩尔根即将离开人世，她对汤姆的成就感到很骄做，所以把百老汇街住宅的一部分以及她保存的唯一张约翰・亨特・摩尔根的遗照给了他。至于她自己的邸宅，汤姆出生的霍普蒙特，在她１８９１年９月７日死后不久就卖掉了。

那年９月下旬，摩尔根年满二十五岁。他蓄了胡子，使他看上去要老相一些，但显得更有气派。秋季开学时，摩尔根从巴尔的摩的霍普金斯大学赶到它离费城不远的姊妹学校布林莫尔学院，去接替埃德蒙・威尔逊的工作，

身份是生物学副教授。威尔逊则动身去欧洲参观那不勒斯动物试验站，在欧洲呆了两年，准备扮演新的角色，然后去哥伦比亚大学工作。

第三章　布林莫尔学院

如果地球上之最初出现生命并最终发展为各种人种需要奇迹，那么，

每次由卵子发育成为成体生物也需要出现同样的奇迹，或另一次奇迹。

托马斯・亨特・摩尔根

布林莫尔学院原来是由公谊会的教徒于１８８５年创办的，目的是为妇女提供与青年男子同等的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虽然摩尔根即将离开霍普金斯这个男人的一统天下，去到布林莫尔这个女人的世界（只有教师可以是男人），他也不会感到拘谨。这不仅因为他去接任的是霍普金斯的老校友威尔逊，而且因为该校的首批理事会理事和教师中有不少人出身于霍普金斯，以至于布林莫尔常被人谑称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女校”或“简斯・霍普金斯学院”。它的教学计划基本上是从霍普金斯大学抄来的。当然，一个生物学女研究生在布林莫尔上学，所受的教育必定同上霍普金斯大学差不多。至于本科的女生，她们可以到巴尔的摩去上高切尔学院。经系主任马了同意进入霍普金斯生物学实验室的唯一女学生不久就被校长吉尔曼逐出，理由是“生物学实验室是进行有关动物的生命进程的实验场所，不宜于青年男女混杂在一起学习。”

摩尔根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课堂上的学生，而且每天都得去教室讲课。

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生物学教学由四人分担。摩尔根是生物学副教授，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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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布是生理学和生理心理学副教授。摩尔根在伍兹霍尔时就结识了洛布，两人在学术上终生交往甚密。另两名教师，一个的专业是生理学，还有一个是植物学。

摩尔根每周五天有课，每天至少上两次，一次讲高级生物学，另一次上普通生物学或普通动物学。他又开设了胚胎学系列讲座，每周一次；还负责这些课程的实验室工作，指导博士研究生的研究和博士论文。他组织了一个两周一次的学术沙龙，漫谈近期发表的物学文献。

要应付这么繁重的教学任务，最省事的办法是年年期期都讲同一内容，

照本宣科，周而复始——但摩尔根不这样做。相反，他却愿意对课程内容有所修改，以反映他自己的研究成果。１８９４至１８９５年在那不勒斯呆了一年之后，他回国来就这么教书，尤其是在研究生的课堂上。

作为一个教师，摩尔根与威尔逊的风格迥异。威尔逊在布林莫尔执教六年，讲课总是经过周密思考，层次分明，顺理成章。摩尔根的口头禅却是：

别管教学。他后来又把这样的信条传授给他的得意门生们。

大约十年以后，摩尔根发觉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学实验室的一个研究生费尔南达斯・佩思全心全意扑在教学上，他就取笑说：“你得当心呀，

要不然你会变成个教务主任了。”在摩尔根看来，真正有价值的工作绝不是在课堂上，而应该是独辟蹊径的研究。

他的课堂教学多半同他写书一伴，是利用这个机会把头脑里思考的东西用语言表达出来，系统阐述他目前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介绍最新的研究资料。一部分学生被这位教师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旁征博引弄得稀里糊涂。他讲课时随兴所至，杂乱无章，而且还常常迟到，有时干脆不来。但另一些学生简直对摩尔根和他讲的生物学着了迷。他有热情，有才学，能使有兴趣的学生认识到生物学的广阔天地和多种多样的实验方法。而且，他舍得花时间。

你要是有问题需要讨论：随时可以打断他的话。这样，他轻而易举就赢得了大批追随者。他外出度假期间，这批学生总是十分想念他。他们说：“这位新来的教师真棒，但在实验室里从不请我们喝喝茶。”

摩尔根在布林莫尔的头三年生活得很快活。网球场上经常可以见到他。

学校里的各种集会他多半都要参加，虽然不常跳舞，但吃糖果点心却是尽心尽力的。

与此同时，摩尔根的家庭关系也基本定型，这种关系贯穿于他的一生。

他成了母亲和妹妹的特定保护人，对她俩关怀备至。不过他从不去看望她们，

而是她们来看望他。

对大、小查尔顿，他比较淡漠，同他俩没有多少共同点。

摩尔根的弟妹都没有继承长兄那样的智慧和抱负，也不及他走运。内利１８９１年报考布林莫尔学院落榜，翌年又考，被录取上了，因而置于摩尔根的卵翼之下。他一方面决心要她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一方面对她有种老大哥的威严。他谆谆教训她，说必须学会自己用脑子；但在火车站，她却一定要在女宾室里候车。内利在布林莫尔学院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然后又因

“健康欠佳”而中途辍学，始终没有读完。之所以改变了先前的计划，部分原因是她对于脑力劳动缺乏热情，又太丢不下亲爱的妈妈。虽然汤姆大哥为她作了种种安排，虽然一长串追求者希望她留在学校，但她仍回家去，一直和妈妈生活在一起。内利在布林莫尔那段不长的时间里，妈妈经常来探望他们兄妹俩。当时，小查尔顿从肯培基州立学院商科退学，在圣路易斯的密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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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太平洋铁路公司供职。他觉得坐办公室枯燥乏味，天天给父亲写信（“并向老太婆转致问候”），催促父亲实践承诺，利用自己的威望为他在家乡谋个职位。他好像不太明白，大查尔顿的威望有限，他自己要谋个职位也还没有着落呢。

摩尔根一家两派的分歧到１８９３年表现得最为突出（摩尔根结婚以后，

由妻子负责处理来往信件，这种歧异趋于缓和）。摩尔根的父亲那年立了个新遗嘱，一方面抱怨他母亲的遗嘱是有意对他施以惩罚，使他不但没得到母亲的分文遗产，而且对全家的财产也没有丝毫发言权；另一方面，他自己拥有的一切全归儿子查尔顿继承，说“他总是那么喜欢我，比其他两个孩子更会体贴人，更懂得感情”。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摩尔根继续搞他研究生时代的课题，主要对柱头虫、蛙类、海鞘等进行描述性的研究。既然他关心的是胚胎学研究，海洋动物自然就成了最好的研究对象，因为它们个体小。数量多，躯体又是半透明的。但他不久就改变了研究方向。这时，他越来越相信实验方法的力量，后来他为发展实验研究贡献了毕生精力。四十年后他荣获诺贝尔奖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实验生物学的光荣。他的意思是，实验生物学与单纯的形态学研究或描述性的生物学研究是不一样的。

对摩尔根产生巨大影响的不仅有霍普金斯的同事、布林莫尔学院的雅克・洛布、伍兹霍尔的Ｃ．Ｏ．惠特曼，而且也应包括设在维苏咸火山下那不勒斯湾的动物学试验站。１８９０年，摩尔根朝拜了这一生物学界的圣地。

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他得到布林莫尔学院给予的休假，到那儿搞了一年研究工作。

摩尔根沿途观光，进行学术交流，于１０月抵达那不勒斯。当时，他口袋里塞满意大利钞票，手里拿着本意大利文语法书。据说，由于他父亲当年支持加里波迪政府，意大利人伸出双臂欢迎他。不过，他们的热忱不足以影响美国政府同意查尔顿出任他梦寐以求的领事职务。对于意大利人的热情欢迎，摩尔根回答说，他有心娶一位意大利公主，但没有具体说明哪一位。那不勒斯实验室里正在进行的一切更加使人心醉神迷。摩尔根为《科学》杂志撰文（载１８９６年第３卷，第１６－１８页），盛赞这个试验站像一个目不暇接的万花筒，每个月都有新变化。学生、教授、研究人员从天涯海角聚集到这里，

各有各的爱好，各有各的方法。他写道：“各式各样的人物聚在一起，自然要发生思想上的交锋，互相品评。这样，人人都得到深刻印象，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摩尔根在那不勒斯，同汉斯・德里施及其他儿个德国生物学家一道工作。他对动物发育的实验胚胎学研究产生了兴趣。生物体的发育是复制与分化相统一的过程。无论是蛙或人的成休，都是由一个单细胞——受精卵自行复制了四、五十次后形成的。最根本的问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细胞分裂成完全相同的两半，每个子细胞又分裂成完全相同的两半，如是反复，

经过五十来次，它们所处的环境完全相同，那么，经过了这一神奇的转化过程，怎样分化为躯体的不同部分，有些子细胞变成了骨骼，有的变成血液，

有的又变成了脑？

摩尔根着手研究影响卵发育的几种内在的和外在的因素，使用的是原始的鲁布・戈德堡公司的器械。例如，他用这样的方法研究重力对卵发育的影响：“由一台水动机提供动力。将一辆自行车倒翻过来，取下前轮的车胎，

将一条带的一端套在马达上，另一端套在自行车的轮盘上。这样，马达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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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轮旋转，车轮的转速控制在每分钟１２－１６转。把卵放在大试管里，用橡皮塞封闭管口，然后把试管拴在车轮的辐条上……试管内几乎装满水，但上面留有一个大气泡。试管随车轮旋转，气泡随之从试管的一端跑至另一端。

所以，车轮每转动一圈，管内的水和卵就来回转动两次。”

当时学术界最重要的辩论是先成论和渐成论之争。有人说性细胞注定

（或预定）会变成一个完整的生物体。按照这种称之为“镶嵌说”或“先成说”的理论，每个卵子里都预先存在着生物体的雏形，此后能自动展开，成长为成体，就像巧妙的日本花球一样，一经泡入水中，就会成为一朵鲜花。

与此相反，渐成论认为，个体发育取决于卵内物质相互作用的力量，而且原生质、环境同细胞核之间的复杂关系可能贯穿于生物体发育过程的始终。如果一切都是事先决定了的，生物的发育势必遵循严格的路线，动物学家的工作就只不过是从个体发育的过程中观察种属发生的历史。另一方面，后成论却代表着一种动态的观点。虽然接受这种观点就势必承认生机说的可能性，

而摩尔根很不情愿承认它，但这种学说却更有利于用实验方法研究发育过程。

１８８３年，细胞学家鲁提出一种见解，认为细胞核分裂时，子细胞间有本质的差别，使子细胞的发育潜力呈镶嵌状分布。比如，受精卵第一次分裂时，一个子细胞今后会发育成躯体的右侧，另一子细胞会发育成躯体的左侧。

而将来形成躯体各个器官是在受精卵的最初几次分裂中确定下来的。过了五年，鲁通过实验，把蛙卵的两个子细胞杀死一个，剩下这个子细胞发育成缺少了一半的不完整的胚。这一发现证实了他的上述见解。

于是，这场争论似乎就此解决了。但到了１８９１年，很受人尊崇的胚胎学家汉斯・德里施做了一个类似的实验，却发现海胆受精卵单一的子细胞并不形成半边胚，而是发育成正常的胚。显而易见，如果细胞的一半甚至人分之一拥有与最初那个受精卵同样的潜力，具有识别变化了的环境的能力，亦么，原生质同整个环境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势必比先成论的解释要复杂得多。过后若干年内，由于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互相矛盾的实验结果，生物学界被弄得一团混乱。例如，查布里和康克林发现海鞘卵的发育符合镶嵌论，而１８９３年威尔逊用蛞蝓（一种高等软体动物或低等脊椎动物）做实验，却证实了德里施的重要发现。摩尔根在那不勒斯与德里施共事期间以及返回布林莫尔学院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用许多办法刺激受精卵和胚胎，试图驳倒镶嵌论。１８９５年，他用底鳉做实验，成功地证明单一的子细胞能正常发育。

汉斯・施佩曼沿着这一方向精心设计了一些实验。他在发育早期的卵细胞上系上一根头发，结果发育成不同程度的逼罗双胎。

在证实了德里施关于一半或四分之一的胚能发育成完整的个体的发现之后，摩尔根进而研究是什么力量造成这种结果的。他采用底鳉的双细胞胚做实验，最初观察到的与查布里发现的情况相同：去除其中一个细胞后，发育成的个体可能残缺不全；但他过后又发现，如果把剩下的这一个细胞倒置，

或加以振荡或离心，即可恢复正常发育，产生完整个体。

摩尔根在这段时间也逐渐形成了他今后特有的研究方式：用综合的办法进行实验，同一时期里至少研究五十种不同的生物。一旦实验出现了有意义的苗头，他又轻易而且适意地被旁的冷门所吸引。例如，他做过多次实验，

试图产生带脊柱裂的胚胎，也就是由于背脊未连在一起而产生的脊椎缺陷。

他发现可以用两种方法创造产生脊柱裂的条件，一是给胚殆加以一种弱的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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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一是借助于某种直接的损伤。人类也有脊柱裂，但摩尔根当时大概不会认识到他的这项研究对临床应用有意义，因为那时不时兴把人看作动物。

摩尔根和赫特维希在同一时间各自独立地发现可以通过加氯化镁或高渗海水人工地刺激海胆卵开始分裂。在一般情况下，必需有精子的刺激：卵子才开始分裂过程。这项研究最终是由摩尔根在布林莫尔和伍兹霍尔的老同事雅克・洛布完成的，他于１８９９年把摩尔根曾采用的盐溶液稍加改进，成功地诱导了蛙卵的人工发育。这项研究花去洛布大半生精力，终于成功地产生了没有父亲的正常幼虫，然后又成功地发育成蝌蚪，之后又实验成功由未受精的卵发育成雄蛙与雌蛙。报界认为这是件了不起的成就而大加宣扬。

这为海洋生物实验室帮了大忙，因为大部分研究是在这个实验室完成的。不过，在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中，有些人觉得不该只归功于洛布一个人。

而摩尔根本人倒不介意，一直与洛布相处得很好。

还有一项实验值得一提，因为它导致摩尔根对当时一位大名鼎鼎的生物学权威产生了怀疑，摩尔根重复博韦里的实验，给去除了细胞核的卵授精。

博韦里曾发现，受精后发育成的海胆与父亲相像。但摩尔根重复这一实验时，

结果很不一致，不能支持博韦里的结论。从此以后，他觉得博韦里的研究报告不太可靠。

１８９５年摩尔根回到布林莫尔，从生物学副教授晋升为正教授。１８９７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专著——《蛙卵的发育：实验胚胎学导论》。在这本书里，

他评述了关于蛙的早期胚胎发生的实验结果，讨论卵裂面上的决定因素、脊柱裂畸形胚的产生、损伤离休子细胞的效应、三大组织层的发育等问题。他对减数分裂也作过粗略的描述，但没提及遗传与性决定的问题。除此之外，

摩尔根还对魏斯曼关于减数分裂的理论阐述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厌恶。他写道：“魏嘶曼利用了关于染色体数目减少这一发现来建立他的详尽阐述的、

高度理论化的遗传理论……照魏斯曼等人看来，染色体数减至其他细胞染色体数的一半似乎是受精过程的准备阶段……这样一来，同一物种的染色体数就可代代相传，永不改变。”

摩尔根从那不勒斯园来时，确信美国人与国外生物学界隔绝了，对于许多新近的研究都不甚了了，同时也缺少一个欧洲国家那样水平的海洋生物学中心。以后几年中，他参观过几个成立不久的美国的海洋生物试验站，大都设在科德角，但他经常回到设在伍兹霍尔的海洋生物实验室来。１８９７年，

这个年青的科研机构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变革。

具有进步思想的实验室主任Ｃ．Ｏ．惠特曼那年同理事会面对面干了一仗。理事会成员大都是原来在波士顿创建实验室的那批人。惠特曼主张实验室要扩大，要发展；而理事会从经济角度考虑，提出既然财政紧张，不如干脆关闭一个夏天。不过，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已有３００人以上，当年的象征性薪俸已全部付清。他们担心自己研究的海洋生物在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繁衍，于是改选了一个新的理事会。理事会的成员扩大了，更具全国代表性，

几乎全是科研人员。远比旧的理事会有胆识，对于海洋生物实验室的前途更有信心。摩尔根是１８９７年选出的２４名理事之一，直到１９３７年，他总共担任了四十年理事。

过后又作为名誉理事，直至他逝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汽油实行配给之前，每年夏天他至少抽出一部分时间呆在伍兹霍尔，继续参加该实验室的工作。随着实验室建设的进展，实验工作也顺畅多了。

第一章 列克星敦